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滕代远在延安

1939年1月 , 滕代远骑着贺龙部缴获日军送毛泽东骑乘、毛泽东又转滕代远使用的军马

01

毛泽东面令父亲为中央军委参谋长

1937年12月，父亲滕代远胜利完成接救西路军战友任务后，偕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宋侃夫、王子纲等人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乘飞机到兰州。在与中共中央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彭加伦接洽后，他们冒雪乘汽车，携带着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途经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林伯渠等人协助下回到了久别的延安。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亲切地接见了我父亲。父亲早在1926年12月湖南农民运动发展高潮时就与毛泽东相识了，对他的品德与才能十分敬仰。那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蓬勃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现象。

1926年12月1日，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与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父亲以代行省农协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大会，于12月7日向大会报告了近郊区农运工作开展情况。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国民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拥护，就不会成功。”他号召广大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

1938年11月 , 毛泽东 ( 中 ) 和滕代远 ( 左)、刘伯承(右)在延安机场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父亲和柳直荀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长沙地区的农民运动，召开了骨干分子座谈会。近郊区有七位农协骨干参加了座谈会，前后座谈数次，每次个把小时。毛泽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提问，农民们发言踊跃，父亲不时在旁边插话和解释，毛泽东则认真做了记录。

1927年3月，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农民运动的报告，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父亲是这篇著作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就像游子长期漂泊在外，一旦回到家里就能感受到无限的亲情，父亲与毛泽东的会面也是如此。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感觉特别亲切，心情也特别快乐。主席先问了我一些情况，就当面要我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我当时向主席声称，我做不了参谋长的工作，主席还是决定了要我干起来，参谋长前面不要‘总’字，和他分管八路军和新四军。我就再没有说什么话了，表示服从命令。”毛泽东对父亲这个“小老乡”十分了解，也非常信任。父亲圆满完成解救西路军的使命，使得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一言九鼎，容不得父亲推辞。军人以军令为生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决定挑起这副重担。

1938年1月15日，父亲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电报发给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前方各部队首长和新四军的将领。同一电文中还宣布了对军委参谋部一局局长郭天民、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四局局长黄春圃(即江华)的任命。从此，父亲就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身边，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02

打造抗战情报生命线

父亲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时候，全国抗战已持续六个多月。国民党军队连续败退，继平津失陷之后，太原、上海又相继陷入了敌手。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军政领导人败走武汉，惶惶不可终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江南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钳制了日军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八路军敌后根据地已成为抗击日军侵略的重要战场。

此时，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随同周恩来副主席赴武汉、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不在延安(叶去武汉、南京期间，萧劲光曾担任过军委参谋长，但不久又改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副参谋长左权随同朱德、彭德怀在前方指挥作战。在战局危急、中央军委参谋长缺额的情况下，父亲毅然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他协助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主持和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进行，指挥我军的军事行动，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

1939年 , 时年35岁的滕代远在延安军委驻地王家坪办公

父亲一到参谋部就紧张忙碌起来。他在着手了解情况的同时，立即抓紧了参谋部的建设。他要求所有参谋部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善于联系实际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他还要求参谋部全体工作人员，坚决贯彻党的洛川会议所确定的全面的抗战路线和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与政策，落实我军在敌后进行持久的战略任务和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指导方针;工作中要有高度的原则性，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上下级之间的亲密关系，保证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能及时传达到各个部队，各个部队的情况也能及时地反映上来。

毛泽东习惯夜里办公，每天晚上11时至12时，父亲都要向毛泽东汇报，并及时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他带领军委参谋部各局的参谋日夜值守，随时掌握全国各抗日武装的行动与位置，摸清敌军、伪军、友军和我军四个方面的详细情况，从不间断。当时情况主要来自前方，也有些来自电讯侦察。

父亲特别强调时效观念。他常对参谋人员说：“前方来电，均与战局直接有关，且来之不易，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最快的速度作出处理。”他给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立了个规矩：凡是前方来的电文，连同译电原稿，都先送他亲自过目，作出批示后再交有关人员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报告。他每天要处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电文，从不积压。他还给一局规定了每天要作分析研究、每周系统汇报一次、每月写一份综合报告的制度。对于敌情报告，要求有情况、有分析，还要绘制附图，鲜明地标示出敌伪军、友军和我军的分布状况。报告经他审阅后，呈送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这就为中央军委制定战略方针和对敌斗争的决策，及时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段时间，中央下发的许多电报也都是以毛泽东、王稼祥和父亲三人的名义。

参谋部刚迁到延安王家坪时，还没有专门的作战室。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父亲领导、发动和组织一局的参谋、警卫及各方面工作人员，去城里拆除了一座废弃的旧庙，筹集砖石木料，自己动手修建起一间作战室，悬挂起军用地图。参谋人员昼夜值班，与各根据地和各战略区，保持着不间断的电信联系，展现出热烈紧张、生机勃勃的景象。父亲住在王家坪上坡的窑洞里，经常到作战室听取对战局形势的分析。遇有重大军情变化，他就在作战室与大家一起研究作战形势，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对于军委参谋部二局(技术侦察局)的工作，父亲也很重视。他常对二局的同志说：掌握敌人的情况，是军委领导人和各级指挥员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必须及时、准确，不可以似是而非，更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要误大事，甚至造成重大损失与伤亡。他经常以此来教育情报人员，要他们增强责任心，尽职尽责地工作。对于通过技术侦察获得的情报，他要求作综合分析，加强研究，反复验证，将情报搞得更扎实、更准确。

03

为全军架起通信桥梁

通信联络是沟通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联系的主要手段，在军事指挥上占据重要位置。父亲担任参谋长期间，在促进党中央与各地通信联络工作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初期，三局(通信联络局)直属单位有五个无线电分队和一个通信学校。1938年以后，三局直属队已有六个无线电分队，分别负责联系党的系统、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八路军总部及其所属各师、新四军、留守兵团等电台及新闻发报台(呼号CSR)等。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驻延安的党政军机关迁出城外。军委三局根据各机关驻地分布情况，重新设置了电话总机，并继续进行了有线长途通信线路的建设，先后建成了由延安经安塞、保安、边定到花马池(今盐池)和由安塞经真武洞到瓦窑堡的迂回线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各方面对通信联络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当时我军的通信器材短缺，电信设备十分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采取了多种措施。经周恩来批准，军委参谋部派员于1938年2月与8月两次赴香港采购通信器材，足够装配一百六七十部电台之用。

1938年9月21日，右起：朱德、谭政、滕代远、高自立在延安

为了武装部队适应战争的需要，在1938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由父亲兼任第一任军事工业局局长，李强、王诤任副局长，负责对军事工业的具体领导。为了扩大军工生产、自制通信器材，在材料科机务室的基础上，我们还自己动手筹建了通信材料厂，使过去只能搞些装配、维修工作，发展到自己能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各种零件。

父亲还大力培训通信技术干部和人员。军委通信学校是1936年重建的，抗战全面爆发后于1937年底由陕西三原县迁至延安盐店子。1938年以后，为了加速对干部的培养，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当年毕业和入学学员多达387人，是通信学校大发展的时期。这些学员毕业后，除留下一部分骨干充实到三局直属单位外，多数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的部队中去建立电台，有些则被委派到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联络工作。从此，一个沟通全党全军的通信联络网基本形成，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个方面的电讯联系。

04

延安城里的统战使者

此外，父亲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协助毛泽东积极做好统战和外事接待工作。

抗战时期的延安，已经成为中外瞩目和向往的革命中心，不仅有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来到延安投身于抗战事业，而且有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包括国际组织的代表、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都纷纷来延安参观访问。来延安的国际友人中，有几位是著名的外国医生，如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米勒等。他们都是志愿来为我国抗日军队服务的。父亲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到新成立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去看望这些外国同志，同他们谈心，征求他们的意见，使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北的国际友人，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深厚情谊与关怀。

1938年4月17日，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领他的总司令部转移到晋南中条山地区，假道陕北，途经延安访问。中央指定父亲、萧劲光等组织接待与陪同。卫立煌一到延安，就受到延安各界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在父亲与萧劲光等陪同下，参观了抗大，出席了延安各界群众举行的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会见并设宴招待卫立煌，陪同他出席晚会，观看演出。在卫离开延安时，父亲与萧劲光送出延安城15公里以外，方留影告别。延安党政军民对卫立煌此行的热情接待，再次表示了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意愿，使卫深受感动。卫立煌回到西安后，立即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名义，下了一道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还要其部下给十八集团军100多箱牛肉罐头。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我军在政治上争取了卫立煌。

1938年6月29日，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雷克难、傅洛德、雅德(女)等四人到延安访问，也由父亲、萧劲光作为八路军代表，李富春作为共产党代表及边区抗战救援会、边区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出面接待。在他们到达和离开延安时，延安各界举行了万余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和欢送会。父亲参加了这两次大会并致辞。在参观抗大时，父亲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们介绍了抗大在斗争中成长的情况。接待国际学联的访问是相当成功的，为此，父亲付出了很多心血。

本文选自《纵横》2018年第2期，文字有删节。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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