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在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中推动红色文化繁荣发展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形态，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矛盾的辩证运动。其中，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基本矛盾，构成了红色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当前，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仍然要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自觉把握这些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在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中激发创造活力，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协调中增进价值认同，在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推动实践发展。尤其要注重推动红色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使其精神内核在化解新时代矛盾、回应新时代课题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而深厚的文化动力与精神支撑。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红色文化的制度根基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红色文化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一原则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的漫长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时，主要是强调民主制的组织原则。他们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民主制”的组织形式，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实行民主选举、集体决策。恩格斯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这一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集中和纪律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革命斗争中需要保持组织的战斗力和统一性。

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提出了民主集中制。1906年，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明确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又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接受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就已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直到1927年党的五大党章才首次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1945年，他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有过精辟论述：“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运动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上有过深刻教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出现过“家长制”和“一言堂”等过度集中的倾向，也发生过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评了这些偏向，强调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时期，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提供了科学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他主张通过制度建设和法制化来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同时要防止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理论。他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同时，他指出，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党中央通过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等举措，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实现形式。

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在文艺创作领域，我们党既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又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文化政策制定中，既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种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保障了红色文化既充满活力，又保持正确方向。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统一：红色文化的价值导向

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关系到红色文化发展中的核心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往往是对立与矛盾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者虽然存在矛盾，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加以协调。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分析了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同时，他们又批判了剥削阶级社会中那种“虚幻的集体”，认为这种集体是“新的桎梏”。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建立“真实的集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提出了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他强调：“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苏联通过计划经济、集体农庄等制度安排，试图实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但由于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最终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原则，强调“不能只顾一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这些思想为红色文化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要通过物质利益原则激励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同时，他强调：“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得到了新的发展，既强调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又充分肯定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个人与集体关系理论。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的集体梦想，也是每个中国人的个人梦想。在文化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正确处理。

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动态调整。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强调牺牲奉献、集体至上，涌现出无数“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事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宣传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树立了集体主义的典型形象。改革开放后，红色文化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个人创造性和正当权益的保护，如尊重知识产权、鼓励文化创新等。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强调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的统一，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与共。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时，红色文化始终坚持辩证思维。一方面，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强调集体利益的首要性;另一方面，防止以集体名义压制个人正当权益。这种平衡的艺术，使红色文化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性质，又充满生机活力。正如毛泽东所说：“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

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共进：

红色文化的实践路径

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过程。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改造旧中国和改造自身的双重任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著名论断。这一认识论原理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在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同时，开展了广泛的思想文化教育活动。毛泽东提出：“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这一时期，红色文化在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他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目标，为新时期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红色文化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激励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他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在文化建设领域，党中央部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等活动，有力推动了全党全社会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红色文化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提供丰富精神食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四是批判错误思潮，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通过这些途径，红色文化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红色文化本身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代文艺工作座谈会，从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红色文化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既传承了红色基因，又体现了时代精神，展现了红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充分说明，红色文化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在火热实践中形成发展的。从伟大建党精神到脱贫攻坚精神，每一种精神形态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结晶。

红色文化发展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基本矛盾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红色文化发展的若干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红色文化的历史表明，任何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做法都会导致不良后果。在民主与集中关系上，既要防止过度集中导致文化僵化，也要避免极端民主化造成思想混乱;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既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也要防止以集体名义压制创新活力;在主观和客观关系上，既要注重实践探索，也要加强理论武装。只有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才能推动红色文化健康发展。

其次，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红色文化。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新时代发展红色文化，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文化表现的主体、文化服务的对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再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红色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活传统”。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创新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第四，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并不排斥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毛泽东曾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发展红色文化，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开展文明对话，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丰富发展。

最后，必须坚持制度保障，完善红色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发展需要制度保障。要健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文化领域民主决策机制;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创新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制度，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色文化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越是形势复杂，越需要发挥红色文化凝聚人心、培根铸魂的作用。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中推动红色文化繁荣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本文系2025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红色文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5LLZXA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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