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莫斯科大审判背后事实的推测

作者：李晓鹏来源：李晓鹏博士 2025-01-24 2252

三次莫斯科审判背后的事实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尤其是第一次审判，由于史料中存在某些难以协调的矛盾，作者多次在季诺维也夫有罪和无罪之间“反复游移”。目前，我们仅能根据公开资料做一些尽可能合理的推断。由于材料缺乏等原因，这样的判断主观成分较重，因此仅列入附录。

(1)第一次莫斯科审判

第一次审判的核心被告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主要罪名是参与谋杀基洛夫。他们有理由相信承认罪名之后可以避免死刑。因为前面两次被开除出党以后，都是认错之后就给恢复了党籍。而且之前还没有真的处决过他们这么高级别的人物。

受此影响，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关键结论可能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即季诺维也夫并没有直接或间接下令尼古拉耶夫去暗杀基洛夫。他和加米涅夫等人都是遭到叶若夫的死刑恐吓和“认罪免死”的虚假承诺之后选择认罪的。

但是，这个逻辑存在比较大的漏洞：如果他们本身没有犯死罪，之前被查证的罪名也不过判了十年有期徒刑，他们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先承认足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再指望得到赦免。

对二人而言，最有利的策略，显然是继续维持之前的说法——仅承认对尼古拉耶夫的行为有政治思想上的影响，而拒绝承认直接参与了谋杀基洛夫。这样他们无非就是蹲满十年监狱而已。至于谣传说的威胁其家人子女之类的，也不成立——如果他们犯的罪只需要判十年的有期徒刑，那就没有道理让其妻子儿女受到更重的处罚;相反，承认谋杀基洛夫反而会给妻子儿女带来更多危险。

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认罪的?

季诺维也夫在亚戈达的庇护下，在监狱里日子过得还不错。亚戈达后来在供词中说：“我采取了一切措施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书籍、纸张、食物、散步一一所有这些他们都不受限制地得到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之前，亚戈达还是内务部人民委员。斯大林已经接受了亚戈达的调查结论，即季诺维也夫跟基洛夫遇刺没有直接联系。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打算把季诺维也夫整死才罢休。不认可这个结论的是叶若夫，他主动向斯大林请求重启调查。

斯大林刚开始并不同意叶若夫的意见，但在奥尔贝格被捕以后，一些新的证据出现，斯大林终于同意叶若夫插手对基洛夫案的重新调查。但也仅是“插手”，并没有让叶若夫接管内务部，更没有对亚戈达的势力进行清洗。

此时，斯大林对亚戈达还只是有所不满，并未对其完全失去信任。叶若夫想要扳倒亚戈达，得找到更可靠的证据。亚戈达对叶若夫处处防备，多次指示亲信不要配合叶若夫。政治局要到1937年才准许有条件的使用刑讯。重审基洛夫案的时候，酷刑仍然是完全非法的。这种情况下，叶若夫不大可能明目张胆的指使内务部人员采用酷刑对待季诺维也夫。只要被亚戈达抓住把柄，叶若夫的地位随时可能动摇。

从各种资料来看，季诺维也夫显然没有被刑讯逼供。季诺维也夫给斯大林写过很多求饶的信，没提到有遭到刑讯逼供。叶若夫想要让季诺维也夫等人认罪，最大可能的手段是以死刑进行威胁，然后欺骗他们“认罪免死”。

但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约翰·盖蒂在《通往恐怖之路》中指出，尽管“一直有传言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所以同意认罪是为了换取对他们生命的保证，但没有找到文件证据或一手证词来支持这一说法”。至于威胁子女之类的谣言，也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能不能说季诺维也夫真的通过手下给尼古拉耶夫下令刺杀基洛夫呢?

这也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情。前文通过对尼古拉耶夫庭审记录的分析，已经得出过结论，即尼古拉耶夫应该是独立行动的，仅在思想上受过“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分子的影响。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季诺维也夫的前助手巴卡耶夫当庭公开承认，自己作为季诺维也夫集团“莫斯科中心”的高级领导，曾经去视察过列宁格勒暗杀小组，见过尼古拉耶夫等人并与之交谈。季诺维也夫也承认，他曾经派巴克耶夫去过列宁格勒督促暗杀行动。

这个说法基本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尼古拉耶夫在1935年的庭审之前和庭审过程中，表现得非常配合，积极指认自己的“同伙”，其他被告也有好几个愿意认罪的。但这些配合认罪的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无一人提到过曾经跟莫斯科来的人见过面。如果真的有过会面，尼古拉耶夫和其他几个认罪的被告不大可能都故意不讲出来。

所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等人为什么会认罪?这是一个历史谜团。

作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尼古拉耶夫独立作案”和“季诺维也夫曾经下令刺杀基洛夫”两件事同时存在，并不矛盾。

有比较可靠的证据显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确实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政治反对派集团，而且跟托洛茨基分子有合作(谢多夫1932年给托洛茨基的信是非常客观的证据)。那么，他们在内部聚会的时候，很大可能确实讨论过采用各种非法的手段来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包括武装暴动、军事政变和暗杀等等。这群人本来就是一群革命者，不缺乏胆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可能确实同意过对基洛夫、斯大林等人的暗杀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跟尼古拉耶夫无直接关系!

季诺维也夫在审讯时承认：

“这个任务(指暗杀基洛夫和斯大林——作者注)我是1932年秋天在伊利因斯科耶布置的。”[1]

伊利因斯科耶会议得到了各方证词的证实。在时间上也与谢多夫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契合。这次会议应该真实存在。就是在1932年大饥荒最严重、集体化濒临崩溃的时刻，反对派空前联合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反对派在组织上比较松散，并不具备真正执行暗杀行动的能力。季诺维也夫刺杀基洛夫和斯大林的指令没有办法得到落实。尼古拉耶夫没有参加反对派集团，主要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思想上受到了政治反对派的影响，自行决定刺杀基洛夫，想以此提醒国家高层领导重视基层工人的待遇。想不到，他竟然阴差阳错的成功了!当局审讯尼古拉耶夫，想得到他直接受命于季诺维也夫集团的证据，最终一无所获。

但是，经过对季诺维也夫这边的人的长期审讯，终于发现了他们有过密谋暗杀基洛夫、斯大林的证据。这些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开会策划过对斯大林、基洛夫的暗杀。这个突破口打开以后，其暗杀计划与尼古拉耶夫是否有直接联系，就已经不重要了——对苏联当局不重要，只要证明暗杀计划存在，就说明反对派已经变成了恐怖组织，需要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对反对派也不重要，只要承认了暗杀计划存在，那就是死罪，去申辩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已没有意义。

最后，在叶若夫和内务部审讯人员的“辛勤工作”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巴卡耶夫等人不再纠结细节，直接承认集团的暗杀计划与尼古拉耶夫有关，换取当局考虑赦免其死罪。

这些细节上的“完善”过程，斯大林应该不知情。他不会有时间去详细阅读尼古拉耶夫等人的供词，只会看内务部提交的总结报告。季诺维也夫的认罪供词和庭审记录他可能会认真看一下。此外，内务部还会提供一些和托洛茨基相关的供词摘要，这些他应该也会看一下。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之前，斯大林可能会注意到这些供词：

“埃斯特曼转交给我德雷采尔的一个信封，我当着埃斯特曼的面拆开了信封，看到托洛茨基给德雷采尔写的一封信。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指示杀死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托洛茨基分子姆拉奇科夫斯基7月4日的审讯笔录)。”

“我是从我常年居住在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那里收到这个指令的，1934年9月底我姐姐来莫斯科。托洛茨基信的内容很简短。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朋友：请传达，今天我们有以下主要任务：一是收拾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二是在军队中开展组织分支机构的工作，三是一旦爆发战争，利用失利和惊慌争取领导权。(托洛茨基的前贴身保镖德雷采尔1936年7月23日的审讯笔录)”

“早在伊利因斯科耶会议前季诺维也夫就告诉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心拟定中的策划针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决定。同时他告诉我说，托洛茨基分子在联盟中心的代表……强烈坚决要求做出这一决定，因为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对他们有直接指令。(加米涅夫1936年7月23~24日审讯笔录)”

“我曾以联合中心的名义责成组织成员巴卡耶夫和卡列夫组织在莫斯科针对斯大林和在列宁格勒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这个任务我是1932年秋天在伊利因斯科耶布置的。(季诺维也夫1936年7月23~25日审讯笔录)”[2]

从供词的先后顺序来看，突破口不是从季诺维也夫集团这边打开的，而是从托洛茨基分子这边打开的。最先是1936年2月，托洛茨基派到苏联的特使奥尔贝格被捕，供出了参与恐怖活动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先后被捕，其中一些——比如姆拉奇科夫斯基交代了托洛茨基的指示。

这些信息暴露以后，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才开始陆续招供。看到这些证据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心理防线崩溃，在7月23~25日的审讯中表示认罪。

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供述存在明显差异：托洛茨基的指令是刺杀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没有提到基洛夫。季诺维也夫这边则说是计划刺杀斯大林和基洛夫。托洛茨基在“基洛夫案”爆发后，在国外公开声明，自己绝没有下令刺杀基洛夫，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基洛夫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不值得冒险去刺杀。他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的是实话——他确实看不上基洛夫，而更敌视掌握军队的伏罗希洛夫。此时他正在联络图哈切夫斯基密谋搞军事政变，干掉伏罗希洛夫显然对此有利。但季诺维也夫对夺走他列宁格勒第一书记职位的基洛夫更为敌视，于是把暗杀计划改为重点针对斯大林和基洛夫。

斯大林从叶若夫和内务部提交的报告中得到的信息很清晰：季诺维也夫亲自下令暗杀基洛夫，还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策划了对自己的暗杀行动。

他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

如果没有尼古拉耶夫的成功暗杀，季诺维也夫等人私下聚会讨论的暗杀政变等内容，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当局所知晓。莫斯科大审判和“大清洗”扩大化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可能就不会出现，苏联内部意识形态危机将不会爆发，苏联可能就不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所以，尼古拉耶夫很可能确实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苏联历史。

所以——作者根据自己读到的材料综合判断——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关键结论可能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冤案”。季诺维也夫等人私下组织反对派集团，并与托洛茨基联合，这些都有比较明确的证据。他们有较大可能确实制定过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来推翻斯大林统治的计划，但没有成功，仅仅是由于尼古拉耶夫，这些计划才被暴露出来。按照苏联当时的定罪量刑标准，组织这样的集团并制定这样的计划，即使计划没有成功，主犯也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

(2)第二次莫斯科审判

这次审判的关键被告是皮达可夫，主要是指证托洛茨基勾结法西斯密谋颠覆苏联政权。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把所有被告都枪毙了，有比皮达可夫级别高的，也有比他低或者差不多的。皮达可夫不可能愚蠢的认为自己虚假认罪可以换来赦免。这种情况下，他求生的最佳策略应该是抗拒到底。但皮达可夫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布哈林等人的面，确认自己的供词是自愿的，在法庭上也完全认罪。此后，托洛茨基提出的核心反驳意见已被前文列举的诸多资料证明是靠不住的。

此外，有外国记者全程旁听并作证，被告们衣着得体、精神状态良好，说话风格各异，毫无被迫表演的迹象，也没有被殴打刑讯的痕迹。被告们彼此之间的证词和庭审记录也可以互相印证。

与第一次审判不同，第二次审判的关键事实认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托洛茨基通过代理人秘密推进针对苏联的恐怖破坏活动，并与德国法西斯达成出卖苏联领土权益的协议是事情应该是真实的。

(3)第三次莫斯科审判

这次审判的核心被告是布哈林和亚戈达。这次审判有比较多的问题。

布哈林也显然没有被刑讯逼供。这从他给斯大林写的信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在被捕之前的各种对质会上，他一直在否认各种指控。斯大林在这些会议上，始终没有表态认定布哈林有罪还是无罪，只是要求内务部继续调查。1937年2月，布哈林被捕。被捕之后，他也坚持了三个月不认罪。他是在跟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进行了一次长谈以后，同意认罪的，承认了包括刺杀列宁在内的所有重大指控。

布哈林可能确实受到了一些“诱骗”，比如承诺认罪就赦免死刑或者保证其妻子的安全之类的。但他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面对刺杀列宁、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叛国等重罪指控，仅仅是被关押起来、遭到言词上的威胁或者欺骗，就表示认罪，并不能作为其认罪无效的理由。

不过，他很快就后悔了，拒绝在供词上签字。

对斯大林来说，他当然会相信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与布哈林会谈后的汇报结论。这种重大罪行，只要承认过一次，除非证明自己遭受了极为严重的身体折磨，否则，反悔是没有意义的。布哈林认罪以后再拒绝签字，已不可能改变斯大林的看法。

在1937年12月，布哈林给斯大林写的“喊冤”信里边遮遮掩掩的承认了两件事。

“至于代表会议，我一无所知(就像柳亭纲领一样)，事后艾亨瓦尔德在街上匆匆告诉我(‘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做了个报告’)，或诸如此类的话，由于怜悯‘伙伴们’，我当时隐瞒了此事;”

“1932年在‘学生们’的问题上我也耍了两面派，那时我真诚地想把他们完全引向党，否则就甩掉。”[3]

布哈林的“学生们”是他的政治亲信。信中提到的“柳亭纲领”是一份反斯大林的政治文件，作者柳亭就是布哈林的“学生”。柳亭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反斯大林右派集团，在1932年形成一份名为《致联共(布)全体党员》(即“柳亭纲领”)的文件，主张右派和托洛茨基联合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在1932年8月21日的成立大会上，柳亭公然讨论了暗杀斯大林的问题。布哈林说的“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做了报告”以及“学生们”的问题，就是指的这些事。

从布哈林承认的这两件事情来看，很显然他知道自己的派系人员在秘密集会，讨论用非常手段推翻斯大林。他没有参会，但也没有反对，没有向中央报告。这是一种默许。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跟这些人的政治联系，对此类活动知情不报，就相当于参与了。

在供词和庭审询问中，布哈林还承认了对一些事情“知情不报”。一个是托洛茨基与德国协商，试图以割让乌克兰换取德军推翻斯大林政权的事情。布哈林在法庭上承认，他知道这件事，但没有表态——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也没有向中央报告。这是他的又一个“知情不报”。还有一个，他承认组织了一个恐怖集团，由前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领导，目的是谋杀斯大林和卡冈洛维奇。但他否认对这个集团下达过任何指令，也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具体活动。[4]

我倾向于认为，布哈林说的是实话。他是一个“聪明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无畏的革命者，不大可能明目张胆的参与各种危险的阴谋，但也绝不甘心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输给斯大林。他采取的策略就是让手下去干，自己尽量与这些事情不发生直接关联，不下达指示、不参与集会，成功了可以获益，失败了也可以全身而退。

刺杀列宁这个事，他也不大可能直接参与。庭审中列举的证人证词也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他们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布哈林与刺杀列宁有关，没有目击者或者同谋出来作证。对刺杀列宁的阴谋，布哈林可能也只是“知情不报”——放任自己的手下去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知道他们想刺杀列宁却不反对、不通报。

有一种说法，说布哈林在公开审判中采取的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策略。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布哈林在庭审中有承认具体的罪名。比如这段记录：

“维辛斯基：我想明确的就是这一点。您承认，您和伊万诺夫说过，应该支持起义运动以至一切富农运动吗?

布哈林：我承认。

维辛斯基：这么说，1932年春天您地下工作中的一个最亲密的同谋斯列普科夫为了如李可夫所说全力组织富农行动，根据中心的直接指派，尤其是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指派，去了北高加索。是这样的吗?

布哈林：我已经说过，我肯定李可夫在这里说过的每一句话。

维辛斯基：这么说，您派斯列普科夫去组织北高加索的富农暴动?

布哈林：是的，是我派他去发动暴动的。”[5]

如果这段对话都不算承认了“具体罪名”，那怎样说才算承认呢?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还有李可夫的证词支撑。布哈林的回答清晰明白：“是我派他去发动暴动的。”

所以，庭审的实际情况是：布哈林有选择的承认了一小部分具体罪名，拒绝承认大部分具体罪名，然后又承认作为右派集团的领袖人物，需要对整个集团的罪行负责。即使不考虑他承认的“抽象罪名”和否认的具体罪名，单看他承认的具体罪名——派遣手下去全国各地组织和支持富农暴动，按照当时的量刑标准，就足以判处死刑了。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讲了很长的时间，翻译成中文超过一万字，明显是他在自由发挥，中间甚至一度离题去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被检察官打断过两次。但与审判相关的部分，无论是认罪还是拒绝认罪的话，都没有被打断。他在自由发挥的最后陈述中也没有拒绝认罪。

在经过两次莫斯科大审判以后，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不可能会相信，作为最主要的被告，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可以换取死刑赦免。

我们可以说对布哈林的量刑标准过于严苛，也可以不认可那些他当庭否认的罪行，但布哈林显然并不是完全无罪的。

第三次审判的另一个关键被告是亚戈达。

亚戈达被捕以后，很快就供认了参与基洛夫谋杀案、利用医生谋害高尔基和明仁斯基等人的罪行。

亚戈达是个纯粹的坏蛋，他有两条罪名是其他主要被告没有的。

一个是生活腐化。肃反人员搜查他的别墅，搜出来的奢侈品竟达130个品类共数千件，其中包括25件男式大衣、42双靴子、32件女式衬衫、22件女式大衣、50件女式连衣裙、22件欧式西服、31双外国制造的女鞋、91双外国制造的贝雷帽、130双丝袜、37双外国制造的手套、95瓶法国香水、1008个古董餐具和73根外国制造的高档钓鱼竿。此外，亚戈达还收藏了3904张色情图片和11部色情电影。他利用国家资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仅在1936年，亚戈达就花了100多万卢布来维护他的家庭使用的公寓、别墅和休养院。跟亚戈达有类似情况的是叶努基泽，不过叶努基泽没有参加三次莫斯科审判。

亚戈达的第二个特殊罪名是利用医生来杀人，这也是非常没有下限的。他安排医生给上司明仁斯基开增加心脏压力的药方，想让明仁斯基快点死掉他好接班。他还用类似方法试图害死高尔基和古比雪夫。

卡查科夫和列文医生被迫执行亚戈达的命令。卡查科夫医生交代说：

“我们利用蛋白和蛋白制剂的两个主要特性。第一，蛋白的水解物具有增强药效的性质。第二，蛋白的溶解物可以增加机体的敏感性。这两个特性都被利用了。第三，利用明仁斯基病情的特点，即同时患有支气管哮喘病和心绞痛的特点。众所周知，在支气管哮喘病的情况下，植物神经系统的所谓副交叉感染部分处于兴奋状态。因此，治疗支气管哮喘病人，要给以兴奋相应部分、也即兴奋交感神经部分和甲状腺的药物。这种药物是肾上腺髓质的提取物，而心绞痛恰巧是因由交感神经节颈下丛发出的交感神经部分兴奋所引起。这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妙点……”

“逐渐的使用一组药物，而把另一组药物放在一边……需要使用许多强心剂——洋地黄、侧金盏花、毒毛旋花——这些都兴奋心脏活动。这些药物按照以下顺序投药。首先，拟以蛋白溶解物，形成用溶解物治疗的阶段;然后用强心剂。这种治疗的结果，使得病人变得非常衰弱……”[6]

在庭审期间上，由八位医疗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给出结论：

“这种医疗方法的配合不能不使病人明仁斯基的心理疲竭，从而加速他的死亡的到来。”[7]

列文医生则交代了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药方：

“(古比雪夫)害心脏血管病、心肌炎病，他有过几次轻度的心绞痛发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保护心脏，必须避免强烈的心脏兴奋剂，因为强烈兴奋剂会过度刺激心脏活动，逐渐导致心脏进一步衰弱……我们在长时期内不间断地给古比雪夫使用兴奋心脏的药物，直至他到中亚细亚去旅行为止。从1934年8月起，直至9月或10月，我们不间断地给他注射特殊的内分泌制剂和其他兴奋心脏的药物。这更加重了心绞痛，并使心绞痛的发作越来越频繁。”[8]

“(对高尔基)使用通常需要的、不会引起怀疑的、能够用来刺激心脏跳动的药物。这些药物有樟脑、咖啡因、五甲稀四氮咄和狄迦伦。对于一些心脏病我们有权使用这些药。但是我们对他用来大剂量。例如，二十四小时内给他注射的樟脑竟达四十针之多……这样的剂量对他太猛……此外，还加上两针狄迦伦……四针咖啡因……两针士的宁。”[9]

需要说明的是，医生的药方是否真的促成了明仁斯基、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死亡难以完全证实。因为这三人确实有严重的基础病，医生们并没有直接投毒，而是使用看似合法的药物来提高发病的可能性。这些药物和蛋白溶解液都不是毒药。它们是不是真的促成了三人的死亡，在三人死了较长时间之后，也已无法再做准确的鉴定。只能说亚戈达有这方面的主观故意。

亚戈达的这两个特殊罪名，表明他跟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相比，不仅有违反党纪和法律的行为，而且极度道德败坏，做人做事毫无底线可言。

亚戈达在法庭上的表现也最特殊，那就是“反复横跳”，他在供词里把所有罪行都供认了，但到了法庭上，则一会儿认罪一会儿又不认罪——刚开始几乎否认全部罪名，然后又承认几乎全部罪名，在最后陈述中又选择了承认一部分、否认一部分。

亚戈达对罪名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始至终都坚决拒绝承认的，主要是两个，一是间谍罪，二是参与谋杀基洛夫，这应该确实是假的。他不是外国间谍，也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基洛夫。第二种是一会儿承认一会儿不承认的，表现得犹豫不决。从他的道德水平来看，这样做的目的还是想挣扎一下，努力避免死刑。但其他被告当庭承认的事实，已可以证明亚戈达犯有这些罪行。这些罪行应该都是基本真实的。

这些罪行包括与叶努基泽、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勾结阴谋发动政变，利用医生谋杀高尔基、古比雪夫(亚戈达在庭审中拒绝承认用医生杀害了明仁斯基)，以及参与右派反党集团的活动等。

莫洛托夫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评价了很多被判处死刑的人物——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若夫、贝利亚等等。他对这些人都说了不少好话，包括叶若夫和贝利亚，对他们最后犯了错误表示惋惜。唯独对亚戈达，一句好话没有，几乎是破口大骂。他说：

“我有这次审讯时的速记记录，他说，对，坐在这里的右派和托派之所以迟迟未被揭露，是因为我的干扰，但现在，我要揭露他们，你们也要为此保证给我一条生路!您瞧，何等的污浊!他名为共产党员，人民委员，而实为捷尔任斯基身边的恶棍!……这还算是人，还有这么肮脏的灵魂么?”[10]

枪毙亚戈达基本上是没错的，他可能是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最应该被枪毙的那一个。正是由于在内务部人民委员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无耻之徒，才让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长期被欺骗隐瞒，无法及时知道反对派在党内的渗透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难以及时采取防范措施，等到最后关头才不得不采取铁腕手段一次性解决问题。

这就是作者本人对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分析和倾向性判断。基本上是坚持一个标准来看待三次审判——这些著名的“大人物”，如果在公开的法庭上明确承认了具体的罪行，还有其他直接参与者当庭提供的证词作为支撑，那除非有非常可靠的相反的证据，他们的罪行就应该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反之，如果只承认抽象的、带有政治意味的罪名，却拒绝认可关键的具体罪行，那就要结合其它人的证词和证据做具体的分析。布哈林在法庭上否认的诸多具体罪行，由于其它证据也不够充分，因此应该被认为不存在;而亚戈达的具体罪行，其它证据比较充分，则应该是大部分真实存在的。

这些主要被告在庭审期间各不相同的表现，也再次证明，庭审绝不是“作秀”、“表演”。被告们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在法庭上认罪或者不认罪，可以完全认罪，也可以部分认罪，也可以几乎完全不认罪，还可以一会儿认罪一会儿不认罪。布哈林还即兴发挥跟检察官维辛斯基辩论几句，而且明显占据了上风。第一次审判，还可以认为主要被告觉得虚假认罪可以换来死刑赦免，后边两次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这也是第三次审判布哈林和亚戈达等人表现的更加不配合的重要原因。

相反，那些指责三次审判都是“表演”、“作秀”的说法，则很难按照同一个标准去评价这些人的不同表现。当被告们老实认罪的时候，他们的话就被认为是“被迫的”，不是被赦免死刑的承诺欺骗就是妻子儿女遭到了威胁，总之就是不可信;反之，当被告们拒不认罪的时候，他们的话就被认为是勇气的象征，可靠性毋庸置疑，绝不可能是为了逃避惩罚而抵赖。这样的逻辑显然有问题。

其实，从审判逻辑来看，被指控有罪的嫌疑人，正常的反应肯定是尽量不认罪，只有在证据确凿或者实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才会被迫认罪。被迫认罪之后，也会优先考虑先承认那些量刑较低的轻罪，实在迫不得已才会承认最严重的罪名。考虑到刑讯逼供、死刑威胁、伪造证词等因素存在的可能性，书面供词的可信度可能不足。但对被告在公开的法庭上自由发言所承认的罪名，在非常时期作为定罪标准问题不大。基于此，本书基本不引用书面证词来作为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标准——除非它与庭审记录一致。

布哈林在庭审上的说法，前后逻辑其实比较一致，他的“知情不报”在政治上性质确实很严重，但在法律上性质不太严重，所以他承认了总的政治性罪名——参与了“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并且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人物，但否认了一些法律上性质严重的罪名。这是一种既表明诚恳的认罪态度，又有希望避免死刑的辩护策略。不需要假设他被严刑拷打或者威胁妻子儿女的生命、不需要假设法庭过程是一场“作秀表演”就能很好理解。

而且，需要注意，前两次审判表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犯罪活动重点是搞恐怖活动和军事政变，而第三次审判的“右派集团”最重要的罪名——也是布哈林当庭承认的罪名，是组织和煽动富农暴动。左派的反斯大林活动缺乏阶级基础——他们的阶级依靠本来应该是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站在了斯大林这边，因此只能选择用暗杀、军事政变的方式;右派则拥有一定的阶级基础，即新经济政策的受益阶层，因而被指控组织和煽动富农暴动。这种差异与现实情况能较好的契合。

布哈林的庭审记录明显对检方不利，即绝大部分指控都证据不足，但它还是在《真理报》上公布了。斯大林这边表现的还是相当坦然的，没有藏着掖着。

比较三次莫斯科审判，前两次被告都非常配合，第三次则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对布哈林的诸多指控证据明显不足。前两次公开审判都发生在“大清洗”之前，也发生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之前。如前文所述，图哈切夫斯基案可以说是“压垮斯大林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基洛夫遇刺开始，他的神经就崩的很紧了，然后是西班牙内战中接连发生“第五纵队”事件和“五月事件”，托洛茨基与德国法西斯勾结卖国，他的神经越绷越紧。1937年4月亚戈达被逮捕，6月图哈切夫斯基案发，内务部和军队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强力部门都出现大问题，局势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苏维埃政权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在审查图哈切夫斯基案的关键时刻，叶若夫提交的有一些关键材料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洛维奇四个人可以看，连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完全信任。斯大林这时候只能选择按照最可怕的情况来采取行动，这才有了“大清洗”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

由于斯大林(以及叶若夫、莫洛托夫等)把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想象的过于严重，才导致“大清洗”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就是这种“扩大化”错误的体现。布哈林等多名被告的可查证的错误在正常时期应该罪不至死。除此以外，一些犯有严重罪行的被告，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仅本人被处决，其妻子、儿子、亲友等也因为“知情不报”的罪名被连带处决，这就是更加过分的。

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种扩大化的错误，就可以不讲逻辑的把三次莫斯科审判结论一概否定，认为被告们在法庭上的发言全都是被迫进行的“作秀表演”。结合庭审记录和各种史料证据，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主要结论应该是基本可靠的。

参考文献：

[1] 《大元帅斯大林》，107页

[2] 以上供词来自《大元帅斯大林》，107~109页

[3] 《通向恐怖之路》(十一)两个布尔什维克

[4] 康春林，《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92页、401页

[5]《大元帅斯大林》，95- 96页

[6] 《反苏大阴谋》，262页

[7] 《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434页

[8] 《反苏大阴谋》，264页

[9] 《反苏大阴谋》，267、268页

[10] 《莫洛托夫密谈录》，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