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旷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

　　仲大军先生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依靠的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中国凭借人口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从小由教科书习惯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说法。有一次在谈到“大国崛起”时候，王小东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的思维天然就是一种大国思维，而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小国根本就不可能像大国那样思考。当我们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种日益临近的危机，那就是也许哪一天，沦落为小国寡民。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现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如果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后中国将不到5亿人口，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如果印度在独立的时候没有被肢解成几个国家的话，那么，印度的人口早已经超过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溃，数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将变为无足轻重的民族。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美国未来学家彼得?史华兹（Peter Schwartz）认为，苏联的崩溃在于人口的原因。 苏联由于破坏了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从1930年代开始下降。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面向西方打开大门，因为相对西方惊人的贫困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爆炸”的恐慌，体现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在中国流行，与此同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这些有关人口的预言和政策以“科学”的名义出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阴影里。在“稳定压倒一切”和“不争论”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不容讨论，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易富贤《大国空巢》一书及其“新人口论”横空出世，产出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增长持一种悲观主义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匮乏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悲观主义典型地反映了牛顿时代的机械唯物主义思维。相反，而易富贤的新人口论是一种乐观主义。在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问题上，美国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认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会解决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易富贤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与现代人类文明、现代科技、经济的发达同步的，人口的增长带来技术的进步，人口的爆炸导致科技的爆炸和生育水平提高。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揭示了网络价值的秘密：“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人口也同样具有规模优势。从采集文明到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规模性增长。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这样描述人口集中所带来的结果：“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开阔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样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口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T?格里斯伍尔德（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 自从人类跨入现代文明，世界人口才大规模稳定增长。世界人口1830年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5年为40亿，1987年为50亿，1999年为60亿。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是《大国空巢》中最重要的一章。作者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新的解释。荷兰人创造了现代国家，创造了股份制度，创造了海上贸易，但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荷兰，而是发生在英国，这是为什么呢？作者的解释是，荷兰人口太少。英国特殊的人口再生产方式促进了物质再生产，引发了工业革命。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产生了农业革命，引起了全球人口爆炸，而人口爆炸最厉害的英国领导现代文明，发生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一个横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本土以及英裔人口从1500年的400万扩张到现在的2.15亿。原苏联地区从1500年的600万扩张到现在的2.89亿。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还“爆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源于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

　　同为欧洲大国的英法两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至1800年，英国人口增长4.1倍，法国人口增长1.7倍。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英国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的忧虑，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但是，英国没有接受马尔萨斯的理论，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00年到2000年的50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53.5倍，本土增长16.2倍。法裔人口增长不到6倍，本土增长3.8倍。原来是一支方言的英语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孙中山早就注意到了英法两国不同的命运：“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中古时代“五胡乱华”都和人口变化有关。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易富贤先生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当我们被西方炮舰打败了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觉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认为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今天，面对人口的断裂，我们同样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作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

　　马尔萨斯提出的所谓“人口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 正如易富贤先生所指出的，马尔萨斯主义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却与邪教有着某些共同特点：利用世界末日、战争、灾难，它是反人类的。19世纪中叶，汪士铎惊呼“人多之患”，主张复族诛之法，推广连坐之条，严再嫁之律，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溺女婴，堕胎，听任灾疫流行，以减少人口。 1996年，广东农村妇女杜润琼接受“科学”的人口论，投毒杀害18人，中毒无数。她却认为投毒杀人是为国分忧：“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别人问她平时笑着摸小孩的头，又让他们吃毒药，很残忍。她回答说：“为国搞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陕西省商州市金陵寺镇王墹村村民龙治民，1980年被县计生委授予“计划生育先进”称号。仅仅五年，龙治民从受到县长、计生委表彰的计划生育先进模范沦落为杀死48人的杀人狂，还振振有词的辩解杀人是为了减少人口，为计划生育工作做贡献，是为国除害。

　　美国汉学家王国斌注意到，马尔萨斯主义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成见。他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晃来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 其实，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我们就会低估“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并不是通过计划生育使中国大规模减少人口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而是中国经济本身持续增长的结果。印度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并且在人口规模上不久将超过中国，但是，1990年代以来，它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易富贤尖锐地指出，我们经常用人口问题和所谓“特殊国情”来掩盖决策失误，将中国的贫困落后归咎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如前所述，这种观点是极为荒谬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正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从人口密度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等国都比中国要高。两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是最少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却是乾隆盛世，不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国都领先于世界。

　　《大国空巢》的新人口论建立在一种新的发展观上，作者由计划生育的反思引发对于中国几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物本主义的全面反思。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代表了以物为本的粗放型、外缘型的发展。中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在59个主要国家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中国资源绩效倒数第六位。中国这种不计成本的GDP的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破坏为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以贱卖中国的物产资源和以更低的价格贱卖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为代价。

　　1990年代以来盲目追求GDP增长必然导致粗放型的发展，以物为本的发展。然而，GDP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有关GDP流行一个著名的笑话。两个经济学家在路上发现了一堆狗屎，师兄对师弟说：如果你把狗屎吃掉，我给你500万。师弟觉得划算，二话没说就吃下去了。师兄觉得损失了钱心疼，而师弟觉得吃狗屎恶心，两人都觉得不划算。在前面不远处又有一堆狗屎，师弟对师兄说：你要是把它吃掉，我也给你500万。结果500万又回到了师兄的口袋。这对难兄难弟都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们除了每人吃了一堆狗屎之外，毫无所获。但是，他们的老师却告诉他们，他们为国家创造了1000万的GDP。相反，在毛泽东时代，对于疾病以预防为主，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而且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在GDP指标上却不能反映出来。易富贤认为，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包括人均寿命预期，教育程度，国民人均收入，作为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比GDP指标更为合理。

　　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来自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发展观。他对历史作出了新的解释。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此时期世界人圴寿命预期从47岁提高到58岁。1981年，中国达到了68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印度只有54岁。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5.4岁，可是，197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1981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4岁，印度却增长了10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

　　如果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人类的良知出发，作者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解释，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作者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少。如果我们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先进的医疗制度大幅提高了中国的人均寿命。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医疗进步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评价。与马尔萨斯的科学主义邪教相反，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时代重视人的发展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在对疾病上，采取的是德国而不是美国的对策，预防重于治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毛泽东时代为子孙后代投入了巨大的抚养和教育成本，这是一种战略投入，是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HDI基本相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取得了对于印度的明显优势。然而，从1975年至2003年，HDI中国增长1.438倍，印度增长1.461倍，也就是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HDI增长更快。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人的贬低，“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11％，　而发达国家普遍在54％~65％。 中国税负全世界第二。由此可见，中国是最不重视人的。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教育经费却只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只占世界的2％。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而在1979年之前，中国的中小学入学比例高达95％，远远高于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投入也从1979年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步下降。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以物为本”的马尔萨斯发展观是与现代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严重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计划生育为赌注这种反常的发展使得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成为不可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以美为师”，对美国竭力模仿，亦步亦趋，但是，唯独在生育上，美国鼓励，而中国却是惩罚。同时，美国富人多交税，有助提高全民素质；中国却是穷人多交稅，牺牲他們的发展权，却无助提高城市教育水平，上海和北京这些“第一世界”的国际都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反而远低于“第三世界”的落后农村。

　　从五四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对“科学”权威的迷信和滥用，“大跃进”和“计划生育”都体现了这种科学权威的滥用。不论是“大跃进”“亩产万斤”的神话，还是“计划生育”“人口爆炸”的预言，都有科学家为长官意志作出“科学论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专家治国论”的迷信，然而，这些所谓专家依附于权力，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用宋健的话来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　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而这样一份替长官背书的报告却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决策。

　　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古典农业所支配的世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但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人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人口专家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业以及现代化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的密切关系，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都使人口的增长放慢下来，甚至停止增长。

　　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1970年之后，中国HDI超过0.5，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自然急剧下降，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到80年的时候应当停止，而不是强化。

　　适度生育的观点一开始受到农民的欢迎，如果有适当的节育措施，一般农民生育两三个孩子之后都会自愿停止生育，但是，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却是反人性和反伦理的，强制、残酷和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严重破坏了人口生态，造成了民族难以察觉和不可预见的心理创伤，导致了严重的伦理后果，而且在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之后，不久中国将迎来一个人力资源迅速衰竭的过度老龄化社会。我们终将为这种“人口红利”和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付出无法预计的巨大代价。非均衡的人口结构将让一个过度老龄化的社会沉重地压在那些作为“小皇帝”生长起来的独生子女身上，他们既无兄弟姐妹的情谊，也无叔伯姑姨的理解，未来脆弱的一代在经济、文化、伦理、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将不堪重负。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汶川大地震中独生子女的损失给许多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所宣传的所谓优生学，是为纳粹政治服务的，被公认为伪科学，除了纳粹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然使这种伪科学来支配一个国家的政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从何新、程恩富到何清涟，从右派精英到所谓左派精英，不论精英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何分别，都普遍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支持计划生育的恶政。精英们忽视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1968年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据说，美国总统卡特批评中国没有迁移自由和民主。邓小平回答说，你要多少人我给你多少人。根据这个说法，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和自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易富贤说，这个说法应该是别有用心的人杜撰的。邓小平先生声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哪有儿子把自己的父母送人的道理？

　　易富贤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吃祖宗饭”，新时期的计划生育是“断祖宗根”。易富贤认为，计划生育破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人伦体系。他认为，计划生育在两种意义上使中华民族走向衰落：人口减少和人伦道德沦丧。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对不生育进行鼓励。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民族弱化政策。为了减少蒙古的人口，清朝统治者大力推广喇嘛教，不仅对喇嘛给予优待奖励，而且从国库中拨款修建寺庙，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用清朝统治者的说法，“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唐代，强大的吐蕃（西藏）长期是唐王朝的最大威胁，人口达800万 ，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但是，西藏同样因为喇嘛教导致人口减少而走向衰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1/233。

　　今天的中国农村有一种强烈的荒芜感，这种荒芜感包括了从生育的锐减、人口老化到文化、道德失落各个方面。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湖南省浏阳市1995年有1099所小学，到2005年只剩下326所，小学生锐减了61％，其中白沙乡十年前有20所小学，2005年只剩下一所。有的人会以为，农村小学生的减少是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往城市迁移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大规模萎缩也同样发生在城市。北京市每年撤并100多所小学。2002年北京有近2000所小学，2005年已经减少到1500所左右。小学毕业人数2000年有18万，2005年仅有8万人。据2009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自1993年以来，上海的户籍人口呈负增长。另据报道，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岁至22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50%左右，从而导致大学大量破产。

　　计划生育的政策不仅使中国人口总体上下降，也使人口不平衡地增长，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增加到2005年的9.44％。2001至2005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更是占42%。

　　计划生育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已经同步延续了30年。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时候，也许，这样一项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政策，是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

　　《大国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观点，使我们正视中国严峻的人口危机。历史将会记住易富贤和袁隆平这两位湖南人（易富贤是黔阳人，袁隆平在黔阳研究成功杂交水稻），他们的事业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