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节，毛主席是怎么过的？

1949年的春节，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大院里格外繁忙。土改已让亿万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各解放区掀起了拥军支前的热潮;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使长江以北国民党的主力基本上归于消灭;尤其进入1949年1月以来，全国形势更是向着喜人的方向迅速发展。

腊月间：中央领导忙于接待和看望各界民主人士

自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在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纷纷北上，到达解放区，其中一个地点是西柏坡附近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李家庄，另一个是东北的哈尔滨。

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接待，组织到各地参观，就筹备召开新政协事宜探讨、交换意见。春节将至，1949年1月16日(腊月十八)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他一进庄就下车向群众招手，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拜早年，在简陋的会议室向大家介绍解放战争的情况，说战争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为迎接春节，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各民主人士共同会餐。那天菜不多，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主要的一道菜是长征老战士、老伙夫班长胡金山做的红烧肉。为此，总务科科长乔风咏亲自动手宰了自己饲养的一头大肥猪，加上大家自己动手种的大白菜，还有饺子、大米饭和白干酒，大家吃喝得很是满意。饭后，在会议室举行跳舞晚会，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秧歌，村里的群众围在门口看热闹，节日气氛非常浓郁。

1月22日(腊月二十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要以诚恳的态度，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达到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

毛泽东给陈嘉庚的信

1月25日(腊月二十七)，民主人士雷洁琼、严景耀、费孝通、张东荪一行四人到达西柏坡，在中央机关朴素整洁的饭厅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等人都来看望他们。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很快驱散了知识分子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拘谨心情。饭后，四人随着毛泽东走进北房农家小院的办公室，围绕着放满电报稿的书桌坐下。面对有见解的朋友，毛泽东谈兴甚浓。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从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雷洁琼、严景耀、费孝通、张东荪四人听到毛泽东敞开心扉的一席话，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一次毕生难忘的思想教育。这一番长谈，从傍晚开始直到半夜两点才结束。

大年初一：毛泽东兴致很高

1月29日大年初一，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的厨房给毛泽东做了几样他最爱吃的菜，有辣子鸡、米粉肉等，又弄来一大瓶青岛葡萄酒，摆在毛泽东办公室那张小八仙桌上。

三大战役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四个多月，胜局已定，国民党在败局面前提出和谈。为粉碎其假和谈阴谋，毛泽东连日写就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引起了强烈反响。春节前几日，他又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和信件，如1月20日修改的电报《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月25日给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和1月26日给各中央局、前委写的电报《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等。手稿还堆积在办公桌上，下一步就是打过长江去了，毛泽东正专心致志地看着北墙上那张全国作战形势图，若有所思。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

警卫员马武义轻声地叫道：“主席，今天过年呢，我们给您搞了几个菜，吃饭吧!”毛主席转过身，这次，居然没怪工作人员弄多了菜，而是说：“好吧!今天是双喜临门呀，你看北平那个黄旗也拔掉了，该庆祝庆祝!”这时，马武义才知道，北平和平解放了。

毛泽东说着坐到饭桌旁。一看满桌都是他爱吃的菜，谈兴就更浓了，说：“前几年那位蒋公胃口可大着哩，他吃掉了我们的张家口，吃掉了我们的延安，还吃了我们大片大片的根据地，他吃得又肥又大，连跑都跑不动了。”“如今我们打胜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又打胜了平津战役。现在该是我们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时候了!”说着，毛泽东夹了一大块米粉肉放到嘴里。马武义看着主席开心兴奋的样子，心里也十分高兴。接着主席又高兴地说：“不久我们就要进入北平，那时我们还要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吃他一顿!打过长江去，全部、彻底、干净、一个不剩地吃!那时蒋先生就彻底舒服了!”

说罢，毛泽东越发高兴，左手拿起一个饭盒，右手往饭盒里夹菜，一会儿就夹了大半盒子。马武义有点糊涂了，主席这是要干什么?正当他纳闷时，毛泽东把饭盒连同只喝了一杯的葡萄酒递给马武义，说：“这酒和菜你拿去给值班警卫员吧，咱们共同庆祝北平解放。”因为主席一向说一不二，所以马武义也没再推辞。结果，和警卫员王振海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多了。在晚饭后列队点名时，被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发现了，叫他们出列，问：“谁让你们喝酒的?”马武义自豪地说：“主席让我们喝的!让我们喝酒庆祝北平解放，没有告诉我们喝多少。主席还说咱们不久就要进北平了。”毛崇横听了这个消息也挺高兴的，就没再追究，说：“站回队列吧，今后不许再喝酒了。”马武义虽然没再说什么，心里却想：“等南京解放了，主席也许还得给酒喝。”

解放军原本计划1949年1月29日进入北平接防，但考虑到这天是正月初一，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正月初二到初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一行秘密到访西柏坡

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率队在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此次来访，接待苏联客人也成为春节前后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最重要的一件事。中央每天的“大办公”都停了，还在客人抵达西柏坡之前的若干天，派出部队打扫、清理、警戒了石家庄机场。

1月30日(大年初二)下午，米高扬一行从石家庄机场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跋涉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早已穿着厚厚的粗布棉衣前来迎接，并邀请远道而来的贵客到自己住的小院里喝茶休息。在简陋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新春礼品——一块毛料，并一再谦虚地表示自己仅是代表苏共来听取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毛泽东是初次与苏共中央的负责人见面，双方各自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交换了看法，气氛轻松愉快，不时传出笑声。谈了一会儿后，大家凑成一桌入座吃饭，边吃边叙，互相敬酒，气氛热烈。

毛泽东与米高扬在一起

苏联客人个个都是海量，相比之下，作为主人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就逊色多了。小小山村里当然没有山珍海味，只有自己养的猪和鸡以及滹沱河里打的鱼和虾来款待贵宾，倒也十分丰盛。米高扬在苏共领导中堪称是个美食家，他胃口很好，边吃边赞不绝口：“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毛泽东喝了一点儿酒，脸红红的，高兴地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为了让苏共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分别与米高扬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支援等方面进行了会谈。2月3日(正月初六)和4日(正月初七)，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明确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米高扬对此非常满意。在离开西柏坡时，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是取得胜利的一个保证。”“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2月7日(正月初十)，离开西柏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米高扬在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中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还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并结合了中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阐述中国党的经验本身就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正月初十：中共中央确定进北平后的驻地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感到形势发展迅速，迁移需早作准备。节前的1949年1月19日(腊月二十一)，中央办公厅就派出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前往北平，勘察进入北平后的具体驻地。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办公室一角

1月27日(腊月二十九)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周恩来处，将准备大搬迁的部署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下月中旬。中央意见是让克农先去北平，各部门究竟先走若干人，还有待商定。”杨尚昆随即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开始启动迎接中共中央机关的大搬迁事宜。

随即，中央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杨尚昆具体负责。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领导的驻北平打前站先遣组先期到达北平，负责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工作。赴北平作了一番勘察的范离返回西柏坡，将他在北平勘察驻地的情况做了汇报，称：“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央机关如果一进北平就驻扎城内，安全警戒条件不够成熟。”他还带回了叶剑英的亲笔信。信中说：“范、刘(刘达)二位同志侦查和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选在香山较为合适。只需迁动一家慈幼院即可。”

长期主管特情工作的李克农，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了系统的掌握。他告诉杨尚昆，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特务机构林立，另外，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大量特务又流窜到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被我方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杨尚昆和李克农都感觉到，清理出一个局部比较安全的环境，是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两人很快达成共识，中央机关到北平后，起码在一段时间里不宜驻扎在城里。2月1日(正月初四)晚，杨尚昆和李克农将他们讨论形成的共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后“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表示同意。

为了慎重起见，2月3日(正月初六)，中央又派李克农一行由西柏坡动身，7日(正月初十)与程子华(时任北平市警备司令员)一起到香山勘察，经过详细调查，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他们共同认为：其一，安全有保障，距离北平市区相对较远;其二，有利于逐步过渡，由于我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城市环境不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这都需要有一个逐渐熟悉情况、学习新经验的过渡过程;其三，香山房屋众多;其四，香山环境安静幽雅，适合中共中央机关办公。

正月十四：发出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并规定了会议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为全会的正式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2月11日(正月十四)，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员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知的档案

同时，中央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来出席作了考虑和安排：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2月18日(正月二十一)，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局和平津两市委的电报中又作了一个补充通知：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2月28日前赶来中央开会。

整个正月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都在精心谋划中，周恩来总负责，由杨尚昆具体负责，包括会议材料、食宿安排、会场布置、安全警戒、摄影摄像，等等，每项工作都事无巨细。会场就定在中央机关的大伙房内，这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修建的，白灰砸顶，土坯垒就，面积不足85平方米。为保证这次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专门找到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和警卫点的设置。周恩来不仅想到了敌人从地面来，而且想到了敌人会空降，他要求方志纯：这次警卫非常重要，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周恩来还亲自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从前线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

正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达成八点秘密协定

1949年的春节，国民政府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企图利用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就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人民代表团”前往北平及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谋和”之门。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毛泽东也把精力投入到揭露国民党的假和谈阴谋中，连续发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2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2月16日)、《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2月18日)等多篇文章，甚至明确提出要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等指示。

2月22日(正月二十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从上海乘坐专机到北平，同傅作义、邓宝珊等由北平飞抵石家庄，于当日下午7时到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指出，代表团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这次谈话在江庸的回忆中是这样记载的：“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第二天早饭后，毛主席又同周恩来和我们漫谈了一个小时。”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

1949年2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会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图为周恩来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合影

关于具体的谈判事宜，主要由周恩来出面，双方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会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即谈判代表人数、人选、地点、时间、谈判基础及执行方式等，结果非常圆满。这八条秘密协定，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代表团成员也通过此次会面比较充分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军的情况，为国共双方4月北平和谈做了准备。

时光流转77载，如今的春节早已是万家团圆、国泰民安的盛景。但西柏坡那个特殊年节里的坚守与筹谋，从未远去——先辈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进京赶考”的清醒，化作了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当我们在烟火气中共度新春，回望那段滚烫的历史，更懂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

(原题：《西柏坡1949年春节纪事》)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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