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 夏鑫雨：什么是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再评价

丁堡骏 夏鑫雨

摘要：兰格提出了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试图证明中央计划局可以在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下通过试错法模拟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兰格模式对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改革蓝图;另一方面，苏联将模拟市场视为制定计划的标准。在改革开放初期，兰格模式曾一度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兰格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时，并未意识到该理论具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本质。事实上，兰格对计划(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没有超越亚当·斯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没有超越欧根·杜林。我们应当吸取兰格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在对市场这个调节手段的认识上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1904—1965)

20世纪 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1904—1965)以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兰格模式而闻名于世界经济学界。兰格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发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都受到了来自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影响。兰格是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奠基性人物。一方面，兰格的追随者，如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等，陆续在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舵手。另一方面，兰格模式与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存在隐秘联结。兰格对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的提倡与康托罗维奇等苏联数理经济学家不谋而合。康托罗维奇培养的学生后来组成西伯利亚改革学派，在苏联解体前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苏东各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虽然取得短期成效，但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改旗易帜”的结局。相比之下，我国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将东欧各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视为借鉴对象，但总体而言没有采取东欧各国的改革路线，而是开辟了取得伟大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怎样才能行稳致远?以往的研究大多归因于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区别，忽视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本文重新评价了兰格模式这一最初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并且系统梳理了其在苏联、东欧国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这对于反思我国 4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历程、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兰格模式及其基本特征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与其时代隔绝的人物，兰格之所以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20世纪上半叶如火如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密切的关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20世纪 20年代末，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相继成立了旨在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化委员会”。一时间，“社会化何以可能”成为德语学界激烈讨论的话题。1920年，目睹此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一文，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构想的悲观态度。他嘲讽地说道：社会主义者“总是解释，在他们所想象的乐园里，烤鸽子会以某种方式飞进同志们的嘴里，但他们没有说明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兰格还是一个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他一边学习经济学，思考如何将数学应用于解决经济问题;一边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热情地投身于波兰左翼青年运动。1934年，由于在克拉科夫大学中因政治立场受到排挤，兰格决定接受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到英国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系进行访学。彼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支持着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耶克和罗宾斯等自由主义学者通过重提米塞斯诘难来质疑社会主义持久运行的可能性，在英美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讨论。作为一名有志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青年学者，兰格决定对米塞斯诘难进行回应。正是在回应米塞斯诘难的过程中，兰格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兰格对米塞斯诘难的剖析

兰格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对米塞斯诘难以及哈耶克、罗宾斯的阐释进行了辨析。

在 1920年的文章中，米塞斯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是人们进行理性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只有借助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所形成的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人们才能精确地比较各种生产方法的优劣，才能理性地配置资源。根据米塞斯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使不完全废除货币，也只能武断地赋予生产要素一个货币价格。米塞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必然是不理性的、低效率的。

在兰格看来，米塞斯所质疑的是，在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下，生产者是否能够确切地知道当前决策的“机会成本”。米塞斯之所以否定这一点，是因为混淆了狭义价格(“市场上商品的交换比例”)和广义价格(“机会成本”)。“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价格’才是分配资源所不可缺少的，并且根据一种商品变换为另一种的技术可能性，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已知的。”可见，兰格将米塞斯诘难定位为对非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之可能性的彻底否定。

1935年，哈耶克进一步深化了米塞斯诘难，质疑中央计划局是否有能力计算成千上万种产品的价格，这需要中央计划局有效利用现实中不断变化的、分散的数据。1934年，罗宾斯提出了与哈耶克类似的质疑，他认为中央计划局计算价格的速度是很慢的：“等到解开这些方程时，它们所依据的信息已经过时了，需要重新计算。”罗宾斯认为，生产资料市场的存在可以降低对计算速度和计算能力的要求，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不具备的。

兰格认为，相对于米塞斯而言，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立场有所退却，他们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但质疑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是否能够运用试错法：“按照他们的见解，市场的功能是另一种，即提供一种靠试验错误分配资源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功能。”换言之，在兰格看来，哈耶克和罗宾斯承认，在缺乏生产资料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广义价格是已知的，但他们否认社会主义能够像市场那样通过试错法来配置资源。

(二)中央计划局对试错法的运用

基于上述的理论辨析，兰格意识到要想彻底驳斥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诘难，就必须“阐明在竞争市场上靠试验错误实现资源分配的方式，并且寻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似的试验错误的方法有无可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兰格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开始分析之前，兰格明确了自己所说的社会主义模式包含了以下制度特征：在所有制方面，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消费品实行个人所有制;在市场机制方面，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但存在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兰格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无疑是可以兼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

兰格首先回顾了竞争市场中的试错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试错法”(method oftrial-and-error)或称“试错过程”(t atonnement progress)通常被用来描述市场机制如何自发地使非均衡价格恢复到均衡价格的过程。具体而言，试错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市场参与人根据一组随机给定的价格进行最大化决策，并由此形成每种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如果供求不一致，那么“买主和卖主的竞争将改变价格”，参与人在新价格的基础上重新决策，并给出新的需求量和供给量，如果供求依然不一致，价格将再度改变，直到客观均衡条件得到满足。

不难发现，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试错”被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隐喻使用。无数市场参与人的行动无意识地促成市场价格向均衡值回归，这一过程看起来就好像市场中真的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瓦尔拉斯形象地称之为“拍卖商”)通过不断尝试和调整来寻找均衡价格一样。在兰格模式中，“试错”从隐喻变成了事实：市场价格在持续的调整中从非均衡值回到均衡值，不是某种经济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央计划局自觉承担的功能。

试错法是要让社会主义计划通过模仿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为了保证中央计划局具有与完全竞争市场同样的配置效率，兰格模式中的市场参与人必须遵守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同行一样的行为逻辑。因此，中央计划局必须给市场参与人制定行为准则。首先，企业经理必须选择使平均生产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其次，为了让中央计划局所规定价格的错误性客观地暴露出来，企业经理不得随意改变价格，必须被动地接受价格。此外，负责管理整个行业的经理还必须根据全行业的边际成本是否等于价格来调整行业总产量。

兰格指出，只要社会主义具备上述条件，中央计划局就能代替市场执行试错法，以得到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果。中央计划局运用试错法的过程是这样的：它首先任意规定一组价格，观察市场参与人对这组价格所采取的行动。如果某种产品在给定价格下供大于求，那么中央计划局就会将价格调低;如果供不应求，则调高价格。通过多轮的尝试和调整，所有商品的价格最终趋近于其均衡值。

在兰格看来，试错法大大降低了对中央计划局信息搜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要求。一方面，中央计划局运用试错法来确定提供给消费者和经理的价格参数，既不需要使用任何高深的数学工具，也不需要掌握需求和供给函数的任何知识。“只要注意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能求出正确的物价，只要求过于供就提高这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只要情况相反就降低价格，以期依靠试验错误，找到供求平衡的价格。”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和生产经理的主观均衡条件而言，“他们用一种试验错误方法‘解’它们，像马歇尔常说的，在边际处作(或想象)小变化，并且注意那些变化对总效用或生产成本的影响”。

综上，兰格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消费资料的分配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通过中央计划局运用试错法来进行。在这里，中央计划局的唯一任务就是模拟市场的运行，从而执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同的资源配置规则。尽管如此，兰格仍然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和兰格模式中的资源分配仅仅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它们的实际分配结果完全不同。具体而言，兰格模式被认为收入分配更平等、更能避免外部性导致的浪费、更能抑制垄断的滋生。

二、兰格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兰格模式一经提出，便获得了主流经济学界的高度认可。随着萨缪尔森等著名学者表达了对兰格一方的支持，人们普遍同意这场论战以米塞斯等人的失败而告终。按照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兰格模式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资源配置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而该模式在现实中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留待具体实践来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兰格模式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延伸到实践领域，对苏联、东欧各国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兰格与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写作于他在美国访学期间。1945年，兰格结束在美国的访学，被波兰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7年，兰格正式回到祖国波兰，随后被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3年，华沙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成立，兰格于三年后受聘为该系教授。正是在华沙大学政经系，兰格与许多有影响力的波兰经济学家合作，使该系迅速成为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

在波兹南事件的影响下，兰格带领华沙大学政经系的学者将研究重心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移到市场社会主义上来。在 1956年第二届波兰经济学家大会期间，学术界掀起了一波批评经济学实践的浪潮。与会者通过援引兰格早期著作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不仅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还批判社会主义传统。这些情况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讨论。拟议的新模式借鉴了南斯拉夫模式，主要思想是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权力下放以及所谓的企业民主化。在 1956年和 1957年，讨论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框架，成为公共辩论的一个部分。这场讨论催生了一个新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由兰格担任主席，布鲁斯和卡莱茨基担任副主席。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第一，综合运用激励、经济手段和强制性指令，以实现国家计划目标;第二，允许工人、地方政府和国家立法机构参与制定中央计划;第三，由工人协会或托拉斯取代官僚的中央行业委员会。虽然这份改革方案从未被执行，因为当时的哥穆卡政府并不想进行任何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但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已被放弃了。

在华沙大学政经系，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成为继兰格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波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布鲁斯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化改革，自 20世纪 50年代末起，他一直主持该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工作。布鲁斯的基本观点是，理性的经济计算、分散的经济决策以及更有意识地利用市场机制将带来消除浪费等好处。1958年，为了加强改革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兰格在党校的社会科学院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人士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在会上，布鲁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充分弹性的价格政策实现均衡。他比兰格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认为投资也应该纳入弹性价格机制和经济计算的范围。1961年，布鲁斯最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出版。在书中，他主张将市场机制应用于投资以及消费品市场。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将通过使供给等于需求来实现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条件下，投资方案可以反映社会偏好。随着 20世纪 60年代初波兰政治经济趋于稳定，哥穆卡政府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布鲁斯也由于为学生运动辩护失去了在政策界的地位。他的主张并未在波兰付诸实践。

然而，兰格和布鲁斯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散。20世纪 50年代以来，在兰格的倡导下，东欧各国开始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到了 20世纪 60年代，布鲁斯的著作几乎成为东欧诸国的改革指南。下面我们以匈牙利为典型案例，探讨兰格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匈牙利在接受兰格和布鲁斯的思想方面较为彻底。匈牙利的领导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广泛学习过新古典经济学，这使他们在战后能够更公开地讨论市场、供求和利润等话题。在 20世纪 5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学学生也开始熟悉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自 1954年起，匈牙利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要求学生学习新古典经济学。匈牙利的改革经济学家一般都会在国外进行系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美国福特基金会对这种国际交流提供了丰厚的资助。

1968年，匈牙利政府推出了名为“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新经济体制下，国家保留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取消了企业的强制性产出目标，这是与苏联模式分道扬镳的根本标志。新经济体制将国家计划限制在制定主要的国家经济目标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上。取代这些强制性行政手段的是，计划制定者可以使用间接的财政或经济手段，来激励企业完成计划。国家允许部分商品价格在市场上自由波动。有学者认为，匈牙利的基本改革结构与兰格模式相当接近。事实上，匈牙利的改革比兰格模式更广泛地使用市场来决定价格。兰格模式假定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国民经济，而匈牙利的改革扫除了许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障碍，使国际市场能够影响国内价格。

1968年以后，匈牙利改革派经济学家继续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他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似乎发生了颠倒，甚至到了削足适履的地步。例如，科尔奈认为匈牙利领导人应该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来制定制度。

应当承认，新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匈牙利 1968—197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到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后，这场改革所释放的增长动力已消耗殆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出现间断性的负增长。20世纪 80年代后，匈牙利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坠入了经济绩效恶化的深渊。

(二)兰格、苏联数理经济学派与西伯利亚改革学派

在苏联，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取思想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苏联经济学家一般也不会谈及自己与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联系。但从苏联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中，仍然能够发现兰格的潜在影响。苏联数理经济学派是一个致力于将数学方法应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苏联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康托罗维奇、诺沃日洛夫。苏联数理经济学派自 20世纪 30年代开始数理经济研究。20世纪 60年代，数理经济学派在苏联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影响最深，不仅创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 ——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和《经济学与数学方法》，在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当中应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也得到苏联官方的支持。

数理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企业生产方法的选择和企业间生产资源的合理调配需要用数学方法来对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稀缺性进行评估。康托罗维奇提倡用“客观制约估价体系”来对稀缺性进行评估。产品的客观制约估价是指在最优计划条件下，增加一单位该产品的产量将减少多少单位的其他产品。生产资料的客观制约估价则是在最优计划条件下，节约一单位该生产资料所需多消耗的劳动量。诺沃日洛夫提倡用“劳动的逆相关支出”来对稀缺性进行评估。他认为，仅仅通过节约投入到产品中的直接劳动不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因为如果某一特定产品的劳动投入是通过用这些稀缺生产资料的投入代替直接劳动来节约的，那么经济中其他地方产出的劳动成本就会因此而上升。后一种劳动成本就是“劳动的逆相关支出”，在制定最优计划时必须将这种成本考虑在内。

其次，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源配置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性理论没有意义，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规范性理论确实有意义。兰格曾在与米塞斯的辩论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苏联数理经济学派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诺沃日洛夫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垄断加价的普遍存在，价值规律的运行受到扭曲：边际成本与边际劳动价值不成比例，价格通常不能反映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是客观规律，最优计划的制定必须尊重价值规律。诺沃日洛夫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视为对价值规律的准确描述，主张用瓦尔拉斯经济学来制定最优计划。康托罗维奇也认为，瓦尔拉斯的理论在设计最优计划算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冲突。无论是康托罗维奇的“客观制约估价”还是诺沃日洛夫的“劳动的逆相关支出”，似乎都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边际分析”和“机会成本分析”的思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数理经济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呢?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诺沃日洛夫认为，马克思那里已经蕴含了边际分析的思想。例如，马克思认为，生产价格“不只是由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一切商品的总价值决定”。诺沃日洛夫认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价格是所有商品总价值相对于给定产品数量的偏导数”。康托罗维奇强调，“客观制约估价”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价格，而是在局部和短期条件下对产品稀缺性的评估，它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相悖。“自然资源和设备只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和节约劳动的因素。因此，计算这些因素的支出及其估值只能被视为为了实现最高生产率而进行最优劳动分配的手段，也只能被视为比较在各种条件下发生的劳动成本的基础。因此，这些因素绝不可能是独立的价值来源。”

虽然数理经济学派是否受到兰格的直接影响仍需通过细致的思想史考察来回答，但从他们的理论当中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思想的连续性。首先，兰格与数理经济学派都认为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规律;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价值规律的运行方式从自发走向自觉。其次，兰格和数理经济学派都认为瓦尔拉斯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对价值规律的正确理解。一方面，二者坚持运用边际分析法和机会成本分析法。另一方面，二者坚持运用瓦尔拉斯对市场运行的理解来制定计划。在兰格那里，计划价格是通过瓦尔拉斯式“试错”过程得出的;在康托罗维奇那里，客观制约估值也是通过一个不断迭代的试错法求解出来的。康托罗维奇本人充分意识到他的方法与市场机制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类似于市场价格随着供求比例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等)。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不同过程之间的竞争战仅仅发生在计划的框架内，没有损失，也没有危机。当然，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才能大规模地发生。”最后，二者都认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来分析计划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兰格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只是针对不同问题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诺沃日洛夫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运用数理经济学(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推导出了理性规划的具体方法。

然而，数理经济学派的主张在苏联实践中的效果并不理想。正如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副主任所说：“自 1958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数学模型在经济中的应用。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在我工作的行业(汽车运输)，引入新方法所带来的真正节约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另一位数理经济学派的成员也坦言，不应夸大最优计划理论在解决苏联经济困难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这是由最优计划理论的固有缺陷决定的。在最优计划理论当中，经济体制主要被视为一种技术体系而非社会制度，对人的行为和动机、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关注是远远不足的。即使通过数学方法找到了最优计划，中央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往往也会阻碍该计划的落实。康托罗维奇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决策是由人来执行的，他们的活动和个性在计划的执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然而，这一事实仅仅在数理经济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占据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

数理经济学派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不在于其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苏联的经济难题，而在于他们挑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主流地位，并培养了一批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非常熟悉的青年学者，其中最为出名的或许是阿甘别吉杨。20世纪 80年代以后，数理经济学派的影响力不再，但苏联经济学“西化”的势头不减反增。在阿甘别吉杨的带领下，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为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镇。这一学派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应当根据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固有的新内容充分加以利用。他们尖锐地批判现行体制，提出要使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安德罗波夫主政期间，“西伯利亚改革学派”推动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试验，其内容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修改考核指标，改革工资基金和资金的管理制度，以激发企业的内在活力。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又推出了“自筹资金”“完全经济核算制”等新方案。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惨痛后果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开始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密切的联系。

(三)兰格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兰格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间接的，但也是深远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兰格为代表的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曾经对中国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邀请布鲁斯来华讲学。布鲁斯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和国务院机构的官员介绍了自己的“含有受管制市场的计划经济模式”，强调中国的企业需要更大的自主权，以便有更多的自由度来应对市场的变化。讲学结束后，讲座摘要被提交给多个权威机构，包括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学外，布鲁斯还会见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具象征性意义的要数布鲁斯与孙冶方先生的会面。两人见面相谈甚欢，发现彼此的改革建议出奇地一致。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邀请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奥塔·锡克向中国官员和学者介绍了捷克的价格改革经验，即采取“先调后放”的手段，利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价格。奥塔·锡克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吴敬琏所评论的那样：“这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在奥塔·锡克离开中国后，国务院又继续和他保持联系，并通过奥塔·锡克介绍了两位专家帮助我国培训物价改革人才。1983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受邀回访中国，团长是被称为“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匈牙利党中央委员和科学院经济所顾问的涅尔什·雷热。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和交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访问期间，涅尔什·雷热和霍尔瓦特·拉约什等人进行了改革主题的报告和座谈会，并提出了对中国改革的咨询意见。这一行动在中国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随着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学界开始大规模引进东欧经济学家的学术著作。20世纪 80年代，我国陆续翻译并出版了兰格、布鲁斯、马科斯莫维奇、锡克和科尔奈的著作，学术报刊上介绍这些经济学家思想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其中，在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要数科尔奈的著作《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做出了诊断，一时间中国掀起了一股“科尔奈热”。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回忆道：“科尔奈的思想和研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尤其是从根本上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者。”

当然，中国对于东欧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并非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1982年 7月，中国经济学家在莫干山召开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东欧学者提出，匈牙利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改革应采取“一揽子”方案的做法。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一方案在中国的适用性表示质疑。在考察了杭州、上海和重庆三地后，东欧学者转而支持中国的改革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与中国学者达成了共识。

自莫干山会议后，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热度逐渐减退。事实上，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传入中国的时代就已经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一方面，市场社会主义流派内部出现了质疑该模式的声音。布鲁斯怀疑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集中计划和按劳分配中的一项或几项，是否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难题。科尔奈批评东欧的改革先行者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央权力机构的官员抓住各种间接控制的绳子，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当事人就会像顺从的木偶一样行动”。另一方面，东欧的改革进程本身也遭遇阻碍。曾被中国视为理想借鉴对象的匈牙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明显下滑，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尽管如此，中国改革初期的政策方针仍然体现了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的借鉴。例如，受到东欧经验的启发，20世纪 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中心。又如，20世纪 80年代末“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与布鲁斯的“含有受管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不谋而合。

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引进拓宽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视野，向中国学者展示了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也让中国学者认识到东欧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其他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1985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史称“巴山轮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治理改革中浮现的宏观经济问题。除东欧经济学家拜特、科尔奈和布鲁斯外，与会的外国学者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安德里安·伍德和剑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等。如果说东欧市场社会主义者在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时并未彻底抛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那么托宾等西方学者就是用原汁原味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分析问题。以巴山轮会议为分水岭，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逐渐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西方经济学。

继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我国大力引进的又一经济学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开始代替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教材被大规模引进，经济学教育科研队伍中熟知新古典经济学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海归”教师占比也越来越高。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改革前的东欧国家与中国面临着相似的经济问题，东欧学者在充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保留着一些与我国共通的学术和政策话语，这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东欧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借鉴对象。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东欧改革的受阻，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能照搬东欧经验，不能沿用东欧的“一揽子方案”进行改革。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学者展示了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我国顺利地引进西方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三、兰格模式的经济自由主义本质

中国与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现实中的失败。尽管如此，当代欧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读为市场社会主义之路。为了从深层次上把握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必须深入地剖析兰格模式的理论实质。

以往的研究通常这样定位兰格的理论贡献：兰格没有受到旧有僵化观念的束缚，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开创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新方法，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认为，评价兰格是否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新贡献，关键在于判断兰格是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科学的认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兰格是如何理解市场运行的。从兰格对瓦尔拉斯“试错过程”的概述上看，将“三种资料”代入根据主客观均衡条件所列出的瓦尔拉斯方程组，即可计算出市场均衡价格。但兰格指出，在实践中不需要进行如此繁杂的计算，市场竞争所执行的“试错过程”会自动给出均衡价格。假设目前的交易是根据一组随机价格进行的，个人在这组价格下根据主观均衡条件进行目标函数最大化，由此形成一个需求量和一个供给量。接下来客观均衡条件开始起作用。“如果需求量和供给量分歧，买主和卖主的竞争将改变价格。需求超过供给的那些商品价格上升，同时情况相反的商品价格下降。……如果对于每种商品供求不等，价格再度改变，于是我们有另一组价格，又作为各人重新安排选择的基础;并且因此我们得到一组新的需求和供给数量。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以致客观均衡条件被满足并最终达到均衡。”易言之，任意给定一个价格 p1，有需求量 D1和供给量 S1，如果 D1

在这里，兰格对价格调整过程的认识与经济学教科书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在畅销数十年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写道：“在需求量与供给量相等的价格水平上，就会实现市场均衡。在均衡点上，价格既没有上升的趋势，也没有下降的趋势”，“在存在着短缺的情况下，购买者为得到有限的物品而展开的竞争引起价格上升”;类似地，当产品出现过剩时，卖家的竞争会使价格下降。兰格承认自己仅仅是对“经济均衡理论要点”进行“教科书式的阐述”。这种“教科书式的阐述”起源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首次出版于 1890年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当供求处于稳定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则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它们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也就是说，当各个市场的供求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动地使供求恢复均衡状态。兰格所沿用的马歇尔式“均衡价格理论”将市场机制想象得如此完美，预先假定了市场具有自我维持均衡的能力，无视市场运行当中的任何困难。这不过是 160年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及市场万能论的另一种表述。

考虑到兰格提出自己理论的时代是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就连资产阶级都呼吁国家干预经济的时代，兰格此时对市场万能论的复兴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1936年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不仅有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通过推翻新古典庸俗经济学中的三个不合理的基本假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领域内发起了一场革命，对 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的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现象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凯恩斯的学说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一方面，他通过批判萨伊定律质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我维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特性，以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将阶级斗争带回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视野。尽管兰格对凯恩斯的学说有所了解，但他并未借此反思自己的分析框架，仍然固守市场万能论的经济学教条。

那么，兰格又如何理解计划或政府在经济运行当中的作用呢?兰格“证明”了中央计划局可以代替市场执行试错过程：“假设中央计划局开始用随机选定的一组给定物价。……由于这些决策的结果，每种商品的供需数量被决定。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不等于供给量，那个商品的价格必须改变。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必须提高它，如果情况相反，则降低它。这样中央计划局规定一组新物价，作为新决策的基础并且导致一组新的供求数量。通过这个试验错误过程，物价被最终决定。”

虽然兰格认为用计划来替代市场的功能是可行的，但这里的计划并不代表着一种比市场机制更高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兰格说，“社会主义经济中决策的一致性以及执行决策的效率和规则与企业家们在纯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完全相同”。在 1945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兰格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更明确地阐发了上述观点：“‘价值规律’是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指导性原则。当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价值规律’的运行方式存在差异。在资本主义下，它通过市场的非个人自动性来自我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是计划当局配置资源的规范性原则。”可见，兰格认为，社会主义不具有区别于价值规律的其他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区别仅仅在于实现方式不同。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所承诺的“制度优越性”不是体现在对价值规律的超越，而是体现在更好地贯彻价值规律 ——将价值规律内化为中央计划局的行为准则，从而更快地通过试错法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

在兰格模式中，计划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市场身后，没有自己独立的功能。这种设定不过是经济自由主义“守夜人”政府理论的现代翻版。当亚当·斯密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国防、治安法律和公共设施时，他至少承认了政府与市场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相比之下，兰格模式中的计划或政府的有形之手只是市场无形之手的“配角”，前者的作用被限制在模仿后者的行为逻辑、为后者提供必要服务的范围之内。兰格没有超越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理论，而只是将其推到了一个极致。

兰格对商品、货币、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崇拜是由其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范畴引入的。他用“广义价格”和“狭义价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混同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前面提到，兰格认为“狭义价格”并非资源配置所必需的，只有“广义价格”才是必需的，而后者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已知的。事实上，他的所谓“狭义价格”就是“市场上商品的交换比例”，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价格。而他所谓的“广义价格”就是“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事实上却不能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兰格以制造一个“广义价格”的办法不知不觉地将社会主义经济解释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这里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批评。针对杜林企图以货币为切入点将价值规律作为基本经济规律引入未来的经济公社的错误，恩格斯批评道：“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废除天主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同样，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格理论也只是建立在商品分析基础上的价格。因此，所谓的“广义价格”与“狭义价格”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兰格用“广义价格”与“狭义价格”的差别，来标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必然使社会主义经济陷入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泥潭，使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解体。

兰格模式中还有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说法。例如，兰格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劳动者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相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制度而言，就是一种直接结合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个人所得不过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份额，兰格却将其与所谓“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性质。

四、结论与启示

一直以来，兰格市场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兰格的理论基础具有怎样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并未得到澄清。本文强调，兰格在构建市场社会主义模型时运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之上。如果所使用的理论不能提供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那么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也只能诞生蹩脚的社会主义构想或空想。

兰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欧根·杜林的层次上。当杜林规定自己的经济公社实行“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时，他实际上将价值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兰格所犯的错误与杜林如出一辙，他要求中央计划局自觉地执行价值规律，从而把价值规律视为他所构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兰格企图以这样的方式保留价值规律“好的方面”，同时消除其弊病。换言之，兰格“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按照兰格的理念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这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改旗易帜”的原因之一。幸运的是，我国在借鉴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时展现出卓越的实践智慧，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没有采纳其所提倡的那种“一揽子”改革方案。

总结本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曾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按照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经济规律，不能将火地岛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与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相混淆。要想发现不同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必须首先揭示这些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才能在此基础上“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往往在总结出几条关于资本主义的肤浅的、庸俗的所谓“规律”后，就迫不及待地将其永恒化，宣布发现了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规律。在如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恩格斯所阐明的方法论原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命运问题争论不休。毋庸置疑，只要商品经济仍然存在，价值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但是，不能忘记价值规律并非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唯一的经济规律，更不能忘记随着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迈进，价值规律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能将其视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经济规律。兰格模式将计划(政府)的作用仅仅理解为“模拟市场”，实际上颠倒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主配角”关系，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根本区别，说明其并不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光明道路。

第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亟待一场“术语革命”。在《资本论》第 2卷序言中，为了澄清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的污蔑，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新发现究竟何在。恩格斯说道：由于“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马克思的前人们虽然已经确定了现在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但无法科学地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与本质。只有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找到了问题所在：“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可见，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找到理解资本主义的钥匙，在于他批判性地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范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发起了一场“术语革命”。同样地，要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也必须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一“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发起一场“术语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就会像兰格一样，将“狭义价格”与“广义价格”的所谓区别，错误地指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而将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研究。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哪些运行规律、规律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广泛深入研究的问题。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学者们对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不懈探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是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布哈林认为是劳动消耗规律，斯大林则认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这一观点实质上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将随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而演变，为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是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结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重制度、轻规律”的特征。当前，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成为一个新课题。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探索，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初创到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当中理解。唯有秉持这样的历史自觉，才能正确认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历史地位，才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主配角”关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生产方式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注释从略

（丁堡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鑫雨，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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