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民主集中制的光芒与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

作者：蒋建农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6-04-28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确立的基本组织原则，它既是中共组织路线的灵魂，又是党确定和实行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础，是全党上下经过中共诞生以来多年锤炼所普遍具有的党性，这是党克服左右倾错误干扰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征路上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的首要意义，在于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党中央领导的坚强有力，这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和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前提。

一

长征途中，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仅是国民党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不仅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深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也不仅是恶劣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饥饿、寒冷、伤病等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自然险阻，而且还有党内统治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膨胀至极点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等的严重干扰与束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根据地和被迫长征，如同一场惊涛骇浪骤然降临，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使团结对敌成为全党和全军共同的自觉，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遵义会议前后促成最终克服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极端危机，并形成自我革命和伟大转折的关键，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内容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全。

此前，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三人团”一意孤行，博古把指挥权全部委托给李德。毛泽民在1939年8月26日于莫斯科当面与李德对质时揭露：“李德在感到全党对他的尊重后，开始在博古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拼命把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5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汇报这一现象时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文献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1934年7月以来，“三人团”的专断及其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失利。湘江战役之后，从翻越老山界起，到遵义会议及其之后，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逐渐成为解决党内争端、开展党内斗争、决策重大事项的主要机制。

以通道转兵为例，1934年12月8日，朱德签署要红一军团进占通道的命令后，连续在9日、10日、11日发出多道电令，要求各部队向多个方向警戒和侦察敌情，探寻前进路线，军委二局加紧收听和破译敌军的往来电报，毛泽东等多渠道了解通道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情、地理等，这些调查研究，为决策正确的进军方向提供了客观依据;继翻越越城岭以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层不断就下一步的前进路线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毛泽东则把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出发以来的失利，引申为军事路线正确与否的高度，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交流，并经常去找周恩来，以及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交换意见，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围绕这些焦点问题进行充分的酝酿;在最高层讨论决策方向的会议上，不同意见方都可以畅所欲言，彻底改变了过去由“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局面。周恩来后来回忆：“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文献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需要强调的是，在最终确定转兵贵州问题上，即使是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博古，虽然他具有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但也能遵守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据李德回忆：“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李逵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可见，“通道转兵”是在危急关头通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碰头会议集体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通道会议之后，由于博古、李德仍顽固坚持原定计划，会议未能就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变达成一致，仅在行军路线上作出局部调整，决定红军沿黎平、锦屏西进贵州，然后渡过冷水江北上，仍未脱离既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核心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通道会议只是实现了“战术转兵”。12月16日，红军前卫部队5000余人已按照部署，在剑河南加发起渡江战斗，成功强渡清水江，打通北上湘西的重要通道，做好继续北上的准备。危急关头，毛泽东持续通过谈话等方式，向中央领导层阐释“向黔北进军、建立新根据地”的正确性与紧迫性。毅然顶住博古、李德的压力，作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抉择：命令红一军团“准备占领剑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朱德关于我军各部十八日的行动部署》(1934年12月17日)，《红军长征过通道》，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党史办1986年内部版，第49页。]，红军主力放弃北渡清水江的计划。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针对是否转兵贵州的激烈争执，正式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18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在1935年1月1日举行的猴场会议上，为了削弱“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中共中央再次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实际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专断权。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不仅直接罢免“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利的教训，其中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同志身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遵义会议后的“鸡鸣三省会议”，又是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的形式，顺利实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标志着中共正确组织路线的确立。

自湘江战役遭受惨重损失开始酝酿“通道转兵”，中共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严重争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无不是在会前，党和军队的领导骨干进行充分的民主酝酿;会上，经过激烈交锋，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但并没有撤销任何人的党内职务，也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组织处分，这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持不同意见者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实际需要，鸡鸣三省会议虽然推举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担任总书记)，但仍然保留博古中央常委地位，并很快又一度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为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争论和分歧，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还非常策略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对此，张闻天有切身的体会，他后来回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这样，在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震动，极大地维护了党中央的紧密团结和高度统一。这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边，赞同和支持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共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完成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挽狂澜于既倒，实现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关键。

二

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有一个过程，会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多层面指挥决策，甚至有叠床架屋的现象。即：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帮助者”毛泽东——“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多个层次。新的指挥体系虽然对于剥夺“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同时又导致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却又时常出现不得不召集有一二十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讨论军情的窘境。

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后，红军上下，欢欣鼓舞，高级将领们也都积极寻找战机，欲图再打几个大胜仗，彻底转变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但是，事实上，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特别是又无根据地为依托，红军不仅在实力、装备方面，而且在伤员安置、后勤补给、敌情侦察和隐蔽行动等方面，都存在超乎寻常的困难，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当时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才是第一位的任务，而寻机歼敌则需要足够的耐心。3月10日，张闻天在狗坝(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主张硬啃，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双方互不妥协，毛泽东提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获得的第一个军事指挥职位。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攻打打鼓新场，并果真免去毛泽东的这一新任职。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的后果担忧，就在深夜挑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经过仔细交流，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说服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因此事触发，毛泽东认为，猴场会议以来每每要通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形式讨论决定作战方针的状况，不能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他建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张闻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部队。“新三人团”的指挥机制，虽然也是高度集中的，但因为是在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过程中形成的，是贯彻遵义会议正确军事路线的产物，是在充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因此，根本有别于长征前的“三人团”专断，尽管这一新的指挥机制在后续的运行中也曾受到质疑和挑战，但总体上是果断高效的，从而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扭转战局，领导取得四渡赤水战役最终的胜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国革命出现新的生机。但是，在外敌压迫依然严峻的形势下，一场来自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的严重分歧，使初现光明的前景骤然暗淡。自视有8万多红四方面军将士为仰仗的张国焘，轻视因一路作战跋涉只剩下不足2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无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不满足于他手中的权力，企图倚仗人多马壮攫取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党中央与张国焘的主要分歧，表面看是进军路线问题上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其实质则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等全局性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首先是基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边的敌情和相关战略方向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当时夹金山以南是国民党的追兵严阵以待，向东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个团重兵把守，向西则是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向北经川西北到川陕甘地区，那里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其次，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努力的落空等客观事实，使毛泽东等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大环境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也会在强敌的持续围攻下陷落，还必须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与支持。因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与中国西北等地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如何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问题上，是在如何开赴邻近抗日前线的地区，通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振兴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国内阶级战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不再是关于长征行进路线的建议，而是上升到长征道路层面，是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科学指向。

而张国焘则惧怕北上松潘地区同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进而发展到武力威胁中央和另立中央等倒行逆施。因此，他指责中央政治路线有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分裂党和篡夺中央的领导权造舆论;而他所谓“打下成都坝子吃大米”的旗号，与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相比，是极其苍白无力的。不要说其打下成都的希望极其渺茫(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即使是能够在成都盆地立足，也会因与抗日救亡的根本任务背道而驰而丧失全国民众的支持。他的南下方针既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无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复兴。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在遵义会议以来已经成功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发挥到极致，树立了又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虽然真理在握，但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他很注意发挥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作用，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不退让。张国焘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党内争论，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严重程度。因此，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对张国焘觊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和对红军最高指挥权，以及挑战党中央北上方针等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等，理直气壮地进行坚决的抵制。三是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为了促成北上方针的实施，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组织中央领导们通过不同形式对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领导骨干陈昌浩等进行耐心地劝说、帮助，乃至批评辩论，并一再做出很大的妥协让步，比如先是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进而同意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行径，同时他又努力说服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甚至在10月5日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以后，毛泽东当然明白这时与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他后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明确指出：“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但毛泽东当时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11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提议：中央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这就为以后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张浩从容协调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埋下重要伏笔。需要再次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分裂行径进行斗争的这些举措与决策，主要是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进行交流、交锋和讨论，然后才作出的决定。比如芦花会议既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某些错误，同时又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中央路线的。这些会议决议的制定，得益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从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虽经红四方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歼敌数万，但最终严重受挫，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这样就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西吉将台堡的大会师。于是，发展到极致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终于被克服，经过长征洗礼的全党同志和全体红军将士形成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三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秉持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通过历年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和行径的斗争，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并使之日益深入人心。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后有人问过毛泽东：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这段话就表明毛泽东所持有的高度党性。事实上，单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或制度规定，尚不足以克服党内的错误和危机，还必须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上下普遍具有的党性(虽然程度不同)。在长征路上那么急迫险峻的形势下，民主集中制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顺利地贯彻，主要是基于全党和全军普遍具有坚定的党性，这是民主集中制能否正确运行的思想基础。

什么是党性?主要就是科学性和纪律性。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下对真理(规律、科学认识)的追求，也就是实事求是。194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把反对主观主义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提高党性的第一等任务，强调“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这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勇气。

另一方面，坚定的党性还表现在必须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高度自觉的集体观念(大局观)，以及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实行放手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既要提倡党性，也要发展个性。党性即普遍性，个性即差别性，普遍性建筑在差别性上。凡是党员所做的工作，均有党性，有个性。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是党性和个性的完全统一，后者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的。他指出：“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17页。]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上述论述，实际阐明了“民主”与“集中”在党性问题上的统一。

回顾长征，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出发之际遭受空前劫难与损失，但是却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其他阶级、政党、政治军事力量，在遭遇大溃败时往往出现“鸟兽散”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党的领导还在，党中央的权威依然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中革军委的号令仍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权威之所以得到维护，中革军委的指挥之所以得到坚决地贯彻，得力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高度自觉的组织观念与大局观;“三人团”错误的军事指挥和统治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之所以得以纠正，得力于中央和军委领导层坚定执着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得力于他们勇于修正错误的坦诚和担当。

众所熟知，王稼祥、张闻天是最早从“左”倾教条主义阵营觉悟的中央领导成员;其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一再失利负有程度不同责任的中央和军委的成员，也先后觉悟。比如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做副报告时，就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并在洛甫和博古权力交接，以及促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和全军军事指挥的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不承认错误，但是他具备基本的党性，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因此在决策通道转兵、主持遵义会议、特别是在与张闻天交接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自觉地接受组织决定，并在以后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坚定地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与权威;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正式通过后，中央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和陈云带头到部队进行传达，用遵义会议精神武装全军思想;在传达和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将领的思想认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遵义会议以来一直有思想抵触的凯丰，后来回忆：“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何克全(凯丰)自传》(1941年1月15日)，《红军长征过昭通》编写组：《红军长征过昭通》，《昭通报》印刷厂1986年内部印行，第193页。“在威信(?)”，原文如此。]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有材料表明，在遵义会议进行中，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杨尚昆也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并且杨尚昆认为“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是毛主席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在“鸡鸣三省会议”酝酿中央主要领导人更迭时，毛泽东再次谢绝周恩来要他接替博古的建议，反而推举张闻天。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的胸襟和智慧。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出自党性的觉悟和自我革命，绝不仅只是出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而是全党全军共有的觉悟。例如分别来自湘鄂西和湘赣苏区的红二和红六军团，都曾遭受“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红二军团曾因为错误的肃反和对党团员进行清洗重新登记，以至于部队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4名党员，党团组织完全瘫痪。红六军团奉令西征后，身为中央代表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不仅在红六军团努力发扬井冈山根据地支部建在连上等革命传统，发挥部队党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使军团上下团结一心，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战斗队伍，而且在木黄会师后的第三天，任弼时、萧克、王震就致电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三军(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建议中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职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鉴于红三军许多连队没有党支部和部队党员人数不及部队人数十分之一等情况，任弼时与贺龙等商定，将红六军团政治部与红三军政治部合并成新的红三军政治部，并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充实红三军的师、团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系统总结木黄会师以来红二军团的工作，严肃批评夏曦过去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错误，肯定会师三个月来红二军团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其中党团员增加四倍，部队基层普遍健全党的支部。会议强调要继续加强部队中党组织的建设，争取百分之六十的指战员成为党团员，充分认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建立经常的健(原文如此——引者)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1935年1月27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于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1935年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区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内容是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和目前全党的任务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1935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261页。]这样，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和作战原则方针，在红二、六军团正式出发长征前9个月已经得到贯彻和运用。萧克回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与此相关，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不久(1935年末)，任弼时就收到由红军总部转来的长电《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决议案》，其内容就是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党的政治路线转变之初，其精神就传达到红二、六军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因此成为伴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始终的一项重要活动。可见，红二、红六军团的自我革命和英勇奋斗，以及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在长征途中齐心协力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创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之外的第三大主力红军，并在后续的艰苦斗争中，为推动全国各路红军最终取得长征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总之，在中共的发展历史上，能否坚定听从党中央的领导和无条件地执行党的任务，是衡量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条件，也是其是否具有坚定党性的基本表现。在异常艰险苦难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统治中央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发展到极致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异常艰险复杂的情况下保证党中央领导的坚强有力和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除去全党全军始终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必胜信心外，主要是基于普遍具有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开展党内斗争，从而达到自我救赎、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实现伟大的转折。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统帅毛泽东在长征抵达陕北伊始就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取得西征的伟大胜利时明确：“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的完成。”[《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陈云特别强调“我们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浴火重生，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刘少奇、邓小平，以及经过长征斗争考验的任弼时等同志，后来发展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些不仅是最终夺取长征胜利，而且是中国革命以抗日救亡为中心掀起新高潮，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随着长征的尘埃落定，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他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毛泽东深刻总结长征路上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特别是针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径，第一次概括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项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原则。他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套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制定并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从此进入规范化。

(本文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2024年度重点项目“毛泽东与红军长征出发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承担课题时为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现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