李革新：从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看毛主席《实践论》为何是哲学的珠峰？

从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看毛主席《实践论》为何是哲学的珠峰?

——学习“哲学基本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几点感悟

李革新

几十年来，笔者从部队到地方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且因爱好理论，在部队多年负责理论教育，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称《终结》)记不清学习过多少次。笔者自知离学懂弄通相去甚远，但由于平时注比较关注报刊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加上自己的思考，也积累了一些资料，现把各个时期零星思考的点滴体会集纳、归类发出，就教于方家。

一、感悟“哲学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之不能混淆

1981年底，笔者转业到河北省出版局政论编辑室，负责编辑哲学方面的书稿，发现一些来稿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最高问题”及其两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表述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比较普遍的是把“哲学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加以混淆，例如有的无视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分为“两个方面”，而主张把“哲学最高问题一元化”，即把“第二个方面”“从基本问题中取消”;有的则“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问题”。笔者查阅前苏联《简明哲学辞典》词条的解释，直接表述为“哲学基本问题或称最高问题”(《简明哲学词典》第378页)，也是把“哲学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当成了一回事;我国的《辞海》也是说“哲学基本问题亦称‘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最高问题，即哲学基本问题。”(《辞海》1989年版第1952页)等等，好像都是从苏联《简明哲学词典》套下来的;有的甚至就直接表述“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承认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可见这种认识在中外哲学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笔者认为，解决这些“提法”上的“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一字一句的理解革命导师的原意。

恩格斯在《终结》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最高问题”论述，分析了如下几个基本层次：

(1)“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里是讲“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通俗地说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这里所论述的这种关系，既包括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也包括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讲的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总论”。

(2)“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笔者的感悟：恩格斯在这里只是谈的“哲学最高问题”这一个方面，即在“全部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唯有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这一个问题，才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也只是这一个“最高问题”，才把哲学家分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3)“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笔者的感悟是：恩格斯这里是只强调了“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以及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怎样从不知到知，进而达到“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很显然，恩格斯后边这两段话，就把“哲学基本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为“哲学最高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两方面合二为一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说哲学“基本问题”即“最高问题”或“最高问题”即“基本问题”等等，把“哲学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加以混淆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以此推论说只要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不正确的。

二、感悟“哲学基本问题”并非是古典哲学的终结

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恩格斯关于“哲学最高问题”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因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原本是“一整个学派”，即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他们都是唯物主义“一派”，都是“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的。(列宁《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00页)就是说，在马、恩、费“是一派”的时候，即他们都“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的时候，费尔巴哈也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是“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的。

费尔巴哈虽然也批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对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坚定地认为“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器官即人脑的产物。”恩格斯在称赞费尔巴哈“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同时，也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的错误，这实际上就划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界限;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终结》第18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哲学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加以混淆，进而认为只要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来，不就把费尔巴哈也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了吗?

回过头来再看黑格尔。恩格斯上述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但众所周知，黑格尔所谓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终结》第16页)

很显然，如果说只要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那不就把黑格尔也当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了吗?

所以，笔者认为，仅仅坚持“哲学基本问题”，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和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还不能说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真正的哲学革命，是在于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完成这个哲学革命任务的，应该是恩格斯的《终结》。

三、感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哲学的伟大革命

从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供继续研究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1886年恩格斯写作和发表《终结》，中间相隔了41年。马克思是1883年3月逝世的。也就是说，恩格斯是在马克思逝世后三年发表《终结》这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重要著作的。

从恩格斯在《终结》1888年单行本的序言中引用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段话，可以看到恩格斯写作《终结》的初衷，就是为了完成他和马克思早在40多年前(即1845年以前)就“决定”了的一个共同的心愿：“钻研”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他和马克思“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把他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划清他们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界限，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伟目标。

恩格斯回顾道：“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当时准备出版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即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德国反动当局的阻挠而“不能付印”。恩格斯不无遗憾地说：“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经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不够全面系统”;而对费尔巴哈也“从来没有回顾过他。”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忙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伟大斗争的实践。

40多年后，恩格斯发现：在“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一股企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潮，使恩格斯“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了”，并着手创作《终结》一书。

在《终结》第一章，恩格斯特别论述了费尔巴哈对他和马克思的巨大的影响，以及他们又如何“扬弃”费尔巴哈哲学，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写道：“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说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被封为普鲁士王国“国家哲学”的情况下，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坐”，黑格尔“‘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了一旁”;恩格斯形象地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解放作用，说“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的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终结》第13页)

在这篇《序言》里，恩格斯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是在他把《终结》送去付印以前，又“把1845年—1846年的旧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结果在马克思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并把它作为附录附在自己的《终结》一书后边。这既是对当时哲学上“回潮派”的有力回击，又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和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充分表明了两位伟大导师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历史功绩。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批判费尔巴哈否认实践对认识的伟大意义时，特别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其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在第二条更是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第三条，马克思针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错误观点，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第五条，批判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的错误观点;在第八条明确阐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特别是在第十一条，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哲学革命的根本任务落实在“革命”实践上，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上述均引自《终结》第50页附录)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实现人类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历史使命。

这个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哲学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导师，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才实现了哲学的伟大革命;也只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才能把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从“全部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出发并继续前进，把实践纳入认识论，即通过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把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四、感悟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

继恩格斯的《终结》之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俄国党内一些人以折衷主义的手法，制造各种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谬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苏联党和人民，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斗争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伟大胜利。

更为系统地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心愿”，并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整准确地继承、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则是毛主席的《实践论》。

在这部伟大著作中，毛主席深刻论述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296-297页);特别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的同时，强调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革命理论，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实现社会变革的光辉思想，贯彻落实了马克思关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的重要思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谈向雷锋同志学习时，又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六次讲雷锋两次看<雷锋>》http://www.dangjian.cn/shouye/dangjianwenhua/dangshigushi/202212/t20221226_6533717.shtml)的伟大号召，为广大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实践论》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集大成的伟大理论成果，那么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胜利的伟大的物质成果;特别是从井冈山的斗争到抗美援朝，毛主席在领导军民进行伟大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把实践唯物主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其运用之巧妙娴熟，战绩之辉煌卓著，令全世界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惊叹不已，望尘莫及，不服不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十八大报告)可以说《实践论》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凝结，由此进一步感悟毛主席为什么把这篇伟大著作定名为《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五、感悟坚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重大意义

除了上述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以唯物辩证法哲学指导人民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一系列哲学著作之外，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精辟论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哲学的高度凝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01页)这是最完整准确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在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这个“最高”原则的前提下、实践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最精辟、明了的实践唯物主义。

多年来，我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使得唯心主义长期泛滥。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理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忠实的信仰者、践行者，思想境界理应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之上，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不但不能、也不愿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抛到了九霄云外，自甘堕入彻底的唯心主义的泥坑，成为宗教迷信的忠实信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所批评的那样，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10年以前，国家行政学院有过一个专项调查：县处级公务员“信相面的比例高达28.3%，还有什么抽签、测字、解梦、镇邪，都有公务员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人“预测”他能“当副总理但命里缺座桥”，于是他就下令将已施工的国道改为穿越水库，愣是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但这绝不是个例!笔者家乡有一位失明老人会“算卦”，可谓是门庭若市，我问“都信吗?”乡亲们回答说：“信，越大官越信”，“经常有小汽车排着队来找他”。

利用封建迷信搞颜色革命，搞垮社会主义，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策略，美国的《十条戒令》之第二、第三条就明确提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包括新式的宗教传布”，“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吸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以及宗教迷信。”

唯心主义泛滥，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或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更加凸显。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暂时低潮，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共产主义理想，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抬头，说什么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用“逻辑推理”推出来的，黄炎培所说“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不可避免”，中国“走苏联的老路是早早晚晚的事”，……腐败分子胡长清就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以案施教警钟长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52页);河北李真则说“与其一旦江山易主，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2002年第11期河北《大时代》第4页)如此心态，不正是大批官员贪腐亿万，卷款外国心理的真实写照吗?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下，竞争激烈，工人下岗，贫富悬殊，普通百姓在择业就业、生产经营、买卖赔赚、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升学考试、治病救命等等方面“心里没底”，一种不自觉的“不可知论”支配着他们不得不去“求仙问卜”，认为自己的命运是被一种“外界的力量”所支配，于是就从算命先生那里获取“可知”的信息，希望从神佛那里得到“保佑”;特别是看到一些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的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拉关系”往上爬、“先富起来”，就上行下效，“以吏为师”，用“红包”之类，从官员、校长、医生那里得到慰藉;这种百姓“哲学”与某些党员干部违背良心，违背初心的“违心”主义结合，就造成了全社会封建迷信横行，陈规陋习沉渣泛起，牛鬼蛇神群魔乱舞的混乱局面。

重视理论教育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毛主席多次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从毛主席的五篇文章谈学哲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无数次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为共产党人补“钙”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24、125页)

哲学世界观的腐败是根本的腐败，是其它一切腐败的总根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应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习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王座”。建议把反对党员干部封建迷信，作为当前“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的内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人民面前树立起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形象;讲组织入党、思想上入党，首先要在哲学信仰方面入党，必须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称得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领导人民建设、捍卫伟大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202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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