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对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维护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斗争艺术也包含丰富的辩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将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概括为毛泽东精神风范之一。学习毛泽东这一重要精神风范，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毛泽东一生保持着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的性格特点。青年毛泽东说过“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晚年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领导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许多因素，但其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不怕任何敌人，不怕任何艰难的敢于斗争精神。他说的两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人民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是他敢于斗争英雄气概的体现，至今仍鼓舞中国人民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为什么要敢于斗争?毛泽东讲过这样的道理：对于敌人，对于一切邪恶势力，你越怕，它越猖獗;你敢于同它斗争，才能战胜它。毛泽东是看穿了一切反动派表面强大实际虚弱的本质，认识到事物发展规律，才讲出这个道理的。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讲过“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泽东说的“鬼”，就是一切反动派。他从历史潮流角度，看透了一切反动派的本质：它们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确实有强大的暴力机器，武装到牙齿，是真老虎，会吃人，但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人民反对，终究会转化为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因此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他们;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共产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有430万正规军，有海军、空军，背后有美国的支持，比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强大得多。因此国民党来势汹汹，叫嚣短时间即消灭共产党。这时，原来与我党合作的“第三种力量”害怕了，要我党不要同国民党决裂;党内一些人也认为国共两党对比悬殊，畏首畏尾。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却以极大气魄胆略，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他领导人民军队以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灵活战略战术，消灭了国民党军反复补充后的807万大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讲“不怕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说不要怕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世界第一号强国，它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打压、孤立、封锁政策。当时中国有很多人怕美国，但毛泽东偏偏不信邪，对美国采取不挑事也不怕事的态度。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人民渴望和平，但我们要的和平，不是没有原则的和平，不是示软怕事，我们要的是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和平。要争取这样的和平，就要靠斗争，一味退让，得不到和平。1950年，美国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在是否要出兵朝鲜问题上党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力量、军事力量都无法与美国比，如果同美国人交战，美国就可能打到中国来，摧毁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但是毛泽东却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决策出兵朝鲜，与美国及其仆从国进行了三年大规模战争，最后打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弱肉强食，你越软弱，他就越是欺负你，只有敢于斗争，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和平。1955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我们不要打，但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核武器是帝国主义经常在中国面前晃悠的一件“宝物”，但它也不过是帝国主义吓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它同历史上一切新式武器一样，决定不了战争胜负。1959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侵略战争，“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要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1964年6月，毛泽东同越南客人说：对于美国“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么办?只好不怕，只好干。”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的态度有两条：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1965年4月美国军机侵入我海南岛，还连续发射导弹攻击我国军机。毛泽东明确指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有此决策，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紧密配合，前后击落击伤入侵美机30余架，有力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

毛泽东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他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深厚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他多次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但具体到每个斗争的方法上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毛泽东讲善于斗争，首要讲的是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不怕事的信心，来自于他领导新中国做好战争准备的底气。毛泽东认为，人民不要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敌人不来也不浪费。

1953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战争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突破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既有打仗的物质准备，也有打仗的精神准备，为“不怕事”奠定了强大的实力基础。毛泽东讲善于斗争，包括对政治、军事等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意思。敢于斗争不是盲目斗争，而是建立在对敌我情况科学、慎重分析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既强调对敌斗争精神，又全面客观分析敌我优劣势，在精细研判中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

善于斗争，就要有正确的斗争战略、策略、方法。战争既是信念力量的对决，也是物质力量的对决，更是策略方法的对决。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想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既要有敢打必胜的决心信念，也必须有纵横捭阖、善于斗争的科学方法。

在指导具体军事斗争时，毛泽东总是将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利用美军轻敌骄纵的特点，诱敌深入进行深远后方的迂回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各个歼灭，很快扭转了战场态势。之后，他针对美军特点，指导志愿军采取“零敲牛皮糖”战术，构筑坚固阵地战术，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以及作战的方针;在停战谈判时，指导我方边打边谈，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最终赢得胜利打下了基础。

既要周密准备又要临机应变

中国有句古话：“有备无患”。《孙子兵法》中也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意思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军队才能赢得战争胜利。毛泽东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形成了既要周密准备又要临机应变的斗争艺术。

无论对于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毛泽东历来都主张要预先周密准备。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回来后，用“研究”一词形象地讲对蒋介石发起进攻要有准备，他说：我们要研究一下蒋介石，经过研究发现，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他拿刀要干什么，要杀人，要杀共产党人，有了这个研究之后，我们就要有准备，自己也要拿起刀来，没有刀就打一把。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党对蒋介石反动内战预先有了准备，当蒋介石向共产党全面进攻时，有应对办法，始终掌握主动权，最终打败了蒋介石。指导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每次打仗，都要预先研究敌我双方以及与此战有关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要研究透敌方情况，要用客观、全面、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敌人，善于分析对方的特点规律，研究指导战争。

1945年9月，毛泽东与赫尔利、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毛泽东主张，在斗争中既要有周密准备又要临机应变，应该把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国共合作抗日时毛泽东提出，我党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共两党性质不同，合作中肯定会有矛盾和斗争，因此，共产党要保持独立自主，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发生矛盾斗争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各方面军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反“摩擦”，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人民的力量。

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特别强调，“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必须客观全面地认识不同战争的具体情况，根据战争状态的发展变化，临机决断，及时改变原定的作战方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在福建西部小布村写过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法。他指挥四渡赤水之战时，根据敌军情况的变化，临机决断，灵活地指挥红军，忽而向北，忽而向南，忽而向东，忽而向西，甚至直逼贵阳，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弱点时，立即抓住战机歼敌一部，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最后达到了跳出敌军包围圈的目的，创造了灵活指挥战争范例。解放战争期间他指挥三大战役，每次战役，都是根据情况发展变化预先作出判断、作出决策的。辽沈战役打胜后，毛泽东根据傅作义集团在南下和死守两个方案中犹豫不决的情况，临机决断，命令第四野战军立即停止休整，秘密入关，对傅集团进行分割包围，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他的运筹之下，三大战役相互结合，一环套一环，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对于某个具体战役，他也将周密准备与临机应变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最初准备的淮海战役，是派一支主力部队渡江，直插江南国民党区腹地，然后与淮海地区我军进攻配合作战。但淮海前线的粟裕主张不派主力渡江，只在淮海地区集中兵力吃掉江北国民党军队主力。毛泽东认真研究后，接受了粟裕的意见，临时决定改变原来准备好的方案，在江北打淮海战役。战役打响后，他还给予粟裕随机决断的指挥权。毛泽东将周密准备和临机决断结合起来，是我军创造60万消灭80万奇迹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西柏坡。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毛泽东强调每战都要有周密准备，同时也强调在实施计划时要机动灵活，临机决断重大问题。他说过：“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还引用古人的话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些话形容的就是共产党打仗是机动灵活的。确实，人民军队打的每一仗都不同。各个不同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打仗的基本特点就不一样。土地革命战争时人民军队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抗战时人民军队以敌后各种战法牵制、消灭日寇;解放战争时人民军队以大规模运动战调动吃掉敌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夜间攻击、迂回穿插重创强敌后又以坚固工事和猛烈炮火对抗敌人……

毛泽东在战略层面也将周密准备与灵活调整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世界上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形势，毛泽东总是作出周密准备，同时又根据情况变化临机作出重要调整。重要的调整有五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把解放军主力部队分布调整为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规定了四大野战军的兵力部署及作战任务，做到了优化国防布局，超前创造战场，使外敌不敢觊觎新中国。第二次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根据局势变化，将集中兵力的重点，从东南迅速调整到东北，为中国军队及时出兵朝鲜奠定了基础。第三次是抓住苏联援助的机遇，加快建设几个新军种、兵种，建立几大军区，使幅员辽阔的中国拥有均衡、强大、相互衔接的国防力量。第四次是在一些大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对未来战争作出预判，下决心集中力量搞“两弹一星”，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使中国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也使世界形成了“大三角”格局，有效维护了我国国家安全。第五次是在我国遭到核威胁情况下，展开三线建设，将军事重点放在西部，拓展了中国的战略纵深，超前预置积极防御、阻敌入侵的战略屏障，为阻止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打下了基础。此外，毛泽东还根据周边局势，境外用兵，量敌用兵，主动出兵，以战止战，打胜了若干次局部战争，使中国牢牢掌握军事主动权和政治主导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既知己，又知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遭到多个方向的战争威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周边局势，善于发现主要威胁，洞悉主要作战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50年代提出美国对我国有“三把尖刀”战略判断，到60年代后期强调“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再到70年代将“一条线”“一大片”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调整战略，“争取一霸”，“就是不能两面作战”，他总是以战略调整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适时转换国家战略和主要战略方向，保证中国具有应对战争的强大势能和动能。可见，毛泽东将周密准备和临机决断密切结合起来的斗争艺术，既运用于局部又运用于整体，既运用于战术又运用于战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个斗争艺术进一步概括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展现了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讲话。

在江西创建革命根据地时，红军被敌军四面包围、封锁，四面八方的敌人都来打我们，即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仍然提出对国民党军队要分化，争取其中一部分中立。他对19路军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在他努力争取下，19路军在关键时刻对红军采取中立态度，为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能顺利突围创造了一定辅助条件。对于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也采取分化瓦解政策，并且把瓦解敌军作为红军重要任务之一规定下来。对于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毛泽东采取教育争取的方针。当时他规定的红军纪律中有一条：不打骂俘虏，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的腰包。在这种政策感召下，许多国民党军队俘虏被改造成为红军战士。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中出现投降派，即使没有公开投降日寇的国民党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态度，国民党顽固派更是明目张胆地向边区和人民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一起又一起摩擦事件。尤其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由局部、小规模的摩擦活动，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打退来犯之敌，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巩固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斗争中，党内有一部分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开始减弱，认为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产生了一味斗争的“左”的倾向;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高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存在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在斗争中总结出了既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又坚决与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斗争的经验，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系统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和各阶级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放手扩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抗战阵营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代表是蒋介石集团。在同顽固势力斗争中，也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既要坚持合作抗日，争取将他们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同他们的反共言行进行坚决地斗争，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基本政策，本质上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中的具体运用。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广泛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坚持和发展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仅对争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来党的事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全体会议期间与代表们谈话。

辽沈、平津战役胜利后，共产党接管了北方大城市。但出现一个问题：由于民族工商业家不了解党的工商业政策，普遍产生了生产恐慌，工人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加之我们的部分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领导失当，造成经济下滑。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入住北平香山筹建新中国时，进一步考虑争取大多数人共同建国的问题。他经过对全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反复思考，形成了“四面八方”政策。当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和来北平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政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接着，毛泽东就其中的四个面、每个面的“两方”，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四面八方”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对关系统合起来，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共同建设新国家;团结了大多数同时也就孤立了反对共产党领导建立人民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毛泽东统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与炉火纯青斗争艺术相结合的典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由此，“四面八方”政策正式写入建国文件，起到了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作用。这项政策的实施，让民族工商业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停产的资本家努力恢复生产，想出走的不出走了，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资本家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上海解放后，有的已经逃到香港的资本家又回到上海。这些，都起到了团结包括民族资本家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对诸多繁重任务，提出了不要四击，只抓住一个重点，解决关键问题的方针。他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不要四面出击”方针，给民族工商企业家吃了“定心丸”，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热情，对于解放初期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方针，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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