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特使“孙平”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

来源：新周报 2026-05-23

导读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一生所结识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占了大多数，而有共同信仰的苏联朋友却寥寥无几。不过，弗拉基米罗夫(在中国期间化名“孙平”)却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毛泽东问：斯大林爱不爱吃辣椒

在弗拉基米罗夫的一生中，延安生涯成为其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

1942年5月，弗拉基米罗夫肩负着“斯大林密使”的重托前往延安，当时，他化名“孙平”，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相处甚好。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还把自己与夫人江青的照片送给弗拉基米罗夫，并亲笔签名，以作纪念。

毛泽东与弗拉基米罗夫之间最著名的谈话，莫过于斯大林爱不爱吃辣椒的问题。20世纪30-40年代，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与其对立的中国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长期以来，苏联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始终大力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而且还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根本不考虑中共的感受。

而在当时，中共也千方百计希望苏联和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战争与革命的实际情况，试图改变其一味迁就蒋介石集团的方针，这就必须让斯大林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充满信心。

事实上，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也同样对斯大林了解甚少，当弗拉基米罗夫这个特殊人物出现后，为了搞好与苏联的关系，并力图通过他了解斯大林，弗拉基米罗夫成为毛泽东最爱交流的对象之一。

在一次正式接待弗拉基米罗夫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一坛高粱酒。由于当时延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这里的许多物资都要靠八路军与当地人自己生产，连这坛充满杂质的高粱酒也成了稀罕物。倒满酒后，一盘鲜红的辣椒被端上餐桌，这是毛泽东的最爱。

突然，毛泽东问弗拉基米罗夫：“斯大林是革命者吗？他喜欢吃辣椒不？真正的革命者务必爱吃辣椒。亚历山大·马克东斯基(注：古希腊伟大的征服者，第一个发现甘蔗甜味的人)一定爱吃辣椒，他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斯大林肯定也爱吃辣椒。你吃辣椒不？如果你是革命者的话，就来吃一吃吧……”

苏联学者普遍认为，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一些行事风格，即豪放洒脱，在一些细节上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并希望别人理解他的政治观点与政策立场。

同毛泽东简直无话不谈

苏军情报组的成员一般是两年轮换一次，但在延安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孙平，前后将近四年。1942年5月他到延安之前，曾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份在西安、兰州做情报工作，那时，他就认识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任弼时等人。

孙平到延安后，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他到延安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报都收集，重点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这同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的任务完全不同。

孙平是个军人。一般来讲，军人的民族意识极强，孙平也不例外。因此，他在华期间，对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不能正确理解。例如，我党的一些领导人出身于富有家庭，或本人是知识分子，对此，他就很有看法。他认为，只有王震这样铁路工人出身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次，王震请孙平做客，王震为人豪爽，直言快语，易于接近。只谈了两个小时，孙平就说：“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从此他们过往甚密。

孙平懂中文，大致能听懂中国话，毛泽东让他多到各县、基层去看看，直接找当地干部谈话。所以，他常到各处，如绥德专区、晋西北等地去活动，亲自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搜集情报。

孙平到延安后，很快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有时简直是无话不谈。最后两年，两人越来越亲密，孙平的电台几乎成了毛泽东的电台。孙平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也随时可以叫他来。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延安采访，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普罗岑柯在孙平的帮助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向普罗岑柯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党的发展与干部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普有头脑，有见地。

后来，孙平向毛泽东说，他很想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了解我党各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并请毛泽东指定一个人同他谈。毛泽东表示同意。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做了准备，对孙平说，咱们两人共同研究吧。毛泽东正想进一步改造和培养他，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

于是，从1944年六七月开始，到中共“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差不多每隔一周或两周就同孙平长谈一次，有时甚至一周内同他谈两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几乎像上党课一样。毛泽东还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给孙讲了，同时告诉孙，让他作为客人，列席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结束后，毛泽东不满足于孙平参加听会，还专门把孙找来，向他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实际上等于给了他一个提纲，让他按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这个提纲的中心内容有三点：(1)大会是团结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一致；(2)“七大”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的拥护；(3)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共(布)，1931年加入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退役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38年5月至1940年中期，弗拉基米罗夫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华工作。1941年4月，弗拉基米罗夫受塔斯社委托，再次来到中国，并工作到同年8月。1942年5月，弗拉基米罗夫来到延安，此时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联络员，同时兼任塔斯社军事记者。他在延安一直待到1945年11月。

1946年，弗拉基米罗夫开始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52年，担任苏联驻缅甸大使。1953年身患重病回国，同年9月10日在莫斯科去世。

1973年，弗拉基米罗夫之子尤里将父亲的日记整理出版，由于事涉敏感，所以，第一次统共只印刷了15册。但此书一经问世，就广受关注，1977年发行第二版。

弗拉基米罗夫的儿子尤里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不仅是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还是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曾多次荣获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苏联时期，尤里曾担任过举重与体操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代表等职务。苏联解体后，他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之中，并当选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对中苏两党的摩擦看得非常清楚

在延安生活期间，弗拉基米罗夫留下了丰富的日记资料，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译稿、文章、通报和电报等。他还在陕甘宁边区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共军队战斗和生活的照片，弥足珍贵。1973年，弗拉基米罗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将父亲的日记整理成书，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中国特区延安·1942-1945》。

由于弗拉基米罗夫是作为斯大林密使派到毛泽东身边的，所以，他将毛泽东对他讲的所有内容都详细记录下来，同时，他还把自己在延安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留在文字里。

在弗拉基米罗夫看来，毛泽东给自己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不能忍受斯大林。毛泽东曾经说过：“斯大林不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了解中国。而他却对中国的所有事情横加指责，他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全部是愚蠢的空话。”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不久后就逼近莫斯科，当苏德两军在莫斯科城外展开激战时，毛泽东对斯大林长期积累的错误进行了总的评价。弗拉基米罗夫在1942年7月2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内容：“……这全是斯大林爱讲空话的结果。今天我倒想看看这位多嘴的领袖如何保卫莫斯科。”

就在同一年夏天的日记中，弗拉基米罗夫又多次提到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如今，(毛泽东对苏联的)不满态度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奇怪了，在我身边发生的更多事情，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着我对毛泽东的认识。”

日记中还记载当时毛泽东举办宴会招待客人的情景，当时的条件非常有限，根本谈不上宴会，顶多是加一两个菜而已，“毛泽东与延安其他军政领导一样，每天只有三碗小米饭，而冬天则改为两碗。”

客观而言，由于斯大林出于对中共实力的不信任所导致政策偏差，难怪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有成见，正如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二战时期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莫洛托夫后来所言：“当时中国有两大派别：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我们将崔可夫(后来的苏联元帅)派到蒋介石那里当军事总顾问，帮助蒋介石与日军作战，却没给毛泽东派遣军事顾问，反倒是派了一名谍报人员，即共产国际代表—弗拉基米罗夫。除了军事顾问外，苏联还向蒋介石提供大量飞机、火炮等武器装备，却没有给共产党一枪一弹。”

弗拉基米罗夫在日记里对中苏两党之间的摩擦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认为这种摩擦并非由来已久，只是从毛泽东对斯大林产生怀疑的那一刻开始的，而这种怀疑一直也没有消失，直到斯大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