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12：李光耀集团反民主的真面目

　　摘自《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

　　13/01/13

　　作者：庄明湖(新加坡)

　　http://www.suaramjb1.blogspot.com

　　李光耀集团勾结英马推行大马计划，1963年2月2日采取“冷藏行动”，彻底暴露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

　　李光耀及其领导的集团披着反殖斗士的外衣，混进左派反殖运动，骗取广大人民的信任，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大选中取得政权后，就逐渐自我暴露他们原来的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当人民识破其真面目后，他们就转过枪口对准左派反殖运动。廿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运动尤其是左派工运的惨痛遭遇，就是李光耀及其领导的集团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留下的一段反人民、反民主的历史记录。

　　1961年5月间，东姑阿都拉曼提出，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砂劳越与汶莱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并宣称将于1963年8月正式成立。同年6月李光耀在新加坡邦庆纪念会上表示：“我们支持联合邦总理的声明”。李光耀不顾人民要在1963年(1963年6月，是英国与新加坡宪制安排重新谈判既订日期)争取新加坡内部完全自治的诉求，断然宣布支持东姑阿都拉曼的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或简称“大马计划”)，自然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应，遭受左派反殖运动抨击。7月巧逢安顺补选，大马计划与争取新加坡内部完全自治遂成为补选议题，李光耀集团推出的行动党候选人职总主席阿旺，对垒工人党候选人马绍尔，7月15日投票结果，阿旺只得票37巴仙，马绍尔得票43.32巴仙，取得大胜。这反映了李光耀集团掌权两年余，因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被人民看穿，在补选中被人民唾弃。

　　“马来西亚”的宪制安排，是当时英国殖民统治集团、东姑阿都拉曼统治集团与李光耀统治集团，用以缓和、压制五邦人民的反殖运动浪潮，从而继续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一种新殖民统治的产物。那个年代，英国殖民政府面对亚非拉(特别是东南亚)人民反殖浪潮的冲击，不得不把政治权力交给由它扶助的代理人——东姑阿都拉曼集团与李光耀集团，以保持它在本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利益;李光耀集团在1959年获取政权后就巳存心消灭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但由于惧怕遭受人民群众(特别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工人群众)的反击，所以不敢亲自动手。因此想借助实现“大马计划”，由马来亚联合邦的东姑阿都拉曼集团来消灭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以达“借刀杀人”的目的;刚掌握马来亚联合邦政权的东姑阿都拉曼集团，眼看汶莱、砂拉越、沙巴、新加坡四个地区，尤其是新加坡的左派反殖运动日益高涨，鼓午着马来亚联合邦的左派反殖运动的发展，而威胁其政权的稳定。总之，当时马来亚联合邦的统治集团正是图谋通过“马来西亚联邦”的宪制安排，来实现既可压制汶、砂、沙、新四邦的反殖运动，尤其是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又可掠夺汶、砂、沙的丰富资源以及控制新加坡李光耀统治集团的美梦。

　　“马来西亚联邦”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一提出，马上遭受五邦人民的强烈反对，也遭受国际社会，特别是印尼、菲律宾的反对。在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人士，不能再忍受李光耀集团反人民、反民主的行为，在1961年7月间，被逼与李光耀集团决裂，退出行动党，由工运领袖林清祥等人带头，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新(加坡)社阵】，继续推动反大马反殖群众运动。自此，五地区的反大马反殖群众运动，互相呼应，日益高涨，反动派一切欺骗花招一一失灵，处于空前孤立的窘境。

　　社阵是新加坡左派(主要是左派工运)阵营在李光耀集团勾结英殖民主义者和马来亚联邦反动联盟后，在1961年9月16日成立，由当时的工运领袖林清祥(上图站在台上演讲者)担任党秘书长，继续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维护人民利益的宪制斗争。讲台背景是社阵党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国家独立，主张汶莱与沙巴、砂劳越组成“北加里曼丹统一联邦”，反对大马计划的汶莱人民党，在1962年8月20日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人民党囊括了16个民选立法议席，和赢得地方议会全国55席中的54席(中选的一名独立人士后耒也加入人民党)，取得全面性的胜利，苏丹也承认选举结果。人民党更宣布要争取汶莱在1963年独立。英国殖民政府于是阻止汶莱人民党组织政府，蓄意制造宪制危机。结果导致汶莱人民于12日8日“武装起义”，英国当局调动大批新马英军与澳洲、纽西兰军，到汶莱进行军事镇压。联邦统治集团也派出200名特种警察去汶莱。汶莱人民武装力量弱小，经过几天激战就被制服。

　　“武装起义”被镇压后，12月20日，汶莱苏丹宣布取缔人民党，解散立法议会，停止实施宪法，并对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开始大规模的逮捕迫害。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当局借口防止“武装起义”，从12月11日起，在砂劳越大肆逮捕左派人士，包括人民联合党(以下简称人联党)的干部和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成员。至12月16日，至少逮捕了48名左派积极分子，当中有半数以上是人联党的中委与分支部主要干部。在这样的严峻紧急状况下，砂盟号召其成员和支持者潜往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据田英成披露：“1963年初估计，从砂劳越潜往印尼边境的青年男女，不下二千人，同年7月更超过6千人”(见2002年6月20日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一石千浪》第17页)。

　　汶莱人民党议会选举大胜，大大鼓舞了其他四邦，特别是新加坡的反殖反大马斗争。同时也引起了推行大马计划三方反动派的担忧，唯恐汶莱选举结果会在新加坡发生效应，若果真出现，推行大马计划的阻力更大。

　　李光耀集团为了蒙蔽世界人民，1962年9月在新加坡泡制了一场“公民投票”，在选票上规定三个选项，选任何一个都是要新加坡加入大马，选民全无表达要争取新加坡完全自治与反对加入大马的选择。面对这样一场高度欺骗性的“公民投票”，左派到底应参加还是抵制?结果是选择参加。把参加视为展开广泛宣传、教育人民的群众运动，号召人民投空白票以表示对欺骗型公投选项的抗议，以及表达人民反大马计划的意志。尽管当权者耍弄肮脏手段，百般唬吓选民，蓄意散播谣言如“谁投空白票将会失去公民权、工作”等等，结果还是有25%选民投空白票。其余选民是不是就属於支持李光耀统治集团的呢?相信他们心知肚明：绝对不是!为何“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五个月，李光耀就放弃借刀杀人的计划，甘当万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而在1963年2月2日亲自采取“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镇压新加坡左派反殖运动?这只能说明李光耀集团对耒临的新加坡大选，不管是大马实现之前或之后举行，也不管是无论如何玩臭，都没有胜算的把握。他心里明白，万一选举失败，不只原大马计划难推行，李光耀集团的政治寿命也可能就此结束。三方反动派都惧怕发生这样的结局。它们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互相勾结，确保耒临的新加坡大选李光耀集团能获胜，所以，必须在大马成立前，由李光耀集团出手执行对付新加坡的左派反殖力量的大逮捕、大镇压行动。

　　以上所述，就是1963年2月2日新加坡史上臭名昭彰的“冷藏行动”(民间称为“二�6�1二事件”)的由来和背景。

　　继“冷藏行动”之后，李光耀统治集团采取七分高压与三分欺骗两手策略，加紧摧毁反抗势力。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伯(T.N.Harper)揭露，李光耀原本要在“冷藏行动”大逮捕中，一举朴灭新加坡的政敌，要捉约一千人，包括统一党的王永元，也要求联邦政权逮捕联邦社阵著名领袖布斯达曼与林建寿，却被联邦政权拒绝。最后只同意在新加坡拘捕169人的名单，不捉王永元;在联邦，不拘捕林建寿，只捉布斯达曼。结果是1963年2月2日清晨，新加坡113人被逮捕，林清祥在逮捕名单中高居榜首。新加坡“冷藏行动”11天后，即2月13日，布斯达曼被联邦政权拘留(详细内容见T.N.Harper著Lim Chin Siong and The“Singapore Story”，北方译《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华文本)，2004年，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第81—82页)。

　　李光耀统治集团原想通过“冷藏行动”，一举消灭左派反殖力量及其他反抗人士的计谋不能完全得逞之后，仍然处心积虑继续推行其阴谋。“冷藏行动”之后仅仅半年，李光耀统治集团为了必须赢得大选，采取七分高压三分欺骗的两手策略，加紧摧毁反抗势力，逼迫广大人民就范。

　　李光耀在宣布9月大选前，从8月初就策划要封闭拥有6万名会员、最具影响力的7间左派工会。8月28日李光耀就宣布要在10月30日封闭七间工会，即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工联)、新加坡全国海员工会(简称海员工会)、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简称商行雇联)、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简称建筑工联)、星洲磗业工友联合会(简称砖业工联)、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巴士工联)与新加坡机械工程雇员联合会(机械工联)。

　　在宣布封闭上述工会之前，李光耀统治集团及其御用工会，早也策动通过渗透左派工会，从内部搞分裂、夺取工会领导权，破坏工人争取改善待遇、反抗雇主无理开除，以及威逼资方不得承认左派工会的代表权等等，全面向左派工会进攻，妄图抢夺左派工会的阵地。他们对付海港局工会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1963年3月开始，李光耀集团就发动对拥有万余名会员的左派海港局工会的进攻。他们拉拢收买工会负责人不成后，对工会不断施加压力，逼迫就范。李光耀诬蔑工会是由30～40人操从;政府也强行收回工会会所;到7月间，政府甚至冻结工会12万余元银行存款，并指示海港局拒绝承认工会是工友的代表，剥夺了海港局工会的代表权。(见1963年3月20日《阵线报》第7期)

　　李光耀统治集团勾结英国及联邦政权拘留了100多名新加坡左派各团体重要领导人，并订下期限决意封闭7大左派工会之后，在9月4日宣布举行大选，订12日为提名日，21日为投票日。这种先捉人后选举的假民主把戏，不过是确保李光耀统治集团在大选中包赢的骗局。李光耀刻意将新加坡大选及其宣传活动跟大马的正式成立，紧密联系起来，其目的显而易见，是上演大马计划已获得新加坡多数人民支持的丑剧，也为大选后的更疯狂扫荡行动制造假民意藉口。大选一结束，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就随着爆发了，左派工运成为被对付的主要对象。从1963年9月16日大马成立起，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马的不到两年期间，就发生了许多令国人与世人震惊的镇压行动，以下是较大的事件——

　　(1) 1963年9月22日吊销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李光耀在大选胜出的第2天即9月22日，就吊销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陈六使创办、维护南大，坚定争取民族教育权益，只因在大选时支持在社阵旗帜下竞选的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就成为李光耀在大选后首先对付的人物。

　　(2) 同年9月26日大批军警侵入南大校园打人捉人——李光耀在大选胜出后的第五天即9月26日，派出大批军警侵入南大校园，殴打学生，数十多人受伤，有的头破血流，四名伤势严重。逮捕5名在籍学生和7名毕业生，其中3名是社阵候选人。并褫夺“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权。在大选中，南大生支持南大毕业生候选人，大选后就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报复。

　　(3) 同年10月3日，封闭五间拥有10余万会员的左派农民、小贩团体——这5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组织即是：新加坡乡村人民联合会、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新加坡小贩总会、新加坡小商公会，以及新加坡小贩联谊会。

　　(4) 同年10月8日，镇压左派工会为抗议政府封闭7间工会的总罢工——8日与9日，这两天是左派工会为抗议政府要封闭7间工会而进行的“反迫害，保组织”总罢工。政府事前通过电台不断传播“罢工是非法的”“政府准备动用军警对付罢工者”的恐吓讯息。事发时差遣“劳商工联”(御用工会)派员破坏罢工，动用军警镇压罢工工友，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左派职工会联合总会(SATU)的领导人及社阵领导人，其中3名是立法议员(即：卢妙萍、李诗东和巴尼)，5名是社阵(在大选时派出的)候选人。

　　(5) 同年10月30日，正式封闭拥有会员六万余的7间左派工会——李光耀通过职工会注册官，8月28日致函给7工会，这样说：“你们的工会和其他工会参加8月25日由中华总商会召开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的行动，是违背了你们的工会章程和宗旨的，你们这种行动是配合共产统一战线活动的……你们必须在10月30日前提出觧释为什么工会注册不应被吊销的理由”。用这样的“理由”来封闭工会，真是岂有此理!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是由中华总商会所召开，左派工会响应这项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正义诉求的号召，发动会员出席支持，全星各类社团也带领会员出席支持，李光耀本人也在大会上讲话，为什么唯独左派工会是背负“共产统一战线活动”罪名?为何7间工会就应因此被封闭?这难道不是胡乱找个藉口镇压左派工会的野蛮行径吗?

　　(6) 1964年1月8日，吊销拥有一万名会员的新加坡军港工友联合会的注册——新加坡军港工友联合会在1963年10月间领导会员为改善待遇进行罢工斗争，引起李光耀统治集团的恐慌，而决意瓦解这个对他们有着极大威胁的组织。李光耀在1964年1月8日，宣布吊销这间工会的注册，同时责令另外筹组御用工会取而代之。

　　(7) 1964年6月27日数千军警包围南大，41名学生被捕——当天凌晨星马政权派了3000多名军警，整百辆大小警车侵袭南大校园，包围学生宿舍，五步一冈，进行大搜捕。结果41名男女大学生被捕。

　　(8) 同年7月18日，101名南大生与75名职员工友被开除。

　　(9) 1964年9月10日起，逮捕左派工运、学运、政党领导人——9月10日起，星马政权再次联手展开逮捕新加坡左派反殖各界人士，涵盖工会、校友会、社阵、人民党等领导人30多名。代表32工团的“全星工团联络秘书处”负责人全都被捕(全星工团联络秘书处是新加坡左派工会在SATU被禁止活动后，联合派出代表组成的领导组织)〔注1〕。9月12日，社阵欲在芳林公园举行反抽兵、抗议大逮捕群众大会，却遭当权者横蛮制止，数千军警包抄镇压，演变成群众被逼分散数区游行示威，过程中群众被殴打，77人被捕，后遭提控定罪，有的被判罚款，有的被判坐牢3个月，其中被捕者书报业工联秘书林耀明，被改为公安法令拘留两年，后被驱逐出境(遣送到新山)。

　　(10) 1965年4月29日始逮捕30工会庆祝劳动节筹委领导人——五一劳动节在新加坡是法定公共假日，左派工会除了在各自的会所举办一些庆祝活动以外，依循惯例向警方申请在芳林公园或花拉公园或惹兰勿刹足球场任何一个地点，联合举行庆祝大会。联邦政权首先禁止砂劳越工人庆祝劳动节，接着不准联邦工人开会庆祝，随后也拒绝新加坡工会在公共场所联合庆祝的申请。政府文告还作出指责，说“庆祝五一筹委会欲把新加坡工人卷入在新加坡制造不安和紧张的阴谋里面去”。这分明是为镇压工会领导制造藉口。当权者一面剥夺工会在公共场所(花拉公园)举行庆祝会的应有权利，一面在4月29日开始逮捕30工会联络秘书处和庆祝劳动节筹委领导人〔注2〕。5月1日当天，工人群众涌上街头，展开和平示威游行，抗议当权者无理剥夺工人阶级庆祝劳动节的权利和横蛮拘捕工会领导人，结果却遭受大批军警殴打镇压，277人被捕拘禁。

　　大马强行成立后，星马政权联手加紧镇压左派反大马反殖运动，除了上述列举的引用公安法令不经审讯无限期监禁左派各级领导干部，封闭合法团体，更利用所谓“立法”手段，通过修改法令，如《社团修正法令》、《职工会修正法令》拑制合法团体的生存，全面摧毁反抗势力。同时，通过新法令，如《雇佣关系法令》、《工业关系法令》等，压抑和剥夺劳动群众要求改善工作待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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