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十大新书推荐（2010年1月）之一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精选书摘

　 　

　　 

　　

 

作者：（加）克莱恩　著，吴国卿，王柏鸿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0-1-1　，定价：￥45.00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相关评论　　

克莱恩是化身作家的控诉天使。这是一本全世界都该读的书。　　

——约翰•伯格　　

克莱恩是化身作家的控诉天使。这本拯救苍生的书以生动活跃的思想为包装，激动人心却又带来冷静。它揭露了中情局的审问犯人技巧．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为了在世界各地推行灾难资本主义而使用的勒索技术如出一辙：两者都借震撼制造出自我意识的迷失。因此，冷静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这是一本全世界都该读的书。　　

——约翰•伯格(John Berget)，《观看之道》作者，布克奖得主　　

克莱恩是斯通(I．F．Stone)和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最佳传承者，一位揭发丑闻者，会在别人视为寻常处深入挖掘。我喜爱她的书——而且我以一个20世纪的男人，向一位21世纪的女性致敬。　　

——特克尔(Studs Tcrkel)，历史学家　　

慷慨激昂，数据丰富，争议性十足，而且像地狱一般惊骇。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小说家　　

这本巨著是慎重而充满义愤的战斗号召。克莱恩是国王面前的安提戈涅，她在我们不得不接受凶手当我们的经济决策者而感到无奈时，提出了解药。她敢于相信正义，并以令人折服的勇气，为一种崇拜市场且靠杀生获得喂养的意识形态编写历史。克莱恩是开路先锋，她刺激我们不至于加入自杀俱乐部，而让食人的政商财团主义得逞。一本光荣胜利的书。　　

——约翰•库萨兜(John Cusack)，演员，《2012》主演　　

一本揭露真相的书!以无比的勇气和清晰的记叙，克莱恩写下这一代最重要、也非读不可的书。她在书中揭发说谎者、杀人凶手和窃贼，剥去芝加哥学派经济政策的虚伪，以及它与世界各地的混乱与血腥的关联。《休克主义》如此重要和发人深省，它很可能成为一波经济与社会正义运动的新触媒、分水岭和临界点。　　

——蒂姆•罗宾斯(Tim Robbirts)，演员，《肖申克的救赎》主演　　

目录　　

引言 空白之美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001　　

第一篇 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021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044　　

第二篇 初次测试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休克状态反革命血腥的诞生／067　　

第四章 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088　　

第五章 “完全无关”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104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117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127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休克治疗的包装／139　　

第四篇 迷失在转型中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第九章 捍拒历史波兰危机／155　　

第十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南非被捆绑的自由／168　　

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189　　

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214　　

第十三章 让它烧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229　　

第五篇 休克时代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国土安全泡沫／247　　

第十五章 政商财团制国家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271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环过度休克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寻找中东“模范”／289　　

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真正的资本家灾难／304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323　　

第七篇 移动的绿区缓冲区与防爆墙　　

第十九章 净滩“第二次大海啸”／347　　

第二十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367　　

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诱因消失以色列的警讯／384　　

结论 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403　　

……　　

　 　

　   　

　　 

《休克主义》 引言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圣经•创世记》第6章第11节（中文和合本）　　

　 　

震慑（ShockandAwe）就是要制造让一般大众、社会中的特定部门或领导阶层所无法理解的恐惧、危险和破坏。以龙卷风、飓风、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饥馑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现的自然，就能产生震慑。　　

《震慑：迅速制敌之道》（ShockandAwe：AchievingRapidDominance），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理论　　

　 　

2005年9月，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Rouge）的红十字收容所认识佩里（JamarPerry）。面带笑容的年轻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s）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队伍当中。我刚因为没有在媒体人员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谈话而被抓住，因此现在我正在设法混入人群，虽然我是这一大群非裔美国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领食物的队伍里，排在佩里后面，好像我们是老朋友那样要求他跟我谈话，而他也和气地照办。　　

他在新奥尔良出生和长大，已离开那个被水淹没的城市一周。他看起来大约17岁，但他告诉我是23岁。他跟家人苦苦等候来载他们撤离的巴士，但巴士始终未出现，他们被迫在炙热的太阳下步行。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宽广的集会中心，这里通常用来举办医疗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杀：终极铁笼格斗”，但现在却挤满了两千顶帆布床，以及一大堆愤怒而疲惫的人，由刚从伊拉克返国、暴躁不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负责看管。　　

当天收容所盛传的消息是，出身该市的知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贝克（RichardBaker）告诉一群游说者：“我们终于清除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新奥尔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JosephCanizaro）不久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巨大的商机。”一周来，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里游说者熙来攘往，都在协助促成这些大商机：降低税率、放宽管制、更低廉的劳工，以及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城市” 实际上就是铲平公共住房项目，以高楼公寓取代它们。听到这些“重新开始”和“空白石板”的说法，会让你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头几英里外，还有一大片废墟、外溢的化学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杂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佩里完全听不进去。“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把城里清干净。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许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们前面队伍里的一位老人听到，回过头来说：“巴吞鲁日这些人有什么过错？这不是什么商机，而是该死的悲剧。他们瞎了吗？”　　

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插嘴说：“不对，他们没有瞎，他们是邪恶。他们认为这样正好。”　　

从新奥尔良洪水看到机会的人，有一位叫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就是那位倡议放任式资本主义、为现代高度流动的全球经济奠立理论基础的祖师级经济学家。93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的“米叔叔”（UncleMiltie，他的追随者这么称呼他），在海堤破裂三个月后却有力气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新奥尔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弗里德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弗里德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新奥尔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不如政府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弗里德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 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新奥尔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奥尔良现在是“美国推广特许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 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capitalism）。　　

弗里德曼的新奥尔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新奥尔良的危机，倡导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5.2英尺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在声名最盛时，曾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休克主义（shock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　　

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期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雅维里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之一。　　

弗里德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休克或危机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 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funded）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shock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shocktherapy），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Galeano）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休克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争，根据“震慑军事理论”作者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并实际上造成敌人无力行动或反应”。接着是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15％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阿拉维（AliAbdulAmir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休克疗法”。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绝非譬喻。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休克的力量，当时是伊拉克被占领的初期。我从巴格达报道震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休克疗法遭到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2004年大海啸后数个月，也目睹不同情况下的相同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贷款机构联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名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等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东西；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新奥尔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德拉•安德鲁斯（CassandraAndrews），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新奥尔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小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Jerusalem）取而代之 ？？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　　

巴托斯（MikeBattles）说得好：“对我们来说，恐惧和混乱提供了大好机会。”这位34岁的前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说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乱帮助他原本没有名气且毫无经验的私人安全公司卡斯特•巴托斯（CusterBattles），从联邦政府弄到约一亿美元的合约。他的话也可以用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口号 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当我对大获利与大灾难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时，我想我正在目睹遍布全球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企业势力扩张运动在1999年的西雅图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类似的亲商政策透过胁迫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高峰会，或以IMF贷款附带条件强加实施。这类做法有三个如同注册商标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宽管制，以及大幅度削减社会支出。这三项要求通常极不受社会大众欢迎，但这些协议在签订的时候，至少经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同意，也有所谓专家的共识。但现在这些意识形态计划，却透过最恶劣的手段强行实施：在入侵后的外国军事占领下，或紧接在一场大自然灾害。9•11恐怖攻击似乎提供了华盛顿特权，不必征询其他国家是否喜欢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民主”，就可以借震慑的武力强加于他国。　　

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弗里德曼运动的操作手法 这种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这在规模愈来愈大和愈严重的灾难中明显可见，但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并非9•11之后的新发明。相反，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休克主义的极致表现。　　

透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在70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切相关，就好像恐怖与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Boris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给民间的障碍，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Falklands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民营化热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1999年攻击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 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国家面对一位前IMF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选择。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休克治疗”。在亚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被《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提供了推翻选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 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 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 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休克疗法班师回朝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从70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共和党1995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W.Bush）撰写讲稿的弗鲁姆（David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可以办到。”　　

弗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休克疗法，主要是因为没有国内危机事先铺好路。但2001年的情况大不相同。9•11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弗里德曼的门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眩晕的大好机会 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划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农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期待开悟。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十年多来，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他国家的休克时机 类似9•11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开始。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disastercapitalism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产体系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以及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体系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和、都市政策，到因应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位居这个体系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 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 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采矿”（data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体系的种子基金，而且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2003年，美国政府授予3512项合约给私人公司，以执行安全机能；到2006年8月为止的22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11.5万项。全球“国土安全业”在2001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 现在年值已达2000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545美元。　　

这只是反恐战争本土战场的支出；真正的大钱是花在海外战场上。除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国的军力维护现在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曾经互相打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1996年12月大胆宣称。他不但在两年后被证明说错话，而且拜营利战争的模式所赐，美国军方还带着汉堡王（BurgerKing）和必胜客（PizzaHut）上战场，授予它们从伊拉克美军基地到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Bay）“迷你市”的专卖经营权。　　

还有人道救援与重建所需的经费。在伊拉克首创的营利救援与重建已变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发制人战争造成的破坏，例如以色列2006年攻击黎巴嫩，还是飓风带来的破坏，救援和重建都采营利模式。随着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不断地引起一系列新的灾难，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的新兴市场，以至于不可能再留给非盈利机构了 既然美国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贝希特勒（Bechtle）可以做，为什么要让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密西西比的难民可以住在嘉年华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补贴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这类民间安全业者正在寻找新客户，为什么要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这就是9•11前后的差别：在之前，战争和灾难只提供商机给经济中有限的产业 例如战斗机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毁桥梁的营造商。战争的首要经济角色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的手段，借以创造战后承平时期的繁荣。现在战争和灾难应变已完全民营化，它们本身就是新市场；不必等候战争结束才有繁荣 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这种后现代的做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当时是2006年10月，也是记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尽管如此，很少股东会对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200亿美元营业收入感到不满。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安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的专业，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总裁贝克说，“这是一套长期多角化经营的策略。”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圈内人士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沫”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2006年就高达空前的600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当我们试图阐述在战争和灾难的激进的私有化进程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形态之十字军的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固定形象，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份。弗里德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主义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marketer），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 与弗里德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院（AEI） 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 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 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弗里德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设想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 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 切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珍稀资源的权利 从俄罗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其他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恩惠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制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酷刑的隐喻　　

从智利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十字军的沉默伙伴。但严刑拷打不只是对反抗者强加不受欢迎政策的工具，也是休克主义基本逻辑的隐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说的“强制性审问”，是一套用来使犯人深陷迷失与震惊，以便迫使他们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导原则详述于两本90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册。手册解释说，打破“抗拒来源”的方法是，创造犯人与他们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间的激烈断裂。首先，感官被剥夺所有的输入（用头巾、耳塞、手铐脚镣、完全隔离），然后身体被超过负荷的刺激轰炸（闪光灯、高分贝的音乐、殴打、电击）。　　

这个“软化”阶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种飓风：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他们无法以理智思考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这种休克状况下，大多数囚犯提供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东西 信息、自白、放弃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册提供一种特别简洁的解释：“会产生片刻的生命暂停（suspendedanimation） 时间可能极短暂 这是一种心理休克或麻痹。它由创伤或次创伤经验所引起，会彻底破坏对象熟悉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经验的审问者看到这种效应时会认得，知道这时候抗拒来源比休克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听话。”　　

休克主义完全仿效这种过程，尝试以极大的规模达成酷刑在审讯室对个人达成的事。最明显的例子是9•11的打击，造成数百万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开一段深陷迷失与退化的时期，而布什政府则熟练地善加利用这样的情况。突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纪元，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现在都可以被斥为“9•11前的思维”。我们的历史知识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北美洲已变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群新专家立即出现，在我们创伤后空白的意识画布刻下新而美丽的字句：“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国土安全”。趁着所有人专注在攸关生死的新文化战争，布什政府终于可以进行9•11之前只能梦想的事：在海外发动私有化战争，在国内建立一个私人企业国土安全体系。　　

这就是休克主义运作的方式：最初的灾难 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 使全国人口陷于集体休克之中。坠落的炸弹、迸发的恐怖、狂飙的暴风软化了整个社会，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殴打软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慑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弃他的信心，遭受打击的社会往往也放弃平时捍卫的东西。佩里和他在巴吞鲁日收容所的难民同伴，应该放弃他们的住宅计划和公立学校。在海啸肆虐后，斯里兰卡的渔民应该放弃他们宝贵的海滨土地，交给旅游开发商。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伊拉克人应该陷入震惊和畏惧而放弃他们的原油储藏、国营企业和主权，交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军。　　

自由人的大谎言　　

在无数歌颂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人提到休克与危机在宣扬他的世界观中扮演的角色。不过经济学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重述他宣扬的激进资本主义，如何在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变成政府正统思想的官方版说法。这是一段童话故事版的历史，洗净了与这支十字军紧密交织的所有暴力和压制，它也代表过去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宣传手法。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么说的：　　

弗里德曼奉献一生致力于一场思想上的和平之战，对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以减少伤害的人。他相信当政治人物开始听从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建构者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时，历史便“走上错误的轨道”。1929年的市场崩盘创造了一股无可阻挡的共识，认为放任主义已经失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重新分配财富和规范企业。在放任主义黯淡无光的时期，共产主义征服了东方，西方信奉了福利国家的理念，经济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南方生根，弗里德曼和他的导师哈耶克（FriedrichHayek）耐心保护着纯正资本主义的火苗，不受凯恩斯信徒尝试聚积集体财富以建立正义社会的污染。　　

“以我所见，最大的错误是，”弗里德曼1975年写信给皮诺切特说，“以为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行善。”可惜很少人听进去，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行善。1969年的《时代》杂志贬抑弗里德曼为“小丑或寄生虫”，只有少数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后，当他在知识界的荒野走过数十年后，80年代终于出现了撒切尔（她称弗里德曼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总统竞选所到之处都带着一本弗里德曼的宣言《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终于有政治领袖敢于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解脱枷锁的自由市场。根据这则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尔和平而民主地解放两国的市场后，随之而来的自由与繁荣是如此受到欢迎，以致当从马尼拉到柏林的独裁体制开始崩解时，人民无不想要大麦克汉堡（BigMac）和实施里根经济政策。　　

苏联终于崩溃时，“邪恶帝国”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弗里德曼式的革命。这表示迈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场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碍，解放的私人企业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而且将畅行无阻地跨越国界，把繁荣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对如何管理社会形成两个共识：政治领袖应由选举产生，而经济则应根据弗里德曼的原理来运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弗里德曼死时，《财富》杂志（Fortune）写道：“他带走了历史潮流”；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他是“人类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只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各个领域”；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宣布，2007年1月29日是加州的弗里德曼日，数个城市和乡镇也这么做。《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浓缩成这样一句简洁的颂词：“自由人”（FreedomMan）。　　

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申言 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 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 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 包括对灾难的应变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休克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记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极恶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是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无法与其他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崩溃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　　

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波尔布特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BookofCommunism）共同作者柯尔特斯（Stephane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消灭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极权共产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70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 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工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借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政商财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原教旨路线。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克制和平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他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激励着弗里德曼的反革命思想的，是某种唯有在社会剧变时期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和可能 此时，人民随同他们顽固的习气和坚定的要求一起被一扫而空 在那些民主政治遥不可及的时刻。　　

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　　

　 　

　 　

《休克主义》 第一部分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CyrilJ.C.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David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CyrilJ.C.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David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Certetti），精神病学家，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 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 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 特殊审问技巧 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 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 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 “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 她所说的“记忆碎片” 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 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 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不得不进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 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 ”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Memorial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 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 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 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　　

休克工厂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 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 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 宣称受到恶劣对待 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 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 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101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 完全隔离 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 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关闭。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池卡登饭店（Ritz-Carlton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池会议的出席者 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 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运作的方式。这项研究明文的目的不是西方强权应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只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纳粹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池这种闭门会议，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池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把犯人置于密集的隔离，阻绝感官的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大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支付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每天20美元，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noise），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 ？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的观念。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着感官刺激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中情局也透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报告。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 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庞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二至三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处在知觉隔离状态30到60天”。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的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透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上变得不再像一所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360次 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伦就用援款把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 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 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 消耗 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AirForce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 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 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 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 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恐惧的科学　　

1988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 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es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Sun）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CounterintelligenceInterrogation）的手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 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手册是日期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来源”榨取信息。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 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 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 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 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 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 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W.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 去模式 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 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TortureandtheAmerican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 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2001年9月11日　，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GarryWills］称之为美国的“原无罪”［originalsinlessness］迷思）；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透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 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combatant），而非战俘；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AlbertoGonzales）确认（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接着，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脱去衣服”，以及“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例如害怕狗）以制造压力”。根据白宫的说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施加的痛苦必须“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根据这些新规范，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 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可以公然为之，不必担心遭追诉。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IntelligenceSciencesBoard），出版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公开表示“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　　

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Jose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欧海尔（O Hare）机场遭逮捕，被控意图制造一颗“脏弹”（dirtybomb，编按：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并遭到剥夺所有权利。帕迪拉说，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他被关在小房间，窗户的光线被隔绝，不准有时钟或日历。每次离开房间时，他都被脚镣手铐，眼睛覆盖黑色护目镜，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除了他的审问者外，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当审问者讯问他时，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专家证词，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成人的部分，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他的律师对法庭说，“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作结论说，他“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过，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 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国公民的人 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　　

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被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澳洲人哈比卜（MamdouhHabib）曾说：“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 他们实验的是洗脑。”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报告和照片，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轰炸他们的感官。　　

对许多囚犯来说，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DeltaBlock），专门用来关“至少50名”永远处于意识不清状态的囚犯。一封联邦调查局（FBI）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并“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对不存在的人说话、报告听到声音、一连数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前美国陆军回教随军牧师耶义（JamesYee）曾在关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尔他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不断反复唱。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举止就像小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oftheMountain）的游戏。”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监狱的另一区，即所谓的第六营（CampSix），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SabinWillett）警告说，如果情势继续恶化：“那里将变成疯人院。”　　

人权组织指出，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不知名的囚犯纷纷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blacksites）网络消失，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透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震撼技术。　　

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HassanMustafaOsamaNasr）在米兰街头，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写道，“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在我鼻子和脸上挖洞让我呼吸。”他们把他送往埃及，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那里“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持续14个月。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但设法私运出一封11页的信，记述他遭到虐待。　　

他写出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被“绑在一个绰号叫 新娘 的铁制拷问台，然后遭到电击器攻击”，又“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据国际特赦组织，他的睾丸也遭电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创造性的审讯”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al-Dossari）曾试图自杀十几次，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时，透过给律师的书面证词说：“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但那是电击器。他开始电击我的脸、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来自德国的库纳兹（MuratKurnaz）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也遭到类似的待遇。“那时候一切刚开始，所以完全没有规则。他们有权做任何事。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他们使用电击。他们把我的头压到水里。”　　

重建失败　　

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电击梦”。她说，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飘进和飘出药物诱发的睡眠。“我听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鸣；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我全身冒汗，恶心，反胃 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一团东西，而不是一个头。”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呼吸变成咻喘。她眼帘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珠快速颤动。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我陷入回忆中，你必须把我带回来。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 告诉我那里有多糟。”　　

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想到绿区（GreenZone）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呼吸慢慢变深。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谢谢你，”她说，“我刚才陷入回忆里。”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的。”　　

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说有关伊拉克的事时，我没告诉她的事。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她让我想到伊拉克的事；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一个饱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与发生在伊拉克（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的事，两者有着某种联结，都是同样可怕的理论的不同展现。　　

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可以为他创造“重建”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她的脊椎骨折，记忆破碎，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　　

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却无法重建他们。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驱力”不管用，连一点效果都没有，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　　

现在回顾已经很明显，问题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在疗愈发生前，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下药和混淆患者，他从未达到目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他愈摧毁，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他们的心智并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记忆断裂，他们的信任遭出卖。　　

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伤害与疗愈。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等待下一个爆炸时，经常萌生的感觉。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抵挡，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伊拉克的侵略者还会悄悄施加另一种经济震撼，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　　

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 当他们抗拒时，就会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PeterW.Chiarelli）将军，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那一天永远没到来。和卡梅伦一样，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　　

哈伯格（ArnoldHarberger），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那个系自认不是一所学系，而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只是训练学生，而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SchoolofEconomics），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对抗当时主流的“国家主义”（statist）思维。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科学即度量”（ScienceIsMeasurement）底下，走进传奇的午餐室，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贝克（GaryBecker）说的：“我们是跟同行大多数人战斗的勇士。”　　

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虽然许多弗里德曼的导师和同僚，和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精力。“许多人老爱问我： 为什么你这么兴奋？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 ”贝克回忆说，“我回答： 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 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　　

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建基在一个回到“自然”健康状态、一切处于平衡、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免于一切干扰 政府法规、贸易障碍，以及既得利益。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 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不过，和卡梅伦不同的是，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个历史转折，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实施在真实世界中。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FrankKnight）认为，教授应该“灌输”学生一个信念，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体系神圣的一部分”，而非可辩论的假设。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就是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样，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牵引潮汐。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理论，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 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　　

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Bell）说，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资本主义被视为“有如珍宝的运作”，或“天体运行的规律 一项艺术杰作，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编按：古希腊画家）著名的绘画，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却无法举任何存在的经济体，证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透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构思独特、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　　

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并引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来赞叹它的优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所该知的一切。”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以及对单纯、优美与精确的追寻，传承给数个世代的经济学者。　　

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无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 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 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更严格、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　　

弗里德曼2006年去世时，讣闻作家忙着摘记他丰富的遗教。有一则讣闻这么写：“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自由价格、消费者选择及经济自由，为世界带来我们今日享有的繁荣。”这只对了一部分。世界繁荣的性质 谁享有它，谁没有，它从何处来 当然具有高度争议。无可争辩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及他实施原则的独到策略，确实让一些人极为繁荣，为他们带来几近完全的自由 可以无视国界存在、避开法律规范与税金，以及蓄积新的财富。　　

这种思考赚大钱理论的本事，显然源自弗里德曼的童年。他的父母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在新泽西州罗韦市（Rahway）买下一家成衣厂，一家人住的公寓就在工厂同一栋建筑。弗里德曼后来写道：“以今日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血汗工厂。”对血汗工厂老板来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帮移民工人组织工会，要求制订安全规范和周末休假 还在放工后开会讨论工人所有权的理论。身为老板的儿子，弗里德曼无疑听到许多与这些辩论大不相同的观点。后来他父亲的工厂倒闭，但弗里德曼经常在演说和电视节目谈到它，并且援引作为放任式资本主义好处的例子 证明即使是最糟、最不受规范的工作，都能提供人们攀上自由与繁荣阶梯的第一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主张工人权力的激进左派思想席卷世界各地时，它提供了既得利益者防卫的方法，而且其性质也一样激进，本身也充满理想主义。弗里德曼自己就说，他的想法不是保护工厂主人支付低薪的权利，而是追求尽可能纯粹的“参与式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每个人可以投票决定他喜欢的领带颜色”。左派人士许诺工人免于老板宰割、公民免于独裁统治、国家免于殖民主义压迫，而弗里德曼许诺的是“个人自由”，把个人公民提升到超越任何集体企业之上，使他们能借由消费者选择表达绝对的自由。“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它具有跟马克思主义吸引当代年轻人一样的特质，”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经济学家帕廷金（DonPatinkin）回忆说，“纯粹和明显的逻辑完整性；理想主义结合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工人乌托邦，而芝加哥学派也有他们的创业家乌托邦，双方都宣称如果能实现理想，将为世界带来完美与平衡。　　

一个千古不变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通达那个神奇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革命 推翻既有的体系，以社会主义取代。对芝加哥学派来说，答案可没那么直接。美国虽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他们来说还不完全是。在美国，以及所有理论上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芝加哥学派都处处看到干涉。为了让产品更负担得起，政治人物设定价格；为了减少工人被剥削，他们制定最低工资；为了确保所有人接受教育，他们由国家来掌控教育。这些措施通常看起来是为了帮助人民，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相信 而且以他们的模型“证明” 它们对市场的平衡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也危及市场传达各种信息、互相沟通的能力。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使命就是净化这一切 扫除市场的干扰，让自由市场大鸣大放。　　

因为这个理由，芝加哥学派并未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问题来源将是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当时称作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者（developmentalist）的思想。这些人信仰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混合式的经济。这种经济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是混杂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性产品制造与流通、社会主义的教育、由国家经营水服务等基本民生事业，以及用各种法律来节制极端资本主义的丑八怪。芝加哥学派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他们不情愿地尊敬不同信仰的原教旨教派，及公开承认的无神论者，却鄙视不纯粹的信仰者，所以他们向这些拼凑混搭型的经济学家宣战。他们想要的其实不是革命，而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回到未受污染的资本主义。　　

这种纯粹主义一大部分来自弗里德曼的导师哈耶克，他在1950年代也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一阵子书。这位严峻的奥地利人曾警告，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涉都将导致社会“走向奴役之路”，必须彻底去除干涉。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哈伯格说，“这些奥地利人”（当时大家如此称呼这个学派中的学派）极端狂热，认为任何的国家干涉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邪恶的 就像有一幅漂亮但十分复杂的画，本身有着完美的和谐，然而却有一个本来不应存在的斑点，万分可惜 完美被一点瑕疵玷污了” 。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Pelerin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 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 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 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　　

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在这段大刀阔斧的扩张期，南锥国家逐渐比拉丁美洲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更像欧洲和北美。新工厂的工人组织势力庞大的工会，谈判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的小孩则被送进新盖的公立大学念书。这个地区的马球俱乐部精英，与广大的农民大众间的鸿沟开始拉近。到1950年代，阿根廷已拥有南美洲最大的中产阶级，而邻国的乌拉圭人民识字率高达95％，且所有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发展主义在这段期间如此成功，使拉丁美洲的南锥变成全世界贫穷国家鲜明的象征：证明只要有聪明、务实的政策，并积极推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裂确实可以弥合。　　

这些成功的管理经济体 北半球的凯恩斯学派国家，以及南半球的发展主义国家 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走进一段黑暗期。芝加哥学派在哈佛、耶鲁和牛津的死对头，纷纷被总统们和总理们延揽，以协助驯服市场怪兽；弗里德曼的应该放任市场比以前更自由的大胆主张，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不过，仍然有少数人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感兴趣 而且这些人还位高权重。　　

对美国跨国企业的主管来说，必须与明显较不友善的发展中世界竞争，又得面对国内势力强大且要求较多的工会，使得战后的繁荣年代反而是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成长迅速，创造出庞大的财富，但企业主和股东却被迫透过企业税和劳工工资，重新分配一大部分的财富。所有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统治，少数人原本可以过得更好。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 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Wriston）挺身而出，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明显地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立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 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 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　　

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总是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但它们与跨国企业的利益紧密呼应，而跨国企业生性就渴望广大而不加规范的新市场。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由殖民主义提供动力 借由“发现”新领土和不必支付代价即攫取土地，然后无需补偿当地住民即从地下开采财富。弗里德曼在对“福利国”和“大政府”的战争中，许诺一种新形式的快速致富 但这一次不是征服新领土，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新领土，要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变卖国家的公共服务和资产。　　

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 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任时，伊朗总统摩萨德（MohammadMossadegh）是一位发展主义者，印度尼西亚也在愈来愈野心勃勃的苏加诺手中，他倡言结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主义政府，形成一个超级强权，以便与西方和苏联集团分庭抗礼。美国国务院特别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的国家主义经济体愈来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国家向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靠拢的年代，发展主义者提议的“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其实是相当中道的路线。不过，拉丁美洲应该推动自己的新政这个构想，却招致强力的反对。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对旧体系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坐拥丰厚的利润，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贫困农民可用于农场和矿坑。他们愤恨地看着获利被导向发展其他产业，他们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则压抑他们的谷物价格以使人人买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国与欧洲企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表达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被阻挡在边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要求把外国人拥有的矿场、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以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独立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些企业利益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分逻辑中。这些鹰派警告，别被温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国家主义是步上极权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应该防患于未然。这套理论的两位主要倡议者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和他的兄弟、担任刚创立的中情局头子的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在担任公职前，两兄弟曾在声名卓著的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Cromwell）法律事务所工作，曾代表许多受发展主义影响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Morgan）、国际镍矿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台后立即采取行动：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动最早的两次军事政变，都针对较倾向凯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第一次是在1953年，中情局成功推翻伊朗的摩萨德，以残暴的国王取代之。第二次是1954年中情局赞助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直接应联合水果公司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这家公司因昔日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关系而能上达杜勒斯兄弟，而当时危地马拉总统古斯曼（JacoboArbenzGuzman）征收该公司部分未使用的土地（但给予全额补偿），用于改造危地马拉的一部分计划，因而触怒该公司。古斯曼称他的计划是为了把危地马拉“从一个封建经济主宰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但显然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目标。古斯曼遭罢黜后，联合水果很快又掌控大局。　　

彻底铲除在南锥扎根较深的发展主义，则是远为艰巨的挑战。1953年两位美国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一位是美国国际合作署（ICA，这个机构后来改制为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帕特森愈来愈担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红”经济学家。他对一位同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导正他们极其恶劣的教育。”这个目标与舒尔兹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国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上做得不够。“美国必须整顿在海外的经济计划 我们希望（贫穷国家）借与我们建立关系来达成它们的经济救赎，并以我们的方式来达成它们的经济发展。”他说。　　

两个人拟出的计划最后把国家中央式经济体的温床圣地亚哥，转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 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 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 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GunderFrank）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 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 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 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 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 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 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 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 思想市场 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 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锥的主要经济辩论并非放任资本主义对抗发展主义，而是如何把发展主义带向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认为关键在于拉丁美洲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目标是把该地区转变成强大的贸易集团，与欧洲和北美并立。在南锥的投票所和街上，这些国家迅速靠向左边。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Goulart）总统带领下，明确地往这个方向迈进。这位经济国家主义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资，并实施一套大胆的计划，强迫外国跨国公司再投资一定比率的获利到巴西经济，而不能带出巴西并分配给纽约和伦敦的股东。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党竞选，企图封杀类似巴西的要求，但这些作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随者。　　

在芝加哥学派实验的中心智利，思想战的挫败最为明显。到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 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theeconomy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 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 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HocCommitteeon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Chemical）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勒特里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订。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援款都应该列入 重新检讨 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十八点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 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　　

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响应是：“不应容许 自己的利益 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 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 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 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政权更迭的教训：巴西与印度尼西亚　　

有两套经过仔细研究的“政权更迭”模式，被阿连德的反对者视为可行的方法。一套是巴西，另一套是印度尼西亚。当美国支持的巴西军政府由布兰科（HumbertoCastelloBranco）将军领导，在1964年取得权力后，军方不仅计划扭转古拉特的亲贫民计划，而且要打开巴西供外国投资。起初巴西的将领尝试采取相对较和平的进程 没有明显的残暴，没有大规模逮捕，虽然后来发现有若干“颠覆分子”在那段期间遭残酷刑讯，人数却少到（巴西又如此大）他们遭受待遇的传闻几乎未散播到监狱外。军政府也刻意保留部分民主政治的遗迹，包括有限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一场所谓的绅士政变。　　

在60年代末期，许多公民决定利用这种有限的自由，表达对巴西贫穷加深的愤怒，他们怪罪军政府亲企业的经济计划，而其中许多计划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所规划。到1968年，街头经常挤满反军政府的示威群众，尤其是由学生领导的游行规模最大，使政权的稳定岌岌可危。想紧抓权力的军方四面受敌，于是断然改变策略：全面封杀民主，镇压所有公民自由权，刑讯变成体制化，而且据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政变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二次大战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由苏加诺总统领导，他是那个年代的查韦斯（HugoChvez，编按：委内瑞拉总统），虽然少了查韦斯对选举的兴趣。苏加诺因为保护印度尼西亚经济、重分配财富和赶走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而激怒富裕国家。他指控IMF和世银是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的傀儡。虽然苏加诺是国家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不过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此印度尼西亚有300万名活跃的共产党员。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心终结苏加诺的统治，根据解密的交件显示，中情局曾接获高层指示，要“视情势发展和可得的机会，清除苏加诺总统”。　　

经过数次不成气候的尝试后，机会终于在1965年10月降临，由中情局支持的苏哈托将军展开夺权和肃清左派的计划。中情局已暗中列出印度尼西亚主要左派分子的名单，这份文件最后落量，他们等了数年才展现对残暴的兴趣。这是几乎致命的错误，因为那给了对手重新集结的机会，甚至形成左派的游击部队。虽然军政府设法扫荡街道，但反对势力头迫使它减缓经济计划。　　

另一方面，苏哈托证明，如果及早采用大规模镇压，国家将陷入某种休克状态，抗拒必须在还没发生前就加以铲除。他利用恐怖如此无情，甚至远超过最糟的预期，以致那些几周前还集体呼吁国家独立的人，现在都吓得把所有掌控权交给苏哈托和他的心腹。在政变那段期间担任中情局行动部高级主管的麦克基（RalphMcGehee）说，印度尼西亚是“典型的运作手法 你可以追踪所有重大血腥事件的源头，从华盛顿一路到苏哈托上台。这种手法的成功意味着它可以一再重复使用”。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在政变前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伙伴关系。由于他们已准备好在新政府担任高级“技术官僚”，并且已让苏哈托接受他们的世界观，政变所达成的不只是去除国家主义者的威胁，它还把印度尼西亚转变成全世界最欢迎跨国公司的环境。　　

罢黜阿连德的势力开始逐渐累积，圣地亚哥街头的墙壁开始出现怵目惊心的警告：“雅加达来了。”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y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 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 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 芝加哥男孩 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宁可指出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独占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透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独占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来这里必须谴责的。就是这样。”　　

听众爆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是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就没有责任承担，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连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以审慎计划的手段改造它们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　　

　 　

　 　

《休克主义》 第二部分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第六章因战争而获救　　

　 　

元首即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人。 施密特（CartSchmitt），纳粹法学家　　

芝加哥学派的守护圣人哈耶克1981年访问智利回国时，他对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印象好到让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Thatcher）。他敦促她以南美洲国家为模型来转变英国的凯恩斯经济体制。撒切尔和皮诺切特后来建立坚定的友谊，皮诺切特面对大屠杀、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控诉后，撒切尔还曾亲往探视这位遭软禁的老将军。　　

撒切尔很熟悉她所称的“智利经济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改革典范，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训”。但尽管她对皮诺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议她仿效休克疗法政策时，撒切尔并未信服。1982年2月，撒切尔在一封给她的思想导师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释问题所在：“我相信你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施民主体制，并且需要高度的合议，一些在智利采用的方法在这里相当不可行。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程序可能显得缓慢得令人受不了。”　　

结论是，芝加哥学派的休克疗法在英国这种民主政治就是行不通。撒切尔当时第一任任期已进入第三年，民调数字滑落，因此绝不会采取哈耶克提议的激进或不得民心的措施，甘冒下次选举惨败的风险。　　

对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运动，这是令人失望的评估。南锥的实验已带来如此可观的获利，虽然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新领土的胃口却极其饥渴 不仅是对发展中世界，也对西方的富裕国家，在那里国家掌控的资产还更丰饶，可以转变成营利的事业：电话、航空、电视频道、电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动这个目标，那就非英国的撒切尔或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RonaldReagan）莫属。　　

1981年，《财富》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赞扬“智利的里根经济学美丽新世界”，称许圣地亚哥“闪闪发亮、满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崭新发亮的日本汽车”，但对遍及各地的镇压和贫民窟快速扩展却视若无睹。文章问：“我们从智利的正统派经济实验可以学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小型未开发国家能借竞争优势理论生存，那么我们资源远为雄厚的经济当然也能。”　　

不过，就像撒切尔给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民选领导人必须担心选民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在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尔掌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响力的顾问，在南锥以如此凶残的暴力实施的激进经济政策，能不能在英国和美国推动仍是一大问题。　　

时间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运动曾遭到重大挫折，而当时掌权的人是尼克松，这次挫折似乎已证实上述这一点。虽然尼克松曾协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权力，在国内他却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线 弗里德曼日后从未原谅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时，弗里德曼以为他领导国内反革命对抗新政遗绪的时代终于来临。弗里德曼写信给尼克松：“很少总统表达的思想，与我的理论如此契合。”两人定期在椭圆办公室会面，而且尼克松任命几位与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担任重要经济职务。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兹（GeorgeShultz），由弗里德曼协助招揽来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当时37岁的拉姆斯菲尔德。在60年代，拉姆斯菲尔德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的座谈会，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诚恭敬的语气描述的聚会。拉姆斯菲尔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称“小狗”（youngpups）的人则“进来趴在他们脚下学习 我感觉自己如此受到恩宠”。有得意门生制定政策，加上与总统紧密的私人情谊，弗里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构想即将在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付诸实行。　　

然而在1971年，美国经济陷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推升物价飙涨。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实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义建议，数百万愤怒的人民将投票让他下台。他决定设定基本民生项目的价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气急败坏：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价格控制绝对是最恶劣的。他形容它们是“能摧毁经济体系运作能力的癌症”。　　

更令他颜面扫地的是，这些凯恩斯政策的执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工资与物价控制计划，同时，他对当时担任管理与预算局（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局长的舒尔兹负责。有一次，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在白宫的拉姆斯菲尔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据拉姆斯菲尔德转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这位新手技术官僚回答说，政策似乎很管用 通货膨胀逐渐下降，经济开始成长。弗里德曼驳斥那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会想到是你在做这些 他们会学到错误的教训。”民众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在次年以60％的选票让尼克松连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还继续撕碎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统派理论，通过一连串新法以实施更高的产业环保与安全标准。“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派”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 也是对弗里德曼最无情的一刀。这种背叛之痛，深切到让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为“20世纪美国最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　　

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是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实行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 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 的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因此在他们为国内的背叛痛心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远的田野，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佳德（Stephen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 这是说，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他列举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与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结论说：“好事 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 不见得成双。”在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政治 有公平的规范避免企业买票 必然带来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经济体，显然符合贫穷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思想的矛盾：身为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被自利所驱动，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 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人），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长期友人梅尔泽（AllanMeltzer）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他解释这个难题说：“选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 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从转移所得给自己而获利。”梅尔泽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丝）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借提倡后来耳熟能详的“所有权社会”（theownershipsociety），尝试建立英国版的弗里德曼主义。这些努力着重在英国的公共住宅，或叫公营小区（councilestates）。撒切尔提出一套反对公共住宅的理论，认为国家不应在住宅市场扮演角色。公营小区住满不会投票给保守党的典型选民，因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自利原则；撒切尔相信如果把他们带进市场，他们会开始认同反对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对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强烈诱因，以降低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们。部分人变成屋主，但其他人却必须面对几乎是过去两倍的房租。这是一套“分而击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继续反对撒切尔，英国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加，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新屋主改变政党倾向，转而支持保守党。　　

虽然出售公共住宅为极右派经济学在民主政治下的发展提供一线希望，撒切尔在第一任任期快结束时，职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劳工无需工作”作为竞选口号，但到1982年，失业人数在她治理期间增加一倍，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她尝试挑战英国势力最庞大的煤矿工人工会，但未能成功。在位三年后，撒切尔发现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 比小布什最低时还低，也是有民意调查以来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对整个撒切尔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随着大选迫近，撒切尔主义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离保守党达成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蓝领工会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就是在这种艰困考验的情况下，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礼貌地告诉他，智利式的转型在英国“相当不可行”。　　

撒切尔第一任的惨状似乎进一步证实尼克松时代的教训：芝加哥学派激进而高获利的政策，无法在民主体制下存活。显而易见的是，成功实施经济休克治疗有赖其他种类的休克配合 不管是军事政变，还是高压统治建立的酷刑室。　　

这对华尔街是特别令人忧心的情景，因为在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正纷纷垮台 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秘鲁、玻利维亚 而且更多国家将步其后尘，形成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所称的“第三波”（thirdwave）民主化浪潮。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发展 如何不靠民粹主义政策而能阻止另一个阿连德崛起、赢得选票和支持？　　

华府1979年目睹了这种场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在伊朗，美国支持的国王被左派与伊斯兰教派分子的联盟推翻。虽然人质事件和什叶派领袖占据媒体报道，但经济方面的政策也引起华盛顿警觉。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尚未转变成完全的独裁统治，但已把银行业国有化，并开始实施土地重分配计划。它也管制进口和出口，逆转前国王的自由贸易政策。五个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苏慕萨（AnastasioSomozaDebayle）独裁政权遭平民暴动推翻，建立了左派桑定（Sandinista）政府。桑定控制进口，并且和伊朗一样把银行业收归国有。　　

　　

这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一大恶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面对的前景是，他们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淹没。　　

战争变成救兵　　

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六周后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主意，也改变了政商财团十字军的命运：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或阿根廷人所称的马维纳斯（Malvinas）战争，在历史上对英国是一场胜利，但战役规模相当小。在当时，马尔维纳斯群岛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阿根廷外海的岛群距离英国数千英里，防守和维护的成本极高。它对阿根廷用处也不大，虽然在海域之内有一个英国前哨站被认为有辱国家尊严。阿根廷传奇作家博格斯（JorgeLuisBorges）辛辣地形容这场领土争端是“两个秃头男人争一把梳子”。　　

从军事观点，这场历时11周的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历史重要性。不过，为人忽略的是，战争对自由市场计划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马尔维纳斯战争给了撒切尔所需的政治掩护，让她得以进行一场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首见的激进资本主义转型。　　

冲突的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场战争。在1982年，阿根廷的经济因为不堪外债和贪腐而濒临崩溃，且人权运动势力日益高涨。由格尔蒂埃里（LeopoldoGaltieri）将军领导的新军政府判断，唯一比军政府持续镇压民主所招致的愤怒还要强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格尔蒂埃里在英国拒绝放弃群岛时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绪。不久后，军政府把阿根廷的蓝白国旗插上那些岩石嶙峋的外岛上，举国随之一片欢腾。　　

当阿根廷宣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来，撒切尔发现那是扭转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进入丘吉尔式的战斗模式。在这之前，她只表达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颇不以为然。她曾削减对群岛的拨款，并宣布大幅缩小海军编制，包括防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舰队 这些举动被阿根廷将领视为显然英国愿意让出这块领土。（撒切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马尔维纳斯政策“无异于邀请阿根廷侵略”。）在备战期间，政治界全面批评撒切尔想利用军事行动达成个人政治目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班恩（TonyBenn）说：“看起来愈来愈像唯一攸关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名声，而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毫无关系。”立场保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则指出：“可悲的是，这个议题正迅速与英国内部本身的政治歧见混淆，而与眼前的事件无关。牵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名声、甚至存续，也牵连在内。”　　

然而尽管在备战时有这些合理的质疑，一旦军队部署完成，整个国家立即卷入一项工党决议文所形容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智状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视为英国没落帝国最后的一抹光辉。撒切尔称许举国充满“马尔维纳斯精神”，实际上这表示“甩掉这婊子”的怒骂渐渐平息，而“去你的军政府！”的Ｔ恤销路却一路长红。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未认真尝试避免摊牌。撒切尔不理会联合国，就像布什和布莱尔日后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应，他们对制裁或谈判都不感兴趣，双方感兴趣的都只有光荣胜利的结果。　　

撒切尔是为她的政治前途而战 而且她大获全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夺去255名英国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尔被捧为战争英雄，“铁娘子”的称号从侮辱转变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调数字也明显改变。撒切尔的个人支持率在战争过程翻升逾一倍，从初期的25％到结束时攀至59％，为她在次年的选举打下压倒性胜利的基础。　　

英国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侵略代号叫“企业行动”（OperationCorporate），虽然对军事行动来说有点古怪，但结果证明有先见之明。撒切尔利用胜利为她带来的强大支持，推动她在战前告诉哈耶克不可能推动的政商财团革命。当煤矿工人1984年罢工时，撒切尔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战争的延续，呼吁采用类似的严厉解决方法。她宣称：“我们不得不对抗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部敌人，现在我们必须对抗内部的敌人，虽然他们更难应付，但对自由的危害却一样大。”撒切尔动员所有的国家力量对付罢工者，包括在一场对峙中派遣8000名挥舞警棍的镇暴警察，其中有许多骑马，突击一道工厂纠察线，造成约700人受伤。在漫长的罢工期间，受伤者达到数千人。正如《卫报》（TheGuardian）记者密恩（SeumasMilne）对罢工的完整报道《内部的敌人：撒切尔对抗煤矿工人的秘密战争》所述，首相要求情报单位加强对工会的监视，尤其是激进的工会主席史卡吉尔（ArthurScargill），结果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反监视行动”。工会遭到许多情报人员和告密者渗透，所有电话遭窃听，包括工会领导人的住家，甚至经常光顾的炸鱼薯条餐厅。一位工会主要干部在下议院被指控是军情五处（MI5）派来的特工，想“颠覆和破坏工会”，虽然他否认这项指控。　　

罢工期间的英国财政大臣劳森（NigelLawson）在十年后解释，当时撒切尔政府视工会为敌人，他说：“就像在1930年代末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而备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和马尔维纳斯战争一样，撒切尔对谈判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破工会，不管代价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确实很高）。站在冲突第一线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场内战”。　　

到1985年，撒切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工人因为挨饿而无法持续抗争；最后有966人遭解雇。这对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是毁灭性的挫败，并对其他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撒切尔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全国仰赖照明和取暖的煤矿工人工会，生产较不重要产品与服务的弱势工会胆敢挑战她的新经济秩序，将无异于自杀，聪明的话还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条件。这个信息和里根上任几个月后面对航空管制员罢工所发出的信息极为相似。里根说，航管员不肯上工已“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将被解除职务”。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万名美国最重要的员工 美国劳工运动直到今日仍未从这次休克完全复原。　　

在英国，撒切尔把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对煤矿工人的战果，加码押在她达成激进经济目标的大跃进上。从1984年到1988年，英国政府把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航空、英国机场管理局和英国钢铁等大企业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国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创造推动大规模私有化的机会一样（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战争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尔利用她的战争推行西方民主国家首见的私有化大甩卖。这才是有历史意义的真正“企业行动”。撒切尔成功利用马尔维纳斯战争，是无需军事独裁统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的明证。她证明只要有规模够大的政治危机可以鼓动，有限版的休克治疗也能在民主政体实行。　　

不过，撒切尔仍然需要一个敌人来团结国家，一个极端的情势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紧急措施和镇压手段 一个让她看起来强悍而果断、而非残暴而压制的危机。战争完美地达成她的目的，但马尔维纳斯战争在80年代只是一个异常事例，一个早期殖民冲突的返祖现象。如果80年代是许多人宣称的和平与民主新纪元的黎明，那么马尔维纳斯式的冲突将不够频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风潮的基础。　　

弗里德曼在1982年写下一段影响深远的话，最适合用来总结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这些话将变成他的运动在新民主时代的某种咒语。梅尔泽详细解说这种哲学：“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着危机出现以作为改变的触媒。弗里德曼的影响模式就是让理念取得正当性，使它们可以忍受，并在机会出现时值得努力实现。”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机并非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他了解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决策是根据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的推与拉 想要工作与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税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须在这些竞争势力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过，如果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十分严重 货币崩溃、市场崩盘和大衰退 会把所有秩序打乱，而领导人便能以国家急难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称的必要措施）。从某一方面看，危机就是无民主区（democracy-freezone） 这是承平政治之间的空隙，对合议与共识的需要此时似乎并不适用。　　

市场崩盘可扮演革命性改变的触媒这种想法，在极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为人熟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摧毁了货币的价值，把大众更进一步带向资本主义本身的毁灭。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传承的左派分子，随时在预测资本主义会在何种情况陷于“危机”，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远在等待开悟的迹象。在80年代中期，这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开始经历强烈的复苏，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接手，宣称就像市场崩盘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它们也可以用来激发右派的反革命。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危机假说”。　　

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兴趣显然也是想向大萧条后左派的胜利学习：市场崩溃后，过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凯恩斯及其门徒，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思想和解决方案 新政。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业赞助者曾尝试效法这个过程，准备好他们独家品牌的灾难理论。他们不辞劳苦地建立一个新右派智库网络，包括传统基金会与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十集的《选择的自由》（FreetoChoose）电视节目 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赞助，包括盖帝石油（GettyOil）、泛世通轮胎（Firestone）、百事可乐、通用汽车、贝泰（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Mills）。当下一个危机发生时，弗里德曼决心要让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经准备好理念和解决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机理论的80年代初，美国正陷于经济衰退，受到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打击。而今日称作里根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政策，在华盛顿确实势力庞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实行弗里德曼梦想的全面休克治疗，如同他在智利所开出的药方。　　

同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将再度成为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试验场 这一次将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带领，而是新一代的震撼医生，一种较适合新民主时代的震撼医生。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玻利维亚的情势可以很贴切地以罹患癌症的病人来比喻。他知道自己面对最危险和痛苦的手术，因为货币稳定措施和几种别的措施无疑是既危险又痛苦。然而他别无选择。　　

森达格（CorneliusZondag），美国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1956年在政治论述中使用癌症会鼓励宿命论，以及为“严厉的”措施合理化 同时大为强化这种疾病必然会致命的普遍看法。疾病的概念从来就不单纯。但值得争论的是，癌症的隐喻本身就隐含着集体屠杀。　　

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疾病的隐喻》（IllnessasMetaphor），1977年　　

1985年，玻利维亚置身于席卷发展中世界的民主浪潮。在之前21年中有18年，玻利维亚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在全国大选中选择自己的总统。　　

不过，在这个特定时机赢得掌控玻利维亚的经济大权，看起来像是惩罚而非奖赏：它的债务高到玻利维亚积欠的利息超过国家总预算。在一年前的1984年，里根政府资助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攻击该国种植可提炼出古柯碱的古柯农，而把这个国家推到边缘。这场围剿把玻利维亚的一大部分变成战区，不只是断绝了古柯交易，也切断约半数的出口收入，引发经济崩盘。正如《纽约时报》报道：“陆军在8月开进查帕尔（Chapare），截断毒品走私资金的路线时，震波立即重创欣欣向荣的美元黑市 占领查帕尔不到一周，政府被迫调降比索的官方汇价超过一半。”几个月后，通货膨胀上扬十倍，成千上万人离开这个国家，前往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国找工作。　　

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达14000％），玻利维亚进入它历史性的1985年全国选举。玻利维亚人对这场选举的两位竞争者都很熟悉 一位是他们的前独裁者班塞尔（HugoBanzer），另一位是前民选总统埃斯登索罗（VictorPazEstenssoro）。得票数极为接近，最后结果将交由玻利维亚国会决定，但班塞尔的政党相信他们已经获胜。在结果尚未宣布前，班塞尔的政党求助于一位籍籍无名的30岁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Sachs），请他拟订一套反通货膨胀经济计划。萨克斯是哈佛经济学系蹿升的明星，曾获得许多学术奖项，并且是哈佛历来最年轻的终身职教授。几个月前，玻利维亚政界的代表团访问哈佛，萨克斯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对他的虚张声势印象深刻 他告诉代表团，他可以一天内扭转他们的通货膨胀危机。萨克斯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经验，但他自己承认，对于通货膨胀，“我以为我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　　

萨克斯曾深受凯恩斯的著作影响，尤其是诠释恶性通胀与法西斯主义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蔓延的关系。德国接受的和平协议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包括1923年高达325万个百分点的恶性通胀 接着几年后又发生大萧条。在失业率30％和举国弥漫国际阴谋论的愤怒下，德国变成孕育纳粹主义的沃土。　　

萨克斯喜欢引述凯恩斯的警语：“要推翻既有的社会基础，没有比让货币贬值更阴险、更容易的方法了。这个过程牵涉所有经济法则看不见的破坏力量。”他与凯恩斯的看法一致，认为尽一切努力压制这些破坏力量是经济学家的神圣职责。“我从凯恩斯学到的是，”萨克斯说，“世界可能完全脱序这种深沉的悲哀和危机感，还有我们让德国陷入绝望状态实在蠢到无以复加。”萨克斯也告诉新闻记者，他认为凯恩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政治、周游列国的生活方式，是他追求事业生涯的典范。　　

虽然萨克斯认同凯恩斯以经济学的力量对抗贫穷的信念，他也深受里根时代的美国影响；在1985年，美国正值一波由弗里德曼领导、反对一切凯恩斯所代表事物的浪潮。芝加哥学派宣扬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市场，已迅速成为常春藤名校经济学系理所当然的正统思想，包括哈佛大学，而萨克斯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景仰弗里德曼“对市场的信心，他永远坚持良好的货币管理”，说它“远比模糊的结构主义论述，或我们在发展中世界常听见的伪凯恩斯论述正确”。　　

那些“模糊的”论述，正是十年前在拉丁美洲遭到暴力镇压的相同论述 也就是相信为了摆脱贫穷，拉丁美洲必须以土地改革、贸易保护与补贴、自然资源国有化，以及工作场所合作化经营等干涉主义政策，打破殖民时代的所有权结构。萨克斯没有时间推动这类结构化改革。因此虽然他对玻利维亚及其殖民剥削与镇压原住民的悠久历史，以及1952年的革命辛苦得来的成果一无所知，他仍然相信除了恶性通胀外，玻利维亚受到“社会主义浪漫思想”的荼毒 与30年前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尝试在南锥打造发展主义乌托邦一样。　　

萨克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家不同之处是，他相信自由市场政策必须有免除债务和大量援助的配合 对这位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来说，市场看不见的那只手还不够。这个歧异最后导致萨克斯与他更放任主义的同僚分道扬镳，专心一意在援助上。但这个歧异是在多年以后才出现。在玻利维亚，萨克斯的混种意识形态只造成一些奇怪的矛盾。例如，他在拉巴斯（LaPaz）下了飞机，第一次呼吸安第斯山稀薄的空气时，他想象自己是现代的凯恩斯降临，来拯救玻利维亚人民免于通胀带来的“混乱和失序”。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教义是，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应该花钱刺激经济，萨克斯却反其道而行，主张政府在危机中厉行节约和提高价格 与《商业周刊》当年形容智利政权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采用同样的紧缩药方。　　

萨克斯给班塞尔的建议直截了当：只有突然的休克治疗可以治好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他提议提高石油价格十倍，以及解除一系列的物价管制，并削减预算。在对玻利维亚美国商会的演说中，萨克斯再度预测他可以在一夕间终结恶性通胀，并报告说：“听众感觉很惊讶，并对这种预测很满意。”和弗里德曼一样，萨克斯坚决相信，在突然的政策休克下，“经济可以从绝路重新找到方向，从社会主义的绝路，或严重贪腐的绝路，或是中央计划的绝路，重新走回正常的市场经济”。　　

在萨克斯作出这些大胆承诺时，玻利维亚的选举仍在未定之数。前独裁者班塞尔对胜选信心满满，但他的对手埃斯登索罗仍未放弃。在竞选期间，埃斯登索罗并未提出如何克服通胀的具体办法，但他曾三度担任玻利维亚的民选总统，最后一任是在1964年被一场政变推翻前。埃斯登索罗是玻利维亚发展主义改革的代表，他把大矿场收归国有，并开始把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农民，同时争取让所有玻利维亚人拥有投票权。和阿根廷的庇隆一样，埃斯登索罗是一位个性复杂、在政坛上无役不与的人物，经常为了抓住或重新掌控权力而突然改变忠诚。在1985年的选举，老迈的埃斯登索罗宣誓效忠他过去的“国家主义革命”，并对财政方针作出模糊的声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 至少玻利维亚人这么认为。　　

由于谁将出任总统的最后决定将交给国会，这段期间党派和国会参众两院展开密室谈判，进行赌注极高的讨价还价。结果一位新当选的参议员桑契斯（GonzaloSanchezdeLozada）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很久，甚至说西班牙语时会夹带浓重的美国口音。桑契斯返回玻利维亚时成了该国最富有的商人，拥有玻利维亚第二大民间矿场，且不久后将变成第一大。桑契斯在芝加哥大学求学，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却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并且发现这套思想可以为矿业带来庞大的获利，而玻利维亚的矿场在当时大部分仍由国家掌控。当萨克斯为班塞尔的团队拟出休克计划时，桑契斯大为欣赏。　　

密室协商的细节从未披露，但结果却十分明显。1985年8月6日，埃斯登索罗宣誓就职成为玻利维亚总统。四天后，他指派桑契斯领导一个最高机密的跨党派紧急经济小组，负责大幅改造国家经济。该小组初期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但后来的做法却远超过他的建议。事实上，日后小组提议完全拆解埃斯登索罗数十年前建构的国家中央经济模式。当时萨克斯已经返回哈佛，但他说他“很高兴听到（班塞尔的）国家民主行动党（ADN）与新总统及其团队，达成我们的稳定计划协议”。　　

埃斯登索罗的党不知道党领袖作了这项密室交易。除了财政部长和计划部长是机密小组成员外，埃斯登索罗甚至未告诉新组成的内阁有这个紧急经济小组。　　

紧急小组连续17天在桑契斯豪华宅邸的客厅开会。计划部长贝德雷格（GuillermoBedregal）在2005年的访问中回忆说：“我们躲在那里，小心谨慎得像在搞秘密活动。”这是第一次有人披露当年的细节。他们密集商讨一套激进的国家经济改革计划，激进到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曾尝试过。埃斯登索罗总统相信，计划成功唯一的希望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让玻利维亚以激进闻名的工会和农民组织措手不及，没有机会采取抵制行动；至少他希望如此。桑契斯后来回忆说，埃斯登索罗“一直说 如果你准备这么做，现在就动手，我没有第二次机会 ”。埃斯登索罗在选举后态度180度转变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在2001年去世，从未解释他是否为了坐上总统大位而同意采用班塞尔的休克治疗计划，或者只是他的意识形态出现大转变。当时的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柯尔（EdwinCorr）的说法让我恍然大悟，他记得曾与所有政党会面，并表明如果他们实行休克政策，美国将很快提供援助。　　

17天后，计划部长贝德雷哥已拟出休克治疗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取消食物补贴，解除几乎一切物价管制，以及提高油价300％。虽然明知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生活成本会大幅上升，这套计划还冻结了原已偏低的公务员工资一年。此外，计划也要求大砍政府支出，并开放玻利维亚边界不设限制地让外国产品进口，以及缩小国营公司规模来为私有化铺路。玻利维亚错失了70年代其他南锥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现在它将弥补那段失落的时代。　　

紧急小组完成草拟新法律时，他们还没准备好告诉玻利维亚的民选代表，当然更不知如何向从未把选票投给这类计划的选民开口。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完成。小组成员一起驱车前往国际货币基金驻玻利维亚代表的办公室，把准备做的事告诉他。这位代表的反应是忧喜参半：“这是每一个IMF代表梦寐以求的事。但如果它行不通，我很庆幸有外交豁免权可以搭飞机逃走。”　　

拟订这套计划的玻利维亚人没有这样的退路，有些人害怕公众可能的反应。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帕拉度（FernandoPrado）预测：“他们会杀了我们。”计划主要起草人贝德雷哥尝试把小组比喻成攻击敌人的战斗机驾驶员，借以为众人壮胆。他说：“我们必须像轰炸广岛的驾驶员，当他丢下原子弹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看到冲上云霄的烟时，他说： 糟糕，抱歉！ 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推动这些措施然后说：糟糕，抱歉！”　　

政策变革必须像发动出其不意的军事攻击，这是经济休克治疗师不断提到的比喻。在1996年出版、后来变成2003年入侵伊拉克行动蓝本的美国军事理论《震慑：达成快速掌控》中，作者群说明入侵的所有兵力应“掌控环境，并使敌人对事件的感觉与了解瘫痪或不胜负荷，让敌人无力抗拒”。经济休克也以类似的理论运作：其前提是人会对渐进的改变作出反应 例如这里削减一些医疗福利，那里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但如果数十项改变同时从各方面进行，便会产生难以招架的感觉，使所有人陷于慌乱无措。　　

为了制造这种绝望的感觉，玻利维亚的规划者必须同时进行所有的激进措施，在新政府上任的100天内达成。埃斯登索罗的团队不以零散的新法律（新税法、新价格法，等等）提出各部分计划，而把整套革命纳入单一的《D.S.21060号》行政命令中。这道命令包括220项不同的法律，涵盖国内经济生活的每一层面，在规模和雄心上足以媲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政变准备的厚重蓝图“砖块”。根据命令拟订者的要求，计划必须整套被接受或拒绝；内容不得修改。它是经济版的震慑。　　

写完计划书后，小组印制了五份：一份给埃斯登索罗，一份给桑契斯，另一份给财政部长。另外两份的下落则透露出，埃斯登索罗和他的小组很确定许多玻利维亚人会把这个计划视为宣战：一份送交陆军总司令，另一份则给了警察首长。不过，埃斯登索罗的内阁仍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还在为同一个人效命，而那个人当年曾把矿场国有化，把土地重分配给人民。　　

在宣誓出任总统三周后，埃斯登索罗终于召集他的内阁，让他们接受他所准备的惊奇。他下令把总统府会议室的门关上，并“指示秘书暂不接听所有部长的电话”。贝德雷哥对目瞪口呆的听众宣读全部60页的计划。他承认自己紧张到“甚至念完几分钟后就开始流鼻血”。埃斯登索罗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这项命令的内容不容辩论；他已经在另一次秘密交易中取得班塞尔的右派反对党支持。他说，如果内阁成员不同意，可以辞职。　　

“我不同意。”工业部长宣布。　　

“请离开。”埃斯登索罗回答。那位部长留了下来。在通货膨胀仍然飙升、加上华盛顿暗示采取休克治疗方法将可获得大量金援的情况下，没有人敢离开。两天后，在一场以“玻利维亚命在旦夕”为题的总统电视演说中，埃斯登索罗对完全不明就里的大众丢出玻利维亚版的“砖块”。　　

萨克斯对提高价格可以结束恶性通胀的预测很正确。在两年内，通胀已下降到10％，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很了不起。但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革命范围更广的影响至今仍争议不断。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通胀快速上扬具有极大破坏性，无法持续下去，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个在调整期间会带来许多痛苦的过程。争议的重点在于，如何推行一套可行的计划，以及不管在哪一种社会，谁将被迫承受最多痛苦。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学教授格林斯潘（RicardoGrinspun）解释说，凯恩斯学派或发展主义传统的社会会动员支持的力量，并透过“由主要的利益攸关者 政府、雇主、农民、工会等 参与协商过程。以这种方法让各方对工资和物价等所得政策达成协议，让稳定措施得以执行”。格林斯潘说，正统派的做法却呈鲜明对比，“是把所有社会成本透过休克治疗加诸在穷人身上”。他说，玻利维亚的情况正是如此。　　

和弗里德曼在智利作的承诺一样，更自由的贸易原本应为新失业的人创造工作，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选举时的失业率为20％，两年后上升至25％到30％间。单是国营矿业公司 埃斯登索罗在1950年代收归国有的同一家公司 的员工，就从2.8万人缩编到只剩6000人。　　

基本工资从未恢复其实质水平，计划施行两年后，实质工资下降40％，后来还一度下降70％。在进行休克治疗的1985年，玻利维亚的人均所得为845美元；两年后减少为789美元。这些数字还是萨克斯和政府的统计，但已呈现出不进反退的窘状，实际上根本未反映许多玻利维亚人日常生活水平的退步。人均所得是计算该国的总所得，再除以人口总数的结果；它掩饰了休克治疗对玻利维亚和过去该区其他国家造成的同样效应：一小群精英变得远比其他人更富裕，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则被经济完全摒弃，成为剩余人口。在1987年，玻利维亚的农民每年平均所得只有140美元，不到“平均所得”的五分之一。这是只计算“平均”的问题：它完全抹杀悬殊的所得差距。　　

一位农民工会领袖解释说：“政府的统计数字未反映愈来愈多家庭被迫住在帐篷里；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孩子每天只吃一片面包和喝一杯茶；数以百计的农民涌向首都寻找工作，落得在街头乞讨。”这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背后的故事：数十万个有退休金的全职工作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临时工。从1983年到1988年，玻利维亚有资格接受社会福利的人数减少61％。　　

萨克斯在转型期间回到玻利维亚担任顾问，他反对提高工资以追赶食物与汽油价格的上扬，而支持以紧急基金协助受打击最深的人，尝试在扩大的伤口上贴急救胶布。萨克斯是应埃斯登索罗的要求回玻利维亚，直接为总统工作。他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个顽强不屈的人物。据桑契斯（日后他也出任玻利维亚总统）回忆，当休克治疗引发公众反对的压力升高时，萨克斯协助加强了决策者的决心。“（萨克斯）在考察时说： 渐进派的方法根本不管用，情况失控时，你们必须阻止它，像医生一样。你们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否则你们的耐性会被耗光。 ”　　

这种决心的立即结果之一是，许多玻利维亚最穷的人被迫变成古柯农，因为可以拿到十倍于种其他作物的工资（这有点讽刺，因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起于美国资助围剿古柯农）。到1989年，据估计有十分之一的工人重操种古柯或生产古柯碱的旧业。这些工人包括莫拉莱斯（EvoMorales）的家人，他后来从激进派古柯农工会领导人变成玻利维亚总统。　　

古柯产业在玻利维亚经济复苏和击退通胀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已被今日的历史学家承认，但萨克斯在解释他的改革如何成功压抑通胀中从未提及）。在投下“原子弹”短短两年后，非法毒品出口为玻利维亚创造的收入已超过其他合法出口的总和，且估计有35万人靠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工作维生。一位外国银行家评论说：“玻利维亚经济已染上古柯碱瘾。”　　

在休克治疗进行之初，很少玻利维亚以外的人谈论其造成的复杂影响。他们谈的是一个远为单纯的故事：《波士顿杂志》（BostonMagazine）报道，一位大胆、孩子气的哈佛教授，几乎单枪匹马地“挽救了玻利维亚遭通胀摧毁的经济”。萨克斯协助对抗通胀的胜利已足够使玻利维亚变成一则惊人的自由市场成功故事，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描述的，是“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玻利维亚奇迹”让萨克斯在势力庞大的金融圈很快跃升到明星地位，成为当红的危机经济体专家，事业蒸蒸日上，在往后几年经常进出阿根廷、秘鲁、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萨克斯赢得的赞誉不是在贫穷国家打败通货膨胀，而是他达成许多人宣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在民主政体的环境下，未靠战争而协助推动一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且造成的改变远比撒切尔或里根尝试过的更彻底。萨克斯很清楚他的成就在历史上的意义。“以我的看法，玻利维亚是真正第一个同时达成民主改革与改变经济体制的国家。”他在数年后说，“玻利维亚比智利更能证明，政治解放与民主可以和经济解放结合在一起。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两者同时运作，彼此互相强化。”　　

与智利作比较并非偶尔。拜萨克斯所赐 《纽约时报》形容他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传道者 休克治疗终于摆脱独裁统治与死亡集中营的恶臭，洗刷弗里德曼十年前历史性的圣地亚哥之行后如影随形的污名。萨克斯已经证明，与批评者的说法相反，自由市场的十字军不止能打胜仗，而且还驾驭着正席卷世界的民主浪潮。萨克斯更因为他对凯恩斯的推崇，以及从不讳言他怀抱增进发展中世界福祉的理想主义，所以是带领这支十字军进入这个更仁慈、更和平时代的最佳人选。　　

玻利维亚的左派把埃斯登索罗的命令，称为经济皮诺切特主义。就包括玻利维亚国内和国外的企业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玻利维亚引进了皮诺切特式的休克治疗，但少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而且是在中间偏左的政府治理下。一位玻利维亚银行家赞叹地说：“皮诺切特以刺刀做的事，埃斯登索罗在民主体制下完成了。”　　

玻利维亚奇迹的故事不断流传转述，透过报纸和杂志文章、萨克斯的简介、萨克斯自己的畅销书，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三集的《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Heights：TheBattlefortheWorldEconomy）这类记录片。但有一个大问题：那不是真的。玻利维亚确实证明休克治疗可以在一个刚经过选举的国家实施，但并未证明可以透过民主方式、或不借镇压而实施 事实上，它再一次证明情况恰好相反。　　

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埃斯登索罗总统未获得玻利维亚选民授权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他以国家主义的政纲竞选，然后突然在密室交易中背弃承诺。几年后，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Williamson）为埃斯登索罗的作为创造一个名词：他称之为“巫毒政治学”（Voodoopolitics），但大多数人则直接称作说谎。而且所谓民主体制这样的说法绝对不只有这个问题。　　

可想而知，许多投票给埃斯登索罗的选民对他的背叛极为愤怒，当命令下达后，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尝试阻止这个意味着裁员和更多饥饿的计划。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该国的各大工会，它们发动全面罢工，导致工业生产陷于停顿。埃斯登索罗的反应让撒切尔对待矿工的手段相形失色，他立即宣布“戒严令”，陆军坦克开进首都街上，而首都则实施严格的宵禁。玻利维亚人要在自己的国家旅行，现在需要特别通行证。镇暴警察突击工会总部、一所大学、一家广播电台，以及数座工厂。政治集会和游行被禁止，其他集会则需要国家许可。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几乎遭到禁绝 就和班塞尔独裁统治期间一样。　　

为了净空街道，警察逮捕5000千名示威者，以催泪弹驱散群众，并向据说攻击警察的示威者开枪。埃斯登索罗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抗议永远停止。当工会领袖进行饥饿罢工时，埃斯登索罗下令警察和军队围捕玻国最主要的200名工会领袖，用飞机将他们载到亚马逊偏远的监狱。据路透社报道，被囚禁的人包括“玻利维亚劳工联盟（BolivianLaborFederation）的领导阶层，以及其他资深工会干部”，他们被带往“玻利维亚北方亚马逊盆地与世隔绝的村落，在那里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是大规模绑架，赎金则是：如果工会停止抗议，囚犯就能获得释放，最后他们也都屈服。艾斯科巴（FilemonEscobar）是当年的矿工和走上街头的工会活动分子，他近日在玻利维亚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他们把工会领袖从街上掳走，送他们到丛林去喂虫子。当他们被释放时，新经济计划已经实施。”艾斯科巴说：“政府不应把人民送到丛林去施以酷刑或杀害，但这样他们才能推动经济计划。”　　

非比寻常的戒严令实施三个月，而因为计划要在100天内彻底执行，这表示整个国家在休克治疗的关键期完全被管制。一年后，埃斯登索罗政府进行锡矿场大规模裁员时，工会再度走上街头，激烈的事件再度上演：戒严令颁布，然后两架玻利维亚空军的飞机载运100名主要工会领袖，到玻利维亚热带平原的俘虏营。这一次被绑架的领袖包括两位前劳工部长和一位前参议员 令人联想起皮诺切特在智利南部曾关过勒特里尔的“贵宾监狱”。这些劳工领袖在俘虏营被拘留两周半，同样的直到工会同意取消示威和饥饿罢工。　　

这有点像阳春版的军政府手法。为了让政权可以实施休克治疗，有些人必须失踪 即使只是暂时的。虽然残暴程度轻微些，这种失踪达成了类似70年代的目的。拘禁玻利维亚的工会领袖使他们无法抗拒改革，为在经济上抹除整群的劳工人口铺好了道路 他们很快就丢掉工作，并沦落到拉巴斯周围的陋巷小屋和贫民窟。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时，曾引述凯恩斯的警告说，经济崩溃会孕育法西斯主义，但他仍然拟订带来这么多痛苦的计划，以致必须靠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执行。　　

国际媒体曾披露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镇压行动，但只当作拉丁美洲的一般暴动报道了一两天。不过，在报道“自由市场改革”胜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事件已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与智利的“经济奇迹”如影随形的皮诺切特暴力，经常被轻轻带过）。虽然萨克斯不是下令动用镇暴警察或宣布戒严令的人，但在他写的《终结贫穷》（TheEndofPoverty）一书中，花了一章讨论玻利维亚如何战胜通货膨胀，但在他似乎乐于自居功劳时，却只字未提执行计划所需的镇压。他最迂回暗示镇压的词句只是“稳定计划初期几个月的紧张时刻”。　　

至于其他人，连如此迂回的承认也付诸阙如。桑契斯甚至宣称“稳定化已经在民主状态下达成，未曾违背人民的人权，而且让人民能自由表达”。一位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部长则作了未加美化的评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像独裁猪猡”。　　

这种不协调将永远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实验历史的一部分。玻利维亚已证明，激烈的休克治疗要想实行，必须依靠对无辜的社会群体和民主体系发动休克式的攻击。它也显示，政商财团十字军可以采用这些恶劣的独裁统治手段，而仍然被赞美为民主，只因为举行过选举，而不管公民自由权在选后是否遭到镇压，以及民主的期望是否完全被忽视。（这个教训对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俄罗斯的叶利钦［BorisYeltsin］，将特别有用。）玻利维亚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更合世界口味的新独裁统治模式，一种文人政变，由穿西装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发动，而非穿军服的军人 一切都在民主政府的外衣下进行。　　

第八章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把我的脑袋毁了，抹去作为我本钱的记忆，让我生意停摆，这有什么用处？这是很了不起的治疗，但我们却毁了病人。 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自杀　　

前不久谈论他的电击治疗，1961年对萨克斯来说，他第一次国际冒险的教训是，恶性通胀在采用严厉而极端的措施后确实停了下来。他到玻利维亚猎杀通胀，而且办到了。故事结束。　　

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右派经济学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主要顾问的威廉森（JohnWilliamson），一直密切注意萨克斯的实验，并且从玻利维亚看出更加深远的意义。他形容这个休克治疗计划为“大爆炸” 是把芝加哥学派教条散播到全世界的运动的一大突破。其原因与经济学无关，最重要的是技术。　　

尽管萨克斯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他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证明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绝对正确。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提供一个必要的借口，以便推动一套在正常政治情况下不可能推动的计划。玻利维亚是一个拥有强大、激进工会运动和势力庞大的左派传统的国家，也是切•格瓦拉革命之旅的终点站。但它被迫接受严酷的休克治疗，假借的名义是为稳定失控的货币。　　

到80年代中期，有几位经济学家已发现，真正的恶性通胀危机会造成类似军事战争的效果 恐惧和混乱蔓延，制造难民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玻利维亚的情况极其明显，恶性通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战争”，以及撒切尔的马尔维纳斯战争 它创造了采取紧急措施的环境，一种民主法则可以暂停、经济控制可以暂时交给桑契斯专家小组的例外。对死硬派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如威廉森来说，这表示恶性通胀不是像萨克斯认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善加把握的大好机会。　　

80年代一点也不缺这类机会。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都处在濒临恶性通胀边缘。这种危机有两个主要原因，都源自华府的金融机构。第一是它们坚持把独裁统治下累积的违法债务转移给新民主政府。第二则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采用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政策，容许利率大幅升高，使这些债务一夕间暴增。　　

转移恶债　　

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军政府在马尔维纳斯战争后垮台，阿根廷人选举阿芳辛（RalAlfonsn）出任新总统。但这个刚解放的国家已被暗埋一颗所谓的债务炸弹。在准备下台的军政府宣称“有尊严地转移”给民主政府声音中，华府坚持新政府必须同意支付将领们所累积的债务。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外债从政变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移交时的450亿美元 积欠IMF、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设在美国的民间银行。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都很类似。在乌拉圭，军政府夺得权力时的5亿美元债务暴增到50亿美元，变成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沉重的负担。最极端的例子是巴西，1964年掌权的将军承诺恢复财政秩序，但债务却从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在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时期，舆论曾表达强烈的反对看法，包括从道德和法制观点，认为这些债务是“恶债”（odiousdebt），刚获解放的人民不应被迫承担压迫者与制造痛苦者的账单。反对声浪在南锥尤其强烈，因为有太多外债在独裁统治期间直接交给军方和警方 用以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酷刑营。例如在智利，军事支出的贷款增为三倍，用来扩充智利的陆军，从1973年的4.7万名员额，变成1980年的8.5万名。在阿根廷，世界银行估计，军方借贷的钱有约100亿美元用于军事采购。　　

大部分未用于采购武器的钱则凭空消失。军政府统治期间贪渎成风 预示了日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蔓延到俄罗斯、伊拉克占领区的“舞弊免责区”（借用一位不满的美国顾问的用语）时同样堕落的情况。据美国参议院2005年的报告，皮诺切特拥有一个复杂的银行账户网络，至少有125个秘密外国银行账户，登记在不同的家人名字和自己的化名下。这些账户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是在华盛顿特区里格斯银行（RiggsBank），存款估计有2700万美元。　　

在阿根廷，军政府被指控还更贪得无厌。经济计划策划者狄霍兹1984年被以诈欺罪名逮捕，涉嫌把巨额的国家补贴给予他过去主持的一家公司（指控后来被撤销）。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后来追查军政府借的350亿美元外国贷款，发现其中190亿美元 占总额46％ 被移往海外。瑞士官员证实，那些钱大部分流入几个账户。美国联储会发现，光在1980年，阿根廷的债务就增加90亿美元；而在同一年，阿根廷人在海外的存款金额却增加67亿美元。曾亲自调教许多阿根廷芝加哥男孩的知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斯塔德（LarrySjaastad），形容这些失落的数百亿美元（在他的学生眼前被偷走）为“20世纪最大骗案”。　　

军政府侵吞公款者时甚至还命令受害者协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ESMA酷刑营，语文能力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囚犯经常被拉出囚室，为他们的掳掠者做文书工作。一位幸存者达利欧（GracielaDaleo）曾被指示为一份文件打字，内容是建议官员如何把他们贪渎的钱汇往海外隐匿。　　

剩下的外债大部分花在支付利息，及暗中提供民间公司金援上。1982年阿根廷独裁统治垮台前，军政府施予企业最后一次恩惠。阿根廷央行总裁卡瓦洛（DomingoCavallo）宣布，国家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当时许多国内公司和智利的食人鱼一样，已举债多到濒临破产边缘。这项“德政”意味这些公司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获利，但人民却必须代它们偿付150亿到200亿美元的债务；获得优惠待遇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　　

支持让这些非法债务违约的人宣称，放款机构知道，或应该知道，钱都被花在镇压和贪渎上。美国国务院最近解密一份1976年10月7日的会议记录，证明这种主张更不是空穴来风；该会议由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以及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外交部长顾塞提举行。在讨论过国际人权组织对政变的谴责后，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希望你们成功。我有一个老式的观念，就是应该支持朋友 你们愈快成功愈好。”然后基辛格谈到贷款的主题，他鼓励顾塞提尽快申请愈多外援愈好，赶在阿根廷的“人权问题”绑住美国政府手脚之前。“现在银行有两笔贷款，”基辛格说，指的是泛美洲开发银行（IDB），“我们不想投反对票。”他也指示顾塞提：“继续进行你们对进出口银行的要求。我们希望你们的经济计划成功，而且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这份记录证明美国允许贷款给军政府，明知它们会被用于恐怖运动上。但在80年代初期，华府坚持阿根廷的新民主政府必须偿付这些恶债。　　

债务休克　　

这些债务本身就已经是新民主政府的沉重负担，但这个负担很快还会变得更加沉重。新类型的震撼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沃尔克震撼（VolckerShock）。《经济学人》杂志用这个词来形容联储会主席沃尔克（PaulVolcker）大幅提高美国利率带来的冲击，他把利率提高到21％，在1981年达到高峰，并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美国，提高利率导致一波破产潮，1983年房屋抵押贷款违约的人数增为三倍。　　

但感受最痛苦的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对背负沉重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沃尔克震撼 也被称作“债务震撼”或“债务危机” 就像一把巨大的塔瑟（Taser）电击枪从华盛顿发射，让发展中世界陷入痉挛。劲升的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而往往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更多债。恶性债务循环于是开始。在阿根廷，军政府留下的450亿庞大债务快速增加，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而这种情况在全球贫穷国家都如出一辙。沃尔克震撼也导致巴西外债暴增，在六年间从500亿美元变为1000亿美元。许多在70年代大量举债的非洲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同样的困境：尼日利亚的债务在同样短的期间，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　　

80年代打击发展中世界的经济震撼还不只这一种。只要任何一种出口商品，如咖啡或锡，价格下跌10％以上，就会造成“价格休克”（priceshock）。据IMF的资料，发展中国家从1981年到1983年遭遇20次这类休克；从1984年到债务危机最高潮的1987年，这类休克的次数更多达140次，使它们更深陷债务中。其中一次在1986年冲击玻利维亚，正好是该国吞下萨克斯的苦药、屈服于资本主义转型时。玻利维亚仅次于古柯的主要出口产品锡，价格下跌了55％，使该国经济遭到重创。（过度依赖原料出口的问题，正好是发展主义经济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想尝试解决的，但这个观念却被北半球的经济学术机构斥为“混乱不清”。）　　

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在这个阶段变得自我强化。全球经济愈遵循他的处方，采用浮动利率、出口导向经济、解除价格管制，体系就愈容易发生危机，制造出更多经济崩溃，而此等崩溃正好是他认为政府应采取其激进建议的情况。　　

危机便以这种方式被内建在芝加哥学派的模式。当不受限制的金钱可以在全球以高速流动，投机者可以在从可可豆到货币等每一种东西的价格上押注，造成市场大幅度的波动。而由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贫穷国家继续仰赖咖啡豆、铜、石油或小麦等原料资源的出口，它们就特别容易落入持续处于危机的恶性循环。咖啡豆价格突然大跌会让整个经济体陷入萧条，外汇交易商看到该国的财政恶化，便开始抛售其货币，导致汇率暴跌，进而加深经济萧条。若再加上利率飙升，国家债务一夕间膨胀，经济崩盘就已不远了。　　

芝加哥学派的信仰者往往说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帆风顺、每战皆捷：在同一时期，又有许多国家加入民主浪潮，使他们产生一种自由人民和放任式自由市场携手并进的集体幻觉。但幻觉毕竟是虚构的，真正发生的是，当人民终于赢得长期失落的自由、从菲律宾马克斯和乌拉圭博达维里（JuanMaraBordaberry）这些人的酷刑休克逃脱时，他们却遭到一场金融休克的完美风暴袭击 债务休克、价格休克和货币休克 而制造这场风暴的是愈来愈动荡不安、不受规范的全球经济。　　

阿根廷遭遇的债务危机结合其他的休克，就是不幸的典型例子。阿芳辛在1983年上任，正当沃尔克休克肆虐，使新政府从第一天就处于危机模式。1985年，通货膨胀高到阿芳辛被迫发行全新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赌新的开始能让他重新掌控局势。但物价在四年内涨到如此之高，以致爆发大规模抢粮暴动，一些阿根廷餐厅甚至用钞票当壁纸，因为它比纸还不值钱。1989年6月，通胀比前一个月上涨203％，此时距阿芳辛任期届满还有五个月，但他宣布放弃：辞职并要求提早举行大选。　　

处于阿芳辛地位的政治人物原本可选择其他出路。他可以让阿根廷庞大的债务违约，他可以结合面临相同危机的邻国政府，组成债务国联盟。这些政府可以依照发展主义原则建立共同市场，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凶残的军事政权蹂躏该地区时就已展开。但当时有一部分挑战在于新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家恐怖遗毒。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仍陷于某种恐怖的宿醉中，表面上自由，实际上仍笼罩在戒慎恐惧的气氛。好不容易逃脱了独裁统治的黑暗，很少民选政治人物愿意冒险推动在70年代引发政变的那些政策，以免引来另一次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 尤其是那些当年发动政变的军官大部分并未被关进牢里，而是经由协商取得豁免，正在他们的军营中虎视眈眈。　　

面临危机的新民主政府不愿与持有债权的美国金融机构宣战，只得遵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然而在80年代初期，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变得严格得多，原因是债务危机刚好（但却非偶然）碰上南-北半球关系的新时代，使得军事独裁统治大体上变得已非必要。当时正好是“结构调整” 或是所谓债务独裁 时代的开始。　　

理论上，弗里德曼并不相信IMF或世界银行：它们是大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细微讯号的典型例子。但很讽刺的是，有一条隐形的输送带，把芝加哥男孩送到这两家机构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十九街庞大的总部，让他们在那里担任许多高级职务。　　

主持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的哈伯格，经常吹嘘有许多他的学生在世界银行和IMF担任高级职位。“有一度世界银行的四位区域首席经济学家都是我在芝加哥的学生。其中一位西洛斯基（MarceloSelowsky）担任新成立的前苏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是当时整个世银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职位。结果呢？他后来又被我另一个以前的学生爱德华兹（SebastianEdwards）取代。看到这些人出头真的很棒，我以培养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为傲。”另一位明星是罗瑟（ClaudioLoser），他是197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阿根廷人，后来担任IMF西半球部主管，是处理拉丁美洲事务的最高级职位。芝加哥派也占有IMF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第二高级的首席副总经理，以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以及非洲部资深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可能在理论上反对这些机构，但在实务上，没有别的机构更适合执行他的危机理论。当许多国家在80年代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它们除了向世界银行和IMF求助外别无选择。然而当它们这么做时，却撞上一堵正统派芝加哥男孩的墙，而这些芝加哥男孩被训练成不把经济灾难视为该解决的问题，而是用来开辟自由市场新领土的大好机会。危机机会主义成了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指导原则，虽然这背叛了它们创建的宗旨。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银行与IMF是国际目睹二次大战的恐怖而创立的。为了不重蹈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心脏地带兴起的覆辙，世界强权1944年在英国新罕布什尔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Woods）开会，以创立一个新经济架构。由43个初始会员国资助成立世界银行和IMF，被赋予明确的任务，就是预防未来再发生导致德国威玛共和倾覆的经济震撼与崩溃。世界银行将提供长期发展投资，以协助国家摆脱贫穷，IMF则扮演全球性的避震器，协助推动可减少金融投机和市场动荡的经济政策。当有国家出现即将陷入危机的迹象，IMF将立即介入提供稳定援助和贷款，在危机发生时加以化解。坐落在华盛顿同一条街对面的两个机构，将协调彼此的措施。　　

率领英国代表团的凯恩斯相信，世界终于认清若放任市场管理自己将会带来政治灾难。“过去很少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凯恩斯在会议结束后说，但如果国际金融机构坚守创立的宗旨，“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IMF和世界银行并未履行这种全球一致的共识；从一开始它们就未像联合国大会那样以“一国一票”的基础分配权力，而是根据各国经济的大小 这种安排给美国实际上有权否决任何重要决定，其他权力则由欧洲和日本掌控。这表示到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掌权时，他们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府实际上能支配两个机构以达成他们的目的，迅速地增强它们的力量，并转变成推进政商十字军的主要工具。　　

世界银行和IMF被芝加哥学派殖民，大体上是一个暗中进行的过程，但1989年威廉森揭示他所称的“华盛顿共识”（theWashingtonConsensus）后，使这个过程转为台面化。威廉森说，这个共识是两个机构认为维持基本经济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一致接受的中心思想”。这些表面上属于技术性和中立的政策，赤裸地包含了像“国家企业应私有化”和“应去除阻碍外国公司进入的障碍”之类的意识形态主张。当政策清单拟出后，内容完全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这个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威廉森说，这是“华盛顿当权者敦促拉丁美洲”实行的政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此种新正统的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写道：“凯恩斯如果看到他的结晶沦落至此，他会从坟里爬出来。”　　

世界银行与IMF的官员在拨贷款时向来会提出政策建议，但在80年代初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走投无路让他们把这种建议转变成激进的自由市场要求。当遭遇危机的国家向IMF要求打消债务和紧急贷款时，IMF便提出全面性的休克治疗计划，其规模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起草的“砖块”，以及在玻利维亚桑契斯的客厅所拟订包含220项法律的命令不相上下。　　

国际货币基金在1983年首度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后续的20年间，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必须从上到下翻修经济。在整个80年代为拉丁美洲和非洲设计结构调整计划的IMF资深经济学家布德夫（DavisonBudhoo）后来承认：“我们从1983年以后做的每件事，都是根据让南方 私有化 或者任其灭亡的新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1983年到1988年我们可耻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制造经济动乱。”　　

尽管采取这种激进（且获利相当可观）的新原则，IMF和世界银行向来宣称所作所为是为了协助稳定。IMF的正式宗旨仍然是预防危机 不是进行社会工程或意识形态改造 因此必须以稳定作为表面的理由。实情是，国际债务危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有系统地利用来推动芝加哥学派的目标，且无情地以弗里德曼的休克主义为手法。　　

虽然常使用经济术语表达，且局限在专业论坛和供“技术官僚”同事阅读的刊物，但世界银行与IMF的经济学家当时就承认有这种情形。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知名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Rodrik），描述整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建构就是一个巧妙的营销策略。他在1994年写道：“我们必须肯定世界银行发明并成功地营销了 结构调整 的概念，一个把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改革包装在一起的概念。结构调整被当成国家必须推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的过程来促销。对购买这套方案的政府来说，维持外部平衡与价格稳定的健全总体经济政策，以及决定开放（如自由贸易）的政策，两者很难区分。”　　

这个原则很简单：陷于危机的国家迫切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货币。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与金融纾困包装在一起，这些国家除了接受整套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最聪明的部分是，经济学家自己知道自由贸易与解决危机毫无关系，但这种了解被刻意“模糊化”。罗德里克说那些话的本意是赞许。这种夹带包装不只迫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为它们选择的政策，而且是唯一有用的方法 罗德里克有数字可以支持他的说法。他研究了所有在80年代采用激进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发现“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没有一个不是在严重经济危机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令人错愕的承认。在那段期间，世界银行和IMF公开坚称世界各国政府已看到希望，并体认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通往稳定、因而也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然而华盛顿的机构内部却自己承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屈就于伪装的勒索：想要拯救你的国家吗？照单全收。罗德里克甚至承认，私有化和自由贸易 结构调整方案的两大核心计划 与创造稳定没有直接关系。据罗德里克的说法，若有其他看法，那将是“拙劣的经济学”。　　

这段期间的IMF“模范生”阿根廷，再次提供了研究这种新秩序的好例子。在恶性通胀危机迫使阿芳辛总统辞职后，梅内姆（CarlosMenem）取而代之，这位庇隆主义者原本是一个小省份的省长，穿着皮夹克，留着络腮胡子，似乎强悍到足以挺身对抗影响力仍无所不在的军阀和债权银行。阿根廷历经长期暴力迫害庇隆党人和工会运动的痛苦，终于出现一位曾领导工会运动、承诺恢复庇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统。当时许多阿根廷人欢欣鼓舞的心情，只有玻利维亚人在埃斯登索罗就职时可以比拟。　　

结果证明是空欢喜一场。就任一年后，在IMF的强力施压下，梅内姆展开一场“巫毒政治学”操作。梅内姆在选举时被视为反对独裁统治的象征，但一年后他指派卡瓦洛（DomingoCavallo）担任经济部长，重新重用这位在军政府时期负责赦免大企业债务 独裁统治的告别礼物 的前朝官员。他的任命被经济学家视为“讯号” 一个不可能误解的指标，即新政府将重拾由军政府推动的政商统合实验。布宜诺斯艾利斯股票市场出现庆祝行情：在卡瓦洛任命宣布当天暴涨30％。　　

卡瓦洛立即要求强化意识形态，并延揽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门生，几乎政府的所有高级经济职位都由芝加哥男孩担任：曾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的央行总裁佛南德兹（RoqueFernandez）；曾为独裁政权效力的央行副总裁波乌（PedroPou）；央行首席顾问贵德提（PabloGuidotti）则直接从IMF延揽过来，他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穆萨（MichaelMussa）的弟子。　　

阿根廷在这方面并非特例。到1999年，芝加哥学派的国际校友中有超过25国政府的部长，以及从以色列到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十多位央行总裁，对一个大学学系来说确实是非比寻常的庞大势力。就像许多别的国家一样，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的民选政府内外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钳子，一群从内施压，另一群则从华盛顿施加压力。例如，IMF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由阿根廷籍的芝加哥男孩罗瑟带领，这表示当他与财政部和央行开会时，会议不再是对手间的谈判，而是朋友、芝加哥大学校友，以及第十九街同事间的讨论。一本阿根廷出版的书讨论这种全球经济兄弟会的影响，就以《好兄弟》（BuenosMuchachos）为书名，暗喻马丁•斯科塞斯（MartinScorsese）拍的经典黑手党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　　

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一致赞成对阿根廷经济该做哪些事，以及该如何完成，皆英雄所见略同。卡瓦洛计划（CavalloPlan）就是世界银行和IMF玩弄包装手法的例子：利用恶性通胀危机造成的混乱和急迫，把私有化夹带在救援计划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为了稳定货币体系，卡瓦洛迅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并推出新的货币阿根廷比索，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　　

在一年内，通胀跌回17.5％，几年后完全获得控制。失控的货币问题获得解决，但也“模糊”了计划的另一半。　　

阿根廷的独裁政府虽然尽全力取悦外国投资人，仍然把一大部分有价值的经济留在国家手中，包括从国营航空公司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量石油蕴藏。但对卡瓦洛和他的芝加哥男孩来说，革命只完成一半，他们决定利用经济危机来毕其功于一役。　　

在90年代初期，阿根廷变卖国家资产的快速和彻底，远超过十年前发生在智利的情形。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民间公司，买主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的苏伊士公司（Suez）和威望迪（Vivendi）、西班牙的雷普索尔（Repsol）和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在出售资产前，梅内姆和卡瓦洛曾慷慨地为买主提供一项价值不菲的服务：据卡瓦洛自己估计，一共解雇了约70万名国营企业员工，有人估计数字还更高。光国营石油公司在梅内姆在位期间就减少2.7万名员工。很崇拜萨克斯的卡瓦洛称这个过程为“休克治疗”。梅内姆使用更残酷的词句：在这个仍对大规模酷刑深恶痛绝的国家，他称这个过程为“无麻醉的大型手术”。　　

在转型期间，《时代》杂志以梅内姆作封面人物，他面露得意的笑容，并以向日葵花作背景衬托，标题写着“梅内姆的奇迹”。那确实是奇迹 梅内姆和卡瓦洛完成了激进而痛苦的私有化计划，而且未激起国内的反抗。他们怎么办到的？　　

几年后，卡瓦洛解释说：“在恶性通胀时期，人民生活极其艰困，尤其是低所得者和小储蓄户，因为他们发现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他们的工资就被以惊人速度上涨的价格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要求政府 请想想办法 。如果政府想出一套好的稳定计划，那就是顺便推动其他改革的机会 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开放经济、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但在当时，推动这些改革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恶性通胀创造的情势，因为所有人都已准备好接受剧烈的改变，以消灭恶性通胀和恢复正常生活。”　　

长期来看，卡瓦洛的整个计划证明将为阿根廷带来一场灾难。他稳定货币的方法 让阿根廷比索紧盯美元汇率 使国内制造的产品昂贵到本土工厂无法与涌进阿根廷的廉价进口产品竞争。许多工作因此流失，导致全国逾半数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不过，在短期内，这套计划果然奏效：卡瓦洛和梅内姆趁着举国陷于恶性通胀休克之际，偷偷带进私有化。危机达成了它的效用。　　

阿根廷的领导人在这段期间完成的是一项心理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出身军政府的卡瓦洛很清楚，在危机时刻人们愿意把极大的权力交给任何拥有神奇药方的人 不管危机是金融崩溃，或像布什后来善加利用的恐怖攻击。　　

这就是弗里德曼十字军能够安然度过民主转型期的原因 不是他的拥护者说服选民相信他们的智慧和策略，而是巧妙地从一个危机转移到下一个危机，利用经济情势的急迫性，来推动让脆弱的新民主体制动弹不得的政策。沃尔克休克之后紧接着是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TequilaCrisis）、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倒债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巴西债务危机。当这些休克和危机威力逐渐退去时，更可怕的危机紧接着发生：海啸、飓风、战争和恐怖攻击。灾难资本主义已经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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