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对待贵重礼物
礼物一事看似小,但其本质却蕴意不小。从毛泽东对待贵重礼物的几件小事中,我们可以领略他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
贵重礼物上缴国库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爱戴,总是想送些礼物表达自己的心情,这种举动本是发自内心的平常礼数,但毛泽东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的就依价付款,或者交公。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给86岁高龄的著名画家齐白石写去一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和之情,还邀请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齐白石读信后兴奋不已。
为感谢毛主席的知遇之恩,1950年国庆节前夕,齐白石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挑选出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赠给毛泽东。这两件作品均是他多年前所作的上乘佳作。其中《鹰》作于1940年,对联是作于1937年7月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这次馈赠时,齐白石特意加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及“九九翁齐白石画藏”的题款。同时,还把自己收藏的一方端砚、一方歙砚和自己用了近半个世纪的一方发墨快而滋润、石质坚硬、视为传家宝的花岗岩圆石砚赠予毛泽东。
毛泽东收下这些珍贵礼物后,很是感动,便派人给齐白石送去了取自他工资和稿费中的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示酬谢。
后来,毛泽东将齐白石送的这些礼物连同其他人送的许多珍贵礼品一并上缴国库,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收藏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特别关注。每次达赖、班禅来京,毛泽东总在颐年堂会见他们。有一次,西藏头面人物托人送来一块金光闪闪、质量上乘的金表。工作人员收下金表后,想要毛泽东淘汰掉旧表,戴上金表。可毛泽东对金表毫无兴趣,吩咐工作人员说:“不换,明天就把这块表上缴特会室(特会室是专为中央领导同志管理经济的,也管礼品)去。”第二天,工作人员就遵命把这块金表上缴到特会室了。
毛泽东兴趣广泛,还是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艺术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等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据为己有。他自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
1951年,毛泽东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他在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获悉墨迹交至故宫博物院后,毛泽东甚为欣慰,但不欲将自己捐献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的私人礼品上缴国家。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毛泽东还将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故宫。
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妥善处理外宾的礼物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经常要会见外宾。外宾来访时常会送一些贵重礼品给毛泽东,这些礼品有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毛泽东只浏览一下后便嘱咐交公。
工作人员有时劝毛泽东留用一些,说:“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个人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毛泽东却回答说:“不行。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主席的,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比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就上行下效都可以了,那样的话,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处置这些礼品,毛泽东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交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若是水果,就送幼儿园;若是茶叶,则送身边工作人员。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由于形成了铁的制度,许多礼品常常未经毛泽东过目便直接上缴国库。
“破例”喝掉的7两燕窝
20世纪60年代,印尼迫害华侨的浪潮骤起,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华侨。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
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看着主席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无私操劳,心力交瘁至此,着急心疼至极的工作人员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
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破例被他喝掉了7两。
(来源:摘自《崇高风范——老一辈革命家“三严三实”典型事例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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