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国家安全战略的经济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对于科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一般实践来看，所谓底线就是根据实践的价值目标，判断实践成功还是失败的界限。底线思维是一种重要的辩证思维方法，它能使人在实践过程中，对照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预先发现行为失误；面对不同阶段的各种矛盾，既在底线之上敢于大胆试验和探索，又注意及时发现会突破底线的问题，从而不断校正实践方向，最终达到实践成功的目的。把握战略实践的底线思维，尤为重要。因为战略底线一旦突破，就是全局性失败。战略底线，不像战术、战役底线那样容易把握。后者底线比较清晰，一旦突破，兵败如山倒，后果会即刻显现；而战略底线涉及的因素多而深，往往寻藏在社会现象的背后，即使被突破了，后果不一定很快显现出来。因此，认清战略性成败的底线，需要更全面、深入地掌握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国家安全涉及国际、国内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领域，比较复杂。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可以认为，一国生态、经济的安全，决定其政治、文化和社会（狭义）的安全；而政治、文化和社会（狭义）的安全又对生态、经济的安全起到维护作用。就生态和经济两者关系而言，尽管生态的作用更为基本，关系人的生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态与经济几乎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里我们把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归并在一起，统称经济安全。在这种含义上，经济安全决定着整个国家五大领域的安全；经济安全的底线也是国家整体安全的基本底线。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在概念上有差别，前者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领域是否安全的客观状态；而后者则是国家主体依据国家五大领域安全的战略性认识，为维护国家整体安全而采取的战略性对策，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显然，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主体只有对国家各个领域的安全底线有清晰的认识，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经济底线，才能在国家安全战略实践中增强自觉性，掌握主动权。

那么，国家安全战略的经济底线究竟是什么？人们能够把握吗？笔者认为，这种底线不但客观存在，而且完全可以把握数量界限。它主要由三条相互联系的底线构成。

第一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底线。

进一步说，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支柱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最低界限。这条底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据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庄严规定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多来各个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保证。在这条底线十分牢固之时，人们往往感受不到它对全社会健康发展的支撑作用，但是，随着这条底线被逐步突破，其极端重要性就越来越显现出来。苏联东欧全面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颠覆带来社会的长期倒退，就是最严重的历史教训。

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也就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主体，这是有明确数量界限的。破除拜物教观念，从所有制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角度看，其科学含义就是，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50%以上，也只有超出这个最低限度，才能说劳动人民在生产领域处于主人翁地位。由于在现实国民经济中，二、三产业是主导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的，而在工农联盟中工人阶级必须居领导地位，因此，也可以说，在二、三产业中50%以上的劳动者处于公有制经济中，这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最低限度。而从资本量的角度来看，在公有资本（只要是国有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私有资本的条件下，只有二、三产业的公有资本量占全社会总资本量接近80%以上，才可能有50%以上的劳动者处于公有制经济中。这就是从人和物两方面，并从来统计数据上来把握的经济基础底线。

应当承认，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这条底线在实际上已经被多年持续的“私有化”改制突破了。到2019年，据中国民营经济报告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约占就业比重的80%。就是说，二、三产业中80%的劳动者已处在私营外资经济中的被雇佣地位。这种突破已造成险恶后果。

一是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出现了两极分化。尽管各级政府多年来积极用财政再分配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但是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连续20年超出国际安全警戒线0.4，多数年份在0.465以上。而截至2021年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达到304700亿元。继续用财政再分配办法，恐怕难以为继。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制基础上，用再分配缓和收入差距，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也证明此路终究走不通。根据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的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唯有依靠群众，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改善初次分配，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二是导致产能过剩。私有制比重一旦占所有制结构的主体成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就必然生成。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必然小于总供给，这就势必形成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为何多年来调整产业结构难见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所有制结构必须符合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规定。马克思经济学告诉我们，唯有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实现改善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

三是腐败屡禁不止。私有制才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国有企业一旦变为全社会企业的少数，那么，在私营、外资企业包围中，中外资本家对利润的独占，必然对国企负责人中的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对政府官员形成极大的诱惑。事实是，私营经济的过量发展产生的这种诱惑作用和资本家的行贿手段，腐蚀了不少国企老总和政府干部，而绝不是国企本身会产生腐败。因此，只有恢复和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四是破坏工农联盟。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条经济基础底线的突破，给贯彻党中央关于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战略方针带来极大阻力。工人阶级不掌握企业，私人老板为私利而发展企业，政府又如何组织城市工人阶级支持农民兄弟。

五是使劳动者失业成为常态。私有制的过量发展，必然造成劳动者就业难。现在的舆论倒了过来，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才能扩大就业，其实，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逐步扩大同时利用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才能真正扩大就业；而化公为私，让私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这就等于放任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全社会起作用，结果必然造成相对过剩人口。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

不言而喻，如果放任这些现象不管，其后果逐步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慢慢被瓦解，这势必改变国家上层建筑的性质。最近几年，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已不再组织工人阶级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是开始让组织部、党校培训“富二代”、私营老板；某些党报党刊，已不再发表批判私有化的文章，而大力宣扬民营经济的重要；不少领导干部不再讲政府的阶级职能，而只讲公共职能，这反映出，随着私有制经济比重越来越大，上层建筑的性质已在悄然发生变化。

可见，维护国家安全，不能撇开经济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只有认清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底线，坚决纠正那些突破底线的私有化错误改革，重新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

第二条是全国人民可持续生存的底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安全首先地体现在全国人民的可持续生存。而从宏观看，全国人民可持续生存的底线，就是中国至少应维持18亿亩耕地和做到粮食自给。耕地面积这个最低界限是国家有关部门科学论证过的。因为不但人民的衣食产品要依赖耕地，而且工业发展的原料也要依赖耕地；截至2021年，中国有14.13亿人口，要实现安全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依靠外国供应绝对不可能获得保证；确保粮食自给，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帝国主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做到手中有粮，遇事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而人民可持续生存底线的核心，是做到粮食自给。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对维护粮食安全底线提出了严格要求。

人民可持续生存的底线在量上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认清和维护这条底线，则并不简单。要看到，目前这条底线正面临被突破的危险。从耕地面积看，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全面查清了我国陆地国土的利用现状，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这已接近底线。从粮食安全看，由于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引起饮食结构改善、某些工业原料对粮食需求增长等因素，虽然粮食连年增产，但仍然赶不上社会需求增长的速度。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达16453.9万吨，相当于26.5个浙江省的粮食总产量。中国小麦、玉米等主粮自给率目前虽略高于90%，但有部分粮食大部分还依赖于进口，对我们这种人口大国来讲，这是存在风险的。这种发展态势如不坚决扭转，底线一旦有更多突破，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就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修补措施。

一是必须在城镇化发展上坚决纠正理论指导的“西化”倾向。不难发现，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媒体不是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是照搬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城市化”理论，重点放在扩大城市建设上。在农村改革上，往往推行乡村合并、居民向社区集中，腾出农村土地，置换给城市发展工商业；不是支持发展农村集体工商业，推进土地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而是推行向大中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导致青壮年农民纷纷流向城市，造成农村剩下老人与“留守儿童”的景观。这些做法势必缩小农村耕地，很难维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供给。因此，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些科学原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重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道路。

二是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目前在改善民生、致富农民方面，各级政府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增收致富的，主要是从事特色渔业养殖、苗木、果树、花卉等非农产业和副业（蔬菜、瓜果等）的农民，而从事农田主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纯农户却很难致富。主要原因是粮价上涨赶不上化肥、农药价格的上涨，人均耕种面积少等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现在到了把推进种粮农民致富作为硬指标，以此倒逼配套改革的时候了。

三是必须下大气力维护和提高耕地质量。这只有组织农民发挥集体经济力量、艰苦奋斗、科学种田、发展生态农业才能办到。多年来轻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统一经营的内在要求、放弃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轻视有机肥料而主要依赖化肥种田等现象，必须改变。现在到了必须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显然，修复、巩固和维护全国人民可持续生存的底线，需要人们对其重要性形成共识，需要城市人民拿出实际行动支持农村建设，需要城乡人民理解和支持必须进行的涉及每个人直接经济利益的粮价改革。这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城乡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才能办到。

第三条是维护中国民族经济独立的底线。

这表现在国家的国际收支领域，也就是开放资本账户的货币兑换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表上，有两类基本账户，即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账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国际经贸关系存在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两种基本经济关系，国际收支账户的经常项目主要反映本国与外国的商品流通关系；资本账户主要反映本国与外国的资本流通关系。开放经常项目账户的货币兑换，意味着取消对国际贸易支付上的限制；而开放资本账户的货币兑换，则意味着取消对国际资本进出本国的管制，也就是让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目前，我国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而资本项目依然实行一定的管制。有一种意见，主张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彻底放开资本项目，让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然而，从国家民族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开放，是必须具备最低限度或起码条件的，这是维护中国民族经济安全的底线。其科学含义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必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低于这种水平的条件下，资本项目是不能放开的。

这条中国民族经济安全的底线是根据世界经济格局提出的。

一是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国际化并不能消除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界限。国家民族利益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国内市场必然具有区别于国外市场、国际市场的独立性。一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经济利益，很有必要独立自主地掌控国际化的国内市场，这就不能不对外商和外资实施必要的管制。

二是当代世界市场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仍然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原理揭示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如果放任劳动生产率高的外国投资自由出入，必然给本国造成两大险恶后果：一是让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二是本国产业结构将由于外国资本的自由出入而发生失衡。这后一条是说，即使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已经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可以真正实现相互平等市场竞争，也必须建立起民族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稳定运行的有效宏观调控机制才行。不能忘记，20世纪90年代末，拉丁美洲阿根廷等国发生经济危机，泰国为起点的亚洲金融风暴，都是由外国资本自由进出引起的。而2008年以来，中国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致命伤害，不能不说，没有过早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主张彻底放开资本账户的人中，许多人是出于扩大利用外资、加快发展中国的愿望。但是，切不可忘记，外资进入本国，具有两重作用。在合理利用、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可以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扩大就业；可以促进国内市场国际化，开辟对外经贸渠道，节约对外贸易成本；可以利用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使本国获得一定“溢出效应”等。但是，外资绝不会改变资本盈利的本性，它必然要在周转中不断增值扩大，最终把获得的利润汇回所属母国，其核心技术也绝不可能“溢出”。在本国企业的劳动生产力平均水平低于外资企业条件下，一旦让外资自由出入本国，它们势必控制本国民族经济和国内市场，排挤本国的民族企业，从而最终减少本国的就业。

因此，中国只有在平均劳动生产率达到与发达国家对等的条件下，才具备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起码条件。而明白了这个道理，当前我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就应当放在大力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加强团结协作，努力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创造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上，促进劳动生产率水平尽快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某些人却完全不讲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无视起码条件，一味主张中国资本账户彻底开放。他们的依据何在？且看对中国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麦金农的说教：“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有次序的最后阶段。”原来，他们依据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把开放资本账户视为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最后阶段或主要标志。这只能是一种迎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目标、突破中国民族经济安全的底线的十分有害的主张！是完全缺乏科学根据的。须知，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没有谁完全放弃对外国资本管制和限制的。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底线、全国人民可持续生存的底线和中国民族经济独立的底线，综合构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的经济底线。目前第一条底线已经被突破，第二条底线正在被触底，第三条底线正在被严重冲击。当务之急，必须统一思想，尽快修复底线。

要充分看到，长期以来在冲击国家安全经济底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他们公开和隐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推行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属于人民的生产力进行冲击；其重要手段，就是大力推行经济学“西化”即资产阶级化，特别是鼓吹要当“改革派”、不当“保守派”的舆论，并用多种地下手段，腐蚀、诱惑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把公有制企业私有化、粮食供给国际市场化、国际资本进出中国自由化等当成“改革”来付诸实践，这已造成实际危害。所以，要尽快修复国家安全战略的经济底线缺口，就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重要精神，划清“正改革”和“负改革”的界限。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所谓颠覆，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的彻底突破。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这一讲话精神，认清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底线的现状，提高修复底线缺口，促进科学改革开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发布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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