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批判与再造》2005/9

Hart-Landsburg与Burkett所写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一书的译文在《批判与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刊出之后，引起了一些响应与讨论。其中包括《批判与再造》去年12月号 (14期)老田所写的《「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和在今年6月号（20期）陈映真所发表的《「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以及吴一庆在7月号（21期）所写的《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本书能够引起对中国大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讨论是好事。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左派」把中国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并名为「市场社会主义」。特别使他们震惊的是在一次古巴的会议中，几位古巴经济学家也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他们学习的模式。
两位作者把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第二阶段（1984-1991）和第三阶段（1991到现在），并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劳动体制的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经济特区的成立等各方面在这三个阶段的改革作了很清楚的说明和记载，这是此书的重要贡献。此外，两位作者对近些年来「西方左派」有关中国的讨论也作了很周详的介绍和批评，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
在读过Hart-Landsburg与Burkett的文章和在《批判与再造》中的几篇回应后，我对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后的发展，以及如何评价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有一些看法，就在这篇文章中将自己的一些看法分下面几点加以解释和说明。
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革命后到改革前（1949-1978）和改革（1979）后到今天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可以从老田的文章中引述两位工人所说的话中看出，这两个工人的话几乎所有在改革前当过工人的人都可以同意。工人们亲身体验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有位工人对我说：「中国当前所实行的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解释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骑在人民身上的有权有势的官僚，这些官僚靠着他们的权势发财致富。」一位中国大陆农民则告诉我：「当年毛主席说要反资本主义，我真是不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反。现在全明白了。」
对中国的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两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它们的实在的具体内容。这实在的和具体的内容是年龄在四十多岁以上的大多劳动人民亲身体验过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它们具体的实践内容。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前与改革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那么从一个社会转变到另一个社会，必然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从中国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直到今天为止，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而已。而且阶级斗争在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Hart-Landsburg 与Burkett虽然对一九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有详尽的报导，但是他们对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对今天中国的社会有什么深入的分析。他们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后三十年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方面的成绩，并说这成绩是：「结束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并为人民带来了普遍平等。」（15期，1页）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三十年间，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对这两位作者来说，中国的社会向来都是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人没有主权（包括工人无权组织自主工会）的社会。因为他们对中国革命后社会的不了解，他们也就无法认识到1949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各次群众运动，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没有两样，即「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的死亡。」（同上，2页）他们虽然提到1982年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宪法中将工人的「罢工权」废除，但是他们没有提或是不知道原宪法中对工人「罢工权」的保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争取到的（注一）。
就是因为Hart-Landsburg 与Burkett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他们才会对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作出错误的分析。他们接受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所给的改革的原因，并且接受了改革派说的：邓小平的改革并没有一整套计划，而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着石头过河」。Hart-Landsburg 与Burkett认为改革一旦将市场的机制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的机制就不断的带来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新的矛盾而继续推动着改革向前进。因此读了这两位作者的分析后会得到一个结论，即在改革的初期将市场纳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停滞的问题，但是市场的机制却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使得改革不得不进一步深化。
吴一庆的《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文。」（21期）与Hart-Landsburg 与Burkett有着相同的问题。虽然吴说要从阶级关系来思考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在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和改革后到今天这一段的阶级关系有什么不同，或阶级关系有什么改变并没有说明。他说：「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广大劳工阶级并不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同上，4页）吴一庆的这句话没有什么意义。广大劳动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之前，在具体政策上做了些什么有利于广大劳动阶级掌权的措施？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失败？只有将这些历史上的实践加以说明和分析，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复辟」背后的阶级关系。
吴一庆又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广大劳动阶级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权益，但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新生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他们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在吴的文章里，他把「新生国家」看成一个数十年来如一日、没有任何改变的实体。「新生国家」就是「维持或复制」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因此「新生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果真如此，那么吴所说的：「毛泽东遏制革命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3页）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遏制革命倒退趋势」做了些什么？在什么地方得到一定的成功？毛的对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击毛？既然有毛的「遏制革命倒退趋势」的措施和毛的对手对这样措施的严重打击，那么不正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有的要将革命往前推进（或是遏制革命倒退），有的则是要打击革命的前进。这样对革命完全不同的认同和措施正说明了吴所指的「新生国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只是为「维持或复制」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的统治集团。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没有将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一段的发展和改革开始至今的发展作鲜明的对比，因此从这三位作者的论述中中国革命后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在意和关心今天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又何必在意和关心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在中国复辟？
对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三位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模糊了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的区别，他们也就不可能认识邓小平改革的性质和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认为改革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能发展的问题。吴一庆也是一样，他说：「如前所述，对统治阶级精英来说，市场化提供了绝佳的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应该说并非改革的初衷。经济改革的本意是通过有限松绑以缓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官僚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改革初期只是个人化的投机行为。」（21期11页）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在革命后的五十年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都已经有它们具体的实践内容，我们应该从它们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内容，来认识它们的意义。这样可以避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变成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如果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只停留在概念层次，那么张三有他的一套道理，李四又有另一套道理。在这个层次上去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或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就没有意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它们不同的优越性，如何去评价它们不同的优越性就完全要看从那一个阶级立场出发。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中，虽然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商品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商品生产加以限制，并逐渐将一些生产「非商品化」。下面就革命后社会主义改革的三十年中，将一些重要的生产和劳动力「非商品化」的过程加以说明和讨论。
劳动力「非商品化」的改革
资本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必要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将劳动力变成不能自由买卖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每一个国有企业不必自负盈亏。一个企业的成绩的考核不以企业的利润多少或者是否亏本为标准（注二）。有的企业（像一些轻工业）因为国家将它的产品价格订得高，所以利润很高，另外一些企业（像重工业和支农的工业）因为国家将它的产品价格订得低，所以有亏损。亏损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产品的价格订得低，因此并不代表企业经营不好，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在资本主义下，赚钱的企业可以用它的利润再投资来扩大生产，而且利润越高越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投资。如果企业亏本，银行讨债，企业就得宣布破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看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像1960年代时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农机的价格必须要订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队才买得起。因此生产农机的工厂会因为产品价格低而亏本，但是国家继续补贴和继续投资。
每个企业的工资基金由国家按一个企业的工作人数和工资等级来拨发（注三）。企业的工资支出由国家拨发，企业的厂长没有权力可以用节省工资为理由来解雇工人。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有企业的工人除了有极重大的特殊原因外，不能被解雇。工人的工作权受到国家的保护，也就是说工人有「铁饭碗」。工人的铁饭碗是劳动力「非商品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工人的工作权有保障，劳动力才不会被资本当做商品自由购买。从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开始，国有企业解雇了大批的工人，另外许多工人被强迫退休，在职的工人也都随时面对被解雇的危机，同时工人也失去了曾经被宪法保障的罢工权。劳动力再次沦为可以被自由买卖的商品，工人也就失去了一切曾经享有过的权益。吴一庆要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不能不去实际了解中国工人的过去和现在，不能只用「广大劳工阶级并不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这种抽象的、没有内容的话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
劳动力如何可以变成「非商品」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也是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有企业工厂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劳动力「非商品化」包含的范围从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是终身制还是合同工制（或契约工制），到工厂内的劳动程序、规章制度、管理阶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工资制度。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是否应该是终身制一直是一个争议。1956年时，刘少奇派遣了一批人去苏联学习他们的「合同工制」。这一批人回来之后就开始策画如何在中国推行苏联的「合同工制」。但是不久「大跃进」开始了，因此阻碍了「合同工制」政策的推行。到了一九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又看到推行「合同工制」的机会，他开始推行了所谓「双轨制」，即国有企业可以同时雇用临时工和永久工，并且鼓励采矿企业多雇用农民为临时工。1965年，中国国务院通过新的有关雇用临时工的条例，鼓励国有企业增加雇用临时工和减少雇用永久工。此条例更授权给各个企业，使企业可以用国家所拨发的工资基金来多雇临时工。但是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刘少奇的扩大使用临时工的政策无法继续推行。1971年时，在国有企业的大批临时工获得永久工的地位。（Liu Chiang-tan ）（注四）
我们不难理解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与他们是临时工或是永久工有直接的关系，临时工连工作权的保障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去争取工厂的管理权。而工人争取工厂的管理权是实际掌握生产工具的第一步。除了临时工和永久工的争议外，厂内的工资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争议。刘少奇认为工资应该从计时改为计件，并且用奖金制度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但是毛泽东则认为用物质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工人阶级为了工资和奖金彼此竞争不利于工人团结。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常常不断的变更。有时工厂管理会开始提倡计件工资，并且实施奖金制，过了一阵（常常是因为群众运动）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又因受到批判而废止。
社会主义将劳动力「非商品化」的改革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工厂内劳动程序和管理的改革。苏联革命之后，在新建的现代化工厂中，工人的劳动程序仍然延用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程序，厂内的管理也是从上到下的。1960年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提出改革工厂内的工作组织和劳动程序的提案，主要内容是：（一）政治挂帅，（二）加强党的领导，（三）展开群众运动，（四）有计划的推进工厂管理人员参加劳动和工人阶级参与工厂管理，（五）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加强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结合，积极推进技术革命。「鞍钢宪法」的精神代表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即是经过工厂内管理和生产程序的改革，进一步朝向废除雇佣劳动的方向努力。毛泽东在1960年批评当时工厂内的从上到下的管理制度时，看到这项提案的重要性，而在3月22日将它命名为「鞍钢宪法」。
1960年虽然有了「鞍钢宪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鞍钢宪法」中新的工厂管理和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能实现。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文化大革命时再作说明。
基本生活需要「非商品化」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另一重要的项目，就是将以资本积累为生产目的改变为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资本为主，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值，资本不会投入不能增值的生产。因此，即使是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却无法消除贫穷。低收入人们的需要，像平价房屋、低价医疗，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贫民区的学校永远是劣等的，原因是满足贫穷人的需要的生产不能使资本增值。所以在资本主义下剩余资本会投到观光旅游点，包括高级旅馆、高尔夫球场、赌场，但是资本不会投向建造平价房屋，或者在都市的贫民区盖新的校舍。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像食物、饮水、医疗、教育、住屋等都不再是商品生产。国有工厂的工人住屋每月房租只要一元到两元人民币，煤气和水电各几角钱，在食堂吃饭只要一角到两角（注五）。除了吃饭与住屋外，工人的医疗完全免费，工人的家属也只要付少许的医药费用。那些年国家还为工人盖了慢性病的长期疗养院。每个工厂和事业机构都设有自己的学校和托儿所（注六）。因此工人的工资虽然低（注七），但是他们不担心失业，他们的基本生活非常有保障。工人的消费水平低，但是在慢慢提高。他们积几月的积蓄就可购买像自行车、缝衣机、照相机和手表一类的「大件」。
农民的生活不像工人一样有保障，因为在人民公社下，农业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力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富有的公社（大队）的农民生活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像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民公社，因为这一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和大队又建起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中的一部分用来支持农业和用作福利的支出，他们有钱建起自己的医院。但是在贫穷的公社和大队中，生活就要困苦得多。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粮食生产中分到口粮，而且有对五保户（老、弱、孤、寡、残）协助的设施，所以农民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村的医疗和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从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中国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其它第三世界的农民从来没有过的。
资本主义改革派说铁饭碗扼杀了中国工人的积极性是对工人最大的侮辱，就像他们说大锅饭养懒汉是对农民最大的侮辱是一样的。在一九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工人加班是自愿的，许多老师傅对工厂是非常关心的，他们在星期天和假日都要到厂里去看看，检查一下机器才放心，他们把工厂当做自己的一样去爱护。农民利用农闲的日子修建农田基本建设，他们一年的工作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 天增加到70 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中国在革命后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奠定以后发展的基础，而这三十年的建设是中国劳动人民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社会主义下改革的成绩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连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银行198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这样说：「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最卓越的成绩是，中国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较诸与中国相类似的贫穷国家，要好得太多了。中国人不但都有工作，而且他们的食物供给在国家的配给制和集体的保险下得到保障，大多数的儿童不但有学校可读，而且学校的质量也很够水平。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享有基本的医疗和有关计划生育的服务。一个社会的生命预期平均年龄代表它的经济和社会中的各种变量，大概是表示一个国家真正贫穷的最好的指数。中国的生命预期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4岁，以中国的个人平均所得来说是个杰出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只是获得了生活的保障，而且他们的劳动受到社会最高的尊敬。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在其它社会看来是最低贱的工作，他（她）一点也不失做人的尊严。在那三十年中，中国人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白种人面前可以抬起头来，第一次不感到自卑。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把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推前一大步，使中国的劳动人民认识到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解放出来的意义。我并没有意思将解放后到改革前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完美无瑕的。中国革命后的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像在追求「工农联盟」中，工农之间的矛盾（注八）；像在农业集体化中，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也像在全民所有制中，发展重工业与发展轻工业的矛盾等等。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也在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中犯了很多错误，像在农业集体化中「一大二公」的政策；「大跃进」时，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的夸大、谎报和不实的作风，和因此所造成的损伤等等。另外还有如何才能将计划经济变得更灵活，如何一方面限制农村自发性的资本主义，却又不挫伤生产力的发展。就像祝东力所说的，毛泽东不但认识到这些矛盾和问题，而且不断去思考和探讨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因为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从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
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做法不是从过去的问题和错误中去寻求解决和改进，他们是要利用过去的问题、矛盾和错误作为资本主义改革的借口。为了给资本主义改革找正当性，他们必须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革的一切成绩。但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肯定社会主义的，所以资本主义改革派必须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来掩盖资本主义改革的实质。如果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像改革派一样厌恶和痛狠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必如此苦费心思地想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为改革找正当性了。但是这番苦心终于还是白费的，就像祝东力所说的：「现实的中国究竟姓『资』姓『社』——这至少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了。」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可能过于完美化了，因为到了70年代底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在农村中还是有很多非常贫穷的公社，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达到丰衣足食。在都市里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虽然有保障而且与过去相比提高很多，但是生活水平还相当低。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可能太过注重长期的积累，而太过节约眼前的消费，这一点是值得检讨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革得以继续，今天人民生活的水平也会普遍提高，不会像今天这样，穷人不得温饱，而富人穷奢极欲。
三、从工农阶级立场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邓小平改革派
用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的借口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的死亡。」（同上，2页）吴一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极简要的说，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视野缺乏一个明晰的聚焦点，它同时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视。毛的阶级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却又过于狭隘。它的政治斗争目标通常针对于个人，无所不包而显得太过散乱：在文革期间，它的斗争锋芒几乎指向所有的事物⋯⋯」因此「阶级」「这一极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吴并且认为这种庸俗化的阶级理论和实践引起了社会的暴力和人们对政治的疲惫和恐惧，因此「为社会接纳『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奠定了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的说法是一样的。资本主义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的借口，他们说多年的政治运动使得经济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政治的混乱而倒退了十年。为了了解文革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还派了经济专家去中国调察真相。Thomas G. Rawski将调查的结果写成《中国的经济成长与就业》(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一书，在1979年出版。Rawski对中国从1966年到1975年的经济成长和就业的情况有详细的报导和分析。这本书中所提供的数据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宣传完全相反。
Rawski在第一章的总论中这样说：「中国在供给全国的人口，包括收入最低的人口，足够的食物、住屋、医疗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上获得非常大的成就。中国的现代化技术在制造业各部门和科学中的各学科都得到广泛的的掌握和迅速的发展。一个在1957年时尚不会制造农机、发电厂，甚至手表的国家，现在可以生产电子计算器、人造卫星、口服避孕药和原子武器。而且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不只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农村的电气化、农村的地方工业、技术训练和出版业的发展，已经把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带给了中国的两亿多家庭。中国的少年教育已达到普及小学，而且中学的教育正在快速的扩展中，这样的发展就保证了知识的传播将会继续普及和深化。」
并不是只有Rawski一个人对中国从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如此正面评估。1975年和1978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举行了两次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评价的听证会，在每一次的听证会中，都有数十篇当时研究中国经济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了中国经济的总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的进步）、农业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科技）、中国的贸易、中国的教育、医疗和自然环境。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都是正面的。作者们大部分不是左派，但是他们对中国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有这样全面的发展是佩服的。他们这些资料是要供给美国政府制订中国政策参考的，所以是实事求是的。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认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的原因。他们这样的看法若是在改革初期提出来的，还可以因为那时许多人对事实真相不够清楚而被原谅。但是今天中国的广大群众，包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了，这三位作者这样的看法就实在是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太远了。
我认为如果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将不是在1979 年，而是早在1966就由刘少奇开始了。果真如此，中国的「反复辟」就会比今天要困难得多，甚至于几乎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和他们的支持者最痛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后的群众运动
要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首先得了解中国革命后多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将群众运动再提升一步。这个时期的群众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新生事物，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史迹。中国过去的群众运动是由权力中心——中共党中央——发动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统治阶级」的规律。世界上的统治阶级都惧怕群众，他们怕群众起来会出乱子，会动摇他们的统治。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再经过几十年军阀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中国在革命之前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众没有表达他们意见的习惯。中国的革命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和农民成功的，革命时毛泽东将共产党的游击队比成鱼，把群众比成水，鱼只有在水中才能生存。但是革命成功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中国的社会不经过彻底的改变，共产党就仍然是跟过去没有多大区别的政治集团。但是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不断取得无产阶级的认可。换句话说，共产党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
不只是要坚持群众路线，而且要将数千年来深入中国广大群众人心的「帝王将相」、「剥削有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有福的人是上辈子修来的」之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扭转过来。
中国在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不仅是将土地重新分配，而且是一场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土地，他们更从封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今天中国大陆的人不管赞成或不赞成改革，他们都可以同意一件事，那就是在改革前政府官员鲜少贪污受贿，而今天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都贪污受贿。为什么？这不是有没有法制的问题，今天大陆的整个执法系统内，上至法官下至警察，一大帮人都贪污受贿，有法律又由谁来执行？
中国革命后的「三反」和「五反」就是反贪污受贿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做法是发动群众来检举贪污的官员。此后在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中，在不同程度上，每一个单位的主管都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这难道不是对群众表达自已意见和看法最好的鼓励？这难道不是群众表达他们意见最好的训练？这难道不是给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提供了可能？
就连一般被认为最「民主」的国家的美国，它的统治阶级也不会用发动群众来改变社会。美国的南方在南北内战后，对美国黑人的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歧视与欺凌一直持续到黑人的民权运动起来才有所改变。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一场由黑人发起、受到白人支持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南方地方政府的镇压，但是因为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胜利，美国联邦政府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Civil Rights Bill）来保护黑人的公民权。美国的「民权法」跟其它法律立法的过程一样，是在人民组织起来发动群众运动之后，政府才被迫通过法律来进行改革。美国的劳工立法也是劳工运动起来后，统治阶级不得不向劳工妥协而通过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后的共产党看做「统治阶级」，把群众看作「被统治阶级」，这样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一个连资产阶级民主传统都不存在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又如何能够扭转过来？吴一庆提到「新生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劳动人民「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但却对这个「新生国家」企图要改变这种关系的群众运动只字不提，而且也完全不能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改变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斗争
上面提过在文化大革命前，「鞍钢宪法」中的有关变革工厂内劳动过程和工人与管理干部之间关系的提案并没有能实现。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下，工厂内的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变革才受到重视，在不断的政治学习中，工人认识到「鞍钢宪法」各条对群众取得在工厂中领导权的重要性。
Charles Bettelheim 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有深入研究的法国马克斯主义者。在他的两本研究苏联革命后的阶级斗争的著作（Bettelheim, 1976, 1978）中，对苏联革命后的社会，从马克斯主义者的立场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他这两本书受到研究苏联革命后社会作者的重视，对了解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修正主义如何在苏联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Bettelheim 在1958年、1964年、1967年和1971年访问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作各方面的调查研究。1971年他去中国时，特别调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管理的变化。Bettelheim对「鞍钢宪法」在中国工厂中的实践、工厂内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改革、工人与干部思想意识的提高都非常称赞。他看到工厂内的技术改革从过去依赖专家改变到依赖直接生产工人，也看到解决工厂中的经营管理问题从过去依赖管理阶层到依赖工人群众。他对文革在工厂内所产生的变革（transformation）这样的新生事物感到非常振奋（注九）。
文化大革命的确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这是在重新评估文革时必须要做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作评价，必须要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检讨主观上所犯的错误，包括因为经验不足所犯的错误。中国1960年代的社会客观现实包括了中国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在革命后的十多年中改变了很多，但是还不可能彻底脱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所面对的阻碍。
从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对文革的批评都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否定是不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会被中国广大劳动阶级所接受和允许的。我们对文革的评价可以是三、七分，甚致是四、六分，但是绝对不能对文革全面否定。
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许多人只看到文革表面的派系政治斗争，而不去进一步了解文革所产生的各方面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不仅遏止了「合同工制」的进一步推行，也遏止了人民公社的解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还不止于这些。
文化大革命对各种资源的分配也有很大的影响，像对医疗资源的分配。一个例子就是在广东省，1967年时，这省的城市人口占全省的20%，但是城市从政府分配到的医疗资源占全省的70%到80%，有60%的高级医疗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病床都在城市里。在广州医生与病人的比例是1:600，在农村中医生与病人的比例是1:10,000（Sidel and Sidel，34页）。在文革中的政策是减少都市与农村之间医疗分配的不均衡。都市的医疗人员被鼓励和说服去农村训练农村的医生和赤脚医生。这样的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就，使得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另外，医疗资源也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根据中国公共卫生部的报告，到了1979时，中国农村的病床已经占全国的62 %，而且医院的质量也提高很多 (同上，48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政策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永远是用自己劳动积累的社会剩余来培养将来统治他们的精英。如果教育制度不能彻底改革，那么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要改变从中国数千年封建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士大夫思想，以及改革从西方学习到的资本主义的一套挑选精英的教育系统谈何容易？反对的力量有多大？从革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中，中国的教育制度没有根本的变革。从文化大革命起才重新考虑到底谁有资格上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凭书本知识入大学的考试制度，中学毕业后一定要在工厂或农村工作过才有资格入大学。这是第一步尝试为工农阶级培养自己的领导人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多的新生事物这里无法多作解说，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就像Bettelheim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发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
四、也从阶级关系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我认为Hart-Landsberg 和 Burkett 对改革背后的动力的分析是不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不但从一开始就有全盘的计划，而且改革政策中的重要项目都是早从50年代开始刘少奇就一直在努力推行的。吴一庆则认为市场化为统治阶级精英提供了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并不是改革的初衷。这三位作者都强调了资本主义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但是一旦将所谓市场纳入经济体制后，改革者就一步步跟着市场的发展走。他们跟许多人一样把改革看成要解决经济的现实问题，因此没有政治斗争的内容。虽然这三位作者书或文章中都用了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这样的辞句，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却找不到阶级分析的内容。
追溯1979年三中全会改革的起源
邓小平1979年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刘少奇早在1960代初时提倡的「三自一包」开始的，「三自一包」就是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每个农户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也就是每个农户要包下一年的生产量，超过这个产量归农户自己所有，藉此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刘少奇在一九六0年代初时，提出这一套农业政策就是要将成立不久的、尚未稳定下来的人民公社解体。如果刘的政策早在六十年代初得以实现，那么不需几年人民公社就会解散。到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时，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这时的人民公社比一九六0年代初时要坚定和稳固多了，但是仍然经不起由「三自一包」政策一步步的袭击。1984年，改革开始仅五年之后人民公社就解散了。由此可见，如果刘的政策在六十年代初得以实行，「人民公社」就根本没有持续的可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发展。
同样的，邓小平在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即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把原国有企业改变成以谋求利润为目的企业，并进一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中的重要项目，因为要建立资本主义必须要将原国有企业「非商品化」的生产改变成为资本增值的企业，将原国有企业的资产变为资本。相对于资本必须要有雇佣劳动。前面提过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刘少奇的政策就是要在国有企业内设立起「合同工制」。「合同工制」就是使得企业可以随时将工人解雇，当工人失去了「工作权」的保证，劳动力就可以进一步变成商品。
从改革的具体政策看改革派的阶级性
如果我们要从阶级关系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则必须要认识邓小平改革的阶级性。如何决定改革派的阶级性不是凭空无据来决定的，而是必须从改革的具体政策来分析。到底什么样的政策对劳动阶级有利或是有害必须要根据劳动人民长远的总体利益来衡量。
（1）用农业改革来打击「工农联盟」
在中国革命时，中国工业发展落后因此工人的数目和力量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的策略就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就是在工人领导下与农民结成联盟。这样团结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策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坚持「工农联盟」，集体化农业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完成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工业的支持下，农村快速进行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只有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实行「工农联盟」。在「工农联盟」下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同时成长，促进了工人和农民的团结。（金，《批判与再造》20期，16页）
在农业改革初期，中共中央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0%，并且将超额的价格在提高价格之上再加50%。此后几年农产品价格连续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短时期内增加了很多，积极性增加。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就在这在表面看来一片大好时进行，「农村改革」从「承包制」开始逐步将人民公社解体。
邓小平的改革从农业开始是改革派看准了与国有制相比较，将集体所有制解体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公社」下的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还是小规模的，富有的公社有相当大量的生产工具，像大型的农机、农田灌溉系统，还有大队和公社的工厂。邓的改革就是将这些集体所有的资产承包给个人。人民公社解体后，将原公社的行政单位改为乡，将大队改为村。资本主义的农业改革打破了几十年来的「工农联盟」。到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的两极分化逐渐明显。许多农户借着权势和关系承包原来属于集体的资产而发财致富，在农村中出现了万元户。乡和村的干部和农村中的新富是邓小平政策的坚决支持者。
在改革刚开始时，农民因为粮食收购价格提高而收入增加，但是农户中的绝大部分收入，很快就被农用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和水等）的价格上升给抵消了。随着集体农业解体，过去一切由集体负责管理和维修的灌溉系统都渐渐失修。人民公社解散后，就再没有可能组织农民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来属于集体财产的，像养鸡养猪场、各种农村的工业企业和灌溉系统，都是过去靠所有社员的劳动建设起来的，现在变成了私人财产（注十）。许多生产的必要资料，像水或电，农民也得要付现金才能买到。农村的新官僚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个体系下有权就能换钱。过去的生产队长、大队的队长和人民公社的干部是管理生产的，是为农民办事的。今天农民所有生产一切都要靠自己，除了交粮、交税和交费外，连卖自己的产品也得自己想办法，农村的官僚只知道将钞票往自己的口袋里放。
农业改革的结果就是中国农业专家陆学艺所讲的中国农业的现状：即耕地不断的减少、土壤肥力减退、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和各种自然生态破坏、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原有的农机具普遍老化、不配套。（陆学艺，2002）怪不得农民要说：「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一个晚上回到解放前。」农民所指的是他们辛苦了三十年所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他们所积累的生产工具，如今几乎全部毁坏了，他们现今又重新回到革命解放前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这是所谓「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
农业的凋敝是大批农民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的原因，二十五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民沦为跟其它第三世界农民相同的悲惨命运。近些年来中国都市大规模的建筑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建筑公司认为城市里失业的工人所要求的工资过高，不肯雇用他们。这就跟台湾城市的建筑都要雇用菲律宾和泰国的移住劳工一样。中国一亿的农民工是在城市里生活最困苦的一群人。
在农村集体制解散后，农民成了分散的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就困难多了。工人要与农民形成联盟不但因为农民的组织没有了而困难，而且随着城市内工人失业的严重化，他们会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的工作，就像台湾的工人认为「外劳」抢了他们的工作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竞争工作机会以维持生计，会妨碍工人团结，不利发挥工人的力量。在发展落后的国家工人不但要团结，而且要和农民团结。「工农联盟」虽已被破坏，但是中国「工农联盟」的革命传统依然存在，未来仍有重组的可能。
（2）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建立雇佣劳动制
资本主义改革在农村基本完成后，改革派就进行将原国有企业改革成为资本积累的企业。将原国有企业的资产变为资本，将原国有企业的工人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将工人变为雇佣工人。在三中全会后，改革派很快就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早在1979年到1980年时，工厂内就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但是工人抗拒这样的改变。他们不为奖金而彼此竞争，他们将钱分了作为生活的补贴（注十一）。在此同时，改革派设法扩大工厂内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他们在管理阶级中设立起各种不同的职称，像总经理、副总经理、厂长、副厂长、各级工程师等各种职位，每一种职位都在原工资之上再加与职位相关的报酬。
1985年中共的十二大通过了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变成独立的谋利的法人，劳动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部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例中，授权给企业的总经理或厂长，使他们可以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再投资，他们也有权将企业的生产设备变卖或租赁。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有权决定企业的工资制度和对劳工的处罚，包括解雇工人。「经济体制改革」规定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国家只是用价格、税收和借贷来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当一个国有企业都变成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的法律实体后，这样的改革已经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实质，每个企业都变为各别的独立谋利机构。
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企业的厂长和各层管理阶层的收入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另外每个有高级管理职称的人还设立了由他们自由支配的账户。这个账户就像美国高层管理的可以报销个人消费的账户（expense account）一样。这个账户被工人称为高级管理的「小金库」。厂长也有权用企业的利润给工人增加工资，此后中国在改革前的八级工资制就完全被破坏了，同样的工作会因工厂赚不赚钱而有不同的工资。总经理或厂长在「经济体制改革」所获得的对工人的制裁和处罚权，逐渐改变了工厂内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的关系。
1986年「合同工法」通过，规定企业新雇的工人都改为合同工。合同工与企业签订一年合同，一年之后企业有权不再续约，1988年时人民日报报导北京市要将工厂的所有工人（包括1986年前雇用的）在五年之内全部改为合同工。但是工人对合同工制非常抗拒，直到1992年时在所有企业中合同工工人只占2%。
（3）国有企业私有化与产业后备军
改革派用从上层通过法律来强制把原国有企业中的资产改变成资本，把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变为雇佣劳动者，这就充份说明了改革派的阶级性。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原国有企业内设立起一套资本经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不断增值的一套机制。在设立雇佣劳动制的过程中，工人的反抗就是资本主义改革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
工人一方面要抵制对他们的「铁饭碗」不断的袭击，一方面要面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包括住屋）的压力和日常消费品物价的上涨，因此社会动荡不安，更因此导致1989年在中国各城市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6月4日中共中央的武力镇压。这一切都说明了资本主义改革派的阶级性。在1989年之后，改革步骤加快。企业的总经理和厂长将原国有资产变卖，然后宣布企业破产，将工人大批解雇。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有好多城市，破产关闭的工厂达到原来工厂的一半，或更多，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改革派终于完成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且将大批工人赶到工厂之外，成为新的产业后备军。
中国当局最近虽然在福利措施上作了一些改善，这是面对资本主义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有政权都必须要实行的安抚政策。但是这些为资本主义补漏洞的安抚措施永远都没有可能解决今天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中国今天失业的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被资本抛弃在体制之外，这几亿人民的生路已经被断绝了，而且这样的事实每天每时仍在持续进行，这又怎能靠一些福利的措施来补救？
资本主义改革与中国的劳动人民
在资本主义改革进行了二十五年之后，中国社会中有不小的一部份人（包括大学教授、城市中小学老师和国家各阶层官僚、做生意的、公司的中级管理阶层），他们的每月收入从几仟到一万人民币，消费水平的确提高了很多，另外极少一部份人（约5%到10%，包括高级官僚、公司的总经理、律师和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他们每月收入有几万或几十万甚致百万人民币，这些人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在工人中，除了少数工人的工资较高外，大多数工人的每月工资都在六百人民币上下，更有一些打零工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可以少到每月三百人民币以下，大部份工人失去了他们曾享有的福利。前面已经说过，在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过着困苦的生活。随着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改革，许多生活必需品对中国大部份的劳动人民来说，都变成了奢侈品，像医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与其它行业的改革并行，医疗体系的改革给广大群众带来的灾害只是许多改革中的一个例子。1985年时医院和其它医疗机构开始实行自负盈亏，从此之后医院和诊所就像其它企业一样变成营利机构。医院第一步做的就是停止生产低价的药品，因为生产这些药品利润很小，有时甚至赔本。接着为了增加利润，医院开始进口昂贵的医疗器材。新的医疗器材增加了医院的收入，但是很少人能负担高价的检查费用。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失业和被迫退休的工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交不起钱就被拒绝在医院的大门之外，更不要提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民工，这些付不起钱的贫穷人生了病只能等死。就连有医疗保险的人生一次大病也要付几万元人民币，因生病而举债的比比皆是，借不到钱的只有等死。在改革前中国人享有接受医疗的权利，因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以及药物不是商品。改革将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以及药物商品化后，剥夺了广大群众的这种权利，正说明了改革者的阶级性。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外，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受尽了各级官僚的压迫和欺凌。在农村中，地方官僚对农民的压迫和欺凌可比于旧社会的地主和恶霸，这些可以从陈桂棣与春桃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了解到一些。在都市中，警察和几乎所有的制法人员，不但不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官老爷。他们借故罚钱，贪污受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激起人民的公愤。
更要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量的「圈地运动」，在官商勾结下，农村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无偿或少量的赔偿被强占。在都市里，许多小市民因建设新的高楼大厦而被迫迁移却不给足够的补偿。今天中国稀少的土地变成了开发商竞争的昂贵商品，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占据，农民和贫穷的都市居民就成了牺牲品。
五、中国的未来
在陈映真所写的《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一文中，陈认为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类资本主义」，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类资本主义」。从他的文章中去理解「类资本主义」好像是类似资本主义，却又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因为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所以陈得出了中国这样「类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并由此得出中国的发展有「改变既有单极独霸、美国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将会有助于世界和平。陈映真并且借用德国驻华大使的话说：「但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在的答案。也许有些政策在日后看来是错误的——而有些是正确的，但中国人民却不能因为担心犯错而裹足不前⋯⋯」。
陈映真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乐观的，他说：「对中国发展的批评和低度评价由来已久，但至今十几二十年来这些批判与负面预测，没有一条成真。科学、富有创见的评估和认识中国的工业化之发展社会学的意义，成为急迫的理论课题了。」
我当然不认为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评估有什么创见，或许也不够科学。但是还是要提出我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供大家讨论。我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评估是悲观多于乐观。我的评估是根据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困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农业在过去二十五年没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今天农业的现状不是当初农业改革所希望的结果。当初在人民公社解体后，资本主义改革派所希望的是发展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农场。在农民分地的过程中，官方一直强调农田应该向种田能手集中来发展专业户。但是二十多年改革的结果，除了原国有农场变成企业式的经营外，现代化农场成功的例子很少。不成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民不肯放弃农地，另外一个是资本没有投向农业的积极性。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大多数人口仍然停留在农村，但是农村经济不振，他们处于半失业状况，农民收入低，许多农户靠家人在城市打工寄回来的钱生活。
上面已经提过中国的农业因各种自然生态破坏所引起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农业发展的落后将不能供给城市所需的粮食和工业所需的原料。农民收入低，国内市场则无法扩张（注十二）。农业不能现代化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
第二，因为国内市场不能扩张，因此造成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设备利用率过低的问题。在《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中有这样的报告：「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半数产品，其中照相胶卷仅为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电46.1%，家用洗衣机43.4%，空调器30%，自行车54.5%，内燃机43.8%。国家经贸委2002年上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调查表明，600种重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27页）。在一篇纽约时报杂志的报导中也强调中国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篇文章说中国近90%的产业都是供过于求（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04年7月4日，30）。
中国近年来能够维持经济高成长率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制造业（包括出口制造业）生产设备大量的投资，另外的原因就是大量的房屋建筑和公路及其它交通设施的投资。但是生产设备的投资因为消费市场无法扩大而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利用的剩余产能。像彩电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是46.1%，也就是说有53.9%彩电生产设备是被闲置没有用来生产。人民的收入不够高，消费市场扩张不够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近二十年来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而且日趋严重。
第三，中国用出口来带动经济的策略不能持续。就因为世界生产供过于求的问题日趋严重，中国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要下降。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超是靠中国借钱给美国来维持的。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的大量入超不可能长久下去，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作为借镜的话，危机到来时，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一定会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国家，由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来承担（注十三）。
第四，从中国的进出口来看，中国在技术上无法与美国、欧盟和日本兢争，中国的进出口没能脱离其它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所处的劣势。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它生产制造业装备的能力却非常的薄弱。在上面提到的这本工业发展报告中，报告者们这样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也只有50%多，国内市场急需的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性产品每年大量进口。」（28页）。在这一段的批注中，报告者们用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中国化纤制造设备的进口占国内市场需求的80%以上；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等设备的进口占国内总需求的70%以上（同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除了装备方面的技术落后外，在许多产品的生产中，很多重要技术和组件都得靠进口（27页），因此跟许多发展落后国家相似，中国的出口还是得依靠进口的技术装备、精密的仪器和各种零组件。中国的出口大部分还是利用廉价劳工所争取到的出口市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中国的生产技术无法追赶美、欧或日本。
第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个组织来说，的确像英国的《金融时报》所说「不只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事实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重要的和关键的。就是因为这样，中国经过了15年的谈判后。接受了加入WTO的苛刻条件，在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入世贸的这些条件将便利于跨国资本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除了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许多进口限额外，中国将国内的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业。中国同意在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将国内几项重要的劳务市场开放，其中包括金融行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通讯、法律、会计、管理的咨询，并且开放外国的工程师、建筑师、都市规划师、医疗和计算机等专业人员到中国开业。另外，中国将取消所有对外国在中国的零售业、批发业、和修理与维修等行业的限制。
在入世贸前，中国对外国商业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有很严格的限制，外国银行只能在几个大城市营业，而且只可以进行外币的交易，不能进行人民币的交易。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必须取消在地区上对外国银行的限制，再过两年之后，外国银行可以进入以人民币与当地企业的交易，三年后 (2008年）外国银行可以接受个人的存款，也可以贷款给个人。五年之后（2010年），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本国银行同样的权利（所谓full national treatment）（Lardy，70，73-74）。近两年来国际的超级大银行（像Bank of America 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大笔投资中国正是进行对中国金融进一步控制（华尔街日报，2005年 8月 22日，C14）。中国加入WTO对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贸易和对中国的投资的确是重要的和关键的。
最后一点是在过去二十五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中国的自然资源环境受到极大的创伤。资本主义的发展向来都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进行掠夺的，但是资本主义帝国可以将对资源和环境掠夺所造成的创伤转嫁给落后国家。中国尚称不上一个帝国，无法将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转嫁。事实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一样，在发展以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策略下，必须承受由资本主义帝国转嫁过来的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量出口是在牺牲自己的资源和环境完成的。为了增加出口，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不去计算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损伤的成本。过去的台湾和今天的中国大陆，纺织业的大量出口都是将干净的纺织品和成衣出口，把生产数倍于自已消费所造成的污染留下。为了出口建立起来的制造业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这样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高度、快速掠夺是无法持续的。基于以上原因，我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远景是不看好的。我们不能将短期的国民所得的增长率等同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台湾用出口来带动国民所得的增长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灾害，以及今天台湾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应该可以作为中国大陆的借镜。
六、总结
毛泽东在1940年完成〈新民主主义论〉，那时他说明了在帝国主义之下争取资本主义旧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下一步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这篇论文的结论是从中国人民在多年流血斗争经验中所得到的。在帝国主义下，落后国家无法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拉丁美洲的人民在战后的四十年中，吃了多少苦头才终于了解，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无法领导他们反帝，因此他们无法挣脱各帝国的控制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帝国在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利用「全球化」把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他们来承担。
中国人民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又再度体验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有智慧的，他们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他们面对着两个截然不同社会，他们不会「裹足不前」，他们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注一：除了工人罢工权外，宪法还保证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
注二：企业的考核标准是：多、快、好、省。
注三：工人工资分为八个等级，除了少许因生活费用差异所作的调整外，全国国有企业的工资同一标准。
注四：此本书原是中文，是在写"Labor Reform: Mao vs Deng. "文章时用的参考数据，但是本书目前已经遗失。
注五：食堂的一切除食物外的开销（食堂水电等一切费用和厨师的工资）都由工厂负责支付。
注六：有的只有小学，有的有中学。
注七：学徒的工资每月从18元人民币开始，一级工的工资约40元，随着工资等级的提高每月可达 70-80元，技术工人每月可拿一百多元。
注八：工农的矛盾是因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之间的矛盾。
注九：Bettelheim对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分析非常深刻，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多作介绍。
注十：有些名为集体所有，但是由农村的官僚所控制。
注十一：1984年到1985年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加快，工人用「奖金」用来补偿他们实质工资下降。
注十二：日本虽然也是小农经济，但是日本的农业是现代化的农业。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日本的农业人口占40%，日本政府用大量经费补助农业。今天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缺少资本，私人资本不但不投向农村还从农村抽走。政府也不将钱投向农业。除非政府对农业大量补贴，中国的农业无法现代化，但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的发展下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
注十三：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请见：金宝瑜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

参考数据
中文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8。
2.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译文《批判与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
3. 祝东力，〈经济转轨的前景〉，《批判与再造》（13期）。
4. 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批判与再造》（14期）。
5.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陈映真，〈「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批判与再造》（20期）。
7. 吴一庆，〈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批判与再造》（21期）。
8.《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9. 金宝瑜，〈中国农业发展与问题〉，《批判与再造》（20期）。
10. 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巨流图书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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