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在世界上占优势统治地位的另一个名字。——亨利·季辛吉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Trinity学院的演讲。　　

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当今“全球化”这个热门的话题提出与主流论述不同的分析，希望从这样的分析中去了解“全球化”对世界上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全球化”是一个被误用的和滥用的词，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借用这个词，来对它作我们自己的解释。

　　第一节 对“全球化”的诠释

“全球化”是一个被误用的和滥用的词。一般人在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时，常常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给予某种特定的意义，所以“全球化”并没有一个普遍被公认的定义。“全球化”常被用来形容商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像在台湾买到美国牌的牙膏和香皂，可以吃麦当劳的汉堡和喝星巴克的咖啡。“全球化”也常被用来形容资本的流动，像台商关闭了台湾的工厂，把资本拿到中国大陆投资，或外资进入台湾股市购买台湾的股票。“全球化”也会被用来形容在喷气机时代人们横跨世界各大洲的旅行，和在高科技的发展下资讯信息的快速流通，学界的人也谈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化”文化等。

在经济学中，“全球化”常被定义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或投资关系等。这些经济关系常被认为是一种量的关系，因此可以用一些数字，像绝对的或相对于国民总生产的贸易额或跨国投资额，来表示“全球化”程度的大小，或是比较不同时期“全球化”的增减，因此会得出近年来“全球化”的程度在增加，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化”的程度相比较则不相上下（瞿宛文，2003）

　　赞成和拥护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和政客们也用“全球化”来推销他们的一套论述。他们用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来说明“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国家，而落后国家只有在“自由贸易”中来参与世界分工，才能取得经济成长。因此落后国家应该本着它们自身的利益，取消一切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并且要将它们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便应付“全球化”的新情势。这样的论述为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扩张找到了合理性。

　　华盛顿共识不仅只是论述而已，它是近年来由美国、日本和欧盟所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些金融贸易组织对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扩张有很大的贡献。而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所反对的，也是这一套根据华盛顿共识来制定的具体政策。

　　即使对这一套由华盛顿共识所导出的“全球化”政策批评的人，像史迪格里玆，在他所写的《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这本书里，也并不真正反对这套政策。史迪格里玆虽然指出近年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和加深了世界的经济危机，而且也指出在经济危机爆发中，发展落后国家受到的伤害最大，因此带来了近年来反“全球化”的运动，但是他并不反对由华盛顿共识而来的基本论述。他同意落后国家必须要参与“全球化”才能发展他们的经济，他只是认为在“全球化”具体政策中，自由化（特别是金融的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应该根据个别情形有所调整。史迪格里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批评重点在政策执行上的失误和偏差。

　　“全球化”看起来好像是中立的名词，但是它的后面却隐藏着很强烈的意识型态，像上面谈到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在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有关“全球化”的主流论述中，几乎一致认为“全球化”显示了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威力，代表资本主义的全胜，因此，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定要屈服在资本主义的规律之下，除此之外，别无它路。这样的论点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全胜是所谓“全球化”势在必行的原因，因此，落后国家人民只有服从它，不能反对它。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危机才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从70年代初之后，世界的生产设备与市场总需求相对的过剩再度明显化，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战后的危机，国民生产和所得增长速度减慢。在先进国家中，因为生产设备己经过剩，因此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就越来越困难，剩余的资本无处可去，资本积累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危机更带来金融的危机，早在60年代时，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就发生动摇，到了70年代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维持的固定汇率因为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而解体。之后，国际信贷的数额因为不再受到约束而大量扩张，信贷的扩张更进一步带来了从70年代初开始到今天的一连串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更加深了经济危机。

经过了几年的过度时期，到了80年代初，为了纾解资本积累的危机，美英统治阶级带领，在政治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内的改革中，垄断资本的基地所在国，利用国际金融贸易组织来改变战后前一时期的资本积累的策略，猛力地和快速地向全世界扩张。因此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就是垄断资本要为剩余的资本在世界各地找出路，为剩余的商品找市场，以便纾解资本积累的危机的新策略。到了80年代中后，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更加严重，由垄断资本推动的“全球化”气势就更加凶猛。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但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而且危机所造成的灾害也就转嫁到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肩上，由他们来承担。这一点将在导论的后面和书的各章中做详细的讨论和解释。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垄断资本在70年代经济危机中发展出来的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个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在全世界进行着。“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包括了下面几个部分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构成了资本积累的机制。在这个整体中的几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而是彼此互相关联的。

　　第一，“全球化”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世界上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这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441家是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基地的大型跨国公司。在这三个地区内，60％的贸易和投资是由这441家跨国公司进行的。世界上的80％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和一半以上的贸易是由这五百家跨国公司完成的。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支配着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决定在哪里投资、生产和销售，他们控制既存的技术和新的技术的发展，策划公司内（常常是国与国之间）的资金和经理人的调动，决定资本的兼并，以及策划如何影响他们投资、生产、销售所在地，和资源供给地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型态。

　　第二，“全球化”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经济强国，以及由美国带头，欧盟和日本随后所策划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与这个政策相配合的意识型态。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从80年代开始，积极的在世界各地推行，政策中包括取消和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将原国有企业民营化，并且将劳动市场弹性化。

　　第三，大型的跨国公司经由它们基地所在国的协助，利用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如IMF及WTO等等）以及多边或双边贸易和投资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在全世界范围来推行上面所指的新自由主义，以便利于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扩张。

　　第四，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意识型态各方面的霸权。美国在这几方面的霸权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和中国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互关联着的。

　　第五，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作为资本代理人的统治阶级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也是“全球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改变了他们前一时期与工会和平共处的策略，着手将战后前期的“福利国家”措施解体。建立起各种对付劳动阶级的设施，其中包括取消或修改与劳工相关的法律，以便打击和限制工会的力量，因此减低了工人阶级集体与资本抗争的力量。用财政政策的税收和支出来重新分配社会的所得和财富，使得财富向少数富有人手中集中，并削减或取消社会福利，增加军事开支。

　　第六，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内，全力支持“全球化”的统治阶级。到了80年代，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国际垄断资本之间虽然仍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之间利益上的一致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个资产阶级看到自己实力的弱小，知道自己无力抵抗国际垄断资本所推展的“全球化”，也了解“全球化”是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深恐赶不上“全球化”的列车，因此在焦虑中，发出了“全球化”是不可抵挡的趋势这样无奈呼声。

　　他们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参与对本国劳动阶级加重的剥削，和对本国土地与资源加速的搜刮，他们因此可以在剩余中分到一部分。这个阶级所制定的政策，其中包括贸易政策、财政上的税收和支出政策、货币的汇率政策、劳工政策、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交通、运输、通讯和其他基本建设政策，教育政策等等，都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全球化”。他们为了配合“全球化”也常常不得己要取消对本国资本的保护。

　　由垄断资本和支持它们的各列强（尤其是列强之首美国）所发动的“全球化”的力量是非常庞大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美国拥有可以将全世界毁减的军事武器，但是在用大量毁灭性的武器占领伊拉克一年多之后，并不能征服伊拉克人民。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基地的大型跨国银行拥有大量的资金，它们可以随意收买落后国家任何一家银行，但是如果落后国家的人民能联合起来拒绝支付他们己经偿还了多过原来借款额几倍的外债时，不但这些大型的跨国银行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且会因为这些银行的破产而引起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的危机。不管世界上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有多庞大，这些经济对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极度的依赖的，只要落后国家人民联合起来将石油加价，这些庞大的经济就会进入萧条。只要落后国家的农民拒绝种咖啡，跨国公司的大经理们就醒不过来。

　　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谈世界体系时，他笼统的谈资本主义五百年漫长的历史。华勒斯坦虽然也认为现今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期，但是他对世界资本主义如何达到这个转折期并没有深入的分析，而且资本主义到底往哪里转折也是完全不确定。因此，我们很难从华勒斯坦的论述和分析中找到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对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们来说，华勒斯坦的论述和分析也不能供给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和着力点。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全球化”的动力

在1929年经济大恐慌之前的几十年中，经济虽然有上下的景气波动，但是总生产维持了向上增长的趋势。由于长期经济成长和大量投资的结果，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生产设备的产能与社会总需求相比较，大量过剩。在生产设备高度过剩的情况下，新的投资无法进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危机，并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

　　在经济大恐慌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萎缩，商品卖不出去，所以它们尽量要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这些国家各自设置高关税来抵制进口。很显然地，在各国相互竞争抵制进口时，世界贸易先是大量减少，然后则到了几乎停顿的状态。资本主义大国并且组成不同的贸易集团，在同一个贸易集团内的国家彼此给予关税上的优待，来抵制其它的贸易集团的国家。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除了因关税上的抵制而减少外，更因为在脱离金本位之后，各国的货币不再与黄金维持固定的比价，在本国市场低落而急于要促进出口的压力下，各国争相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而造成了汇率经常变动的混乱。危机进一步恶化，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加深，并上升到政治矛盾，和导致军事上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在经济大恐慌的十余年中，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一批企业破产，在这些年中，新的投资很少，有些年的新投资甚至抵不过生产设备折旧的部分（也就是说净投资是负的），因此有一批多余的生产设备被销毁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物资都用于与战争相关的生产中，没有多余可以投向生产设备的更新，再加上在大战中，西欧国家和日本所有的工业生产设备都被战争摧毁了。因此在经济大恐慌时大量的剩余生产设备，在这16年中（1929～1945）完全地、彻底地被毁减了。

　　我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能够维持20多年繁荣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因是：大战后资本主义大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新投资机会。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灵活的运用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战后的前20年中，资本主义采用了与劳工和平共处的策略，以此来促进工人阶级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并且建立起“福利国家”中的许多设施，以便维持经济成长率，使得资本积累得以便利进行。

　　但是到了60年代后半，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生产设备不但已经恢复到战前，而且超过了战前的产能。美国的生产设备也在大量新投资下，完成了更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新的生产设备的效率比起战前要高很多。到了60年代底，世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生产设备相对于社会总需求过剩的问题又再度明显化。从下面所列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来，到了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年成长率（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开始下降，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成长率更持续下降（Thurow,1996）。

　　60年代：5.0％

　　70年代：3.6％

　　80年代：2.8％

　　90年代：2.0％

到了60年代底，当新投资因为生产设备的产能再次过剩而缓慢下来的同时，由国际货币基金所维持的固定汇率也产生问题。战后的固定汇率是靠美元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黄金维持一定比价而固定下来的，但是如果只靠黄金作为贸易和投资交易的媒介，贸易量和投资量就要受到黄金数量的限制。在战争结束到1971年的这三十的年中，因为美国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强国，而且大战结束时，它拥有世界黄金储藏量的70%，美国承诺美元可以随时兑换黄金，各国因此同意用美元作为贸易和投资的交换媒介，也用美元作为它们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在这一段日子里，美国国外的美元因为它对外投资和其他原因不断增加，美国境外美元的增加一方面有助于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也注定了这样的发展无法长期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到了50年代末，美国境外的美元就已经超过了它国内的黄金储存量。美国境外的美元越多，其它国家就越怀疑它们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是否可以继续兑换成黄金，在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之后，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固定汇率也就因此而解体。

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因为石油出口国家在1973-1974年和1978年将石油两次加价而变得更严重。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在高失业的萧条中，物价持续上升，即所谓经济发生了滞胀现象，滞胀的现象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80年代初，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将利率提高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之后，抑止了物价上涨，但是失业率上升到8%以上，达到30年代经济大恐慌后最高的失业率。在有些老的工业城中，失业率更高达20%。这时美国的汽车业进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1982年初，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关闭了二十家汽车工厂，解雇了35万工人。从70年代起，西欧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高失业的情况，从1973年到1974年，西欧国家没有多出一个新的就业机会（Thurow,1996：1）。

当美国与西欧国家70年代初经济进入危机时，日本的经济仍然维持较高的成长率，到1974年日本的成长率也开始下降。在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在工业贸易上，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等保持长期的顺差。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陷入了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最持久的危机。日本国内存在着与它本国市场总需求相比较，大量的剩余生产设备的产能，即使在出口不断增加下，生产设备还是不能充分利用，因此新的投资除了投向国外，就无处可去，资本积累极为困难。日本的危机持续了14年之久，2003年日本经济成长率稍为提高，大部分还是来自出口的增加；2004年日本的经济又是负成长。

　　到了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进入战后的危机，它们的执政者认识到，在战后前一段时期它们用“福利国家”政策来达成资本积累已经成了过去，在危机下这样的策略已经无法适合资本积累的要求，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对这时候物价上涨和经济成长率停滞同时出现的现象（即滞胀stagflation）的新问题也无法应付。国际货币基金在战后设立起来的固定汇率促进了战后20多年贸易和资本的流通，但是固定汇率在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境外美元兑换黄金后在1973年解体。关税贸易总协（GATT）在战后用削减关税促进了贸易的成长，但是当生产设备再次过剩后，市场竞争转为激烈，资本主义大国各自设立起非关税壁垒来阻挡进口，贸易流通增长的速度缓慢下来，贸易增长率的缓慢更增加了经济成长的困难。但是在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国际贸易和投资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发展对延缓危机来说像是一剂强心剂。这一点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为了要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资本主义大国的执政者们必须要在政治上作调整。经过几年过渡时期，他们开始对前一时期政策进行修正。80年代开始时，由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领导重整战后前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从英、美开始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改革。

1979年，撒切尔被选为英国的首相，1980年，美国共和党的里根当选为总统，他们都是西方战后到那时为止最保守的政治领袖。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向工人阶级全面进攻，企图一步步收回工人阶级在战后斗争所获得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他们也取消了国家对公民在基本生活上的保障，结束了战后20多年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一上台就用一连串的立法把前一时期对人民较有利的政策一一推翻。1980年美国里根当选总统后，他开始对劳动阶级进行全面攻击。里根一方面以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为借口，大幅度削减税收，将收入高的家庭的边际税率从70％降到28％，并且在削减国家的福利支出的同时，大量增加军事支出。1981～1982年，里根借着航空导航工会罢工的机会，将所有航空导航工会的会员解雇。联邦政府的这种作法，为美国各大公司后来用强硬手段来攻击工会创下了先例。在撒切尔任内，英国政府同样的削减社会福利，将国营企业民营化。1984～1985年时，撒切尔镇压了英国矿工的大规模罢工，矿工工会完全无法抵抗这样由国家带领所发动的攻击而投降。美、英两个大帝国的当权者带头把前一段与工会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转过来。

在国际方面，垄断资本和积累策略配合了它们国内新自由主义政策，积极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推民到世界各地。在“全球化”中，垄断资本经由它们基地所在国的协助，利用并改造既存的金融贸易组织来打开全世界其它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上面所提到的华盛顿共识即是跨国公司的垄断资本和美国、欧盟及日本之间的共识，再将它们的共识由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它之前是关税贸易总协）等金融组织来执行。而这些年来对符合华盛顿共识意识形态的宣传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的掠夺和侵占，为他们的野蛮行为用一层美丽的外衣加以装饰一番而已。

第三节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与转嫁

在固定汇率解体后，美元大幅贬值。美元脱离了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之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波动的汇率有碍贸易和投资的交易，对贸易有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之后，美国境外的美元快速的扩张，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必再顾虑它国外的美元会太多，而引发国外的美元会一再要求兑换黄金，从而减少它的黄金存量。换句话说，就是自从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美国国外美元的数额不再受到美国的黄金存量的限制。从短期来看，取消美元在境外扩张的限制有助于70年代世界总需求相对于生产不足的问题，因为美国可以不必顾虑它的贸易赤字而继续扩大进口，赤字部分只要用美元（美国印的纸钞）来支付就行。美国扩大进口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台湾、南韩和其他国家对美国贸易出超的国家）的产品提供了销售的市场，暂时纾解了因世界市场需求不足而加重了缓慢的经济成长。但是也造成过去30年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和危机扩大的原因，所以美元信贷扩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是正面的，但是从过去30年来看，这样的发展不但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更会将危机导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美国的贸易赤字从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继续扩大，在90年代初稍缩减后，到90年代后期再度扩大。到今天美国贸易赤字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2003年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五千亿美元，2004年则更高，达近六千亿美元。美国六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是世界其它国家六千亿的顺差，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大陆）的顺差使得它们可以维持经济的成长。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对于总需求必然要过剩。

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谈资本主义过去30年的危机时，我们必须要将70年代后美国国外美元不断的继续扩张作为背景。美国境外美元的扩张来自它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支持了贸易出超国家的生产，但是美国境外美元的增加又成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危机在生产和贸易的不平衡中，以金融作为媒介，借“全球化”内的机制向世界各地扩张。

　　8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第三世界外债的形式爆发，受外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集中在拉丁美洲，但也波及到南韩与波兰等国。主流经济学家在谈80年代落后国家的外债危机时，很少去追究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他们如果提到外债危机的原因，多半会说是因为落后国家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失败所引起的。

　　有些经济学家也会将外债危机的责任推到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说他们没有执政能力，不能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外汇资源。但是这些对这次危机的解释都是表面的，因为他们没有将这次的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从70年代开始的危机结合起来分析。

　　事实上，要了解80年代落后国家的外债危机，我们还得去分析从7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前面说过70年代初时，资本主义因为生产设备的产能相对于社会需求过剩，因此新的投资无处可去，资本积累发生困难。

　　在这之上，石油出口国家又将石油两次加价，石油加价后更进一步缩减了全世界商品的总需求，因为本来可以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在石油加价后就必须用更多的外汇来支付石油进口，因此造成外汇短缺。

　　而石油出口国家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猛升，大量多余的外汇无处可去，就直接存进欧洲的跨国银行，成为这些银行的欧洲美元存款。这些跨国银行的美元存款从70年代初时因为美国境外美元增加而扩大，这时更新增加了石油出口国家的美元存款。平日这些跨国银行都靠跨国企业这些主顾借款，但是这时跨国企业因为生产设备己经过剩而投资萎缩，因此没有借款的需要。跨国银行在存款大量增加但是贷款停滞的情况下，受到利润下降的压力，急于增加贷款。

　　这时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落后国家正急需外汇，原因之一是它们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提高了价格的石油。第二个原因是它们的原物料出口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的萎缩而导致价格和出口量下降，所以外汇收入减少。第三个原因是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因此它们需要更多的外汇进口粮食。跨国银行趁此机会用低利率来吸引发展落后国家借外债。因为当时物价上涨率高，所以实质利率（利率减去物价上涨率）不但低而且是负数的。

　　大量美元从石油进口国家（多半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到石油出口国家，再由石油出口国家存入跨国银行，跨国银行再将美元借给需要外汇的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再用借来的美元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和其它工业产品，美元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地，这就叫石油美元再循环。

　　石油美元再循环也包括石油出口国家用大量美元收入来购买美国公债和雇用美国公司来扩张基本建设。石油美元再循环暂时纾解了和延缓了世界资本主义70年代非常严重的危机，减少了世界对商品总需求因石油突然涨价而进一步缩减的压力，但是石油美元再循环并不可能解决危机，只是将危机延后而已，结果是到了80年代被延缓的危机以更大规模爆发。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时，美国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失控而导致美元贬值的压力。1980年，Paul A.Volcker被派任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理事长，沃克大幅缩紧了货币流通量，让利率随货币流通紧缩而上升。美国贷款利率达到战后最高点。美国利率上涨使得它境外的美元被调回国，随着引起了世界金融的紧缩，欧洲美元的利率也跟着上升，这时美国和其它各大国的跨国银行，马上提高了己经贷款给第三世界的款项的利率。

　　到了8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因利率上涨而使外债负担更为沉重。以巴西为例，欧洲美元的贷款利率每上涨1%，巴西的每年外债利息负担就增加五亿美元。而只在两、三年内，欧洲美元利率上涨了10％左右，可见因利率上涨如何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徒1979～1982年之间（利率上涨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从2330亿美元增加到3620亿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2年08月，墨西哥宣布它付不出当月的本金和利息，危机就开始了。

　　在利率高涨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债快速增加。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中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商业银行（包括美国银行在欧洲的分行），其它贷款来自德国和日本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业银行，以及世界金融组织。到了80年代初，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许多商业银行就会破产，而且经过连锁反应，将会引起更大一批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的银行破产，这时以美国为主的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到了崩溃边缘（沃克，1992）

　　到了80年代中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和它们的帝国利用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内的控制权，用基金的名义贷款给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拿到贷款后就把钱还给跨国银行，解救了跨国银行破产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就借着向拉丁美洲国家逼债的机会，一步步的打破这些欠债国家，其战后在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下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用结构性调整措施来迫使这些欠债国进行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限制、对外来投资的限制、削减关税，和将国营企业民营化。民营化后的企业中有很多被外资廉价收买，在整个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大国完成了它们对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

　　资本主义大国在危机中将世界经济重整，将危机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国家。在Susan George所写的《债的武器》中我们可以看到落后国家对危机灾害的负担。她在书中说：“从1982～1990年之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345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台湾地区的一兆指一万亿，下同），从这一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9270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八年中，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4180亿美元。以1984年币值来计算，这个资本的净转移相等于六个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到1990年在支付了八年这么大数额的本金和利息后，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1992）。

从8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我们可以了解危机如何从先进国家蔓延到发展落后国家。80年代的发展也清楚的显示了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并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落后国家，由落后国家的人民来承担。

“全球化”与90年代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垄断资本经由它们基地所在国家和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的援助，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从拉丁美洲推向世界各地。关税贸易总协在1986年开始了第八回合（乌拉圭）的谈判。1994年底达成协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了国与国的经济关系，它所牵涉的范围从贸易关系扩张到投资和其它经济关系（参见第八章和附录二）。1989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APEC）成立了，APEC的成立就是为了便于美国、日本资本向亚洲和其他太平洋国家扩张。1993年APEC在西雅图开大会后，它就更有步骤推进亚洲自由化和私有化，它对于协助垄断资本打开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

　　墨西哥在80年代中以后，进一步加深了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改革，1993年底它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开始生效。美国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经济进一步纳入了它的经济势力范围之内。

　　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从80年代初外债危机开始后，到90年代初的十年中完全没有发展，这十年常被（包括主流媒体）称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1994年1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一周年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半球高峰会议开幕时致辞说：“所谓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现今己经是模糊的记忆了。这些年来的改革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在克林顿宣布这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到来的仅仅九天之后，墨西哥就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999年03月华尔街日报头版--“墨西哥模式值得这么大的痛苦吗？”为题做了以下的报导：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与美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一倍，从770亿美元增加1,590亿美元，但是对大多数的墨西哥人来说，贸易增加的数字没有什幺意义，因为他们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从墨西哥的披索贬值之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了39％。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发展报告说，墨西哥极端贫穷的人从危机前每七人中一个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墨西哥的工人生活在每天三美元之下的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篇文章说虽然过去的三年是危机后经济成长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贬值的危机把墨西哥上一代人努力的成绩全部销毁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轻人的生活不如他们父母一代（华尔街日报，1999年3月8日）。

9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危机蔓延与加深

　　墨西哥的危机尚未终了，1997年夏天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在亚洲爆发了。一般主流经济学家分析这次危机时，多半是将危机的原因归罪到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健全，说这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有碍经济发展等等。这样的分析就跟主流经济学家对80年代第三世界外债危机的分析是一样的，他们只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把在亚洲发生的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连贯起来做分析。

　　事实上，1997年夏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化”下蔓延到亚洲。在世界生产设备极度过剩情况下，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帝国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机进一步深化中，以帝国为基地的垄断资本必须要找新的出路。于是，垄断资本在帝国的协助下，积极的在世界各地推展“全球化”，为资本积累寻找新的机会。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亚洲爆发的直接原因，还是起源于前一段世界资本主义内的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包括美国与其它国家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这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又与世界生产设备过剩有直接的关联。这时，一方面，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国内的生产设备大量过剩，要维持经济成长就必须增加出口，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执因为美国贸易逆差的危机，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1985年，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各大国为了挽救美国贸易逆差的危机，它们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开会，并达成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中决定由各大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将美元贬值和将日币和马克升值，以便刺激美国的出口和减少它的进口。

　　80年代中美元贬值后，暂时减少了美国贸易逆差，但是日币升值，使得日本跨国公司必须不断将出口商品降价来维持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就大幅降低了日本资本从出口中所获得的利润。与此同时，日本因过去多年与美国贸易顺差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日本政府为了协助它的资本家就利用外汇储存来放松银根，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大量增加贷款，过多的贷款引起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同时狂飙，日本的经济像个吹起来的大气泡。到了90年代初，这个大气泡破了，日本的经济就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恢复。

　　80年代中时，日本国内的投资因为它的生产设备相对于本国市场大量过剩，而且用出口来解决生产过剩也因为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抵制和日币的升值而更困难。1985年日币对美元升值后，日本的资本家到美国、东亚、和东南亚投资都很上算，因为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南韩，和菲律宾等国的货币都盯紧美元，所以日币对美元升值，也相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再加上日本必须为它的大量的美元外汇找出路，对外投资成了唯一的选择。

　　以日本为基地的跨国资本，特别看重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在80年代中之前，日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尚不多。从80年代中开始，情况大为改变，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大量增加，从90年代初到1997年危机开始时，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仅直接投资，就高达一千亿美元，日本约有四、五百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设厂。随着日本的跨国资本的大量投资，它们就把日本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从日本扩张到亚洲其它地区。

　　美国在亚洲的投资远远落在日本之后，但是在80年代里，美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量总合比前十年增加了71.5％，而且除了直接投资之外，还有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投资。除了日本和美国资本之外，西欧资本也到亚洲各国和俄罗斯投资，从1995年到1997年之间，到亚洲投资的外国资本增加了一倍。

　　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日本将生产移向亚太国家，日本政府这时用经济援助来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这些国家所造成它们对日本的恶劣印象。1991年和1992年的两年中，日本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六个国家的经济援助达45亿美元。美国与日本相比显得逊色，美国只对两个国家援助三千多万美元。日本政府的援助又给日本资本增加了投资的机会。

　　东南亚的国家从80年代中开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推行了国际化、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改革，为国际垄断资本铲除了进入亚洲的各种障碍。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因此外资不必承担当地货币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时这些国家放松了或取消了对资本帐的管制，使外资可以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但为了保持与美元固定汇率，这些国家提高了本国的利率，提高外资贷款和债券投资的报酬，用高报酬来吸引外资。报酬既高、风险又小，而且资本还可以来去自由，当然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励外资继续流入。

　　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外资进来，在一段时间内会有高幅度的成长，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亚洲（和这三年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大陆）都是如此。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由大量外资进入所带的短期国民总生产高速成长，又变成继续吸引外资的原因，因此乐观加上乐观，就得出了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一类毫无根据的预测。但是在这一片乐观的背后就隐藏着危机。

　　在1997年前流入的外资除了直接投资外，就是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金融投资。到了80年代底和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中，很大部分都属投机性的投资。这时美国的各种共同基金来到东南亚新兴起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投资每年的收益率高达30-35%，这样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从资本投入生产中获得的，而只可能从投机中获得。

　　投机使得股票与房地产的气泡越吹越大，到了1997年08月时，这个大气泡就爆炸了。泰国的泰铢首先经不起大量资本外流而被迫贬值，连带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香港货币的贬值，从香港更蔓延到南韩，也波及到台湾。当时中国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对外开放的比较少，受的伤害也较轻。

　　在这次危机中，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经济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损失。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从亚洲开始的危机己经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进一步向世界各地扩散，而且有继续扩散到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趋势。

　　在这危机烧上眉头的时刻，资本主义帝国的领导人必须策划解救的对策。为了抢救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美、欧、日各大国用大幅扩充信用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来融资给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南韩等国都先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中的各项条件。在亚洲国家所签定的结构性调整措施中它们所接受的条件要比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所接受的条件更为苛刻。

　　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改革规定这些国家必须将银根紧缩，使利率大幅提高，来抑止物价暴涨。利率上涨后，使得更多的当地小资本，因为不能负荷沉重的债务而被迫破产，甚至连与官僚勾结的大资本（牵涉到银行金融各业）也被迫依改革措施中新定的破产法进行重整。在结构调整措施下更多的国营企业被迫民营化，和许多企业被外资廉价收买。

　　亚洲的发展落后国家受到了日本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波及，在全世界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它们采用了用外来投资来发展出口以带动经济成长，在短期内大量的新投资必然会加快经济成长的速度。危机之后它们只有承受这样发展所带来的后果。199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在亚洲爆发，这次的危机打破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也揭穿了落后国家只要屈服在国际垄断资本之下，就能取得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他们经济的谎言。亚洲危机的始末应该成为要想借出口来促进经济成长国家的借镜。

　　到了90年代亚洲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后，80年代中以来每年大笔流入的外资停止了，而且大笔本国的和外国的资本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南韩撤走。这些国家在极短时间内失去大量外汇存底，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借债，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的制裁。

　　到了21世纪初，亚洲的危机尚未恢复，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都又再度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也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危机。经过了20多年新自由主义改革，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好像不断地经过自然灾害的浩劫，或是像遭遇了瘟疫般的袭击。它们的人民在痛苦的日子中挣扎着。

从导论开始贯彻在本书的各章节中，都是要说明“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危机中的资本积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中垄断资本向世界各地扩张暂时舒解了它的积累困境，但是“全球化”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也不可能铲除危机的原因。在过去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而且今后的危机将会更加严重，因此，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必将一再遭受到危机的冲击，他们的人民会被迫承受危机带来的灾害。

第四节 本书的章节（略）

第二章 经济大恐慌与国家的政治干预

不断的废除老的、旧的，是进步的标志。　　——汽车王朝亨利·福特二世　　

　 　

　　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大恐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从这次危机中走了出来。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到了70年代初又进入了危机，这个期间共有40多年的时光。本书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我认为这样的分析还得追溯到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那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全世界性的，也是到那时为止，和自那时之后，资本主义最严重的、最深的、规模最大的，和最持久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世界资本主义到了全盘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受到空前的伤害。到了30年代初，以美国为例，它的工业生产减半、近一半的劳动人口失业、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股票市场崩盘。与此同时，因为工业萧条所以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没有市场，加上失业的工人买不起食物，农产品生产相对于需求大量过剩，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农民破产，他们的土地被银行没收而失去了活路，被逼得到处流浪。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失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排着长队只是为喝一碗施舍的稀汤。在寒冷的冬天，街上睡满了被房东赶出来的无家可归的穷人，许多失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死于饥寒交迫之中。汽车工业城底特律估计每七小时就有一个人饿死。

　　我认为重新去认识经济大恐慌的历史，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那次危机发生的原因，而且可以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各大国家的执政者当时针对危机所做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他们针对经济危机所做的政治上的调整。这些改革增强了国家对资本的管制，以及对整体经济的管理，也就是国家一方面用法律对资本加以限制，像对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作直接的干预，像对农产品产量和价格的干预。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执政者们面临了他们本身的存亡问题，所以他们所做的改革是非常深刻和彻底的。

　　到了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出版后，他为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的管理建立了理论的根据。凯恩斯的政策到了战后才全面付诸实行，直到80年代前主流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在经济大恐慌中的政治上的改革，以及战后国家能够善用凯恩斯政策是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原因。他们认为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管理使得资本主义产生了彻底的改变，因此像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将不会再发生。

　　到了战后70年代初，资本主义危机再度明显化后，80年代时，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执政者在政治上又做了一次改革。有趣的是这次的改革却是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取消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和减少国家对总体经济的直接干预。那幺到底是增强还是减少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和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才是对付危机的有效的政策呢？

　　在70年代资本主义再度进入危机后，凯恩斯对整体经济干预的政策是否仍然适用？更基本的问题是：不管30年代的改革，还是80年代的改革，它们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又是什幺？经过了70年代的发展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有了更好的掌握，应该更有能力来对30年代的改革政策作分析，这样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80年代以来的改革。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生产设备产能过剩　　

　　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会有经济景气上下波动的循环。在经济萧条时，经过一段时间，几个月或是一年，甚至两年，等到商店能用降价出清存货，它们就可以再向批发商进货，批发商就可以向制造商进货，使得原来停工的工厂可以又重新开工，雇回工人，工人有了工作之后，就可以开始消费，景气也就跟着活络起来；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萧条时，许多小的企业往往都会支撑不了而倒闭，经营不下去的企业中，有一部分会被大企业收购，另外的在破产之后，机器就被拿来当废铁变卖。因此经过一段的萧条日子，一部分生产设备会被销毁（要看萧条时间的长短，如果时间较长，相当大的一部分生产设备会被销毁）。

　　被销毁的生产设备不但是属于规模比较小的，而且是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企业。在经济萧条中淘汰了小的、弱的、技术落后的企业，留下来大的、强的、技术先进的企业，等萧条过后，因为一部分生产设备被销毁，而解决了当时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大的企业就可以增加投资，进一步采用新技术而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不断的除旧更新的发展生产力。所以汽车大王亨利二世才说：“将老的、旧的销毁是进步的标志”。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中，经济萧条部分正是重建与扩大生产之前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因此销毁或毁灭，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只有在生产设备的产能销毁后，才可能有新的投资，重建才能开始。着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这样对生产设备的销毁是具有创造性的。

　　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还有金融信贷的因素。资本家首先要购买生产设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管资本家多幺有钱，他荷包里的钱总是不够用来做生产性的投资，因此要维持生产和要扩大生产，资本家必须要向银行借贷，或者是用企业的名义发行股票或债券，因此信贷（也就是信用，credit）是资本主义运转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资本主义生产如果没有信贷增长的配合是不可能扩大的。而信贷的扩张和紧缩又与景气的好坏互相关联着，在景气好时，企业的利润上升，银行的信贷宽松。景气坏时，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银行怕贷款不能归还，所以不肯贷新款，甚至把原本的贷款收回。在这时一般企业，特别是规模小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常常因为被银行逼债而导致破产。

　　所以信贷的宽松或紧缩可以使经济上下波动的幅度加大。经济景气越好，信贷越宽松，使得生产可以更加扩充。景气越坏，信贷越紧缩，连带就会迫使更多的企业破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时金融也可以扮演主动的角色，也就是说，由金融的扩张而引起生产的扩张，或是因金融的紧缩而引起生产的降低。

　　在本书中所说的经济危机不是指经济短期的上下循环，而是指长期的经济停滞。资本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进入危机，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后，资本主义经过了在战后20多年的繁荣，到了70年代初又进入了战后的危机。既使在战后的20多年的繁荣中，还是有景气上下的波动，即所谓经济循环。我们可以将这样在长期的繁荣中的经济萧条看成像上面所说的必要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是有助于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在30年代的长期经济危机中也会有景气上下的波动，同样的，日本从90年代初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在这长达14年的危机中，日本的国民总生产在有些年中也有正成长。

　　资本主义短期的调节性的经济循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为什幺资本主义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呢？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幺？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有很多人承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去做研究，但是要将这些解释危机理论去做整理和分析则是本书无法做到的。一来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二来是因为这不是写这本书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根据我粗浅的了解做非常简短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来自资本主义内涵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这个看法应该是可以同意的。据我的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是危机不可避免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但是生产是社会性的。资本之成为资本有它一定的属性，那就是资本只有在进入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剥削关系中，资本才能获取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卖出去，剩余价值就不能实现成利润，资本就不能增值，就产生资本积累的困难。资本积累的困难如果经过短期调整而不能解决的话，资本主义就会进入危机。

　　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说明资本主义下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认为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直到危机到来之前，资本家看不到市场的限制（或者他们看到但必须忽视这个限制）而继续的投资来扩张生产设备。在生产设备的扩张中，资本家继续研发更能增加劳动效率的技术，更进一步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自动化的机器，以便解雇更多的劳工。因此，在危机到来之前，生产设备的扩张并不会因为到那时己经逐渐饱和的市场而缓慢下来。直到等生产设备的产能大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投资必须要停止，或者到了东西积压的太多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企业必须要破产，大批企业破产时，危机就开始了。

　　每当一个新产品上市时，这个产品的市场都会加倍的增长，或以数倍甚至十倍或数十倍的速度增长，新的投资不断的投入这个新产业，直到这个产业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达到饱和甚至超过了饱和，但是投资还是不能停止。19世纪末到经济大恐慌开始的一段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大国都存在着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

　　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继英国之后，得到快速的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美、德、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蓬勃的发展。在这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虽然因为生产过剩而经历了调整性的萧条，但是它们的国民生产和所得持续了长期的增长，资本因此得以顺利的积累，但在这个持续成长的过程中，也就酝酿了从1929--194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

　　从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的20年代，资本主义在工业生产上有许多技术的创新和新的产品，技术的创新和新的产品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电的发明取代了用水力和蒸汽来启动机器，因此大量的资本投入新的机器设备。铁路的发明和建造有同样的效果。而且新的机器和铁路的铁轨、火车的车头和车厢都需要钢铁，又再进一步推动了钢铁业的技术革新和新的投资。20世纪初，从汽车发明到大规模生产，仅在几十年内，几十家汽车公司就从平地上建了起来，速度之快是极为惊人的。汽车业的发展也更进一步带动了钢铁业，也带动了橡胶业、炼油业、公路的修建等。

　　20世纪初工业的扩张又与银行信用的扩张关联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在金本位下，货币的流通量和银行的授信受一国的黄金储存量的限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欧洲大国一方面靠国家大量举债来支付战争的经费，另一方面用黄金向美国购买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它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之后，国家的货币和信贷要靠中央银行来限制。但是靠黄金储存量的限制和中央银行的限制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在后面几章中还要作说明。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扩张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信贷的扩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邓肯所写的《美元的危机》中，他说明了美国因为对欧洲出口的增加使得国内黄金储存量增加，因此可以在1914～1920年之间的信贷加倍。信贷的扩张也就引起了生产的扩张。他认为金融信贷的增加是生产性投资快速增加的原因。在这七年内，美国工业生产性的机器设备产量增加了205%，若包括所有的生产性的设备在内，它的总和增加了275%。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金融信贷的扩张和由新投资而增加的生产设备的产能之间的关系。

　　这里用美国汽车业的发展来看汽车如何在大规模生产开始后仅十几年的功夫就面临到市场饱和。美国的汽车业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始生产Ｔ模型的汽车时，还是小规模的用大量手工操作的生产。但是福特从开始就致力于以降低成本和车价来扩大汽车的消费市场。1908年时，福特只卖了一万辆Ｔ模型汽车。1914年，福特为了增加生产效率，在底特律城附近的Hiland Park 建了新厂采用了流水线的方式生产。

　　新的生产技术使生产能够精确化和标准化，是流水线的生产的先决条件。在资方的控制下，流水线的操作生产不但可以持续不断，而且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汽车的生产成本不但因为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下降，而且流水线的生产减少了在资方生产中对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的依赖，原来技术工人的工作被工资低的非技术工人取代，就更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生产成本下降使得汽车可以降价销售，也因此扩大了汽车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汽车的生产就在技术革新、生产效率提高、汽车降价、汽车市场扩张、生产规模扩大、新投资和更新的技术的发展中快速增长。Ｔ模型汽车的生产在六年之内，就从一万辆增加到25万辆。

　　福特汽车公司是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代表。福特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发展世界市场，除了在加拿大设厂外，1911年和1913年，分别在英国和法国建了汽车装配厂，其后福特汽车更将生产扩张到其它欧洲国家。20年代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追随在福特之后，也进入欧洲市场；福特则进一步扩建到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非、亚洲（印度、马来亚、日本）和澳洲；30年代时，福特也在苏联投资设立了两家工厂。

　　到了20年代中，美国汽车大规模的生产，更进一步降低了汽车的价格，一部Ｔ模型的汽车只卖两百九十美元（附注：虽然汽车的价格不到三百元，但是工人的收入一年才一千多美元，大多数的工人都买不起汽车，工人都坐公车去上工。80年代来福特在墨西哥的工厂的停车场停了管理阶层的高级轿车和工人坐的大公车。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也一样。）。再加上低价的石油，和刚设立起来的消费者分期付款的办法，更加鼓励了汽车的销售。美国政府也在全国各地修建适合汽车行走的公路。到了1929年时，美国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汽车。到这时美国国内汽车的市场已经扩充到了顶峰，汽车生产设备的产能已经大量超过汽车的总需求。

　　福特公司为了与通用公司竞争，推出新的Ａ模型汽车，但是这时许多福特汽车的零售代理商已经因为汽车卖不出去而倒闭。美国汽车的总销售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降到1932年的150万辆。在大小公司和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农业萧条、大多数人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当然也更谈不上购买汽车。

　　1932年福特将他最大的红河汽车厂停产，解雇了工人。在这前后，已经有许多小汽车公司倒闭，大批汽车工厂停止生产直接影响到与汽车相关的产业。在红河厂停止生产后，福特、通用和其他汽车公司的大量生产设备都停止了生产，闲置在旁。

　　如果只是一个或两个产业有闲置的剩余产能，问题尚不会很严重，如果所有的产业都存在着剩余的产能，那么问题就大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时，在美国和世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中，各种工业产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产能，农业生产也大量过剩，经济大恐慌就从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始了。

　　从生产危机到金融危机

　　上面谈过资本主义在短期的经济循环中，过剩的生产设备，要经过一段萧条时期，将剩余的生产设备产能销毁后才能再重新开始投资。在经济萧条开始时，企业所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就得先将劳工解雇，工人没有工作不是企业主的问题，但是问题再严重下去，企业就可能付不出欠债，企业所欠的本金和利息长久不能按时偿还，企业就要被迫破产。

　　在1929年之前，小型企业早就开始破产，接着大型企业也跟着破产，这已经显示出大量的剩余产能问题不是经过短期的经济萧条就可以解决。大批企业不断的破产，他们向银行借的债就不能还，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是它的资产，当许多企业不能还债时，银行也必然要倒闭。企业破产后，它的股票也就成了废纸。除了这些生产性危机会引起金融危机外，还有投机的因素，到了20年代中股票价格不断上升时，股票投机就开始了。这时不只是有余钱的个人参与股票投机，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像银行也被股票价格几个月就翻一翻的获暴利机会所吸引，把钱不断地投入股票。

　　股票市场的大气泡吹起来后，气泡要破是必然的，只是时间而已。而且气泡越大，气泡爆了之后的残局也就越难收拾。到了1929年美国股票崩盘，金融危机就开始了。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美国平均每年有两千家银行破产，在经济大恐慌中美国的银行中三分之一破产。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所经历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又与生产的危机相互关联着。

第二节 经济大恐慌与古典经济学派　　

　　在经济大恐慌前，当经济进入萧条时，资本家赚不到钱，工人失业，国家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当时经济学派主流的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萧条有自动的调节能力。在经济衰退时，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和商人就会自动向低调价，使价格下降而把积存商品卖出去。工人失业就会自动调低工资，直到工资低到资本家愿意增雇工人，而使失业消失。

　　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决定于储蓄和投资，而经济萧条的原因之一是投资不足，他们认为在投资不足时，利率会因储蓄增加（也就是消费减低）和投资减少而降低。利率下降会给资本家增加投资诱因，投资的增加将会导致经济的复原。

　　因此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工资、和利率这三个受供求决定的变数会使经济再度回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要经过一段时间，经济重新恢复到平衡需要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古典学派认为经济萧条时是经济不平衡，而市场力量可以使它恢复平衡。古典学派理论认为平衡是常态，不平衡是暂时的，因此从不平衡必然会再回到平衡，只是时间问题。

　　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之前，除了非主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不时出现危机外，对主流的古典学派来说，经济会有上下的起伏，当经济下降而达不到平衡时，市场的力量可以使它重新恢复平衡，所以对古典学派来说经济循环或危机不是一个议题。他们信任市场调节的能力，不主张国家干涉经济。

　　经济大恐慌从192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全面开始才结束。大战开始之后，资本主义大国的军火和军用物资的生产使得本来闲置的生产设备得以充分利用，失业的劳动人口重新获得就业机会，这才结束了这次持久性的经济大恐慌。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但是到那时为止影响最深和波及最广的经济危机，也是第一次不靠政治力量积极地和直接地干涉，不能恢复起来的经济危机。经过了经济大恐慌，人们不再相信古典学派所讲的经济会自己恢复的分析。

　　其实，说不定再过20年，等所有多余的生产设备都销毁之后，投资又将开始。但是以当时政治的情势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没饭吃就要造反了，美国共产党组织了失业的工人进行反失业、反饥饿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发生动摇。这时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提出他上台后将要做的改革，他在1932年大选中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经济大恐慌的12年中，因为生产设备极度过剩，新的投资几乎停止，因此资本积累无法进行。在这次危机之前，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国家也没有直接参与对经济的干预，而经济是靠市场自身的调节而恢复的。但是在这次大恐慌久久不能结束时，国家不得不用政治力量对经济直接加以干涉。

第三节 罗斯福的新政与资本主义重整　　

　　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次年就职后，他就赶忙经由国会通过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新政政策。美国的新政政策是资产阶级面对经济危机时，用政治力量通过政策所做的各种调整。新政政策致力于调整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和用法律对资本作各种的限制。

　　新政中有一些项目是通过立法来缩减生产。当时工业生产已经因为企业大批破产而大幅下降，无需再靠国家来调整。农业生产方面，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来减少生产。政府大规模销毁了已经种好的棉花，并将几十万头小猪活埋。这样做是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经济大恐慌时，农产品生产大量过剩，农产品价格降到不够农民的生产成本，因此农民不能继续生产。但是即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再低，城市里失业的工人还是买不起。另外使用农产品的工业（像纺织业）萧条，即使棉花的价格再低，销售量还是不会增加。

　　因此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办法靠市场价格的调节而解决。市场的调节要通过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生产较多时，一些农民会破产，这样生产就会减少。在景气比较恢复后，工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也就会有购买力，因此需求会增加。但是在经济大恐慌时的供求失调是极严重的，而且不是只限于农业的，因此没有办法可以单靠市场调节而得到解决（美国农业生产过剩的问题到今天也还是要靠政府来解决）。所以罗斯福新政用政治的力量来减少生产，以便解决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无法生活的问题。

　　除了限制生产之外，新政政策也用国家力量来增加市场需求。联邦政府设置了一些给失业人安排就业的设施，其中包括由政府出钱雇用人去做一般谋利企业不愿做的事，譬如到乡村去保护自然环境，将乡村电气化等。年轻人没有工作生活得不到解决，政府安排他们去农村工作，除了管他们吃住外，并发给他们少量的工资，这些人就把拿到的钱寄回家去供他们的家人生活。政府也出钱去修建一些较大的工程，像水坝、公路一类的公共工程。联邦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还拿钱去发展一些艺术和戏剧的活动，使这些找不到工作的艺人有收入和购买力。

　　罗斯福了解贫富不均是市场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大恐慌前的几十年，产业工人（特别是占工人中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没有随着大规模生产而增加，因此工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在大规模生产下生产出来的大批商品。

　　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工作关系法案（也称瓦哥纳法案）。这个法案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性。罗斯福是个明智的、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看到美国工会运动早己在各产业中展开，尤其在经济大恐慌中，失业的工人在反失业、反饥饿的斗争中组织了起来。

　　罗斯福认识到工会运动是一股阻挡不住的力量，因此推出这项法案在国会中通过。国家工作关系法案通过后，削减了资本家抵制组织工会的力量，许多产业工会相继成立。

　　罗斯福一方面看到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的斗争会继续，也看到如果能将这斗争引入到法律范围内进行，将有利于统治阶级。他也看到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争取工资和福利，因此可提高市场需求，有助于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罗斯福了解美国在20年代经济发展到了顶峰时，社会的所得与财富两极化。他看到极端的贫富悬殊，不但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安，也无助于经济的复苏。罗斯福更借助于加强使用累进所得税来减低贫富之间的差距，以便利于总消费的扩张。

　　在货币和金融政策上，罗斯福首先取消金本位，以便使货币流通量扩张不受黄金储存量的限制。他认识到只有在货币量与黄金脱钩之后，才有可能由中央银行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之后，他就着手整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一般人对股票市场和银行失去信心，他们争先恐后地要取出他们在银行的存款，银行不能兑现，只好停止营业或宣布破产。

　　从1930～1933年中，每一年有两千家银行破产。1933年罗斯福着手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他首先宣布将所有银行停止营业。银行停业后，必须经过审核程序，审核不合格的银行必须破产，只有通过审核的银行才被淮许重新开业。重新开业的银行由国家担保他们的支付能力。

　　1933年又通过紧急银行法案，这法案赋予联邦准备银行（即美国的中央银行）更大调整货币政策权力。在一般商业银行发生困难时，联邦准备银行可以用贷款来支持他们。接着又通过国会立法，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来保证银行存款安全。这些由国家对金融机构管制和支持的政策使一般人对银行恢复了信心，使银行恢复了正常存款和借贷的功能。

　　30年代的经济危机虽然不是因为股票市场崩盘而引起的，但是1929年股票市场因疯狂投机价格飞飙之后而崩盘，使金融市场陷入严重的危机。所以罗斯福新政中股票市场的改革也是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在改革中，国家用法律来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并设立了国家证券委员会。用国家的力量对股票投机加以限制并对金融市场加以管制。

　　譬如，股票价格在崩盘之前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是买股票的人只需要支付股票价格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由银行贷款。所以一个人用一万元可能可以买五万元或更多的股票，自己付一万，其余四万用股票作抵押向银行借。这种情况在股票涨价时没有问题，但是在股票跌价时，只要跌幅接近20％时，银行就要逼债了。持有股票的负债者不得不将股票出售，大家一起出售股票就一定会不停的往下跌。罗斯福新政中，国家对这样的贷款加以限制。

　　新政中对金融和银行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是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开。在经济大恐慌中，许多银行倒闭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产业公司股票跌价而引起的。1933年通过的Glass-Steagall Act禁止银行拥有股票，原因是要避免银行的安全受到股票波动的影响。因为商业银行的支票存款就同现钞一样是货币，若是银行不稳定，人们将对他们所持的支票存款（也就是货币）失去信心，将会造成经济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

　　上面花了很多篇幅来叙述新政中的金融改革，但是这些对金融危机预防的措施在8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下被放松和取消了。在本书的第七章中可以看到这种对银行的限制到了90年代末时已经取消了。

　　从3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最深和最久的危机时开始时，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就开始积极的用政治力量来协助资本积累。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可以说是战后资本积累的策略代表。同样的，到了70年代初，当资本主义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危机时，由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带头又换了另一套协助资本积累的新策略，那就是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协助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新积累的策略。

第四节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这里讨论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有几种意义：第一是要说明到了30年代经济大恐慌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要由政治干预来解决，凯恩斯的政策就是对经济做政治的干涉的政策。第二是在我们了解凯恩斯的政策后，可以探讨凯恩斯的政策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就是本章一开始提到的战后的资本主义是否因为实行凯恩斯政策而产生了质变。第三是为了评价在70年代初资本主义再度进入危机后，凯恩斯政策是否对经济的恢复仍然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像对凯恩斯政策在90年代日本使用功效的评价。

　　1936年当全世界经济仍然陷于严重的危机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所着的《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出版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他的理论分析了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应付经济危机的政策。

　　理论部分

　　凯恩斯认为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垄断阶段，因此它的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失去在竞争阶段时对经济危机所能产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从1929年经济大恐慌开始到1936年他的通论出版时，已经过了七年的时间，但经济并没有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靠市场力量恢复起来。古典学派认为可依赖的价格、工资、和利率的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失灵。

　　所以在经济大恐慌时，虽然价格和工资大幅下降，但商品仍然卖不出去。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但是工人仍然继续失业。利率下降和大批企业破产，但是因为存在着大批剩余的生产设备情况下，利率即使再低也不能提起资本家投资的兴趣。面对经济长期陷入因总需求不足而无法继续生产的危机，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有关危机的理论。

　　凯恩斯在他的书中提出对古典学派批判，以及论述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但会发生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这样的矛盾也不能借着市场的调节而得到解决。他不同意古典学派所说的经济萧条（不充分就业）是一种不平衡状态，而经济会由自身的调节而从不平衡再恢复到平衡（充分就业）。他认为经济萧条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可以长期停留在这个萧条状态中，而经济本身并没有可以自萧条中走出来的机制。

　　凯恩斯解释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相对于市场总供给来说，总需求不足，只要需求不足，商品就卖不出去，生产就必须停顿。市场机制并没有能力可以解决因总需求不足，而多余出来的生产设备和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口。而只要多余的生产设备仍然存在，资本家就不会投资。他有力地反驳了古典学派，并且解释了市场缺少从萧条平衡走出来的机制。

　　凯恩斯把社会总支出（需求）分为三部分（暂时不管出口部分）：购买消费品的支出（需求），购买生产设备的支出（需求），和国家财政的支出（需求）。这三项总支出不一定等于社会充分就业下的总生产。往往支出总合是少于充分就业下的社会总生产。

　　如果我们暂且不管国家财政的支出（因为那时国家财政的收入和财政的支出基本上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收入与支出彼此抵消），既使工人的工资都用来买消费品，资本家的收入也不可能全部用做消费，他们收入中一部分会变成储蓄。这部分储蓄如果放着不用的话，或者不全部用来投资，就会发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总需求上有一个缺口（相等于储蓄大过投资部分），这个缺口就使得生产的总合不能全部卖出。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的储蓄会被资本家拿去购买生产设备，作为生产设备的支出就又回到流通领域变成总需求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作为购买生产设备的支出不一定会实现的，要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和利率的高低而定。如果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或者因为利率太高而减少投资的净盈余，这部分支出就不会实现，或者只会部分实现，也就是说投资小于储蓄。这样的话，总需求相对于总生产来说还是有一个缺口。

　　经济有了总需求缺口，就会使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卖不出去，这时资本家就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工人失业后，他们消费支出会随着减少，那就会使总需求更进一步降低。因此就成了跟前面所说的良性循环相反的恶性循环。

　　凯恩斯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内在机制可以帮助经济复原。凯恩斯也不认为商品价格、工资和利率可以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他也不认为利率高低是由储蓄和投资来决定。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提出利率并不是像古典学派所说的决定于储蓄和投资，他认为利率是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货币的需求。

　　根据他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凯恩斯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凯恩斯的政策又可分为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政策

　　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他认为国家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

　　在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既然国家财政支出是总支出的一部分，国家就可以扩大它的支出（像增加公共建设支出或者发给失业工人生活上的补助），以便补足因投资不足而造成的总支出缺口，或者国家也可以用减税的方法来鼓励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减少企业的税收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或减少所得税可以鼓励一般家庭多购买消费品。因此，凯恩斯要国家放弃经济大恐慌之前必须平衡财政收支的一贯作法。事实上，根据凯恩斯理论，国家在经济衰退时应该刻意用赤字支出来补足总支出不足的部分，以便使经济恢复，这就是凯恩斯所提倡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认为中央银行也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减来调节利率，用利率间接来影响经济。在经济不景气时，中央银行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调低利率，低利率可能增加企业用借款来投资的诱因，有可能刺激企业投资于生产设备，也可能鼓励消费者增加消费品（特别是像汽车或其他耐久财消费品需要用贷款来买）的需求，这就是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不过与财政政策相比较，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是比较消极的和被动的。因为低利率只能给资本家投资的诱因，或鼓励消费者多买东西，但是却无法强制他们一定要增加支出，而财政政策是更直接的，国家可以按需求不足的缺口，用国家支出来补足。

　　另外，凯恩斯也从另一方面提出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凯恩斯所说的货币的需求是来自人们都需要在手边有些随时都可以用的现金或者（与现金差不多的）支票存款。但是如果储蓄的利率高的话，一般人就会考虑多放点钱在银行的储蓄账户里，手边少留一点现金（或少存一点在随时可以用的支票账户里）。所以货币的需求与利率成反比，因此中央银行可以用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将利率调低。但是当利率低到一个程度以后，像降到1%或更低，人们就不再在乎因为手边多留点现金而损失的利息了。到了这时，中央银行即使再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也不再下降。凯恩斯称这种现象为liquidity trap。

　　罗斯福并不是拜读了凯恩斯的理论，才开始实行他的新政政策，他的新政在他就职不久就开始了，凯恩斯的书在那之后几年才出版。罗斯福是看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存亡，必须要用全力来拯救。凯恩斯当然是赞成罗斯福的新政政策，他只是认为罗斯福做的还不够，所以到了1941年美国参战的前夕，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接近10％。

　　拜然和斯威齐是美国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用一些数字来说明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能使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以1966年货币值来计算，美国国家支出从1929年的102亿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175亿美元，增加70％。而国民所得在同一时期，从1,044亿降到911亿美元。失业率从3.2%，增加到17.2％。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巨额军事支出使国家支出从1939年的175亿，增加到1941年的1031亿美元，接近1939年的六倍。失业从17.2％降低到1.2%。拜然和斯威齐认为罗斯福新政支出增加幅度太小，不足以刺激经济恢复。

　　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的学界或政界人物都看到大量的国家支出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国家增加开支，只要开支来得大，就能解决问题。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在国家计划统筹下，极为有效率的将荒废和闲置的生产设备充分利用来生产军事武器，也生产了战时美国国内以及援外的民生物资。顿时之间，失业消失了。美国南方农村的剩余人口又开始向北方的工业大城移民，就好像20世纪的大好日子又重新到来一样。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是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的产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大量的军事支出使荒废了的生产设备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大量的失业人口充分就业。大战结束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就从旁枝变成了主流。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在经济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下寿终正寝了。当时谁又能预料，到了80年代这具僵尸的魂又被招了回来呢？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一套政策不就是借古典学派的尸体还魂吗？为什么曾经大红大紫过的凯恩斯政策却又从资产阶级经济主流中消失了呢？这些在后面几章中再做讨论。

　　国际经济政策

　　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欧美资本主义大国因为国内市场饱和，它们的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展开极强烈的竞争。之后，更进而演变到了恶性的竞争地步。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而抵制进口。它们一方面用进口限额和提高进口关税，以使抵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它们争相将本国的货币贬值，以便降低出口价格，借此来增加出口。这样的做法都是因为本国市场需求不足，使得大量闲置着的生产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而生产下降更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1930年美国通过的Smoot-Hawley Act将进口关税提到历史新高。欧洲各国也争相将进口关税提高，也就更使世界贸易进入激烈的争夺战。但这样的作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货币争相的贬值中造成了汇率的一片紊乱，阻碍了贸易正常进行。各国用进口限额与关税壁垒来阻止进口。这些作法使得所有国家的出口都发生困难，以致导致贸易几乎停顿。

　　据统计，全世界贸易总额在这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二。商品贸易的停滞，更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同时，市场的竞争又促使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形成不同的贸易集团，集团内部的国家彼此给予关税优惠，以便抵制集团外国家的竞争。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逐渐上升为政治与军事的冲突，第二次大战从而爆发。

　　凯恩斯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就是为了解决并预防像经济大恐慌时国与国的贸易冲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就提出英国与法国不应该要战败的德国支付重大的赔偿费。凯恩斯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大国之间的经济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德国要支付赔偿，它必须要尽量增加输出和减少输入，这样就会减少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输出。英国和法国当政者那时没有采纳凯恩斯的减免德国赔偿的建议，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凯恩斯是正确的。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后，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跟后来希特勒用法西斯的狭隘民族主义来号召民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相关联的。

　　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和他的国际经济政策是相关联的，他看到经济大恐慌时各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互不相让，反而使得贸易停顿，世界经济因此陷入更深的危机中。他因此认为战后的经济繁荣与稳定必须要建立在各资本主义大国的合作上。

　　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包括了上面解释过的货币政策，他的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使货币的流通量适合经济成长的需要。货币的流通量如果太充沛的话，可能造成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如果货币流通量相对于经济成长上的需要不足时，就可能造成经济萧条。因此中央银行要知道如何适当的调节货币流通量。与此同理，凯恩斯看到国际贸易所依赖的交换媒介也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1870～1914)，世界各国的币制是金本位。它们国内的货币流通量是由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是用黄金作为交换的媒介和计算单位。在金本位下，贸易量受黄金量的限制。在金本位下，各国的中央银行将本国货币的币值与黄金设立一个不变的汇率，并且允许黄金可以自由进口和出口，然后中央银行就不作干预，由市场去调节。

　　在金本位下，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要维持固定的汇率。譬如，在某一国内，中央银行维持一两黄金相等于一百元的汇率。如果这个国家在贸易上出超，它收到的黄金会大过于它支出的黄金，因此它国内的黄金储备就会增加。随着黄金储备增加，国内的货币发行量也会增加。在其他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国的物价会因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而上升。因为中央银行维持固定汇率，所以出口价格（以黄金和外币）也会上升，而出口价格上升，将不利于出口。

　　另一方面，进口价格（以本国货币计）则会相对的比较便宜。在本国物价上升之后，本来一百元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要卖一百一十元。但是用黄金买的进口商品价格却是不变，因此与本国商品相比较，进口价格此时会较低，因此鼓励进口。从出口因为价格上升而减少，进口因为价格下降而增加，而重新达到贸易上的平衡。

　　在金本位下，各国的中央根据本国的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并维持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各国之间贸易不平衡就可以从国与国之间黄金的自由流动，和各国之内物价的变动调整过来，因此不会有长期的、持久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存在。

　　但是在金本位下，一方面，本国的货币供给和物价要受黄金储备数量的影响，如果黄金储备不变，物价就会稳定。在黄金储备因贸易上的顺差或逆差而增加或减少时，物价就会有上下波动。不仅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在贸易上有大量的逆差，这个国家的黄金必须要大量流出，相连带的是本国货币供给量大量缩减，就因此会导致本国的经济萧条，直到经济萧条到一个程度，物价下跌到一个程度，才能在贸易上再取得平衡，和本国的经济再度恢复。因此贸易上的不平衡会引起本国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总额也要受到黄金的总数量的限制，国际贸易只有在黄金总数增加时才有可能扩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国家就用发行纸钞来支付军事支出，金本位也就崩溃了。前面已经说过了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各国都争相将自己的币值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因此固定汇率没有办法维持。

　　凯恩斯看到经济大恐慌时各国之间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损害，他深深了解国际贸易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他因此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大国的恢复与重建必须要建立在彼此之间合作的基础上。他也了解金本位制度要靠本国经济上的调整来达到贸易的平衡，和金本位对贸易扩张上的限制。凯恩斯因此提出了为资本主义战后恢复繁荣的国际经济政策。他所提的政策并非凭空从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在他总结了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中，凯恩斯已经建立了货币的发行量要与黄金脱钩的理论，他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经济上的需要来调节货币发行量的多少，借此来调节利率的高低。凯恩斯认为在国际间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只是需要创造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和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世界性货币量的多少可以由这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决定，不必再受黄金的限制，这就是凯恩斯所策划出来的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

　　凯恩斯认识到在这个新的制度下，一个国家还是会有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新制度下，当一个国家的贸易发生逆差时，它将不必再经过像金本位下国内经济的调整。但是这个国家还是得要支付贸易的逆差，如果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不够支付，它可以向世界的中央银行借款，等到贸易出超时，有了外汇储备时再归还。

　　凯恩斯所构想的国际经济政策在战后部分实现了。他理论中的世界中央银行就是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在准备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他提出用Bancor做为世界货币，但是被美国的代表否决了。在新的国际金融体制下，美元变成了世界货币，这些发展对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将在第四章中作解释和说明。

第三章 战后前二十年资本主义大国的重建与繁荣

　　从1945～1946年的几次经罢工所达成的协议，就成了战后相当长一段日子里工会与资方彼此互相对待的模式。一方面工会证明了虽然资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们有力量来为工人争取到相当可观的工资调升。另一方面，大企业也证明它们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资后将它们生产的产品价格提高。在价格提高后，资方不但补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涨。                 ——Steve Babson，Working Detroit　　

　　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了20多年的繁荣。这20多年的发展，使得在经济大恐慌时，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的预测失信于人。在这经济繁荣的期间，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实施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维持了经济稳定的成长，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很多。战后这一段日子的繁荣使得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成了过去。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的必然性，则有必要去认识这一段历史，去了解资本主义能够持续20多年繁荣的原因。

　　这一段日子里在经济稳定成长下，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设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给予一般公民生活上基本的保障。这些保障虽然在过去20年来，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政策解体，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段日子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可以经过改革，而变得不那么残酷，有可能成为一个有人性的完美制度。更有人对“福利国家”中的阶级融合留恋不已，误认只要有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顾及所有阶级的利益，这一章就以这一段历史对这些问题做解释。

第一节 剩余生产设备的销毁与战后的重建　　

　　主流经济学家中的凯恩斯学派，把这20多年的发展归功于这些国家的政府灵活应用了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他们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减轻了也缩短了经济萧条。他们也将这一段的繁荣归功于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在战后得以付诸实现。因为在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商品和资本得以通畅流动，也就进一步助长了经济的繁荣。

　　但是资本主义战后的经济繁荣到底是不是凯恩斯经济政策实施的成功？如果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有如此大的力量和效果，那幺为什么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再一次陷入危机时，再到80年代和9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和蔓延后，凯恩斯的政策却不管用了呢？当我们了解战后这20年的历史后，我们就可以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做出正确的评估。

　　我认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经过20年的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是战后这一段日子不存在着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所有的剩余生产设备在11年的经济大恐慌，和五年的世界大战中都被完全的、彻底的销毁了。因此，所有的各产业都待发展，都存在着极好的新投资机会，资本在没有剩余产能的忧虑下，使得经济持续了20多年的成长和扩张。

　　经济大恐慌与战争销毁剩余生产设备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各大国的军事支出大量减少，但是美国、西欧各国和后来的日本经济继续维持了20多年之久的繁荣。为什么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从战时政府的大量军事支出，缩减到平时的财政支出，却能保持如此长久的繁荣？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得以充分的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这20年中没有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问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从经济大恐慌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6年中，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不但没有增加新的生产设备。而且在战争中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生产设备被摧毁了，美国的生产设备因为长久没有新的投资而陈旧了，因此解决了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中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不但在战争中被摧毁的机器厂房有待重建，而且许多道路、桥梁、海港都待整修。美国也急待更新它的生产设备。这些都给资本提供了新投资的机会，使得资本积累得以顺利进行。

　　欧洲与日本战后重建供给美国的投资机会

　　在西欧各国的重建中，美国给予它们大量的援助。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高达一百四十亿美元，是美国到那时为止对外最庞大的经济援助。这笔援助使西欧国家得到它们所需的外汇，可以用来从美国进口它们在重建中所需要的物资和它们所急需的民生物资。美国的出口也因此随着欧洲的重建而大量增加，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经济。

　　到了50年代底60年代初，西欧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不但恢复了生产，而且因为新的投资和新的技术使它们的产能超过了战前，而且因为新的投资和新的技术使它们的产能超过了战前，美国和欧洲资本在新投资机会下顺利的迅速积累。

　　到了50年代底，日本战后生产不但完全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的重建与它从美国获得大量经济支援和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共达21亿美元。在美国占据日本时，它对日本的政策上是对日本经济加以限制（附注：巴黎和约中，美国要拆走日本一切的工业设备，使日本沦为无法与美国再次在太平洋竞逐。），算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处罚。但是到冷战开始时，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美国将日本纳入“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环，鼓励日本在经济上取得自立。在韩战时，日本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中一个重要的物资供给地。

　　美国前联邦储备银行理事长沃克和日本前财政部长Toyota Gyohten合着的一本书：《财富的转变》于1992年出版，在书中他们特别谈到美国经济援助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韩战开始时，美国之前对日本的21亿美元的庞大经济援助到了尾期，在韩战期问以及韩战结束后的几年中（1951--1955），日本又从美国得到35亿美元的援助（沃克，1992：49）。

　　除了直接经济援助外，日本还从美国取得贷款，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日本四亿零五百万美元，作为给日本向美国购买农产品和飞机等之用（沃克，1992：54）；因此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与它对欧洲的援助对美国的经济同样的产生了刺激的作用。1952年，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1952--1957年之间，日本又从基金借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1961年，日本又再向国际货币基金借了三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再向三个美国商业银行借了两亿美元。沃克和Toyota Gyohten认为外来（主要来自美国）的资本对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直接关系。日本在发展战后经济时，各种产业都急待投资，也就是说各产业都存在着很好的投资机会，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不但帮助了日本的发展，也增加了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和投资。

　　美国对日本在经济上的援助是与日本在美、苏冷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不开的。在美、苏的冷战中，美国在亚洲需要有日本这个政治上的伙伴。因此，美国对日本实行了有利于日本独立发展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美国的经济援助和鼓励日本发展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国际市场上美国不积极与日本竞争，也就是说，日本可以用贸易保护政策来建设它的几个具有关键性的工业。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中，日本的贸易上还有很大的逆差，失业率很高，工业基础薄弱。从1947年开始，日本被允许恢复正常贸易之后，日本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来促进日本制造业的发展。50年代初时，日本制造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直到50年底，日本在贸易上都还存在着逆差。

　　美国在战后的十几年中，能够对日本实行这样的扶植性的经济政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当时世界尚不存着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广大的市场。到了70年代时，世界生产设备的产能开始过剩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就有很大的转变。到了80年代世界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时，在各资本主义大国激烈的市场争夺之在，美国对本国市场开始了带有攻击性的防卫，它用各种办法来打击日本对美国贸易上的出超。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的威胁没有了，美国就不再需要日本这个伙伴的支持（参考附录一）。因此在政治上美国对日本特殊待遇的原因也就不存在了。日本经过战后前一阶段的发展，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帝国势力范围，并且要继续扩张它的势力，美国就只有在各方面进一步抵制日本的发展。

第二节 由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新投资机会　　

　　美国人民在战争中因为就业机会多，又没有耐久性的消费品可买（因为重要工业都转移生产军用品），再加上政府在大战中鼓励购买国家的战争公债来增加储蓄，所以工人和中层收入家庭都有一些储蓄，这些积存购买力也是后来消费品的市场扩张的基础。

　　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中心从欧洲移向美国。美国经济的好或坏，对全世界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除了因为更新设备的新投资机会之外，更因为战后两个工业大规模的扩张，一个是汽车工业，另一个是军事工业。这两个工业的扩张更带动了与它们相关联的工业，它们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有很大的贡献。

　　都市郊区化与汽车工业

　　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经济大恐慌时多余的汽车生产设备转换成军事生产。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汽车工厂又很快的恢复生产民用汽车。

　　到1950年时，在大战结束仅仅五年后，世界汽车生产总合为1050万辆，比经济大恐慌前生产最高峰增加了一倍。在全世界的汽车生产中，美国占80％。50年代初，美国汽车进口仅占它国内市场的0.5%。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十年中，美国在经济上独称一霸，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同它竞争，汽车业当然也不例外。

　　50年代之后美国汽车业的发展与它的都市郊区化有密切的关联。都市郊区化是指都市的工业、人口、商业和学校等从市区搬到城市周围的郊区。如果没有都市郊区化的发展，汽车业继续扩张将会受到销售量的限制而发生困难。美国的都市郊区化不但带动了汽车业，也带动了公路的修建和建筑业。汽车业大规模的扩张又带动了钢铁业、机械业、石油业、橡胶业、玻璃等工业，因此制造了更多的新投资机会。大量购买汽车也带动了汽车零售业、汽车维修业和保险等服务业。到了60年代，美国就业人口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与汽车业有关的行业中工作。公路的修建和建筑业的扩建又带动了钢铁、水泥等各种建材。因此，大规模的郊区化给经济创造了新投资和就业的机会。

　　美国战后都市郊区化是在它的联邦政府的几项政策下完成的。一项是联邦政府修建公路，美国跨州公路的建设是战后一项极为重要的刺激经济的政府措施。美国战后汽车业的发展和美国城市郊区的建设都跟美国战后联邦政府修建贯通各州之间的公路有密切的关系。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跨州公路法案，这个法案核淮联邦政府用汽油税和公路使用费来修建通达各州的公路。当时兴建这个自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跨州公路系统是以军事上的需要为理由的；在修建跨州公路的几年中，在全国各州都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个长达五万哩的跨州公路系统完工后，使得各州之间的交通和商品的运输畅通，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同时也便利了原来在城市内的工业搬移去郊区。

　　另一项联邦政府的政策：保证廉价石油的供给。而美国能维持廉价的石油是因为它从石油生产国家进口大量的廉价石油，这又跟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的霸权地位分不开。美国用它的霸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干涉中东石油生产国家，以便保证廉价石油的供给；美国对伊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干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3年伊朗的总理穆罕默德．莫塞帝将伊朗的石油所有权国有化，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失去了它们在伊朗的油田，美国出兵把莫塞帝赶下台，迎回伊朗的夏王朝，美国全力支持巴勒维这个大独裁。巴勒维保障了美、英的石油利益。他在美国的保护下，对伊朗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残杀；从1953年直到1979年巴勒维被推翻的20多年中，美国卖给伊朗一百八十亿美元的武器。

　　再一项联邦政府的政策就是联邦政府对购买新房屋的补贴。在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有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忧虑，他们担心美国经济一旦从战时生产恢复到平时生产，政府的军事支出缩减后，是否又会产生像经济大恐慌时生产过剩的问题。他们也忧虑大批在外面作战的士兵回来以后的就业问题。为解决退伍军人失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退伍军人法案。这个法案给退伍军人各种福利，其中包括购买房屋的优惠贷款，和大学学费减免等。退伍军人法案中的学费减免是美国大战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房屋的优惠贷款使得退伍军人有能力购买房屋，促都市郊区化的进展，也从而带动了整个建筑业的繁荣，又给战后资本积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除了上例的几项政策外，美国战后的交通政策除了大量修建公路外，就是刻意的不去发展公共交通。美国政府在大汽车公司、大石油公司、建筑业和一切与汽车业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下，它的交通政策不但不协助公共交通的发展，就是连战前建立起来的市内公共交通也加速的被淘汰，以便有利于汽车业的发展。因此，美国大多数城市的郊区都缺少公共交通，到哪里都要借助私人汽车。

　　美国高速度的工业化是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30年代的80多年中完成的。工业化的初期，运输主要是靠水运，后来靠铁路，所以在工业化中，美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位于水运和铁路运输要道的城市里。美国的几个大工业城都是在这一段日子兴建的。

　　到了60年代，跨州公路修建完毕后，公路运输取代了水运和铁路，工厂也就因此陆续不断的移向郊区。郊区的土地价格低，新的公路便利了郊区的运输；新工厂的兴建又给投资提供了大好机会，随着工厂的移迁，工人和一般小市民（除了黑人被歧视不准搬入新建的白人社区外）也搬到郊区；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又刺激了住宅、办公室、学校、新成立的地方政府、购物中心、饭馆、戏院和其他的商店等的兴建，因此从公路的兴建进一步带动了建筑业、营造业，更进一步刺激了新投资。购买新屋也增加了房地产和房屋保险业的生意。美国都市郊区化使得它的城市在战后几十年中完全改观。美国战后公路的修建和郊区的发展又再进一步刺激了汽车业。在战后这一段日子里，因为没有公共交通，郊区和市区的居民不论是去工作或是去购物都要依靠汽车为交通工具，私人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美国的汽车年生产从1930年的340万辆（战前的最高产量）增加到1965年的1,100万辆，是1930年时的三倍。

　　美国战后都市郊区化扩大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这里要指出的是像这样因为郊区化而来的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扩张，和这两个产业扩张所带来的繁荣是不可能不断地以同速度持续下去的。不管汽车对一个家庭多幺重要，一个家庭从没有汽车到拥有一辆汽车，再到拥有两辆或三辆汽车，但不可能继续增加下去；汽车的需求也就会从成倍的增加，到非常缓慢的增加。汽车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就又重新出现。同样的道理，都市郊区化扩张到市区的几十哩以外后，就必须会要停止，而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我们若只从都市郊区化这一项发展来看，就不难了解为什幺美国战后的经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的发展起来，又为什么这样的发展在20年后速度就会减慢下来。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在这20年中，美国有过几次短期的经济萧条，短期的经济萧条可以在凯恩斯的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得到缓和。但是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战前的繁荣是靠凯恩斯的政策刺激起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到70年代初，战后的各种大量的新投资机会不再存在时，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也就无法使经济恢复。这一点后面和第六章中还要再谈到。

　　军火工业

　　美国的军火工业对它战后的繁荣有独特的贡献。美国总统艾森豪在1961年他去职的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里，他谈到在韩战后美国第一次有了永久性的军火工业；他说在那之前，美国战时所用的武器都是由平时的一般工业来制造的。（附注：在奥立佛．史东执导的《谁杀了甘乃迪》一片的片头，就播放了艾森豪的这一段演说。）

　　就像前面所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汽车和其他生产耐久消费品的工业在战时改成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艾森豪说，以美国战后在世界上的地位来说，有一个永久性的军火工业是有必要的（艾森豪所说的“必要的”是指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已经开始了）。但是他提醒国人说：“这个军火工业目前已经相当的庞大，美国每年用在军火上的开支已经与它所有营利公司的净所得相等”。

　　艾森豪在这篇演说中第一个提出军事和工业的结合体这个用词。他并警告这个庞大的军事和工业的结合体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艾森豪这样一个军人背景的资产阶级领导者有如此的智慧和远见，在他之后的美国总统中就少见了。（附注：这里只单独就这一件事来看，并没有对艾森豪褒奖的意思。在艾森豪任内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是美国历史上黑暗的年代。）

　　在经济大恐慌时美国的军事开支仅占国民总生产的1%，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的军事支出已经高升到国民总生产的10％，这是个不得了的庞大数字。果然不出艾森豪所料，美国的军火工业在政治上的影响随着它的军事国防预算而增加。美国的军火工业、五角大厦的国防部，及国会中的国防预算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利益谋合的铁三角。退了伍的将军和退休的国会参众议员被军火公司请去做它们的顾问，这些顾问不断的向国会游说来增加国防预算。在这个铁三角中彼此牵连的关系中将美国的国防预算不断的扩大，影响着美国战后的军事和外交政策。

　　在冷战中美国的军备与苏联竞争，但是在“自由世界”中，美国占有独霸的地位，在军火工业上它不会受到德国或日本的竞争，而且军火的生产与一般商品生产不同；一般商品的生产总是要和使用价值挂钩，即使是没有什幺使用价值的商品，也得要创造出一种想象的使用价值出来。

　　军火工业的生产不需要有市场需求，只需要国家的国防预算，就可以尽量生产，不怕卖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出口，若是生产的太多，打仗和出口后也还有多余，过一段日子以后，就可以用武器技术已经过时为理由将它废掉，甚至废掉了的过时军火还是可以出口，就像最近美国一定要台湾买它过了时的军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这位有智慧的艾森豪总统却没有看到军火工业对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贡献。军火工业不像其他工业，军火工业不存在着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它不必发愁它的产品没有市场的问题。只要国会批淮了预算就行了，在预算中用cost--plus来保证了军火生产公司的利润。而且美国所有武器的生产最终的价格都是超过预算的好几倍，因此保证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诺普．葛鲁曼等大军火公司的高额利润。另外军火工业借助于国家的支持的庞大研究经费来从事研发，又给美国的电脑工业带来先进的技术，这样大规模的研发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是美国在这方面技术领先的主要原因。美国军事工业结合体对它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的贡献，是艾森豪在1961年时很难想象和预料的。

第三节 日本战后发展与剩余产能　　

　　日本政府在战后用进口关税、进口限额和限制外资来保护它本国的工业发展。并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植它本国资本的成长。这样的政策使日本在工业生产上和技术发展上都获得很大成果。在保护贸易之下，日本建立起来它的钢铁、石化、汽车、人造纤维和电子等基础工业。到50年代底，也就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日本的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时，日本纺织品出口还占总出口的50％，机械器材出口仅占总出口的10％。20年之后，纺织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降到12％，机械器材出口则上升到46％。1959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第一次取得顺差。1960年时，日本政府开始取消贸易和外汇管制。到1963年08月时，日本取消很多项进口限额，使日本进口的自由化的程度达到92％，也就是说日本战后经过了近20年的保护贸易政策后，才将贸易自由化，并逐步开放它的国内市场；到1964年时，日本取消了经常帐上的管制，日圆可以自由兑换，并且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正式成为已发展国家中的一员。

　　在贸易上，日本政府除了保护它工业的发展外，它也采取保护本国农业生产的政策。虽然日本的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减低，但日本人在大战结束之后，还有40％的劳动人门从事农业生产。在保护贸易下，日本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扩充了对国内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资本积累顺利进行。

　　在60年代中时，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设备再度过剩明显化，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加剧，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严重，由国际货币基金维持的固定汇率已经非常不稳定；在此时日本在贸易上仍维持顺差，因此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变成国际贸易上和金融上的一个重要争议。60年代中时，日本外汇存底还都只有20亿美元上下，只相等于它两个半月进口额，到60年代底，由国际货币基金所维持的固定汇率开始解体时，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强国。

　　从这战后的历史看来，就像前面所说的，美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对日本的经济政策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主要也是因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内尚不存在着大量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情况到了60年代底就开始改变了；因此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除了因为它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在战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外，再就是它和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使然。

　　日本在美国援助之下，用国家的力量来策划它的工业发展策略。日本通产省代表国内资本的总体利益，在它的指导下日本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的范围包括：通产省首先决定一个时期内优先发展的产业，然后在资本上和技术上给予私人资本各方面的援助。除了国家的援助外，日本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有紧密的结合。资本雄厚的大银行可以支持设立在它们之下的大型公司。一般来说，当一个企业进入新产业或发展新产品的一段日子内，不但不能获得利润，而且很多时候还会亏损。因此，在这一段日子内，政府和银行给予企业的长期融资支持就很重要。日本为了在技术上取得独立发展，它的政府协助私人企业从国外购买新技术的专利权，再将新技术转让给私人公司。日本政府对外来投资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来保护本国资本，它对外来投资的核淮是根据此项投资是否有利于它本国长期发展来决定的。

　　在国家的协助下，日本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再进一步发展重工业，之后再发展高科技的工业。日本认识到它本国的市场过小，如果它只靠本国市场则不能获得由大规模生产所达成降低成本的有利条件。要大规模生产它必须将产品出口，因此，日本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从一开始就以与欧美各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竞争为目标。

　　到了50年代中，日本轻工业的发展就已经很有成果，这时在纺织业生产上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挑战。1956年时，美国为了要保护它的纺织业就开始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但是这时美国所施的压力与70年代之后相比是很轻微的。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一条法律，授权给总统使他可以主动用谈判方式来限制纺织产品的进口。1957年时，在美国要求谈判之前，日本就先赶快自动限制此后五年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

　　日本在战后仅经过20年的发展，它的工业就赶上甚至超过美、欧，这是20世纪用进口替代策略发展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例子。日本的经济在1953年到1973年间每年上涨8%，但是战后日本成功的发展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我们可以从日本成功中观察到几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我们看到与欧、美相比，日本是个较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强国。就像前面所说的，日本在策划产业的发展时，就以它的产业能在世界市场上与美、欧国家的产业竞争为目标。因此，它在生产技术上、在产品设计上、在生产成本上、在生产规模上的各种决定都以这个目标为准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产品的质量要好、生产技术要高、成本要低；为了成本低，一方面生产的规模要大，另一方面劳动报酬要低。日本工人的工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生产效率来计，比美国和西欧国家都要低，再加上国家鼓励储蓄的政策，所以国民储蓄率高，国民储蓄率高是经济发展中的好事，但是生产力快速下，低工资和高储蓄就造成供需之间严重的不平衡。

　　因此日本战后的发展虽然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就使得70年代后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日本国内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它必须得将商品出口；到了7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就必须要抵制日本的出口。日本战后的发展正是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垄断资本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就必须要再进一步提高技术，再进一步扩张生产规模，也就使生产设备的产能更加过剩。日本的资本家与美欧的资本家相比，更为勤奋、更为尽职，他们所制造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更大。

　　日本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进口替代发展资本主义成功是因为它当时具备了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条件，内在的条件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就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在的条件是日本在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体系中，占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美国从50年代冷战开始后，它需要在亚洲有一个能与它合作且又能由它控制的政治伙伴，在这个前提下，美国不但容纳而且鼓励日本发展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美国不但允许日本在贸易上的保护政策，并且给日本很多经济援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大国尚不存在严重的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日本成功的、快速的发展使得自60年代后世界性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四节 资本主义大国的繁荣与“福利国家”　　

凯恩斯政策与“福利国家”

　　二次大战是英美法等资产阶级国家打着争民权、争民主、反纳粹极权的旗号而得胜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五千万人，也摧毁了大量的生产设备，但是也对战后的新世界秩序起了催生的作用。战后中国革命的成功，十几个前殖民地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取得独立，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坚定地要从列强的控制中独立。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世界反极权和反压迫斗争的继续。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欧洲在大战刚结束时，一般人民中间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反美情绪，他们羡慕东欧国家人民在生活上所享有的保障，也就是因此，西欧国家的民主社会党才受到选民的支持。英国的工党首先在1945年的选举中得胜，这都表示人们不要再回到战前经济大恐慌时代毫无保障的生活。“福利国家”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统治阶级的政治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执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他们看到战时国家大量支出使经济得以复苏，从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认识到国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的重要性。虽然在战争结束后的前20多年中，资本主义的繁荣主要不是靠凯恩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国家灵活地应用凯恩斯政策，对缩短和减轻经济循环中的萧条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在顺利积累中，资本进一步扩大和集中，并且向外扩张；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型企业也在50年代和60年代后向外扩张。

　　从大战结束直到60年代底的20多年中，西欧各国的国民所得的实质年成长率一直都维持在3%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工人生产效率在新建的生产设备下增长很快。在经济快速成长下，西欧国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在充分就业下，工资上升，劳动人口生活水平提高。在西欧国家和美国，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国家进入社会福利的领域。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像早在19世纪英国工业化时，最残酷无情的社会中，也都有所谓贫穷法之类的救济。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要增值必须要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私人资本家在经济萧条时，可以将工人解雇，但是失业的工人还是得有一条活路；同时人若真活不下去，就要起来造反，社会也就不可能安定。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美国的社会到了革命的边缘，是罗斯福新政对资本做了一些必要的限制，对劳工给予一定的保障，才挽救了资本主义。

　　在战后这一段时期，国家设立起许多有利于大众的社会福利，所以被称为“福利国家”，也有人把这样“福利国家”的设施看成一种资本积累方式，并命名为“福特式的资本积累”。这些人认为这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时，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可以达成一种独特的组合，使资本、国家和工会联合起来协调生产，并且与消费相配合，在这个组合下便利资本积累顺利地进行。赞成这样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政治家，主要是欧洲的民主社会党和美国的民主党成员。他们认为这样的积累方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经济大恐慌时供给超过需求，而产生的严重的不平衡，进而导致生产必须停顿，资本积累必须终止。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怀念战后前20多年的一段日子，他们看到在国家的干涉和参与下，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福利国家”的政策下，人们可以免去自由市场中最残酷的鞭策，资本在国家管制下不能为所欲为，人民生活上的一般基本在需要得到了保障；因此，残酷的资本主义终于有了它仁慈的一面。

　　我们有必要去了解战后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是“福利国家”或是“福特式的资本积累”都不只是存在于空想的或只是概念的范畴，而是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福利国家”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改革可以遵循的一个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为什幺“福利国家”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实现，但是到了70年代初之后，资本主义危机再度出现时，这种形式的资本积累就不能再继续。在此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经过了全面重整。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战后危机时，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都起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将在第六章中加以说明。

“福利国家”、政治斗争、资本积累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20年中，表面看来在美国和西欧出现了一片繁荣的社会，没有被注意到的是50年代的美国，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着，美国的左派在这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残酷的浩劫。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因为即使在战后的繁荣和安定的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对阶级斗争进一步了解，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

　　在大战的几年中，美国的工会接受了政府的冻结工资和不罢工的规定来支持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工会领袖看到英国工党的胜利，也重整旗鼓准备用新的策略来争取战后生产恢复成果中的一份。1945年，美国汽车工会提出工会在战后对经济繁荣将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汽车工会的主席Richard Frankensteen认为社会购买力一定要随着生产的增加而扩大，否则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足够的市场，又要回到大恐慌时代生产过剩的问题。他认为资方一定要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他指出如果在提高工资的同时，汽车公司将汽车加价，工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买汽车。Frankensteen代表汽车工会要求资方将工资增加30％，但不许汽车公司将汽车加价的要求，这时美国商务部部长Henry Wallace （当年罗斯福政府内阁中的劳工部长），亦站在工人这边说汽车公司即使工人的工资将工人的工资增加25％，同时维持之汽车价格不变，也还可以赚得利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全国各地大批工人为了争取工资和解决许多不合理的工厂规则而参加了罢工。仅在当年9月和10月两个月中，底特律就有85,000人罢工，到了当年11月时，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谈判破裂，汽车工会的22万5千会员在80％的赞成票中通过罢工；除了汽车工人罢工外，电气工人、屠宰场的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跟着罢工。到了次年1月，罢工人数增加到160万人；在1946年，又有煤矿工人、铁路工人、教师、公共事业工人和市政府工人总共450万人罢工，达到美国历史上罢工人数的最高点。这些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所作的牺牲，以及战后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质工资下降（Babson,1984:128-129）。

　　汽车工会工人的罢工坚持了一百十三天，到1946年03月才结束。汽车工会与通用汽车达成协议，工会原来要求每小时工资增加1.95角，并且要求汽车不涨价。在谈判中，资方认为工资可以在商谈中决定，但是汽车加价与否的决定是属于资方管理的权力范围，工会无权过问。谈判僵持了很久，在这期间，许多罢工的工人生活发生困难，有不少工人因为付不出房贷，而接到银行即将把房屋收回的通知，也有好些人因为欠缴水电费而被停水、断电。在这样工会会员生活上的压力下，工会只好与资方达成协议。工会与通用公司所签的合同中，工资每小时增加1.80角，合同中就不再提汽车加价与否的事。罢工结束两个月后，通用就将车价每辆提高80美元（Babson,1984:128-130）。

　　美国工运历史学家Steve Babson对这次的罢工和所达成的协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45--1946年的几次经罢工所达成的协议，就成了战后相当长一段日子工会与资方彼此互相对待的模式。一方面工会证明了虽然资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们有力量来为工人争取到相当可观的工资的增加；另一方面，大企业也证明它们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资后将它们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高。在价格提高后，资方不但补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涨。”

　　Babson还说在战后的十年中即使物价不断上涨，汽车的需求还是不断的增加。在汽车生产不断的扩张中利润跟着上升。在战后的十年中，通用公司的利润遥遥领先，每年投资的利润高达125%。在这经济繁荣的十年中，底特律汽车工人的生活改善很多，他们的实质工资比十年前增加了40％。除了工资增加外，工会工人的福利也增加了很多，其中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伤残保险、每年可享有的病假和年假也不断的增加。另外，在后来的合同中又加入了失业补贴金，除国家的失业救济金外，工人可享有长达一年的失业补助，使他们在失业时，每月的失业救济金和头失的补助金的总合相等于工资的95％。在由工会代表与资方集体的谈判中，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有改善。在工会工人的福利和工资不断上涨中，工人提高了消费，消费的提高又进一步帮助了战后的繁荣。

　　但是Babson也说在这战后的十年中，失业和贫穷并没有消失，像在1958年经济萧条时，全国失业率接近7%，底特律的失业率高达17％。在美国北部城市里的贫民窟和南部的农村中的许多人长年都没有工作，过着贫困的生活。

　　1946年，美国的共和党在16年后，再一次控制国会，反共的保守派开始一连串的立法来打击新政时期留下来的比较有进步性的立法。麦卡锡和尼克森在1945--1957年间，利用国会非美国活动委员会的名义展开了对左派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镇压。他们打击工会的领袖、教师、公务员、进步的知识分子，甚至有进步思想的好莱坞制片人。这个非美国活动委员会没有证据的把许多进步人士打击成颠覆分子，使得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失去工作。这些人的朋友被迫与他们划清界线，使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发生困难，而且在精神上也饱受折磨，在孤立的生活中奋斗挣扎。

　　1945--1946年间罢工的规模之大，超出美国资产阶级执政者的意料，因此他们赶忙筹划对策。通用汽车工人罢工刚结束一个星期，杜鲁门总统就提出一个对付未来罢工的提案。这个提案要求国会给总统制止罢工的权力，在工人不肯结束罢工时，总统有权将征召罢工的工人并送到军队去。虽然这个提案后来没有送去国会，但1947年时，国会通过一个专门对付工会的劳工法叫Taft-Hartley Act。这个法案被杜鲁门否决之后，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Taft-Hartley Act中规定所有同情罢工工人而采取的支持罢工的行动全属非法（其中包括支持罢工的示威和抵制非工会工人生产的商品）。不仅如此，在这条法律下，州政府可以各自通过法律来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美国当政者认识到美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所以这条新劳工法还规定所有在工会有职位的人必须要宣誓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样的规定是为了要铲除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

　　20世纪初，美国工会运动蓬勃发展，这时的工会运动是以组织非技术的产业工人为主。从一开始，美国共产党就是组织产业工人工会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各产业工人工会成立时，它们的领导人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各产业工人工会组成它们的总工会（简称CIO）。CIO在政治主张上比技术工人工会（简称 AFL）要进步，也比较能从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着眼。在经济大恐慌时，共产党组织了失业工人，领导他们做政治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Taft-Hartley Act和麦卡锡用非美国活动委员会的配合下，美国的左派受了严厉的政治打击。工会开除了一百万在工会有职位的共产党员，清除了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从此之后，CIO的各种做法就越来越与AFL难有区别。之后AFL与CIO合并，美国工会停止了在体制之外的政治斗争。在体制内工人没有政党，在政治上，工会依附在民主党之下。在选举中工会为民主党争选票，民主党则支持较有利于工会的立法作为交换。

　　这样的发展与后来工会支持美国对外侵略战争，包括工会对美国的韩国与越南的侵略战争，以及工会支持美国在国外的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总工会并与中央情报调查局合作来渗透和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会运动。此后，美国工会停止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斗争，全心致力于争取工会会员的经济利益，不去考虑工会会员以外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增加的确有助于美国战后国内市场的扩张和经济的成长，说明了福特主义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随着工资的上涨，资本也就进一步加速提高自动化的生产技术，减少工会的会员。工会的力量也就从50年代后逐渐式微，随着自动化的改革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比例的下降，工会人数总额不断下降。到了80年代时，美国工会已经丧失了抵挡来自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力量的攻击。

　　在美国战后的20多年中，工人的生活的确有很大的改善，这样的改善也有助于经济的繁荣。但是一方面这样的改善并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恩惠。在这些年中，美国的国民所得和财产的分配比较平均，但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主持公正的结果。就像上面所说的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了解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美国战后的繁荣和安定的背后隐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福利国家”政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到了70年代因生产设备再度过剩而使竞争更为激烈后，资本必须要考虑新的资本积累的策略。

　　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协助资本顺利进行积累。它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有利于资本进行积累的相应政策。经济大恐慌时的罗斯福新政，战后前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和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当时资本积累的特殊需要与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任务。资产阶级国家可以灵活的从“福利国家”的政策转变到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响应了新情势的需要。

第五节 30年代改革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70年代初，资本主义进入战后第一次危机时，主流经济学界一般都认为战后的经济结构经过了彻底的改变，因此像经济大恐慌时那幺大规模的、那么深的和那么持久的危机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到底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政策对战后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什幺影响？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什幺变化？30年代的改革有没有解决第二章开头所讲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二次大战之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在经济景气稍差时，国家就用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的财政政策来扩张社会总需求。中央银行也会用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和降低利率，以便刺激投资。由凯恩斯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干预，使得战后循环性的经济萧条幅度要比没有政治干预来得小，萧条的时间也较短。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干预，而使得循环性的经济萧条没有能发展到底。第二章中曾解释过在资本主义的运转中，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在萧条中一部分剩余产能会被销毁，给未来的新投资创造了机会。但是当国家用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进行干预时，使得经济萧条不能发展到底，也就是说萧条的程度不够深，时间也不够长，因此破产的企业就要比没有干预来得少。许多企业可以勉强撑过难关，等到景气稍好后又可以重新恢复经营了。如果在每一次经济萧条时，政府都用政策来干预，许多剩余的产能都没有能在每几年一次的萧条中经过较彻底的大清除，剩余的产能就会堆积起来而且越堆越多，问题也就越严重，到了一定程度，就非要大清理一番。因此，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虽然对经济有正面的帮助，但是也有它的后遗症。

　　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对战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他所提出的国际货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还是同意了用国际货币基金做世界的中央银行，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凯恩斯没有能预见1973年固定汇率解体，和在那之后到今天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的混乱和经济的危机。今天我们要了解垄断资本“全球化”背后的动力，我们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有深入的了解。70年代初，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解体后，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危机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详细谈到。

　　罗斯福的新政证明了：工人联合起来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跟资本家谈判，对资本主义整体来说不是件坏事。对各别资本家来说，成本虽然提高了，但是工人在工会的限制下不会动不动就要罢工。在没有工会的时候，资本家无法控制工人不定期的罢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损失。在资本家和工会每几年就订一次的合同中，工会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但资本家保有在工资上升后将产品价格上涨的权力。对资本主义整体来说工人阶级较高的工资可以增加消费的支出，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下，大量增加了商品供给，工资的增长有助于社会总生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像汽车虽然在20世纪初开始生产，但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工人，要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买得起汽车。罗斯福新政下的福利制度，也增加了经济稳定的因子，原因是失业救济已经通过立法变成法律了，工人一旦失业马上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工人领到的失业救济金虽然没有工作时的工资那幺高，但是总比经济大恐慌时完全没有收入要好得多。有收入就有消费，经济也就不会不停的向下跌。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在二次大战后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但是到了70年代危机开始后，这些政策对垄断资本的积累失去了功效，这个经过将在第六章中讨论。

　　这一章从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的原因谈起。虽然战后繁荣的原因有好几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大国中不存在着剩余的产能。之后，谈到美国和西欧在经济繁荣中所建立起“福利国家”的背后发展，并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在战后前一时期的繁荣中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并说明在这阶级斗争中，国家所扮演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在这20多年中，“福利国家”和凯恩斯都有助于经济繁荣，但是它们却不是繁荣的原因。

第四章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美元作为世界的主要外汇储备已经有60年了，美元作为世界的外汇储备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好处，美国用它自己的货币来支付进口并可以享受低利借款。——The passing of the buck?《经济学人》杂志2004年12月　　

在第二章中谈过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大国因为要应付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他们用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配额来抵制外货，保护本国市场。他们在关税和配额之外，也争相将自己的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抵制进口和鼓励出口都是为了解决本国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保护本国市场的措施，不但不能对解决危机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因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和过高的关税而造成国与国之间商品贸易的一片紊乱。这种为了争夺市场所导致的恶性竞争，使全世界的停滞，更进一步加深了危机，也更激化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大国的统治阶级从大恐慌的经验中，认识到恶性竞争的破坏性。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们就赶忙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做筹备。先在1944年建立起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是以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为基础，但是跟凯恩斯所提出来国际经济结构并不尽相同。在1947年资本主义大国又成立了关税贸易总协定，关税贸易总协定用削减关税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通畅。这两个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的成立，建立起一套战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相互对待的机制。这个机制构成了战后与国内“福利国家”相配合的资本积累的策略。这个资本积累的策略一直维持到了70年代初，这时资本主义进入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也产生了重大的改变。经过几年的调整后，到了80年代演变成自那时开始到今天的“全球化”。

第一节 战后资本主义的世界金融体系

在战后前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世界金融体系开始于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的成立，到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时结束，共20多年的时间。这个金融体系如何帮助大战后前20年资本主义的繁荣？它为什么能够有20多年成功的发展？又为什么在70年代初解体？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成立的背景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是战后资本主义国际金融组织中最重要的一对。在这两个组织中，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主，世界银行为辅。

凯恩斯是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策划人之一，凯恩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战后的调整中，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之间密切相关联着，而且相互辅助。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采纳了凯恩斯政策代表着前一时期的自由放任的、国家不加干涉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来调节。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战后资本主义大国用国际间的协定和组织来对个别国家加以约束，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彼此合作的机制，避免再回到30年代大恐慌时，因为互相抵制而导致危机的恶化。

1944年，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就在美国的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顿森林开国际金融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复兴发展银行（又称世界银行）。这次会议是以联合国的名誉召集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经济社会理事会是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事宜，它与安理会平行，安全理事会则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事宜。

国际货币基金与固定汇率（1944-1971）

国际货币基金在1944年成立，有44个会员国。国际货币基金在成立时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固定汇率。参加货币基金的会员国希望避免再度发生经济大恐慌时各国争相将自己货币贬值，而导致货币兑换率混乱，进而妨碍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进行。

在国际货币基金规定下，每一个会员国在入会时都分配到一个存款的配额，配额的大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来决定。在50年代初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也被允许参加货币基金，那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配额占总配额的57.6％，其中美国占19.3％、英国占6.7%、西德占5.8%、法国占4.8%、日本占4.6%。

货币基金的政策是由会员国投票来决定，各国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据存款配额的多少决定。因此不像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因为少数资本主义大国拥有半数以上的投票权，这样的规定使得国际货币基金政策的决定权，从一开始就被少数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所控制，而且根据基金的规定重要决策要85％的票数才能通过，而美国占有近20％的投票权，这个规定就保障了美国所独有的否决权；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的设计就是一个保障少数大国权益的组织，而且只有美国掌有否决权。

在联合国的宪章中规定国家不分大小，每一个国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权。虽然在安理会内的永久会员有否决权，但是在大会中联合国这种一国一票的制度，使资本主义大国在其中取得控制权比较困难。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在名义上，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隶属在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上，联合国早已无权过问。

美、欧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持有大多数股份，因此控制了这两个机构的决定权。到今天不但联合国无权过问任何有关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决定，在这两个机构每年开年会时，联合国的总秘书长都不准出席致词。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协助国际资本运转中有互为辅助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在会员国的外汇短缺时给予贷款，它的贷款属于短期。而世界银行的贷款则是为了支援某个项目基础建设，因此属于长期贷款。落后和弱小国家如果要向世界银行借款，必须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一切规章约束。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向世界银行借款时，世界银行就借着贷款来直接影响借债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譬如跨国资本要在一个国家开采矿石，世界银行就借钱给这个国家来修建港口，因此便利矿石的输出。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一个扮黑脸，另一个扮白脸。从表面看来，世界银行好像是个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机构，而国际货币基金好像是个对第三世界制裁的机构，但是用这样的标准来区分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和宗旨是一致的。

国际货币基金建立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固定比例来维持固定汇率，美元由美国担保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黄金，而变成了世界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英国的代表凯恩斯和美国的代表Harry Daxter White对未来国际贸易流通中支付的媒介有不同的意见。在会议中，凯恩斯提出为了保障贸易的扩张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数量的限制，基金应该创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凯恩斯将他所构想的国际货币命名为Bancor。他认为这种国际货币的数量可随贸易量的大小来调整，就像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银行随着经济的情况来调整一样。美国代表White 同意凯恩斯对世界贸易中需要一个被所有国家共认的交易媒介的这个构想，但是他认为大可不必再创一种新货币，美元即可当作国际货币来使用。战后的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大不如前，而美国在大战中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因战争物资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英帝国没落，英镑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就是连英国这位经济学的祖师爷的意见也变得没分量。美国就在这次会议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权地位来影响会议所做的决定，因此美元就变成了世界通用的货币。

国际货币基金、美元与固定汇率

货币基金制定了一套维持固定汇率的规则，固定汇率的制定是由美元与黄金维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当时美国将一盎司黄金定价为35美元。每一个会员国的货币的价格也都与黄金维持一定的比例，由此来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的比例，就是汇率。

这个汇率一旦决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因为贸易不平衡有必要更改时，必须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许可，否则每个会员国都必须维持它的货币与美元之间汇率上下不超过1%的波动。如果某一国的货币升值超过1%时，这个国家必须抛售它本国的货币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国的货币贬值超过1%时，这国必须用它的外汇储备买回本国货币，使本国货币的贬值不超过1%的限度。

为了预防会员国的外汇储备会因为贸易的入超而不足，以致无法用外币来买回本国货币以维持本国货币贬值不超过1%，货币基金规定每个会员国在入会时，要先将相当于它配额的25％的黄金存入基金，配额的另外75％，可用它本国货币存入基金。如果哪一个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可先借用它所存入的黄金，再不够时，可向基金要求贷款。向基金贷款除了要付利息外还有其它的条件，这些条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重大。特别是到了8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基金对落后国家所采取的制裁跟垄断资本「全球化」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后面第八章和第九章中会继续加以说明和讨论。

美元变成国际货币除了因为美国是战后第一强国之外，还因为在大战刚结束时，它拥有全世界黄金储存总量的70％。美国向其它国家承诺：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可以随时将它所持有的美元以35美元向美国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国对美元用黄金来保证，也是当时各国逐渐用美元代替黄金来做贸易交易的媒介和外汇储备的重要原因。美元的价值经由黄金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而且又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它就取代黄金而成了国际贸易中主要的交易媒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用美元作为支付和记账单位，美元也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的主要部分。因此，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所维持的固定汇率下变成世界货币。这个固定汇率的体系是靠美元来维系着，而美元的背后又由黄金来支持，因此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

美元变成世界货币和战后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在全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展投资有不可分的关系。美国的资本家携带着他们国家的货币（美元）就可以在大多数国家投资建厂，他们也可以用美元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取得他们对其它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根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所累积的直接投资占总额的52％，比直接投资占第二位的英国高出很多，英国只占14％、法国占5%、德国占4.4%，日本更少，只占2.7%。当年全世界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除四家之外，皆属美国所有（联合国，1973）。

美国直接投资总合的数额从1946年的70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一千亿美元，是1946年的14倍以上。到70年代初，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年产值达两千亿美元（1974）。对外投资等于在国外置产，投资之后每年有各种收入，直接投资就有利润和专利权使用费的收入，股票投资有股息和股票增值的收入。如果是对外贷款或购买外国债券，则有利息收入。到了60年代初，美国的这几项收入在它国际收支经常帐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对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的说明参见附录三）。

大战结束不久时，欧洲国家和日本才开始重建，它们的建设物资和民生物资都非常缺乏，需要靠进口来补充，因此为美国开辟了广大的出口市场。战后的十几年中，美国商品贸易出口大于进口，在经常帐上有大量的顺差。美国因进口，和对外投资，以及维持它在海外的军事基地等开支所流出的美元，很快的又经它的出口而回到美国，因此不存在美国境外美元过多的问题。事实上，流出美国的美元数量还不足供给世界国际贸易的支付用途，直到50年代末，都存在着所谓“美元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的各种交易上，美国境外的美元作为交易媒介还嫌不足。

战后美国在国际收支上的资本帐上，一直都因为持续的大量对外投资和经济外援而存在着逆差。从大战结束初期直到50年代底，经常账因贸易出超而来的顺差补过资本帐的逆差还有余。此后，欧洲国家和日本经济重建，在十几年中它们的生产不但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且由于战后投资建设起来的新的生产设备生产效率高，在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上往往比美国更有竞争力。到了50年代底，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帐中的顺差已不足抵消资本帐的逆差。

因此，流到美国境外的美元不能靠美国贸易上的出口全部再回到美国。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数额增加，这些美元也不时回到美国换取黄金。1958年时，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已相当于它国内的黄金储存量的总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国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国以35美元换取一盎司黄金，美国就将失去所有的黄金储存。

到了60年代情况就更加严重，美元贬值的压力在境外美元不断增加下持续的加强，境外的美元继续到美国换取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存减少，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71年；1971年08月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不再接受美元兑换黄金，固定汇率也跟着解体。

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并不是凯恩斯的原意，用美元作为国家之间贸易的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并且用美元与黄金的比例来决定并维持固定汇率，这样的一个世界金融体系虽然在战后20几年中，维持了贸易的成长，但是美国境外的美元是根据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来决定的，而不是像凯恩斯所希望的国际货币总量应以贸易额大小来加以调整。

美国在50年代的贸易出超额大过了它的资本输出，所以流到美国境外的美元数量过少，因此不够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交易，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之用。等到美国的贸易与资本流动总额发生逆差，必须要用输出美元来补足时，美国境外的美元又太多，在美国境外的美元过多时，就受到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压力，因此固定汇率维持不下去。

在这20多年中，美元虽然作为世界货币来用，但是它的数量大小却没有能由像国际中央银行这样的组织来控制，而是受制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来决定。而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又由它的对外投资的数额，它维持国外驻军的开支，和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来决定。

在战后前一时期，到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为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虽然有上面所指出的各种问题，但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金融体系对战后的经济有积极的贡献；一方面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补助了黄金数量的不足，使得贸易额与投资额不受黄金数量的限制。另一方面，到了60年代后，虽然美元不断的受到贬值的压力，但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共维持20多年。这两方面都有助于战后前一时期国际贸易和其它国际间金融交易量的快速成长，因此对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积极的影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也给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独有的特权。

除了上述所提的两方面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在这个金融体系瓦解之前，国际间的交易媒介数额的扩张受到限制。美国国外的美元虽然数目很大，但是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因为在1971年之前，美国必须顾虑到持有它境外美元的国家有将手中美元兑换黄金的可能。所以每当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扩大时，美国就受到美元兑换黄金的压力，美国在压力下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使得它的国际收支的赤字不再继续扩大。但是到了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之后，它在境外美元数额扩张就不再受到限制，在这之后，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数额之大是惊人的。这样的发展不但与7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是相关联的，也是互为因果的，而且这样的发展因为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限制，在今后只会继续恶化，这一点对了解危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第七章中将再做解释说明。

固定汇率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而产生动摇

到了50年代底，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加资本账的总和）的逆差继续恶化，美国境外的美元快速的增长，因此美元面临随时都可能贬值的危机。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担心它们所持有美元外汇储备会因美元贬值而造成损失。美元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一旦美元贬值，这些国家将失去很大的一笔外汇。

1958年以后，没有人知道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还可以维持多久。美国境外堆积起来的美元日益增长，因此增加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压力，境外美元回到美国兑换黄金的速度加快。1959--1961年间，就发生了第一次美元挤兑黄金；单单在1959年一年中，美国就失去了它当时黄金储存量的10％，在50年代的十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存量从1950年时的230亿美元（以35美元折合一盎司黄金计）下降到50年代底的180亿美元，下降了22％。

美国是货币基金中最重要的会员，但是美国依仗着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霸权，可以不遵守货币基金的规则。当市场金价在1960年10月上涨到每盎司40美元时，美国作为一个基金的会员国，有责任抛售黄金（或其他外币）购回美元来维持美元贬值不超过1%，但美国却依赖其他国家来维护美元不继续贬值。像德国要避免它的货币(马克)与美元相对升值，就要抛售马克收购美元，以便维持美元与马克之间的汇率波动不超过1%。到1961年10月，资本主义大国又被迫联合起来抢救美元，它们用黄金储备来购买美元，以便抑制因市场金价上升而造成美元贬值。直到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为止，固定汇率经过了多次的波折。这一点在后面第六章中还要再加以解释。

第二节 战后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体系

关税贸易总协定成立的背景

关税贸易总协定在1947年成立，当时大战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成这项协议，目的是要通过它来降低关税以便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流通和增长。

大战后成立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主要的目的是用谈判来降低进口关税总协并用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原则（Most Favored Nations Principle）来达成包含所有参与国家的多边贸易协定。“最惠国”的定义是如果一国给予另一国家关税上的优惠，则这个国家必须同时给予其他每一个国家同样的优惠，不可厚此薄彼（“最惠国”的定义如今己被美国曲解，它变成了由美国单方面决定哪一国可以被列入它的最惠国名单）；在关贸总协“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下，会员国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国家，而最惠国的规定是用来避免再度形成大战前的贸易集团。

关贸总协成立时，因为有鉴于大战前各国采用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市场而产生对贸易流通的阻碍，因此关贸总协规定参加的会员国家不准用进口配额来阻挡进口。但是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运作时，资本主义大国并不遵守这个规定。

关税贸易总协八个回合谈判

关贸总协在1947年成立到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关贸总协从成立到1995年之间，共经过八个回合的谈判，如下表。

回合	名称	年份	参与国家
一	Geneva	1947	23
二	Annecy	1949	33
三	Turquay	1950	34
四	Geneva	1956	22
五	Dillon	1960-1961	45
六	Kennedy	1962-1967	48
七	Tokyo	1973-1979	99
八	Uruguay	1986-1994	117

　 　

关税贸易总协定从成立到70年代初

在关税贸易总协定前几个回合的谈判中，资本主义大国用协商和谈判来降低他们的进口关税，因此对他们之间贸易的扩张起积极作用。但是到了第六回合(1962--1967)之后，各国之间削减关税谈判的情况有所改变。到了7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变化，因此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

在二次大战后的前20几年中贸易快速的增长，而贸易高速增长又帮助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因此，使资本积累得以继续扩大。就像第三章中所讨论过的，关贸总协在战后这20多年能产生这样的功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大国内还不存在着严重的生产设备产能过剩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大国间市场的争夺尚不很激烈。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几乎每一项都遥遥领先，没有国家可以竞争得过美国。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带头削减进口关税，再要求其他国家也削减关税。战后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也乐意合作，以求得在贸易通畅下发展经济和资本积累。今天美国有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看到目前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对市场的争夺互不相让的情况，常会对过去这一段历史产生无限的怀念，希望各大国间可以再次用谈判来达成合作，但问题是在国与国之间矛盾不深时，合作容易，当矛盾深化时，合作就困难了，这一点从70年代初以后的发展可以清楚看出。

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中资本主义大国所享受的特殊利益

关税贸易总协定在不同的回合中包括了不同的谈判项目。从关贸总协几个回合谈判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关贸总协虽然宣布了一些基本原则，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根据原则来处理事务。关贸总协的决定总是从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出发的。

有关农产品贸易的谈判就是最好的例子，三、四年前台湾和中国为了要参加国际贸易组织，台湾和中国个别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重要国家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的一个困难就是国际贸易组织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参加国际贸易组织就必须逐步取消对本国农产品市场的保护，其中包括削减进口税、取消进口配额和逐步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

但是关税贸易总协定从一开始直到第八回合谈判之前，谈判的范围都不将农产品贸易包括在内。在第八回合的谈判中，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还在争执是否将农产品包括在降低关税和取消补贴的谈判范围之内。到第八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才规定参加的国家必须逐步开放它们的农产品市场，这些决定都是以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为优先考虑而做的（参见附录四）。

关贸总协定前七回合的谈判只限于削减的工业产品贸易的关税，主要原因是美国和50年代后的欧洲存在着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政策就是由政府来限制产量，和保证农产品价格来解决生产过剩和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关贸总协将降低农产品的进口税也包括在谈判的范围之内，则会使美国因农产品进口的增加而无法有效的控制供给，也就无法保证它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所以关贸总协就根据美国利益来制定它的第11条款，这一条款免除农产品被列入削减关税的范围。紧接着第11条款通过之后，美国就违反了关税总协不准设立进口配额的规定，而设置了乳类的进口配额，美国这样的作法使关贸总协第一次做出允许其他国家采取报复美国行动的决定。

有关美国农业生产过剩的问题还要回到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这段历史来看。第二章中谈过，美国在经济大恐慌时，因为农业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生活困难。1933年在罗斯福新政下，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这条立法主要是由政府来干预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机制，政府政策中包括限制生产量和通过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也就是用提高价格来补贴农民。在1951年时，这条法经过修正变成美国保护它的农业的法律。在此法中的第22条中规定：美国在过去或未来所参加的任何国际协定都不得违反这一条，换句话来说，美国这条由国家所定的农业法凌驾于任何国际协定之上。

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下，关贸总协只好允许美国在农业贸易上持有这个特殊权力，准许美国根据它保护自己农业的需要来制定它的农业贸易政策。自此之后，美国除了乳类的进口配额外，更设立了棉花、小麦、花生、燕麦等项农产品的进口配额。除了进口配额外，美国更用出口补贴来鼓励它的剩余农产品的出口，在出口商将农产品用低价倾销到国外后，美国政府再将国内外的差价付给出口商作为补贴。

二次大战刚结束时，西欧国家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但是没过几年，西欧国家农业生产恢复后，也开始产生农产品过剩的问题。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到1962年共同体内的国家采取了共同农业政策（简称CAP）。在这个政策下，共同体内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彼此关税优待，但对共同体外的国家则继美国之后，同样采取用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配额，以及出口补贴来保护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国家的农产品市场。

资本主义大国在彼此竞争之外，也同时根据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彼此支持。美国支持欧洲对小麦和乳类的保护，西欧国家则支持美国对大豆和玉米的保护。上面已经提过，到了60年代底，美国因为国际收支上的不平衡，美元受到贬值的危机。到了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它也同时增加了农产品进口配额的项目，这样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不经协商的单方面决定，是美国一贯的做法，只是到了80年代时，这样的作法就更变本加厉。

从这里可以看到，关贸总协从一开始就没有保持「自由贸易」或「公平贸易」的原则，而是资本主义大国根据它们自身的利益达成它们之间的各种妥协。50年代时，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小麦的价格而收买了大量的小麦，在它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曾用小麦作为援助的物资。但是美国用小麦作为对欧洲援助时，它顾虑到不要因为美国小麦的供给而阻碍西欧国家农民恢复小麦生产，所以它不采用低价倾销的政策。后来美国也同样用小麦作为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美国就不顾因为它的低价小麦倾销对这些国家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从50年代起，美国将小麦运到从来都不吃小麦，而且在粮食上可以自给自足的第三世界国家。结果只在20年的时光，美国的小麦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生产的一些谷物，因而使得这些依赖进口的粮食，当援助停止时，它们就成了世界小麦市场上的主要顾客。

在关税贸易总协中，资本主义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对付发展落后国家时总是联合在一起。除了农产品之外，资本主义大国并且联合起来用进口配额来抵制第三世界国家纺织品进口的限制。1971年时，美国的人造纤维纺织品的进口比前一年增加了80％，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日本、台湾、南韩和香港同意“自动”限制人造纤维纺织品出口。欧洲共同体（简称EC）也在1975年时对台湾的人造纤维纺织品设进口限额。

1974年时，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压力下，第三世界纺织品出口国家又分别与资本主义大国签订多种纤维安排。这时资本主义大国抵挡不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的竞争，它们因此不顾关贸总协不允许进口配额的规定，单方面决定用进口配额抵制来自第三世界纺织品的出口。在这个多种纤维品安排下，资本主义大国设立它们从个别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各种纺织品配额，这个安排在开始时，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用来保护国内的纺织工业的临时办法，当时这些大国提出的理由是配额可以给它们国家的纺织业一段缓冲时间来做调整，但是这个所谓临时的安排并没有在短期内废除。

到了70年代初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再度明显化后，不但资本主义大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因此到了70年代初之后，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的功能也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情况而产生了变化。虽然从一开始在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内，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从来就没有平等可言，在重要的议题上资本主义大国总是联合起来对付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到了70年代世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时，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手段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

第三节 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二次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世界成了美国一国独霸的局面，英、法、德、日各国都没有能力向美国挑战。美国除了它在经济上的霸权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是一国独霸。在美国独霸的局面下，别的国家同意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以会员的身分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约束。

在战后这20多年中，资本主义的这个体系虽然相当稳定，但是也发生了好几次金融危机，只是与近年的危机相比要轻微得多，而且范围也小得多。固定汇率除了因为美国境外的美元先是过少，后是过多所引起的问题外，也发生了因私人资本的流动而引起的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这样的危机到了这个体系的最后十年，变得比较频繁起来。

在固定汇率下，国家用买卖外汇来使汇率上下变动维持在1%之间。当美元进入一个国家时要换成本国货币，而导致本国货币升值，如果要保持固定汇率，则中央银行就要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美元。反之，如果资本有流出，本国货币要换成美元而使本国货币贬值，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则要出售美元。

在50年代时，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还没有取消外汇管制，所以私人资本的流动是在国家限制之下进行的。大部分西欧国家到1958年底才取消外汇管制，允许外币与本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日本则是到了1964年才允许外国货币和本国货币之间的兑换。因此，国际间私人资本的流动量在50年代时还是很有限的。

跟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到国外投资，欧洲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量也跟着增加，国际间的私人资本的流动量增大。到了60年代，私人资本更随着管制的取消而活跃起来，或者可以说私人资本活跃起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管制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变得困难，因此成为取消管制的原因。

当私人资本（美元）进出一个国家数量增大和次数频繁时，维持固定汇率就比较困难。除了因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流动外，也有投机资本的流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规定下，各国中央银行要维持固定的汇率，但是在特殊的情况可以将它本国的货币贬值。因此，当一个国家发生国际收支的逆差时，投机的资本就将以这个国家货币为单位的资产（像股票、债券）卖掉，等到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后，再买回来，以便从这之间谋利。

在固定汇率下，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了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投机的资本就可以趁机会介入，投机资本的介入可能在这个国家尚没有足够时间来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时，迫使这个国家不得不将它的货币贬值而造成危机。像1964年英国的贸易发生赤字，投机资本就以英镑为单位的资产卖出，这种对英镑的冲击一直继续到1967年英镑宣布贬值为止。到1969年，法国的法郎也受到同样的冲击。

投机资本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所能产生的冲击与近年相比较是要要小多了，但从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和关税的减免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间资本的流动，但是当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大部分取消了之后，贸易额和资本流动就随着扩大，这时要维持固定汇率也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早在美国单方面宣布它不再接受美元兑换黄金之前，这个固定汇率的体系就已经发生动摇。除了上面所说的因为投机资本而引起的国际收支危机外，到了50年代中之后，西欧国家的经济早已经复原，并且紧追在美国之后。到了60年代中，日本的经济也赶上了美、欧。因此到了60年代，美国战后一国独霸的局面已渐渐不能维持。美国在贸易上的出超不再能继续支持它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维持它在海外军事基地的费用。60年代中之后，美国的贸易更因为它侵略越南战争而产生大量的逆差，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元的信心早就开始动摇，美元贬值已经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

归根究底，二次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能够维持固定汇率和将关税不断的降低，都是因为在这一段日子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不存在着大量剩余的生产设备的产能，因此国与国之间不必做你死我活的竞争。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可能使国家之间在竞争中达成合作的关系。除了世界上不存在着大量的生产设备这个基本的条件之外，就是在各资本主义大国间，美国在经济上遥遥领先。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和关税贸易总协的成功并不是只要将几个大国凑在一起用谈判就可以达成的，这两个国际金融贸易组织是在战后这个特殊的客观环境下，达成了它们辅助战后经济繁荣的功能。而这样的客观环境是必然会改变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设备产能再度过剩，美国逐渐失去他在经济上一国独霸的局面，而历史就正是这样发展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后资本主义大国曾有做过实施凯恩斯国际经济政策的尝试。但是美元究竟不是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也不可能承担得起世界中央银行的功能。

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与他的国内经济政策对战后这20多年的繁荣都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一段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上面所说的特殊的客观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凯恩斯政策对战后的安定繁荣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政策却不是战后繁荣的主要原因。战后前期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因为在这一段日子中，资本没有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忧虑。到了70年代初，世界产能过剩的问题再度明显化后，凯恩斯国内政策和他的国际政策就失去了它们曾有的效能。

第五章 战后前20年落后国家的发展

在本国资本家与帝国资本的竞争中，本国资本家牌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受压迫的国家中本国资本家能扮演进步角色的可能性更降低了。      ——Elizabeth Dore and John Weeks,"Class Alliance and Struggle in Peru",Lain American Perspectives,Summer,1977　　

所谓出口导向工业化显然就是台湾国际加工基地化。                    ——刘进庆著《台湾之经济》　　

在大战结束到70年代初的一段日子内，除了少数国家（但占人口的大半）经过革命成功而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外，大多数发展落后的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总方向下，其中大多数又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这些落后国家想要模仿19世纪美国和德国及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用限制进口来完成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另外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则是采取了用发展出口来带动经济的成长，像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在80年代进入“全球化”后，采用进口替代策略的国家的经济全盘破产，这一点将会在第八章中讨论和说明。

事实上，采取进口替代来发展经济策略的失败和“全球化”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全球化”可以进一步扩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换句话来说，只有在采用进口替代发展国家解除了它们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后，“全球化”才能够快速进行。在80年代之后，落后国家完全放弃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这时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将他们的经济开放，希望用发展出口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在80年代的“全球化”开始之前，有少数国家（地区）采取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它们的经验若以国民总生产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标准的话，的确是成功的。所以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在“全球化”后，就成了所有发展落后国家都想要模仿的典范。

这时美国学术界的菁英在大肆宣扬华盛顿共识时，就把台湾、南韩说成是最早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例子。但是台湾和南韩的发展并不是依靠自由市场的调节来发展的，它们的发展跟第二章中所谈到的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它们的发展成绩是与国家的策划、干预和赞助不能分开的；因为这样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所以已经受到一些反驳（瞿宛文，2003）。

在80年代之后，台湾和南韩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被迫做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说明了在世界大环境的改变后，不但想要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国家不可能重复台湾和南韩的发展经验，就连台湾和南韩也不可能沿着过去的途径来继续发展。

第一节 进口替代发展策略的经验

大战结束后，亚洲和非洲许多前殖民地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以及在19世纪就争取到独立的国家，都急着要发展它们的经济，它们希望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自主性，不再依赖它们在殖民时代的宗主国。在战后这一段日子里，这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有追赶前进的决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那是跟今天非常不同的一个世界。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前20年，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尚未进入危机，发展落后国家有一段比较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它们在20年的发展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对这一段发展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所用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和与这个策略相关的依赖理论，对一些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现今一些谈经济发展的论述对这一段的发展只是稍提一下，但是不做分析，有的论述甚至连提也不提，好像这段历史从未发生过。

在主流的经济发展论述中对依赖理论的处置好像把它看成是60、70年代时曾经时髦过的，但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原因抛弃了。但是依赖发展理论中所用的“中心”和“外围”一类的词句却还时常出现，但是这些词所代表的意思又不是很清楚。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20多年中，无论是刚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还是在19世纪就己经独立的国家，都希望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非常有信心的认为他们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植私人资本的发展，以便完成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

在战后的20多年中，许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努力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到了80年代中以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完全放弃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意愿和希望。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探讨。在以下的讨论中，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的具体例子来做说明。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进口替代发展

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想要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早在30年代，当世界资本主义面临经济危机时，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危机中无暇它顾，拉丁美洲国家反而有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在经济大恐慌时，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生产大幅下降，所以这些国家从拉丁美洲国家进口的原物料也跟着急速下降。拉丁美洲国家因为他们的出口大幅下降，因此没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工业品。这样的发展反而给拉丁美洲国家因为他们所需的工业品缺无，而有发展自己的工业的机会。从经济大恐慌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几年中，拉丁美洲国家发展了自己的纺织业、制鞋业、食品加工业和轻化工业，初步完成他们的工业化。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交通运输和金融业，也发展了教育和研究的系统。轻工业的发展供给了农业所需要的现代化的生产资料，也逐渐促进农业的生产，在工业和农业发展下，扩大了国内的内需市场。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丁美洲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但是这基础还是相当的薄弱。随着工业化，拉丁美洲国家内的阶级结构也起了变化，本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扩大。由资产阶级所组的国家也有一定的力量，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有很强的意愿要继续采用进口替代策略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在他们的推动下，1948年联合国在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下，设立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简称ECLA）。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和这个区域的资本主义。

进口替代的策略主要是用进口关税或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就像当年发展落后于英国的美国和德国一样，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上无法与先进的英国竞争，因此如果对英国的工业品进口不加限制，自己的弱小工业在进口的英国产品竞争下，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等到它们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后再开放进口。战后的日本也是用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来超越美、欧的。

在拉丁美洲，将重要企业国有化是进口替代发展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发展落后国家除了将许多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外，并用国家资本成立了大型的国有企业。因此重要的企业像能源、电信、交通等企业都属国有。这些国有企业通常都是以低价来供给其他私人企业，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私人企业在国家的补贴下享有低价的能源和交通运输，因此有助于私人资本积累。

将一个私人企业国有化或是将一个国有企业民营化，都是靠着政治力量来改变一个企业的所有制。关于国有化或民营化的决定并不基于一般所谈的经营效率的问题，民营企业可以有效率或是无效率，国有企业也可以有效率或是无效率，不能说民营企业一定有效率或国有企业就一定无效率。像台湾的电信局、铁路运输都曾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率的企业。还有像南韩的国有钢铁公司（简称POSCO，浦项钢铁）被评价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还送人去浦项钢铁接受培训。在60和70年代时，美国的一些大型私人企业，像福特汽车公司和IBM等，都是非常没有效率的私人企业。

同时当我们谈到效率问题时，我们还必须谈到底什么是效率，譬如一个发展落后国家工业化时需要电力，假设这个国家没有足够大的私人资本可以盖起一个大的发电厂，那么是等私人资本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再来盖一座（私有的）发电厂？还是国家用税收来盖一座（国有的）发电厂呢？还是欢迎外资来盖一座（外资所有）发电厂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种选择显然不智，而在第二和第三种选择之间，一些经济落后和政治受外国控制的国家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像拉丁美洲的国家在二次大战前和大战刚结束时，它们的石油生产和金属和非金属的矿产都是外资所有。若是只按个别企业来说，一个外资所有的企业可能非常有效率，因为这些接受外资的国家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因此他们的政府对外资企业无法做什么规定或限制；外资可以付本地工人低工资，将工作时间拉长，给工人很不好的工作环境，和将污染废料随意丢弃不作处理。这样的经营方式都可以降低成本，以及增加这个企业效率。还有新开采的矿山含矿量高也是外资企业有效率的另一个原因。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家在发展中国家还经常投资电力、煤气、铁路交通这样的独占企业，因为没有竞争，而当地政府对价格又没有限制，所以利润很高。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外资常常掌有新的技术。

但是对一个想要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来说，只注重个别的外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不见待有利于它整体的发展。因为一方面，外资企业所开采的矿产往往都是运到国外而不是为本国工业所用（石油生产就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高价的电力和高价的交通运输都不利于本国的资本积累，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还有其他早先已经取得独立但在政治和经济仍受资本主义大国控制的国家，都极力要争取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将许多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有企业都是这样开始的。在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下，国有企业对整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从整体着眼，就不能说这些国有企业没有效率。

还有必须要指出的是，一般国有企业都常要经过立法过程，对资本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国有企业不以谋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它的雇员是为国家工作的，因此在工资和福利上，像工作权、健康保险和退休等都有一定的保障，这些都是国有企业优越的地方。所以一个企业是否有效率，要看效率该如何去衡量。可以单从一个个别企业来看，也可以从这企业员工的利益来看。当然在许多国家中，国有企业只有其名而已，像在一些国家中，国有企业都是由统治者和他们手下的官僚控制着，这样的企业就失去了国有的性质。

在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下，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能达成稳定的和高速度的经济成长。以墨西哥为例，在这段日子里，它的国民生产毛额每年成长6.8%，年通货膨胀率维持在4%以下，而且墨西哥的比索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长达22年之久。墨西哥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常被称为它的黄金时代。在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下，墨西哥除了对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外，并且对进口商品的项目和数量加以限制。这样的政策是用来抵挡外来竞争以便保护本国的工业。在进口配额的政策下，政府规定进口必须要申请执照，政府根据发展的需要来审核申请进口的项目。

从1956～1970年间，墨西哥需要执照的进口工业品占总工业品进口的比例从17.7％增加到68.3％。墨西哥也将重要企业国有化以便增强本国资本对外资的抵抗。这样的发展策略是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发展，在国家的计划和保护下来发展各种重要工业。国家并同时用总体经济政策来调节经济，以便保持经济的稳定。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用进口替代来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一直到70年代底，他们并没有能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因此在政治上也就无法得到自主，不成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比较力量太薄弱，资产阶级的薄弱也就等于是由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国家力量薄弱。

因此在“全球化”开始后，他们经不起国际垄断资本的攻击，在外债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放弃了战后前一时期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在本书的第八章到第十章中，将再进一步讨论和分析大战后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

第二节 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与依赖理论

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ies，也可译为庸属发展理论）这个学派主要是研究落后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换个角度来说，这个理论是要说明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的原因。在70年代时，这个理论曾经盛行一时，而且它常被认为是站在发展落后国家立场为这些国家打抱不平的理论。在今天讨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时，却很少再被提起。我认为对这个理论的讨论和批判仍然是必要的，因为依赖理论不仅是存在于抽象的层面，它与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也有关联。进口替代的发展在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20年之后，完全失败了。我认为要了解失败的原因可以从认识依赖理论开始。

在讨论之前，先要说明依赖理论中又分了好多支派，所以并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所有支派的完整理论，也要说明这里并没有要对依赖理论中的各派系之间的相同或相异的地方做比较。虽然依赖理论的各派中有分歧，但是有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特性。简短的说：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落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与落后国家的不发展乃是一体的两面，都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发展的结果。

依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与未发展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他们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来解释前者对后者的剥削。发展落后国家自己不能生产工业品，造成他们对先进国家进口的依赖，落后国家的出口多限于原物料和一些热带农产品，而工业产品与原物料的交换比价越来越不利于落后国家。因此从交换中，发达国家从落后国家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从落后国家转到先进国家促进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因为失去了剩余价值，资本不能积累，因此不能发展。

Andre Gunder Frank是依赖理论中的一个支派，他指出拉丁美洲国家只有在美、英和其他西欧国家发生战争时，或者在先进国家因为国内经济危机无暇它顾时，才稍得喘息的机会，才有可能发展一些以内需为主的工业。Frank的另一看法也值得一提，他批判当时一些主流派发展理论中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认为落后国家与外来资本接触愈多的地方（像一些大城市，如巴西的圣保罗等），经济愈发展，但是跟外来资本接触较疏远的穷乡僻壤，经济则愈形落后。这样的说法是要证明外来资本可以给某个地区带来发展。法兰克反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在拉丁美洲一些最贫穷的地方，像以前产糖胜地西印度群岛，和巴西北部的矿区在历史上都是和欧美资本主义大国接触最密切的地方。当初帝国征服殖民地就是为了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或是为了适合生产糖、咖啡、热带水果的气候和土壤，当这些地区的财富一旦被吸取干净，欧美资本主义大国就撤走到别的地方去搜刮，并没有在当地留下任何发展成果的痕迹，法兰克这样的看法是跟历史现实相符合的。

依赖理论的一支派是由巴西的费南多·卡多索代表的庸属性的发展论点，卡多索认为落后国家的发展是庸属在先进国家之下，他认为在庸属性的发展下，庸属的国家并不是不发展，但是他们的发展是带有庸属性的或是依赖性的。他认为这样的发展虽然没有独立性，但附属在帝国之下，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还是可以发展他的经济，也就是说虽然弱小国家受强大国家的控制，但却可以因此得到很多好处。

卡多索是巴西的上一任总统，这个曾经在过去被认为是一个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最终投降于强大的国际资本和美国的威严之下。9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中，巴西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和一切附带的苛刻条件，卡多索就要执行由基金所强制的结构性调整措施（简称SAP）中各项对巴西制裁的条款。

有些曾经追随过他的知识分子不免为他的下场感到遗憾，但如果追溯他的思想根源，我们不难发现他从来都认为落后国家可以从国际资本那边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好处，那么卡多索从一个尚称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转身就变成为跨国资本服务的官僚这样的发展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节 对依赖理论的批判

在左派的论述中，对依赖理论有不同的批评，Tom Bottomore在他所编的马克思字典里总结了对这个学派各种批评：依赖发展理论有一个自己跟自己兜圈子的问题，因此很难说明控制和被控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强国之所以强，是因为它对弱国有控制权，因此可以从弱国抽取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就很难说明为什么从开始强国对弱国就有控制权。在总结中，他的另一批评是：此学派对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吸取是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但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应该包括阶级之间的关系。依赖发展理论不讲从开始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只讲剩余价值在交换中如何分配。（1983）

马克思主义者对依赖理论学派提出很多的批判（这里有必要说明，依赖理论学派中也有人自认和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里来讨论和批判依赖理论，不是要将问题扯远了，而是要在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失败后，再回头来分析在战后前一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国家是否曾经有发展自主性的资本主义的可能，和探讨这样的发展在80年代“全球化”开始之后，这些国家放弃了发展自主性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在对依赖理论的批判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着重点，这里只对批评依赖理论各派都认同的一点提出，这个批评指出依赖理论只在流通领域谈剩余价值的分配，从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转移）来谈国与国之间的剥削关系，但是要认识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必须要了解阶级之间的关系。依赖理论不讲剩余价值在生产领域中如何产生，只讲剩余价值在国与国之间如何进行分配。

依赖理论在战后落后国家发展方向上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是因为这些国家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交换关系上剩余价值被占据了，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应该集中在改变他们和列强之间的交换关系上，而不必去分析发展落后国家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换句话说，按照这样的分析会得到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中，他们的资本虽然弱小，但是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用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来抵制外来的竞争，他们可以用保护贸易和对外资的限制，来防止剩余价值外流，从而独立的发展出有自主性的，而不是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因此，这个学派的理论就成了落后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因为如果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是不发展的原因，那么断绝依赖就应该可以顺利发展资本主义。

对依赖理论的批判中，主要都着重批判这个理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不做阶级分析。在Elizabeth Dore和John Weeks的论述中，他们分析了秘鲁的社会，在分析中他们对依赖理论提出严厉的批判(1997)。他们分析了秘鲁的资产阶级中的不同的成分，他们说到了70年代的后半，秘鲁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主的发展己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这几十年中，资产阶级内的不同成分都想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来掌握国家的政权。Dore和Weeks认为对资产阶级的内部应该做区分，这个区分是要根据他们在生产中的物质基础和他们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来决定。他们认为秘鲁国内的大商业资本家是资产阶级中的买办阶级，他们主要是作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市场之间的媒介。资产阶级的这一个阶层的活动是属于流通领域，因为他们不在生产领域内，所以他们和外资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他们就是依靠外资而存在的。在秘鲁资产阶级中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这一阶层的资产阶级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活动，他们包括大型的垄断资本，也包括比较弱小的资本。这些资本集中在制造业和矿业，其中也包括鱼产加工、金属加工和制糖等业。

Dore和Weeks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跟外资之间在市场竞争上有利益上的矛盾，因此他们可能会有反帝的进步性。但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无法独立于国际资本，所以他们反帝的一面常常是软弱的和动摇的，这两位作者因此认为左派反帝的斗争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从秘鲁的发展历史中，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与外资有利益上的矛盾，会有反帝的可能，但是他们的反帝不可能彻底。他们也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只是要解决他们和外资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阶级就是靠对工农的剥削而存在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去解决阶级之间剥削的关系，他们所站的阶级地位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发动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咦！这段怎么好像在说台湾的国民党啊！又好像在说现在阿扁领导的民进党政府啊！）

我同意Dore和Weeks的分析，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反帝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在反帝的运动中不但不联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镇压他们。工人阶级和农民不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得到解放，因此他们的力量也就发挥不出来。不仅如此，就是因为这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所以反帝的运动中就不可能成功，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战后曾经要排除外资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向国际垄断资本全面投降了。根据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发现与外资合作要比与外资对抗有利的多。拉丁美洲国家资产阶级放弃了他们对外资的抵制，放弃了要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因此也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到了80年代时，他们几乎完全屈服在垄断资本所策划的“全球化”之下。这一点在第八章中还会作进一步的分析。除了拉丁美洲之外，其他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也同样投降于国际垄断资本。但是也有好几个忠心于国家和人民的资产阶级领袖，当他们拒绝与外来资本妥协时，就被代表垄断资本的帝国用武力给铲除了，像巴拿马Omar Torrijos和厄瓜多尔Jaime Roldo"s的下场就是两个例子。

上面谈到对依赖理论最主要的批评是它不从阶级关系中谈剩余价值的产生，而只在交换中谈剩余价值的分配。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对依赖理论做更深入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剥削的关系，剩余价值的产生是资本对劳工的剥削而来的。因此，从落后国家抽走的剩余价值必须要经过落后国家内的这一层剥削关系（外资或本地资本的剥削）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的国家和它们的资产阶级是帝国将一个国家的剩余价值抽走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就无法保证整个帝国主义的剥削机制得以完成。

事实上从发展落后国家抽走的剩余价值，并不只限于外国资本所赚的利润和利息，也不只限于要付给外国资本专利权使用的费用等。从落后国家抽走的剩余价值也包括了本国资本家和统治阶级将私人资本运到国外去的部分。据一个估计，落后国家从1973--1986年间外债增加了一兆美元，其中有两千万美元，又从这些国家转移到国外去避险。像菲律宾的大独裁者马可仕在瑞士银行存了几十亿美元，而菲律宾的劳动人民却为了这几十亿美元担上了沉重的外债，多少年来，本上加利和利上加利总是还不清，与这相同的例子还多得不胜枚举。

在依赖理论提出之后，在这个理论中的许多用词，像“中心”和“外围”（或边陲）等，在70年代时，不但在讨论落后国家发展的文献中流行起来，甚至使得许多人都很自然的用起“中心”和“外围”一类的词句来形容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心有权，外围无权，中心可以支配，外围只有被支配。“中心”和“外围”的用词很适合用来形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殖民时代的宗主国，在殖民时代它们有全权来支配所属于它们的殖民地的发展。殖民地的生产是决定于宗主国的需要，宗主国并且将殖民地的所有剩余的、无偿的掠夺走。在殖民地独立后，虽然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已经不能直接控制他们，但是取得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不能真正独立自主。而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继续不断的从落后国家吸取大量的剩余。对这样的现象陈述的是所有站在外围的，被支配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都会同意的。因此我认为如果只把依赖发展理论看成是描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关系，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用依赖理论来指导落后国家为发展而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依赖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

根据依赖理论所导出的进口替代策略虽然战后前二十年在落后国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过去二十年来，落后国家想要独立的发展自主的资本主义的尝试是完全失败了，对它们具体的经验和失败的原因在第八章中将再做分析。这里要谈一下为什么进口替代在一些国家可以成功，像早前的美国和德国，也像战后的日本。但是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则是失败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战后要发展资本主义最终也是失败的。

进口替代策略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成功的发展有自主性的资本主义，是否能成功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内在的条件中主要就是决定于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拉丁美洲国家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时，和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所以在战后可以有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到了70年代，他们国内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战后在美、欧、日发展的垄断资本的力量比较起来是太微小了。拉丁美洲国家即使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还是不能抵抗外来的资本，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是以资产阶级力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弱小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发展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来。

一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中还有外在的。第二章中曾经谈过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它在战前己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外，它的发展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有关，而且日本的发展也与战后的初期生产设备不存在着剩余的产能，所以世界市场的竞争尚不剧烈有关。而到了70年代以后，拉丁美洲国家前一阶段的发展逐渐解体的原因，除了拉丁美洲国家的资产阶级与美、欧、日在战后发展起来的垄断资本相比较实在太弱小之外，而且到了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危机，垄断资本积累发生困难，“全球化”成了资本积累的出路。在世界范围内新的资本积累的策略下，垄断资本侵入落后国家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地盘。而在这时拉丁美洲国家的资产阶级还不像日本己经可以独立的站起来了。因此用进口替代来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能否成功要看当时一个国家内在的和外在的客观条件。

依赖理论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依赖理论的各派作者们并没有论证是否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和是否因为质的变化使得列宁的分析过了时。如果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己经过时了，那么落后国家要求国家民族解放必须要有一套新的理论和新的策略。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帝国分瓜世界已经完毕的反面论证，他们认为落后国家还是可以在资本主义列强中找到一个独立发展的夹缝。他们也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内做阶级分析，他们看不到落后国家内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落后是一体的两面，是同样一件事。他们无根据的强调国家的力量，认为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国家来抵抗外来资本。他们看不到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又如何能创出一个由这个阶级所组合的强有力的国家？

依赖理论不但没有帮助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从他们身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反而将他们误导到一条死胡同里。从这半个世纪这些国家的发展来看，理论对发展方向的深远影响，我们也因此了解到对理论的认识和批判的重要性。

第四节 台湾与南韩以出口带动经济成长的经验

台湾和南韩在60年代初采取了与进口替代不同的发展策略，他们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这样的发展是因为它们特殊的历史背景。到了80年代初，其他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在进口替代的发展破产后，都想要向台湾和南韩学习，希望用发展出口来加入世界分工，以便带动经济成长，但是到了80年代时，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所面对的世界秩序已经改变了，因此其他国家无法重复台湾和南韩的发展经验，就连台湾和南韩在这新的世界环境中，也必须做全面调整，不可能继续它们在80年代之前的20年的发展。这里因限于篇幅，许多有关台湾和发展的重要问题都无法做深入的分析，下面分析的着重点在于80年代前，台湾和南韩发展所处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国际大环境。

在50年代时，台湾和南韩所面对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国际的大环境是很相似的。在美、苏冷战中，台湾和南韩在美国全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策略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它们受到美国各方面的支持，而台湾和南韩的发展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实现。在第三章中谈过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与日本与美国在政治上的关系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在冷战中美国在亚洲需要有日本这个政治伙伴，因此美国愿意协助日本发展它的经济，美国不但允许日本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体系，而且给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也是因为它们对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美国为了要对付中国和北韩，它刻意要将台湾和南韩发展成两个资本主义的基地。另外台湾和南韩可以发展加工出口也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分不开，美国允许日本用台湾和南韩作为加工基地，来间接增加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美国并允许台湾和南韩长期维持它们在贸易上的出超。

在60年代初，台湾和南韩在用发展出口来带动工业化之前，它们的经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和亚洲其他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有相似的地方。那时在台湾和南韩的经济中农业仍占很重要地位，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化生产仍以民生轻工业为主，像纺织和农产品加工。到了60年代初，农业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南韩为三分之二，台湾则刚好一半。在出口的结构中南韩和台湾也都是以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为主，这两大项目的出口占总出口的大半。

南韩和台湾在发展加工出口之前，在贸易上都有逆差，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贸易逆差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资本进口。资本进口除了外来投资就是借外债，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中只有很少数能得到外来的经济援助。所有美国（和后来的日本）的战后经济援助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除了政治的原因之外，就是为了协助它们本国的垄断资本的扩张。美国对台湾和南韩的援助也不例外。

在60年代南韩发展加工出口之前，它的进口和出口占国民总生产分别为13％和3%，因此在国际收支上有很大的逆差。从1953--1962年之间，南韩进口的70％是靠美国援助来支付的，在这一段日子内美援约占南韩国民总生产的4%。美国给南韩的援助的总数额非常惊人，从1964--1978年之间，高达60亿美元。60年代初，美国急于摆脱南韩这个沉重的担子，1965年南韩与日本签定恢复正常关系条约后，日本开始负担起对南韩经济援助。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到了70年代后才达到平衡，从1951--1965年间，台湾平均每年接受美国一亿美元的援助，总额为15亿美元，在接受美援的期间，美援每年占国民生产总额在5%-10%之间，占固定资本投资42％。在台湾和南韩的发展初期，有这么大数额的外援对它们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美援使得台湾和南韩不必从外面借外债，因此不会因为利息的负担而妨碍了发展，这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很不相同的地方，这一点在第八章中还要再做分析。

美国对台湾和南韩的援助不是没有条件的。从60年代初开始，台湾进行了一连串的自由化改革，因此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中，台湾是最早经历自由化改革的。改革的项目有：汇率的改革、降低关税、对外来投资优惠的改革，其中包括对外来投资税制上的特殊优惠、对外资的股份不做限制、并允许外资将利润全部汇回本国。台湾在6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中尚没有达到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苛刻要求（参见第十章）。

在60年代初，南韩也进行了贸易和投资的改革，但是南韩对外资的限制一直都比台湾严格。为了便利外来投资，台湾和南韩也先后成立了加工出口区，在加工出口区内，简化外来投资和贸易的行政手续，并给外资提供建造好的厂房和其他的各种服务。

从50年代大规模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急于扩张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是当时许多经济发展落后国家都致力于进口替代的发展。因此，它们对外来投资做各种限制，而台湾和南韩对外资的优待给跨国公司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因此如果撇开政治上的原因，台湾和南韩将它们的经济开放也是换来美国的援助和外来投资的原因。

如果在60年代初，墨西哥就设置了对外资的各种优待和便利，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就会优先到邻国墨西哥技资设厂。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区是在80年代才设立起来的，比台湾晚了20年。这样看来台湾是自由化和取消对外资管制的前锋，因此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最爱。南韩则对外资的限制较多，到了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南韩才被迫进一步取消它对外来资本的限制和对本地资本的保护。

台湾和南韩在60年代初开始用发展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的20多年中，在出口大幅增长下，台湾和南韩的国民总生产都维持了很高的成长率，人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台湾的出口和国民总生产在1964-1973年间的年成长率，分别增加29.7％和11.1％，在1974--1985年间的出口和国民总生产的年成长率分别为18.7％和7.7%。南韩从1960--1970年间，出口和国民总生产的年成长率各为34.1％和6.4%，在1970--1980年间，出口和国民总生产的年成长率分别为23％和4.7%。

在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上，台湾和南韩也很相似，日本将生产组件运到台湾和南韩，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工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所以在台湾和南韩的加工出口发展起来之后，它们对日本的贸易是逆差，它们对美国的贸易是顺差，也就是说日本靠台湾和南韩来间接增加对美国贸易的出口。这种贸易关系跟80年代以后日本去东南亚投资是很相似的，日本通过跨国公司在东南亚的投资，用日本的机器设备和组件，在当地加工生产后再出口到美国。在第七章中，我将对美国长期贸易上的逆差所引起的金融信贷膨胀做分析，也将会说明美国贸易上的逆差问题与资本主义战后生产设备不断扩张是相互关联的。

60年代初台湾和南韩的廉价劳工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即使有前面所提的各种改革和对外资的各种优待，如果没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用外资来发展加工出口还是无法完成的。60年代初，台湾的工资是日本的1/5，是美国的1/10，而且在台湾和南韩的农村还有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作为候补，台湾和南韩都经历了专制独裁，使得工人无法通过组织工会来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福利，在低粮价的政策下低工资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刘进庆等所着的《台湾之经济》的第二章中，刘进庆对台湾的发展这样说：“所谓出口导向工业化显然就是台湾国际加工基地化”（1995,127）。而，“这种带有在独裁统治下进行开发特点的劳动问题，是台湾和南韩所特有的因素，这才是吸引外资的最大诱因，同时也是支撑了出口竞争力的国际比较优势的基本因素”(1995,123)。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台湾和南韩低工资的诱因外，美国跨国公司来台湾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要逃避它们因工业污染所造成的负担。美国从60年代底开始通过了几条重要的保护环境的立法，这些保护环境的立法使得一些高污染的制造业对他们在生产中排出的废物所造成的污染推却责任比较困难，而这些高污染企业不愿负担它们应付的社会成本，而迁离本土。

台湾和南韩能够在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更重要原因是两地勤劳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才是经济成长的生力军。另外台湾和南韩的执政者在政治压力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对经济成长很有贡献。台湾和南韩在经济上借助于国营企业来扶助私人资本的发展，提高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设计产业发展的项目，修建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基本建设，和提供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等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认为除了这些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之外，60年代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台湾和南韩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

到了70年代末，当国际大环境开始转变时，台湾和南韩的发展就遇到困难，不再能继续沿着过去十几年的发展方式，到了80年代它们的出口和经济成长速度都慢了下来。事实上这些问题也不是突然来到的，像台湾纺织业与成衣业虽然在1960～1970年间的出口增加了12倍，到了1970年时出口值达四亿七千万美元，占出口总额近1/3。但是早在1963年时美国就对台湾出口的棉纺织品设限。之后，台湾发展了人造纤维纺织品。第四章中说过1971年时，美国因为人造纤维纺织品的进口比前一年增加了80％，美国就对出口国家施加压力。日本、台湾、南韩和香港同意“自动”限制人造纤维纺织品出口。1975年时欧洲共同体国家也对台湾的人造纤维纺织品设进口配额。

美国和欧洲对台湾出口的纺织品的限制，说明了依赖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被动性。到了1985年，台湾出口的纺织品中有92.1％受美国进口配额。有84％受欧洲共同体的进口配额。80年代初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1985年资本主义大国同意协助美元贬值签定了广场协定，此后各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卖出美元和买入日币及马克，使美元相对于日币、马克成贬值（参见第九章）。在美国的压力下台币也跟着升值，在1985年和1987年之间台币升值40％，在仅两年的时间内台币升值的幅度如此之大，当然给台湾依靠出口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在1987～1988年之间，台湾有480家纺织公司破产。在1987～1989的两年中，台湾有九千家工厂（占出口制造业的10％）关门。在这关门的厂商中很多都是将生产移到工资更低的地方生产。台湾早期的劳动密集产业，像纺织、成衣、玩具、制鞋等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失去竞争力，台湾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回头来看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跟台湾当年的发展很相似，但是中国的经济比台湾要大好多倍，这样大的经济要靠出口来带动，它将遇到的困难一定是更大的。而今天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和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又比80年代要严重太多了，这些将在第七章到第十章中做说明和分析。

第五节 台湾与南韩模式发展的代价

台湾和南韩的国民生产高速度成长是靠大量加工出口达成的，从60年代初开始的二十余年中，它们的经济维持了生产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些年中逐步提高，直到80年代后经济成长的速度缓慢了下来。当今很多国家都以出口作为它们的发展模式，这里要提出即使加工出口的发展能继续，这样的经济成长模式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

以台湾为例，在一切为出口的发展下，台湾必须要随时调整它的经济来适应国际上的变化。当然在这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变化加速，每个国家的经济都要随着作调整，但是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它们所需要做的调整是较主动的，它们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策划它们较长期的发展策略，在这个策略中它们决定到哪里去投资设厂，要将生产包给哪个国家，要从哪里进口，要进口组件还是制成品，要到哪里去销售，但是像台湾这样形态的经济只能被动的去反应，在被动的反应中台湾在它参与的国际分不中要不停的废除旧产业和进入新产业，而且这样被动的反应速度不停的加快，并且能够反应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台湾在不停的调整中将旧的产业废除，因此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工厂建起来没有多久就又被拆毁。60年代建起来的加工出口区今天已经没落，跟着就是新竹的科学园区和台南的科学园区，和现今正在兴建的台中的科学园区。这些工业园区都是为了协助台湾新产业所建盖起来的。而在这建起和没落之间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这些人力和资源并没有没有被计算在出口的成本之中，而是由台湾的劳工和人民来承担。

除了上面所说的人民和资源的浪费之外，就是大量加工出口所带来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台湾环境污染的严重是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可以感觉到的。在台湾年纪过了五十岁的人可以说出台湾环境在过去40年中如何恶化。他们会告诉你，在他们记忆中原来可以捉到鱼的小溪如今已变为一条臭水沟。因为对自然资源过分的剥夺而引起了土壤的流失和山坡的崩塌。为发展石化工业和电子工业所需要的大量用水而建盖的水库不但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使台湾的水源逐渐枯竭。为了供应大量的工业用电，在这样小面积的土地建了三座（第四座仍在兴建）核能发电厂。

这样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不是一般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台湾这样加工出口的发展所造成的。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的纺织业大盛一时，在纺织业发展的最高峰时，台湾生产的纺织品和成衣有80％出口。纺织业是一个非常污染的工业，尤其是整染部分，从台湾进口纺织品的国家的消费者不但可以享受廉价的纺织品，而且不必负担污染带来的灾害，但是台湾的这块却要承受相当于本地纺织品消费五倍的污染物。

同样的，是大量的猪肉出口引起的水稻田的污染、是大量的电脑零件出口而造成最利害毒物对土地和河川的污染。短短的几年中，因大量出口鳗鱼而抽用的地下水使得屏东的某些地区地层下陷。台湾大量加工出口的结果是东西干干净净的出去，污染物却「根留台湾」。台湾的土地、河川、空气和生活在台湾的人如何能承担得了这么大量的毒素？短期的繁荣给子孙留下了需要极长期才能将山河恢复原状的重担。

用加工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对土地和自然资源是掠夺式的摧毁，这样无情的摧毁使我想到落后国家从过去殖民地时代到今天在自然资源上另一种掠夺式的摧毁，那就是殖民时代的宗主国和今天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挖取矿石、煤、石油的方式。就像前面法兰克所说的在矿石和其他资源枯竭之后，资本就将这块地放弃了。台湾和其他靠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国家所遭遇到的后果也似乎是相同的。因此我认为大量的加工出口虽然带动了20年经济成长，但是往长远来看，用加工出口所带动的经济成长不可能是永续的经济成长。

第六章 7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与“全球化”

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个煤矿工人没生火的小屋里，工人的小女儿冻得发抖，问她的父亲：“好冷，为什么我们不生个火？”　　

父亲回答说：“我们没有煤了。”　　

女儿：“我们为什么没有煤了？”　　

父亲：“因为我被解雇了，所以没有钱买煤。”　　

女儿：“爸爸，你为什么被解雇了？”　　

父亲：“因为煤矿公司说煤太多了。”　　

Bertell Ollman,How to take an Exam...&Remark the World,2001　　

从大战结束到7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在战后所建的体系下，维持了20多年经济繁荣和贸易通畅，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隐藏着的问题逐渐明显化，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生产设备产能过剩越趋严重，因此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这些问题都牵连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无法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明显化也就使得战后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维持不下去。从70年代初开始，这个体系开始崩溃。

自1971年美元不兑换黄金后，固定汇率勉强维持到1973年解体。从70年开始，关税贸易总协在战后前期促进贸易的功能减弱。到了70年代末，资本主义大国中出现了经济滞胀问题，在战后资本主义赖以调节经济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在此时面对经济萎缩和物价上涨同时出现的问题，也失去对经济治理的效能。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开始了「全球化」的新资本积累的策略，这一章就对这一段历史加以叙述、说明与分析。

第一节 剩余生产设备问题再度明显化

7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大国国内的生产设备的产能经过20几年的继续投资再度过剩。因此，为满足市场的需求的生产量不能充分利用既存的生产设备。生产设备利用率过低，造成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

为了增加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新投资能够继续，大国之间的市场竞争也跟着激烈起来。西欧国家在战后的重建完成后，成为美国竞争的强手。尤其是德国，它在大战前已经是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德国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很强的基础，它的机械制造业早以高精确度著名。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各西欧国家都早在19世纪或更早，就已经确立了它们自己的独立工业系统，因此在战争中虽然工厂被摧毁了，在大量的新投资之下，只需要很短的几年生产就很快的恢复了，而且新的投资带来技术的更新，使得生产更加有效率。

战前的日本虽然也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但是它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第三章说明了，日本战后的发展与美国的援助有直接的关系，而美国对日本战后的援助又是因为日本在美国全球冷战的战略中有特殊重要地位。

第三章中也说明在战后，日本以国家为主导，有计划的发展了它的重要产业，而且日本战后的工业发展是以它的产品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为目标，经过了战后20年的发展，日本在各工业产业中很快的赶上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第三章中提过日本的经济在1953～1973年间每年平均上涨8%。

但是日本战后的发展也进一步加深了60年代后全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造成了（也加重了）80年代后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到了1973年后，日本的经济成长率下降到4%。到了90年代初，日本陷入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到了90年代初，日本战后成功的发展，反而成了它这十几年来无法走出困境的原因。

从下面表中的钢铁和汽车的产量，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大国在战后生产比重的改变：

　 　

钢铁（百万公吨）1950            1960           1973           

美国             88              90            136.4

日本              5              22            119.3

西欧             50             106            150.0

德国             12              34             49.5

　 　

汽车(百万辆)    1950            1960            1973          

美国              8              7.9             9.7

日本             --              0.5             4.5

西欧             1.5             5.5            10.4

德国             0.3              2              3.6

　 　

资料来源：Yann Fitt,Alexandre Faire and Jean-Pierre Viger,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148

　 　

以汽车业为例说明世界性的生产设备过剩

大战之后，世界生产设备如何在短短的20年间就发展到产能过剩？这里用汽车业的发展为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不难从对汽车业的分析来推广到其他产业。

1956年时，日本汽车生产还仅达一万辆。60年代时，日本汽车业的各家公司，重新以达到美、欧水准为目标来设计它们的汽车。在重新设计后，日本的汽车业发展的很快，到了1968年时，日本就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汽车生产国。美国也开始进口日本汽车，1970年时，美国进口汽车已经从50年代初几乎是零，达到了占本国市场的15％。丰田和日产两家公司在美国市场中的销售量仅次于德国大众汽车，成为第二位和第三位。

到了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汽车生产增加速度已经缓慢下来，但是日本的生产还是以高速度增加，所以日本汽车在世界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增加。日本这样的发展也就加深了世界的汽车和其他产业生产设备的过剩问题，因为日本的国内市场并不能吸纳得下它所生产的汽车，多余的汽车必须要在国外找市场。

到了1978年，世界汽车生产达到最高峰，共4250万辆，是1950年的四倍以上。在第三章中谈过，汽车业对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贡献，而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又与美国公路建设、廉价汽油的供给和郊区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章中也谈过这样的扩张不可能长期的持续下去，因为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和都市内的工厂以及人口迁移到郊区，都只能发生一次，不可能不断的重复。而且不管住在郊区的人多么依赖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每个家庭也只能从没有汽车到拥有一辆汽车、两辆汽车或再多到三辆汽车，但是总不可能无止境的增加下去。增加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消费者就只为淘汰旧车而购买新车，因此汽车的需求增加速度就会缓慢下来，甚至于下降。到了1978年，石油出口国第二次将石油提价时，汽车业进入了战后到那时为止的最严重的危机。

1980年，世界汽车生产因为市场滞销，销售量降到3860万辆，与1978年相比下降近10％。美国汽车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更从1950年的4/5下降到1980年的1/5强。

在1978～1980年之间，美国汽车公司在国内的生产量下降了270万辆，在同一时期内，进口车的车辆增加了40万辆。1980年，丰田和日产宣布来美国建厂，1981年美国的汽车出售量继续下降，1982年初，美国汽车公司关闭了20家汽车工厂，解雇了35万工人。

从战后汽车业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推广到其他产业，像与汽车相关联的钢铁业、橡胶业、炼油业、汽车零售业、汽车修理业、公路的修建等等，或是与汽车并无关联的其他产业，像其他的耐久的消费品或其他的轻工业或重工业品，都经过了战后20年的扩张，而到了生产设备过剩的阶段。

当然我们不能静止的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一个产业衰落下去之后，会有另一企业发展起来，在战后发展起来的飞机航空业和电脑业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到了80年代后，这些战后发展起来的新企业也同样发生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产能过剩的产业不仅是一个或两个，也不仅只限于旧的产业，而是所有的产业。而且产能过剩也不是仅限于一个国家，而是所有资本主义高发展的国家。如果一定要区分，也只是产能过剩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有的产能过剩较严重，有的国家设备过剩比较严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60年代初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的生产移到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去生产，美国和日本在这些国家（地区）的投资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生产设备的总产能。

从80年代初到今天又过了20年，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从资本主义大国进一步扩张，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和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产能过剩更进一步扩张到全世界。这里说远了，这些要到第七章到第九章中再讨论。

第二节 战后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从瘫痪到解体

60年代中后，资本主义的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再度明显后，战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陷入瘫痪。

7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所维持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解体，关税贸易总协促进贸易流通的功能随着各国纷纷设立起非关税贸易障碍而逐渐消失，世界资本主义结束了前一时期各大国之间在竞争下的合作关系。在生产设备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国民总生产增加缓慢，资本积累发生困难，当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陷入瘫痪时，危机也就因此更加严重。

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固定汇率解体

1964年开始，美国的物价上涨率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开始扩张它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在詹森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在军事扩张之余，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财政上赤字的增长。此时美国的经济发展到战后顶峰，失业率很低，在充分就业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会再使国民总生产增加，只会造成物价上涨。

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其他货币相比下降，但是在固定汇率下，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官定价格不变，因此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它的官定价格要低，也就是说美元的官价高估美元的价值。美元过高的官价使美国的出口更困难，并同时刺激了它的进口。美国进口的增长率超过它的出口的增长率，进一步加深了它的贸易逆差的问题。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美国前一段的优势逐渐消失。在1964～1968年间，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工业品出口增加了50％，法国增加了38％，加拿大增加大了92％，日本增加了100%。从1952～1968年，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出口额的比率从35％降到22％。

美元的官价过高虽然不利于它出口，但是却有利于它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因为按照官价美元可以换得多过于它实际价值的其他国家的货币。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60年代增加的很快，从60年代前半每年平均18亿美元，增加到60年代后半每年平均33亿美元。到1971年时，更达到44亿美元。

在第四章中说过，到了1958年时，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已相等于它国内的黄金储存量的总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国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国以35美元换取一盎司黄金，美国就将失去所有的黄金储存。

到了1959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战后的记录（除了1950年因韩战而引起的高入超外）。美国在国际收支上持续的逆差主要是出自它的经常帐项目（包括贸易上的顺差）中的顺差不能补足过因资本家继续大量到国外投资，以及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军事基地的开支而导致资本帐上的逆差。因此，美国在它境外累积的美元持续增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从5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60年代，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好几次美元挤兑黄金的危机。

这样一个完全不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办法，又拖延到了60年代的后期，这时美国因侵越战争的庞大军事支出，使得它在国际收支经常帐中（进口超过出口）也产生逆差，而且逆差不断的扩大。

美国对欧洲国家每一年在贸易上的逆差，就等于欧洲对美国侵越战争在经济上的支持，因此引起欧洲一些国家的不满，开始提出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

在60年代末，法国总统戴高乐更带头攻击美元，挤兑黄金再度开始。这次法国能拿到许多美元是因为美国在南越的军费和其他支出，被南越官员贪污去了，然后再把他们贪污来的钱存进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法国拿到这些美元就向美国挤兑黄金。美国黄金储存量从1960年时的180亿美元，下降到1968年的100亿美元。美国虽然用各方面的威胁来阻止其他持有美元的国家兑换黄金，但是此后，美元与黄金原定价格再也维持不下去。

最后到1971年时，美元已经不可能再维持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原定价格。1971年08月，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美国停止接受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且将美国进口商品项目中的一半在原进口税之上再课加10％的临时进口关税，同时又增加了农产品进口配额的项目。

美国这种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单方面决定，使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变成不可兑换的和价值不定的纸钞。此后，在1971～1973年间，资本主义大国用各种办法来挽救固定汇率而不得成功，终于在1973年，国际货币基金正式宣布固定汇率解体。

从1944年成立，到1973年的20多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之下，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通畅，经济成长迅速，资本积累顺利。到了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后，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非关税贸易障碍的设立

从70年代开始，因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大量过剩而引起激烈的市场竞争，它们之间的贸易争执也就更加频繁，特别是美国单方面用强制手段来保护本国市场，或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不满。关税贸易总协在前一时期对个别国家行为约束的能力也因此而减低。

在贸易争执升级下，用谈判来达成协议也就越来越困难。在美、欧、日的市场激烈的竞争下，它们之间贸易上的争执的范围不但扩大，而且更加频繁。

这时资本主义大国除了用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外，它们又设置好几种非关税贸易障碍来阻碍进口和增加出口。非关税贸易障碍包括进口配额、自愿限制出口、自愿扩张进口和反倾销等项。

进口配额的最好例子就是第四章中提过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关税贸易总协成立之初，所设立的农业的进口配额，和1962年时，关税贸易总协设立了对棉纺织品的进口配额，以及1974年的多边纺织品安排。这些进口配额都是从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出发，由它们单方面的决定用设立配额抵制进口。

第四章中曾说过这些配额的设立都是违反关贸总协和他所推崇的精神，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关税贸易总协的决定并不根据什么原则，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是总的来说，在战后前20年中，用进口配额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到了70年代之后，就变得普遍了。除了1974年的多边纺织品安排之外，前面也提过在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时，他又增加了美国农业中进口配额的项目。

除了进口配额外，自愿限制出口是另一种非关税的贸易障碍。第三章中曾经提过，自愿限制出口从50年代末就开始了，那时美国在纺织业生产上已经受到日本的挑战，为了要保护它的纺织业，美国在1956年开始对日本施加压力。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一条法律，授权给总统使他可以主动与外国谈判，来限制纺织品的进口。1957年，日本没等美国要同它谈判，就赶快先自动限制此后五年纺织品的出口。日本这样做是在美国的政治的压力下取得妥协。

到了1971年时，美国的人造纤维纺织品又受到进口的威胁。在美国的政治的压力下，日本、台湾、南韩和香港同意自动限制人造纤维纺织品的出口。到了70年代后，美国要求别国用自动限制出口来保护美国自己的市场的做法更加频繁起来。80年代之后美国要求别国自愿扩张进口，这是美国用政治手段来达成保护本国资本的另一方法。

除了上面所说的工业品贸易外，欧洲共同体与美国在农业贸易上也不停的起争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得他们的农业生产大量超出它们本地市场的需求，因此必须寻找国外市场。

欧洲共同体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得它的农产品的价格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很多。这样的高价是靠进口配额、出口补贴和政府收买农产品来维持的。欧洲对农业的保护政策不但削减了美国农产品在欧洲的市场，而且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欧洲和美国直接竞争。

欧洲共同体所包括的12国的农产品的出口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农产品出口总额的百分比从1960年的33％增加到1985年的66％。在1960～1985年之间，美国向关贸总协提出对这些欧洲共同体的抗议中，80％是有关农业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农业贸易上的争执得不到解决，而且农业补贴对资本主义大国财政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国将农业贸易列入第八回合贸易谈判中的原因。

另外，美国还用反倾销来抵制进口，美国在竞争不过进口的商品时，就责怪对方国家用低于本国的价格向美国倾销。凡是遭受到被判定为倾销的国家的商品就要被美国课加更高的进口税。但是要判定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的价格是否过低，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由美国单方面决定的。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并不完全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力量，经济力量的背后还有政治力量，政治力量的背后是军事力量和意识型态的力量。日本在战后不管经济上多进步，但是在政治上一直无法从美国独立出来，在军事上也是要靠美国保护，所以在贸易争执中都只好让步。连日本在与美国贸易争执时都要让步，又何况台湾和南韩？

　 　

从70年代初固定汇率解体后，到80年代初，在贸易激烈的竞争中，资本主义大国所设立起来非关税贸易障碍，这时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攻击性的单方面制裁。在这样的环境下，关税贸易总协丧失了它过去用多边协定的机制来促进世界贸易流通的功能，这十几年的发展显示了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的变化。

当资本主义大国面临生产设备极端过剩时，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想要像前一时期用协定的方法来达成合作也就更困难。

这里举这些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提到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重点不是要进入各列强之间彼此对峙的关系中来判断谁是谁非，而是要用它们之间的争执来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积累到了这时发生了问题。美国之所以能够单方面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国家，一方面虽然说明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国家非常急迫的需要美国的市场。

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经过战后20年的发展而陷入瘫痪，使得前一段日子的商品贸易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发生了阻碍。这样的阻碍更增加了资本积累的困难。资本除了要求商品贸易流通外，垄断资本更有强烈的要求要能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这已经不是在原有的关税贸易总协下所设立的贸易体制可以达成的。这就是1986年开始关贸总协第八回合（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背景。

第三节 欧洲美元膨胀、石油加价与危机加深

欧洲美元膨胀

7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因为石油加价而恶化。在分析这一段历史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美元有所了解。

欧洲美元是美元在欧洲的美国分行或欧洲银行中的美元存款，这些存款没有兑换成当地货币，而是以美元直接存入这些在银行的账户内。欧洲美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和美国之间贸易额和投资量在战后大幅增加，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是欧洲美元的主要存款者，这些跨国公司在欧洲有庞大的投资，它们在欧洲的收入为了便利未来的支出，就将美元的收入不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而直接存入当地的美国银行分行或欧洲银行中。之后，欧洲的跨国公司与美国之间的生意往来扩大，它们也将美元收入直接存入这些银行。

在60年代初时，美国政府因境外美元积存过多，因此受到美元汇回美国要求兑换黄金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对资本外流加以管制，再加上欧洲较高的利率，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就更为了资金调动的方便和利息的收入，而将更多的美元存入欧洲的银行而不汇回美国，也就更增加欧洲美元存款。

对美国银行在欧洲的分行和欧洲本地的银行来说，欧洲美元存款既不受美国联邦准备银行的管制，也不受存款所在的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的管制。因此，这些银行在贷款时，贷款的数额不必受准备金的限制，这是欧洲美元可以在存款和贷款的过程中快速增长的原因。

在1971～1973年之间，美国境外的美元不能再回到美国换取黄金，也存入欧洲的银行，在这两年中欧洲美元的年成长率为25％。因为欧洲美元的贷款不受任何中央银行储备金的限制，也不受任何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对它们国内一般银行的管制，所以被称为没有国家的货币。这种没有国家的货币因为没有国家的管制，可以成倍数的增加，而事实上就是这样发展的。

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解体后，美元仍然充当世界货币，欧洲美元也是世界货币。欧洲美元的快速扩张增加了国际间的交易媒介，也直接影响国内货币的供给量。一方面，欧洲美元在欧洲作为交易媒介就像增加了欧洲本地的货币流通量一样，区别只是在欧洲美元都是用于大数额的交易。

另一方面，美国的银行可以将它们在欧洲分行的存款用转账的方法调回美国，也增加了美国银行的贷款能力和货币流通量。在美国和欧洲之外的国家，欧洲美元也同样的可以流通。之后，又出现了欧洲国家之外，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存款。所以这种没有国家的、不受管制的货币可以跨过国界地跑来跑去，因此使得一个国家对它自己的货币控制的能力就减弱了。

石油加价

1973年10月，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产油国的不满，他们联合了其他石油输出国家，用限制石油生产和出口来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场的价格。

从1973年到次年04月之间，每桶石油的价格从三美元上升到12美元，上涨了四倍。石油加价就使得本来已经萧条的世界经济进入了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大国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经济萧条，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国的国民总生产下降更多，美国的国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国下降2%，在国民所得下降的同时物价暴涨，在1973年和1974年美国消费者的商品和劳务的零售物价指数上涨5.6%和11.5％、日本为11.8％和21.7％、德国较低为7.1%和7.3%、英国为8.5%和15.2％、法国为7.1%和13.2％、义大利则为10.8％和19.6％。

1979年时受美国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国王（参见第三章）被回教的基本教义派的势力赶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石油价格第二次上涨，从1978年的13美元一桶上升到1980年32美元一桶。

石油是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国、欧洲、日本都依赖进口石油，石油价格的低与高不但与汽车业的兴与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其他工业甚至于农业都依靠石油为能源。高油价就会提高生产成本。

第三章中曾谈过廉价石油对美国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成长的重要性，石油加价后，引起了70年代到80年代与汽车相关的产业危机，因此也更加深了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资本积累所面临的困难。

危机加深、经济滞胀

前面说过到了70年代初，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严重了起来，这是主要的问题。但是石油加价却使得已经存在的危机加深。

第一次石油加价之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如上面数字所显示的经济萧条和物价上涨同时发生的一种停滞型通货膨胀（又称滞胀）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在70年代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在70年代之前，在经济繁荣时，充分就业，物价有上涨的压力，当经济萧条时，则需求不足，因此物价不但不会上涨，也还有可能下降，经济大恐慌时曾经发生过物价不断的下降的现象。这种在高失业的同时而物价又上涨的现象是个新的经济问题。

在第一次石油加价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经济滞胀的新问题。前面说过在60年代时，美国因为侵略越南战争而带来财政上和贸易上的赤字，这时经济已达到充分就业，在生产不能再增加时，通货膨胀问题日趋严重，物价上涨幅度增大。

美国通货膨胀背后原因很多，而且政府赤字支出到卡特总统当政后并没有减少，这些都是侵略越南战争留下来的后遗症。但是为什么在经济萧条之后，物价上涨仍然持续呢？

主流经济学家对滞胀发生的原因做过一些解释，其中最通常的解释是70年代之前的物价上涨是来自需求太高，而到了70年代时的物价上涨则是来自成本上升过快；成本中包括石油的加价。

这些经济学家也把物价上涨归罪于工资太高，也就是说因为成本高而带来的物价高涨，并不会因为需求不足而缓慢下来，这样对经济滞胀的解释就给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后所推行的“供给面经济”铺路。“供给面经济”认为凯恩斯只注意经济的需求面而忽略了经济的供给面，因此，只有在减低生产成本上下功夫，才能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

但是一个常被忽略的经济滞胀的原因就是70年代欧洲美元扩充过快，而使得国际支付媒介过于充沛，而这一点又和70年代中后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扩大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变成世界货币时，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易所需的货币数额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美元就因为支付逆差而流向国外，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也就更多，也就增加了国与国之间贸易交易（和外汇储备）的货币供给额。

从1944～1971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维持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在这一段时期内，美国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国际收支逆差累积的总额。美国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其余就是作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在固定汇率的体系之下，每过一段日子，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过大时，都会发生美元贬值和挤兑黄金的危机，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因此在固定汇率时期，世界货币流通量受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数量的限制，而美国的国际收支数额又受可能发生的挤兑黄金的危机的约束。

到了固定汇率解体后，这两个限制反而都不存在了。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可以随着美国的逆差而增加，美国不必担心这些美元会回来兑换黄金。除此之外，又加上欧洲美元的增长，欧洲美元的数量不由美国的国际收支的逆差来决定，而是决定于美国银行在欧洲分行和欧洲银行的美元贷款。这些贷款的数额并不受任何中央银行的限制。

上面说过这些银行的贷款就使得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流通量膨胀，因此除了石油价格上涨之外，货币流通量和信贷的增加也是引起一般物价上升的原因。

由石油涨价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的问题外，石油加价也给本来就萧条的经济带来新的问题。石油加价造成了汽车和其他产业的不景气，更进一步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石油出口国把它们由石油加价而增加的美元收入存入欧洲的跨国银行，欧洲美元的存款数额因此而更大幅的增长。也就是说，大笔的美元外汇从石油进口国流到石油出口国，因此更削减了石油进口国家购买其他进口商品的能力。

石油出口国家将所得美元外汇存入跨国银行，在银行不能把钱贷出去之前，石油出口国家的存款就卡死在那边，这就更加深了资本主义大国商品滞销的问题，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石油美元再循环这样的发展，这一点在下面会再做解释。

第四节 石油美元再循环与危机的延后

在石油加价之后，欧洲的跨国银行接连着收到了石油出口国家的大笔存款。对这些跨国银行来说，它们必须想办法将这些新存款贷出去。如果钱贷不出去，这些银行一方面要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却没有利息的收入，那就会亏本。在这样的压力下，要找到借款的人就变得非常紧急。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来看，在跨国银行把钱贷出去之前，除了银行利润的压力外，国际间的商品和资本流通也会产生困难。就像上面所说的，如果本来用做支付国际之间的交易购买力（美元），因为石油加价而流到石油出口国家，石油出口国家把美元存在银行里，如果银行不能用贷款使钱再进入流通，就会引起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支付能力（美元）的紧缩，进一步加深当时的危机。

我们可以将这情况比喻成在一个国家内，如果中央银行将银根紧缩，投资和消费的支出就会因为支付媒介紧缩而减少，因而导致经济萧条。因此如果跨国银行这时不能将这突然增加的大量存款贷出去，就会引起国际支付媒介短缺的问题。也可以比喻成像金本位时如果作为国际交易的黄金突然大量的消失了，国际间的交易媒介突然减少，就会更进一步加深世界性的经济萧条。

但是在70年代初时，因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萧条，跨国银行的经常顾客，美、欧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因为普遍积存的生产设备过剩问题而缺少投资的机会和诱惑力，它们也就不会向这些银行借钱，因此跨国银行必须另找贷款的出路。

石油美元再循环和第三世界国家外债

在石油出口国家两次提高油价（1973～1974和1978～1979）之后，第三世界的石油进口的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外汇短缺问题。这些国家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外汇来支付石油进口，同时这些国家在战后的20年中开始依赖粮食进口。1973～1974年间，世界小麦价格因为苏联小麦歉收而高涨，因此这些国家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石油和粮食。

除此之外，因为世界经济萧条而对原物料的需求减少而导致价格下降，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靠原物料出口为主要外汇的来源，这些国家因此面临了外汇收入下降困境。在进口所需外汇增加和由出口所得外汇减少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国家在国际支付上发生严重的外汇短缺的困难。这时它们就正好成了这些跨国银行的顾客。跨国银行就用尽各种办法将钱贷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在外汇短缺情况之下，跨国银行又把钱送上门来，而且利息又低，它们就借了大笔的外债。

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了跨国银行新增加的存款无处可去的问题，供给了这些银行牟利的好机会。同时也纾解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停滞不动的问题，缓和了因为国际支付媒介的紧缩而引起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垄断资本同样重要的是，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成长缓慢，垄断资本基地所在国家的资本积累发生困难，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到外面去找出路。借着外债的形式，垄断资本找到了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管道。

垄断资本进入发展落后国家除了直接投资外还有贷款（包括由落后国家发行债券）等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下，对外国资本直接投资有较严格的限制。在与外资合股的公司中，外国股份一般都被限制在50％以下，另外，这些国家对从国外贷款也有一定的限制。

到了7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石油出口国家将石油提价之后，落后国家在急需外汇的情况下，除了放宽这些限制外，没有什么选择，世界垄断资本也就借这个机会大量进入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执政者一方面急需外汇，另一方面它们可能误认为向外国银行贷款，要比由外资直接控制它们国家的企业要好。事实上外资进来就是为了赚钱，要赚钱就必须取得控制权。落后国家从外国贷款，其实比外来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外来直接投资只有在赚到利润时，才能将利润汇回国，但是银行贷款则一定要按时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而且银行保有随时将利率提高的权力。

70年代初，在生产设备过剩的情况下，剩余的资本找不到新投资的去处。在石油加价之后，在1974年一年中，石油出口国家总共收到680亿美元，这笔外汇收入相等于1973年石油出口全年收入的十倍。此后，石油出口国家因石油加价而获得的美元外汇继续增加。因此在1974～1977年四年之间，石油出口国家国际收支顺差总共为1373亿美元。

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有这么大数目的资金转移，除非这笔资金能再回到流通领域，国际之间支付媒介就必然要发生紧缩的问题，资金的紧缩会使得本来就萧条的市场更加严重起来。

钱不能自己生钱，只有资本才可以增殖。因此如果跨国银行能把石油出口国的存款借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用借来的钱，变成生产资本来增值，这些银行就可以用利息的方式将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抽出去。

但是问题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借钱主要是为了应付外汇短缺，因此大多数的国家并不可能将借来的钱变成生产资本来增值。即使将所借的钱投入生产，也不一定能产生出那么多剩余价值来，或者是剩余价值产生了但不能实现成利润，或者虽然商品能够在本地出售后将利润实现了，但是本地出售的商品只能获取本地的货币，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没有出口市场，就不能换取所需的外汇来支付银行的利息和偿还本金。这就是从国外借债和国内借债最大的区别，国内债是用本国货币偿还，但是外债必须用外汇偿还。

借债国只有在外汇收入超过外汇支出时，才有能力偿还，否则他们就只有借更多的债，结果就一定是本上加利，和利上加利，因此越欠越多，外债危机就开始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一个落后国家可以将商品出口，赚来的外汇也不一定会用来还债。出口所得来的外汇归私人所有，如果私人所赚的外汇兑换成本国货币，那么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存就会增加。但是这些私人所赚的外汇常常就存在国外的银行，不汇回国。或者以外币存在本国银行，到有危机到来时，就马上转账到国外银行去。

美元从资本主义大国和一些发展落后国家经支付石油进口到石油出口国家，石油出口国家拿了美元存入跨国银行，跨国银行转个手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再用借到的美元来进口石油，和支付从资本主义大国进口的商品。因此大部分美元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资本主义大国，这整个过程被称作石油美元再循环（石油美元再循环也应该包括将由石油出口国家用石油出口的美元来买美国公债和请美国公司来建发电厂和其他基本建设，美元经过循环后再回到美国）。

石油美元再循环暂时延缓了国际之间支付媒介紧缩的问题，避免了因国际支付媒介紧缩而进一步使危机加深。

从短期来看石油美元再循环使钱活起来，暂时解除了世界资本不流通的问题。这样的作法短期内可以增加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的能力，但是落后国家这样的购买力是靠借债来的，就跟穷人用信用卡买东西一样，穷人收入不够支出，用信用卡买东西暂时增加了购买力，这个新增加的购买力会暂时纾解商品滞销的问题。

但这购买力的增加是靠借债来的，对借债人来说将来还债时，是本上加利，而且还可能是利上加利，因此长期来说发生债务危机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在借债人不能再继续借债，或者所借的数额只够还债时，商品滞销的问题就会重新再出现。

上面提到石油美元的数额庞大，石油出口国家的顺差从1974～1977年总共有1730亿美元。根据一个估计，第三世界向外国商业银行的借款总额从1974年底的440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底（第二次石油加价后）的2,330亿美元，相当于五年前的五倍多，第三世界外债的快速增长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结果。

借着石油美元再循环，资本主义大国一方面将危机向后拖延，另一方面将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从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外债危机，就是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拖延和转嫁的结果。这一点将在第八章中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第五节 凯恩斯政策失效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前面说过70年代初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出现了一段经济滞胀的新现象，也就是说在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上涨。

第三章中所谈的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只能用来对付经济萧条或者是物价上涨。如果物价上升是因为需求过高，也就是说如果在充分就业（像1967～1969年间因越战的军事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生产的增加）之下的生产还是不足供应需求，那么执政者可以采取凯恩斯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止物价上涨。

如果经济因为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而必须减产，使得经济萧条，凯恩斯就主张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便帮助刺激需求。但是在经济滞胀是高失业和高物价上升同时发生，凯恩斯经济学就拿不出应付的政策了。

70年代初后，经济滞胀问题带给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策执行者很大的困扰。在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就任的福特总统，当时看到高速物价上涨会对经济稳定产生威胁时，他就宣布通货膨胀是公众第一大敌，政府必须要全力对付。但是没过几个月政府用紧缩政策来打击通货膨胀的问题后，失业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使得政策决定人顾左就不能顾右，因而不知所措。

到了70年代中以后，通货膨胀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从这一章前面所提供的资料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也是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问题。这就是在下面将谈到在1980年Volcker将利率大幅提高，和里根推出“供给面经济”的背景。

美国利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影响很大，其中最大的影响之一是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负担增加而导致第三世界的外债危机。自从8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支出创下空前的记录，每年都在2000～2500亿美元之间（每四至五年它的国债就增加一兆美元）。在赤字支出已经如此庞大时，再进一步用扩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政策，已不是一条可行之路。

第三章中谈到大战后的前2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在这一段日子中，美国和西欧国家用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总体经济，在经济迅速成长中，欧美国家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美、欧的社会在经济繁荣中维持稳定，资本积累顺利进行。

到了70年代初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这一章前面分析了资本主义战后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时美国和西欧的执政者认识到，之前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无法适合资本积累的要求，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也无法解决经济滞胀的危机。

David Harvey对这一段的发展做了分析，他认为在战后前期，在国家主导下，资本与工会合作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到这时对资本来说已经过于僵化。像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契约虽然保障了工人的生活，但是对资本来说就被绑得很紧，因此资本要求对它松绑，并要求将劳动市场弹性化。David Harvey称这个新的积累方式为有弹性的积累。

为了要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这些国家必须要在政治上做调整。经过几年过渡时期，它们开始对前一时期政策进行修正。80年代开始时，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领导重整前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从美、英开始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1979年，撒切尔被选为英国的首相，1980年，美国共和党的里根当选为总统，他们都是战后到那时为止西方最保守的政治领袖。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向工人阶级全面进攻，取消了工人阶级在战后斗争所获得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他们也取消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力的保护，结束了战后20多年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一上台就用一连串的立法来把前一时期对人民较有利的政策一一推翻。

1980年美国里根当选总统后，他开始对劳动阶级进行全面攻击。里根首先从以削减联邦政府赤字支出为借口，大幅度削减国家的福利支出，并同时大量增加军事支出。（附注：现在泛蓝也大力喊出要削减政府赤字支出喔！另一方面，泛蓝也根本不提劳工的实质所得负成长的事喔！再来就是，泛蓝对于健保的变相涨价，也就是说削减福利支出，也是不吭声的喔！再就是，对于富人避税的问题，也是不吭声的喔！另外，泛蓝对于军事支出的大幅增加，其实并没有真的反对喔！)

1981～1982年，里根借着航空导航工会罢工的机会将所有航空导航工会的会员解雇。联邦政府的这种做法，为美国各大公司后来用强硬手段来攻击工会创下了先例。

撒切尔在1984～1985年时，镇压了英国大规模的矿工罢工，矿工工会完全无法抵挡这样由国家带领所发动的攻击而投降。美、英两个大帝国的当权者带头把前一段与工会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转过来。

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供给面经济”政策，“供给面经济”是针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所提出的。凯恩斯假设只要有足够的需求，供给可以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经济问题不会是因为供给发生困难而引起的。

在「福利国家」的政策下，工人在工会与资本的协商中可以获得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这样的政策是符合整体经济利益的，因为高工资可以增加消费，有助于总需求的增长。

凯恩斯看到在经济大恐慌中不是生产的层面发生了问题，事实上根据20年代的生产力，许多产业可以再生产出多一倍的产量，但是在没有足够的购买力的情况下，这些商品就不可能生产出来。但是到了70年代中之后，凯恩斯经济政策就无法解决经济滞胀的问题，使得决策者无可适从。

同样重要的是实质工资不断上涨，威胁到企业的利润，“供给面经济”派因此提出要解决经济滞胀必须从与生产相关联的一些问题着手。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降低生产成本，要降低生产成本一方面要降低原物料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就要增强企业的经营效率，而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要降低原物料的价格，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必须要保障在世界各地原物料的供给，包括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在70年代世界石油两次加价后，因为美元贬值其实石油价格以实质美元来计算一直在下降。要降低劳动力的成本不但要削减工会在与资方协议中提高工资和福利的能力，也要改变劳动市场的结构，使劳动市场弹性化。而这些与增强企业经营效率是相配合的，使资本可以不受劳动契约的约束，用不断的技术改革来加强企业的经营效率。

里根的经济政策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方面他在1980年后，他用削减联邦政府的税来刺激经济，造成了联邦政府的赤字。另一方面，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联邦准备银行（Volcker为理事会主席）用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并用打击工会的力量来阻碍工资的增加。里根并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与苏联对峙，所以他在联邦政府减税的同时增加军事支出，因此造成联邦政府前所未曾有过的财政收支赤字。

“供给面经济”学派在学术上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地位，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个学派为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建立了合理性。只有从打击工会开始，才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而且只有在工会力量削弱之后，在劳动程序上、工厂的制度上，资方才可能不受工会的约束。虽然美国的工会对政治的影响本来就已经在衰退，工会力量在里根任期内更加的削弱，也使得工人在政治上比以前更没有力量，工人阶级因此无法抵抗资本的进攻。

“福利国家”解体

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家的支持下，以增加生产效率以便能与日本和欧洲竞争为名，用各种伎俩来抵制工会。像福特和通用等大型跨国公司把原来由它本公司生产的部分外包出去，由另外一些没有工会的公司来生产。

在签订承包合同时，这些大公司保有随时可以调整合同内容的灵活性，这样的灵活性使得它们可以随时调整生产，而不必受与工会所签订合同的牵制。在承包公司工作的工人没有工会代表他们，他们的工作都是临时的，以几个月一期，因此没有任何保障。

当合同工的工人除了工作不稳定外，他们也没有任何福利，也就是说没有健康保险、没有休假、没有退休金等项福利。他们也没有工作上的保障，忙起来时一周工作60小时以上，没有工作时就闲上几个月。各大公司的这样作法不但削减了工会的会员人数，而且分裂了劳工阶级。在一个公司做工的人有的是永久工，有的是临时工，有的是工会的会员，有的不是。

美国的资方除了将工作分包出去之外，他们更用将工厂锁闭来抵制工会。像1980年在芝加哥的威斯康辛钢铁公司在与工会谈判达不成协议时，公司就把3400名工人锁在工厂门外。这样把工人锁在门外不许他们进工厂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跟30年代和40年代工人用坐下罢工占据工厂来组织工会相对照真是很大的讽刺。

美国资产阶级能够如此不顾一切的用铁腕手段对付工人是垄断资本「全球化」中的一部分。垄断资本从资本主义大国扩张到全世界各地是为了解决他的资本积累的困难，而垄断资本只有在他们获得了可以随时调动资本和选择生产地点时，他们在对付本国的劳动阶级时才能施展他们的力量。

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还包括取消对资本的管制，70年代时，美国通过了一些保护工人工作环境安全的法律，各大企业提出这些有关工人安全的设施增加了它们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因此加以抵制。另外还有一些保护环境的措施也遭到各大企业以这法律会提高生产成本为理由而来抗拒。

资本主义大国的执政者由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两个保守派带头，在国内开始重整经济秩序。里根和撒切尔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但由在他们之后美、英的执政者承继下来，而且更进一步。80年代开始，历经了90年代，再到21世纪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不曾间断的向工人阶级进攻。

这一章从70年代初资本主义危机明显化开始，谈到战后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从瘫痪到解体，说明在石油加价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危机中欧洲美元膨胀，从石油加价发展到了石油美元再循环。石油美元再循环中延缓了危机，并将危机转换成外债危机的形式在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爆发。最后谈到在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滞胀中失去对策，从而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在改革中“福利国家”解体。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发展出“全球化”的资本积累的新策略。

第七章 “全球化”下金融资本膨胀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以为只要小幅度逐渐紧缩银根就可以预防90年代末吹起来的气泡的这种想法，几乎肯定是一种幻想。”　　

——美国联邦储蓄银行理事会长格林斯潘，2002年9月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原因虽然是生产设备过剩，但是每一次危机爆发时，都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讨论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谈到了1929年的股票崩盘是3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开始。到了30年代初，金融危机更继续扩大，银行大批破产。二次大战后70年代初开始的每一次经济危机也同样是从金融危机开始。

70年代后，当资本积累发生困难时，金融资本如何急速扩张，并且分析这样的扩张与生产设备过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了解金融危机与生产危机之间的互相关联。除此之外，金融资本的扩张又与“全球化”下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和美国境外美元数量（因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也就进一步引起了连续的金融危机。70年代初后，金融资本不断膨胀的问题与1973年固定汇率解体有密切关系。从战后到70年代初，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管制下，固定汇率制度维持了国际间金融的稳定。当时美元是世界货币，固定汇率对美国的国际收支有一定的限制力。在固定汇率下美元虽然是世界货币，因此它有不一定每年都要平衡国际收支的特权。但是美国却不能长期继续它在国际收支上逆差，因为每当它的境外美元过多时，美元就回到美国要求兑换黄金，因此为了它国内的黄金不继续流失，美国必须要对它国际收支的逆差有所节制。

但是到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美国因国际收支逆差而流到境外的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因此不再影响到美国的黄金库存，也就减少了美国对国际收支的逆差必须做节制的压力。布雷顿森林的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也是金汇兑本位制的终止，和资本主义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开始。70年代中之后，美国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的逆差变为持续性的。到了80年代之后，有20余年的时间每当美国在贸易上有赤字，美国都是用输出美元来支付。美国境外的美元就是它的外债，因此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外债不断的增加，而且特别是近五年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它的外债增加的速度加快；美国外债的增加是世界金融信贷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因为美国外债增加而引起的金融资本膨胀外，金融资本的扩张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全球化”下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美国的外债增加与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又与垄断资本在这30年来向全世界扩张有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都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

世界金融资本快速膨胀又与资本主义20年来发展不平衡是互相关联的，这样不平衡的发展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未曾发生过的。在不平衡的发展中美国外债快速增加，因此引起了金融资本大量的膨胀。现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界的专家也都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都同意这样的不平衡必须得经过调整，在调整期间，资本主义的世界金融将会发生极大的震荡。只是他们并没有分析出这样不平衡发展背后的原因。另外，他们虽然同意目前不平衡的发展需要调整，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尚不能同意这个调整的时间是否已经到来，或是还可以再拖一段日子，他们对在调整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其严重性也有不同的估计。

这样的不平衡在战后前期的20几年中，当生产设备产能尚未过剩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不平衡是在70年代后才开始，特别是到了80年代后才变得严重起来。美国的外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它在贸易上大量的入超，也就是说美国每年用欠外债来弥补它在贸易上的赤字。美国贸易上的入超和日本、亚洲出口国家（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中国）、欧洲和墨西哥等地的出超是一体的两面。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它的外债快速增加的问题，不只是美国的问题，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一节   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与外债剧增　　

在二次大战时，美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受到战争摧毁的国家，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那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生产上与它竞争，因此美国战后在贸易上维持了很长一段贸易上的顺差。从大战结束直到50年代底的十几年中，美国贸易上的顺差可以足够支持它在国外的投资和支付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费用。此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与进一步发展，美国失去了它在工业生产上的绝对优势。到了50年代底，美国在贸易上的顺差已经不足维持它在国外的投资和维持军事基地的支出，不足的部分，美国用出口美元来补足。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固定汇率的安排下，美国境外的美元中很大的一部分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存，另外商业银行、公司企业和私人手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其他多余的美元回到美国兑换黄金，导致美国国内的黄金存量不断下降，直到1971年美国宣布不再接受美元兑换黄金后，战后的固定汇率在1973年解体，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进入战后另一时期。

在这期间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日本）以及和南韩与台湾之间在贸易上发生很多争执，美国在这些贸易争执中采取了许多单方面制裁的手段。美国的这些做法一方面说明它用政治上的霸权来达成经济上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表示它的贸易逆差严重到非得解决的地步。80年代中，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上的不平衡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在导言中提过，1985年资本主义七个大国（G7）在纽约市达成广场协定，在此项协议中，这些国家同意由各国的中央银行用抛售美元来收购日币和马克，以便协助将美元贬值和日币及马克的升值。到了1987年，美国经常帐的赤字达到战后最高点，共1660亿美元，之后因为美元贬值开始生效（从1984～1994年美元相对于日币和马克，扣除国内物价上涨外，贬值了58%和43%《Thurow，1996》），美国的经常帐（贸易和投资的收入支出总合）赤字开始下降，到1991年时美国因为经济萧条而输入减少，因此它的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达到多年来第一次平衡，但是到了90年代中之后，它的经常帐赤字持续增加，近几年来增加的速度比90年代末期还要快。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美国的国际收支中经常帐的逆差分别为3630亿美元、4220亿美元、4920亿美元和近六千亿美元。

70年代开始后，美国的贸易产生了逆差，到70年代后期美国贸易的逆差变成为持续性的。美国贸易上的逆差一方面显示出，它的生产力与西欧和日本相比较已经相对的减弱，也说明在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再度明显后，各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从80年代起，美国的内债和外债快速的增长，这与当时的世界生产设备过剩问题的严重化有关，另外，也与里根在当政期间的财政政策有关。里根的经济政策，和因为他的财政政策而引起联邦政府的大量赤字，Volcker的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大幅提高了美国的利率。80年代初，美国的实质利率（利率减去物价上涨率）高出欧洲和日本约2%，因此吸引了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外资的流入使美元升值，美元升值使得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问题更加严重，也就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

美国的贸易赤字在80年代初美元升值后加速扩大，当时在贸易上，美国几乎对所有国家都是逆差，但是它与日本逆差的数额最高。美国贸易的赤字要靠从别的国家输入资本来维持。仅在几年之内，美国因贸易赤字所输入的资本（就是美国的外债）使得它就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从80年代开始，除了90年代初的两年之外，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外债持续地快速增加。美国贸易赤字的增长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使得许多贸易出超的国家可以用出口来维持它们的经济成长。如果一个国家必须在贸易上有出超才能维持它的经济成长，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相对于本国市场存在着生产设备上的剩余产能。如果从全世界总的来看，美国的贸易赤字代表着全世界生产过剩。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当前所面临的危机。

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外债

到了2004年，美国国际经常账的逆差数额接近六千亿美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中，美国用了来自全世界各国近六千亿美元的资本。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额与它的国民总生产相比就从1997年的2%，增加到2000年的4%，到2002年更增加到5%，再到2004年的5.7%。这个数字说明了在2004年时，美国本国的生产总额少于它本国的消费、投资与政府支出，差额部分占总生产的5.7%，这个不足的部分是由进口来补足。

美国的逆差占全世界所有国家顺差总额的比例不断增大，1992年时这个比例不到20%，但是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增加到64%（IMF,2001），2004年时这个比例更升到75％。因此美国使用了全世界各国因为出超而来的可供投资的资本的3／4。换一个角度来看，在2004年的一年中全世界的出超国家的生产超过本国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数额，就是它们的储蓄，这个储蓄的总额被美国一个国家用去了75％。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所以当美国发生贸易逆差时，它就用它自己的货币（美元）来支付它进口超过出口的差额，因此，美国境外的美元就是它的外债。

20年来，美国仅对日本一国的入超，每年都在五百亿美元左右。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美国在国际经常帐的逆差数额每一年都比上一年要增大，到了1999年，美国入超数额的增长率达到它的国民所得成长率的三倍。据估计现今美国外债总额约30兆（译者注：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新加坡的“兆”指一万亿，相当于英语词头Tera，而非一百万Mega。下同。）美元，这30兆美元的外债是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而这30兆美元外债中的一半以上是过去四年所累积的。这个庞大数字的外债除了在私人手中、商业银行和各企业中之外，就是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2004年的一年中，美国的外债以天计，每天增加17亿美元，以小时计，每小时增加6900万美元。

从最近一年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更加严重了，因为直到90年代末，美国的国际收支的经常帐逆差中的大部分还是由外来的长期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来补足。而在过去一年中，欧洲和日本的投资报酬要高过美国，所以自美国流出的投资数额大于流入的数额。因此在2003年中～2004年中的一年中，美国国际收支经常帐的逆差大部分（3／5）都是从外国的中央银行借来的。而借钱给美国的主要国家是日本、中国、台湾、南韩的中央银行，美国国家公债的93％皆为外国所有（2005年02月26日）。根据一篇最近的报导，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外汇储备在过去18个月中增加了一兆美元（也就是说这些中央银行买进了一兆美元），这篇报导并说这样快速的增加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这之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经过了十年的功夫才增加了一兆美元（《经济学人杂志，2004年12月10日》）。

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与美国贸易逆差

美国贸易上的逆差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因为它的逆差正说明了其他国家需要一个销售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日本战后的发展从开始就是以与美、欧竞争为目的，事后看起来，也只有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胜利，才能使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帝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日本必须要占据世界市场，使它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占更大的比例。就像日本为了争取半导体的世界市场，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日本也必须要不断的扩充产能。不仅如此，日本要与美、欧竞争也必须要不断的更新技术，为了技术更新就要不断的投资新的生产设备，结果就是生产设备不断的扩张，产量不断的增加，进一步造成它必须要靠出口来维持它经济的成长和充分就业，因此，也就必然会受到美、欧更强烈的抵制。因此美国虽然用举债来支持它在支出上的扩张，却给别的国家暂时解决了市场不足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日本、亚洲出口国家（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中国）和欧洲能够在生产已经大量过剩时还继续增加生产，就靠了美国这个狮子大张口的进口市场。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冲击最大的几个国家的经济到今天也无法完全恢复，它们只有不惜血本争取出口，寄望由出口的增加来带动它们的经济成长，并且用它们贸易上的顺差来偿还外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中很大一部分也是靠与美国在贸易上的出超而来的。对美国来说，它靠了从世界各地来的大量廉价进口，使它在2001年前的几年中，虽然经济超常增长，但是物价仍然可以维持稳定。从1980～2000年的20年中，美国的进口增加了400%。美国进口占全世界出口的比例在这20年中从12%增加到19%。美国的出口赶不上它的进口增加，因此多年来美国这个庞大进口市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它借外债来弥补的。2003年中，美国进口的2/3是靠出口所得来的外汇支付，另外1/3是靠借外债。到2004年美国的出口仅是它进口的一半。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它的外债不断的增加，和世界生产过剩以及各国对美国市场越来越依赖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一件事的两面。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它的外债数额越大，也就说明世界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越严重，也同样说明需要靠出口来维持它们国民生产增长的国家所面对的困境。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aster C.Thurow）在他最近写的好几本着作中，都强调美国从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了“火车头”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本书中，他这样说：“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1994年为1450亿美元）和日本经常项目的顺差（1994年1300亿美元），是一体两面。”他接着解释说，虽然美、日之间的顺逆差在1994年只是660亿美元，但是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圈的国家）和日本维持逆差是靠它们与美国的顺差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只有在与美国维持贸易顺差，才能够与日本维持逆差。在1996年瑟罗（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出版时，他就说美国从90年代中开始已经没有能力再扮演“火车头”的功能来带动世界经济了，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无法继续用借债来不断的进口以便吸纳世界上剩余的商品（Thurow，1996）。但是到了21世纪初，美国事实上仍然要做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就是说世界的经济成长还是要靠美国用借债来维持大量的进口。从上世纪末到今天，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但持续，而且更加速扩大。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看清楚80年代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图面。

在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化”正搞得火热，也就是当所有发展落后国家都相争的加入了世界分工的行列，将它们发展的希望都寄托在出口上，把一切投资都集中在能出口的工业上，这也正是世界生产设备产能已经高度过剩的时刻，从那时到现在虽然美国的进口市场还在不断的扩张，但是这样的扩张是用借债来维持的。在90年代中时，美国商界的企业家唱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时，也就正是亚洲许多靠出口来发展经济的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它们的困难和美国用借外债来维持进口是互相关联的，因此90年代末危机在亚洲爆发是必然的事。今天美国商界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说“21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样的预测。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发展与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非常相似，而现今美国当前的贸易逆差与它的外债积压所面临的危机比起十几年前又严重太多了。

我们可以把全世界的剩余产品想象成一座大山，这座大山是因为世界总生产不停的超过总需求而堆积起来的。假设这座山堆到一个高度就会倒下来。我们再假设这时在这座大山旁出现了一个特大号的无底洞，因此所有的剩余产品都可以丢到这个无底洞里去。只要可以继续丢，生产就可以继续，不但可以继续，或许还可以加速。假设这个无底洞的口有个看守人，这个人给丢进东西的人一张纸条，纸条上记着丢下去东西价值的数额，只要丢的人可以同意拿着这张纸条作为欠账的记录而不要求兑现，他就被允许继续丢。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怪，但是它说明了今日世界上生产过剩的问题，而美国就是这个无底洞，那张纸条就是美元。

世界上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够继续，就是靠着美国这个庞大的进口市场，美国这个用增加外债来维持的进口市场使资本主义暂时不必立刻缩减生产，暂时逃过更大规模的危机。在这危机延缓的期间，世界的跨国资本可以继续谋取利润，继续累积它们的资本。

第二节   美国外债扩张与金融信贷膨胀之间的关系　　

但是一般常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牟利，因此这个假想出来的无底洞的故事不可能成立，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把它丢进一个大洞里就了事，资本家（不论是落后国家的资本家或者是在落后国家生产的跨国公司）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后必须要能卖，必须要收到钱（美元）。资本家在拿到美元后，才可以用它来换取当地的货币，拿到当地的货币后，他们才能支付工资和其他生产费用，剩下来的就是资本家的利润。

当资本家或出口商用美元换取本地货币时，出口国家的中央银行就用本国货币来支付收到的美元，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美元外汇储备和本国货币流通量同时增加。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则进口的公司或贸易商将会用相同数量的本国货币去换取外汇来支付进口。结果是两项互相抵消，在其他因素不变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存和本国的货币流通量两者都不增加或减少。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出超，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存和这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都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外汇增加部分等于出超部分，而本国货币流通量则会通过借贷而增加的更多。出超国家的中央银行如果不要它的外汇储存量和本国的货币流通量增加的话，它可以将美元在市场上抛售，抛售美元时可以收回本国货币。但是这样的做法会使美元贬值和本国货币升值，而本国货币升值对出口不利。特别是要利用出口来增加本国生产的国家，必须要避免本国的货币升值，出超国家往往不希望它们的货币升值，因此出超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为增加的美元外汇储备另想办法。

另外，美元存放在中央银行没有收入，近些年来这些与美国贸易上出超的国家的中央银行，或有钱的私人就用因贸易出超而来的美元收入，到美国去购买美国的公债或私人公司的债券或股票，私人可以用本国货币从中央银行换得美元（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和本国货币供给减少），拿到美国去投资。

美国靠了外债来购买世界上多余的产品，美国所欠的外债再回到美国来买股票和债券。从1995～2001年六年之间，美国国内属于外国所有的股票和债券从3.5兆美元增加到7.8兆美元，六年之间增加了100%以上。对美国来说，境外美元回到美国来买股票是美国的外债与美国的资产同时减少，回国的美元来买债券则是一种债换成另一种债。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外国到美国所购买的各种债券、股票和直接投资。

2000年外国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和直接投资（单位：亿美元）

债券市场	2,793
政府公债	897
其他债券	65
股票	1,938
直接投资	2,877
其他	1,797
总额	8,405

　 　

美国用美元来支付它在贸易上的逆差，也就是说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的差额与它境外的美元外债同时增加，出去的美元再回到美国购买资产的过程中，世界金融信贷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越大，它的外债数额也越大，世界的金融信贷也就跟着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里就用台湾在2001年与美国在贸易上的150亿美元顺差作例子来说明。为了显示这150亿美元对台湾的影响，先不去管台湾与日本的逆差，为了计算方便假设每一美元可换30元台币，150亿美元就相当于4,500亿台币。在台湾出口的各大公司将美元换成台币后，除去进口所需美元外汇后，尚有总合4500亿台币可以供他们投资。如果台湾没有对美国150亿美元的顺差，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和美国的贸易是平衡的话，这4500亿台币就不存在。

当台湾中央银行将收到的美元拿到美国去投资的时候，不管是买公司的债券或是买公司的股票，或者是买美国政府的公债，美国的金融市场就因为美国对台湾贸易的入超而多增加了150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若不是因为美国的入超也是不存在的。因此美国对别的国家的入超会增加它本国的信贷的来源，而与它出超的国家也同样增加它们信贷的来源。

美国在贸易上每一年的入超额就用欠下外债来补足，美国每年就用它自己的货币（美元）来支付它进口超过出口的差额。对美国出超的国家再用美元来购买美国的公债或私人公司的债券或股票。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世界的金融信贷也跟着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越快，美国的外债越欠的多，世界的金融信贷就越加膨胀。

从美国欠外债的这个事实来看，资本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流向发展落后国家。主流经济学家要我们相信落后国家的发展需要先进国家的资本，在他们的论述中，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外来的资本，一个落后国家就不可能发展。但是事实与他们的宣传刚好相反，全世界资本不断的流向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流向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

美国的高额逆差和进口的增长也同时说明了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和欧盟，当然更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世界各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美国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已经持续了20多年。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绝对的数额上和相对的数额上都在增加，这样不平衡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美国作为一个最大的经济帝国，它的货币就是世界货币，美国却也是欠外债最多的国家，这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在大英帝国下，英镑作为世界货币，要维持英镑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英国在贸易上一直保持着出超。

第三节   金融自由化改革与金融资本膨胀　　

在经济大恐慌之后，美国的统治阶级看到金融上的危机可以波及整个经济，因此在罗斯福新政的改革中特地用立法来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分离。1933年的Glass-Steagall Act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因为投资银行经营新股票上市的发行（IPOs）和其他股票和证券的经营，所以风险较大，而商业银行的活期支票存款就是货币，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是为了保障商业银行存款的安全，同时也可以阻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而进一步形成资本的垄断。同时为了防止像经济大恐慌时许多人因为怕银行破产而发生的挤兑，这条立法也设立了国家存款保险。更为了防止银行用提高存款者的利率来彼此竞争，因而投入收益高但风险大的资产，这条法律也给银行存款的利率设了上限，即通过了Regulation Q来限制银行付给存款者的利率。

另外，为了避免金融投机带来的经济上的不稳定，国会也通过了立法来设置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和监督，其中包含股票市场交易的规定，并且设立了证券市场委员会（简称SEC）来监督股票市场的交易。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少数大型银行利用全国性的扩张来吞并小银行，所以在经济大恐慌之前就有了限制银行进行跨州兼并的法律，即1927年的McFedden Act。因此，当我们回头去看战后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时，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政策是与新政时期所制定的对资本管制的立法相配合。也就是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配合了这些管制来调节整体经济。

但是战后几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不断的扩张与兼并的结果，使得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再度进行结合。到了80年代，美国政府将许多新政时期有关金融的管制松绑。【1】1980年时美国国会通过了The Depository Insttution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简称DIDMCA）。这条法案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限制，以及一些其他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在取消金融管制的80年代里银行破产增加，这是与金融自由化相关联的。但是美国国会还是不断的用新的立法来取消原有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到了80年代中美国的储蓄银行接连着大批破产，这些储蓄银行破产与1980年通过的DIDMCA这条法律有关，因为储蓄银行在这之前只可以从事房屋贷款，在利息设有上限的环境下，储蓄银行的存款与贷款很稳定。在利息上限取消后，这些银行必须与其他商业银行竞争，因此储蓄银行开端贷款给一般生意，并且从事投机，包含房地产营造的投机。到了80年代中，大批储蓄银行破产，在破产的过程中，这些银行的总经理中好多人都捞了大笔不义之财。他们先贷款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后再宣布破产，当储蓄贷款银行的存款保险已经用完时，美国政府只好拿出纳税人上千亿美元来抢救储蓄贷款银行，以及赔偿在这些银行存款顾客的损失。

80年代除了大批储蓄银行破产外，整个金融市场都非常混乱，投资银行用发行高风险的债券（junk bond）来促使企业进行兼并，高风险的债券要付高利息，好多企业用发行债券的钱来兼并其他公司，但是常会在兼并完成之后，因利息的负担太高而破产。买junk bond的人明知道风险很大，为了高利还是把钱投进去。当时的金融业就像个大赌场，赢的人发大财，输的人宣布破产，但是赢的人都是大户，也有不少CEOs因为犯法而入狱，跟21世纪初时大批不合法的交易被揭露出来，许多经理被判刑入狱的情形很像。就连金融界自己也把这一段疯狂的几年称为赌场的社会（《美国商业周刊》1985年09月16日）。1987年10月葛林斯班刚上任联邦银行理事会的主席，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引起了美国和世界金融的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90年代美国政府又进一步废除对银行的管制。【2】1994年时国会通过允许银行跨州兼并的立法。在此之后，各大银行，像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就可以在美国各州进行兼并，成立他们的分行。【3】1999年国会又通过一条法律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来代替Glass-Steagall Act。这条新法律允许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合并。其实在这之前，很多商业银行已经用设立分公司的办法来做经营股票的生意，这条法律彻底的取消了对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并的限制。这样的发展帮助了经过半世纪的发展，资本的扩张终于冲破了各种法律的限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再度合并，而且到了20世纪末，金融资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界越来越模糊到最终消失，这些新的立法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新立法其实都是将已经存在的事实加以合法化而已。

国际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资本膨胀

欧洲美元从70年代初在不受任何管制下大量扩张，它从1973年的五百亿美元扩张到1987年的两兆美元。这么庞大数目的金融资本可以跨国界的自由流动，石油加价后先流到第三世界石油进口国家，这些国家的外债从1973年的一千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底的一兆美元，是13年前的10倍。到了1982年夏天，外债危机开端时，跨国银行就将资金从这些国家撤走。这大笔资金回到美国，其中一部分为美国政府在80年代的国家赤字融资，另外部分则成为80年代大规模企业兼并资金的源。随着生产设备过剩，资本投入生产也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若是想要获得高利润，从事整个公司的买卖或者其他方面的投机要比将资本投入生产来得容易。但是要买卖价值数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公司，主要是手中要有可以控制的资金。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掌握了大笔资金，它们就进一步去发展利用这些资金来扒分的生意，也就因此发展出来各式各样的期货市场。本来期货市场的设立是为利用期货的交易来降低谷物和其他商品买卖的风险，但是到了70年代后，大部分的期货市场买卖都是为了做投机生意。

 1972年外汇的期货市场成立，这是第一家金融性质的期货市场。1975年芝加哥的商品期货市场又增加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债的期货市场，80年代初又设置了买卖股票指数的期货市场。股票市场最原先成立时，是为了要扩张生产来增资，但是到了80年代底，在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仅成立了几年之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的交易额已经超过股票市场的交易额。因此到了80年代金融市场的交易大规模的膨胀，股票的交易和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的交易跟为了生产而融资的关系越来越远。到了80年代底90年代初时，世界的私人资本（特别是用来投机的短期金融资本）的流动变得非常活跃。除了私人投机资本流动量和频率都以快速度增加外，因金融资本投机而来的大量数额的货币买卖也给国际金融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1】科技发展，使得金融资本转移速度加快，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2】剩余资本量的增加而导致金融市场的投机。

在金融投机中，各种金融的交易额增加了，金融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量也大幅增加。像不同国家货币买卖的外汇市场原来是为了国际贸易而成立的，后来也为了国际间投资的需要。到了90年代初，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高达一兆美元以上，在一兆美元的交易中只有10％的交易与贸易和投资有关，其余的交易量都是为了在各种货币之间价格的波动中获取收益的投机买卖。现在外汇市场买卖的交易额更大，比90年代初又增加了30％。这还只是外汇市场，尚不包括外汇的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外汇期货市场的交易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也越离越远。

从70年代中后，金融资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1】金融自由化和【2】美国外债的增加，和国际间【3】金融投机数额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金融资本的扩张更为加速，金融危机也就随后而来，从80年代开始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正说明这一点。不但如此，在未来因金融危机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危机的可能性更加强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现今美国的许多非金融性的大企业都从事于金融的借贷活动，像标准普尔（Stand and Poor）股票指数的五百家公司在2000年时，有高达40％的利润来自贷款等金融性的经营。而且这金融性经营利润的1/3是来自非金融性（像生产性的企业或批发零售企业）的大企业（华尔街日报，2002,6,10）。

随着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市场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许多企业为了扩充市场，用借钱给顾客来招揽生意，像汽车公司用低利贷款来卖车给顾客，像家俱公司融资给顾客，使买家俱的人可以在一年后或两年后才开始付贷款，像波音公司要卖飞机就借钱给航空公司。虽然借钱给消费者来买耐久性的消费品并不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奇异电子（简称GE）早在1933年时就用贷款给消费者来买收音机，之后再用分期付款来偿还。但是近年来由公司借钱给顾客在规模上和范围上和以前都有很大的不同。奇异电子现今有奇异电子资本(GE Capital)这个分部，奇异电子资本并不只是贷款给向它买东西的顾客，而是贷款给一般的企业或消费者。在这篇报导中这样说：有一家印刷公司快要倒闭了，因为它所欠的款过多，风险过高，所以银行不肯再借钱给它。这家印刷公司最后找到奇异电子资本，奇异电子资本马上就批淮了一百万美元的贷款，这家公司就用它的印刷机和房子做抵押。事实上，由奇异电子分出来的奇异电子资本这样性质的贷款跟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区别，奇异电子资本的资产高达422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三家最大的银行的资产额，居第四位（华尔街日报，2004年06月10日）。几个月前，奇异电子资本才又花了八亿五千万美元收买一家百货公司的整个信用卡部门（华尔街日报，2004年08月12日）。因此奇异电子资本所提供的信用已经与它本公司所销售的东西没有关系了。

在经济大恐慌时，美国因为大批银行倒闭而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所以政府通过了很多法律来保证银行的安全。此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主要是为了避免因银行倒闭而引起连锁性的金融危机。为了执行管制，政府定期派人来查帐，而且政府还为存款者设立了保险，存款者有了保险就不会在紧急时取出存款，而使银行无法应付而倒闭。而像奇异电子资本这样的公司目前在执行银行的功能，却不受任何管制。而像奇异电子资本这样的大公司从事金融经营的还有很多，像波音公司也有波音资本这个子公司，波音资本的贷款总额在2002年时是1999年时的三倍，共一百亿美元。20年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信贷中的供给中占40％，到了十年前这个比例下降到20％，而今天只占19％。所以虽然银行受管制（既使银行的管制也在弱化中），但是因为它所占的信贷比例逐渐减少，因此管制对整个金融的影响力也就跟着减弱了。而这些非金融性的公司从事金融性的活动却完全不受管制，这就使整个经济因为这些公司所担当的风险而增加了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波音资本借给联合航空公司12亿美元来购买波音飞机，如今联合航空公司在破产中重整，如果联合航空倒闭，波音资本也将会被连累（华尔街日报，2004年8月12日）。

这篇华尔街日报（2002年06月10日）的报导分析了非金融性企业进入贷款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在一个企业主要的经营部门（像生产部门）的成长缓慢时，进入金融的经营【1】可以较快的增加这个企业的收入，像波音飞机制造部门的成长速度不够快时，波音资本的快速成长可以用来提高总公司的收入成长率。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可以【2】提供优惠贷款来吸引顾客，特别是有很多顾客因为信用不够好，而申请不到贷款。在这篇报导中一个被采访的人说：“从90年代底到21世纪初，一般公司所定的价格并不一定能赚钱，所以做生意以能够保住它的营业额在市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主”（华尔街日报，2004年08月12日）。

由此可见近些年来，因为剩余生产设备的问题比之前更严重，市场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生产性企业进入金融的经营，一方面有助于年收入额的增长，另一方面有助于销售它的产品。前年年底在安然（Eron）公司的经理们的作证中，安然的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做法都被揭露出来，这些做法也脱离不了90年代以来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可能更重要的是安隆这个企业在账面上的营业额中很大的部分就是它在金融上的经营和操作，另外一部分是它把同样的东西卖出去，马上再买回来，因此它假造的交易额就成为公司收入的一部分。譬如说安隆卖了一千万美元的电力给一家公司，第二天再将一千万美元的电力以同价向这家公司买回来，安隆在账面上的营业额，使得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公司的收入正快速的增加。

美国大批高科技公司在90年代中期快速的成立，好多家又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倒闭了。这一段的发展经过也与金融资本的操作有密切的关系。在过去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都要在公司成立了几年之后，生意经营稳定了，开始有利润了，投资银行才考虑将这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但是在金融资本膨胀的90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许多dot.com公司成立后，刚搬进去租的办公室，包装的东西和设备的纸箱还没有打开，银行就找上门来要将这家公司的股票上市。在上市的过程中，投资银行将股票炒热后马上脱手，赚了大笔的钱。许多买股票的散户，包括许多人购买各种不同的股票基金作为退休金（401K）也赶快跟着买，这些新上市的股票在极短的时间内上涨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往往一个刚刚成立的公司，还没有做成什么生意，它的股票就已经值好几千万。这种事在90年代前从来不可能发生的。没有几年之后，许多dot.com公司破产，就是没有破产的公司的股票也是一落千丈。这个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大气泡从吹起来到破灭不到十年的时间，整个过程与金融资本在背后的操纵有绝对的关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美国房屋贷款的扩张与房屋价格上涨的关系。Fannie Mac（台湾译作：房利美）和Freddie Mac（房地美）是两个政府支持的房屋贷款公司（简称：GSE）。这两家公司享有政府的低利贷款，再把钱贷给一般银行（即向银行买进Matsge）。最近葛林斯班在美国国会的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贷款数额必须大量削减”。他以为这两个机构的贷款额应限制在1000～2000亿美元之间，但是目前房利美的房屋贷款总额是9500亿美元（过去十年增长四倍），房地美是6540亿美元（过去十年增长九倍）（华尔街日报，2005年02月18日），我们可以看出因房屋信贷扩张而引起的房地产的气泡，和如果这两家房贷公司出了问题，将带来房地产的危机。

第四节   金融资本膨胀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大量外资流向美国的几年中，引起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升值。美元升值使得美国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更加困难。美元持续上升和美国股票持续上涨，就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资。到了近五年来，美国外债剧增和因此而引起的金融资本膨胀是世界资本主义目前最严重的和最紧急的问题，这个问题使近期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加强了，也使危险性加大了。（本文2005年的警告，于2008年爆发！）前面提过美、欧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也会同意目前这样不平衡的状况需要调整，只是他们对这种调整将会对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会认为影响之大可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的则认为资本主义有能力克服在调整中所引起的动荡。但是显然这样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了2001年时美国股票开始下跌时，主流经济学家中有人开始担忧，他们怕如果外资卖掉股票和债券把资金调回本国的，不但会使股票进一步下跌，也会引起美元大幅度的贬值，和由此造成的世界金融的混乱。到目前为止，虽然美元相对欧元贬值已近40％，相对日币已经贬值超过20％，但是这个隐藏的危机尚未爆发，而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调整中，就会引起很大的动荡。

在《美元大崩坏》这本书中，Richard Duncan（理查．邓肯）对因美国入超而输出美元所造成的影响有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自80年代后，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后引起了世界信贷的膨胀，因此而引起世界的危机。他认为80年代信贷的膨胀引起了日本经济泡沫式的增长，和在泡沫破了以后的经济危机。他也认为信贷的膨胀与90年代后半亚洲的经济危机有密切的关系。邓肯并且认为在金融信贷扩张时容易引起投资超常的增长，因此而引起生产设备过剩。邓肯这样说：“在过去30年中，因美国逆差而导致国际的外汇储备以极快的速度增加，因此使得世界的信贷可以大量扩张，信贷扩张更引起全世界性生产快速增加。但是在生产增加的同时，世界人口的购买力跟不上去，因此目前存在着世界性的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邓肯又说：“1985年和1988年之间，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接近五倍，从270亿增加到970亿美元。紧跟着日本的信贷也以高速度增加，接着就是生产设备投资增加，因此造成生产设备过剩。”他认为信贷扩张的结果不只是引起生产设备过剩，信贷过分充沛也引起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邓肯认为在一些亚洲国家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像泰国到今天生产设备利用率仍不超过55％，曼谷的空屋率仍在30％以上（邓肯，2003）。

我同意邓肯对因美国外债增加所引起的信贷膨胀的问题，和因为信贷过多而导致生产设备投资过多，但是我不同意邓肯把美国的赤字看成是导致这样发展的一切原因，而不去进一步分析美国贸易为什么会产生赤字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战后前20年美国没有贸易赤字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赤字问题从70年代后持续不减？又为什么到80年代才更严重起来？到了90年代再到21世纪初变成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像前面所分析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除了美国到了60年代逐渐失去它在生产上的绝对优势外，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世界生产过剩是相关联的。美国依赖外来资本来补足它总支出超过总生产部分，这样的发展与其他出超国家依赖美国市场来维持它们的经济成长是相关联的，这是同一回事的两面。这样的发展反应了世界资本主义从70年代初到今天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在近30年越来越严重。世界生产设备过剩与美国外债快速的增加互为因果。生产设备产能过剩抑制了生产性的投资，这又和金融资本膨胀和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有不可分的关系。结果就是金融危机在过去20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出现。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80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债危机的形式爆发，欠外债国家的经济经过十年后，仍然不得恢复。到80年代底，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气泡破了以后，到21世纪初，房地产的价格跌了一半，股票跌了3/4。日本的经济经过了14年极严重的危机，日本的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的，而且也是时间拖延最久的，到今天也不能恢复。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90年代中，墨西哥又再度陷入从所未有过的经济危机，而且危机蔓延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亚洲爆发，并蔓延俄罗斯和巴西。90年代中美国大量的资本投向高科技业，由高科技的兴旺引起了信贷的膨胀、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直到2000年泡沫破了之后的两年中，美国的dot.com公司一个个破产，随后世界的通讯业公司也在大量剩余产能下，一个紧接着一个破产。到了21世纪初日本的经济还没有恢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又进入萧条，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都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第八章 8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加深与“全球化”

1982～1990年之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三千四百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一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927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八年中，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4180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到了1990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The Debt Boomerang　　

在处理落后国家外债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如何推动“全球化”。并且可以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国际金融组织在逼迫落后国家还债时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的协助，这个危机转嫁的程序不可能完成。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只是靠国际货币基金，而且他们还靠其他金融贸易组织和各种贸易协定，在这一章的第二节就对这些组织和条约中重要的几个作介绍。从这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　国际金融贸易组织是“全球化”六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

第一节 石油美元再循环与第三世界外债

在第六章中谈过在70年代石油出口国家将石油两次加价后，跨国银行收到大笔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存款，跨国银行转手将钱贷给第三世界国家。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贬值的威胁。1980年，Paul A.Volcker被派任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理事长，他上台后实行了由货币学派的理论所推演出来的政策，大幅紧缩了货币流通量，让利率随银根紧缩而上升。美国贷款利率达到战后最高点，接近20％。美国利率上涨带动了全世界金融的紧缩，欧洲美元的利率也跟着上升，这时美国和其他各大国的跨国银行马上就提高已经贷给第三世界款项的利率。

到了8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因利率上涨而使他们的外债负担非常沉重。以巴西为例，欧洲美元的贷款利率每上涨1%，巴西的每年外债利息负担就增加五亿美元。而只在两、三年内，欧洲美元利率上涨了10％左右，可见因利率上涨给巴西和其他借了外债的国家带来如何重的负担。

根据摩根信托保证公司的估计：1982年时，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外债利息支付占（商品与劳务出口）总额的比例如下：厄瓜多尔44％、巴西为45％、墨西哥为37％、智利为40％、阿根廷为44％（1982年10月）。

从1979～1982年之间（利率上涨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从2330亿美元增加到3620亿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年时，波兰就已经不能支付到期的外债，1982年08月，墨西哥也宣布它付不出当月应付的本金和利息，随后其他第三世界欠债国也宣布不能继续支付贷款，危机就此开始。

在利率高涨之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债快速增加。第三世界所欠的外债总额的1／3来自美国商业银行，其他贷款来自德国和日本及其他欧洲商业银行，以及世界金融组织。

到了80年代初，假设拉丁美洲的三个最大债务国一年不付利息的话，美国最大五家银行的毛利润就下降75％。美国九家最大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放款，是他们资本额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不但美国最大的九家银行将破产。

到了80年代初，第三世界欠债国支付利息和本金发生问题时，外债危机开始，这时以美国为主的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到了崩溃边缘（沃克，1992）。因此80年代的这次危机其实并不是第三世界的外债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危机的集中点在跨国银行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

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帝国的统治阶级就赶快与国际货币基金联合起来帮助这些银行，讨回第三世界所欠的债，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崩溃。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赶紧替货币基金增资，它们用国家税收的钱转账给基金，成为它们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

1983年时，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要求拨款84亿美元，作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增资之用。国际货币基金就用来自各大国新增加的资金贷给第三世界欠债国，这些国家再用新借到的钱来还欠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跨国银行的贷款。因此，美元兜了个大圈子就从美国付税公民的账户转到大的跨国银行。

有人说，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没有离开纽约市，只是转了几次帐而已。从表面上看，基金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好像是援助这些国家，但是实际上是美国的付税人解救跨国银行倒闭的危机。

当落后国家接受基金贷款时，基金就强制他们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简称SAP）中的各项条件。在1983年时，有20几个欠债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签定了将债务延长偿还的同意书，也同时接受了基金的制裁。

国际货币基金与结构性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结构性调整措施对第三世界所干涉的范围比早年贷款时所签的协定要更广。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内容一般包括下面几项：

——负债国要将他的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赚取外汇，用所得来还债。

——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像削减对贫穷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电上的补贴支出，和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项的开支。

——月节制政府开支来抑制物价上升。

——提高国营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控制通货膨胀、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资上涨。

——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将对外资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规定。

——将国营企业民营化（因此可供外资收买，包括外资用债券换股权）。

——取消政府对外汇和进口管制。

　 　

当一个国家接受结构性调整措施之后，它的政府就失去了管理国家经济的主权，国际货币基金不但要干涉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也要干涉它们的货币政策。借债国必须要根据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条款来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有关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税收。

结构性调整措施规定欠债国要执行缩紧银根的货币政策，以便控制通货膨胀。并且在措施中要欠债国限制工资上涨。在结构性调整措施下，这些欠债国的经济彻底的经过了重整。虽然履行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同意书是由欠债国的政府来签订，但是真正的负担却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80年代初第三世界进入外债危机，在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整顿下，这些国家在整整的十年中都陷入了极严重的经济困境。到了90年代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刚有些起色，就又遭到墨西哥危机的波及。墨西哥的危机尚未结束，在亚洲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结构性调整措施中的条款，一方面是针对这些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目的是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定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权，削减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不能继续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和抗衡。

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压力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尽力减少进口，并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们出口赚来的外汇还债。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经过了30年进口替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能自力更生。它们的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零件很多都还是依靠进口，没有外汇进口时，生产就不能继续。因此到了80年代末，结构性调整措施取消了落后国家对本国经济的保护，落后国家在被迫削减关税和取消对进口的限制，更将国营企业民营化后，也就必须要放弃战后前一阶段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

在国营企业民营化和被外资收买之后，国内资本更进一步失去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性调整措施把这些国家保护本地资本的措施解体，以“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削减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护他们本国市场的力量。

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这个阶级看到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于他们的存亡，他们都得跟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取得国际资本的信任。他们放弃了前一时期由他们所领导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积极的加入了“全球化”。

结构性调整措施中的条款最主要还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当地政府履行这些条款时的真正牺牲者。在接受结构性调整措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只有更加萧条。在进口受到限制之下，许多工业停止生产，工人大批失业，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

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外汇，在世界银行的督导下，由国家辅助大型商业性现代化的农场，来发展农业出口。在土地集中的过程中，农村中的许多小农因此破产，他们在农村中失去谋生的路，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没有他们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条件。本地小资本的经营也因为利率提高而负担加重，再加上一般人购买力低落，小资本的经营和生存就更加困难，他们常常在重重的困难下被迫破产。

在外债危机的八年中，落后国家不但没有能得到外来的资本，反而为了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而输出了大量的资本。根据一个估计，在1982～1990年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但是落后国家的外债在1990年时与1982年外债危机开始时相比，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

在外债危机开始后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中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和代表它们的帝国利用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控制权，借着向拉丁美洲国家逼债的机会，一步步地打破这些欠债国家在战后进口替代发展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完成了它们对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

80年代末，拉丁美洲因为外债所逼，国际货币基金迫使它们履行结构性调整措施中债权换股的条例。债券换股是这样进行的：当欠债国家实在还不起债时，它们只好将它们的国营企业中的资产换成股票拍卖。外国资本在世界债券市场上用低价买进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债券（外债债券售价常是票面价格的一半或更低到仅是票面的20％）。外国资本买了债券再将它拿到拉丁美洲国家，将债券以票面价格换取当地民营化后的企业股票。

这里用墨西哥做例子说明：假如，一美元相等于十个墨西哥披索，一张票面一百万美元的墨西哥债券用3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外国资本家买到这张债券后，拿到墨西哥就可以换成价值一千万披索（相当一百万美元）的墨西哥企业股份。

外国资本就变成这些民营化后企业的股东，它们也就借着这个机会重新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在80年代初，墨西哥还不出欠债时，美国金融大亨们有这么个说法，他们自问自答的说：“墨西哥有没有能力还它所欠的一千亿美元的债？”“当然有能力还，墨西哥有石油、有矿山，怎么会没有能力还债？”

从80年代初到今天，第三世界大批的国有资产民营化之后，只要有钱可赚，这些企业的股票不是被外资用债券换走，就是很快的被外资用极低的价格买去。

从1982年起，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他们被跨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逼的走投无路，跨国资本正等待着将这些国家的市场打开，墨西哥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到了80年代中，墨西哥总统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Madrid的接班人是他手下的Carlos Salinas。Salinas出生于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家庭（被称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他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Salinas在1988年当选墨西哥总统，当选后他继续和扩大了前任总统的经济改革。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将它的企业全面开放给外资、削减关税、取消金融管制、并进行大规模国营企业民营化。

从1982～1992年，墨西哥将大批国营企业拍卖，在这几年中，墨西哥的国营企业从1,200家降到260家，这一千家被民营化的企业占墨西哥企业总数的1/10。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馆、海港、矿产公司、钢铁公司、农业企业、飞机场、公路、桥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话电信企业、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烟草专卖等（Leon，1994）。

Leon对墨西哥大量出售国营企业大为赞扬，把墨西哥总统Selinas当政时的民营化说成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这些企业的民营化很多都是为了还债而拍卖的，原来国有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民营化，国营企业就在债券换股权下转变为外资企业。

1992年时，美国的前联邦准备银行主席沃克（Volcker）对这一段的发展这样说：“这些国家的治国哲学，他们的经济政策，甚至他们的政治体系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他们从过去几十年来腐朽和无效率的经营方式中转变过来。他们不再用高的壁垒来保护他们的垄断企业和国营企业，或抵制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都被抛弃了。它们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他们将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营企业民营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甚至银行。……现在外国投资者与当地资本合作变得容易多了，外资甚至可以参加属于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业”（沃克，1992）。

从沃克的这一段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国家在改革中所起的变化，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力支持，没有它们的支持，改革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样的顺利完成。因为它们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所以国际垄断资本分给它们一份利益。

在石油加价后的石油美元再循环中，第三世界国家背上了外债，借着外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进入了欠债国家，将这些国家的经济做了全面改革，重新取得对这些国家更加彻底的控制。

在长达十多年的危机中，美国再度显示出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

根据卡普思坦的调查，美国政府不但说服了沙乌地阿拉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家，接受以美元作为支付进口石油的货币，并且也说服它们将卖石油所得的一部分美元用来美国的国家公债。在石油出口国家的1,250亿美元的投资中，480亿美元用来买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家公债、股票和长期的直接投资，另外，差不多相同的数额（占总额的37％）则存入私人商业银行（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部分）（Kapstein，1994）。

1974～1976年之间，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所以石油的真实价格（以其他货币计算）并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了。因此，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是主要的受益者（Kapstein，1994）。

我在前面说过，石油美元的再循环延缓了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延缓的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继续获得高利，到了80年代危机爆发了，国际金融资本却不必负担损失，它们在帝国的保护下，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中介来将负担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

资本主义在战后经过了20年的蓬勃发展，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危机再一次明显化。在危机中，国际金融贸易组织不再能发挥它们原有的功能（参见第六章）。随着经济危机，凯恩斯的一套调节国内的经济政策也告失效。

这样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为了应付新的情势，资本主义大国做了相应的调整。前面已经讲了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的新策略，在国际策略上，资本主义大国尽其所能来协助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扩张，而这些被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就成了它们新策略中的重要工具。

第二节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贸易组织与条约

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和协定是“全球化”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点已经从国际货币基金在协助跨国银行讨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Kapstien这样说：“在危机的初期就得出一个基本的策略，那就是债权国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所以欠债的国家面对着一个联合阵线”（Kapstein，1994）。

因此虽然从表面看来，这些国际性的组织和多边协定，好像是为了促进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中性组织，但是实际上，特别是在70年代中以后，它们是由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强国所共同设计的有助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手段。这些金融贸易组织在垄断资本新的资本积累的策略中扮演不同的，但却又互相关联的重要角色。下面将几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条约做简单介绍。

国际货币基金（IMF）与世界银行（WB）

从第三世界外债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货币基金所发挥的功能。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的协助，而避免了因跨国银行倒闭而扩大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更协助了垄断资本将危机所产生的灾害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由这些国家的人民来承担。

80年代第三世界的外债危机就是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拖延和转嫁的结果。这次危机所引起的灾害则完全由欠债国的人民来承担。资本主义大国不但从这些国家抽取大量剩余价值外（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并且再利用国际货币基金向这些国家逼债，将结构性调整措施强加在欠债国上，剥夺了这些国家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权。

从80年代初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在这次危机中，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家机器利用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控制来拯救跨国银行。

Kapstein认为如此大规模危机，如果没有国家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商业银行没有强制逼迫欠债国还债的机制。只有国家和国际性的组织才能采取强制的手段来逼迫欠债国还债。所以资本主义大国一方面，向第三世界国家宣传取消一切政府的管制，根据华盛顿共识只有自由的和不受管制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另一方面，他们却用强权的国家力量来干涉世界金融市场，以便保护它们的跨国资本。

资本主义大国的统治阶级很清楚地认识到若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挽救这个大规模的危机的。我们应该从这一点来了解今天世界上的帝国与国际垄断资本，以及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

国家参与的另一个作用是说服跨国银行继续贷款给这些欠债国，使他们有继续偿还利息的能力，以便保持贷款不变成呆帐。

在1982年危机刚开始时，在国家的调解下，跨国商业银行贷给欠债国230亿美元的新贷款，但是次年就降至20亿美元。到1985年时，跨国商业银行贷给欠债国的新贷款总合为37亿美元，但是欠债国付给这些银行的本金和利息却高达222亿美元。除了为还债而引起的资本外流之外，这些发展落后国家的本地资本也大量外逃。

从上面谈到的，可以看出在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对稳定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协助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有很大的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可以将危机拖延和缓和，在危机到临时，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中的银行面临倒闭，整个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用结构性调解措施来逼第三世界欠债国还债，因此挽救了跨国银行不至于因呆帐过多而破产。

这样的作法使资本主义大国可以将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负担因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而带来的灾难。而且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的干涉，危机的范围可以限制在一个地区内不再继续扩大，因此避免了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危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对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大国将危机延缓、转嫁和限制扩大的贡献。

在这两个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中，国际货币基金扮演主要的角色，世界银行则是在落后国家经济重整中用贷款来影响他们重整的方向。像跨国公司到某一国家去投资，为了发展出口的生产，世界银行就贷款给这个国家修路和修海港，给跨国公司解决运输不便的问题，但也又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债。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

到了1986年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开始时，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失去战后一国独霸的地位，这时在经济上形成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70年代中起，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严重起来，为了解决它在国际收支上大量的逆差，美国就用自己国家的法律来单方制裁它的竞争对手（参见附录一），因此引起日本和欧洲共同体普遍的不满，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进行中，它们警告美国说，如果美国继续不顾关贸总协的规定而一意孤行，贸易谈判就不可能顺利的进行。

这也显示出80年代之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可以和美国对抗，它们不再甘心总是屈服在美国的威权之下。

从1986年开始，乌拉圭回合谈判因为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经过了八年的谈判，而且在谈判中几次都将中断。最后终于在1994年底达成协议，次年成立了国际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组织取代了关税贸易总协，负起了在这个新时期资本积累的新任务。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虽然越来越深，但是它们也认识到用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执的必要，否则发展下去会再度造成30年代时无法收拾的局面。关贸总协第八回合谈判在1994年结束，由117个国家签定，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初成立。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税贸易总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不但将商品贸易自由化推前一大步，而且更推广了资本自由流动的范围，和对外来投资者的保护。

在削减关税方面，世界贸易组织不像关税贸易总协，只限制在工业品上，WTO不但将农业贸易包括在削减关税的范围之内，而且它进一步干涉国家的农业政策，包括不允许国家给予农民补贴。

除此之外，在贸易的范围上更将服务业包括进去，服务业的范围很广，包括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和娱乐等项。WTO也将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包括在内，因为跨国公司掌握了95％以上的专利权，资本主义大国为了要保护垄断资本对科学技术的控制，所以强制落后国家实行与它们相同规定的有关保护专利权的法律。附录二中对世界贸易组织与关税贸易总协之间的差别做较详细的比较。

在协助国际垄断资本打开落后国家的农业市场和服务业的市场上，以及保护跨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上，世界贸易组织有很大的贡献。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工具来为它们争取到世界资本积累最有利的条件。

在垄断资本的督促和帝国的支持下，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相配合，来为垄断资本在全世界进行积累开路，并为它们打开发展落后国家的市场，和铲除在落后国家中一切对外来资本的限制与障碍，使国际垄断资本能更进一步巩固它们对落后国家经济上的控制。

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贸易上的竞争是靠列强之间经济和政治的力量，而绝对不是只靠市场。只可惜有一些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教科书研读的很好，但他们往往把头栽在书本里，因此看不见现实。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按照书中的这条或那条曲线，或微积分中这个或那个公式来运转的。他们把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并且把自由贸易这种属于政策层面的问题变成了原则性的教条。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APEC）

在世界生产设备极度过剩的情况下，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帝国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机进一步深化中，以帝国为基地的垄断资本必须要找新的出路。垄断资本在帝国的协助下，积极的在世界各地寻找新的资本积累的机会。

80年代中后，日本的跨国资本大量来到东南亚，想要建立它在亚洲的经济势力范围，美国也不甘心让日本的资本占据亚洲，就用亚洲太平洋的名义把美国包括进去。1989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APEC）成立了，APEC的成立就是为了便于美、日资本向亚洲地区扩张。

1993年在西雅图开大会后，APEC就有步骤的推进亚洲和太平洋临界的国家的自由化和民营化，它对打开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很有贡献，为90年代后大量日本和美国资本继续来亚洲投资做好准备。

APEC不像欧盟，因为它并不以将来成立一个政治上的实体为目的，它也不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给参加协定的国家彼此在关税上给予优惠，而且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关税优待之外。

APEC也不像世界贸易组织，它对会员没有约束力。它的主要功能则是为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打前锋，也就是说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还僵持不下时，APEC的成立有助于将自由化推前一步。

APEC会员国所推行的具体自由化的政策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典范。

APEC的18个会员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40％，这些国家的总生产占世界总生产的一半，他们的贸易额是世界贸易额的72％。因此，这些国家所推行的自由化对全世界却会产生相当可观的影响。

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执政者就赶紧跟着响应这一股“世界潮流”来改革他们国家的经济，他们像应声虫一样的在国内宣传自由化和民营化，他们说一切国家对企业的管制和对本国资本的保护都过时了，只有在推行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新自由主义之下才能赶上当时的世界潮流。

他们利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每年一次集会的机会，生怕落人之后争相的来表示他们对这新自由主义的全力支持和合作。他们向美国和日本宣誓他们要在规定的限期之前，就提早完成自由化和民营化。

他们在所提的具体行动计划中，相争的表示要提前取消一切对商品和劳务进口的障碍。为了表示欢迎外资，他们供给外资最好的投资条件，大部分国家并进一步取消对资本流动的许多限制，包括对国际账户中资本帐的管制，使得外资可以随意自由进出。

除此之外，这些国家还着手处理一些与贸易和投资相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到乌拉圭回合时才被列入谈判的，像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外资进入服务业的问题和取消农业补贴的问题等。亚洲国家更在技术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基本建设修建提出方案，这些方案都是为了降低外来投资的成本。

APEC将自由化提前实行并设置多项有利外来投资者的措施，对外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来到亚洲投资，但因此也就将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扩张到亚洲发展落后的国家来。

APEC的成立也就是“全球化”六个组合部分中的一个环节，APEC与亚洲国家积极加入“全球化”有密切的关系。从APEC成立到亚洲经济危机爆发的这一段发展在第九章中再做分析。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1993年年底签定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贸易协定设立了一个包括这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内制造的产品（北美制造率的限制随产品而不同）可以享有关税上的优待（在协定签定六年后免税）。

从表面看起来NAFTA是为了促进贸易自由，但实际上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垄断资本。因为到了80年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资本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为了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也投资到墨西哥去生产，而且目的是将成品销售到美国。

NAFTA签定后，美国的垄断资本就可以保护它们的市场。像汽车的北美制造率当时的规定是62.5％，只有在北美制造，且制造率在这之上的才能享有关税优待。因此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可以将它们的汽车组件运到墨西哥去加工再运回来而享有关税优待，但是欧洲和日本公司则不能（除非它们的汽车有62.5％以上是在北美制造的）。

前面提到过了80年代底，墨西哥的重要改革初步完成。这时第三世界外债危机刚平静下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逐渐削减了它们之间的关税。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2010年时它们之间的关税将减至零。事实上，这三国之间的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之内的交易，像美国汽车公司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去建厂再将汽车运回美国卖就是一个例子。加拿大出口中的30％，墨西哥出口中的40％，都是来自这些公司，所以减税的结果只是便宜了它们，更方便了这些公司去加拿大和墨西哥投资。随着投资的增加，美国的跨国公司也加强了对三国之间的贸易控制。

这个协定虽然名为自由贸易，但是它的条例中包含了多项有关投资的协定，而这些投资的协定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跨国公司。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协定中的第11章。这第11章给外来投资的跨国公司所谓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在与投资有关事宜上，外来资本与本地资本享有平等的待遇。

事实上，根据11章的规定，外国公司享有本国公司更多的优待。第11条中规定，如果因为投资所在地的政府规定而造成外来投资公司的任何损害，外来公司可以控诉这个国家的政府来取得赔偿。

这第11章对国际垄断资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会员国中所谈判的多边投资协定（简称MAI）与这第11章中对跨国公司的保护相似，这都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在全世界争取新的积累地盘的策略。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的保护下，美国的一个叫Ethyl的公司控告加拿大政府获得赔偿。这家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公司生产一种加在汽油里的防震剂（注：MMT，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作为四乙基铅的辅助抗爆剂使用，可以提高燃油的品质，降低成本。1959年美国Ethyl公司在市场上推出，1990年Ethyl公司以Hitec3000作为MMT商品使用牌号）。MMT对人体健康有害，在美国早已被禁用。加拿大政府在1997年时施令禁止使用MMT，Ethyl马上以它的利润受损害为理由来控告加拿大政府。第二年，加拿大政府败诉，除了赔偿Ethyl2,200万美元之外，还要赔礼道歉并撤回禁令。

在这整个控告和判决的过程中，不按照加拿大的法律程序，而是完全决定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判决小组，决定的标准也与加拿大的法律无关，而只是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第11章，也就是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1章对投资者的保护凌驾于本国法律对人民健康的保护之上。

同样的，在墨西哥也发生了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1章来要求赔偿的例子，美国的一家废物处理公司Metalclay在墨西哥的Guadacazar城购买一块土地，准备要建一个废物处理厂，当地居民因为这块土地已经被高达两万吨的毒废物所污染，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要先将毒废物清理后才建厂；因为居民的抗议，市政府没有批发建厂的许可证而遭这家公司控告，结果赔偿了1560万美元。

在Metalclay要建厂之前，一家墨西哥公司也同样被拒绝建厂许可，因此可见市政府不批淮Metalclay建厂并不是不平等对待外来投资者。事实上，如果本国公司用本国法律来控告本国政府只可能败诉，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1章保护外来投资者是凌驾于本国法律之上的。

第九章 “全球化”与90年代后危机的蔓延与灾害的转嫁

在过去的两年中，世界上七个国家的经济（这七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占世界总生产的1/4，有六亿六千万人口）经历了一场与1929年经济大恐慌极为相似的经济萧条。这一次与过去一样，在晴朗的天空中危机突然袭击，跟上次一样在许多有权威的评论家还在预测繁荣将持续的时候，危机已经在扩张中，这次跟1929年经济大恐慌时一样，传统的经济处方不但证明无效，甚至会起反作用。任何有历史感的人在现代的社会中，看到这样的现实都会怕得脊梁骨发冷。                                                       ——保罗·克鲁曼，1999　　

世界资本主义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1世纪初，连续的发生大规模的危机。8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危机以第三世界国家付不出外债为导火线而爆发，这次的危机几乎引起整个资本主义金融系统的崩溃，经过了十年才逐渐平静下来，但是遭受危机的国家到今天也还没有复原。

80年代底，日本的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起来，日本的经济危机从90年代初开始，至今仍然处于停滞状态。90年代中，墨西哥又发生了它在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这次的危机波及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到了90年代末，从亚洲开始的金融危机不但蔓延的范围比80年代更广，而且这次的危机并没有随着20世纪的终结而消失，而是一直拖延到21世纪初。

8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第三世界的外债，同样的，90年代经济危机根本原因也不是墨西哥和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够健全。这几次严重的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以金融的形式在不同的地区爆发出来的。而危机的根本原因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这个内部矛盾是以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现象表现出来。

从70年代初开始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变得更加明显，加上金融信贷的扩张，到80年代危机爆发，此后危机的声势越来越猛，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第一节 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到了90年代中以后，世界的危机因为产能的过剩愈加严重，因此引起危机进一步深化和扩张。这里再用汽车为例子来说明世界性产能过剩的严重性。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1997年世界汽车生产设备的产能高达七千万辆，而汽车总需求约4760万辆（与20年前相比，当时只多出五百万辆）。在这之前20年中，各资本主义强国继续增建汽车工厂，因此到了1997年时，产能超过市场需求高达32％，也就是说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只有68％；这篇文章还说，到2002年时，汽车生产设备的产能将增至7900万辆（华尔街日报，1997年08月25日）。

1998年，日本汽车生产设备的产能高达1400万辆，但日本国内市场对新车的需求不到产能的一半。欧洲的汽车生产设备的产能每年增加4%，但市场需求每年只增加1.5%（《经济学人》，1998年03月21日）。

在全世界汽车生产设备过剩（市场滞销）的同时，各大汽车公司却继续扩建，这就是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资本要进入生产性的投资在危机到来前不受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的限制。

日本汽车公司丰田和本田继续在美国和加拿大投资扩建它们在那边的工厂。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南韩的现代、大宇和三星所生产的汽车远超过它本国市场的需求，因此必须找国外的市场。从1989～1991年，南韩的汽车生产设备产能增加了17％，到1991年时，南韩汽车的年产能增加到220万辆，但是它的本国市场却只能销售140万辆，其余则必须出口。但是因为世界汽车市场已经饱和，所以南韩的出口反而从1988年的57万六千辆下降到1991年的32万辆。南韩汽车公司除了国内生产的部分必须得找出口市场外，它们更到印度、印尼和土耳其设厂。

除此之外，欧洲、美国和日本汽车公司也去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大陆等地建汽车工厂。仅在巴西一国，除了原有的四家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大众和雷诺都同时扩建之外，更新来了七家汽车公司在巴西建厂。近年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大汽车公司又纷纷接连着到中国投资建盖汽车厂。

为什么汽车生产设备与市场相比已经大量过剩，大汽车公司却继续投资扩建新厂呢？

这些资本家和他们的顾问并不是不了解汽车业存在着大规模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他们也都很清楚，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个汽车公司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作你死我活的竞争。许多的厂家都可能在市场的争夺战中被淘汰，而任何一家公司不愿意自己成为被淘汰的一个，所以就必须拼死命的扩张，这是资本的规律，资本必须能继续增值否则就要死掉，而按着这个规律的发展就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世界汽车的总销售量停滞，而产能却不断的扩大，产能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不管个别公司如何采用新的技术、裁减工人和降低工资来增加生产效率，以便降低成本，并且如何用新的车型和大量广告来吸引顾客增加销售量，这样的作法并不能改变总产能超出市场总需求的基本问题。在总销售量不再成长或成长缓慢时，一个或几个汽车公司若是能增加销售量，其他公司就必须要减少销售量。

因此不难预见危机迟早是要爆发的，在危机中，一些实力弱的公司竞争不过，这时就只好将产业出卖或宣布破产，在这个过程中，大的、强的公司兼并小的、弱的公司，造成资本进一步集中和垄断。

在危机中，一部分剩余的生产设备得以销毁。在过去十多年中，汽车业资本兼并的例子很多，而且这些资本的兼并多是跨国界的。像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原是一家实力强大的公司，在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危机中，日产汽车公司的营业发生问题，财源支持不下去，由法国雷诺融资而成为法、日的合资企业。

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德国的宾士汽车公司收购了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南韩的几家汽车公司是花了大量资本发展起来的，在危机中，这几家公司都面临债务过高的问题，使得继续经营非常困难。美国的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看中了这几家公司，上面提过南韩的汽车公司除了在南韩，还在其他几个国家设立了工厂，因此收购了这些公司便于福特和通用在这些国家扩充市场。

但是十几年来这样的收购和兼并并没有大量销毁汽车的生产设备，加上几家公司的扩大增建，像过去几年它们又争相地到中国投资建厂，因此上世纪末危机开始时存在的过剩产能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在购买力逐渐减弱之下反而更加严重。

除了汽车之外，钢铁业、化工业、电子业、制药业、纺织业、交通（包括飞机制造业和航空业）、零售业和通讯业等，当今都存在着大量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

21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20多家通讯业公司中，大部分都面临破产的危机。这些公司在90年代末快速扩张时，借了大笔的债，全世界通讯业的公司总债额达一兆美元。从2001年初到2002年中，美国通讯业及其相关企业因为营业额下降，已经解雇了50万人（《经济学人》，2002年07月20-26日）。

在90年代中时，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都对通讯业寄予很大的希望。通讯业是个新的产业，所以有快速成长的潜力。根据《经济学人》这篇的分析，各国的通讯业对市场的成长率都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所以造成今天的困境。

电子通讯量从1997～2002年之间每年增加一倍，但通讯业过分乐观的预测是每一百天就增加一倍，因此各大公司大量投资来建地下视光电缆（fibreoptic cable），而且这些公司估计既然要挖地来埋电缆，埋24条和埋240条的成本不会高过十倍，所以根据当时过分乐观的预测，当时是埋越多越好。各大公司争相埋电缆的结果，从1998～2001年间，地下视光电缆增加了五倍。

不但如此，因为科技的进步，每一条电缆能传播的信息增加了一百倍，因此传播的总能量增加了五百倍。但是在这几年的发展中，市场的成长率是完全没办法跟得上产能的扩张。在这篇报导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说这个产业目前面对着一个“完全和彻底的危机”。世界四大通讯公司的股票如以2001年1月1日为一百点指数，到2002年春，这四家的股票都跌到20点以下，World Com的股票更跌到接近零（《经济学人》，2002年07月20-26日）。

另一篇报导中说在过去两年中，美国的通讯业有50家公司总共有七百亿美元的呆帐，更有几十家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而尚未破产的公司的股票已经跌了90％。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更多家通讯业公司会相继的破产（《经济学人》，2002年7月，13-19日）。

当然在21世纪初的各行业中，通讯业是最坏的，但是近来破产的公司也来自其他行业，像航空业虽然是受了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但航空公司主要问题还是因为产能过剩。

根据一个报导，从1996～2001年，航空业以每年3%的成长率在扩张，但是航空业是一个所谓成熟的产业，需求只会很缓慢的成长，在9.11事件之前，美国航空业就已经存在着15％的剩余产能，美国航空公司在2001年亏损20亿美元之后，宣布破产，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还在破产后重整。其他几家航空公司都在大量裁员（《经济学人》，2002年08月17日，页52）。

航空业的问题也影响到飞机制造业，在航空公司债务重整中，这些公司不得不取消它们以前签订的购买飞机的合同。此外，在美国布希总统将钢铁进口增加关税之前，钢铁业中也有许多公司宣布破产。好几年来，制药公司因为发展不出新药来，都遭到营业收入无法上升和股票价格低落的问题，据预测，世界各国制药业的困境在最近的将来都不能解决（华尔街日报，2002年7月16日）。

除了汽车业、通讯业、航空业、制药业等大企业外，就连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都熟悉的饮料市场都因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而使得进一步扩张发生困难。

我们可以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市场中的竞争来了解当今这个市场情况的一二。这两家公司是世界汽水业中最大的两家，但是因为它们都不是新的产品，因此如何维持它们的销售量不断的增长、市场不断的扩张就是经营者最大的挑战。如果它们一旦停止扩张，就会很快的失去它们领先的地位。为了扩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各自收买了不同的果汁公司和冷饮公司，并且也进入瓶装饮水的市场。除此之外它们各自借着快餐店来卖它们的饮料，像百事可乐和汉堡王及Taco Bell是一家公司，麦当劳则销售可口可乐。

这两家公司除了每年用大量的广告做宣传之外，它们更个别到美国各地的学校兜揽生意。因为据调查一般人对哪种冷饮的喜爱多半决定于他们年轻时喝冷饮的习惯，所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认识到要扩充市场，必须得早早从培养年轻人的口味开始。加上近年来美国各层政府的经费缩减，学校经费不足。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就分别与学校签订合同，要校方同意只卖一种汽水，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在合同中，就给这学校一笔钱作为取得专卖权的报酬，学校就用拿到的钱作为支付一些课外活动（像音乐和体育）的费用。

合同签定后，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就在该校设起冷饮机，孩子们就大瓶大瓶的灌下含高咖啡因的糖汽水。可口可乐公司从成立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种用与学校签合同取得专卖权来扩充市场却是近几年来的事，这种作法甚至在20年前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为了扩张营业额和占据更大的市场，除了上面说的汽水公司用向学校买专卖权来销售汽水外，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各家公司为了要推销它的产品花上大量的广告费。除此之外，每一家公司的一种品牌又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口味，像可口可乐就有八、九种不同的口味，以便在超市的架子上尽量多占位置。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像汽车公司为了占据市场，每一家公司必须要制造各种模型的汽车，要有专门迎合年轻人喜爱的模型，又要有配合中年人稳重成熟口胃的模型，既要生产轿车又要生产跑车，要生产豪华车，但也不能放弃低档汽车的市场，另外还加上卡车和休旅车。我们可以把这种想尽各种办法来占据市场的现象联系到资本必须要向世界各地扩张来看。

可口可乐想尽办法到世界各地去建汽水瓶厂，在贫穷国家的城市里，最讽刺的现实之一就是，一方面政府没有钱供给市民清洁的自来水，但是街上的小贩却到处摆摊子卖可口可乐。从这样拼死活的市场竞争中，我们就不难了解不管是可口可乐、麦当劳或是星巴克咖啡，背后推动它们向全世界各地扩建的动力。

第二节 90年代初日本开始的经济危机

根据一个分析，到了2001年（即从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爆了12年后），日本的经济比美国1941年时的经济（即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12年之后）还要更糟。这个分析认为虽然日本官方所公布的失业率在2001年时仅为6%，而美国1941年的失业率要高出很多。但是以生产量、股票价格和利润几项为指标来衡量，日本在2001年时都要比美国在1941年时要差。若以12年总和来比较，日本在经济上的损伤还比不上美国。但是到了2002年时日本的经济离恢复还差得远（《经济学人》2002年3月2日，页72）。

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美国在1940年时就开始备战，到1941年美国参战后，因战争所带来大量的支出才将美国从经济大恐慌中解救出来。

我们可以借日本和美国在经济危机开始以后12年经验的比较来说明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功能。

日本在1989年经济危机开始时，中央政府立即就用增加开支来解救它的经济，不像美国在1932年（经济大恐慌开始三年之后），罗斯福总统就任之后，才开始了一连串的新政立法来整顿经济。这主要是因为在战后的20几年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政者在应用国家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已经相当熟练。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理论也是在他1936年出版的书中才见诸世人。

在数量上来说，日本在这12年中的财政支出的增加的规模也要比罗斯福新政时期要大的多。美国在1941年时，国家公债净额仅为国民总生产的40％，而日本在2001年时，国家的公债净额接近国民总生产的70％。日本在经济危机开始后，中央银行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而在经济大恐慌开始时，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尚没有一套调节经济的办法。

就像第二章中所说的，到了1933年时美国国会才通过紧急银行法案，这法案赋予联邦准备银行在一般商业银行发生困难时，可以用贷款来支持它们的权力。

也就是因为这样，美国在危机爆发之后，大批企业很快的破产，到了1933年时生产几乎下降一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每三个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人失业，但真实的失业率则接近于劳动人口的50％。从1930～1933年之间，美国每一年有两千家银行破产，因此到了危机开始的四年之后罗斯福新政开始时，已经有一大批生产设备被销毁了。

但是日本在危机开始的四年之后，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抢救之下，生产有小幅度的恢复。在这期间日本政府尽量扶持经营困难的企业，日本的银行尽量给企业融资使它们可以逃过破产。加上日本大企业还保有常年以来不大批解雇工人的传统，因此失业人口没有在短期内快速增加。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大量的剩余生产设备不能在短期内销毁，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完全没有解决，因此经济停滞就只能长期的延续下去。

现今日本银行的呆帐达150兆日圆（约一兆两千亿美元）。这样大笔的呆帐使得大企业不可能再借钱投资（当然不投资的原因主要是多余的生产设备），也使得银行不能再贷款，日本的中央银行已经将利率降到零，但也刺激不起任何投资的意愿。

日本在房地产和股票大幅下跌后，一般消费品的价格也在下跌，这与美国经济大恐慌时物价下跌是很相似的。物价下跌比物价上涨给日本当局带来更大的困扰，因为物价下跌更不鼓励消费或投资的支出。同时物价下跌与物价上涨对债务的负担有相反的影响。物价上涨会减轻债务的负担，但是物价下跌则加重了债务的负担。

就像台湾过去买一栋一百万的房子，借了50万的房屋贷款，过了几年房子涨价到两百万，50万的贷款就显得不多了；而日本的一般住房的房价跌了60％，商业房地产的价格跌了80％以上，可见房主债务负担的沉重。

2002年09月初，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召集了一个国际金融会议，各国的中央银行现任和前任总裁和政府官员，以及货币学专家在堪萨斯城开会。在会中美国联邦准备银行的理事长格林斯潘致辞，他说：“以为只要小幅度逐渐缩紧银根就可以预防90年代末吹起来的泡沫的这种想法几乎肯定的是一种幻想”。

代表日本中央银行的Yutaka Yamaguchi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他认为不但在泡沫起来时，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办法预防，就是在泡沫破了以后，中央银行也起不了作用。

美国的一些金融专家常常责怪日本中央银行没有在经济危机的初期更积极的降低利率，并且说日本中央银行在政策上的错误使得日本的经济多年不能恢复。但是Yamaguchi说即使日本中央银行在1991年或1994年时大幅降低利率，最多也不过能提高一年或两年的短期经济成长率而已，而对经济长期全面恢复并不会有帮助（华尔街日报，2002年9月3日）。

我同意Yamaguchi的分析。

第三节 90年代中的墨西哥经济危机

在第八章中已经论述过当墨西哥付不出它所欠的外债时，国际货币基金用结构调整措施替跨国银行逼债，墨西哥在战后前一时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因此解体。在危机中墨西哥的经济受到极大的创伤，它的个人平均真实所得从1981年外债危机前到1986年的五年之间下降10％，实质工资（除去70％的上涨外）下降了30％（克鲁曼，1999）。

到了80年代中后，墨西哥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前面提过在70年代时，墨西哥的统治阶级中出了一批新贵，这批人都是有钱人和有政治势力人家的子弟，他们所学正好为改革所用（克鲁曼，1999）。

80年代中墨西哥总统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就像沃克所说的，墨西哥的改革是非常彻底的，它卖掉了大批的国营企业，降低了进口关税，取消了许多进口管制，也取消了对外资的限制。继Madrid之后Salinas当选总统，他上任后重用一批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毕业生来治理经济；在这批新人执政下，墨西哥政府完成了改革，Salinas与美国谈判，为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做准备。

从1981～1989年墨西哥的经济年成长率为1.3%，低于它的人口成长率，也就是说以个人平均计算经济成长率是负数。从1990～1994年的四年中，即所谓墨西哥奇迹的四年，经济成长率为2.8%，刚好超过人口成长率。根据墨西哥本国的统计。到了1994年，它的经济还没有能回到1981年的水平（克鲁曼，1999）。

1993年12月底，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元旦开始生效，元旦当天Zapatista起义。

1994年1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一周年后）美国克林顿总统在西半球高峰会会议开幕时致辞说：“所谓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今天已经是个模糊的记忆了。这些年的改革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

但是仅在克林顿宣布这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到来的九天之后，墨西哥就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危机中，披索贬值、资本外移、通货膨胀、小农破产、利率上升，许多本国企业因维持不下去而破产，失业人口增加，工资也跟着下降。

在导论中曾经说过，这里再重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这篇报导（墨西哥模式值得这么大的痛苦吗？）这样说：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他与美国的贸易增加了一倍，从770亿美元增加到1,590亿美元，但是对大多数的墨西哥人来说，这些贸易的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从墨西哥的披索贬值之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了39％。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发展报告说，墨西哥极端贫穷的人从危机前每七人中一个，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占人口的2／3。这篇文章说，虽然过去的三年（1996～1999）是危机后经济成长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贬值的危机把墨西哥一代人努力的成绩全部销毁了，使得今天（1999年）墨西哥年轻人的生活不如他们父母一代（华尔街日报，1999年3月8日）。

从1982年墨西哥的外债危机开始，在“全球化”下它的统治阶级换了一批受美国教育和训练的新贵，在12年中全力以赴，做了一连串的彻底和深入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把经济搞得民不聊生，每年大批无法生存的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跨过国界去美国求生。Carlos Salinas在任内却满饱私囊，之后，为了逃避贪污的责任畏罪远远的躲在欧洲。

到了90年代中，“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实行了十几年之后，已经完全失信于人，在这整个过程中谁得益，谁受害已经非常清楚。在这时，亚洲国家的“全球化”却正火热地进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大批的学者正在宣传“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趋势，只有将它们的经济开放，并供给外资优越的投资条件，才能吸引外来资本和新技术，也才能在世界市场中争到一席之地，只有依靠出口才能增加就业，才能发展经济。

第四节 90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

到了80年代初，在世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到世界各地找投资的新机会。这时拉丁美洲在还走不出外债危机的困境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制裁，因而使得国内经济大幅度紧缩，也就是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到了80年代末，美国的商界却突然蹦出所谓亚洲奇迹的说法（当然不是从哪里蹦出来的，而是垄断资本无处可去，所以非得找个地方安身），日本和美国的资本从80年代中起开始投向亚洲。

到东南亚投资的外资中，日资占最重要地位。上面提过，到了这时日本国内的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累积而大量过剩，它必须要依赖出口来提高它国内的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维持充分就业。但是这时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生产设备过剩问题，美国和欧盟国家对日本用出口来占据它们的市场非常不满，因此采取各种方法来抵制日货。

日本的国内市场与美国和欧盟相比过小，不能实现由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能，因此日本的资本家看到他们在亚洲建立起来一个区域性经济的重要性。日本看到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形成欧盟以便扩大市场和生产的规模，日本看到在亚洲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主的经济上的联盟。

在前面曾经提过，到了1985年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这时各大国为了挽救美国贸易逆差的危机，派了他们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开会，并达成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决定由各大国的中央银行合作来将美元贬值和将日圆和马克升值，目的是用美元贬值来增加美国的出口和降低它的进口。各中央银行同时抛售美元并同时收购日圆和马克，中央银行干预的结果使美元从1984～1994年相对日圆（扣除国内物价上涨外）贬值了58％。

长年以来日本为了取得更大的市场，在政府指导下集中发展重要企业及与其相关联的企业，因此在各方面与美、欧展开激烈的竞争。

日本的企业投下大量资本来更新技术以便增加生产效率。前面说过日本在70年代底到80年代初时，它的生产设备就已经过剩，它的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比美国和欧盟还要严重。因此，虽然日本的出口额占国民总生产的比例不大，但是自80年代以来，日本必须要靠商品贸易的出超来维持国内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和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而日本的商品出超就是美国和欧洲商品贸易的入超，这样的不平衡就引起各大国之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争执，美国和欧洲因此加强了对日货的抵制。

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就是在各列强贸易争执加剧时开始第八回合（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圆升值，因此更增加了日本出口上的困难。

以日本为基地的跨国资本必须要解决它国内生产设备与它国内市场相比大量过剩的问题，因此以日本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到国外去投资就成了一个必然的出路，于是日本也就将它的生产设备过剩问题从它的国内蔓延到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

日圆升值和日本的跨国资本对外投资

在1985年日圆相对美元升值后，日本的资本家到美国、东亚和东南亚投资都很上算。因为像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货币都盯紧美元，所以日圆对美元升值，也相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

以日本为基地的资本，特别看重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在80年代中之前，日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尚不多，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也很低，只限于日本所需要的原物料的进口，从80年代中开始，情况大为改变，日本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大量增加，90年代初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开始时，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只光直接投资一项就高达一千亿美元，日本约有四、五百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设厂。

美国在亚洲的投资远远落在日本之后。但是在80年代中，美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量总合比前十年还是增加了71.5％，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量总合只增加了37％。

从8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后日圆升值之后）走，跨国垄断资本就从经济衰退的拉丁美洲国家转向亚洲国家。除了日资以外，美国和西欧资本也到亚洲各国和俄罗斯投资，西欧资本也到东欧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投资。到了1992年之后，各国资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买当地被民营化的国营企业，和投资到拉丁美洲国家的证券市场。

到了9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尚未从80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1994～1995年，墨西哥又重新陷入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从1995～1997年之间，外资来到亚洲增加了一倍。

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投资，大部分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供给这些分公司所需要的资本、机器设备、重要的零件和技术，这些分公司再将生产分包给当地的公司。

日本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暂时纾解了它本国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也暂时为它的资本解决了因原料和工资上涨而成本提高的问题。东南亚国家从日本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和零件，加工后将一部分制成品输出到日本，更将其他大部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因此事实上，日本利用这些国家间接出口到美、欧，减少了日本与美、欧在贸易上因持续顺差所受到的压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贸易保持逆差，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保持顺差。到了90年代初，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已经超过日本对美国的出口。

日本在80年代利用东南亚为加工基地来间接增加它对美国的出口，这样的作法和它在60年代利用台湾和南韩来增加它的出口是很相似的。

在第五章中谈过台湾和南韩的发展和它们如何作为跨国公司加工出口基地而达成20多年的经济成长，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世界的生产设备产能大量过剩，各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都已经饱和，正像第七章中所分析的，美国虽然仍然维持大量的进口，但是它在贸易上的逆差完全靠借债而来，因此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果然只有十年多的时间，东南亚国家靠日本的技术和投资来发展以出口到美国为主的加工业就进入危机了。

80年代和90年代时，日本将生产移向东南亚国家时，和日本本国的经济发展一样，也是受到国家的积极支持。日本的资本家了解因为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这些国家的侵略，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日本仍然心怀余绪，于是日本政府用经济援助来改善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1991和1992两年中，日本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六个国家的经济援助达45亿美元。

美国与日本相比显得逊色，美国只对两个国家援助三千多万美元。这些国家在日本的援助下兴建基本建设，因此方便了跨国公司将制成品出口。同时日本的厂商也包下了像飞机场、公路、办公大楼、海港等项的建设，日本政府的对外援助给它的资本所创造的投资机会与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给美国资本创造了在欧洲投资的机会很相像。

从上面这一段的发展来看，基本上90年代的危机和80年代的危机一样，主要是起于资本主义大国国内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它们之间不平衡的发展而引起的问题。

日本在70年代底和80年代初，就隐藏着生产设备严重的过剩，另一方面因为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争执越来越严重，日本的跨国垄断资本利用日圆升值的机会，把大量资本投向东南亚国家，这也就是把日本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

落后国家所遭受到的灾害主要都是因为它们被整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时，它们就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落后国家所造成的。但是为什么9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从亚洲开始，而且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还是需要加以说明。

东南亚和东亚的国家从80年代中开始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国际化、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改革，为国际垄断资本铲除了进入亚洲这些国家的各种障碍。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因此外资不必承担当地货币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时这些国家放松了或取消了对资本帐的管制，使外资可以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但为了保持与美元固定汇率，这些国家就必须提高本国的利率，提高外资贷款和债券投资的报酬，用高报酬来吸引外资。

报酬既高风险又小，而且资本还可以来去自由，当然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励外资继续流入。外资流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存底，外汇存底数额增大就更保证了外资的安全，外资不断流入，也就可以维持本国货币不贬值。

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外资进来，在一段时间内，会有高幅度的成长，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亚洲时也不例外。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由大量外资进入带来的短期国民总生产高速成长，又变成继续吸引外资的原因，因此乐观上加乐观，就得出了“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的预测。在这一片乐观的背后就隐藏着危机，因为维持外资高报酬和安心的条件，像高利率、汇率盯紧美元、取消对外汇管制，也就是经济不可能稳定发展的原因。

从大量资本在亚洲的流入和流出来看，也就不难了解1997年之前和之后亚洲经济大幅度的变动。1996年时，有930亿美元流入亚洲；1997年时仅有130亿美元流入，在同一年有1050亿美元流出，也就是说资本的净流出将近九百亿美元。资本的流出并不完全是外资，本国资本到这紧要关头也同样逃走避难。

在1997年前流入东南亚的外资中，除了直接投资外就是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金融投资。直接投资要盖厂房要买设备，因此必然是做较长期的打算。金融投资则是可以随时来随时走，而流入亚洲的外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金融资本投资。

在剩余资本要不断找高报酬出路的压力下，就必然会引起投机。到了80年代底和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都属投机性的投资。也就是说买股票不是因为公司经营的好可望分红拿股息，而是因为期待股票涨价可以卖了赚钱，或者买房地产不是为自己住，而是为将来卖了可以赚钱。因此越买就越涨价，结果就像日本一样涨起了股票和房地产的大泡沫一样。

这时美国的各种共同基金在东南亚新兴起的股票市场投资每年的收益率高达30%～35%，这样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从资本投入生产中获得的，而只可能从投机中获得。越多人的眼睛瞪着这个高收益率，就越多人把钱投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泡沫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到了1997年08月，这个大泡沫果然爆炸了。泰国的泰铢最先经不起大量资本外流而被迫贬值，连带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香港货币的贬值，从香港蔓延到南韩，也波及到台湾。

当时中国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对外开放的较少，受的伤害也较轻，但是为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和抢救香港的金融，中国也花去了大笔外汇。

所有受到大规模危机灾害的这些国家都是80年代中不甘落人之后，赶紧登上全球化、自由化、民营化列车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之后，中国越来越依靠外国资本、技术和出口市场的发展，中国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后，就更进一步被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近几年来中国发展更显示出它与其他发展落后国家一样，必然得要承受在危机时，由资本主义大国转嫁过来的灾害，这一点将在第十章中进一步讨论。

在这次危机中，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的经济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损失。货币贬值、物价暴涨、金融系统崩溃、银行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小资本（甚至本地的大资本）经营破产。劳动人民本来在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经受到高度的剥削，危机之后，更是民不聊生。根据世界银行自己的报告，在三年的危机中，世界上生活在绝对贫穷线下（每日一美元）的人，又增加了两亿人。

到1998年秋，一年前从亚洲开始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进一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有继续扩张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趋势。1998年的上半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指数下跌60％。同时，俄罗斯面临不能支付外债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卢布再贬值的危机。如果俄罗斯破产，危机就必然会进一步继续扩大。

1998年10月，资本主义七大强国的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开会时，有一位部长对记者说：“出席开会的人的脸色比参加葬礼的人还要难看”。

在这危机烧上眉头的时候，这些帝国的领导人必须策划抢救的对策。为了抢救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美、欧、日各大国用大幅扩充信用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来给俄罗斯融资，使俄罗斯逃过了破产的危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南韩等国都先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协助”，同时对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措施中的各项条件做了承诺。

在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改革中，这些国家必须将银根紧缩，使利率大幅提高，来抑止物价暴涨。因此造成更多的当地小资本因为不能负荷债务下而被迫破产，甚至连与官僚勾结的大资本（牵涉到银行金融各业）也被迫用改革措施中新制定的破产法来进行重整。在结构调整措施下，这些国家中更多的国营企业被迫民营化，也有许多企业被外资廉价收买。

在这次的危机中，几个新的亚洲小老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这几个国家的执政者从80年代开始一致认同要向台湾和南韩学习，用加工出口作为发展经济的策略，它们争先恐后的将它们的经济自由化和民营化，来适合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内，但是却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过的苦难。

南韩和台湾这两个上了年纪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南韩几十年来由国家培育出来的大型资本中，也有好多个经不起打击而破产被外资收买。南韩最大的30家垄断公司中的16家破产，2100家金融公司中有600家破产。

台湾在危机刚过时，受的打击不大，主要是因为台湾没有外债，所以没有马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贸易组织的制裁，不必被强迫接受结构调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经庆幸台湾躲过了这次的危机。但是两、三年后，在整个世界经济重整下，台湾也必须做进一步调整，使得它的许多隐藏着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从亚洲开始的危机爆发蔓延到俄罗斯再蔓延到巴西，国际货币基金也就从亚洲到其他各地用贷款为条件，逼着欠债国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中的一切条件。

泰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硬性规定下，其政府的财政收支必须要保持相当于国民所得1%的盈余，泰国不得已只好在削减社会福利之上，更将零售税提高到50％（华尔街日报，1999年2月2日）。

国际货币基金对其他需要借款的国家也做相似的规定，除了要它们保持财政上的盈余外，更要欠债国家将国内的利率提高，像印尼就被迫将利率提高到50％，如此高的利率断绝了所有当地资本借款的机会。

在对付亚洲的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对“受援”国家所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国际货币基金对南韩在结构调整措施中所开出的条件看出来，基金对其他国家，像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所开出的条件也相似。

从这些条件中，应该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基金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表面上作为一个中性国际组织的假貌，在这次危机中全部被揭穿了。

亚洲的发展落后国家受到了日本剩余产能的波及，在全世界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就必须承受用外来投资来发展加工出口这样策略所带来的后果。

199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金融的形式在亚洲爆发，这次的危机打破了亚洲经济奇迹这样的神话，也揭穿了落后国家只要屈服在国际垄断资本之下，就能取得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发展它们经济的谎言。

这次危机之后，这种以出口来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受到极大的挑战。除了金融投资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危害以外，这些国家在十年间，用大量资金所建的工厂多属多余的设备，当世界经济进入危机，落后国家的生产就最先受到影响。危机之后，生产出来的商品无处可以销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滞销下受到资本主义帝国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场的只有关闭工厂。但是当初建厂时所借的外债照样得本上加利偿还。

到了90年代亚洲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后，80年代中以来每年大笔流入的外资停止了，而且大笔的（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南韩撤走。这些国家在极短时间内因资本撤离而失去大量外汇存底，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借债。这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开出落后国家结构调整措施的条件要比80年代时更加苛刻。

在南韩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中，南韩政府除了要施行一般的财政上的调整和货币的紧缩外，还得再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并得协助外资收买本国的企业，除此之外南韩政府更要负责加强劳动市场的弹性化，以便给企业主在雇用劳工时更大的权力。

南韩所接受的结构调整措施除了第八章中所列出的条件之上更加入了以下几点：

．协助外国公司收买南韩企业（包括兼并）。

．修改破产法（以便促使南韩企业破产）。

．取消利息的上限。

．1997年底取消对外资在南韩购买债券的限制。

．1998年取消对外资在南韩购买股票的限制。

．1998年取消对日本进口的限制。

．1998年1月取消南韩公司从国外借款的限制。

．1998年01月开除两个有问题商业银行的经理并公布有关外资收买南韩金融企业的条例。

．公布金融改革法案，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并规定公司必须做综合资产负债报表。

．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化。（华尔街日报，1997年12月26日）

南韩被迫对外资开放，从1998～2002年金大中执政的四年中，外来投资达520亿美元，是在这之前35年外来投资总额的两倍（《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6月10日，页58）。

危机蔓延

90年代末从亚洲开始的经济危机不但蔓延到俄罗斯，更再度波及到拉丁美洲。到21世纪初，这次的危机并没有终结，今天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美、欧、日各大国和发展落后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危机仍然持续着。

在这次危机之前，“受援”国家的人民也同样受苦受难，不同的是90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国际货币基金比较有能力把危机限制在一个地区，不致蔓延到全球。这次的情况不大一样。

1998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在美国华盛顿开会，这时危机已蔓延到俄罗斯，并且即将蔓延到拉丁美洲，会中各国的经济首长都拿不出任何对策。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美国国会因为已经看出国际货币基金解救危机的无能，所以不批准美国对基金的增资。

但是此时大批资本开始从巴西撤走，1998年从8月到9月的两个月内，巴西的外汇存底从783亿美元下降到470亿美元，下降了40％，损失了三百亿美元（华尔街日报，1998年10月08日）。

外国与本国资本外逃主要都是怕巴西的货币贬值，赶快逃到资本主义大国去避险。到了巴西的资本外逃挤兑美元开始时，火已烧上眉头，美国国会也只好再拨款给国际货币基金，国际货币基金随着转手借给巴西。

巴西在1998年10月底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四百亿美元的贷款和结构调整措施中的各项条款。这个措施规定巴西政府必须整顿财政，一方面增税，另一方面削减福利及对贫困人民的消费补贴，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总合达200～250亿美元之多。国际货币基金拨第一笔90亿美元贷款时，巴西还有45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加起来一共是540亿美元。

但是巴西的资本继续外流，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这五百多亿美元几乎一扫而空。结果到了1999年01月，巴西还是得将它的货币贬值，在这危机中，巴西损失了大量的外汇之外，又增加了数百亿美元的外债。

在国际货币基金狂妄的和不惜一切的为国际垄断资本搜刮的同时，在这次的危机中，它能起的稳定作用却已经在减弱。

从1997年08月泰铢贬值开始，资本主义的危机蔓延至东南亚各国，更波及到南韩。到1998年08月中俄罗斯付不出贷款后，危机更蔓延到拉丁美洲。在这之后，整个国际资本对第三世界的贷款枯竭，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要发行债券都极为困难，困难的程度可以用发债券的利率高出美国国家债券的利率的差数来衡量（高出美国国家债券利率的差数叫spread），这个差数从1998年08月中到09月10日增加了一倍，升到17％，其中最高的是委内瑞拉，它用美元发行的国家公债的利率升到高出美国国家公债利率27％（《经济学人》1998年09月19日，页87），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从国外取得借款。

第五节 21世纪初的危机加深

从1997年开始到2000年后半的三年中，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完全不稳定的状况中，这样的情况显然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到了2000年的第三季，美国的国民所得成长果然缓慢下来。2001年03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

美国的经济在1993年后随着高科技股票的疯狂上涨而带来的经济超常的成长，掀起了所谓跟着资讯科技发展起来的“新科技永兴不衰”的迷思。在科技股票崩盘后的几年来，经济萎靡不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出来的“新经济”不必遵守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规律的故事也就不攻自灭。

21世纪刚刚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即陷入了这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第二季，美国和德国的国民总生产停止增长，日本的国民总生产经过了12年的停滞，再次进入这十几年以来的第四次萎缩。这三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心同时进入经济萎缩是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

美国这次危机从开始到2003年，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已经将利率调低12次，在这期间利率从6.5%降到1.5%。低利率虽然对消费支出稍有帮助，使许多人利用低利率来更换房屋贷款，并拿新贷款来还信用卡的钱，但是利率下降并没有能刺激投资，因此也就挽救不了美国的经济。

从日本十多年来和美国近三年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凯恩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事实上，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凯恩斯早已经预料到，他认为虽然利率下降可能可以刺激投资，但是当利率继续下降到很低时，他对投资的刺激效能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低利率也不再会因货币供应量增加而降低，凯恩斯把这种情况称为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今天日本和美国就爬不出这个流动性的陷阱。

20世纪初，亚洲在上世纪末经历过危机的国家尚未恢复，拉丁美洲的国家又进入危机，从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连续的遭受危机的袭击，到了21世纪初，这些国家的危机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有更加扩大的趋势，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都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哥伦比亚、秘鲁镇压不了游击队的反叛的战争。阿根廷从2001年底到2002年春，换了四个总统。委内瑞拉由美国支持的右派发动的政变没有成功。在巴西选举，因为左派可能会当选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巴西货币贬值的威胁。

因此，耶鲁大学拉丁美洲学者Riordan Roett说：“80年代时，我们提出（作为解决危机的）市场改革这个容易的答案，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容易的答案了”（华尔街日报，2002年07月25日）。

Roett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承认了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失败了，造成了今天的后果。面对着这个烂摊子，改革者如今再也变不出新的魔术了。

到了2003年底，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似乎稍有起色，但是几个月之后，助长经济成长的一股气势就消失不见踪影了。贷款的利率尽管低，但引不起投资者的兴趣，日本的消费者握紧着钱包就是不肯买东西，美国消费者的债已经淹过了头顶。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在布希任内不断的扩大，它的贸易逆差直线上升，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在短期内无法撤退，这都增加了今日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目前世界经济唯一的一点亮光就是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在中国的经济开放后，世界的剩余资本找到了一个新的处女地。以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争相的、不敢落后一步的到中国投资。

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在世界市场上增加竞争力；另外就是要占据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在大量流入的情况下，维持了高速度的经济成长，再加上大批的公共建设和房地产的投机，已经发热的经济快要烧了起来，美国的商界又摸着他们的水晶球发出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这样的预言有可能会准确吗？这一点在第十章中会再做分析。

第十章 在危机转嫁中，落后国家发展的困境

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广阔的土地，有世界上大多数勤奋工作的劳动人民。这些国家中有许多从1930年就致力于脱离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多半在拉丁美洲）国家采用了进口替代的策略来进行工业化，希望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体系。

但是多年来发展（或不发展）的结果，它们与资本主义发达的富有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少数达官显贵外，大多数的人民都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更有十几亿以上的人无法维持最低的温饱。

主流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将从发达的富有国家扩展到落后的贫穷国家，在一个国家之内，财富将会从少数富有的人普及到社会上大多数人。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正与这样的发展相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样贫富两极化的发展，并没有任何可能改变的迹象。

我们如果要站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立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大多数人的立场，我们就不能依赖着宗教式的信德等待着奇迹出现，我们只有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来挑战这种无法印证的论述，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发展落后的国家不是没有想要学美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美国和德国的发展在英国之后，为了赶上英国，它们用进口配额和提高进口税来保护它们刚起步的工业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也曾尝试过用保护贸易来发展自己的工业，这一点在第五章中已经谈过。

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近30年的时间，不少落后国家都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但是到了80年代，当资本主义大国在危机中重整国际秩序时，这些国家就被迫全盘放弃了这个发展策略。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提倡一个国家可以用保护贸易来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这些人应该好好去研究这些国家在战后进口替代发展的经过，和探讨他们失败的原因。

到了80年代进口替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全盘破产后，国际垄断资本借助于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协助，用强力的攻势来打开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它们保护自己经济的措施：降低进口关税、取消对进口的配额、取消对外来投资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将国营企业民营化，以及严格限制这些国家财政的支出（特别是保健和教育的支出和对贫穷人的补助）。

在国际垄断资本所调动的各方面压力下，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执政者们纷纷投降，他们在国内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尽一切力量将他们的经济融合在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之内。落后国家的统治者们认识到他们力量的薄弱，因此为了他们本身阶级的利益，甚至于他们本身的存亡，必须尽一切力量取得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合作。

在新的世界秩序下，除了极少数例外，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执政者都致力于参与由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世界分工，他们想尽办法在世界市场中找到一个可以参与的小角落。

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彼此竞争，以便取得出口的机会，跟过去的台湾、南韩和今天的中国学习，希望用出口来带动他们的经济成长。但是就在发展落后国家将它们的经济开放，把希望寄托在发展出口上的时刻，也就正是世界的生产设备剩余产能到了最严重的时刻。在产能高度过剩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极为激烈，增加出口变的非常困难。

在全世界的市场都滞销的情况下，靠出口来维持经济成长的国家，像日本、台湾、南韩、亚洲其他出口国家，和墨西哥及中南美洲等国都面临着经济成长缓慢的问题。但是全世界唯独中国大陆在大量外资投入下，出口与国民总生产都维持了高速度的成长。因此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发展是否说明了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未必一定会面临困境？或是说这条路虽然己经面临困境但中国是个例外？

第一节 进口替代发展策略破产

到了80年代底，国际垄断资本进入这些国家经济的每一个经济领域层面，逐步将这些国家的经济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之内。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入侵，和世界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些国家的工农阶级进一步被剥夺了他们生活上的依据，使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之中。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连右派也都得承认。

在80年代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但全部停顿，而且人民的生活倒退。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进一步深化中，近十几年来，拉丁美洲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就没有停止过。

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

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与市场是发展的必要条件。相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在资本、技术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上，都占绝对的劣势，而没有所谓比较的优势可言。落后国家所有的是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本国的市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想在帝国主义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曾认为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控制和掌握本国劳动力、资源和本国的市场，他们也认为一方面可以借助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对外来的资本加以限制。

在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用进口替代来发展经济，因为缺少资本，因此它们就向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借款，它们也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外来直接投资。

落后国家缺少资本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多年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下，或是与殖民地相类似的发展下，落后国家的出口仍然以农业和矿业为主，它们出口的农业和矿业所能获得的外汇几乎完全要以国际市场的价格来决定，在这方面它们完全处于被动。除此之外，它们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组件等又得依赖进口，在这方面它们又几乎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初级农矿产品出口与工业品进口的比价，在1980～1989年之间下降了25％，使得落后国家在这样不利于它们的贸易条件下损失很大。

到底如何将这种扭曲了的殖民地经济结构纠正过来，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从战后的落后国家用进口替代来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来看，这些在战后（和早前）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并没有能从它们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扭曲的经济结构中挣扎出来。

在战后前期这些希望能独立发展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对外来投资非常抗拒，对外来直接投资有很多限制，包括外资股份只能占50％以下。

60年代初开始，台湾和南韩正积极地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在它们的改革中给外资创造了非常好的投资条件，不但不对外资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加以限制，除此之外，在税制方面还给外资各种减免的优待，台湾和南韩还先后设立了加工出口区，在加工出口区内有为外资建盖好的厂房，并且设立了简化各种手续的行政管理中心。

台湾和南韩欢迎外资的各种措施给国际垄断资本很多好处和方便，吸引了外来的投资。相比较之下，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用进口替代作为发展策略的国家对外资设了各种限制，外来的直接投资当然就不很积极。

但是在进口替代的发展下，这些国家还是依赖进口的工业设备和技术与组件，当它们出口不足支付进口时，它们只好向国外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第五章中提过，事实上外来直接投资只有在赚到钱时才能将利润汇出去，而贷款则是不管用贷款所做的投资有没有利润可赚，和生产的东西是否能出口换取外汇，每月都必须用外币（基本上是美元）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

但是直到70年代石油加价之前，这些国家的贷款总额并没有超过它们的支付能力。到了石油两次加价后，依靠石油进口的发展落后国家同时遭遇到世界市场上粮价上升，和它们原物料出口下降的困境，因此在急需外汇的压力下，向外国银行借了大笔的款项。即使这样也还不足造成他们不能支付贷款的问题。

但是到了80年代初，美国因通货膨胀而缩紧银根，造成世界利率普遍的大幅度提高，跨国银行也就随着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借款利率大幅提高。到1982年夏，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国家，但也包括南韩和波兰等国）的外债危机就开始了。

在此后的十年中，国际金融贸易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用逼债作为手段，迫使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放弃一切对本国资本的保护和对外资的限制。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必须得让出本国的市场，包括取消对进口的限制，因此要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配额，同时也要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包括对外资在一个企业中股份比例的限制，和对外资利润汇出的限制。

为了要削减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力量，国际垄断资本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迫使国内资产阶级同意将国营企业民营化，再将民营化后的企业由外资收买。

在整个瓦解落后国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用“拯救”第三世界负债国家为名来贷款给它们，使得负债国可以用借来的钱还给跨国银行，免去了跨国银行的损失和因跨国银行破产而引起更大规模的危机。

但是向国际货币基金借款的国家，必须接受结构性调整措施。这个措施包括国际货币基金对负债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各方面加以干涉。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内容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已经谈过了，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国家被强迫接受的结构性调整措施中的条款内容是越来越苛刻了。

在第八章中已经提过，从结构性调整措施中的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这些条款是要进一步解除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使它们与外资的竞争中更处于劣势，像取消国家的管制和将国营企业民营化都有一定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要削减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使它们无法借用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垄断资本抗衡。

但是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沉重负担并不是由代表本地大资本的资产阶级来负担，资产阶级只要与外资合作，就会得到它们应得的好处。

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沉重负担却是落在劳动人民和一些小资本的身上，条款中明文规定政府必须要减少教育、保健、食物补贴等项的开支，这就直接影响到落后国家低收入的工人和农民，提高利率则加速小资本的破产。受制于结构调整措施的国家的人民基本生活原料在外债利息的负担下被剥夺。本国资本并不会因为它们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比来得弱小，就减少它们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相反的，它们却一再的压低工人的工资，减少工人的福利。

在“全球化”下，落后国家的经济经过了重整，从以内需为主的生产转向以出口为主的生产。重整中许多本地的小资本破产，失业人口增加。在农村中，因为农产品进口逐步开放和大型出口农场的发展，导致无数的小农破产，破产后的农民流向城市，更增加了生活失去依靠的都市贫民。

“全球化”在，资本可以随意自由流动，本国资本也不一定要停留在本地，工人则是在失业的威胁下，被迫接受不断向下调整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除了掌有庞大的资本之外，它们还控制了最先进的技术，在这两方面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是很难跟他们竞争的，从进口替代发展的事实证明在这样的竞争中，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彻底的失败了。

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到第三世界国家从国外进口的新技术，但自己没有配套，花大钱买的机器和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还借了大笔的外债。他们就提出《小就是美》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说法背后的道理，即是要强调生产技术必须适合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也就是经济发展必须要采用适合的技术的说法。

这样说法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指的那个国家是否可以独立的发展它的经济。这个国家越是已经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越是要在由垄断资本所控制的世界市场中竞争，那么小就一点也不美，因为低技术没法跟高技术竞争。因此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文献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会不断的提出技术升级的问题。他们这样重视技术升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样提法适合资本的逻辑，在整个既存的世界资本主义里，一个落后国家要加入世界分工，就必须不断的追求技术升级，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谈到。

资产阶级对国际垄断资本从依赖到投降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看，拉丁美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即使借助国家的力量，但是它们还是没有办法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从战后这一段历史来看，国际垄断资本不断的兼并和扩张，相比较之下，落后国家的资本是太弱小无力了，因此造成它们对垄断资本的依赖，它们不但在资本上而且在技术上和市场上都要依赖国际垄断资本。

在第五章中曾经说过，因为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因此，在它们的领导下也就不可能创出个强而有力的国家来。就是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国际垄断资本在各方面的依赖，国际垄断资本就必然对他们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逐渐取消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和对外资的限制。事实上，对外资的依赖和取消对外资的限制是互为因果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从经济上对帝国的依赖，必然会发展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依赖。同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依赖也是互为因果的。

依赖理论的作者只谈发展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强国的依赖，因此如果能断绝这样国与国之间的依赖关系，落后国家就可以独立自主的发展资本主义。

从事实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要在各方面依赖国际垄断资本。落后国家小和弱的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要依赖大和强的国际垄断资本。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上、在技术上和在市场都必须依赖国际垄断资本，而且从经济上的依赖就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依赖。而且这种依赖最后就导致这个阶级最终向国际垄断资本和代表垄断资本的帝国投降。

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就使得发展落后的国家失去它们的国家主权，使得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无法保护本国的劳动人民、自然资源、土地和自然环境。事实上，二次大战后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依赖发展理论并没有对发展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做分析，因此它不能指出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因为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所以它们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来领导反帝的斗争而达到成功。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要改变它们对工农的剥削关系。所以就不可能发动劳动人民来反对帝国主义。

因此虽然依赖发展理论好像是站在弱国的立场，但是它不可能成为人民抗剥削和压迫的理论的基础，当然也不能指出解放运动的方向。因此资本主义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

正如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主席沃克所言，到了90年代初，国际垄断资本和代表它们的帝国在这次危机中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认识到它们无法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它们也同样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最终必然是与国际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向国际垄断资本投降了。

在上世纪末时，虽然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本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矛盾是次要的，而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吻合是主要的。因此，它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力量来领导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

以上对拉丁美洲的分析是过于简单化了，拉丁美洲有许多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性，因此这样的分析是完全不足的。有待进一步对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的战后历史做进一步分析。

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也有它们的一般性，这些国家都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奋的劳动人民。在战后这半世纪中，大多数用进口替代的策略希望发展自主性的资本主义，而这样发展策略在每一个国家都全面彻底失败。

到了80年代中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和代表它们的帝国利用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内的控制权，借着向拉丁美洲国家逼债的机会，一步步的打破这些欠债国在战后用进口替代发展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完成了它们对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

第二节 当今用出口带动经济成长国家的困境

在拉丁美洲国家中，除了智利早在大独裁者皮诺契特下就进行全面自由化的改革外，墨西哥最快完成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改革。墨西哥改革的经过在第八章中已经谈过了，墨西哥的改革就是将一个以内需为主的较有自主性的经济，改变成以满足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和更加依赖外资的经前面已经谈过。

墨西哥的改革虽然带来了外来资本的投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定后，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也得到高速度的成长，但是在1994～1995年间这次危机还没到来之前，墨西哥人民的生活已经从80年代初以来每况愈下，到了这次危机发生之后，它的人民生活状况更是一落千丈。

墨西哥从80年代初外债危机开始后，在12年中经过了大规模深入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在1994～1995年的危机后墨西哥的人民生活倒退了一个世代。

第九章中谈过，当新自由主义改革给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带来各种无法解决的灾难时，跨国资本就直攻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在APEC的宣传和协助下，跨国资本（尤其是日本资本）大量进入了亚洲。但是只在十几年之内，亚洲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如今要根据目前的世界市场来发展出口，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这些落后国家面临了困境的说法在今天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大陆不正就是靠出口来促进经济成长吗？

在2001年世界经济进入至今的三年中，各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每次稍有恢复的迹象时，就又停顿下来，甚至于下降。在这乌云满天的世界里，中国成了唯一有阳光的地带。因此近年来美国的各大报章杂志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导。

在亚洲危机之前，美国的商界称东南亚的几只新的小老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发展为奇迹，并预测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但是到了亚洲危机之后，就再听不到这样的预测了。直到近两年，“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世纪”的预测又再次出现，而且中国这只大老虎比起那几只小老虎的威力似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过去四、五年中，中国大陆全力的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它积极的加入世界分工。中国大陆将市场开放，并欢迎外资，现今它成了世界上接纳投资最高的国家，超过了美国。在2002和2003的两年中，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尚不包括证券投资和借款）都超过了五百亿美元。

中国大陆对世界的出口，在四年中增加了125%，在2003年中，中国出口的商品近4400亿美元，再加上四百多亿美元的劳务出口，总共48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2004年09月27日）。

中国在出口的快速增加下，带动了生产的大量增加，国民所得维持了8%或更高的成长。在2003年世界经济恢复缓慢无力时，中国大陆的高经济成长率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平均成长率，中国制造的成长扩大了对钢材和其他生产物料的需求，因此纾解了前几年钢料和其他生产物料因为生产过剩而价格低落的问题。

中国大陆近几年来的发展获得如此的成果，得到资本主义大国和世界金融贸易组织高度的赞许，中国大陆取代了台湾和南韩成了21世纪发展落后国家要效仿的榜样。因此我们在分析和批判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这样的发展时，我们必须要能对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做解释。

我们一方面需要分析以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国家是否真的面临了困境？如果是，那么原因是什么？而且在目前看来，中国大陆的发展似乎尚未进入困境，因此它是否可能成为一个例外的个案？还是即使在表面看来似乎一片美好的情境下，中国大陆的发展背后是否已经埋伏了未来的危机？

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国家是否面临困境？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个就是与30年前相比较，靠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国家当今处于更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当今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将引起世界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资本主义大国对进口的抵制，产能大规模过剩更会加深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的难题。

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要想从出口来取得发展，面对着因为上面所提的两点难以解决的困境，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着的，下面就这两点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从对这两个原因的了解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发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例外的个案。

依靠出口面临困境的原因

原因一：当今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成为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虽然在60年代时台湾和南韩用加工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时，它们已经是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因为它们在资本、技术和市场上都必须高度的依靠国际垄断资本，但是今天与30年前相比较，跨国垄断资本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而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所处的地位是更加被动。

在60年代时，靠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尚能控制一些因素，经过了20年的“全球化”后，落后国家对这些因素也失去了控制。

在40年前，台湾和南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内用控制进口来保护本地的市场，它们也可以对外汇、汇率与本国金融信贷加以控制，对于农业它们可以补贴和保护。它们可以借国营企业来支持它们的经济发展，另外，它们在一定的限度内也可以对外资加以限制，包括要求外资在限期内提高它们生产中本地的自制率。除此之外，它们国内的劳务市场并没有开放给外资，特别是在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过去台湾和南韩对外资都有严格的限制（瞿宛文，2003年，页116）。

但是在“全球化”后的今天，落后国家对这些因素的控制都几乎完全消失了，因此今天的国际垄断资本掌有更大的控制权和更大的自由度，相对的来说，今天落后国家所处的地位就变得更为被动。

在此之上，在60年代时跨国资本能够自由出入的，只有台湾和南韩（和香港、新加坡两个海港）两个选择，而今天所有经济发展落后国家都积极的加入了世界分工的行列，这些国家争相的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排好队等着加入世界分工。它们彼此相互竞争来争取资本和市场，所以国际垄断资本在今天则是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选择到哪里投资、生产、销售和进口。

今天垄断资本所享有的高度的自由是他们在20多年“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成果。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它们要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取得独立发展已经不可能，因此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争相的将自己的主权出让，它们在经济上（当然也在政治上）的自主性比起以前更为低落。

与30年前相比较，靠出口来带动经济的落后国家处于更被动的地位，除了上面一段所提出的原因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天垄断资本对一些因素的控制更为加强了，因此在对世界如何进行分工，垄断资本几乎掌有绝对的决定权，也就因此使得各别的落后国家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三个主要因素的控制：即资本、技术和对世界市场。在这三方面，垄断资本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他们在这三方面掌握了控制权，这样的控制权是经由在导论中所说“全球化”中的六个部分来达成的，而且还在继续的加强中。

前面提到在今日的世界分工中，一个国家的分工地位决定于它的技术（包括劳动人口的技能与训练）、资本和自然资源。技术最低和资本不足的，以及劳动力最低廉的国家只能从事最劳动密集的生产，像成衣、制鞋、纺织和玩具等类，再高一等的就从事一般简单的家庭电器，像电扇、电灯或是家具等类，以及更复杂一点的收音机、电视、VCR、DVD放映机等类的生产。再高一等就生产电脑的零配件，像半导体、电脑中的各种记忆体、行动电话等。

除了这些消费品之外，世界分工的范围还包括了像钢铁、造船、汽车组件、机器和装备制造等类的生产。而且因为属于每一等级生产能力的国家都有好多个，它们之间彼此竞争来给跨国资本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而跨国资本不但掌握了要到哪里投资生产或是从哪里进口的决定权，它们还可以将一件商品的生产分成好几个节段，将某一个或几个节段包给一个国家，将另一个或几个节段包给另一个国家。因此跨国资本在选择上有高度的自由，可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国家却被限制的紧紧的，谈不上什么选择，因此在议价时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了资本、技术和世界市场，因此它们可以根据对它们最有利的核算来选择和调配世界分工，而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国家只能在这已经被决定了的世界分工中，来找一个适合自己条件的空隙，在世界各种因素不停的变化中，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空隙不时的转变和缩小，需要出口的国家要以很快的速度随时应变，不能稍有迟疑，因此它们处在极为被动的地位。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积极参加世界分工后，对台湾、南韩、东南亚国家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所产生的冲击中看出来。因为中国的工资低廉，和人民币与美元兑换的汇率过低，在中国全面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就成了跨国资本的新爱，当跨国资本转移到中国时，所有依靠出口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

下面进一步解释落后国家在资本上、技术上和市场上所处的被动地位，就是因为在各方面的被动，因此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发展落后国家就必然面临到严重的困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大陆也不可能例外。

在获取资本上落后国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今天世界上几十家大型跨国银行和证券公司以及在导论中所提到的五百家超级的跨国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可供投资的资金。

根据最近的一篇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在2003年美国国内利润低落时，美国海外的企业所赚的利润打破新记录，这些海外的分公司在分发股红之后还剩下1190亿美元可供投资（华尔街日报，2004年10月01日）。

这还只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赚的利润在分发股红后可以支配的资本，再加上日、欧跨国公司可供投资的利润，以及这三个国家（联盟）可以用发行股票、债券和用贷款所能取得的资金，国际垄断资本可控制和支配的资本是极为庞大的。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展落后国家无论是要借款，或者是要直接投资，或者是要发行股票或债券，都首先要经过国际金融机构的审查。国际货币基金就是一个国际的借贷信用的评审机构，国际间的私人资本只会在被国际货币基金审查合格的国家投资。

为了争取资本，落后国家必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不断的在政策上做改革，以便保证投资者的安全和高收益，这样的改革是为了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这样的改革即使与落后国家的利益有冲突，落后国家的执政者也必须要全力以赴，否则就不能获得资本。

在过去两年（2002、2003）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就高达五百亿美元，这样的大数目的外资到中国投资是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签定的对外资保护的条款有绝对的关系的（南韩也是在经过大规模和深入的自由化改革，外资才大量投入，参见第九章）。

除了直接投资外，中国的企业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用发行股票来融资，或是在国外发行债券，都是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落后国家在获得资金方面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

在整个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的金融系统下，国际间资本的分配产生了极大的扭曲，就像第七章中所讲的近十几年来，全世界的资本都流向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欠债国，每年欠债额就达五至六千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日本的、南韩的、台湾的、和亚洲其他出口国家因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几乎全部又以购买股票或债券的形式回到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导，从2000年开始，落后的国家资本输出的总合大于资本输入的总合，也就是说从2000年开始，发展落后国家总合起来在资本上是净输出的。

这样的事实揭破了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必须要依靠外来的资本的谎言，落后国家只是在垄断资本控制下要发展资本主义才要依赖外资。这样的事实也说明了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资本来自何处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控制的问题。

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本都在跨国金融机构、五百家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控制之下，就是因为这样，发展落后国家要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就必须依赖国际垄断资本，中国也不能例外。

在技术上，国际垄断资本不但控制了世界上现存95％以上的专利权，也就是说它们对现存的技术有绝对的垄断。不但如此，而且它们也掌控了当前绝大部分技术的研发，因此决定未来发展的方向。落后国家为了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就要取得新的技术，也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它们不但要支付使用专利权的费用，而且常常要以让出本国的市场以及用合资的方式使外资可以分得很高的利润。

不但如此，掌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有全权决定是否要将它们的先进技术转让。落后国家为了市场竞争而想要技术升级，但是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技术的控制下，它们所进行的技术升级并不可能是要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所谓的技术升级最多只不过是要在技术上能够与其他发展落后国家竞争而已，如果竞争的过，在某种技术上能比其他落后国家抢先一步，或许可以能够稍微提升它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或许仅是因为不被别的国家取代而保住他当前在世界分工的地位而已。

因此在垄断资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中，所谓技术升级只不过是与其他落后国家相较，可以取得一个稍有利基的角落，而且在这小的角落里，更要不断的努力来继续升级，才能在与其他相类似的国家相比较保持一定的优势，如此而已。

在市场销售方面，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它们品牌的创造和销售网的建立来进行控制。这样的控制几乎是天衣无缝，落后国家很难能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国际垄断资本可以用对某些技术的控制来限制落后国家的厂商自行销售。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限制，落后国家的企业即使能够生产出质量高的产品，除了极少数例外，像南韩三星的汽车和手机，台湾的宏碁电脑和中国的海尔家电。这些厂商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国际销售网是极为困难的，而上面所提到几个极少数的例子，它们产品的销售量也是极有限的，因此并不会对跨国大企业造成威胁。

南韩的大型企业在国家的扶持下发展出来的，是落后国家中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最成功的，但是在2004年08月31日，世界最大的一百家上市的跨国公司中，中国只有移动通讯一家。南韩的跨国公司只有三星这一家。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南韩的大型企业在过去曾经得到国家的保护，但是在不断的“全球化”中，国家的保护已经成了过去，而且在90年代的亚洲危机中，南韩的大企业中的许多家受到致命的打击。在第九章中曾经提过，在亚洲危机之后，南韩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措施，措施中的条文之一就是要南韩政府协助外国跨国企业收购和兼并南韩企业。

垄断资本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控制权之外，它们还依靠它们基地所在的国家，和由这些国家所控制的金融贸易组织在它们向全世界扩张中给予强力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个发展落后国家在偿还外债发生问题的，它们就连国家的一些最基本的主权也丧失了，像国家的税收和支出、国内的金融政策、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经常帐和资本帐）的控制等，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制裁下都丧失了，更谈不上这些国家的个别企业了。

原因二：

在这本书中不断说明因为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而不断的发生经济危机，而且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从70年代初开始，经过了80年代和90年代，再到20世纪初，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一点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已经谈了很多。

在生产设备大量过剩下，产品要争取到市场就更加困难。从第七章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当今能够吸纳大量商品进口的国家，就只有美国一个，而美国因大量进口所造成的贸易逆差是靠借债来维持的。到了21世纪初，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有见解们主流的经济学家也都承认美国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这样不平衡的状况就必须经过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产生非常大的震荡。在这场大震荡中，对出口依赖度越高的国家所将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大，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必须要承担的灾难也会更严重。

墨西哥及中国与日本外的亚洲出口国家，出口占国民总生产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各占21.3％（墨西哥）和13％（亚洲除中国与日本的其他国家），高过中国的8.8%；但是以贸易顺差占国民总生产来计算，中国则高于任何主要依赖出口的国家达7.2%，而在过去三年中这个比例则更高了。

在世界生产设备大量过剩下，从80年代中至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日资）向东南亚国家扩张，这和自90年代初，大量的外资（特别是美资）来到中国是很相像的。这些国际资本在它们国内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产能过剩而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向外扩张（附注：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彼此之间没有相互投资，美、欧、日的资本不停的收购和兼并。但是大量扩充某种产业的投资，却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的剩余产能而投向落后国家）。

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和其他国家到东南亚投资就把它们的产能过剩问题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而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和中国因出口而带动的本国的投资也同样引起了中国生产设备产能过剩问题，其中更以技术低的生产设备的产能过剩最为严重。这一点将在第三节进一步解释。

在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下继续投资，新增加的产能中大部分都属剩余产能，在未来危机到来时，这些剩余产能最可能成为被消除的产能中的部分。像在亚洲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急速下降，其中一些国家对日本的出口下降达五分之一以上，这些国家用借外债和利用外资建起来的很多工厂除了亏本出口外，就只有闲置在那边。

第三节 中国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也将同样面临困境

中国近几年来出口大量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在出口中，来自外资企业的生产占了一半以上。台湾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与加工出口的生产上被中国取代是分不开的，不仅美、欧、日本的资本转移到中国大陆去设厂，而且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到中国投资更早于美、欧、日本的资本。在中国出口快速增加之下，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出口相对的或绝对的减少。

外资来到中国投资主要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看中了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在今天全世界都困于产能过剩市场滞销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内市场成了所有跨国企业必争之地，谁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跨国资本来中国投资的第二个目的是将它们的生产从它们本国或其他发展落后国家（多半是亚洲出口国家，也有拉丁美洲国家）转移到中国，目的是在生产中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加强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而这两个目的又是互相关联着的，许多为出口生产的商品也同时要进占中国国内市场。各大国的跨国公司除了到中国投资外，就是向中国输出它们滞销的商品，特别是各种机器设备和仪器、特殊的组件、某些产品的原料、和科技方面的硬体和软体、医疗器材和药品等。

美、日、欧各地的大汽车公司争相到中国投资是属于第一个目的最好例子。第九章中已经谈过了90年代底和21世纪初时，世界汽车业存在着大量的剩余生产设备产能。在过去三年中，因为美、欧、日各国的汽车市场滞销的情况严重，福特、通用和欧洲的几家汽车公司都在裁员减产，即使过去畅销的丰田和本田的车，如今继续拓展它们在美国的市场也发生困难，从这些发展中可以看出汽车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有增无减。

对世界各大汽车公司来说，中国潜在的汽车市场是块可以发展的处女地，它们急迫的要求来中国投资设厂。中国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当政者基本上放弃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的计划，因此开放市场引进外资，给这些大汽车公司大好的机会。

根据西方商业报导的估计，中国有近六千万的人口（不到总人口5%）有所谓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当然不是这六千万人都买得起汽车，若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的人可以购买汽车（占总人口的0.5%），六百万辆汽车也是个了不得的市场（这里指的是汽车总拥有量，不是每年销售量）；而2003年，中国的汽车（指轿车）生产量仅70万辆，如果中国的经济不会很快的进入危机，那么中国的汽车市场就仍有扩张余地。

但是2004年中国汽车生产扩张的速度正在缓慢下来。除了汽车之外，就是其他耐久和非耐久的消费品，从行动电话手机、洗衣机、冰箱、电视到食品及饮料，就连洗发精和牙膏等，在今日世界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对这些跨国公司未说，中国都是块广大的市场。更到所谓服务业，从金融、保险、证券交易，到教育与娱乐，更加上零售业（沃尔玛、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

国际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市场滞销下，在这大块市场上的竞争成败不但决定了它们企业利润的高低，而且可能决定了它们企业的存亡。在外资大量来到中国的十年中，外资企业在这方面的发展算是相当成功的，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三年中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外来投资的条款给了外资各种有利的保护，这一点下面将再谈到。

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样投资的生产虽然大部分是为了出口，但是为了在中国国内市场扩展，外资也需要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上面所提到的在四年之内，中国的出口增加了125%，而在这些出口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所生产的。这显示出跨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成功，达到了它们来中国投资的这个目的。

中国从资本主义改革开始逐步将经济开放，到了80年代中，它开放的速度加快，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执政者将贸易和外来投资全部开放，并在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从开始申请加入GATT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共有15年之久，这也正是自1979年中国向资本主义改革开始后，继续深入改革的15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很久不能达成协议，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90年代末之前，中国执政者对一些关键性的议题不肯轻易的让步，其中包括削减进口关税和取消进口配额的问题、取消对外来资本管制的问题、和保护农业的问题等。中国要求以发展中国家的身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它可以不必全盘放弃它对本国经济的保护，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国不同意。

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拖延很久的另一个原因是在1991年时，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相继解体，西方的列强看到世界的贸易体系可以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去而得到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因此这些资本主义强国认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只能更加严格，而不能放松让步，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将成为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谈判的前例（Lardy，2002）。

中国的执政者在资本主义的改革中，认识到今天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要与世界接轨，但是他们也了解如果在中国的资本实力尚不够强时就加入世界分工，结果会像其他发展落后国家一样，只有被动的任国际垄断资本摆布的后果，所以在1998年之前，他们积极的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希望能为进入世界市场做好一定的准备，同时在与世界贸易组织会员的谈判中，中国的代表也尽力不退让到完全失去对本国资本和市场的保护。

但是中国在资本主义的改革中面临了很大的困难，中国当局在将前社会主义下的国营企业转变为牟利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遭遇到各种的困难和阻碍。到了1998年之后，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态度依然强硬不肯让步，中国的执政者放弃了之前对入会条件的坚持，在达成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做出极大的让步，接受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非常苛刻的条性。

中国的执政者不惜一切的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了他们已经决定要采取对外全盘开放来加入世界分工的政策。这个决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大量引进外资将有助于改变原有的国营企业的经营。中国的执政者这样的决定正说明了他们20年来对原国营企业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因此要借用外国企业的力量来加强市场的竞争，希望用市场竞争的压力来迫使这些企业转亏为盈，达成它们为资本增值的任务。

中国的执政者最后接受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苛刻条件，其中的另一原因是到了90年代末，中国的出口和外来投资的增长率急速下降。自80年代中以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以后，中国的出口和外来投资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到了90年代底，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出口和外来投资停顿下来。除了1997年外，1996和1998年的出口成长率各为1.5%和0.5%，外来投资在1992和1993年时的年成长率曾达150%，但是1998和2000年的成长率减低到0.4%和1.3%，1999年时更下降了11.4％。

虽然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因为经济尚没有完全开放而相对其他亚洲国家受到较轻的灾害，但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采取了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决策，以便使中国的出口与外来投资不致于继续陷入停滞。而中国的执政者自资本主义改革开始，就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寄望在外来的资本和欧美的技术上。

中国接受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苛刻条件

中国在前社会主义阶段的对外贸易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向资本主义改革中，特别是到了为加入关税贸易总协的谈判开始后，中国作了一系列的与贸易相关的改革。在2001年底之前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期间，中国进一步将贸易改革，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在进口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进口配额和进口执照。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徒1982年的56％降至2001年的15％。除此之外，中国还设立了许多免进口税的项目，像为了鼓励外来投资，外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所进口的生产机器设备大部分都免税。

从1997年开始，所有学术研究机构所需的科学器材也免进口税，到了2000年时，进口免税的项目又将电脑所需的软体包括进去。因此到了2000年的上半年，在总进口额中需要付进口税的只剩40％。在进口数额的限制上（包括需要进口执照）也大量减少，在总进口中受数额限制占总进口的比率从1991～1992年的90％以上，到1992年改革后的18％，到了90年代底，这个比率更降到8.45％。

出口方面的改革也是从80年代初开始，官方首先取消了依照计划来决定出口的政策，但是出口仍由国家控制。随后允许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设立他们自己的出口管道。1985年中国外贸局成立了八百家可以操作贸易的公司。之后，贸易公司的数目不断增加，到了2001年时，贸易公司的数目增加到35,000家，其中一千家是属于私人的。因此到了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由国家控制商品的进出口已经不断在减少。

中国一方面将进出口自由化，另一方面却被迫与资本主义大国签定限制纺织品和成衣出口的条约。1980年中国与美国签定的条约中，中国同意限制六种纺织品的出口，到了1983和1986年续约时，受出口限制的纺织品和成衣的项目不断增加，在1986年的条约中，限制的项目占中国出口纺织品与成衣中的90％。除了美国之外，中国对欧盟和一些其他国家的纺织品与成衣也受到相同的限制。

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不再仅是包括商品贸易（与之前相比较商品贸易加入了农业），还包括劳务贸易、智慧财产权，和有关外来投资的项目。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主要会员国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也扩大了，将上面所列的其他项目也包括进去。下面就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的各种让步。

在进口关税上，中国同意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2004年开始，除了少数例外，将工业的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15％下降到8.9%，将农业的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22％下降到15％。

中国的工业进口税与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四个大出口国相比较要低很多，它们各为30.9％、27％、32.4％、36.9％。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其他会员国很少在农业的进口税方面让步，中国不但同意将农产品的进口税率降到比日本还要低，而且它同意税率一旦降低就不再提高，因此就连与中国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都说：“很少国家做过这样的让步”。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少将自己的进口税设定上限，如果有的话，也是将上限设得高出现定的税率很多，以便有必要时可以随时提高。但是中国这样的作法，就自动的放弃了未来可以将税率提高的可能。

中国并同意最迟在2005年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进口执照等类的非关税的贸易障碍。中国在美国的跨国企业压力下，取消了这些非关税贸易的障碍，因此特别有利于美国在飞机、医疗器材、烈酒和啤酒、和某些种化肥各方面的出口。

在劳务贸易上，中国同意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国内几项重要的劳务市场开放，其中包括通讯、银行、证券等各种金融行业，和法律、会计、管理和咨询，并且开放外国的工程师、建筑师、都市计划家、医疗和电脑等专业人员到中国开业。

在过去中国对外国商业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有很严格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外国银行不但被限制在少数的几个城市中，而且外国银行只能进行外币交易，不能进行人民币的交易。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必须取消在地理上对外国银行的限制，再过两年之后，外国银行就可以进入以人民币与当地企业的交易，三年后（2008）外国银行可以接受个人的存款，也可以贷款给个人。五年之后（2010），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本国银行同样的权利。另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后，所有对在中国的零售业、批发业、修理与维修等业的限制也将取消。

中国除了做了上面所提到的让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让步就是有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必须遵守的条规，接受了这些条规之后，在未来发生贸易上的争执时，世界贸易组织就根据这些条规来做裁判。

中国同意接受所有的条规，其中包括最特殊的和最不平等待遇的条规。这些条规中的一个就是中国同意接受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2年的期间，从中国进口的国家可以用进口的限制来保护它们的市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可以设立起限制进口量的safeguards。

对进口量的限制是违反世贸精神的，因此一般被世贸允许的安全保护措施（safeguards）在执行上是比较严格的。受到伤害的国家必须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后，证明某一行业的确受到伤害才能设立安全保护措施，而且设立保护期间以四年为限。

但是对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安全保护措施（被称为是过渡时期对某种商品的限制），则不需要经过调查和证明，只要某个进口国家认为它从中国进口的某项商品扰乱了它的市场就可以设起安全保护措施，而所谓对市场的扰乱，只是从中国的进口量（绝对的或相对的）增加的太快而已。而且这样的对中国进口的限制不是一般的四年，而是可以继续八年之久。

另外，在一般的安全保护措施下，被限制出口的国家可以采取报复，而中国被规定在两年之内不能采取报复。

除此之外，另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作法是当一个国家认为因从中国的进口扰乱到它的市场时，它不必要对所有其他国家设立起安全保护措施，它可以只针对中国一国，这所有针对中国的特殊的不平等待遇被美国的贸易代表称为特别为中国而设的。Lardy认为在过去关税贸易总协和现今世界贸易组织中，这样对中国歧视的作法是非常不寻常的特例。

最后要提到的另外一个特别针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设的苛刻条件。世界贸易组织在废除多种纤维贸易安排后，达成了纺织与成衣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1995年1月1日到2004年12月31日之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必须取消对纺织品与成衣所设置的进口配额，但是中国同意对它的纺织品和成衣的进口配额可以再延长四年，到2008年的年底才废除。

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下中国的加工出口的发展与前途

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中国认识到要从跨国公司获得先进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在一本中国工业报告（2003）的书中，报告者们这样写着：“欧美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还是很弱。首先欧美国家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虽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其次，欧美国家在中国的技术扩散与适度的技术转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这种作用非常有限。跨国公司对这些技术转让严格控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扩散。欧美企业为了使其在以后的投资活动与我国政府和企业谈判时始终保持实力上的优势，以提供先进技术为

条件而逼迫我国政府与企业做更多利益让步，同时又不影响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向我国出口，必须保持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优势，所以没有能够带动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中国工业报告，2003》。

这一段话是中国由实际经验得出的总结，也正说明了落后国家在技术发展上所处的被动地位，而中国也不例外。在参加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国际分工中，目前也看不到这种在技术上的被动地位会有扭转过来的可能。

中国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近三年）中的发展导致工业的结构极不健全，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它的生产制造业装备的能力却非常的薄弱。在这本工业发展报告中，报告者们这样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50％多，国内市场急需的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性产品每年大量进口”（《中国工业报告》，2003）。

在这一段的注解中，报告者们用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中国化纤制造设备的进口占国内市场需求的80％以上；石油化工设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等设备的进口占国内总需求的70％以上（《中国工业报告》，2003）。

除了装备方面的技术落后外，中国在许多产品的生产中，许多重要技术和组件都得靠进口。这本报告这样说：“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钢铁生产大国，但冷（轧）薄板却有巨大的供给缺口，自给率仅65％左右，不（锈）钢的自给率仅15％”。这本报告更说虽然许多高档的耐久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强大，但是在生产中的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和一些原料则要依靠进口。

中国要靠国外跨国资本来提升技术不得成功，所以中国在世界分工中，基本上还是只能站在加工出口的地位，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与台湾和其他亚洲出口国家相比较，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在实质上却是很相似的，在一些加工的技术中，中国还比不上台湾和南韩。

中国赶忙地将经济全面开放，进入了由垄断资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从表面看来中国成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使得中国在全世界经济萧条中还可以继续成长，但是这几年来的发展已经遇到问题，像在技术上不能追赶美、欧和日本的问题，对外来资本依赖的问题，和其他一些发展上不能突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今天全世界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走入困境的原因。

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落后国家在世界分工中的被动地位就注定了它们很难逃出为国际垄断资本加工的地位，从近几年的发展看来，中国也不例外。这种结果从中国出口的价格与进口相比较不断下降中显示出来。

这种现象与长期以来发展落后国家在贸易中，出口农产品和原物料与进口工业产品的比价持续下降所受到的损失是相同的。在这本中国工业报告中，报告者们也看到了这个现象，并称之为“量增价减”。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中国国内企业压价竞争所带来的。

其实出口和进口之间比价下降并不仅是因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造成的，而且出口价格下降也来自出口同类商品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样价格向下压低的情况，在越是劳动密集的产品中就越严重。

Ross和Chan在＜从北--南到南--南的国际竞争的真貌＞的文章中，谈到发展落后国家之间在争取出口的竞争中，将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都往下拉的问题（Ross and Chan,2002）。

中国制的商品充斥在美、欧、日的消费市场上，同类的商品在许多出口国家的竞争下价格持续的下降。在大量供过于求的条件下，价格下降的趋势特别严重。这本报告也提出降低成本的竞争是靠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而换取来的。

上面提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也将会造成与亚洲金融风暴前后东南亚国家生产设备过剩相似的问题。中国在制造业生产率快速上升时，制造业的生产设备的投资增加的也很快，事实上中国的大量生产设备投资是国民总生产以高速度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包括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的投资。

过高的投资就会造成生产设备产能过剩和机器设备利用率过低的问题。在这本中国工业报告中，报告者们这样说：“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半数产品，其中照像胶卷仅为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46.1％、家用洗衣机43.4％、空调器30％、自行车54.5％、内燃机43.8％。国家经贸委2002年上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调查表明，六百种重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在一篇纽约时报杂志的报导中也强调中国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篇文章说中国近90％的产业都是供过于求（纽约时报，2004年7月4日，页30），这样低的产能利用率几乎严重到美国经济大恐慌时的程度，特别显示出中国国内市场的低落。这样的现实跟今天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繁荣的报导差距是极大的。

除了工业上的剩余产能外，许多基本建设像办公楼等建筑的利用率也很低，这使人联想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当年危机刚发生时，日资在马来西亚兴建的大楼和飞机场都空空的不见人影。同样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大陆。

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连续遭到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世界上美元充斥，美元面临大幅贬值的今天，中国为了维持出口和人民币不升值必须大量购买美元的资产。在2004年的一年中，中国购买了相当于本国总生产12％的外国（大多数是美国）证券，其中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美国政府的公债。因此在全世界产能高度过剩下，中国用借钱给美国来维持它对美国的出口。这种作法是极为扭曲的，也是不能继续的。

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继续加强，另一方面借着中国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接受的不平等待遇的条款，资本主义大国很可能联合起来抵制中国的出口。

在不久将来中国的出口增加速度必然要缓慢下来，甚至要下降。在这之上，从过去三年美国外债增加的情势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不久必然要经过调整，在调整中将会给全世界带来冲击。从近年来中国对出口市场依赖的情况看来，中国将受到的冲击是会很严重的。

中国大规模的加工出口靠的是廉价的劳工，中国的劳动人民和墨西哥、或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一样，高速度的出口成长对他们来说只是工作的时间和强度都不断的增加，而不会得到生活的改善。

在资本主义的改革中，城市里大批工人被解雇，原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全盘瓦解，使得很多人连最低的温饱都不能维持，生病求医都成了最大的奢侈。更有一亿以上的农民在农村生活困难而到城市来谋生，他们的生活比起原来的城市居民更加困苦。在这些城市中也同时出现最豪华的旅馆和最高级的轿车。

中国在“全球化”下参加了垄断资本控制的世界分工，中国新的达官显贵分到他们应得的“获益”，而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获得了什么好处？

这一章总结了80年代“全球化”之后落后国家发展的经验。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危机与“全球化”——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每一百美元从厄瓜多尔原始森林开采的石油，石油公司拿75元，另外的25元中的3/4必须用来偿还外债，剩下的大部分用来作为政府的军事或其他开支，仅剩下的约两元五角拿来做贫穷人的保健和教育费用。因此，从亚马逊抢走的每一百美元的石油中，仅有三美元给这些因建水坝、油管和钻孔采油而受害最深的人。这些人常因食物与饮水供应不够而死亡。               ——John Perkins，Confessions of Economic Hit Man，2004　　

在第一章开始时，我就说明了“全球化”是一个被误用的和滥用的词，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借用这个词，来对它做我们自己的诠释。

在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十章中，我尝试着去对资本主义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70多年的发展做解说和分析。在这论述中我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中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又经过了20多年的繁荣和成长。原因是资本主义大国在战前存在的剩余产能在大战中被完全的和彻底的消毁了。这次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却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生的机会。

战后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存在着各种新投资的机会，大量的新投资和因新投资而来的技术革新带给这些国家空前的繁荣和成长。在这20多年的繁荣中，因国内与国外的政治情势，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国家、资本与工会的合作建立起了“福利国家”。使他们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和保障。

除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外，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与贸易体系。这个金融贸易体系促进了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的通畅流通更进一步助长了经济的成长。

在战争结束到60年代底这一段日子，因为各大国内尚不存在着大量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压力，所以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也还不很激烈，因此这些国家之间可以经国际金融贸易组织中的管道，用协商来解决它们之间不甚严重的矛盾。

大战结束后在经济发展落后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人民经过了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在其余的落后国家中多数选择了用进口替代和国有化的政策来发展它们的经济，它们希望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独立于列强的资本主义发展。

另外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选择了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

在战后的前期（1945～1972），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虽然未能取得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成长。在这20多年中，国际金融贸易组织虽然没有公平对待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但是它们的侵略性尚不至于像最近的20多年那么强烈。

到了60年代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再度明显化，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竞争也因而激烈起来，它们开始各自设立了非关税的贸易障碍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到了70年代初，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起来。

1973年时，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解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加价后，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同时进入了战后第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此后，美国、西欧各国、和日本都经历了经济上的滞胀，也就是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问题。经济滞胀使得战后用来调节经济的凯恩斯政策在这时失效。

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与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在新的情势下不再适应资本积累的要求。经过了几年的过渡时期，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督促下，由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带头，做了为适应新情势的改革。从此开始了“全球化”的资本积累的新策略。这些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做了论述。

第一节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

在这本书的论述中，“全球化”被定义为垄断资本在危机中新的资本积累策略。这个策略是为了应付70年代资本积累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危机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

在导论中对“全球化”所作的定义中，说明了这个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包含了六个相关联的部分，这六个部分是在“全球化”下建立起来的一套资本积累的机制。在这套整体的机制中，垄断资本进行积累。

垄断资本“全球化”的策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全球化”的机制下，资本得以突破国界的限制向全世界扩张来进行积累，因此暂时纾解了在危机中资本积累所面临的困境。

在“全球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和扩大。但是因为“全球化”并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不可能改变在资本主义下的危机，所以危机不但会要重覆，而且在过剩的产能无法销毁下，未来危机不但要加深，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也会加快。事实上从80年代到今天的发展正是证实了这一点。

在“全球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策略破产。在“全球化”中经济落后的国家被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内，成为垄断资本积累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顺利的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落后国家，由落后国家的人民来承担。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国际垄断资本还是可以将危机快速的转移来继续完成它们的积累。

而一个落后国家在危机中，就像遭到台风过境一般，它们的经济受到了难以复原的创伤，在最强的风暴过去之后，留下来的是关闭了的工厂、失业的工人、农业的破产和逃到城市讨生活的贫民。危机后，人民的生活常常倒退几十年。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在危机之后，除了本国经济破产外，更欠下了国际货币基金和跨国银行的外债，以及被迫签定的丧失主权的结构性调整措施。

这就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更到21世纪初的历史。

“全球化”——世界市场一元化下的两极分化

在第十章曾经说过，经过了几十年的所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瞿宛文，2003）。

在发展落后的国家内和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内，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今天这种因两极分化所产生的矛盾现象几乎在世界上每个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就连贫穷国家的大城市里也都有非常豪华的五星级旅馆，但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也可以看到极为穷困的贫民窟和带着全家老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重要的是豪华的旅馆和贫民窟是同时的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位在吉隆坡为城市贫民工作的人对我说：“城市贫民和农村小农破产是一回事，这是今天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今落后国家为了某种农作物的出口，它们的政府和世界银行常会援助它们来发展大规模的新式商业性农场。农村的土地就因此集中起来。小农失去土地后就流离失所，只能到城市来谋求一条生路。但是城市里也找不到工作，因此他们就连最低的温饱也无法维持。

当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被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内，传统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会逐渐破产，即使农村的小农还能保留下一小块土地，他们也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一切的生产元素，像肥料、农药，甚至于种子都变成了商品，都要用现金购买。而这些生产原料的价格使得生产出来的粮食比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

因为一方面大规模生产比小农要有效率，另外在粮食开放进口后价格就更低（像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从美国进口的玉米将市价进一步压低）。因此这种小农的生产方式就无法维持下去，到最后还是得破产。

一些好心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会建议一些脱离现实的办法，像用低利贷款来援助这些小农，或几千个农民，但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百万、千万和亿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不但城市的贫民与农村农民破产有直接的关系，近年来大批的跨国界的移住工人也和落后国家的农业破产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注意到了在亚洲和美洲移住劳工。但是这些研究移住劳工的学者们常常只是孤立的去观察这些移住劳工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没有进一步去了解他们从何而来和为何而来。

巴西是今天世界上最大黄豆出口国，也是鸡肉的出口大国。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泰国的养鸡集团将鸡肉在泰铢贬值之后再降价促销，因此夺去巴西原来在亚洲（特别是日本）的鸡肉市场。当时沙乌地阿拉伯（世界第五大鸡肉进口国）又因为石油降价使得鸡肉的需求降低。美国和欧洲国家又一向都抵制鸡肉进口。巴西生产太多的鸡肉销不出去，按理说巴西的人就可以有鸡肉吃了。但是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这时蔓延到巴西，工人失业、实质工资下降、必需品价格上涨，一般人更吃不起鸡肉（华尔街日报，1998年10月02日）。

巴西是个农业出口的大国，但是巴西的儿童有一半营养不良，在圣保罗城很多人靠捡垃圾过活。大量粮食出口和本国人民吃不饱这两个事实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发展所同时产生的结果。落后国家的农业出口增加的越快，农村的破产也越快，都市和农村的贫穷人口也越多，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也越严重。

巴西出口的是黄豆、咖啡和鸡肉，智利出口的是海产和水果，印度和塞内加尔出口的是花生；墨西哥出口的则是水果和蔬菜；哥伦比亚出口的是鲜花。这些国家的出口并不会给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反而使他们陷入更深的贫困。

当世界市场一元化之后，所有的食品都变成了商品。就好像所有这些商品都集中在一家最大型的超级市场，在这个超级市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架柜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食品，也挤满了来自各国的顾客。所有的顾客在选择了他们要买的东西后，就到柜台上去结账。

有钱的人就可以给他们的猫买Purina用鱼粉做的猫食，欧洲养牛的大企业可以买含有花生的高蛋白质饲料，城市中阶层收入的家庭主妇可以买新鲜的蔬菜水果和一束鲜花；但是想买点食物充饥的穷人付不起帐，只好空手出来，他们的孩子必须要忍住饥饿和因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

虽然这里的大超市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智利出口的鱼用来做Purina的猫食，印度和塞内加尔出口的花生做成欧洲养牛的饲料，美国菜市场里从墨西哥进口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和来自哥伦比亚越来越便宜的鲜花，以及这些出口食物国家买不起食物充饥的贫民，却都是一元化市场下发展出来的现实。

第二节 “全球化”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化”在某个程度上暂时地纾解了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的困境。到了70年代之后，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因为生产设备过剩，资本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面临了资本积累的危机。

在80年代初后的20多年的“全球化”中，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和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中都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压低了劳动者的报酬，降低了资本对国家管理上的负担，增加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活动自由度。

另外，80年代以来的改革使得本来已经进入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更加膨胀，进一步要冲破对它的任何限制。在制造业因为生产设备过剩而投资困难的情况下，金融资本进入了各种从前不属于牟利范围的经济活动，像医疗、教育，甚至向政府包下学校和监狱的管理；也进入了各种金融方面的投机，像股票、房地产和各种期货的投机。

90年代中后股票市场的暴涨和网路公司上巿带来的疯狂，和亚洲许多国家房价和地价的飞飙，正是冲破了管制的金融资本到处乱窜的表现。在股票市场大涨大落下，社会的财富经过了重新分配，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在“全球化”的扩展中，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战后前期的进口替代发展破产，这些国家想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梦破碎，它们一个个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先恐后的进行了一波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垄断资本提供了向世界各地扩张各种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改革是为了争取外来投资和在世界分工中抢一个小的角落。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给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向外扩张的好条件。它们在80年代的危机后就从拉丁美洲的国家扩张到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也同时扩张到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从1979年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开始，国际垄断资本看到向中国扩张的机会。跨国资本在过去的十年中，特别是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大陆。在过去20多年中，垄断资本大量进入发展落后国家暂时纾解了垄断资本的积累困境。

在“全球化”下国际垄断资本不断的扩张，随着垄断资本的扩张，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扩张到世界的各个国家。之后，危机也就随着过来。这一点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都已经谈过了。

在第十章中也讲到中国的国内市场现今已经趋近甚至超过了饱和，它的大多数制造业生产设备的产能都大量过剩。虽然中国的出口在近四年来增加的很快，但是在很近的将来一定会缓慢下来。

自从2001年日、欧、美的经济进入萧条后，至今也恢复不起来。日本的剩余生产设备在过去十几年投资缓慢中解决了一部分，但是还是产能过剩。大规模的新投资在日本无法进行，因此它的经济欲起又落。

美国的经济在所谓复原中，但是就业人数增加的极慢，被称为不增加就业的复苏。在欧盟中，像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在战后快速成长的景气一去不回，它的失业率高达10％以上。欧盟中其他的国家经济成长也是缓慢。

在所谓经济恢复中的2004年，日本经济再度负成长。资本主义各大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主要耐久消费品都面临市场滞销的困境。

今天世界产能虽然已经极端过剩，但是大规模危机尚未爆发，原因之一是美国还是不断的用借债来支付它在贸易上大量的入超，而美国的大量进口使世界的剩余产品暂时有个去处。但是从第七章和第十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美国这种长期靠借债来支付贸易逆差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美元在过去一年中的贬值就是反应了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问题。但是美元贬值的幅度和其他相应的调整尚不足能解决它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因此，“全球化”虽然暂时舒缓了垄断资本积累的困境，但是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做为资本，它必须要不断的投入生产才可以增值，但是由投入生产所增加的生产设备却因为市场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因此才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世界的几个大汽车公司一窝蜂的到中国大陆投资，幻想着中国有个买得起汽车的中产阶级。不到三、四年的时间就显示出这个中国可以购买汽车的中产阶级可能并不存在，或是它们突然之间像泡沫一样的消失了（华尔街日报，2004年11月24日）。

在各大汽车公司争先恐后的投资中，加速了中国经济成长的速度，也同时使中国的汽车业堆积起来与市场相比较大量的剩余产能。

当劳动人口的收入陷入长期停滞或下降时，他们的生活需要无法通过购买力而成为市场的需求。因此，生产设备产能过剩是相对于市场需求而言，不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增值，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除了靠战争来销毁外，就只有在长期的危机中才能将剩余的生产设备逐渐的销毁。只有在剩余产能销毁后才能再次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日本在80年代的剩余产能经过了90年代初至今十几年的时间，还有不少的设备没有被销毁而闲置在那里。因为各个产业中有闲置的产能，所以即使银行用近于零利率的贷款也无法刺激起资本家投资的兴趣。

因此，“全球化”虽然在过去20多年中协助了垄断资本向全世界扩张，暂时延缓了资本积累的困境，但是，“全球化”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全球化”下，跨国资本不但将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带到世界各地，“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的危机蔓延到世界各地。

从70年代到80年代，更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危机也就随着“全球化”连续不断的蔓延和加深。在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中，国际垄断资本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的国家，由落后国家的人民来承担。

附录一 美国在贸易上的单方制裁

80年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它们用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其中美国所用的方法最具侵略性。

美国靠着美元是世界货币的优势，和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及它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它随意地使用单方制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市场。第七章中谈到美国贸易逆差到了80年代后更加严重，为了纾解它的贸易赤字问题，美国除了用政治手段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外，并且以单方制裁的攻击手段来打开别国的市场。

在保护本国市场方面，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贸易和关税法，这贸易和关税法中的第301条授权给美国总统，使他在必须要时对出口商品到美国的国家采取报复性的制裁。这条法律经修正后，变成198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306条和1988年贸易和竞争力大法中的第301～310条。

到了1988年的贸易和竞争力大法通过之后，美国在单方面使用301条来制裁它的对手时，它完全以本国某个工业是否受到外来竞争的威胁作为决定的根据，而不管对方国家是否违背了关贸总协的规定。

美国单方面决定在某一期限内，对方国家必须减少美国的出口，否则美国就用报复行动来制裁对方。制裁的办法之一就是提高来自该国进口商品的进口税。

这里值得提起的是，这条大法的301条授给美国私人企业主动权，由它们向美国国家贸易代表提出在它的那些行业中，所受到的来自外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国家贸易代表收到这样的申诉后，必须做调查，如果认为申诉有理就开始采取措施。在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也特别选出一些国家，专门收集这些国家的贸易资料以准备做未来报复之用。

在扩张出口方面，美国经常施加压力来迫使对方（特别是对日本、南韩、台湾）保证它们在一定期限内，要增加从美国进口某一商品的一定数额。

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贸易的纠纷从70年代就开始了，到了80年代中，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更加严重后，它对日本和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压力也就更加强了。

美国的电子业因为在国防军事上的重要性一向受到国家的保护，电子业除了资本有一半来自国防部外，在研究经费上也得到政府大量的支持，所以美国这个工业的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但到了80年代，美国的电子业碰到日本这个劲敌，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都受到日本的挑战。

为了对付日本的挑战。为了对付日本的竞争，美国就用政治压力迫使日本和美国签定了半导体贸易协定，这协定规定在1986～1991年有效期内，日本不但要停止继续对美国“倾销”电子产品外，而且必须保证把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的20％让给美国的进口。

美国也同样对台湾施加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使台湾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在1990年时，台湾已经从美国进口近60亿美元的农产品，进口额以个人平均来算，高达101美元，占所有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国家的第一位，但是美国还是不断施加压力，美国这一切作法不是靠市场竞争使贸易更通畅，而是用政治手段来保证贸易的一定结果。目的是为了解决美国贸易上巨额逆差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

美国这种可以不顾国际协定，单方制裁竞争对手的作法专门用来对付其它国家。一方面美国看准了这些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因此，只要美国做出制裁的警告，在还没采取制裁行动之前，这些国家就已经先屈服。

另外，就是美国靠着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和国际金融组织来协助它的跨国资本，因为这些受到制裁的国家往往都是在美国的军事保护网之下，所以它们是无法真正与美国对抗的。

在一篇讨论台湾与美国贸易冲突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认为美国因为要减少它的贸易逆差，而通过了1988年的贸易和竞争力大法，他并且认为这条法不但改变了前一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改变了美国对外贸易的程序，他把这样的改变总结成下面几条（Chou，1993：206）：

一、增加政府对贸易的支持；

二、政府用更快和更强的行动来对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进行方向；

三、制定美国在世界贸易新回合（乌拉圭）谈判的目标；

四、在美国与日本谈判中，用日本希望取得阿拉斯加的石油和煤气为条件来迫使日本在贸易上的让步。

在同一篇文章的附录中，作者列出了从1970～1989年之间，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贸易的条文或决定，绝大多数都是向对方国家施加压力。到了80年代后，施加压力的措施的次数更加频繁，从1985～1989年的四年中就有48次之多。

另一点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单方面用强制的手段来保护它本国的市场和本国的跨国资本的同时，它却大力的提倡新自由主义，要其他国家取消一切国家对贸易的管制、干预与保护的政策。

附录二 世界贸易组织与关税贸易总协相异之处

世界贸易组织与关税贸易总协相比较范围要广得多，只就贸易上来说，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包括工业品的贸易，而且包括农产品和服务业的贸易。除了贸易之外，世界贸易组织还包括了许多有关国际间投资的条例。除了贸易和投资之外，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还涉及有关智慧财产权的规定。下面就解释WTO与GATT相比较不同的几点：

第一点就是关税贸易总协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组织，它只有在要解决国与国之间贸易问题时才聚在一起开会谈判。每一回合谈判相隔好几年。每个回合的谈判在取得协议后就结束。这些协议就成了在下一回合谈判前，用来约束达成协议国家应该遵守的条例。

但是因为总协不是永久性的组织，所以在发生贸易争执时，无法即时制裁违犯协议的国家。而且关税贸易组织对违犯协议的会员国也没有真正的制裁能力。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争执越来越频繁时，它们之间的争执就不可能只靠几年才进行一次的谈判来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资本主义大国认为它们需要一个永久性的解决贸易争执的仲裁机构。所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想要解决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越来越困难的、越复杂的和越频繁的贸易争执。

第二点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范围扩大，到1995年它成立时会员国有117个国家，之后有更多的国家参加，到2004年10月时，会员国的数目增加到148个。因此，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而且每一个国家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时必须全盘接受这个组织所有的规定，不像在关贸总协时，落后国家还有一些选择的余地，不一定要接受总协的所有的条款。

世界贸易组织对会员国的强制力量大过总协。从这一点看来，世界贸易组织不同于关税贸易总协，因为关税贸易总协在战后成立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而世界贸易组织除了要为解决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外，更重要的是要打开新兴工业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第三点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包含的贸易项目不再只限于工业品的贸易，国与国之间的农产品的贸易也被列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范围。将农业贸易列入谈判范围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大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和它们本国市场滞销的矛盾。

在第四章中谈过一些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在1992年成立前为欧联）和美国在农业贸易的争执（参见附录四）。美国和欧盟因为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而造成它们财政上的沉重负担。所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资本主义大国都迫切希望用农业贸易的协议来解决它们由农业补贴而带来财政负担的困境。

世界贸易组织除了要降低农业贸易关税外，并且规定各国政府要取消它们对农业的补贴。美国和欧盟因为无法根本解决它们本国的农业的生产过剩的问题，而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开支负担越来越沉重。

1986年美国政府农业的补贴开支高达300亿美元，是1980年时的十倍。1991年时，OECD的24个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达1770亿美元，补贴额占生产的比例高达45％，欧盟是49％，美国是30％。

农业贸易的初步协议是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减少对农业补贴（包括直接给农民的补贴或农产品价格的补贴），并且要在一定限期内达成一定的目标。按资本主义大国自己的计算，它们在1995年就已经达成减少补贴的目标，所以主要是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和台湾也包括在内）遵守规定来减少补贴。

虽然谈判中，牙买加代表提出不同的方案，牙买加代表认为对农业的补贴问题应该分别对待，在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必须将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应该取消限制和取消补贴，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应该允许第三世界国家在达成粮食自给自足的过程中给予农民补贴。

但这方案受到农产品出口国一致的反对，而且又得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支持而没有通过。这样硬性削减第三世界国家对农民的补贴，将会对这些国家一般人民的粮食自给问题有深远影响。因为第三世界农民一方面失去政府的补贴，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因降低关税而增加进口的廉价粮食，使得他们生产粮食更加困难，也就使得这些国家更依赖粮食的进口。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所以第三世界农业补贴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第四点不同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对资本主义大国在贸易和投资中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简称TRIPS）。资本主义大国的跨国公司掌握了全世界95%以上的专利权，这条对国际贸易中智慧财产权的规定要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权，和美国与欧洲国家对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一样。

将这一点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中，是为了保护近年来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在电子资讯、军事武器、航空工程、生物工程、药品、电脑软体和电影音乐各方面发展的成果。用智慧财产权来限制新兴工业国在这几方面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大国可以保证它们的资本在这些产业中新发展出来的技术垄断。

这点对新兴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世界贸易组织中对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条文都是由大型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写成的。

从世界贸易组织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可以看出来落后国家如何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

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展它们的经济时，它们对专利权的保障只限于本国的发明，并不包括对外国发明的保护。它们的理由是为了经济发展，它们必须要抄袭和拷贝别国的发明（《经济学人》，2002年09月14日）。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抄英国的或抄德国的技术。因此，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对专利权的保护（是否要保护外国发明）是以本国的利益为考虑来决定的。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本国的新发明越来越多时，这些新发明需要别的国家保护时，这个国家才会以保护它国专利权作为交换。

美国是在它的发明需要欧洲国家保护时，才对欧洲国家的专利权给予保护。但是对目前的发展落后国家，它们已经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中所规定的智慧财产权保护的条文，这个条文制定了世界性的对智慧财产权法律保护的最低标准。到2006年时，它们就必须要按着这个条文来保护所有外国的专利权（《经济学人》，2002年09月14日）。这就是在表面看来似乎平等的条文，是完全不平等的。

第五点不同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增加了有关外来投资的新条例（简称TRIMS）。

80年代中期后在“全球化”下，美、欧、日的资本输出不断地快速增加，这些投资要求保护，新增的投资条例是为了要取消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资所做的一些规定和限制。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些条例，接受外资的国家不能像以往一样要求外资在生产中必须用一定成分的本地材料，也不允许它们要求外资企业将产品的一部分出口，或对外资进口零组件有任何限制。

这一条例取消了接受外资国家对外资限制的主权，使外国资本享有本国资本同样的权益。事实上，外资比本地资本更能得到减免税金和其他的优惠。垄断资本所要求的对外来投资的保护范围比上面提到的要更广也更深，目的是要外国投资享有国民待遇。在第八章讨言论NAFTA和MAI时对外资的国民待遇有解说，请作为参考。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于关税贸易总协的一点是有关国内服务业市场的规定（简称GATS），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下，参加的会员国必须开放它们国内服务业的市场。允许外资进入广告业、银行业、保险业、医疗业、电设、教育和娱乐等等。

这些服务业对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民生影响重大，因此过去几乎都是由国营企业经营，或者是由私人企业经营但要接受国家保护和规定。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几乎所有国家对外资要进入这些行业不是禁止，就是加以严格限制。但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不但要将这些服务业向外资开放，并且还要取消对外资限制的规定。

这一点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垄断资本等着第三世界国家将一些重要企业，像银行、医疗和教育等民营化之后，它们就可以在这一条例的保护下进行收购。

附录三 对国际收支账目的解说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支付账目，其中又分为：经常账（current account）和资本账（capital account）。

经常账是记一个国家在某年度内外汇的收入和支出。　　

外汇收入包括：

(一)商品出口：出口商品的外汇收入。

(二)劳务出口：包括航运、空运、观光旅游（外来游客）、保险和外移劳工汇回国的外汇等项外汇收入。

(三)在外投资的收入：包括利润、利息、专利和其他收费等外汇收入。

(四)其它收入。

外汇支出包括：

(一)商品进口：输入商品所付的外汇。

(二)劳务进口：包括航运、空运、观光旅游（国人到外国旅游）、保险和支付外籍劳工等项外汇支出。

(三)支付外资在本国投资所得的利润、利息、专利和其他费用。

(四)其它支出。

资本账是记一年内资本的外汇流入与流出。　　

资本的流入包括：

(一)外资到本国的投资：包括外来的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

(二)从国外借到的贷款：包括短期和长期贷款，包括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资本的流出包括：

(一)本国到外国的投资或外资撤走。

(二)本国对外国的贷款或偿还外国贷款。

国际收支的经常帐在一年中收入大于支出时（顺差），资本账可以支出大于收入。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账中有顺差，顺差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增加它的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包括购买外国股票或直接投资）、或增加它的对外贷款，以上这几项都是资产的增加。一个国家经常账顺差时也可以用来偿还外债，也就是减少负债。

相反的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支出大于收入（逆差），它的外汇储备会减少，如果外汇储备减少尚不足支付经常账的逆差时，这个国家的逆差可以用外来投资（包括外资购买本国股票或直接投资）、或向外国借款（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外汇减少和外来投资增加都是本国的资产减少，向外国借款则是负债增加。

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支付账目。其实它跟一个家庭的收支账目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家庭如果开支超出收入，先用自己的储蓄来补足，再不够就必须得卖掉资产或借债。

一个国家如果经常账有逆差也必须靠外汇储备和资本的输入来支付，也就是说靠外资或外债。

一个家庭若是因为收入不够开支而借了债，之后，这个家庭每月的开支就会因为要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而更增大，就可能需要借更多的债，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债越借越多。不但要本上加利，还要利上加利。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像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就是因为利上加利而越滚越大。

一个国家在经常帐上发生逆差时，除非有外来投资来补足就一定要借外债。唯独美国不一样。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因此享有特权。美国在经常账和资本帐都可以同时有逆差，也就是说美国在贸易上有逆差还可以继续对外投资和对外贷款，不足的部分，它只须用美元支付就可以了。

在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贸易体系内，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元作为贸易上的支付媒介，美元也是各国中央银行内的外汇储备，因此美国可以不断的输出美元，这些在美国国外的美元，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外债。

在1971年前，美国国外的美元可以要求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在1971年美国宣布不再兑换黄金后，美元就只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纸币而己。

美国的贸易逆差自80年代来扩大，在最近的三、四年中，美国的经常帐的逆差增加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到2004年的经常账逆差达六千亿美元。所有与美国在贸易上有顺差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台湾和其它亚洲出口国家等）拿到美元后就拿美元去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包括国家公债和公司债）。有关这方面的解说和讨论，请见第七章和第十章。

了解国际收支账目才能了解国际金融中的各种问题，像外债问题、美元贬值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等问题。

附录四 关贸总协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农业的冲击以及对全世界工人和农民的剥削

1997年7月菲律宾世界农业大会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农业生产和分配出现了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帝国主义国家内生产和出口政策导致农业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第二种趋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垄断资本对农业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在不断增强。

这两种主要的趋势的存在危及了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使食品这种人类最重要的需要，对于贫穷国家的大批贫困人口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得到。

始于1986年结束于1994年的关税和贸易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第一次将农业贸易的自由化作为目标。

1995年4月，117个国家签署了乌拉圭多边贸易协议的最后法案，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从下面的分析中看到，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国家和全球的垄断资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收益，并且为了赢得更大的收益而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控制。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导致上亿人蒙受更深重的苦难。

上面提到的主要趋势之一源自于大萧条时期的农业危机以及后来的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这些政策或者类似的政策主要为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和西欧国家所采用。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侵略的手段来为这些政策带来的大量的剩余产品开辟市场，并将它们从原来60年代的主要粮食净进口国变为80年代中期的主要粮食净出口国。

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在6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占了世界粮食进口的60％和世界粮食出口的50％强。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只占世界粮食进口的40％，和世界粮食出口的70％”。同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为依赖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人口的国家。

另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分配的商业化。大型的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将农业生产的每个步骤都结合进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大型的石油、化工、种子和农业机械公司控制了农产品生产的原料，而大型的食品加工公司控制了产品的加工和成品市场。

在这里我将讨论这些发展趋势，并揭示：为什么说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订立的规则是在保护全球垄断资本的利益，同时是建立在损害第三世界国家工人、农民利益的基础上。

帝国主义国家农业政策对农业贸易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空前深重和持久的危机。美国的农业生产出大量的食品和原物料，但是上千万的人因为贫穷而买不起他们所需的食物。

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农场主们不能卖出他们的产品；许多人因此而破产并失去了自己的农场。这时，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新政的农业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以图找到解决当时危急情况的方案。

新政农业政策包括以下几点：

一、通过限制土地的耕种面积来控制农产品的生产；

二、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来扶持农场主。其中限制土地耕种面积的方法未能奏效，因为农民舍弃了贫瘠的土地而种植较为肥沃的土地并且增加施肥量，所以生产出的产品仍在继续增加。

美国政府通过购买市场中的剩余产品来保持农产品价格较高的水平，但是这种措施鼓励了农民的生产，导致农民生产的产品更多。尽管这在二战中或者二战一结束时并未成为大问题，但美国政府在50年代的大量剩余农产品决定了美国保护国内市场同时侵略性地开发海外市场的政策。

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政府对各种农产品实施进口控制以及徵收关税。1950年，美国对奶制品施加了第一个进口配额。为了能输出本国不断积累的剩余产品，美国政府第一次推动以援助的名义将产品贱卖给第三世界国家，而第三世界国家变的得依靠粮食进口时，美国转向了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

在西欧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元气之后，美国失去了出口的主要市场。之后，欧洲国家也采取了与美国类似的农业计划，也同样导致了过量生产和产品过剩。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简称CAP）通过在经济共同体间削减关税和对从共同体外的国家进口进行控制和提高关税来保护其成员国。

在80年代后期之前，农业的贸易保护政策在美国和西欧间经常引起贸易争端和互相的威胁，然而尽管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很合作的。如一位作者所提到的，美国支持欧洲的大麦和奶制品的保护政策，而作为回报，欧洲共同体解除“共同农业政策”所规定的对进口美国的玉米和大豆的控制。正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共同体都采取了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措施，关贸总协定中一开始没有设立关于农业的贸易自由化协定。

1951年，美国国会修改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中第22款，修改的法案确立美国实行进口配额的权利。并且“美国所签订的国际间协议（现存的或将来签定的）都不得限制此法案中该章节的条款”。

这表明关贸总协定根本就不是恪守自由贸易的原则；恰恰相反，贸易只有在对帝国主义国家有利时才是自由的。因此，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贸易配额）限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工业以及其他主要产业产品的输出。

限制进口的同时，美国必须为在“价格补贴计划”下积累的小麦和其他剩余产品寻求出口渠道。根据一位作者的研究，美国480号公共法之下的“食品援助计划”本来是作为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而制定的，后来也推广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然而，其中的区别在于，在对欧洲进行援助时，执行者很小心的避免将美国的剩余产品向欧洲倾销（以比国内低得多的价格销售），其目的在于避免阻碍欧洲的战后农业复兴；但是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时则是进行毫无忌惮的倾销。

美国的这种政策最终结果是：在很多国家中，进口的廉价小麦并不是传统食品的一部分。于是，“....整个第三世界变成了世界小麦市场中主要的进口需求来源。进口政策使得在二战结束时本来还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在20年之内变成了粮食依赖型国家”。

接着，1973～1974年世界粮食危机爆发了，因为苏联大量购买小麦导致世界的小麦市场价格猛涨。与食品价格上涨同时发生的还有石油价格的上涨。因此，既要依靠粮食进口又要依赖能源进口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为两者支付更高昂的费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中的多数由于传统的出口热带作物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降低受到了出口收入的损失。这恰恰是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开始的重要原因。

美国和欧洲各国国内的农业政策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直到农业补贴计划成为过重的财政负担时才开始考虑它们的农业政策。因此，在乌拉圭回合的关贸总协定会议中，农业的贸易自由化才变成一项谈判内容。下面将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

垄断资本对全球农业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及其影响

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的第二个趋势是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对农业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强的控制。垄断资本获得了对农业生产过程的一头一尾的更多控制，也就是所谓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农业产品分配的商业化。

农业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彻底的改变了农业耕种方式，这并不仅限于二战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已开始的耕种机械化。所谓的“绿色革命”，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个早期的例子：石油公司研究培育出特殊的种子，而这类种子需要大量的化肥。

当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绿色革命”时，那里的农民为此吃尽了苦头。这些高产量的种子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高资本投入和用来购买化肥的现金。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方，“绿色革命”使许多小农破产，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与装备齐全的大农场主竞争。

此外，过去的20年中，垄断资本家通过对生物技术研究的控制，也在农业投入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控制。在农作物生产中，大型化工跨国公司采用生物和化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开发和控制新的作物品种及其生长所需的特殊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大型的石油、化工、制药和谷物交易垄断公司拥有附属种子于它们的公司。这些公司兼并促成了有关生物和化学研究的进行，研制出新品种需要特殊配方的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

1988年世界上共有十家最大的杀虫剂公司，它们共拥有150亿美元的销售额。

从80年代末开始，庞大的化工公司加强了在生物技术上的研究，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开始了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好处。华尔街日报1996年10月的一篇文章报导了跨国化工公司孟山都如何大获其利，其妙诀就是控制新研制的“补捉”牌除草剂，这种除草剂能杀死任何绿色植物。孟山都又同时控制了特殊培育的大豆种子和棉花种子，这些大豆和棉花种子被从基因上做了手脚，使其对“补捉”牌除草剂有抵抗力。

购买了新型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种子的农民同时必须同意孟山都公司来进行检查，以防止他们将当年收成的一部分收成留做来年的种子。孟山都公司的这种措施使它能够对每袋种子持续地要价20美元，其中有五美元是所谓“技术费用”，“孟山都公司宣称这种附加的费用就好像是电脑软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一样”。

这种知识产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植物品种保护法案”的保护。在同一篇文章中，评论家认为新型种子和除草剂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值得担心的。化工公司没有去研制需要较少的除草剂和杀虫剂的种子，相反的，而是研制出了需要更多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新型种子。科学家们担忧长期种这种作物会加速产生出抵抗力更强的害虫和杂草品种。

与此同时，孟山都公司已经兼并了其他一些种子公司，并且准备在1998年销售它们研制能抗“补捉”的玉米和蕃茄种子。孟山都公司的股票在1995年上升了74％，在1996年的前十个月又上升了71％（华尔街日报，1996年10月24日，A-1）。

这些跨国的大公司不但继续而且扩张它们在“绿色革命”中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做的一切。农村社会学家肯尼认为：“普遍公认：商业化高产农作物品种向第三世界农业的大量输入，代价巨大；高产品种取代了传统的作物品种，加深了单一栽培的作法，从而实质上导致了传统作物中包含基因信息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种结果实际是一个在基因意义上的共同悲剧”。

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从国外公司购买的专利种子实际包含的基因本来是来自自己国家的作物”（Kenny，1983）。

除了对农作物（和其他植物）生产的控制之外，垄断的农业综合企业通过他们对生物技术研究的垄断还控制了新品种的家畜和家禽。它们改变了家畜和家禽的基因构成，使它们需要特殊配方的饲料和新的疾病防治方法，而这些饲料配方和疾病防治方法只能从这些垄断公司购买。

这些近来发展，全都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并以提高效率为借口，使得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投入。

农业综合企业还控制了农业终端产品的一切，包括屠宰、冷冻和储藏、食品加工和包装、运输以及推销。其结果导致了美国的农民大部分的独立地位已经丧失。

生产粮食作物的农民依赖大公司来获得生产原料同时依靠大的粮食公司销售他们的产品；养牛和养鸡的农民实际是作为垄断的农业综合企业的承包者，从这些企业购买原料，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这些企业。由于买价和卖价都是由垄断企业所控制的，农民失去了对自己产品的控制，而被压榨的很惨。

与此同时，农民们还要对农业所需的器具进行投资并且要承担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风险。那些大的垄断公司对本国农民所做的一切，又都拿来对付第三世界国家。世界贸易组织新的贸易条款正是针对那些新兴工业国家，像台湾和南韩，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制定的，在这些国家里垄断的农业综合企业能大打出手。

在农业生产的产出方面，跨国的食品公司诸如“尤尼赖佛”（Unilever）、“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和“克拉福特”（Kraft）公司是世界三家最大食品公司，再加上许多快餐连锁店，诸如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炸鸡（百事可乐公司拥有汉堡王、肯德基炸鸡、必胜客比萨饼和塔科．贝尔快餐店）、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它们通过食品的加工、包装和大规模的广告，控制了巨大的食品供应来源。

不仅在西方，而且也在东方，这些垄断公司通过树立形象以及对大众媒介的操纵，已经的的确确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因而，它们能够提高食品的价格来增加利润。

上面所提的世界上最大的三家食品公司的年营业额都在数百亿美元以上，净利润在几十亿美元以上。这三家食品公司的经营范围超过80个国家，员工达到几十万人，其中雀巢公司在马尼拉的工厂虐待菲律宾工人，并且在去年一月份将工人赶出工厂。菲律宾工人们继续坚持斗争，同时世界各地的人民通过抵制雀巢的产品来声援菲律宾的工人们。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关贸总协定从1947年开始，到1979年东京回合（第七回合）的结束，削减了制成品的关税，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许多关税贸易壁垒来保护它们的本国市场。其中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是直接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比如“多种纺织协定”和出口自愿限制（简称Vers）却是为第二世界国家而设置的。据估计在“多种纺织协定”生效的期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损失都在五百亿美元。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张具有引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贸易战的发生，新的一轮贸易谈判因而展开。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开始于1986年，直到1994年才结束，这种不寻常的持久贸易谈判，以及中途几乎谈崩的状况，说明了谈判的关键各方矛盾冲突的严重程度。

可是，考察乌拉圭谈判的协议，我们发现：当帝国主义国家需要给各自的跨国公司撑腰，索取新的条款以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经营时，它们就毫不犹豫地变得完全一致了。

乌拉圭回合签定的协议范围比前七回合要广泛得多。除了和以前相同的制成品方面的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还达成了农业和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而且协议并不像前几轮一样仅仅局限于削减关税，而是扩展到其他与贸易相关的内容，如，“贸易相关知识产权”（TRIPS）和“贸易相关投资准则”(TRIMS)。

同时乌拉圭回合还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监督和执行新产生的贸易规则的机构。到1996年02月份，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119个成员国，任何申请加入该组织的国家，必须“一篮子”接受乌拉圭协议的全部内容。

从这一点来说，与关贸总协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关贸总协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关贸总协定中的许多条款是自愿遵守的准则。

有关农业贸易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条款一方面是为解决帝国主义国家的剩余农产品问题而精心设计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同时是为了保护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和大型食品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收获、并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收获。

以下的讨论将解释：为什么说，如果乌拉圭回合协议得到实施，将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分配产生严重的冲击，而且也将说明这种冲击如何给全球垄断资本带来利润，同时损害农民和工人的利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国内的农业计划，在前几个回合的谈判中农业始终被排除在外，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为了保护本国的农业，对进口徵收关税，对一些农产品实行进口配额，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实行贴补政策。

美国和欧洲共同体（1992年后成为欧盟）之间的贸易保护措施（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的竞争不断升级。

一则统计数据表明，在1979～1981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七个成员国政府对农业的资助从政府开支的29.3％增加到38.2％；在1984～1986年间，OECD的九个成员国对农业的援助从政府开支的34％增长到51％。

到8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共同体都面临不断增长的剩余产品、疲软的国内需求市场和对农业进行补贴计划的巨大耗费等问题。大量的剩余产品导致了混乱的交易，因为美国及欧洲共同体都在疯狂地寻找市场。它们之间的竞争降低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这对垄断资本来说是很不利的。同时，补贴计划的高昂耗费加重了它们国内的财政赤字问题。

乌拉圭回合在农业贸易谈判上的一个目标就是削减补贴（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并以此减轻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为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减轻寻找市场的压力。减轻补贴包括：补贴总量减少21％，以及出口补贴减少36％。由于估算时年份选取的不同，美国和欧盟都可以对外宣称他们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因此不必再进一步地削减补贴了。

但是，削减补贴却要强加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尚未能生产出足够的食品来养活他们的人口。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牙买加的代表Coote试图说明为什么将削减补贴条款强加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不公平的。

牙买加的代表将生产过量国家的补贴和生产不足的国家的补贴加以区别，并讲到：“扰乱了正常的贸易补贴确实需要加以纠正，但是在那些根本没有农业生产或产量不足的国家中，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国鼓励生产来增加自给自足的比例，而另一种情况：在超过了国内的消费需求水平之后，仍采用补贴以增加产量和出口，我们认为这是根本两个不同的概念”（Coote,1996）。

Coote认为如果牙买加的提议了那些正在为粮食自给自足而挣扎的国家的支持，“它的提议就能构成为反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寻求的全球市场自由化而团结一致的时机。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的主食生产部门也具有同样的意愿，他们也在争取保护自己的粮食体系的权力。不过，这些国家的政府更为重视出口商因扩大贸易而来的利润，而不大重视对防止缺粮的问题”(Coote，1996)。

“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在它执行所及的范围内，将对农业生产和分配产生严重的冲击。

本文前面提到，大型跨国农业综合企业使用新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出新型种子品种，以及在种植新型种子的过程中所必需的化工产品投入（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等）。它们借助拥有种子和相关化工产品专利的优势，在过去的25年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控制了一系列农作物生产的投入领域。

它们在牲畜品种上也同时进行类似的开发，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控制了改变了基因的牲畜，以及饲养它们所需的饲料配方和医疗手段。

因此，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对于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它们对作物和牲畜生产的控制具有强烈的兴趣。这些公司所拥有的专利将得到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的贸易知识产权条款的保护。事实上，它们向全世界扩张市场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例如台湾，其岛内鸡的品种早已接近灭绝，而被进口的品种所替代了。进口的品种必须用特殊的饲料来饲养，而这些配方为一些大的谷物公司所拥有，比如卡基尔（Cargill）。于是，国际市场的自由化，与强化的知识产权法这一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的贸易规则相结合，将增加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对进口原料投入的依赖性。一些小农因为缺乏购买这些投入产品的资本就会被淘汰，连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被剥夺。

根据“贸易相关投资准则”，发展中国家不能再对外来投资加以限制，例如为国内产品设立标准，或者要求外国公司将一部分产品出口销售。而根据“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各国政府不得不开放他们的服务业，而这在以前服务业是只对国内资本开放的。

服务行业包括非常广泛，从银行、保险到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设施）、学校、餐厅、广告和其他零售业。有了这两个协定，外国投资者就可以用来打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广阔领域，并从他们的人民那里攫取无数的利润。

这些新的贸易和投资条款结合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分配产生严重的冲击。贸易自由化使那些跨国大财团（指拥有石油、石化、医药、种子和谷物交易子公司的企业）有能力推销靠生物技术研制出的种子、化肥、牲畜和饲料的一篮子搭配。

这些公司能够以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名义，建立他们的推销网络。大型的跨国食品公司，如能够将它们的生产更多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并在那里打开更大的市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大型超级市场和餐厅连锁店将抓住在食品零售方面的机会。

即使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下的“贸易相关投资准则”和“服务业贸易总协定”已经极大地开阔了全球垄断资本穿越国界的自由，但仍然不能满足跨国公司攫取利润的贪婪胃口。

当这些协定的签字墨迹未干时，经合组织国家又在为新的准则进行谈判了。他们从1995年05月就开始在秘密地磋商“投资多边协议”。本来预定将在1997年05月26日结束谈判，而现在延长到1998年05月。

OECD国家的谈判不但将第三世界国家排除在外--第三世界国家将在准则实施后蒙受直接的重大损失，而且对它们本国的公众也秘而不宣。

“投资多边协议”的目的在于使外国投资者跨越国界移动资产更为方便。它在有关“国民待遇”条件下，举例说，各国不得对外国投资者能够拥有的产权种类加以限制，同时也不得制定仅仅使国内公司受惠的经济援助项目。更进一步，不得要求外国公司雇用一定比例的当地人进入管理层。仅就目前OECD已经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对于外国公司具有区别待遇的法律，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的，都将被禁止。

协议还禁止各国对利润转移作任何限制，或通过任何可能造成外国投资者损失的宏观调控性法律。如果这些规则被违反了，外国公司有权控告当地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

很明显，OECD成员国正在进行的“投资多边协议”谈判是为全球垄断资本建立理想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协议中的条款将使各国的主权完整变成一纸空文。在条款的规定下，将不再是由主权国家，而是由外国公司来决定通过的法律为依据。

伊瑟尔(Ithyl)，一个在加拿大设有子公司的美国公司，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投资者与国家关系条款，起诉加拿大政府对该公司造成的损失，这个例子显示了一个外国公司所拥有的凌驾于一个国家政府的权力。

根据环球邮报（1997年04月15日）报导，伊瑟尔公司专门制造汽油的添加剂MMT，该公司起诉加拿大政府，为其在加拿大的子公司被关闭所造成的损失而索取三亿五千万美元的赔偿；关闭的原因是由于渥太华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各省进口和交易MMT，以减少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

伊瑟尔公司是北美唯一生产MMT的厂家，它声称政府的禁令相当于对伊瑟尔加拿大子公司还认为加拿大政府违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的国民待遇标准，将禁令的矛头专门对准伊瑟尔公司，因为该公司是加拿大唯一一家制造和销售MMT的公司（环球邮报，1997年04月15日）。

如果伊瑟尔公司在这场官司中获胜，加拿大的纳税人将不得不为此支付赔偿费用。“投资多边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就赋予了外国公司在各签署国中具有和伊瑟尔同样的权力。

OECD国家秘密进行“投资多边协议”谈判的实际情况很少公诸于众，克林顿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千等到“直通”（fast track，即总统的谈判结果国会只能通过或否决但不能讨论或修改）的授权地位，这显示了全球垄断资本的巨大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是怎样被用来操纵政客们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全球垄断资本的战略似乎是：首先在OECD国家中达成协议，然后将“投资多边协议”向其他国家推销。由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都在为获得外国的投资而互相竞争，他们都可能很快地向新的“投资多边协议”规则让步。

“投资多边协议”最令人愤慨的地方是：本来应是由东道主国家向外国投资者酌情批淮的特权，现在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本来应该是各国政府的自主权之内的保护自然环境和国民健康的法规，仅仅因为这些法规会减少它们的利润为理由，而遭到外国公司的反对。

克林顿政府推动“直通”授权地位，是为了准备“投资多边协议”谈判的最终完成，时间预定在这个春天。尽管“直通”授权由于取消在美国众议院投票而未被通过，但也没有被彻底否决。

工人和农民必须督促本国政府负起责任，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保护工农的基本权利与做人的尊严。最近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南韩的经济崩溃，日本的危机仍在持续，在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发生的危机。证明我们一再重复的观点--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深化。

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民营化和自由化）只能给工人和农民带来更大的苦难。上面提到的这些国家，当它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时，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飞快地逃走避难，而由广大人民留下来承受一切痛苦的苦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将以挽救这些国家经济的借口，对他们的人民施加了新的、更为苛刻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因此，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去斗争，不仅要抵抗，而且要摧毁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强加给我们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统治。（“投资多边协议”在1998年谈判破裂，参见第八章，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