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爱泼斯坦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义和团

作者：青年的读书笔记来源：青年的读书笔记 2026-02-11

近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爱泼斯坦案剩余超300万页文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关注。可悲的是，公众的焦点却滑向了“又有哪些名人上榜”“原来的‘老熟人’有没有新爆料”，案件本身愈发沦为一场闹剧。

然而，作为一名婴童的父亲，我看到的不是八卦，而是触目惊心：这种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性侵害，在西方历史上其实是一种常态。

01 迟到的“正义”与廉价的赎罪

爱泼斯坦案早已不是一个犯罪案件，它传递出的是西方上层世界道德的彻底沦丧和权力的不受制约：他们利用私人岛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性剥削网络，系统性地性侵、性剥削超过250名 14-17 岁未成年人。即便爱泼斯坦“离奇自杀”，那些名单上的显赫人物至今仍大多安然无恙，未获真正的法律惩处。

作为一名父亲，每当看到这类新闻，除了生理不适与愤怒，更生出对西方世界道貌岸然的深切鄙夷。这种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性侵害，在西方世界并不罕见。近年来披露出来的就有英国罗瑟勒姆大规模儿童性侵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天主教教会性侵案、法国天主教会大规模性侵案等。其中法国天主教会大规模性侵案，调查报告显示，从1950-2020 年，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有超21.6 万名未成年人遭到神职人员性侵，另有11 万余名未成年人遭教会其他人员性侵，涉事神职人员约2900-3200 人之巨。

而西方对原住民儿童的残害更是令人发指。几百年间，西方国家对原住民实施系统性种族灭绝。近些年曝光的加拿大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215 具儿童遗骸案、加拿大马里瓦尔印第安寄宿学校751 处无名坟墓案等，都仅是冰山一角。报告显示，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至少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走，送入寄宿学校，遭受虐待、性侵。截至目前，已在旧址发现数千处无标记坟墓，死亡儿童总数远超官方记录的3200 人，实际数字可能达数万之巨。

这些罪恶的共性是：规模巨大、持续时间极长、罪行被长期掩盖、只有极少数受害者能获得少量补偿。而西方政府的处理却敷衍得令人心寒：一个道歉，一次祈祷，降半旗，或者一场名为“心痛”的演讲，便妄图了事。这种源于宗教传统的“赎罪观”，在我看来极其荒诞和虚伪——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向上帝忏悔，就能获得宽恕。至于受害者的感受，他们并不那么在乎。如今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仍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深陷贫困、健康危机与犯罪泥沼，各项发展指数都远远低于所在国平均水平。

02 历史的魔窟：消失在“育婴堂”里的中国孩子

其实，这种披着慈悲外衣的恶行，也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

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在各地开办了大量的“育婴堂”，许多名义上是“拯救弃婴”的慈善圣地，实则是残害中国婴幼儿的魔窟。

一些育婴堂由于管理不善、营养匮乏乃至蓄意虐待，导致婴幼儿死亡率高得惊人：上海徐家汇育婴堂在1936年至1949年，共收容婴儿4万多名，最终仅存活197人，死亡率高达99.5%;武汉花园山育婴堂，根据当地群众举报，1951 年武汉市政府在此发掘出1.6 万具婴儿骸骨。据档案记载，该育婴堂在1927-1938 年间收养的7813 名婴儿仅 130 名存活，死亡率98.3%，1946 年后收容的757 名婴儿，死亡713 名，死亡率94.2%。

这些育婴堂，表面上收养孤儿、弃婴，实则暗中勾结人贩子，偷抢贫民家的孩子进行残害。以武汉花园山育婴堂为例，婴儿每日仅以极稀米汤或菜羹喂食，完全缺乏蛋白质与营养;数十名婴儿挤在一间小屋，共用尿布与被褥，从不消毒;机构内无专业医生，孩子生病后基本不救治，只用‘洗礼送终’敷衍;哭闹婴儿动辄遭打骂、摇晃，甚至被单独关在黑暗房间;死亡后更被草草掩埋，甚至多具尸体埋在一个坑中，情形惨不忍睹。这些所谓的‘慈善育婴堂’，不过是吞噬中国婴幼儿的人间地狱。

武昌花园山万婴墓白骨塔碑文写道：

这里埋葬的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的骸骨。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透过爱泼斯坦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义和团

03 义和团：被污名化的民族脊梁

育婴堂的滔天罪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1870年，天津望海楼教堂附属育婴堂，因大量婴儿离奇死亡，尸体被草草掩埋，引发民众愤怒;加上谣言煽动和地方官员处理不当，最终爆发“火烧望海楼事件”，也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这场事件，表面上看是谣言引发的冲突，实则是中国民众对西方传教士恶行的长期积怨的总爆发，也间接点燃了后来义和团运动的反抗火种。

前些年，网络上出现了一股给义和团“污名化”的歪风。有些人自诩理性客观，批评义和团愚昧、迷信、排外、是“暴民”是“乌合之众”。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有其时代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它的伟大——它是中国人民在生死存亡之际，最本能、最壮烈的反抗。

但正如教员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那个列强横行，传教士作恶，清政府投降卖国，国家即将被瓜分、同胞被践踏的年代，他们代表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代表的是中国人最宝贵的、不计生死的反抗精神。

孙中山先生曾盛赞义和团：

“其(义和团)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面对他人对义和团的污蔑，他说：

“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教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义和团运动极大震慑了侵略者。就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都不得不承认：

“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那些批判义和团的人，不仅无知，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背叛。如果没有当年那些“泥腿子”“愚民”拼死抵抗，团结振奋国人的精神，让列强认识到中国不可灭，中国或许早就像某些文明古国一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届时，只会有更多的中国儿童死在育婴堂里，而侵略者只会像今天一样，在百年后轻飘飘地道个歉，然后继续作恶。

作为后人，我们有义务铭记先辈的功绩，有义务为他们正名，更有义务与一切污蔑他们的势力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