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Y钮扣厂人员更替的频繁，我无法用笔墨写尽所有工人生活的劳苦，唯以个人在这里的亲身体验来反映Y钮扣厂的生活，折射所有工人的伟大与艰辛。

　　2006年7月，当我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走进这沿海的江南小镇，在简陋狭窄的租房里安顿好年已八旬的老父亲，然后走进Y钮扣厂，便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如一粒金色的麦子深埋在封僵的冻土层默默接受一场暴风雪的来临。过去，文学之路上的幸与不幸都变成了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地干活，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年底结账时，有几个月的工资涨到了1100元。

　　2007年，每月工资涨到了1200元;最后三个月，每月工资是1300元。

　　2008年，从2月18日至4月6日按每月1500元计算;从4月6日至5月6日是1800元;从5月6日至10月14日被迫结账每月工资降为1600元。

　　这些工资，与桥头同行业工资水平相比，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以曲线的方式上下波动。高，高不了多少;低，低不了多少。我首先把它写出来是让读者有一个了解，不是我要对已付清的工资讨说法。这种工资的起伏波动映现了Y钮扣厂波涛起伏的生活。贯穿着一个工人的抗争与迷惘、爱与憎、痛苦与希望。

　　1

　　我从员工李海明那里接手洗油，并没有脱逃“一个王老五被赶走了，又一个王老五接着干”这一生活规律。

　　询问李海明不做的原因，他强装笑脸说：“老婆有病，不做了!”知悉内情的工友说：“那不过是李海明给自己一个走下台阶的借口，其实，是管家赶他!你以为管家是个好东西?好色，嘴巴也罗嗦!人老实的，他往死里欺。洗油不像抛光，生手也可以干;李海明不怕他，和他对着干，自然要被赶了。”

　　李海明洗油，一天只在二楼自动机车间拉一次扣子。货忙时，五点下班，不忙时，做好了便提前下班。抛光、染色、排污、烧油、棒料，谁不是做好了自己的事便可以下班呢?既然一个厂里没有按统一的时间上下班，李海明为什么不能争取这个权力呢?

　　我接手后，按时上班，时间几乎和包装房差不多;有时，包装房下班了，我还得做一阵子才能下班;一天不忙，我下班早了，第二天，管家不高兴地质问：“昨天，你下班怎么那么早?”

　　“李海明做时，不是下班很早吗?”

　　“李海明是李海明，你跟他不一样!你不要老跟别人比!”管家生气地说，这令我有点莫名其妙;管家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生硬地补充道，“你看，我要不要李海明做?!”

　　想到租房里还住着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只能沉默。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脚下的旧雨鞋已磨穿。第一次跟李海明洗油时，他看我穿着皮鞋，便给我找了那双旧鞋。现在鞋磨穿了，我只好自己去找管家。对我说出的请求，管家似乎没听见。管家在与人说话，这情有可原，我想。管家说完话，我再次说出自己的请求。管家没有回答我，慢慢站起来去拿雨鞋。我迫不及待想得到那双鞋，便跟在管家身后，因为洗油的桶还转着，我得赶快过去。管家突然扭头恶狠狠地训斥道：“你跟着我干什么?像小偷似的!”我感到人格的屈辱，但什么也说不出。

　　一天下午，有几袋钮扣要发货，需煮油后再洗。

　　本来，煮油是染色师傅的事，但染色师傅每天要将色染好后才煮油。现在，染色师傅忙，管家要我去煮油。如果管家是一位尊重工人劳动成果与人格的人，要我煮一下油又有何妨?为了自己洗油不拖到六点甚至六点以后下班，我经常要帮着煮油。这样，有时即使不忙，染色师傅也不会把油先煮上，而是搁置在那里。这种现象，管家从来不会去说，也不敢去说。

　　平常，钮扣没洗好，管家训斥几下，没往心里去。我越沉得住气，管家越觉得我好欺负。现在，我稍微空闲，他要我去煮油，再沉得住气的人也会感到窝火，于是生气地说：“今天，我不煮!”

　　“染色师傅忙，叫你煮一下油，为什么不煮?!”管家扯动着嘴角的肌肉生气地反问。

　　“今天你就是马上给我结账，我也不会煮油!”

　　这是我第一次在管家面前控制不住生气，而且是作了最坏的打算。

　　管家没办法，便走向一位抛光的师傅用手指着我，生气中带着奚落的口气问道：“这个人是不是有病?我要他煮油他不煮!”

　　每到一个新厂，一段时间，老员工无形中会排斥甚至会歧视新员工。这是工厂里的一种生活规律。管家似乎要找一位老员工来迎合他对一位新员工的强迫和奚落。但管家找错了人，他不知道那位抛光师傅碰巧是我的亲戚，和另一位师傅一样为管家对我的不公感到气愤与不平。见管家这样对待我，禁不住怒从心起，回敬道：“你才有病!别的厂用超声波洗油，都安排两个人，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你还要他煮油!这几天，他哪一天没帮着煮油?!你才有病!”

　　管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回敬，气得站在那里愣怔了老半天，因为受了刺激，嘴角的肌肉停止了神经性地扯动，也忘记了习惯性狮子摇头般甩动他的长发。

　　后来，当染色的师傅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和管家气得发愣的情景，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经历了煮油事件的不愉快之后，管家无故针对我的劳叨与训斥少了些。如果是洗好的钮扣反白，管家才会训斥，这令我无话可说，自然在沉默中忍耐。我的那位亲戚见了想帮我也帮不了，只能暗暗给我壮胆叫我别怕管家。他说：“李海明每月一千二都不怕赶，你每月一千还怕找不到事做?我刚来时，管家婆婆妈妈要我抛一种扣子，我没抛，他竟然骂娘，我气得要打他的耳光。从此，他再也不敢对我那样了。管家就是那样的德性。”

　　我明白：管家这样的人不需要人尊敬，要对付管家这样的无德之人，需要《水浒传》中鲁达那样的性格，但我做不到。一个人的性格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与家庭教养、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的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关。要真的为了一点屈辱闹得出厂，除非忍无可忍。首先，我想到的是找事做的艰辛和八十多岁的老父那一双渴盼的眼睛。我不能让他跟着我一起在这小城里流浪奔波和担忧。尽管在桥头有姐姐的帮助，但我不能让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全落在姐姐的肩头。况且这Q镇的私营企业，管理上几乎没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厂，常言说：“走三家不如呆一家。”一旦出厂，长时间没找到合适的厂，损失的还是自己。

　　我依然勤勤恳恳地做着事，筛扣，超声波洗磨砂，打油，洗订单，打蜡，一个人忙得团团转。有王师傅帮一下忙，五点多下班;没时间帮忙，下班晚一点，反正把活忙完。好在人类还有音乐与文学。遇上不愉快的事，便一边做事，一边放声歌唱，或者是思考着生活与文学，尽量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构筑起一座宁静幸福的殿堂。

　　年底结账，管家以故作亲切的微笑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最后两个月按每月1100元给你算!”并以试探的口吻问，“厂里的被子，你带出去了还没归还吧?”

　　年底结账，管家主动加薪，用意不是问我要那两床破棉被，而是希望我明年还在Y钮扣厂做下去。

　　“明年，我还在这里做。”

　　2

　　2007年，在Y钮扣厂干了七年的王师傅走了。

　　在Y钮扣厂，王师傅抛过光，做过棒料、板料，打过包，当过电工，排过污。做这些事时，他不是单纯地做哪一件事，而是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后，还要干别的事。去年，他本来是做板料的，但做好板料后，他还要帮着打包，每月工资是1200元。这年初谈工资，管家只答应每月给他1400元。这里只看眼前利益，不提倡员工为厂里效劳的实干与苦干精神，越是埋头苦干的员工越被管家看作是软弱可欺的无能之辈。王师傅曾有过出了Y厂又进来的经历，管家自然以为他无法离开Y厂。低廉的工资，王师傅被迫出厂。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仟鸿钮扣厂的老板了解王师傅的情况后，以每月1700元的工资招了他。

　　超声波的使用，钮扣数量的增加，王师傅的出厂，我的劳动量与劳动强度将比去年更大。然而年初谈工资时，管家压价给我上半年每月1100元，下半年每月1200元。

　　“能否从开年给我每月1200元?”与李海明相比，我的这个工资要求不高。

　　“下半年给你每月1200元，够可以了!”管家故作一本正经掩饰着内心的喜悦。

　　我转身欲走时，管家急忙说道：“算了，开年就给你每月1200元。”说完，管家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上班十多天后，劳动量开始猛增，我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六点，甚至更晚。不停地忙碌，陀螺般旋转在不同的机器之间，为每月1200元的工资疲于奔命。每天下班洗完澡，回到租房吃了饭便想睡觉。劳动量、劳动强度比李海明那时都增加了，工资还是每月1200元，究竟为什么?这样想着，内心难免失去平衡。

　　一天，我忙到五点半，留下一堆钮扣便下班了。

　　当我提着水走进洗澡间，刚脱去衣服，管家便找来了。

　　“怎么就下班了?还有袋钮扣要发货，你把它洗一下!”

　　“那么累，我不想洗了!”我生气地说，“你要么给我加工资，要么给我招一个下手。”

　　“我给你招!”管家扯动了一下嘴角得意地笑着，不仅不因我生气而发怒，口气还相当柔和，“今天要发货，你把它洗一下，好吧!”

　　“只要你答应招人，洗了澡，我便去洗那袋扣子。”

　　3月份，管家从三楼棒料车间调来了贵州的张文清。这同样是一位勤恳做事的老实员工。跟我洗了一段时间的油后，他对我说：“上面棒料车间每一道工序的活都是两个人做，比我们要轻松得多;他们不忙时，可以一个人歇着一个人干，我们可不行，必须得不停地干;我们名誉上是两人洗油，实际上没有两个人。”

　　一席话不仅是他的心声，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忙起来了，他帮我洗油;不忙时，管家便将他抽去打包或者做别的事，他形同一个杂工。这样，不管忙与不忙，我们的劳动时间都被管家按排得满满的。

　　我们商量决定上午与三楼一样十点下班提前吃饭，下午与抛光的时间一样延至一点上班。

　　管家像守着我俩似的，第二天便质问我俩：“这几天，你们上午怎么下班那么早?下午上班怎么那样迟?”

　　“除了包装房和自动机车间，谁不是做好自己的事便可下班?抛光、染色，谁不比我们下班早?”

　　“你不要老跟别人比!”管家生气地说。

　　“都不是做好自己的事吗?我们做的时间比他们长，厂里的制度难道只针对我们俩?”

　　“人家的技术含量高。”

　　“你相应给了技术含量的高工资!你给我们的是多少?”

　　“你看哪个厂有这么自由的?”

　　“你让厂里的员工都按时上下班，我们可以不要这个自由。李海明做时，你从来不敢说什么。”

　　“你看我要不要他做?你们要提前上下班可以，上午十点半下班，下午至少十二点半要上班。”

　　张文清刚来不久，整个激烈争吵的过程几乎就是我与管家的针锋相对。话争吵到这个份上，虽然没有获得其他员工同等的自由，但管家已做了让步，不容置疑的口气没有回旋的余地。既然想在这里做，就只能默默接受这个条件。

　　生活在忙碌中将时间推进离年终大约只有三个多月了。在一次闲谈中，张文清深有感慨地说：“这个厂里就我俩最老实，干活最累，工资最低。三楼好几个员工都涨了工资。我舅子今年刚来每月涨到一千三了，做板料的下手比我舅子后来也涨到一千三了。我俩不说什么，工资还是那么一点，我每月一千一，你去年就来了还只一千二。”

　　“虽是这样，开年已说好了工资;现在离放假只有三个多月了，要求涨工资恐怕不行。”

　　“三楼的员工进厂时还不都说好了，要求涨都涨了;我们不要求，管家就当不知道。这个厂就是这样。”

　　“他不涨，你们就不做了，‘痴人不说，乖人不知。’你们两个太老实了!”锅炉师傅鼓动说。

　　“虽然快放假了，今年涨到一千三，明年在这里做的话，可涨到一千五;不然的话，明年上手只能涨到一千四，下手只能涨到一千三。管家不给你们涨，你们就拿出魄力不做了，一千一二，那么累，桥头哪里找不到?”我的那位亲戚也给我们打气。

　　“你敢不敢与我一起去?”我对张文清说，“如果有胆量，我们明天就去找管家。”

　　“只要你敢，我又怕啥?!”他比刚来时显得理直气壮。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本来说好一同找管家的。当我走进包装房时，不知是否因为胆怯，张文清借故有事走开了。

　　我想：既然来了，我就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对管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并从劳动量、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陈述我要求涨工资的理由。

　　“年初不是说好了吗?怎么现在又要求涨工资?!”管家厌烦生硬的表情表明他对我的要求大为恼火。

　　“年初三楼的员工不是说好了吗?你能给他们涨，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涨?”

　　“你要涨工资你自己和老板谈去!”

　　“在这个厂里那么久了，谁不知道哪个人加不加工资你说了算?你不加也可以，那么累，你干脆给我结账，我不想做了。”

　　“你想不做就不做了?!”管家一拍桌子吼道。

　　“有理不在声高。哪个员工不想做了，《劳动法》没有规定应该强迫他做吧?”

　　“你说《劳动法》?你跟老板说去!”管家继续拍着桌子吼道。

　　一种在怒视下升腾起来的屈辱在内心翻江倒海，搅得我不安起来。我无法像管家那样发怒，但似乎为了挽回一点人格的尊严，也硬着头皮故做气愤地说：“不做了就不做了，我明天就来结账!”尽管气愤，我感到自己说话的语气是那么软弱无力。我不敢再看管家那张凶神恶煞的脸，离开包装房来到停放自行车的房间。

　　我掏出钥匙打开车锁，张文清走过来问我“谈判”的结果，我摇着头算是回答。

　　管家从包装房撵出来对我继续大发雷霆：“你想不做就不做，嗯?!你想不做就不做，嗯?!……”我明白：我搬出《劳动法》深深地刺激了管家，他在用怒吼来掩饰内心的某种恐惧与不安。

　　我不再说话，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不敢看管家那张因发怒而扭曲的脸，尽管我知道我没有错。

　　张文清本来欲向管家说什么，一见这阵势，吓得一拍大腿把双手一摊，慌忙说道：“我也说不出什么……你们‘说’去吧!……”说完，他撇下我匆匆地走出了机房。他信誓旦旦说好与我一起找管家的，似乎已被吓得忘了记忆。

　　我打开车锁推着自行车出了机房。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后来，管家的发怒说了什么，我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见。

　　第二天中午，锅炉师傅问我“谈判”的结果，我只是摇头。

　　锅炉师傅说：“你太老实了!张文清后来又找了管家，管家给他加了。”

　　“给他加了?今天一个上午，他也没给我透露什么。”

　　下午上班，管家来到了洗油车间。

　　“管家，你给张文清加了，为什么不给我加呢?”我问。

　　加，还是不加，管家一句话，我将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给你加!……”管家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扯动着嘴角狡黠地笑着。

　　3

　　2008年正月，因年前的一场大雪封冻了交通，南来北往的务工人员无法及时赶到厂里上班。桥头镇的许多厂家为了能及时开工，招工工资上涨的幅度比去年有所增加。

　　我与Y钮扣厂的管家谈工资时，想一个人以每月1800元来承包，管家认为1800元太高，只答应以每月1700元的工资让我承包，我自然没有答应。最后，我干脆不要他的“高工资”，让他像其它厂一样安排两个人洗油，下手不再像去年那样做别的事，每月工资以1500元谈妥。

　　虽然定下两个人做，从2月12日至张文清来这段时间还是一个人做，货不是太多，我也没有去斤斤计较这点得失。

　　张文清来后，洗油开始忙起来，繁忙是去年无法比的。我庆幸管家没有答应以每月1800元让我承包。

　　然而，抛光师傅的工资要求无法与管家的开价达成一致，人员发生了变动。一时招不到抛光员工，管家欲将张文清调去抛光，便想让我一个人以每月1800承包洗油。劳动量猛增，两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干，抽一个人去抛光，一箭双雕的大实惠，管家安排得轻车熟路。这样调整的时候，带笑的脸扯动着嘴角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并美其名曰：“给你把工资加起来。”

　　“年初，我说过以每月1800元承包，你并没有答应;现在那么忙了，你要我一个人承包，我做不了，你以为我要钱不要命了。”

　　“你先试一个月!”

　　“如果做不了，一个月之后，你要给我招人。”

　　一个月苦撑下来，累得让人无法承受。每天下午干到六点多，订单都无法洗出来，还有磨砂扣一天天在积压。洗着订单时，有的磨砂扣要发货;忙着磨砂扣时，订单的客户又在催促。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带给身体的劳顿不说，不断积压的钮扣还在心灵上产生着压力。一天忙下来，虽然没有耽搁发货，但全身的骨头像是散了架。这种勉强支撑的超负荷劳动，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做的事。

　　我要求管家找一个帮手，并询问能否不降工资。因为这时，抛光又换了人，张文清被调去排污了。排污的时间比较短，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我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与劳动量并没有多少改变。经过一番争论，找了帮手，不降工资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每月降100元，管家要降200元，只同意给我每月1600元的工资。

　　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对管家说：“你干脆不用给我每月1600元的工资，我们依然两个人做，工资就按开年说好的1500元算，行吗?”

　　“哼!——”管家打着鼻腔，轻篾地笑着说，“每月1600元你不做的话，随你。”

　　回到租房，我对老父亲说：“十天后，我准备结账。”

　　他一听便愁眉苦脸地数落开了：“你结账!你结账!……去哪里不是一样呢?几天没找到事，时间一花就过去了;我老了，你真的就不想挣点钱成个家吗?我老了……不在这里，就随你怎么做，你再苦再累，你就做到十月，现在离回家就那么几个月了……”

　　十天后，代表着管家意愿的一位益阳老板问：“你还做不做?”

　　我无奈地应承道：“我做!……”

　　老板付给你报酬时，你应该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劳动与汗水。这便是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存在于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价值规律。在一个管理混乱的厂里，这一点显得更加特别。这里没有道理可言，要么出厂在流浪中开始新的奔波，要么留下来继续牛马般的劳动。我只能选择后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