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戳穿梅白是毛主席的“半字师”的谣言

作者：胡为雄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4期 2026-02-13

梅白在庐山为毛泽东改诗质疑

胡为雄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征求梅白对《七律·到韶山》诗的意见、让他改诗，并称梅白是“半字师”一说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但梅白没资格参加庐山会议，不可能为毛泽东改诗。梅白的回忆内容混杂、漏洞百出，是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捏造。梅白的谎言在毛泽东诗词学界影响恶劣，务必加以澄清和消除，使之不再谬种流传。

梅白(1922-1992)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湖北省委副秘书长。20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写文章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与他谈诗，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帮毛泽东改诗等经历。梅白在《东坡赤壁诗词》《春秋》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其影响最大的是他帮毛泽东改诗一说。梅白称，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曾就自己赋成的《七律·到韶山》一诗向他征求意见，他当即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可改半个字，即将“哭”改为“咒”;毛泽东对此欣然接受，笑着说梅白是“半字师”。梅白改诗说不能成立，本文专就此说作一探讨，以正视听。

一、1959年庐山会议之初梅白为毛泽东改诗之说广泛流传

梅白为毛泽东改诗、毛泽东称梅白为“半字师”的说法，其有关回忆文章经一些报刊转载、摘登后，流传甚广，许多作品对此都有刊载。例如，刘汉民先生编辑的《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一书记录：“一九五九年七月初，庐山会议伊始，毛泽东曾就《到韶山》一诗向梅白征求意见，梅白当即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可改半个字，即将‘哭’改为‘咒’。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笑着说梅白是‘半字师’。”[1]又如，公木先生等编著的《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亦如是说：1959年7月初，庐山会议伊始，毛泽东曾就《到韶山》一诗征求身边工作人员、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意见，梅白当即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句可改半个字，即将“哭”改为“咒”。毛泽东欣然接受，连连称赞说：“改得好，改得好!”并笑着说：“你是我的‘半字师’。”[2]再如，田圣德编著的《毛泽东与文化人》一书有这样的描述：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向梅白征求关于《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的意见，梅白提出《七律·到韶山》原稿的最后一句“始使人民百万年”等于喊“人民万岁”，有口号之嫌。毛泽东于是将其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同时，梅白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可改半个字，即将“哭”改为“咒”。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笑着说梅白是“半字师”。[3]而且，“半字师”这一说法还写进了《毛泽东诗词大辞典》(丁力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0页)。甚而，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辑的文集也采信了这一说法。例如，《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2辑中说：1959年7月，毛泽东拿出他的七律《到韶山》征求梅白的意见。梅白当即提出，把“别梦依稀哭逝川”的“哭”改为“咒”。毛泽东欣然接受，连声称赞：“改得好，改得好!”并笑着说：“你是我的‘半字师’。”[4]

然而，《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收录的庐山会议伊始梅白为毛泽东改诗的相关文摘，其引文出处有误差。该书注明，其参编资料为1987年3月26日《每周文摘》，题为《毛泽东与梅白谈诗》。但笔者向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资料馆的回复是：“并未在《文摘周报》3月27日出版的报纸上查到此篇文章。《文摘周报》是每周一张，1987年3月27日出版，并未有3月26日的。”[5]由于国家图书馆告知并无1987年3月26日出版的《每周文摘》，笔者曾电话刘汉民先生，可惜刘先生说当时摘抄完《毛泽东与梅白谈诗》后，将报纸扔掉了。也许刘先生摘抄时有笔误，将报纸的名称弄错了。不过，梅白说过自己曾为毛泽东改诗应该是有出处的。笔者曾不完全地查阅过《长江日报》等报刊，尚未找到原文出处。

尽管1987年3月26日这日的《每周文摘》并不存在，有关摘登、转载文献的来源有误，但《毛泽东与梅白谈诗》的说法却广为扩散，并成为毛泽东诗词学界、汉语文学界的专家学者最为方便引用的文献来源。至目前所有的引文，包括《毛泽东诗词大辞典》等书中的引文，多来自其上并未载有《毛泽东与梅白谈诗》的这份《每周文摘》。并且，一些书刊对此类内容还加以引申。例如，曹元明的《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1959年7月4日，毛泽东还邀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来美庐别墅，一起切磋诗词，征求他对诗稿《到韶山》《登庐山》的意见。梅白拜读之后，思索片刻，指了指《到韶山》，对毛泽东说：“第一句的‘别梦依稀哭逝川’，应该改半个字——将‘哭’改为‘咒’，别梦依稀咒逝川。”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笑着对梅白说：“你是我的半字师呵!”[6]

梅白在庐山会议之初为毛泽东改诗、毛泽东笑称梅白是“半字师”一说流传虽然广泛，但根本不是事实。并且，梅白是否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过庐山会议也是个疑问。

二、梅白没资格参加庐山会议，不可能为毛泽东改诗

梅白在庐山会议之初为毛泽东改诗、毛泽东笑称他是“半字师”的说法首先来自梅白本人。梅白曾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曾参加庐山会议。1986年8月，他在接受采访的基础上撰写成《我对毛泽东的回忆》一文(该长篇回忆未公开发表)，其中第十二节即为“庐山会议期间”。在该节中，梅白主要谈了这么几件事：他与王任重、刘建勋等人在毛主席的别墅吃饭、喝酒、谈诗，过几天后他又建议毛泽东改诗，还陪同毛泽东游九江，7月下旬又奉命回到武汉处理郭小川的事情等。但梅白的这些回忆疑点多多。

根据相关资料，梅白极有可能未上庐山参加会议。首先，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前会参加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后会参加者中央委员75人，候补委员74人，列席会议者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梅白只是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没有资格参会。至少，庐山会议代表的正式名单中没有梅白。梅白本人所说的在庐山会议期间同毛泽东谈诗、为毛泽东改诗，其内容混乱，谈诗的日期与毛泽东的日常活动有冲突。他陪毛泽东下九江游泳、奉命回到武汉处理郭小川的事情等也大抵是编造的。其次，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从韶山返长沙经武昌到庐山及庐山会议期间，根本没有提及梅白。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王任重等陪同下于凌晨一时到达武昌，下午在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6月30日1时40分乘江峡轮离开武昌，晚11时半到达九江。从7月1日上庐山，到8月20日离开庐山，年谱中没有梅白的名字出现。此外，阅读过《王任重日记》的专家没有见到其中有梅白在庐山的记述，毛泽东的警卫封耀松的相关回忆也未提及梅白。

当然，如果梅白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是可能有应邀参加会议的机会的。梅白也曾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即秘书：“1956年7月，毛泽东到湖北。我那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任重说：‘叫梅白去。’这样，我就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说：‘不要秘书参政，更不要秘书专政，你到我身边来，不能干扰我，你可以做那些减少我的劳动，增加你的智慧的工作’。从此后，一直到1960年，我先后在他身边帮办过几十天的事务。”[7]梅白这里说得煞有介事，但实际上是谎言。事实是，毛泽东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专职秘书人选，而非兼职秘书，但这已是庐山会议以后的事而非1956年，当时湖北并未推荐梅白而是推荐另一人，后因毛泽东不同意而作罢。党的主席任用秘书是要相关部门下正式通知的，不是一说“就来到了毛主席身边”。与梅白不同，李锐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是正式任命的，他是接到通知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并且，李锐1955年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其工作地点在北京，行政职务比梅白高。

梅白未参加庐山会议，从参加过会议的人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旁证。例如，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说：“7月3日开始，按大区分6个组开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别参加各组，我被分在中南组。”[8]4日晨又记：“清晨被阵雨惊醒。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至今只见窗外庐山，真面目还不清楚，讨论问题增至18个。先开小组会，我在中南组。”[9]李锐还说：“当时讨论的情况，大概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我的记录本只记了一些要点，也不是每个人的发言都记，前几天记得较多，后几天记得很少。小组会并没有按照问题逐个讨论，多是一揽子发言。”[10]“58、59年两年，我以工作人员身份(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列席历次中央会议，在小组会上从不发言。鉴于当时形势，7月8日上午，我破例在中南组谈了两点意见。”[11]既然李锐在庐山会议上担任中南组的记录，那么梅白曾说自己“这时我在庐山会议上担任中南组的记录”[12]就是信口开河。如果梅白也分在中南组，李锐肯定会提及，但李锐根本没有提及梅白。他的实录有日记为根据，是可以与其他人的回忆相互印证的。再者，如果梅白真在中南组的话，那就取代了李锐的工作。

同时，梅白与毛泽东谈诗、为毛泽东改诗的时间，以及谈诗内容的有关回忆，无论是未发表的还是已公开发表的，大多内容离奇，漏洞百出，所言与事实不符，这间接证明梅白未到庐山、不可能为毛泽东改诗。

三、梅白的回忆像是创作小说，与史实不符

说梅白的回忆像是创作小说，是因为它的内容经常变化，与史实不符。早在1980年10月，梅白为湖北党史征集部门撰写过《伟人琐事——回忆毛泽东同志》一文，谈及自己7月9日随王任重到庐山电站水库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后又与王任重等同车到毛泽东的庐山住地：“下车之后，我们随主席进去。主席侃侃而谈，看样子，他兴致勃勃。谈到国际、国内大事，还谈起《红楼梦》的主题歌，谈起杨继盛的诗……开饭了，主席笑着让座，真像‘请客’，他嘱咐‘送酒来’，更是请客的标志。他亲自给他的三位‘客人’斟酒，那神情，真像个讲礼节的老人。我从他手中接过酒瓶，他笑了：‘你就自斟自酌吧。’……饭后，他到外边走了几步，有人送苹果来，他亲手递给我们，笑着说，苹果洗了带皮吃比削皮省事，而且营养更好些。”[13]在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梅白没有谈到他为毛泽东改诗，且相关回忆的内容与他1986年的《我对毛泽东的回忆》一文不同之处甚多。

1986年8月，曾在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委党校工作过的王恕焕先生等学者采访梅白，经过半个多月的访谈，“最后形成了经梅白阅改的《我对毛泽东的回忆》整理稿”。[14]这份长篇回忆录亦未公开发表，其内容离奇杂乱确实像是小说创作。现将《我对毛泽东的回忆》第十二节“庐山会议期间”摘录于下：

庐山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仙会。因为气氛轻松，成立了诗社，因此有“神仙会”之称。董老、吴老等办起了“五老诗社”。毛泽东还倡议组织一个“秀才诗社”。

7月9日，毛主席同王任重、刘建勋等人一起游泳。上岸后，主席邀我们去他的别墅吃饭，他风趣地问：“各位意下如何?”刘建勋风趣地回答：“卑职从命。”任重也说：“小生奉陪。”我说，不敢不去。

毛主席用四菜一汤来招待我们。我提出喝点酒。……喝了酒，主席谈兴大发。他问我：“小梅，你知道杨椒山先生吗?他的最好的诗是什么?”我说：“知道，他的最好的两句诗是：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15]

毛主席高兴地说：“对了，完全正确。……‘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一个‘察’字。相反的意见刺耳。章伯钧他们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平分秋色，我很恼火，你们算老几!我们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江山，岂能与你们共坐。”主席非常激动。这时林克通知：“陶铸同志来电话。”王任重和刘建勋告辞。主席说：“小梅，你不是书记，留下来，我们畅谈。”(他)说：“《红楼梦》我已读了五十七遍，现在又在读第五十八遍，……”[16]此外，还谈了《红楼梦》的主题歌等问题，谈得很有兴味。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把他的韶山诗原稿拿给我看。我建议他改诗中的几处。其中，把“哭逝川”中的“哭”字改成“咒”字。我还提出，诗最后写的“更信人民百万年”不是诗，是政治口号。主席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改。这是我筋疲力尽时凑上去的。你帮我改吧。”我说，还是作者自己改好。

7月11日，主席专门打电话找我去。王任重告诉我：“主席的诗兴来了。”我过去一看，他已把最后一句诗改成：“遍地英雄下夕烟。”我说：“英雄”二字不好，最好改成“农家”。主席说很好，改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康生进来了。他说：“还是‘更信人民百万年’好，改的那两句都不好。”最后，主席保留了“遍地英雄下夕烟”。[17]

事后，毛泽东对我说：“康生是‘南海圣人’，是中央领导，你是后生小子，我只好搞了折衷。虽然我觉得‘农家’好，但也只得不用。共产党的事难办啊!”[18]

梅白这哪里是回忆，简直是信口雌黄。第一，庐山会议是要解决因“大跃进”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以制定新的政治、经济对策，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可不是诗词协会开会，哪能成立什么诗社呢?第二，“小生奉陪”等语像是编剧编台词，无中生有。第三，1980年梅白曾说毛泽东嘱咐“送酒来”，此处梅白改为“我提出喝点酒”，前后不一。再者，如若毛泽东真的请梅白等人吃饭，他不安排喝酒，梅白敢提出要喝酒?第四，林克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不负责接电话，且他住在另一处，房间没有电话。第五，陶铸当时只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凭什么打电话通知开会?况且，还有什么比毛泽东同省委书记谈话更重要呢?第六，毛泽东曾与王任重谈论《红楼梦》，并未与梅白谈。第七，梅白说过了几天帮毛泽东“改诗”时，根本没有所谓毛泽东称他是半字师的说法，与后来的流言完全不同。并且梅白把修改诗词与政治扯在一起，说康生竟然害得毛泽东改诗都要搞折衷，这太离谱。在梅白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这些荒诞不经的话虽然未再出现，却新编出了“半字师”的说法。

重要的是，梅白所说的与毛泽东吃饭、谈诗的时间不实，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在他所说的时间与他谈诗、请他改诗。据《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毛泽东的活动：7月9日，“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晚九时余，在庐山住处会见贺子珍”[19]。7月11日，“同周小舟、周惠谈话，其间李锐来参加”[20]。7月12日，“游泳后，同王任重一起回到住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唱的那首小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21]。7月14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立即转入部署紧张的反右倾斗争。所以，梅白说“过了几天”帮毛泽东改诗的说法在时机上不对，这早不是庐山会议之初了。

四、1959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任重、刘建勋谈诗梅白不在场

梅白也许感到自己的说法存在漏洞，在后来发表的文字中，他回忆与毛泽东谈诗在时间上有了改变：“1959年夏天，在庐山。这—天是7月4日，毛主席对王任重、刘建勋和我说：‘我今天有一点点空闲，请你们3位与我共进晚餐如何?’我们当然都很高兴。于是我随王、刘到毛主席在庐山的住处吃饭。席间，主席兴致很高，除了说了国内国际的一些事以外，还谈到了《红楼梦》。最后，他们说到干部问题时，我就避开了，后来，王任重、刘建勋去开会。……这时，他又谈起诗，并念道：‘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问我：‘你晓得这是哪个的作品?’我说：‘是不是明代杨继盛的诗?’主席高兴地笑了：‘是的，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主席越说越高兴。我怕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起身告辞，踏月而归，彻夜无眠。”[22]即使梅白把他同毛泽东谈诗的时间改成7月4日，但也露出马脚，既与李锐的记录有冲突，也与章重的《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书描述的王任重、刘建勋与毛泽东谈诗不相符。

据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的记录：“7月3日开始，……白天开会，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23]所以，在晚上自由活动时间内“王任重、刘建勋去开会”，梅白单独与毛泽东谈诗的说法不真实。章重的《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书，曾写到7月4日王任重、刘建勋与毛泽东谈诗，但根本没有提到梅白：“4日，毛泽东对王任重，刘建勋说：‘我今天有一点空闲，请你们共进晚餐如何?’王任重、刘建勋很高兴，下午散了会一起来到了毛泽东住处。席间，毛泽东情绪很好，谈笑风生。除了说国际国内—些事外，还谈诗论文，谈《红楼梦》。毛泽东吟了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毛泽东说：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前一句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能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24]如果这采自信史，梅白读到过此类文字，就可能移花接木，把故事改编成自己与毛泽东谈诗。但是，这不可能存在曹元明在《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一文中说的，毛泽东在1959年7月4日就《到韶山》一诗向梅白征求意见的情况。并且，《毛泽东年谱》对1959年7月4日的记载是，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七期刊载的”两篇文章“批示杨尚昆”，“这两篇文章分别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同日还阅“周恩来七月三日送阅的《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及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写的注”[25]。它恰好没有记载这一日毛泽东曾同梅白谈诗。尽管年谱不是事事记载，但较重要的事是会记载的。

五、梅白所谈陪毛泽东游九江及处理有关郭小川事也是虚言

梅白编造陪毛泽东游九江的不实故事，也暴露他没上庐山。他说：“1959年7月10日，我随王任重同志等陪主席从庐山到九江下水，游过了黄梅县的小池快到黄家湾时，主席上了登陆艇，问我：‘这里离你的老家多远?’我说，还有15里。主席又兴致勃勃谈起黄梅戏。”[26]这让人感觉他是毛泽东的陪护人员，随时伺候左右。然而，《毛泽东年谱》对10日的记载是：“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讲话。”[27]同日，毛泽东还指示由杨尚昆等起草庐山会议纪要，阅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中共农业部党组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陆定一报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目录草稿和他的来信。[28]年谱倒是记载了毛泽东在7月20日游泳的情况：“下午，由王任重、杨尚昆陪同到九江下水游长江，晚八时回到庐山。途中，王任重向毛泽东谈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情况。”[29]年谱根本没有提到梅白陪游。

对于这次游九江，当时的陪护人员方恒生是这样回忆的：1959年7月20日，毛主席来到九江，要在浔阳江水域中畅游长江。为了做好毛主席畅游时的安全陪护，我被选为陪护员。“11时左右，毛主席在杨尚昆、汪东兴、邵式平、王任重等首长的陪同下，乘车由庐山来到九江长江边。”“毛主席一行来至滨江路二号码头处，登上游艇。游艇启航直向九江水泥厂与江北二套口之间的水面驶去，我们所乘的小木船在游艇的牵引下紧随其后。”“到达指定水域后，游艇停了下来。此时，毛主席披着浴巾站在甲板上，看着滔滔江水，沉思片刻，抽了一会儿烟。烟没抽完，他按捺不住激情地脱去浴巾，从游艇侧旁的旋梯处纵身跳入浩浩长江，兴致勃勃地在波涛中挥臂击浪而进。当时，我在小木船的船头上，与毛主席游泳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三四米之间，毛主席游泳的一招一式尽入眼帘。”“一个多小时后，毛主席在长江里畅游了十余华里，直到市郊的锁江楼江面。……过了锁江楼江边，大家一致要求毛主席休息，他推辞不过，只好登艇歇息。休息时，他边抽烟边问身旁的庐山交界处的余宝山：‘你怎么不下水游泳?’余回答：‘报告主席，我不会游泳。’毛主席笑了起来，接着便说：‘游泳可以锻炼身体，可以磨练意志，有利于战略，你们要学会游泳。’毛主席的这番亲切言语令我至今难忘。”[30]方恒生的回忆根本没有提及毛泽东与梅白“兴致勃勃谈起黄梅戏”。

当时九江接待站的成员崔玉峰等则在回忆中说：“7月24日下午，毛主席下山来长江游泳。”“毛主席当时穿着白衬衫、灰蓝裤子，陪同人员有杨尚昆、王光美、王任重、罗瑞卿、方志纯等人。杨尚昆、王光美、王任重、罗瑞卿都下水陪同游泳，还有4位从武汉来的水手保卫在主席的周围。有5条船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其中一条游艇是指挥船，毛主席在这条船上更衣、吃饭、休息，方志纯、朱冰、崔玉峰等在这条船上。另外4条木帆民船在前后左右跟着。主席一行从兴中纱厂(即国棉一厂)下水一直游到锁江楼上岸。毛主席游得很慢，有时仰泳，有时潜泳，有时潜水后很久才出来。”“前后40多分钟，毛主席上船之后，喝了一杯茅台酒，吃了一碗绿豆稀饭。”[31]崔玉峰等在回忆中根本没有提及梅白，也没有提毛泽东与梅白“兴致勃勃谈起黄梅戏”。这证明梅白不在现场。崔玉峰等虽然把毛泽东游泳的日期说成7月24日(也许是采访者笔误)，但不是梅白说的是7月10日。

梅白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文中谈及自己7月下旬离开庐山去处理有关郭小川的问题也证明他不可能在庐山：“1959年，我的诤友，诗人郭小川所写的长诗，‘望星空’发表之后，在北京受到批判。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他问我：你的朋友郭小川出了什么事?我从小川很久没有给我写信，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这时我在庐山会议上担任中南组的记录，彭德怀是我幼年就认识的长辈，小川是我相交十年的知己，两人同时受难，我心里很难过。我分别给作协的邵荃麟、丁玲等在京同志写信为小川探问，通讯地址写在武昌我的住处。……7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到家只接到丁玲的一封短信，……在毛泽东兴致勃勃回到武汉的时候，他叫我把《真报》转给小川看，并说，‘他有什么反应，你再告诉我。’我从文艺界找到小川的诗，仔细读了三遍，给主席写了一信，是我亲自送去面交的。”[32]这里，梅白的谎撒得没有边际：第一，彭德怀不是梅白幼年就认识的长辈。梅白是“湖北省黄梅县人。他长期学习、生活、战斗在湖北农村”[33]。彭德怀是湖南人，领导平江起义后上井冈山，后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长征后是抗日战争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兼任国防部部长后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梅白幼年根本没有认识他的机会。第二，彭德怀、郭小川同时受难“和事实不符”，梅白与丁玲等人的通信不是事实。“郭的受难，是说他1959年4月发表长诗《望星空》以后受到几篇文章的批评。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远非像梅白所说是失去了自由。如果梅白要对郭小川表示关心，早就可直接写信给郭。……彭的受难，始于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彭之时。因此，梅白知道彭的受难，最早也在7月23日，……于是给邵、丁写信探问。可见这封信即使最快，也要7月24日从山上寄出。但梅白在文章中说，他在7月下旬下山，回到武汉家中就看到丁玲寄自北大荒的回信。庐山-北大荒-武汉之间，如此快速的邮程来回，即使在今天也做不到。”[34]第三，毛泽东8月20日离开庐山后，经浙江转上海返回北京，心情应较沉重，根本没有“兴致勃勃回到武汉”，因而不可能发生梅白面交毛泽东信件的事。并且，“毛主席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外地，绝不是任何人想见他就能见的，且有严格的警卫制度。梅白能那样随心所欲地见毛么”[35]?

虽然梅白所言皆虚，但毛泽东初上庐山的几天，确实是有诗兴的。据李锐回忆：“初上山的几天，人们游兴极高，诗风很盛，这同毛泽东的两首诗传开来很有关系。”周小舟“与我们同船来山。《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一上山毛泽东就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我与小舟同在中南组，这时他就兴致勃勃地将原件给我看，并将两首诗抄在我的记录本后面。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有些出入。”[36]李锐这里根本没有提及梅白。

由上可以推知，梅白没有到庐山，不可能在庐山会议期间与毛泽东谈诗、更没可能为毛泽东改诗。他所谓的回忆多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的编造，却很少受到质疑。其实，毛泽东在韶山留下的《七律·到韶山》手书就已将哭改成咒字了。梅白捏造自己为毛泽东改诗、毛泽东称他是“半字师”的谎言，在毛泽东诗词学界影响太大、太恶劣，务必加以澄清和消除，使之不再谬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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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摘周报》1987年3月27日，国图文献发送，Sent:Tuesday,July 10,2012 2: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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