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3：关于苏联解体与中苏关系的评价问题

——兼与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商榷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

《香港传真》2009年2月23日以两期连载的篇幅发表了一位“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元的文章《苏联解体的挽歌》。这篇文章针对前此该刊发表的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进行重新审视”，要“澄清人们过去的某些看法”。看过黄文，令人大失所望。黄文根本上抛开了对苏联解体这个中心问题的论辩，大讲他自己对苏联一些历史问题的评价。与张全景同志的文章相比，这显然不是一篇平等探讨的学术文章。更加令人失望的是，这种“重新审视”，毫无新意，其思想竟然还停留在5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水平上，甚至对俄罗斯最近18年发生的对历史重大事件和对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毫无所知；至于作者要澄清人们过去的什么看法，那只是一厢情愿，人们越来越看透了那些歪曲苏联历史、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领袖的人的真正用心，正在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正在清扫西方西化和分化的舆论垃圾。黄元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水平的东西出来阻挡历史的潮流，恐怕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为了防止黄文在社会舆论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笔者还是准备与其辩驳一番，讲讲一些起码的事实和道理。

序、辩论问题是学术交流，不能扣帽子，

也不宜文不对题

黄元文章《苏联解体的挽歌》，意图是与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商榷的文章。但是，探讨学术问题，包括和政治问题关系很密切的学术问题，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讲道理，抓住问题的核心内容，提出自己的根据。但是黄元“总经理”的文风则完全违背了这一点。不但给人一种“指此而言他”的困惑，而且有武断和以势压人的风格。

黄文一开始，就给辩论的对方扣上了一个大帽子：“该文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1] 似乎有了这顶帽子，就把人给压住了，不敢再说话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判断。如今的人们，不是黄元想象的那样，一个帽子就把人给吓住了。现在，人们还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话的。特别是对于黄元这种文章，我想敢于站出来讲话和批驳的不会是少数。

其实，黄元议论的出发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以“继承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作为帽子，封人之口，毫无效力。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难道都是错的吗？继承其中经得起考验的内容有什么不对呢？“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是一个包容很广泛的概念。邓小平倡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难道不是从“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来的吗？胡锦涛倡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难道不是包括“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吗？“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哪一个人的个别的想法。所以，60年代初期的观点不一定不对，后来流行的观点不一定就是对的。盲目地全盘否定我们党60年代初期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站不住脚的。黄元以为张全景同志是60年代初期过来的人，就可以用这顶帽子封人之口，这真是太可笑了；这样说话好像自己俨然就是后来50年新发展的代表，就可以信口开河了。其实，走过60年代的人，思想未必停留在那个时候，完全可以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上进行比较和反思；新时期长大的孩子，未必不能继承党的意识形态传统，未必像黄元这样，思想停留在5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历史定位上。

至于辩论的内容，黄元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文不对题。你要和人家辩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要老老实实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辩驳，不要丢开主要的问题不谈而去扯别的。

张全景同志的论文抓住苏联解体这一核心问题，分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五条教训。（1）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苏共领导权，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党和人民，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2）苏共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战线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3）苏共没有把党的组织建设好，丧失了党的先进性。（4）党内腐败，严重脱离群众。（5）苏共在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上，严重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五条教训概括得很准确，总结了苏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主要表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学者的共识。张全景同志的文章体现了洞察全局的政治眼光，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概括为以上五条，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但是，黄元是怎样辩论问题的呢？人们只需看看它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扯到哪里去了。他的这篇超长的文章开列了这样的一些标题：（1）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2）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3）对中苏关系，特别是中苏论争的认识；（4）戈尔巴乔夫的改革；（5）结束语 — 苏共亡党之后苏联解体是否是必然。这样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与辩论的主题根本就没有关系。第四部分也与辩论的主题没有直接逻辑关系。只有第五条算是与张全景同志辩论，但具体内容的大部分也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这也算是与人辩论吗？

既然黄元提出了与苏联历史和中苏关系方面相关的许多问题，笔者就顺着他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地辩驳。

一、关于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停留在

50多年前的赫鲁晓夫的水平

 

依据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旧调，借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这就是黄文重新提出斯大林评价的主要思路。黄元几次重复强调赫鲁晓夫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黄文一口咬定：“赫鲁晓夫至死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未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2]

我们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斯大林主义，如果说有斯大林主义，那么斯大林主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黄文的说法，只有彻底从根本上取消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才不算斯大林主义者，那么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50多年的历史中，苏共及其人民大众就都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大反斯大林的报告，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报告；是斯大林主义者把斯大林全盘否定，是斯大林主义者把斯大林焚尸扬灰，是斯大林主义者大骂斯大林是“强盗”、“杀人犯”，是斯大林主义者背叛了斯大林、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怪论。请问世界上有多少人认同这种臆造的逻辑和除了自己谁也不能理解的语言？

黄文把布哈林说成列宁的继承人，毫无根据。为了贬低斯大林，黄文竟然歪曲和阉割列宁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评价，并下断语说，列宁“从未将斯大林视为自己的继承人或学生。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在当时尚存于世的主要领导人中，无疑布哈林的思想和列宁是最为接近的。”[3] 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列宁没有指定任何人为继承人，也不存在把任何人视为继承人或不把谁视为继承人。列宁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行事，相信党的组织在他逝世之后会按照组织程序产生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因此，黄文根据自己世袭制的眼光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列宁会钦定一位继承人的想法，本身就是很落后的。黄文的民主意识，甚至赶不上他批评的斯大林同志。因此，无论说列宁“从未将斯大林视为自己的继承人”或者说“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通常人们说的列宁的继承人，是事后一个客观事实判断的概念，不是列宁事前指定或看中的结果。

黄文为了说明“布哈林的思想和列宁是最为接近的”，“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这一点，不惜阉割列宁的意见。他引用了列宁对布哈林说的几句肯定的意见，却不敢提及列宁对布哈林本质评价的另外一些话。例如，黄文引用了列宁提到的“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被认为是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等语，却对列宁紧接着批评布哈林的话视而不见。事实是：列宁在说了上述那些话语之后，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 — 我想 — 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4] 根据列宁对布哈林的这些评价，难道可以得出黄文的结论，认为“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吗？黄文是没有读到列宁上述这些重要的结论呢，还是读到而不敢正视这些结论呢？为了诬蔑斯大林，就这样隐匿列宁的主要评价，单单拿出一些赞誉之词掩人耳目。这种不老实的文风就没有任何科学性了。

在借口列宁的遗嘱对斯大林进行攻击之后，黄文不惜重复早已过时的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腔调，同样学着赫鲁晓夫无中生有的手法，对斯大林进行诽谤。黄文称张全景同志的评论是“继承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那么我们完全也可以说，黄文的观点完全停留在5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个人观点的水平。

尽管这样，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把黄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评价的问题逐一加以辩驳和清理，以正视听。

第一，关于列宁遗嘱在十三次党代会上“没有正式宣读”的问题。

黄文认为，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很奇怪，列宁遗嘱竟然没有引起党的领导集体的丝毫重视，[5] 影射斯大林利用权力隐瞒了列宁遗嘱。现在的事实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个人的过错。

列宁的遗嘱，即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连同其他13份列宁的信件，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全会，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档案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并向全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没有人向全会隐瞒这些遗嘱。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6] 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作出必要的结论。[7]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6月2日，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8] 在这次全会仍然把斯大林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斯大林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9] 斯大林对列宁遗嘱是坦然的。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0] 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在列宁就医期间严格履行中央委托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1]

至于日后托洛茨基分子把这个遗嘱拿到国外发表，不断利用“遗嘱”大做文章，当政的斯大林揭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完全是正常的。那些做法不能说明斯大林对列宁的遗嘱态度不端正。

第二，关于肃反镇压的人数被夸张得太离谱了。

黄文在没有拿出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学着西方敌对势力的手法，煞有介事地说：“一般估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关押和枪决的总数约在1200~1300万之间。”[12] 这是十分荒唐的。

在夸大斯大林肃反期间镇压人数的问题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都竞相施展无限夸大、轮番夸大的伎俩。最离谱的是1997年俄罗斯“民主派”的报纸，说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难道苏联总人口的1.8亿人，其中0.7亿人能够把1.1亿消灭掉？按照最疯狂的夸大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能和无耻。

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13] 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14]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诬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三百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七百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15] 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充耳不闻、采取“鸵鸟政策”了。

第三，关于对所谓“列宁的老近卫军”、“列宁老战友”的两次审判不能说明斯大林的态度。

黄文为了妖魔化斯大林，又一次提到赫鲁晓夫时代编造和渲染的这样两次审判。其实这样的审判是必要的，它击溃了法西斯的“第五纵队”，为日后的战胜法西斯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这个审判虽然发生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但也未必代表斯大林的主张，以此说事，没有说服力。

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指责是牵强附会的。

30年代的镇压，涉及到了一些老党员。原因是一些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 — 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16]

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17] 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仍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

黄文至今还拿着赫鲁晓夫时期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编造的所谓“波斯佩罗夫委员会报告”招摇过市，实在是太滞后了。

第四，黄文诬蔑斯大林的理论修养。其实，斯大林的文化与理论修养是其所有继任者望尘莫及的。

黄文认为，“斯大林身上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几乎没有受到像样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想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没有“深研那些诘屈聱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理论素养应该是他的软肋”，甚至自负地认为，“笔者曾经阅读过大陆的马列原著，因而绝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18] 这样的结论不但显示了作者的浅薄无知，更说明黄文的极端的偏见。不要以为斯大林那身威武的军装和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看不清他那理论家、思想家的本质。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造诣之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和发展，都是他后来的几个继任者望尘莫及的。斯大林从来没有允许称自己的理论是什么“斯大林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最初是斯大林的敌人强加给他的。他一生都坚持客观地看待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系，始终做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这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直接相关。

斯大林在中学生的时期就领导了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在工人中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参加革命实践，批判“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的著作，与列宁的主张一致，并得到列宁的赞扬。[19] 自从1903年与列宁联系并于1905年与列宁会见，斯大林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列宁亲密而忠诚的战友。事实向世人宣示，斯大林整个革命的历程同时也是进行理论工作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列宁高度赞扬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认为斯大林是“神奇的格鲁吉亚人”，这部著作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的理论基础。1917年10月，在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列宁的得力助手，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并当选为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和负责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在列宁的建议和提名下，斯大林于1922年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斯大林和列宁一起成为新型国家的缔造者。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继续推进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成功地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结合到苏联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24年4月初，他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系列演讲，后在《真理报》发表，全面阐释列宁主义，进一步巩固了列宁主义在全党和全国的指导地位。

斯大林作为苏联的领导者，一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根据斯大林的意见，1924年苏联成立了列宁研究院，1931年成立了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再版多次。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基本读物。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曾经激烈反对过斯大林的学者亚·季诺维耶夫如今也改变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世纪的名字》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在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没有歪曲和篡改列宁主义，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创造。是在马克思和列宁没有制定过任何方案的情况下，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国千百万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组织。”[20] 季诺维耶夫的这个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斯大林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斯大林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第二，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斯大林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详细论证了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高速发展工业的紧迫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靠社会主义积累以求得发展的道路，同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不能通过削弱农业和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第三，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富有成果。第四，斯大林晚年的许多理论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2001年，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了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副博士瓦·萨哈罗夫的文章《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肯定了斯大林从整体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1] 2003年3月5日，《俄罗斯杂志》刊登《斯大林的生与死》一文，阐述在“世界革命”和建立国家形式问题上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指出他是十月革命具体操作的领导者。因此他对俄罗斯人民十分了解，较之其他领导人，更能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22]

第五，斯大林一生忠诚于列宁主义。在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上，斯大林也堪称道德模范。1998年1月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的评论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说：“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他是‘第一把手’中惟一的一个没有贬低而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那是因为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雅科夫列夫，沃尔科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23] 这个评价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啊！

当然，斯大林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失误。但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这么多的贡献，已经足够伟大的了。一个取得了这样多的理论成果的人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了。

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即使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也不能一手遮天。当时，在第比利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被看作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集会者还要求赫鲁晓夫下台。1956~1957年示威反对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集会和示威与武装力量对抗，出现了伤亡，并有3380人被捕。[24] 即使在苏联剧变15年后的2006年，在俄罗斯的舆论高度多元化之后，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测验表明，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起正面作用的人占47%，认为其负面作用的占29%，难以回答的占24%。[25]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这样评价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最为著名的一个评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丘吉尔所说的话。丘吉尔绝对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死后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26] 2008年夏天，在由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科学院及社会观点基金会举办的评选“历史名人”的活动中，经过网民投票评选之后，斯大林以15.69万张选票位居榜首，而列宁以九万票位居第三位。这足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人心向背。

二、关于赫鲁晓夫及其“改革”的评价

在这一部分文字中，黄元一共引用了三条资料全是来自赫鲁晓夫本人的自我评价，两处来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另一处来自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这种评价的科学性是得不到支持的，它在本质上无异于一种自我封闭的信口开河。黄文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比较集中的问题也是值得辩驳的。

第一，赫鲁晓夫出自个人野心和私愤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言行已经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黄文却一口咬定“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特别是没有对他造就的制度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评判”。[27]

在苏共审议的二十大的总结报告里，本来写有“党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从我们队伍里夺走了列宁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贯彻实行了列宁的遗训”的话，但是这样一句话，赫鲁晓夫在宣读时却把它删掉了。[28] 如果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什么把对斯大林作出基本肯定的话删掉呢？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使用这么恶毒和污秽的语言来对待斯大林，难道还不算全盘否定？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这还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吗？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赫鲁晓夫大肆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肃反斗争，夸大了运动扩大化的一面，掩盖了肃反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面。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使得苏联在1937~1938年间开展了肃反运动。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这场斗争是十分必要的。现今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29]

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在肃反斗争中，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伤及了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根据新解密发表出来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所以，错捕错杀了一些人，也不能完全由斯大林来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剎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30] 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还表现在对于全世界人民称道的斯大林领导反击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也进行否定。赫鲁晓夫之流散布斯大林在二战中指挥失误的谣言，说斯大林主观主义，只是靠一个地球仪指挥战斗。这是十分可笑的。斯大林是一个冷静指挥的统帅。在法西斯的闪电战突发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像纸上谈兵的慷慨书生设想的那样进行，局部的撤退也是无可非议的。相比之下，欧洲的某些国家在希特勒军事进攻面前，当天或几天就投降，即使法国这样的大国，也只是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在1941年9月开始的延续了七个月的莫斯科会战中，苏军以少胜多，击溃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计划。特别是当希特勒军队距离莫斯科不到一百公里的时候，十月革命节的阅兵继续进行，斯大林号召：“伟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要无愧于这个使命！……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31] 在斯大林的镇定而坚毅的领导下，无数红军战士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和战胜法西斯的口号开往前线。这种壮丽的革命战争场面牢牢留在世世代代进步人民的心中。在1942年7月开始的反击法西斯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全歼德军主力，大获全胜，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在斯大林的统帅下，苏军发起总反攻，对德军进行了十次打击，收复了全部领土，转入敌方领土作战。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冲溃了那些诬蔑斯大林在战争面前惊慌失措的谎言。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另一条战线就是通过打成“反党集团”的手段，消除领导集体中斯大林的支持者。赫鲁晓夫是个典型的阴谋家、两面派。他把反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不同意见的领导成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都打成“反党集团”。其实，马林科夫只是反对赫鲁晓夫狂热计划，莫洛托夫只是反对赫鲁晓夫开荒种玉米。赫鲁晓夫成于阴谋手段，败也阴谋手段。最后，物极必反，他也被自己培植的亲信的阴谋手段搞掉。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再一次出尔反尔，转而大反斯大林，并且把已被他打成“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并列。他还主持会议通过了他的建议：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的水晶棺搬出，焚尸扬灰，埋进一个小坟墓中。同时，在全国到处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塑像。这种否定斯大林的行为还不算全盘否定吗？

其实，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疯狂诬蔑还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诬蔑斯大林打击和排斥自己的政治的竞争者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

据最近发现的资料，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完全出于个人私愤，是公报私仇。俄罗斯克格勃前第二总局第一副局长、退役少将瓦季姆·乌季洛夫在他的回忆中所提供的情况更加具有说服力。他揭示道：赫鲁晓夫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因为混迹于土匪，被判死刑，决定枪毙，只因他有一个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父亲，逃脱了惩治。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他背叛祖国，驾机向德国人方向飞去，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张牌。根据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两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斯大林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在政治局会议上，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第一个发言，他强调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维持原判。最后表态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当然同意维持原判。这样他的儿子就被处决了。赫鲁晓夫对此怀恨在心，寻找一切机会进行报复。赫鲁晓夫上台后，果然对不满他的人采取了报复行动。他上台的第二天，莫斯科就取消了以谢尔巴科夫的名字命名的谢尔巴科夫区，关闭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百货商店，还捣毁了谢尔巴科夫纪念碑的基座。接着，贝利亚被逮捕了，不经过程序审理，就被判处死刑。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又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报复。从此，一场反斯大林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在1996年出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队》一书中，前苏联克格勃警卫总局副局长多库恰耶夫中将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召开前对几个亲信说的话：“尽管斯大林已经是一具僵尸，我也要为儿子报仇，让他尝尝我的厉害”，一语道破他反斯大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32]

按照黄文的说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特别是没有对他造就的制度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赫鲁晓夫没有消灭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到底本质是什么呢？它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联根本的社会制度、组织制度是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只不过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继承者和维护者。中国共产党人历来认为，斯大林继承和发展的这个制度，其基本的方面、根本的方面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共性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另外，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属于只适合苏联情况的东西，也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只有即使在苏联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错误的东西，才是应该否定的东西。黄文主张赫鲁晓夫应该否定斯大林创立的制度，岂不是包括消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制度吗？如果连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被彻底消灭，那么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另外的样板吗？黄文的这种立场到底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上呢？

第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理论能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同吗？

黄文在为赫鲁晓夫散布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理论进行辩护的同时，竟然拉了我国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陪衬。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三个代表’的理论不也正是这一同样历史进程的产物吗。”[33] 这种风马牛不相干的大胆联系，没有任何意义。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理论，是在错误地判断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情况下作出的荒谬结论。它是以不承认苏联当时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前提，更不愿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政党和国家。这种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热昏的胡话，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中被无情地嘲笑。

赫鲁晓夫提出这些错误理论的“根据”，是从错误地判断形势，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立论出发的。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宣扬苏联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能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34] 这种否定阶级斗争和复辟资本主义可能性的判断，必然要注定其改革的失败。相比之下，多年前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是多么伟大预见啊！回顾历史，反思苏东剧变，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分析和水平，远远高于赫鲁晓夫之类的人物。

在21世纪，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人们增加了许多参照。任何人的歪曲和断语都不能掩盖事情的真相，都不能替叛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开脱，任何说法都要经受新事实和新材料的验证。1991年由于叛徒嘴脸暴露而被开除出党的雅科夫列夫，是个混进党内的臭名昭著的阶级异己分子。正是这个叛徒，高度评价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他说：“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5]“他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36] 可见，黄文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与雅科夫列夫不谋而合。

第三，赫鲁晓夫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改革”是失败的，不单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反而激起了群众性的暴乱，接着是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

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突出的就是把党分裂为所谓“农业党”、“工业党”。这种狂热的折腾很快就遭到了惩罚。他一厢情愿地学美国、大种玉米，搞得民不聊生。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以“现在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为口号、为号召的。赫鲁晓夫那种冒险的计划，狂热的口号，缺乏充分准备的鲁莽行为，频繁进行的行政改组，最后搞得出现食品危机，民不聊生。这种改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以至于酿成了1962年的新切尔卡斯克暴乱和武力镇压事件。1962年6月1日开始的食品涨价和降低工资，首先激起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的万名工人大罢工，喊出了“打倒赫鲁晓夫”的口号。赫鲁晓夫为首的当局运用逮捕和开枪的手段仍然不能阻止示威的队伍，最后酿成大血案。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这场冲突直接打死群众22人，打伤39人，112人被判罪，九名被判死刑，两名妇女被判15年徒刑，现场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的人无一人回家。大量的受害者家属也受到了牵连。[37] 这就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生动批注。

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在50多年之后被俄罗斯人称作“自由化”。但是人们又无法理解他的自由化过程的前后不一致。这正如《俄罗斯现代史》所总结的：“实施自由化过程中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表现在，尽管揭露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政治镇压，但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政治罪行，即表述了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改革家本人，据他自己承认，曾经‘手臂沾满了鲜血’。”[38] 该书还特别刊载了一段实际情况的文字：“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时，直接号召镇压‘人民的敌人’：‘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39] 可以看出，被赫鲁晓夫指责的斯大林，也不可能讲出如此血腥味的话语。这样一个所谓改革家，不能把改革健康进行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赫鲁晓夫的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还表现在所谓反对“个人崇拜”方面。人们最不佩服的是，赫鲁晓夫声嘶力竭地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又在厚颜无耻地大搞自己的个人崇拜。这种分裂的人格和行为也是很难成全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近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是这样总结这一现象的：“在赫鲁晓夫的垮台中，他的个人崇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获得讽刺性模拟形式的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离奇般地代替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处可以读到有关‘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的东西，识字课本和其他许多中小学教材的第一页都是他的肖像……国家领袖的照片和画像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银幕上出现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影片。”[40]

赫鲁晓夫华而不实、大而不当的空话和狂热是其改革在人民群众之中产生疲倦感的原因。《俄罗斯现代史》如今是这样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的：“全社会由于不能实现的声明、没有根据的诺言、蛊惑人心的论断而感到精神疲倦。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赫鲁晓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这件事就足够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提出了‘现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句口号，这决定了纲领要求在20年内，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41] 这种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大大地倒退到斯大林以前去了。这根本就不是科学的态度，更不是改革的思路。

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好处和利益，所以人民群众对他的被迫辞职也无动于衷。《俄罗斯现代史》评论说：“对赫鲁晓夫的辞职普遍表现出无动于衷，其原因在于，他虽然有着美好的意愿，却无意中引起了各类居民对其政策的不满。几乎人人都有这种不满的理由。”[42] 这种普遍的不满就是人民群众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最真实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讲，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这个改革出发点不端正，做法鲁莽，加之领导者个人素质低下，总体上成为一种折腾，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所谓的改革完全是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公正的结论。至于那些处于各种特殊处境的人带着个人的偏见，怎么去吹捧和美化赫鲁晓夫的改革，那不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那么，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一点可取之处没有吗？恐怕不能这样说。但是真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做法也是很有限的。他大反斯大林的做法，具有两种作用：他首先是揭了盖子，说明苏共和斯大林并非一贯正确，在客观上说，起到了破除迷信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也捅了娄子，惹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十分有趣的是，据赫鲁晓夫自己的说法，他的改革的惟一进步意义就是他通过改革创造了一个使得自己 — 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和平撤职的条件。这倒是千真万确的。现代俄罗斯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了赫鲁晓夫的这个自白：“1964年十月全会上被免去一切职务后，回到家里，他对家人说：‘也许，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用一般表决的方式撤换我，如果是斯大林的话，就会下令把他们所有的人都逮捕’。”[43] 赫鲁晓夫说得完全准确，在这一点上算是有点自知之明。当然，这样的历史功绩是颇具有讽刺意味的。

三、关于中苏关系和中苏论战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人所共知，中苏关系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恶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彻底破裂的。黄文在关系到中苏关系和中苏论战的问题上，站在我国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反面，摆出一副为苏联外交政策辩护的架势，严重地颠倒了中苏关系的是非。可惜，历史并不是黄某手中的胶泥。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这一重要阶段，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一，黄文毫无根据地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发动的，旨在“找人卖命，花钱消灾”，“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推迟了20年”。[44] 对于朝鲜战争的这种看法完全陷入了当年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泥潭。

事实是，自从1948年斯大林就命令苏军从北朝鲜全部撤出了。虽然朝鲜军队之中还留有苏联的军事顾问，但斯大林从来没有命令他们鼓动或参与朝鲜战争。斯大林对待朝鲜即将发生的战争的基本态度，与其说是支持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不如说是金日成在斯大林面前争取到了进行战争的认同。斯大林对金日成打胜这场战争始终是怀疑的，他尤其担心在朝鲜的举动会卷入与美国人的一场大战。斯大林的这个基本态度，为后来公布的历史档案所证明。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始终不愿意苏联直接介入。斯大林在考虑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举措的时候，之所以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甚至多次变卦，就是出于这种苏美关系的考虑。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当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不会有其他的态度和主张。但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却根本就不能得出苏联的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结论。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为了帮助朝鲜，同时也是为了保卫我国安全的必要措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句当时流行的口号，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出兵朝鲜的目的和意义。中国人民的行动绝不是替人卖命，被人利用。斯大林确实不敢直接出面介入朝鲜战争，但却希望中国人在这种时候助一臂之力。这种愿望和做法虽说并非无可挑剔，但起码也不能说是“找人卖命”、“花钱消灾”。黄文的说法是对斯大林的诬蔑。

朝鲜内战的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出兵支持朝鲜的时间是10月初。但是，中国领导人早就看到这场战争可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早就开始准备应对这场战争的军事部署了。7月7日，中央军委就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准同意，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组建为“东北边防军”，共计20多万人的部队，限令月底前调往中朝边境一带集结，并进行保卫国防安全的政治动员，根据朝鲜战场的情况随时准备渡江作战。[45] 8月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主席明确讲了抗美援朝的必要。他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46] 8月5日，毛泽东电告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示他在8月中旬召集军、师级干部开会，指示作战意义和大略方向，并且“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47] 8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令他再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48] 中国领导人这些准备和认识，都是出于对当时国际和国家的安全处境而做出的决策，并没有斯大林的因素介入的。这是我们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科学预见的结果。这和黄文所说的斯大林是“找人卖命”、“花钱消灾”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9月份美国在朝鲜仁川登陆，战争形势发生逆转，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应金日成、斯大林的邀请和请求，毛泽东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意见，终于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2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在致斯大林的信里，毛泽东指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49]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于10月8日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13日，毛泽东又致信周恩来，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50] 显然，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国际斗争的现实，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帮助朝鲜免于被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举措。黄文的说法颇似现实流行的社会上一些时髦的演义和无稽之谈。利用这些来歪曲这段历史，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关于抗美援朝，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里做了这样的概括：“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1] 关于抗美援朝，这个说法才是符合实际的中肯的说法。

至于黄文说的“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推迟了20年”，更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

中美关系的对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于对全球范围共产主义潮流的恐惧，不存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就发表白皮书，断言新中国要失败，称新中国政府是“极权政府”。[52] 美帝国主义者觉得最“令人神往的”方案之一就是：“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53] 这哪里存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呢？新中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不存在与美国建交的条件。当然，如果美国真的愿意承认新中国，中国政府当然欢迎；如果美国根本就不想承认新中国，又想留下一些各类人等在新中国搜集情报，我国肯定不接受这种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参议院说：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54] 另外，美国还阻止印度、英国等国承认新中国，向他们宣传承认新中国的“危害”，[55] 并在东南亚投入重金，“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56] 即使在朝鲜战争打响前后，美国这一基本政策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推行所谓“台湾中立化”，阻止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达到长期占据和利用台湾的目的。美国推行这样的基本战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外交关系的任何可能。怎么能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呢？

从新中国方面来说，也不存在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外交上实施了“先打扫屋子，再请客人的方针”，不希望美国人来得太早。1949年10月沈阳人民法院判处殴打中国雇员的美国人华德等四名外籍人员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向新闻界宣称，“华德被捕取消了美国承认中国的任何可能”，并鼓动30多个国家对华抗议。[57]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宣布收回美国等国过去占有的兵营地产权。美国则以关闭在华所有机构为威胁。1月14日，中国警察进入兵营，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宣布撤离所有官方人员。中国政府立即敦促此事尽快成行。中国外交部2月5日声明指出：中国“不独不会阻止任何美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美国前领事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尽快地离开中国”。[58] 美国官方人员于4月30日全部离境。后来，毛泽东谈到此事说，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就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打扫自己的屋子，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以免他们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59] 这充分说明，当时中美建交的条件取决于双方各个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取决于美国的一厢情愿。中美在50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建交的任何可能，所以即使后来中国抗美援朝，也没有改变中美关系最基本的状态。黄文说，朝鲜战争把中美关系推迟了20年，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当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原因？黄文十分武断地提出，当年的苏联“在当时的对华关系中也并不存在后来人们附会的‘大国沙文主义’，更不存在对中国主权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触犯。”[60] 这完全是无视事实。

关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里有一个简要的概括。他说：“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开反对我们党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我们‘炮击金门’的正义行动（毛主席曾经说过：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并吞 — 作者注）。”[61] 薄一波的这个分析，抓住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实质问题，即国家主权问题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都刻骨铭心的问题。不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深受其害，而且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也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曲折和内乱，也是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怎么能说，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根本不存在、是人们日后“附会”的呢？正是由于苏联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出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迹象，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不能容忍的反抗，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现在事实已经大明天下，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黄文矢口否定，令人感到吃惊。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时代是良好的。虽然中苏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一些分歧，但是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可以协商的问题，不涉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态度问题，也不会导致国家之间的严重对立，因此解决起来也不费力。

自从赫鲁晓夫执政，中苏关系的情况就不断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以及后来丢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提出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等荒谬的理论，中共就保留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现实的错误之中看出了丢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到：苏共二十大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帝国主义就捡起这把刀子杀人。“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了呢？我看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62] 虽然当时中共中央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党际交往和外交层面上来，但毕竟把这些基本观点作了正面表达，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论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形式公开发表。毛泽东还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63] 这足见我党对此类问题的严肃态度。这种原则问题正是日后激化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次，赫鲁晓夫虽然大反斯大林，但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中苏两党商定先由苏联发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宣言，然后中国也发表一个呼应性的宣言。1956年10月30日苏联的宣言发表，但是这个宣言根本不提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只是提出批评“侵害平等原则的错误”。而中国的呼应的宣言中却明确提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64]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发生争论，那是因为中共为了顾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事实上埋下了严重冲突的根子。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产生原则分歧，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坚持顾全大局、团结友好的立场，希望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妥当的办法促进这些错误的改正。中共中央代表团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甚至维护了“苏联为首”的方针。赫鲁晓夫集团恶化中苏关系的关键之举是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这类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海岸建立中苏“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长波电台。这是赫鲁晓夫在答应帮助中国制造潜艇之后，妄图换取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电台的特权。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坚持这个电台可以建，但所有权只能归中国。赫鲁晓夫根本不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竟然决定立即派专家来华进行勘查设计、选址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苏方不会很快接受我们意见”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65] 6月12日彭德怀把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复函苏方之后，苏方仍不尊重中方的意见。直到赫鲁晓夫来华时才按照中方的意见得到解决。这个过程严重暴露了苏方强加于人的大国主义，同时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引起了中方在合作中的警惕。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不是黄文说的尤金“会见毛泽东”），要求在中国的沿海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建议十分反感，当场就拒绝了这种“合办”海军的要求。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第二天约见尤金发表措辞严厉的长篇讲话。毛泽东指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66] 毛泽东的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苏方提出的联合舰队的问题，严重涉及到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这不是以其他人是否承认这一点为依据的。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一面承认苏方曾经向中方提出过上述两项要求，同时认为这样的要求“根本没有想到侵犯中国的主权……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67] 这种逻辑颇似黄文的说法，即苏方“不存在对中国主权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触犯”。世界上谁会信服这样的奇怪逻辑呢？苏联在推行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时候，从来不承认侵犯别国主权和伤害过别国民族感情。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了军事入侵和军事占领，也不承认侵犯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据勃列日涅夫说，这是根据“国际专政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援助”，各国则应该根据其另一个理论“有限主权论”理解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合理性”。黄文至今还坚持说：“就算是建立‘长波电台’，也并无理由与主权问题连在一起。”[68] 这与勃列日涅夫的强盗逻辑何其相似！

第三，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主要因素是苏联撕毁中苏两国的合作协议、支持印度反华战争，直接破坏了两国关系。

随着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膨胀，其表现便日趋恶劣。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他变相地对中国的国内政治指手画脚，只不过“没有点中国的名”。[69] 赫鲁晓夫在提出干涉中国主权的主张被挫败之后，蓄意报复。1959年6月20日通知中国，突然中断了援助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项目，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八年的时间搞原子弹。[70]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向苏方作了情况通报。但是苏方却草拟了9月9日的声明，以貌似“中立”的姿态对这一冲突表示“遗憾”。这引起中国的不满，当即告知苏方不要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苏方不顾中国的一再劝告，坚持在9月10日将这一声明发表，在全世界面前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国，与中国存在原则分歧。实际上苏联是偏袒印度的，企图利用印度要挟中国。这个所谓的“中立”的声明发表几天后，9月13日苏印两国就签订协议，苏联给与印度3.75亿美元的援助。不仅如此，苏联不久就卖给印度一批米格21战斗机，而且帮助印度制造这种飞机。[71] 苏联的报刊还攻击中国“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印度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72] 公开地批评中国的立场。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会谈中他更是信口雌黄，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国为了人口稀少的高山上的一块地方打仗不值得，一会儿又说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对印度有威胁，[73] 还暗示中国可以让台湾独立。[74] 赫鲁晓夫对中美关系、中国的台湾问题都要评头论足，指手画脚。毛泽东当场指正了他：“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问题时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于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75] 这次中苏会谈七个小时，不欢而散。赫鲁晓夫日后也觉得自己在这次会谈之中言谈过分出格，回国之后竟然决定把这次北京会谈的会议记录烧毁。这正如后来历史学界评论的：“那次会谈给中苏关系造成的巨大创伤，并不是烧毁记录所能愈合的。”[76] 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国家关系上公开暴露，中苏之间的关系被挑起国家关系恶化的赫鲁晓夫等人彻底破坏了。

第四，中苏两党关系的最终破裂不在于大论战的笔墨官司，而在于苏联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的围攻和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

众所周知，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批判发表了系列文章，成为“九评”。苏联方面也大量地发表抨击中共中央的文章。这个争论的特点是，中共中央方面据理力争，步骤坚定，始终如一地掌握政策；苏方则显得冲动、霸气，态度反复无常，沉不住气，令人不能信服。

但是这些笔墨官司无论如何也不是带有决定性的东西。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七篇，还差1993篇。”[77] 毛泽东这种貌似十分潇洒的说法其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大论战其实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回旋的余地仍然是有的。真正的决定性的东西是武装冲突的发生和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攻击中国。特别是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两个党、国家就很难坐下来谈问题。

1966年3月，苏蒙两国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据此苏联在蒙古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同时在中蒙边境地区苏军陈兵百万。1969年3月，苏军陈列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十个师激增到40个师。不仅如此，苏军还在中苏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和冲突，甚至是流血的冲突。在珍宝岛地区，1967年1月23日至1969年3月2日，“两年多的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就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几次打伤我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抢劫我枪支弹药。”[78]

1969年3月中苏之间的对抗突然升级。两国的军队在珍宝岛公开以战争的形式进行对话。苏军竟然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大炮，连续发动军事进攻。8月苏军又在中国新疆境内伊犁地区劫走数万居民。这些严重的边境冲突伤害了两国关系，使得中苏关系基本中断了。

1974年1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抓捕了苏联特务李洪枢，并宣布在这次间谍案中活动的马尔琴科等五人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这标志着两党两国的关系真正破裂。

其实，60年代苏联的赫鲁晓夫公开走向分裂和背叛，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的。在苏共二十二大开会前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接触之中，赫鲁晓夫公开地说出了他一反常态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中苏关系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说：“我们过去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79]

第五，黄文诬蔑毛泽东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斗争是“指桑骂槐的行为”，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由此得出结论说：“中苏分裂的原因主要在毛泽东，在于他在国内的政治目的。”[80] 这简直是超级编造、枉加罪名。

刘少奇等人虽然在文革高潮中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文革的受害者。但人所共知，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在当时称作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决策者。可以说，当时刘少奇不但不是被瞄准的潜在对象，而且是这个斗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组织了围攻之后，接着于7月16日宣布撤回所有的苏联专家，并中止按计划继续来华的九百名专家。只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作出了苏共领导人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判断。我国内部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就是从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在这个决策反对修正主义的会议上，彭真汇报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周恩来用三天的时间详细回顾了中苏关系的全部历史。在8月10日会议结束的讲话中，毛泽东讲的是强调此后必须要自力更生的问题。刘少奇的讲话则重点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发生不发生修正主义不由我们主观来决定，因为修正主义有客观的基础，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我们可以大大发展马列主义，可以组织马列主义的队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担当这么一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如果我们中国搞不好，也会产生修正主义。所以我们提倡干部参加劳动，每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要教育好后代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81] 可见，这个时期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刘少奇是直接的参与者。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第一线发言，刘少奇作二线指挥。但是，邓小平的两次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主要观点的发言和是否在宣言上签字等重大事项，都是经过刘少奇认同和决定的。经过斗争，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不仅没有写进赫鲁晓夫策划的攻击我党的内容，甚至写进了“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这样的观点。[82] 这次出访之中刘少奇会见波兰代表团时，直接批评哥穆尔卡追随赫鲁晓夫、在会上攻击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做法，批评波党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态度不公道。这次会议的全过程，邓小平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言攻势十分凌厉，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当时邓小平拄着手杖，赫鲁晓夫一语双关地说，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彭真说，小平的棍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说，你这根棍子出名了。[83] 从这种氛围来看，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决策是团结的，十分民主的，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是潜在的斗争目标。

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刘少奇讲到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时说道：“修正主义要改是不容易的，有些党已经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了。毛主席讲过，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是不对的，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有修正主义。”[84] 如果按照黄文所说，中苏关系的破裂是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目的，又怎么解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与毛泽东同心同德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呢？

事实证明：把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定性为修正主义，是中共中央集体的意见，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比如，1961年8月赫鲁晓夫抛出了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的《苏共纲领草案》，再次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草案时，陆定一发言指出：“《苏共纲领草案》反映了赫鲁晓夫这一帮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接着，刘少奇作了简要的概括说：“应该说这个《纲领草案》是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85] 看来，人们日后批判修正主义时频频使用的“三和两全”等词汇，还是经过刘少奇概括出来的。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实际上是刘少奇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指示的。刘少奇还指出：赫鲁晓夫“实质上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应该相信苏联人民、苏共大多数人是不会完全跟赫鲁晓夫走的。”[86]

从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东欧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这些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从指名批评阿尔巴尼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局面，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举行的多次会议，都是刘少奇主持的。由于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外地视察，中央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标志着我们党公开迎战的论战文章，即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写成的。毛泽东在外地审阅之后批示：“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87]

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的3月9日的复信（1963年），毛泽东主持了3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修改之后，交给刘少奇主持的3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最后审定。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讲到了论战的策略问题。他说：“在论战中，我们的方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选择那些最关紧要而有利于讲理的问题答辩，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不受他们左右。”[88]

中苏论战公开展开后，罗马尼亚代表团来北京做说客，劝说停止论战。中共中央组成的与之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就是刘少奇。一向处于对苏论战第二线的刘少奇，这次在第一线直接对罗马尼亚一些不合理的提法和做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刘少奇说：“公开论战是苏共发起的，要停，首先它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是不能停的。……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不能停。不能他说要攻就攻，要停就停。”“你们也知道，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撕毁一切协议和合同，这不是影响国家关系吗？根本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想要控制中国。”[89] 这些坚持论战的入木三分的分析，正是刘少奇做出的，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的。

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出于对国内刘少奇等人的斗争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歪曲，不但完全违背了事实，而且显得一点儿爱国主义都没有。

四、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

黄文的最后一部分，漫无边际地、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历史过程，但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评价。只是说“华而不实的作风害了戈尔巴乔夫也害了苏联人民”。其实害了苏联人民的不是一种华而不实的作风，而是由于背叛而导致的必然的崩溃。

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不能归于个人的性格，而是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黄文在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一再强调这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性格方面的弱点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他说：戈尔巴乔夫“华而不实，软弱妥协，又缺乏主见，患得患失”，因而“最后葬送了苏联”。[90] 这种对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的评价，言不及义，纯属于肤浅之论。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倒是值得黄文学习的。最近，《俄罗斯现代史》的作者也谈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质量，“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的主要质量是：了解航线、确定目标、做指路灯。对于戈尔巴乔夫确定的道路，西方同样表示怀疑。”[91] 因此，只有从执行路线和坚持的道路的层面观察领导人的个人性格才算抓住了根本。黄文的说法，只是皮毛之见。

从执行路线和坚持道路的层面看，戈尔巴乔夫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成为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罪人。

他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主要表现是：（1）1990年，苏共召开的二月全会修改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共产党在国家的执政地位，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2）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新的纲领，公然丢掉共产主义的旗帜，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3）鼓吹“公开性”，实际上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以致造成全国规模的动乱，导致局面不可收拾。（4）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更加狂燥地推行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干涉波、罗、保、德国的内政和改革，逼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类似自己的叛卖道路。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大国主义的内容有两个，在向美国外交臣服的同时，疯狂地出卖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1989年8月22日，他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92] 戈尔巴乔夫还逼迫德国走当时苏联改革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他证实，停止国内游行的惟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93] 戈尔巴乔夫不但命令苏联在东德的驻军对东德的动乱隔岸观火，而且还采取拆台的手段施加影响。1989年10月7日，当昂纳克下令德国的秘密警察驱散人群时，秘密警察领导人克伦茨得知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的态度后，竟然拒不执行昂纳克的命令。[94] 日后戈尔巴乔夫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对民主德国的出卖，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感到吃惊。在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与反对派激烈交战的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政府竟然宣布已经派出空军部队，把作战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向反对派“救国阵线委员会”一边。这种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真是恶习不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叛卖活动，为他的所谓的“改革新思维”作了一个清楚的脚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失败，基本原因就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自寻死路。

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盘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黄文分析正在重复戈尔巴乔夫的失败逻辑。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95]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失控的新思维，就是否定以往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宣言。从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否定，必然使得他对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行为，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舆论中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必然导致国家的动乱和灭亡。

在戈尔巴乔夫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形而上学在苏联猖獗，否定历史的趋势难于控制。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由过去与社会党敌对转而全盘肯定社会党而否定苏共的历史；由纠正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转而提出取消阶级分析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由与美国对抗和竞争转而与美国打得火热。美国驻苏大使小马特洛克曾经记叙了这种现象：“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与外国人在一起比本国公民在一起更自在。‘他觉得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更亲近些。’”[96]

然而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苏联自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这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规模很大。国家领导人讲话屡屡出现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责备，讨论斯大林问题的圆桌会议频频举行，报刊上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连篇累牍。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代名词，遭到粗暴的批判。他们不但不铭记和承认斯大林领导反击法西斯的丰功伟绩，反而诬蔑斯大林领导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不利”，“造成了过多的损失”，完全无视斯大林领导苏联反击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事实。

随着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都被当成“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这新一轮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其目的就是颠覆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头目阿法纳西耶夫，发表文章说，“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当然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但从未否认使用暴力的恐怖的可能性。就是这种允许恐怖、允许党的垄断的思想成为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应当从坏的斯大林转向好的列宁。我感到这个口号是无益的、是前途无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这就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他还说，“我们需要拆除现有的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摧毁意味着再要流一次血，拆除制度应当文明地进行。”[97] 看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最终落到了彻底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上。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什么人敢于坚持真理，什么人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斯大林，马上就遭到疯狂舆论的咒骂。在这种疯狂舆论压力下，人们随着极右的“激进派”，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国家的深渊。

第三，一个自相矛盾的奇怪的逻辑：在苏共亡党的情况下苏联可能被保存下来。

在黄文谈到苏共与苏联的关系时，抛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黄文认为，“他（指戈尔巴乔夫）曾最后寄希望于解散苏共还有机会保住苏联，这也是他的另一个天真或愚蠢之处。”[98] 这种对待苏共与苏联国家关系的想法，当然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但是黄文在他的论文结束的时候，自己却回到这种“天真或愚蠢”的想法上来了。他说，“实际上苏共和苏联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党，一个则是国家。虽然他们是相继灭亡的，但他们的共同消亡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苏共亡党，而苏联则以某种形式存续下来。没有苏共的苏联的存在对后来灾难深重的苏联人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99]

如果说，苏共亡党，但苏联照样还可以保存下来，那么，就等于承认非共产党的党派或者势力也可以搞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容忍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莫说那些一直想篡夺国家权力的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西方敌对势力，即使是从共产党分离出去的叶利钦也不可能容忍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社会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说有人为戈尔巴乔夫解散共产党的行为开脱，那也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第四，斯大林没有任何义务为50年后的不肖子孙的垮台负责。

黄文最后作出的结论是，同意张全景同志关于苏联的亡国和苏共亡党是一个历时35年的过程。但是他又反过来一口咬定“但问题的总根子则是斯大林种下的。”[100] 这是极少数人重复着的一个奇怪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在人民大众之中并没有任何说服力。难道斯大林逝世50多年之后，还要为后代的不肖子孙和败家子承担事业失败的责任吗？这是一种欲加之罪。这是一种极端的偏见。

斯大林留给后代的是一个繁荣发展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是列宁领导建设起来的。这个国家是当时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第一个样板。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把英国称为议会之母，那么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楷模。斯大林的“总根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这个“总根子”，或者基本上没有背叛这个总根子，就会发展兴旺，否则就会带来灾难。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斯大林的这个“总根子”，恰恰是因为他们背离和背叛了这个“总根子”。他们大反斯大林的恶行，就足以暴露了他们的这个本质，黄文无论怎样颠倒黑白，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指导的国家制度必然失败，这是连现今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接受的妄断。最新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101] 如果说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基本原则坚持下来必然垮台，那么怎么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呢？中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能够与本国特点和时代特点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说明了西方诬蔑的社会主义“大失败”逻辑的荒谬。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曾说：“客观事实是：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旧制度的复辟。”[102] 如今，如果戈尔巴乔夫还能够面对苏东九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他除了自打嘴巴，还能再说什么呢？难道他还能够说出，这些国家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戈尔巴乔夫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不肖子孙。他叛卖社会主义事业的罪行将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黄文怎样为之开脱，全世界世世代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子孙也不会原谅他。如今的俄罗斯人民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剧变，在现实面前怎样看待戈尔巴乔夫呢？根据2004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意调查资料，63%的俄罗斯人不赞同西方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20世纪杰出政治活动家”的说法，赞同的只占24%；53%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危害更多，认为他带来的利益和危害同样多的人占21%，认为他带来的利益更多些的人占11%。[103] 这些舆论发生在思想处于多元化状态的俄罗斯，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戈尔巴乔夫这种角色看得越来越透彻了。

黄文拉拉杂杂，长达几万言，“几乎把整个苏联历史作了一次综述”，企图对“所有深受60年代中国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们”进行说教。[104] 凭着这种极端片面、个性歪斜的叙述，就能够改造一代中国人民？君之志可谓大矣！君之谬也可谓大矣！要说服一代中国人从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需要老老实实的科学研究，黄文这样的又扣帽子、又东拉西扯的不正文风恐怕是没有用的。

[1]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页。

[2]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4页。

[3]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4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5页。

[5]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号，第6页。

[6]《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46页。

[7]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8]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64页。

[9]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83页。

[10]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217—218页。

[11] 维·科热米亚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４期。

[12]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1页。

[13]维·科热米亚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14] 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文版，２００５年，第32页。

[1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16] 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 — 论大难后的复兴》， 1997年，第24—25页。

[17]《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5页。

[19] 秦永利：《斯大林年谱》，第3、6、12页。

[20]亚·季诺维也夫：〈世纪的名字〉，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第21期。

[21]瓦·萨哈罗夫：〈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3年7月14日第13期。

[22]《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3年7月14日第13期。

[23]《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24]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25]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76页。

[26]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64~65页。

[27]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21页。

[28] 张捷：〈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环球视野网，2007年3月19日（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9407）。

[29]《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30]《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

[31] 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89页。
[32] 李同成： 〈赫鲁晓夫为什么仇恨斯大林？〉，河北日报网2004年11月5日http://www.hebeidaily.com.cn/20041020/ca428861.htm ）。

[33]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30页。

[34] 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767页。

[35]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36]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第202页。

[37]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04页。

[38]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44~145页。

[39]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45页。

[40]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1页。

[41]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1页。

[42]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0页。

[43]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2页。

[44]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5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54页。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85页。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539页。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4~45页。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5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2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3页。

[5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55]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第10页。

[56]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第15页。

[57]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第11页。

[5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5页。

[59] 毛泽东：〈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记录〉（1955年9月18日），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8页。

[6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22页。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8页。

[62] 孙其明：《中苏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63]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64]《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3期，第103页。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67]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9页。

[6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19页。

[69]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22页。

[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

[71]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68页。

[72]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3页。

[73]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67—468页。

[7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7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23页。

[76] 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7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16~717页。

[78]《红旗》杂志1969年第3、4期合刊号，第15页。

[7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74页。

[8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22页。

[8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41—342页。

[8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22页。

[8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0页。

[8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8页。

[8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61—467页。

[86]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77页。

[8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517页。

[8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554页。

[8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691~692页。

[9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25页。

[91]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06页。

[92]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282页。

[93]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283页。

[94]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284页。

[95]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页。

[96]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06页。

[97]《今日苏联东欧》杂志1991年第1期，第11—12页。

[9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3页。

[99]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6页。

[10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6页。

[101]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08页。

[102]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207页。

[103]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10—312页。

[104]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