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事变时，19路军在和鬼子拼命，国民党海军却和鬼子联谊

提起1932年“1·28”事变中，第19路军在淞沪地区“违命抗日”，总有果粉跳出来给蒋介石洗地，说什么蒋介石也派了中央军精锐的第5军，以及宪兵第6团，甚至部分航空力量参战，因此“1·28”淞沪抗战的荣光不能由第19路军独享云云。

事情只说对蒋有利的那部分，而对不利的部分却避而不谈，这是果粉们为蒋洗地的惯用伎俩。具体到“1·28”淞沪抗战，只要将个中来龙去脉梳理一遍，就能明白蒋介石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到底是积极抗日，还是消极抗日。

因为在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为“约法之争”，下令扣押了胡汉民，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顿感唇亡齿寒，遂联合起来，于当年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的旗号，另组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此后，蒋介石通过军事施压和政治妥协，花了数月时期平息了事态。其中一项妥协，便是将粤系第19路军从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地盘，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宁沪地区

1931年11月，第19路军3.3万人马移防完毕。其中，第78师区寿年部驻扎在上海、吴淞、嘉定、昆山;第60师沈光汉部驻防常州、苏州;第61师毛维寿部驻防南京、镇江。

但是，蒋介石是打心眼里不乐意这支粤军楔入他的财税重地，此前被迫同意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情势稍有缓和，蒋介石便开始对第19路军使阴招了，不但一直拖欠该部的军饷，甚至连过冬棉衣也不肯发，希望就此挤兑得第19路军主动离开宁沪地区。

第19路军移防宁沪后，曾找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拨款在一些重点防护目标外围架设铁丝网。但吴铁城秉承蒋介石“想办法将19路军挤走”的旨意，借口市政府财政吃紧，一个大子儿也不给。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

实际上，早在第19路军移防宁沪前，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坂垣征四郎，已经指示时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的田中隆吉，以及爱新觉罗•显圩(此奸女的汉名叫金壁辉，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在上海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关东军密谋成立伪“满州国”。

1931年10月10日，日本海军“天龙”号、“常盘”号军舰，载运640名日本海军陆战员驶抵上海，以“保护日侨”为名，入驻北四川路和戈登路日军兵营。

从1931年第三季度到1932年1月中下旬，中日在上海的“民间冲突”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之势异常明显，第19路军为防不测做正常的防务准备，合情合理又合法，可就是这样，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却因一己之私，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于不顾，对第19路军各种掣肘，那点可怜的能耐全用在内斗上了，着实令人鄙夷。

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向正在杨树浦区三友实业社总厂墙外操练的中国工人义勇军掷石块挑衅。双方随后发生冲突。在混乱中，田中隆吉收买的无赖杀死了1个日本和尚，打伤2人，此即“日本和尚事件”。

第2天，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函抗议，提出惩凶、赔款、道歉、取缔抗日运动等4项无理要求。

1月20日凌晨2时半左右，原日军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日本青年同志会”30余名暴徒，放火烧毁三友实业社纺织厂，并冲进附近警亭，切断电话线，杀死中国警员田润生，刺伤陈胜德、朱伍兰。下午，千余名上海日侨持木棒冲上街头，捣毁电车、公共汽车及北四川路多家中国商铺。

1月21日，日本海军“大井”号巡洋舰率第15驱逐舰队驶抵上海。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公开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抗日运动，声称如无圆满答复，将采取严厉手段，并扬言：“4小时即可占领上海”。

1月23日、24日，又有日本军舰载运海军陆战队，陆续抵达上海。日本特务甚至在1月24日，火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寓所，并诬蔑是中国人所为。

如此林林总总，眼看上海地区火药味空前浓重，中日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守土有责的第19路军加强战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个时候，此前曾于1931年12月15日，在党内各派压力下被迫辞职的蒋介石，经与汪兆铭在杭州密谈，已经重新复职。虽然明面上是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但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均掌握在拥有军队的蒋介石手里。

但是，蒋介石复职后，却委托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前往劝说第19军军长蔡廷锴，说什么上海日军处处挑衅，蔡是职业军人，外交事宜非其所长，要求蔡廷锴体谅南京政府的难处，将部署在上海前沿的部队撤往南翔一带，以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蔡廷锴将军

这套说辞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蔡廷锴的严词拒绝。

眼见蔡廷锴不听“劝诫”，蒋介石遂于1月24日派何应钦赴上海，当面向蔡廷锴传达命令：“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时间撤防于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

不过，蔡廷锴于次日，即1月25日对外公开表态：“日军倘敢进犯，决意抵抗”这可把蒋介石给急坏了，他赶紧命令宪兵第6团赶往上海闸北，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防务，意图将这支决意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的爱国军队，与正蠢蠢欲动的日军分隔开来，以“免生事端”。

1月27日夜，何应钦向第19路军连发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家大计。”

1月28日16时，上海市政府答复日本总领事最后通牒，市长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方所提“道歉、赔偿、惩凶、制止反日行动”4项无理要求。

但即便无原则退让到这种地步，仍不能令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满意。

1月28日23时10分，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又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

仅仅10分钟后，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约1000人袭击北站，占领五区警察署;700人进攻天通庵车站，另有1600余人在坦克掩护下，从北四川路租界出发，分别冲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青云路等地，对我闸北驻军发起进攻。

此时，奉蒋介石命令赶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尚未来得及就位。第19路军第78师违抗了蒋介石要求他们立即“移防、撤离”的命令，官兵们奋起抗击，打退了日军进攻，并击毁5辆日军坦克。“1·28”事变就此爆发。

1月29日凌晨1点，第19路军通电全国：“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2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土，不能放弃……”。

29日天刚亮，20余架日军战机对闸北、南市一带实施狂轰滥炸，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闸北多处被烧。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的陈绍宽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却下令中国海军不许配合第19路军作战。海军部长陈绍宽密令驻沪各舰：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非属交战，如中国舰队不攻击日舰，则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

1932年1月30日，日本海军“加贺”号、“凤翔”号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载运5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增兵上海。

南京国民政府惊慌失措，公开发表《迁都洛阳宣言》，但各省将士义愤填膺，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战。但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罗文干却发表宣言，不谈抗日，只谈“中日友谊”。蒋介石更是通电全国将士：“令勿轻动，枕戈待命”。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孙科于1月31日致电何应钦，请迅速增援上海。但何应钦却致电蒋光鼐、蔡延锴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调停，并命令第19路军“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

2月2日，日本军舰炮击吴淞等地，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蒋介石密命，“不准还击”。甚至在日本军舰变本加厉地炮击南京外围各要塞时，蒋介石、陈绍宽也严令约束要塞守军和江防舰队不许还击，只由外交部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了事。

眼见日军不断增兵上海，淞沪战事不断扩大，国民党中央军的中下级官兵对当局妥协退让的不满与日俱增。其中，中央军第87师522团官兵，于2月3日公开在誓杀倭寇的决心书上签名，给国民党军高层施加压力。

但是，何应钦仍于2月5日给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发去密电，指令原配属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请吴等“设法通知英、美、法、意等国领事，转告外侨，切勿惊慌恐惧为盼”。

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

2月8日，当第19路军在吴淞、闸北重创日本海军陆战队，为“1·28”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取得大胜的好消息传来，何应钦却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及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委发去“火急限一刻钟到”的加紧电报，称：“此次淞沪事件，弟曾速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也。……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

接着，何应钦接蒋介石指示，派陈仪和王俊到上海乞和。

同一天，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当面向蒋介石建议派中央军赴上海参战，并再三恳求，表示愿意领兵前去助第19路军一臂之力。

蒋介石感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一味压制自己嫡系部队的求战情绪，恐怕后果难料，于是这才决定将驻扎在京沪、沪杭铁路沿线的第87师王敬久部、第88师俞济时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率领所部赴上海参战。后又将中央教导总队调往上海。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的李世甲

表面看，蒋介石似乎顺应了全国民意和全军军意，不得不对日采取强硬立场了，但魔幻的一幕，发生在他下令组建第5军赴沪参战的第二天，即1932年2月9日，时任国民党海军部次长的李世甲，却与侵略淞沪的日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同坐一辆汽车“参观”上海日军阵地各处战壕。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

1932年2月13日，日本陆军派遣1个师团到上海，大举进攻张华浜、曹家桥，并一度越过蕰藻浜北端，占领纪家桥一带。第19路军61师夜袭日军，将其击退，粉碎了日军包抄吴淞中国守军后路的企图。

然而，蒋介石却指示第19路军“保持10余日的胜利，及早收束，避免再战为主”。并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为代表，赴上海与日本和谈。

何应钦在发给第19路军的电报中讲得更直白：“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到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问题，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一、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进行停战办法;二、停战条件须双方自撤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请兄等仍斟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使兄所言外后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

此后，日本陆军第9、第11、第13、第14师团相继增兵上海，第19军和第5军虽奋力抵抗，多次重创来犯日军，但自身损失也颇大。但是，当第19军派参谋长面谒蒋介石，请求增援时，蒋介石却答复：“各部队俱未集中，何能增援?”。不派兵倒也罢了，他对第19路军要求补充武器弹药、医药器材的请求也一概置之不理。

非但如此，在日军继续向上海大规模增兵，第19军和第5军已呈疲态，力战不支丢失江湾阵地，在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驰援上海时，蒋介石却于2月26日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称：“上海目前战线太短，仅一团兵力足矣。19路军有3师共16团，无须援助，尽可支持”，“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3月1日，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先后攻占七丫口、六浜口、浏河口、大场。

为避免被合围，第19路军被迫于当晚撤至南翔，并于次日通电全国：“我军抵御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疾，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斗，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人猝增援兵两师，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2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死伤，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至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陈词，尚祈亮察。”

同一天，张治中的第5军也被迫撤到安全地带。至此，淞沪被日军占领。

3月4日，第19路军击退日军向嘉定黄渡发起的进攻，并一度收复浏河，但终因后援不继，不得不又撤回南翔。

在上海商会请南京政府派兵收复淞沪时，蒋介石却强迫第19路军撤离上海。

3月5日，上海诸多民日抗日团体，打算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撤兵，反对出卖上海的兵民大会，但上海市政府却派大批警察提前封锁会场，不让抗议群众入内。于是，数千群众改在东新桥附近举行飞行集会，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社会影响反而更大。

“1·28”淞沪抗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声称其在此次“事件”中，陆军和620名官兵毙命，另有1620人受伤。日本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共计阵亡140人，另有700余人受伤。

中方战报称毙伤日军10254人。第19军和第5军共伤亡14104人(阵亡4274人，受伤9830人)，其中，第19军伤亡8792人，第5军伤亡5312人。

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同意将上海周围20公里划为非武装区。

当初，第19路军就是因为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市区20公里的无理要求，才奋起抗战的。结果《淞沪停战协定》一签，这仗算是白打了，14104名中国军人的流血牺牲，全都付诸东流。

行文至此，相信读者对个中是非曲直，会有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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