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下了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日后成为红色摄影先驱

沙飞，20世纪中国具有开创意义的摄影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用相机给时代留下剪影和切面，用镜头记录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红色历史。即使他只拍过两次鲁迅，却是鲁迅生前肖像的最后一位拍摄者，也是鲁迅逝世后遗容的留影者。笔者采访了沙飞之女王雁，听其讲述了父亲与鲁迅的交集。

“用相机记录历史”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于广州。当时的广州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要冲，沙飞在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最活跃的革命基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33年，他为蜜月旅行买了台照相机，从此对摄影产生兴趣。

沙飞

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积极寻求救国出路。沙飞认为，摄影应该也一定可以为抗日救亡服务，自此便努力钻研摄影。1936年年初，沙飞将一本外国画报拿回家给妻子看。里面有几张照片，是1914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用手枪射杀的场景，这一事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几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一生。他在《我的履历》(1942)中写道：

我在外国画报上看到了几张好的新闻照片，使我十分感动。但当时国内出版的画报却是无聊帮闲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不满于当时的摄影和画报工作，更不满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一己，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但当时只想到改变自己的生活。

沙飞摄影作品：辛苦为谁忙 1935-1937(广东美术馆藏)

1936年夏，沙飞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他向渔民、盐民了解情况，知道日本浪人在岛上胡作非为，非常忧虑，便拍摄了相关照片。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发表了一整版照片，题目是“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署名沙飞，说明文字是：

“南澳岛在粤省东北端海岸附近，介于厦门和汕头的半途，因为距离台湾很近，又是控制闽西南和粤东的门户，所以成了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本年粤西南的伪军自治运动和某国军舰的窥探，已经使这个平静的小岛受到严重的威胁。本页各图显示该岛的一般形势和人民生活情况。”

拍摄到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5年6月，沙飞加入了摄影团体“黑白影社”，该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摄影团体。1936年7月15日，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公开信，要求团结抗日，上海成为抗日救亡的主要阵地。沙飞感觉上海在呼唤他，他开始做准备。8月底，沙飞背着照相机，怀揣挚友李桦写给黄新波的信，满怀勇气地前往上海。到上海后，沙飞如愿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36年10月6日，由广州现代版画会主持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办。鲁迅、邹韬奋、叶圣陶、郑振铎、陈鹤琴等为展览会提供了资金帮助。展览会上陈列的600多幅木刻画，都是全国近百名创作者一年来的新作品。10月8日是展览会的最后一天，鲁迅也来了，他披着一件酱紫色的旧长衫，由于长期刻苦工作，他脸色苍白，两颊颧骨突出。浏览过作品后，在藤圈椅上坐下。鲁迅总括性地说了不少的意见，指出应该选出200幅左右的作品，出版一本木刻集，他愿意找书店承印;今后木刻的方向，应是把全国的木刻家组织团结起来，并与国际先进艺术团体及木刻家取得联系。

鲁迅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沙飞掏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一值得纪念的场景，并把冲洗出来的8张照片寄给了鲁迅。鲁迅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的照片，奠定了沙飞日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2006年10月8日，是沙飞拍摄组照《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鲁迅与青年木刻家》70周年的日子，为缅怀鲁迅和父亲，王雁策划了一个活动：鲁迅和木刻家们的后人于70年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首，每个人坐在自己父亲的位置，由王雁按照当年父亲的拍摄角度，记录下“70年之聚”。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背影)、陈烟桥

鲁迅与木刻家的后人于70年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首。左起：鲁迅之子周海婴、黄新波女儿黄元、曹白之子刘安、白危女儿杜海鹰(背影)、陈烟桥之子陈超南 (沙飞之女王雁 摄)

用镜头送别精神导师

当沙飞还沉浸在成功为鲁迅先生拍摄照片的兴奋中时，1936年10月19日早，他接到电话：鲁迅先生去世了。这真是晴天霹雳!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定了神，背上照相机冲出门去，乘车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寓所。

那天，到鲁迅家的有宋庆龄、周建人、冯雪峰、萧军、胡风、姚克、巴金、黄源、陈烟桥、黄新波、曹白、力群等人，以及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人，还有记者。

二楼的卧室里，床边已围了许多人。沙飞扑近床前，看见鲁迅安详地躺在那里。先生的黑发里夹着几根银丝，眉毛浓黑，眼睛紧闭，颧骨高耸，两颊下陷，胡子威严，身上盖着一床被单。许广平在旁边哭泣，7岁的周海婴茫然地靠在母亲身边。沙飞注视着先生清癯的面容，11天前刚刚见到并拍摄的活生生的先生，今天竟溘然长逝，怎么能相信呢?他默立在鲁迅遗体前，抹掉颊上簌簌流下的泪水，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轻轻地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他环视这间卧室，一张藤椅，一张半新的书桌，上面堆着书籍、原稿，两支毛笔立在笔插里，墙上挂着珂勒惠支的版画，还有一幅题有“海婴生后十六日肖像”的婴孩的油画，这些都被他拍摄下来。

当日下午3时，鲁迅遗体被移至万国殡仪馆，供各界人士瞻仰。灵堂布置得庄严、简朴、肃穆，布满了花圈挽联，鲁迅穿着棕色长袍，仰卧着，灵堂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的遗像，下边是许广平亲笔书写的献词，桌上放着一张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所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鲁迅灵堂桌上的小照片是沙飞拍摄的

沙飞一直待在殡仪馆，拍摄了在灵堂的鲁迅遗容，拍摄了前来悼念的人们……小海婴在殡仪馆里走来走去，有人问他，你爸爸呢?他天真地用小手指了指说，爸爸睡觉了。沙飞掉下了眼泪。

鲁迅遗容 (1936年10月19日 沙飞 摄)

10月22日下午两点半，在哀乐声中，巴金、鹿地亘、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黎烈文等作家、艺术家，抬着鲁迅先生的棺木，缓缓走出殡仪馆，将其放在灵车上。随后，人们向万国公墓进发。

张天翼手书的“鲁迅先生殡仪”横幅，由欧阳山、蒋牧良举在最前面，接着是乐队、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鲁迅巨幅遗像是前一夜司徒乔画在高达一丈的白布上的，后面是灵车。宋庆龄穿着黑色旗袍，左臂裹着黑纱，搀扶拉着周海婴的许广平，紧跟在灵车之后。再后，是为鲁迅送行的上海市学生、工人、店员、作家、教授等各界群众。送葬队伍中有蔡元培、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胡愈之、史良、李公朴、邹韬奋、沈兹九、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蔡楚生、欧阳予倩、袁牧之等，还有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鹿地亘夫妇等，绵延几十里。一路上队伍整齐严肃，大家随着低回的哀乐，唱着为哀悼鲁迅作的挽歌，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高呼着“继承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前进。

鲁迅先生殡仪。前右欧阳山，左蒋牧良(1936年10月22日 沙飞 摄)

下午约5时，队伍走到万国公墓，公墓门上挂有“丧我导师”横联一幅。当鲁迅棺木要放入墓穴时，大家意识到这是最后的诀别，抬起灵柩时，十多人把手伸到灵柩下。在哀乐声中，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章乃器分别拉着由沈钧儒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绸旗子的一角，轻轻覆盖在灵柩上，然后，灵柩被徐徐放进墓穴，顿时哭声一片。许广平携周海婴肃然伫立在墓前，宋庆龄紧紧扶住她的手臂，安慰她节哀保重。人们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撒到先生的墓穴里，一支临时组成的民众歌咏队深沉、低缓地唱着送别鲁迅的《安息歌》。在歌声中，人们向鲁迅行了最后的敬礼。

一代巨人鲁迅的死震撼了整个民族。沙飞在鲁迅的葬礼上听人悄悄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萧军在墓地发誓，我们要复仇和前进。沙飞相信这是事实，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他要发表拍摄的这些照片，想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于是，给自己起名“沙飞”。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不久后，他打算回到广东。临行前，沙飞买了一束鲜花，到万国公墓。他默默地站在鲁迅墓前，墓碑上镶着以先生遗照烧制的瓷像，下面是7岁的周海婴写的“鲁迅先生之墓”。沙飞默悼着，向自己的精神导师做最后的告别。

以艺术唤醒民族觉醒

1936年11月中旬，沙飞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回到汕头。他拿出鲁迅的照片，自豪地对妻子说：“这都是我拍的。”妻子惊呆了。沙飞一边给她看照片，一边给她讲照片上的人、照片背后的故事，讲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学习。夜深了，他告诉妻子，12月初要在广州搞个人摄影展览。

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广州影展有一个简单会刊，包括114幅作品目录和沙飞的文章《写在展出之前》。沙飞《我的履历》(1942)中写道：

(1936年12月广州)举行个人摄影展览(内容是鲁迅先生生前死后的二十余张，国防前线南澳岛的形势及人民生活共二十张，大众生活照片五十张)与广州艺术工作者发生联系。而这次影展的一切材料费则是由美专较前进之同学及名木刻家李桦先生等所借助。这次的影展，确实是改变了中国旧影展的面貌的，因而获得了许多好评(因为展览会起了很大的作用：A.扩大了鲁迅先生的政治影响，B.南澳岛形势的照片使同胞提高了民族警觉性，C.大众生活照片使观众提高了正义感和对现社会之不满)。

沙飞的作品比较激进，家人担心他出事，劝他离开展馆避一避，他毫不畏惧。他向观众介绍南澳岛，说拍这套照片就是要警示国人。当时有宪兵、军官去看展览，并未发生意外。有个青年军官在留言簿上对沙飞的作品给予赞扬，一个外国人花30块大洋买了他的一幅作品。展览出口处，许多人在留言簿上留言，把这次展览誉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次“革命”。

1937年1月初，沙飞到达广西省会桂林。这位拍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葬礼，并在广州成功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的摄影家的到来，很快引起了广西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关注。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了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的连环照片共有19张，分别是：1.鲁迅先生最后遗容;2.鲁迅先生英勇的神态;3.鲁迅先生憔悴的面貌;4.中国高尔基和孩子们;5.鲁迅先生欢笑的颜容;6.鲁迅先生死后的遗容;7.遗体及生前写稿之书桌;8.遗体入殓之后;9.万国殡仪馆门前;10.签名参加送殡的女童;11.群众云集;12.灵柩由作家抬出;13.运灵车驶出殡仪馆时;14.送殡行列之前导;15.音乐队;16.民众歌咏团;17.章乃器先生演讲;18.伟大的民众葬礼;19.鲜花满布墓茔。

青年作家扶棺入墓穴(1936年10月22日 沙飞 摄)

沙飞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标有价格，大多十几元一幅。沙飞说，朋友们喜欢哪张照片就送，其他人就卖，借此机会可以筹款，支援救亡。

忙碌了近一个月，沙飞的第二次个人摄影展终于落下帷幕。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沙飞的命运也与时代紧紧连在一起。他明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肩负起历史重任，用照相机唤起民众。他开始为上前线做准备。在《我的履历》中，沙飞写道：

“不久七七事变，我决心立即北上至华北战场，收集材料，千家驹、尚仲衣、邓初民诸先生闻之十分欢喜并热诚地慨然捐助我以不少的路费和材料费。且还写了许多介绍信给太原、保定、延安、西安的友人，要给我以援助。”

带着朋友们捐赠的摄影器材，吟诵着民族英雄岳飞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沙飞豪情满怀地踏上征途，奔向沙场，真正开始了他战地摄影师的生涯。

(感谢沙飞之女王雁为本文提供大量资料)

(原题：《沙飞与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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