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得到了全国22%的收入；最富有的1‰人口得到了11%的收入。美国自2009年以来增加的所有收入，有95%都流向了1%最富有的群体。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中，英国被称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最不平等国家，欧洲似乎急不可耐地想要重蹈美国的覆辙。

波兰尼的主要的论点是：所谓"自律性市场"的概念从未被真正实行过。而由于其明显的缺点，使得各国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其内在运作，及其外部直接影响（如对贫民的影响）。而且改变的步调快慢对其后果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波兰尼的分析明确指出：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经济成长对于包括贫民在内的全民有利，实则无历史根据。他也厘清了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例如，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形态，本是新兴工业利益团体的仆佣，这些利益集团选择性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在对其有利之际，呼吁政府干预。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那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有鉴于最近这一阶段的历史，似乎能很清楚地看出此轮建立一个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另一个美国和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自由贸易区(中国除外)的谈判，都不是打算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系统。与此相反的是，目标是建立一个管理下的贸易体制——也就是服务于长期把持贸易政策的西方特殊利益集团。

美国分子病理学协会与巨数遗传公司的诉讼像是纯粹的科学之争：大法官们一致裁定，人类基因不能注册专利，而在实验室人工合成的DNA则可申请专利。不过，这项判决的重要性超乎常人想象。这是一场战争，一边是希望将健康私有化、变成与财富同比例增长的财产，另一边则认为，健康属于任何一个公正社会和经济体的大众权利。更深刻的是，医疗是不平等塑造我们的政治、司法和人口健康状况的潜在途径。

从最近的这些历史可以看出，建立美国和欧洲以及美国和太平洋大部(不含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显然不是为了建立真正的自由贸易体系。相反，其目的是建立管理贸易机制——“管理”是指为长期主宰西方贸易政策的特殊利益服务。

不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导致了它的无效——这包括垄断利润及不能使知识利用最大化——这就妨碍了创新的速度。而且正如麦利亚德案例所示，这些知识产权规则也会导致不必要的生命损失。

现在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全世界都有人站起来，指出有些事情出了错并要求改变。在动荡不安的1848年和1968年，情况也是如此。2011年当然也是这样。这一年，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失业、收入分配、不平等感到愤怒与不满，他们觉得制度是不公平的，甚至已经破产。

“我们是99%的人”这个表达方式已经走进了普通人的意识当中。没有人能够确定阿拉伯之春运动或占领华尔街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下面这点却是我们确信不疑的：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们已经改变了公众话语，改变了普通公民和政治家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