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Project Syndicate网站报道，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美国的过度消费造成铺张浪费，私营医疗体系低效而且成本高昂，金融去监管化屡屡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认为，要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因为市场不会自我监管。中国很多问题在于政府做得不够，不能把医疗和教育推给市场，应该进行税收政策改革，征收环境税、高累进收入税和房产税，然后扩大对城镇化、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品的开支。

　　以下是斯蒂格利茨评论文章全文翻译。

　　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以及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领导者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哪怕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现在，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新的根本性改革，而既得利益者已经开始抵制。这次改革者能否再次胜出呢？

　　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政府与市场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点，与过去一样，当前这一轮改革不仅仅是对经济进行重构，也是对既得利益进行重构。后者将为未来的改革设定框架，甚至于决定改革是否可能发生。今天，虽然一些高调的措施赢得广泛关注，比如政府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

　　30多年前，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市场需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的了，私人部门比以前要重要得多。而且，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市场需要在许多国企垄断的领域扮演官方所谓的“关键角色”。但市场在其他板块以及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比如说，环境污染的恶化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已足以与美国并驾齐驱，同时腐败现象在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大行其道。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尤其明显。随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服务和家庭消费，部分问题可能还会恶化。显然，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有增长空间，但效仿美国人那种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中国、乃至于这个地球都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如果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也将威胁全世界。中国可以有更好的策略。首要的一点，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来缓解医疗和教育的巨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必将得到改善。在这里，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这么做。

　　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

　　美国的私营医疗体系是昂贵和低效的，相比欧洲国家，花的钱多得多，效果却差得多。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提供基础医疗方面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部分人将其与英国模式相提并论，即，将私营医疗服务叠加在公共基础医疗之上。相比法国式的政府主导型医疗体系，到底哪一种更优，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英国模式，那么关键就在基础医疗的比重。英国的私营医疗部分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公共体系。

　　同样，虽然中国在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行业正在经受产能过剩之苦，没有政府的帮助，要实现有效的、平滑的重组并非易事。

　　中国的结构调整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快速的城镇化。要确保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具有环境上的可持续性，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和公园等公共品。

　　金融危机的教训：市场不会自我监管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总是有产生资产和信贷泡沫的倾向，而且必然会崩溃（通常发生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时候），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美国热衷于去监管化是危机的起因。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去监管的步伐和顺序，但最终的结果同样重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导致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储贷危机。贷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励了剥削贫穷消费者的掠夺性行为。银行监管的弱化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增长，只是造成更高的风险。

　　应改革税收政策 不要过分依赖土地财政

　　我们希望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这是一条充满灾难的路。中国领导者的挑战在于设计一套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这就要求政府扩大筹资来源。中国的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来获得财政收入是经济中各种扭曲脱节以及大量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政府应该征收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这可能会损害国企经理人的利益）。

　　问题在于，在控制信贷扩张（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突然反转）、全球需求低迷、调整经济结构和大力反腐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实现较快速的增长（显然比过去的高速增长要低）。在其它国家，如此严峻的挑战早已造成瘫痪，而不是进步。

　　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税收，用来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可以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如果中国的政治家能够实施这一议程，中国和全世界都将受益。

　　作者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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