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海工人是怎样住上社会主义的新房的？

　　新村主义

　　工人新村奇怪的一点：为什么要叫“村”？新村的概念源于二十世纪初日本白桦派的新村主义思想。白桦派是一场艺术运动，参与者多支持托尔斯泰式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诸如武者小路实笃这样的白桦派文学家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在追求艺术努力的同时还存在互助和劳动的社会。1918年，武者小路建立了"新村"作为一项社会实验，农民和艺术家们在这里共同劳动，分享集体的成果，共同创造没有阶级的社会。当然值得一提同时也很讽刺的是几十年后，武者小路实笃在战时抛弃了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思想，态度突然急转为支持战争。

　　新村的概念通过周作人传到了中国。 1919年10月，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杂志《新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告了他对新村的访问，对劳动者相互支持的社会联系大加赞赏："这精神的愉快，实非经验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愿世人也能够分享这幸福！"新村主义所提倡的东西和当时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勤工俭学的集体生活非常相像，与后来毛主义的思想也有相近之处，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以及乡村和城市的同化——不是指乡村的城市化，而是指(工业)城市的“乡村化”。

　　邻里单位

　　上海的工人新村的另一个理论源头是“邻里单位”概念。当时的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负责人是留美的汪定曾，受到了科拉伦斯·佩里的影响。佩里认为住房群应该围绕公共设施为核心来安排，比如学校、图书馆、公园，以及负责住房管理和公共安全的行政部门都应该在居民的步行范围内，在工人新村还包括公共浴室、热水炉、菜园等。在这样的思路下，曹杨一村呈现出公共空间相对充足但私密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人均居住面积小于4平方米）的特色。需要意识到，这样的改善对于当时的工人群体而言，相比于1949年以前恶劣的棚户区居住条件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改善。汪定曾自己也承认在曹杨新村的两层和三层住房单元中创造了过高的密度，而社区本身却以其蜿蜒的街道、成排的柳树和蜿蜒的小溪消耗了宝贵的土地。汪定曾还承认了另一个重大的疏忽，那就是把楼房建得太近了，挡住了底层大多数房间的阳光。汪定曾当时总结说，这些问题是在没有制定全面的城市规划就进行大型住房建设项目时所犯的错误。

　　作为社会主义空间的曹杨新村

　　曹杨新村尽管有上述提到的问题，但还是很快就被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上海的光辉象征”，也是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物质体现，接待了许多外宾。尽管邻里单位后来被批评为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但是它作为一种细胞形式的社区服务和治理，与中国设立的街道委员会和下属的居民委员会却直接契合。参考了邻里单位设计的曹杨一村成为了上海的例外，因为上海市之后的其他住房采用了苏式混凝土外墙公寓楼。

　　“第一批搬到曹阳新村的劳模和进步生产者被分配了住房单元，这样来自同一工厂的工人就可以住在同一栋楼。上海首个24小时公共汽车服务，在曹阳新村和工厂之间，运送上白班和夜班的工人。”根据这些回顾式的叙述，作者认为曹杨新村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共享物质和生活经验塑造了集体意识。

　　曹杨新村的衰弱

　　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曹杨新村从48栋两层楼发展到718栋两到六层楼，社区从1952年的929户（4,247名居民）扩大到1958年的8,584户（47,563名居民），拥挤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58年上海市委的一份报告指出，该社区设计时的低密度原则现在已不复存在。虽然公共空间和设施很丰富，但在住房单元内，工人生活越来越拥挤。经常出现两个家庭共用一个房间的情况，拥挤导致了居民之间不可避免的争吵和纠纷。底层的共用厨房由五户人家使用，厕所由楼里的十户人家共用。1954年后，上海其他工人新村的建设采用了更好的建筑标准。但是，工人和家庭的住房等待名单长达八到十年。在市场改革产生新的私人或商品房存量之前，上海的住房仍将长期匮乏。但工人新村项目从未被设想为要解决上海的住房短缺问题。作者认为工人新村的力量是在象征性的领域，而不是实用性的领域。

　　遗产

　　2005年，上海市政府将曹杨新村定为优秀历史建筑，从而在法律上保护它不被拆除。“那些曾经被誉为解放空间的住宅，现在按照上海的标准，被认为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唯一能利用其位置和低租金的居民是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而他们的房东则是剩下的原始居民，即过去的劳模。21世纪上海的无产阶级住在曾经把工人奉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房子里。”

　　改革开放后，“商品房”概念出现，新村中有经济能力的工人纷纷购置私密性更高的新型商品房，从而迁出了原先的住房。同时，由于外来务工人员财力有限，无法购置或租赁商品房，便住入了较为老旧的工人新村。于是，在工人新村中，主要居住人群为老年人、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

　　90年代，由于工人新村内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不少人通过一种低成本的商业模式来增加收入。他们将原先承担居住功能的一层住房的外墙打通，面向街道经营起小生意，如开设小餐馆、理发店、水果店等。虽然这种将居住房屋改成非居住使用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但相关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行为，希望下岗工人们以这种方式自发创业以解决就业问题，导致 “破墙开店” 现象在工人新村中大量出现，使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中心区域就近生活。

　　2015年开始，政府基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打击“居改非”违法经营的双重考量，开始集中整治“破墙开店”现象，比如徐汇区开始修缮花园洋房、还原小马路的风貌、乃至开放名人故居给游客，而计划的第一步是处理违法用地，这份报告总结为“五违整治”。政府先是集中整治衡山路-复兴路的沿街店铺，随后范围扩展到全市。很多小店的店主实际是拥有营业执照的，但城管部门要求小店的原房东也要有营业执照。且大量街道由于“政府从未批准过居改非”，沿街店铺均被拆除。大多数店主无法继续营业，离开了这一片区，新店往往生意大不如前，还需要负担高额租金。（引自《“破墙开店”的前世今生》一文）

　　工人新村被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后，不被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而工人新村本身存在厨卫共用、空间狭小、居住条件差等问题，被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后对原本就已经陷于困难的本地居民而言是雪上加霜的。大部分普通居住者日常生活的经验被排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旅游性的视觉景观。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被转化成为商品之后，作为纯粹的审美消费物提供给游客一种怀旧的想象空间，它提供的是一个可供消费的建筑外轮廓，而不是一个活着的居民社区。更不用提无法被纳入怀旧城市文化模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了，但恰恰是他们更有希望能够写出有活力的、庶民的上海城市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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