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美国模式民主诱惑  开发中国模式民主潜力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但是他对金融危机暴露的美国模式弊端进行了反思。2011年1月正当美国竭力输出美国式民主时，福山指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美国的民主曾被广泛效仿，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美国著名学者的福山客观反思，同某些中国人罔顾客观事实，主张效仿弊端丛生的美国式民主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笔者同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交流时，坦率地提出美国滥发美元挽救金融垄断财团，不仅威胁到美国民众财产还威胁到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美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民主改革，因为金钱操纵政治的局面正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位美国著名学者对笔者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说金融危机给美国民众养老金造成了数万亿美元损失，由于石油垄断财团操纵美国某些州选举，许多环境保护法案迟迟得不到通过和实施，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2010年美国高盛公司遭到美国证券委员会起诉，揭露出大量高盛公司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尽管早有大量证据表明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危害，美国国会和政府却难以抵挡华尔街数十亿美元游说贿赂，在明知危害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法案。美国金融垄断财团还花费大量金钱资助经济研究，炮制出了种种欺骗公众的虚假经济理论和计量模型，证明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金融市场效率最高。据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报道，高盛公司还将金钱操纵政治的游戏延伸到中国，能够公然从事一系列违反中国有关法规的业务，致使中国众多大型企业和私人富豪蒙受巨大损失。

十年前，该章指出西方民主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的民主，可供民众选择的 “厨子”是靠金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金融垄断财团。当前美国受金钱操纵的民主制度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美式民主的弱点绝非无伤大雅而是极为致命的，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财产和生存。该章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社会破坏。近年来，全世界都沦为了美国华尔街财团进行金融创新的试验场，华尔街财团创造的次贷金融衍生产品短短数年就泛滥全世界，形成了具有摧毁全球经济巨大能量的天文数字“有毒资产”，美国政府和议会在明知金融衍生品巨大危害的情况下，非但不立法加强监管反而废除了以前尚不完善的监管法律，充分暴露了美式民主受金钱操纵并为垄断财团服务的本质。

该章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摆脱阶级对立和资本狭隘私利的束缚，创造出一种社会公众“既能点厨子又能点菜”的实惠民主，确保社会公众不仅能直接“点自己现在想吃的菜”，还能“尝试各种新的做菜方式”，选拔“确实可靠的、能干的厨师”，“监督厨师”踏踏实实而不偷工减料，采用成熟方法高效率地为自己“做菜”，源源不断地“吃到越来越多的美味好菜”，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当家作主愿望。该章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扬长避短”，探索出一种不仅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对不同方案进行科学试验，建立社会科学的“可控制实验室”，通过实践不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效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避免主观主义仓促推行不成熟的政策，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影响领导人威信，帮助党内外消除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促使社会主义能够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并进行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源源不断转化为造福全体社会民众利益的美好现实。当前美式民主受金钱操纵弊端威胁到全球民众利益的情况下，中国进行改革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积极探索，对于全人类摆脱危机困扰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深远意义。

该章还指出，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够更好探索复杂的社会经济规律并试验不同的政策方案，对于帮助人们识别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和陷阱，避免改革开放的潜在风险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章指出，美国炮制的所谓规范经济学理论体系，往往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前提、假设，似乎仅仅是为了抽象演绎的需要，实际上却经过了精心筛选设计，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事先安排的结论。当善良学者们沉溺于貌似科学的论证时，早已忘记了其前提假设根本是荒唐的，因而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家纷纷受骗上当。该章认为，改革决策关系到千百万民众的切身利益，而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布满陷阱，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书斋式学术研究。该章提出经济学家应借鉴侦探破案的方法，不能满足于建立各种抽象理论假说，陶醉于论述市场如何美妙的数学模型之中，而必须仔细核实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理过程，反复求证其能否准确反映客观现实，因为，只有假设和推理都准确反映现实的，才能保证抓住真正凶手而不冤枉好人，才能找到促进广大民众利益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不是像俄罗斯“休克疗法”那样造成经济灾难。当前，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不仅已被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而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首相布朗也承认“华盛顿共识”的时代结束了，这充分说明人们切切不可盲目轻信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进行深入科学分析以去芜存菁地借鉴其合理内容，谨防为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和陷阱所伤害。

有些经济工作者可能对笔者的观点心存疑虑，担心怀疑西方经济学是否不利于搞市场经济？是否会冲击自己已掌握的市场经济知识？偏离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是否无法到达最佳状态？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就像不知道商场上的陷阱诈术，很容易受骗而无法成为成熟的生意人，该章帮助人们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潜伏陷阱，能够更好地掌握驾驭市场经济的知识，西方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的结论，是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欺诈暴力等种种不现实假设为前提的，该章帮助人们认识到现实条件下自由市场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可以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各种经济理论的假设和推理是否反映客观现实，如何通过改革决策科学化和局部可控试验降低推行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风险代价，如何通过改革决策的民主化让广大民众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成熟可靠方案，这样能更好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并识别隐含的各种陷阱，探索出一条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潜力并真正达到最佳状态的科学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笔者专著的作用仿佛是“杀毒软件”，帮助人们识别和杀灭 “计算机病毒”，其目的非但不是否定计算机，而是确保计算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帮助人们识别美国推荐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隐含陷阱，其目的非但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为了促使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 探索符合国情的完善民主之路 >

建立社会制度创新的“科学试验室”，对于实现改革决策的“民主化”，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优越性，自觉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政治改革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为西方势力利用是非常危险的，前苏联剧变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决策，都确实需要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行之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正如陈云同志指出，制订经济政策需要全面考虑问题，听取不同侧面和正反面的各种意见。尽管领导人的知识经验比较丰富，但是，相对于复杂多变的现实仍有局限性，有些领导人善于全面辩证思考问题，作风民主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但也有些领导人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工作方法简单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容易急于求成给经济建设造成损失。特别是处在大变革的改革开放年代，客观形势千变万化不断出现新问题，倘若各级领导人缺少谨慎稳妥的态度，不善于深入调查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即使是经验丰富也往往难以胜任，稍有主观主义和思想方法简单片面，不能全面认识客观规律只凭经验办事，都可能给改革开放造成巨大的危害。

正因如此，改革过程应有广泛参与和民主决策，制订政策应充分听取不同意见，既要有效维护政府领导的权威，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的平稳正常运行，又要防止领导人缺乏民主作风独断独行，仓促作出错误决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方面，各级领导人应努力提高民主意识，继承陈云同志的科学严谨工作方法，充分意识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复杂性，多听不同意见多从正反面考虑问题，全面兼顾和维护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将民主决策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有控制局部试点，实践检验不同意见方案的可行性，全面评价吸取不同意见的长短处，达到统一认识和消除分歧的目的。

值得指出，政府领导人对于重大改革决策问题，在没有充分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尚未在试点中获得充分成功之前，不应该轻易地下结论和作决议，否则容易堵塞言路和更好的方案，很可能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反而会有损于政府和领导人的威信。尽管有些改革方案和政策主张，似乎从理论分析来说很有道理，也得到了国内外权威专家的支持，但是，实践中仍然难以获得满意效果，仓促推行甚至可能造成很大损失。建国初期，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总是强调先进行深入调查，没有充分把握不发表意见。据说蒋经国吸取其父专断教训，主持开会时让下属畅所欲言，惟恐自己定调子会堵塞言路，后来再综合分析采纳各种意见，在台湾建设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陈云同志反复强调，“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因为客观现实错综复杂，不能迷信书本理论和领导权威，他领导工作虽然总是取得出色成绩，却仍然强调必须谨慎进行试点探索。中国革命时期，王明路线盲目照搬理论教条，曾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惨痛教训。毛泽东同志享有崇高的领导威望，但由于不懂经济过于主观主义，坚持“大跃进”造成了巨大损失。倘若当时领导人不是固执己见，先谨慎稳妥地进行局部试点探索，即使犯错误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反而能避免错误维护自己的威信，避免党内发生不正常的激烈斗争。

改革初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浩劫，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也不愿意盲目急于求成，改革和发展都采取了谨慎态度。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重新在党内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尽管党内对改革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存在着意见分歧信心尚不充足，但是，大家都同意有必要进行改革试点，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摸索新路子。邓小平同志谦虚地称自己不懂经济，他赞成陈云同志的谨慎稳妥思想，也主张改革应“摸着石头过河”。当时领导人推行每项新改革措施，常常会有许多天睡不着觉，唯恐稍有不当损害了人民利益，增加“文革”给人民带来的欠账。重大政策都是试点成功并推广之后，党和政府的文件才加以肯定纳入决议。

党内存在不同批评意见的压力，促使改革采取了谨慎试点方式，而通过谨慎改革试点积累的经验，反过来消除了党内的意见分歧，帮助人们统一认识增强了改革信心，推动改革走上符合国情的成功之路。倘若中国不是采取谨慎试点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实惠，包括消除市场短缺和失业困难，不断增加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而像俄罗斯效仿西方规范市场模式，一开始就造成物价飞涨失业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严重，那么肯定会遭到党内外的强烈反对，改革开放大业早已胎死腹中。由此可见，正如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通过谨慎的试点“摸着石头过河”，乃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也是中俄两种改革道路的根本区别。

中国不能模仿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是因为迫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选择了不同的社会进化道路。由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消除了阶级对立，就为人民更为广泛参与各种层次的决策，进行更为广泛的制度创新的科学试验，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广阔的美好前景。今日中国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扬长避短，这样完全能建立优越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反之则必然导致秩序混乱和社会灾难。现代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上，早期选举权曾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就像雅典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一样。尽管这种民主制度也有可借鉴之处，但历史事实证明，它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生存问题，还给许多转轨中国家造成了社会混乱，因此，我们不应将西方民主作为目标模式，而必须具有远大抱负超越西方模式，建立更好维护社会利益的民主制度。

今天在西方国家，宪法虽然规定公民普遍享有选举权，表面上人民也能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但是，垄断资本却实际操纵着选举过程，这种情形仿佛是“点厨子不点菜”。无论是党派和政客参加竞选，还是通过新闻媒介宣传竞选纲领，都必须先获得雄厚的资金支持，都必须拉拢依靠垄断财团作后盾。难怪西方人也讽刺说，有钱才有新闻言论的自由，民主是一场富人们玩的游戏。更重要的是，民众“点厨子”的权力也很有限，可供民众选择的少数几位“厨子”，还是靠富人出钱“包装炒作”出来的。尽管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仿佛是老百姓仅仅“点了厨子”，“真正点菜”的却是有钱的大富翁，做菜是好是坏也只好听之任之。显而易见，无论从政党目标的确定，选择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还是监督政党执政的过程，垄断财团都拥有更大的支配权，金钱和幕后游说起着更大的作用。

    有些中国人向往瑞典式的资本主义，甚至主张倒退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严酷的历史事实，社会民主党只适合于发达国家的土壤，从来就不属于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人民。２０世纪初，曾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际运动，分裂成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也就是后来的社会党国际，只关心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利益，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民主改良，却从不关心殖民地广大人民的命运。西方从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资源财富，虽然缓和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矛盾，却加剧了旧中国等落后国家人民的痛苦。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对外扩张方面是一致的。主张殖民扩张的英国政治家罗得斯，看到伦敦失业工人集会上的愤怒情绪之后，称他坚信帝国主义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说，“帝国是一个关系到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假使你想避免内战，你就要做一个帝国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社会党曾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有些人后悔中国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而没有选择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还责怪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确，倘若当年西方列强不依强凌弱，大肆掠夺中国财富激化社会矛盾，而像帮助台湾那样提供大量援助，邀请大批官员学者进行友好访问，中国人民何必舍生忘死进行反抗，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民主都有可能，但残酷的历史事实是，当年西方列强不愿平等对待旧中国，而是毫不留情地压榨贫穷的旧中国，自私自利的掠夺虽缓和了本国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主制度演化，却将旧中国推入了社会动乱的深渊，堵塞了平稳的社会进化和改良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民主仿佛是“豺狼的民主”，狼并不仅仅有贪婪残忍的一面，它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和社会规范，尽管狼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攻击性，但是，它们也能保持相对平等的和谐关系，等级制度划分不如某些弱小的动物，如猴群、羊群和鹿群，等等。但是，豺狼之间保持的友好、团结关系，却是出于掠食弱小动物的共同利益，一旦没有足够猎物可供追杀捕食，狼群出于食肉动物的攻击本能，很可能出现残酷的相互残杀。英国政治家罗得斯深深领悟这个道理，他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来避免内战，精明地将本国矛盾转嫁给弱小国家。当代美国的著名政治家亨廷顿也宣称，美利坚民族过于强调追求自我利益，倘若没有对抗征服外敌的共同利益，追求私利的攻击性很可能导致内部混乱，因此，冷战结束后还要有“文明的冲突”，缺乏外敌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今天有些中国人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还将其归功于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仿佛西方文明等于“仁慈和宽厚”，一古脑将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幸遭遇，归罪于祖先儒家文化的残忍和不道德。殊不知，这就像是善良的羔羊在作自我谴责，羡慕和崇拜豺狼之间的友善与和睦，将不幸惨遭捕杀归罪于自己不道德，仿佛羊群抛弃集体精神追求自我，就能变得更加强大避免遭到捕杀，忘记了豺狼的仁慈不适用于自己，除非羊群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一旦羊群抛弃集体精神成为一盘散沙，就更加难以抵御豺狼的无情攻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道德约束缺乏攻击性，虽有注重等级礼仪束缚个性的弊病，却能不依靠掠夺较好保持社会和谐。相比之下，当年英国强调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文化，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却要依靠掠夺全世界的大量资源财富，奴役相当于本土面积近百倍的殖民地，还压榨着像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英国的鸦片贸易贪婪掠夺，强加不平等条约和巨额战争赔款，转嫁矛盾打破了中国社会的脆弱平衡，导致中国陷入了连续不断的战乱之中，四十多年就间接损失了一亿多人口。

旧中国也曾有过“三权分立”和国会选举，上演过一出出议员选举腐败行贿丑剧，但是，单纯腐败并不是导致民主失败的原因。直至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国会还充满着贪污腐败现象，选举中普遍存在贿赂和收买选民，全国七百多万人口中，仅有十五万人有选举权，城市中只有大商人团体有选举权。英国民主虽然也不完善充满了腐败，却不妨碍其尽情从全世界掠夺财富，而当年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必须探索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路，增强社会凝聚力扭转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样才能动员力量尽快实现工业化，共同抵御外敌克服民族生存的紧迫威胁，保障人民生存权利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位朋友曾提到他老家姑姑的亲身经历，解放前兵荒马乱他家乡总遭兵灾匪患，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也曾来烧过房子，有一天有人喊“兵来了，快躲起来啊”，他姑姑刚做好饭来不及收拾，赶忙也跟着大家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没想到是原来是贺龙的部队来了。他姑姑听到山下喊话，老乡们出来吧，别害怕，我们贺龙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大家都害怕谁也不敢出去，过了好久才回家一看，锅里做熟的饭一点也没动。这位朋友总是喜欢批评以前的宣传说法，没想到却说出了这样一番感人经历。的确，旧中国的广大民众曾饱经磨难，基本生存权利也受到野蛮侵犯，还谈什么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们就是通过朴素的亲身感受，来区分究竟谁真的对老百姓好，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权利，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生命投票，选择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历史上，西方国家标榜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却不让殖民地人民享有类似的权利。直到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赢得了民族独立，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仍经常粗暴干涉亚非拉国家的内政，扶植右翼独裁政权野蛮屠杀进步人士。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被迫从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刚刚放下屠杀了数百万人的炸弹，又拿起了新发明的“人权武器”，将贸易经济利益同“人权”挂钩，专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要害，专门维护“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要胁给他们言论自由并实行多党选举。事实上，就在美国开始实施人权战略的早期阶段，还策划政变推翻了智利的民主选举政府，杀害了社会党阿连德前总统和大批民主人士。根据近年来美国公开披露的秘密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大跨国公司，以及谋划“缓和”战略的基辛格博士，都涉嫌策划智利军事政变的幕后活动，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战略的虚伪性。

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早期阶段，制度创新偏重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实现工业化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而在制定政治经济决策的民主程序，广泛征求吸取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发挥个人与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领导人主观武断和滥用职权方面，确实存在着制度上的不完善和缺陷，还因重大决策失误付出过许多代价。这种情况下，人们容易产生模仿西方民主的冲动，希望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民主问题。美国大肆鼓吹人权外交和多党民主，也正是希望“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趁机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到完善政治民主制度，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促进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是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紧迫任务，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完善政治民主制度，绝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政治民主模式，否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灾难，误中美国软硬兼施“攻心战”的诡计。

有些人对民主抱有理想主义热情，也主张搞政治多元化和全民选举，忽视了政治改革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创新是非常复杂过程，无论是领导人、专家和普通群众，都难以充分掌握社会进化的规律，投票的人数多并不能代表正确，正像决定“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必须根据从科学试验中得出的结果，不能根据投票人数多少来决定一样。与此相似，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创新，也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科学试点制度，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投票选举来决策，因为，社会客观规律如此错综复杂，领导人和专家都很容易犯错误，普通群众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有限，不充分了解各种改革方案的效果，即使是多数人投票作出的选择决定，也不一定真正符合多数人利益，也可能像领导人一样出现重大失误。

前苏联剧变的导火索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惨重教训深刻说明无论领导或是群众，都难以充分了解自己选择产生的影响，可能产生与自己最初愿望相反的恶果，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重大决策失误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甚至会导致国家分裂和经济崩溃的灾难。由于过于仓促推行政治多元化改革，少数政客为了最大限度追求自身权力，必然选择激烈否定现行体制的道路，普通民众缺乏经验也往往误认为，越是激烈的反对派就越代表自己利益，特别在某些领导人和学者们的误导之下，不能客观评价自身制度的功绩，为了急于求富迫切希望模仿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就能“一步迈入发达国家的天堂”，饥不择食地吞下了美国的“民主诱饵”。

这样情形恰好为美国施展“软战争”攻势，推荐破坏性改革药方提供了天赐良机，操纵玩弄缺乏经验和根基的新兴政客贵族，任意摧毁工业军事实力并控制经济命脉。新兴政客贵族们以谋求自身财富和权力为重，根本无心捍卫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广大民众一旦在选举“点错了厨子”，也只好任凭无能的厨子任意乱做菜，苦水咽下肚只能自认倒霉无可奈何。更糟糕的是，重大道路的抉择一旦失误就难以回头，例如１９９６年，当俄罗斯民众饱受社会经济灾难的煎熬，对叶利钦大为不满支持率不到１０％时，才发现改要想变现状已经非常困难，强大的新兴寡头阶层和黑手党势力，不断威胁、恐吓选择共产党就意味着内战，俄罗斯民众饱尝动荡之苦成了惊弓之鸟，只好苟且偷安重新选择叶利钦当总统。

１９９６年，叶利钦竞选时口口声声说要改正错误，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已掌握在美国之手，要想贷款就必须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于是只好沿着以前改革道路走下去，最终于１９９８年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当年俄罗斯民众选举叶利钦当总统，曾满怀希望他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并带来西方的富裕生活，但是，俄罗斯民众却发现叶利钦做了“相反的菜”，黑社会与官僚勾结的腐败千百万倍膨胀，饱尝了社会保障体系瓦解的痛苦煎熬，人民储蓄存款两次被危机洗劫一空，工业实力衰落而强大国防不复存在，分裂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着百姓生活。１９９９年议会选举中，选民甚至顾不上关注严重的经济困难，只要能有力镇压恐怖活动就心满意足了。

俄罗斯民众发现美国宣传的民主美梦，最终就是财大气粗的美国操纵一切，名义上是自己“点了一回厨子”，实际上最终“点菜”的却是美国老板。俄罗斯民众得到的是同自己希望相反的“菜”，而美国却圆满实现了国际地缘战略目标。难怪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责道，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的贷款附加条件，导致转轨国家无法通过民主达成改革共识，被迫推行由“华盛顿共识”规定的改革药方，而“华盛顿共识”往坏里说是“误导”，“虽然西方一直对重建民主而欢欣鼓舞，而医生开出的药方却一再拒绝民主程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蒂格利茨和俄罗斯人或许不知道，这恰恰正是美国鼓吹民主的真实用意。［４３］

由于中国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简单模仿西方民主必然带来灾难性恶果，还会为美国虚伪地利用“人权民主武器”， 削弱颠覆和分裂瓦解中国提供可趁之机，重蹈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覆辙。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而经济基薄弱，一旦政治动荡打破了脆弱的社会平衡，其灾难深重将远远超过前苏联解体。当年中国是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无数先辈被迫用自己的鲜血生命投票，毅然决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制度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可以说长短处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民主的长处在于，公有制消除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为社会成员在利益和谐的基础上，广泛参与各种层次的政治经济决策，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和历史机遇，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

譬如，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范围非常狭窄，大多数经济决策权属于私有资本，直接按照金钱原则而不是投票来决定，财富和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平等，资本在企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形式上敢骂总统却不敢骂老板，即使是少数公共部门的决策领域，垄断资本鼓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大大限制了政府维护社会的功能，更何况老百姓选举“点了厨子”之后，“点菜”的仍然是垄断资本的幕后游说，军火工业存在的巨额贿赂就是一例，财团政治捐款直接体现了金钱政治，可看做是一种合法化的贿赂制度，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右翼保守革命”以来，政府调节、社会福利和工会不断削弱，民众利益虽屡屡遭到侵犯却无可奈何。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可涉及到宏观和公共部门决策，还可包括职工参与管理等一切领域。旧中国缺乏凝聚力仿佛“一盘散沙”，广大人民虽有报国之心也无能为力，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实现振兴工业富国强兵的重任，还能有效地协调众多国有、集体企业，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速的平稳增长，避免经济危机并保障就业、社会福利。公有制企业能够实现广泛的民主管理，广大职工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包括直接参与技术创新和挖潜增效，监督企业领导决策和财务分配等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中邯钢的工人积极参与挖潜降耗，都是我国实现职工民主管理的成功经验。上述优越性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老百姓渴望却难以实现的“实惠大菜”。

俗话说，凡事有正面必有反面。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构造产生的长处，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衍生其短处的原因。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也产生了集中管理体制的内在弊端，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导致体制僵化，仿佛是“船大难调头”缺乏灵活性，阻碍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转化为现实，倘若某些方面的制度创新发生失误，就很容易给全局性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整个体制运转需要统一领导的权威性，而制度创新需要民主发表不同意见，两者之间处理不当容易产生矛盾，过于强调前者会导致僵化缺乏灵活性，过于强调后者会影响现行体制运行。倘若像陈云同志那样谦虚听取不同意见，谨慎地领导经济建设和制度创新变革，就可能发挥制度潜力取得巨大成绩，反之稍有大意也可能造成巨大危害。

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动员资源的优势，反过来也容易束缚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确实存在着某些限制个人自由的弊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共产党中国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将广阔领土上的大众有效动员起来，为追赶现代化进行了一场‘急行军’，‘急行军’需要有严格的纪律，为此，中国牺牲了某些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取得了较大现代化成就的今天，如何在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个人与社会利益的高度和谐，更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和完善民主，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扬长避短”， 发挥公有制条件下群众能广泛参与，民主范围可涉及到一切领域的优势，探索出一种不仅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对不同方案进行科学试验，建立社会科学的“可控制实验室”，通过实践不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产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有效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避免主观主义仓促推行不成熟的政策，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影响领导人威信，帮助党内外消除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促进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源源不断转化为造福社会的美好现实，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蓬勃发展，有效改善人民生活和增进社会稳定。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区别两类不同的重大决策问题，一类决策涉及现有体制的运行，相对来说有比较成熟的知识和经验，还有一类决策涉及重大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往往缺乏成熟的经验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对于前一类决策问题，关键是提高现行体制的运行效率，督促领导人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应考虑完善“社会承诺制”，将“单向承诺”的办法，逐步扩展到“双向契约”，先通过各种渠道征求群众意见，让老百姓直接“点自己渴望的菜”，对各级政府和公有企业的领导人，提出具体的希望要求和责任目标，再由人大、政协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同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进行磋商，共同制订具体的社会责任契约，监督机构设置和奖励惩罚办法，等等。

近年来，各地政府和企业试行“社会承诺制”，如规定社会服务的各种量化指标，成立有权威的专门监督执行机构，取得了督促政府和企业提高效率， 更好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明显效果。但是，现行“社会承诺制”仍有许多缺陷，如缺乏群众参与“直接点菜”，以搞运动方式推行缺乏持久性，等等。今后应考虑将完善“社会承诺制”，通过试点逐步建立“社会契约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将其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正式列入人大、政协的工作议程，成为社会公众维护改善自身利益，监督和约束政府廉洁勤政提高效率，创造“直接点菜的实惠民主”的重要途径。

对于后一类决策问题，即涉及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人民利益，由于缺乏充分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往往潜伏着较大风险必须谨慎从事。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需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民主决策程序，才能化解风险和维护经济安全。这类重大决策往往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必须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推动不同部门和社会团体充分协商，这样有利于从不同侧面深入考察问题，促使决策方案变得更为全面和成熟，从而更好地兼顾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

值得指出，民主讨论和协商虽能促使认识更为全面，却往往仍无法获得充分可靠的知识，倘若此时由权威部门和领导人来决断，或者通过民主程序由投票多少来决定，仍然不能保证主观意志符合客观规律，从而无法避免重大决策的潜伏风险。此时即使领导或投票人希望权衡利弊，仍然缺少衡量利弊的充分科学依据，惟一办法是通过实践来探求知识，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这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制定重大决策，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科学实验室”。我国应规定凡是制订这类重大决策，必须首先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和协商，然后再初步设计代表不同意见的方案，通过科学的试点程序进行实践检验，通过实践获得更多的可靠知识和经验，了解不同方案的长短处和利弊得失，帮助人们消除意见分歧和统一认识，防止意见分歧导致党内激烈斗争和分裂，在获得充分可靠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最后再由民主投票来作出重大决策，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种种潜伏的风险，确保制订的政策真正符合人民利益。

对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重大决策，应该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规章制度，确保能够公正地组织民主讨论和协商，广泛征求实际部门和社会团体的意见。人大、政协应设立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和社会团体参加，协助政府部门设计多种不同的试点方案，通过实践考察其实际效果和潜在风险，客观、公正地评价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综合分析、总结经验并提出改进意见，力求寻找到效果显著而负作用小的方案，能够妥善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避免社会痛苦或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主协商和试点不会影响领导人权威，也不会耽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因为，这样做能集思广益提出更多的有用思路，帮助领导人树立作风民主的良好形象，避免领导人仓促作出重大决策犯错误，还能通过实践找到效果最佳的方案，取得成绩大大提高领导人的威信。

实践证明，无论是“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还是“三年调整”和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谨慎稳妥地领导工作，强调要通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都取得卓越成绩迅速摆脱了经济困难。那时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及更为紧迫的各项工作压力，如抗美援朝战争，私营工商业改造，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文革”遗留的严重困难，但是，陈云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形势下，就越是要谨慎稳妥进行试点，耐心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经济困难也就随之迎刃而解。恰恰在上述严峻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谨慎稳妥的主张，容易受到党内领导干部的重视。而恰恰在建设顺利的形势下，人们却往往容易麻痹大意，急于求成反而会铸成大错，“大跃进”的惨痛教训，１９９３年的盲目开放区热，都是“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建立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试点制度，能够将陈云同志的宝贵经验制度化，防止领导干部和群众再犯类似的错误，帮助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

改革试点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科学严谨，应该有条不紊地通过有控制的局部试验，探索不同思路的实践效果和长短处。试点应遵循“大胆试验、谨慎推广”原则，对于有效果而负作用较大的方案，也不宜急于推广而应摸索消除负效应办法，即使是效果显著并没有明显副作用的方案，也应通过扩大试点检验稳定性和适用范围，否则仓促推广到超出了适用范围仍可能造成危害。我们应继承陈云同志的全面兼顾思想，力求扬长避短地综合不同方案的优势，探索出全面维护人民利益的最佳方案，尽量消除负面效应不让群众忍受痛苦。

我国应完善多党合作制积极参政、议政，人大、政协应成立专门评价、监督机构，广泛吸收中立专家和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参加，对改革试点工作进行监督和客观评价，提出有关改进、扩大试点和能否推广的建议。由于改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应有权了解某项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判断是否应推广或需继续试点进行改进，这样由人民群众来鉴别“菜”和“厨子”，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并且符合自己味口，防止“厨子”为好大喜功而“乱做菜”，仓促推行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成熟方案。

衡量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而不是领导权威或规范经济理论。这样对推广改革方案提出了严格要求，那些虽然能够扩大局部的经济效益，但不利于社会整体稳定和生产力发展，给人民群众造成痛苦的方案不宜推广。改革初期，党内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的批评压力，促使衡量改革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标准，有效防止了出现“三个不利于”的现象，现在仍应坚持这个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推广改革方案不应损害人民的现有利益，应努力寻找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允许大多数人改善的同时少数人先富，但绝不允许仅仅提高少数人的收入，而降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部分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方案，倘若能通过“做大馅饼”进行再分配，充分补偿部分群众利益下降而有余，才意味着真正是利大于弊可以推广，否则无法进行充分补偿就不宜推广，应继续试点摸索直到找到圆满方案为止，这样才能督促改革者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仓促草率地乱做伤害人民的“菜”。

值得指出，只有坚持这样严格的衡量改革标准，才能避免落入西方设置的“改革阵痛”陷阱，才能确保真正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否则完全可以像西方哄骗俄罗斯人那样，随意将改革的重大失误说成是“阵痛”，将损害大多数人民利益说成是“暂时的”，甚至将导致企业大批倒闭和破坏生产力，也说成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将“三个不利于”也诡辩成“三个有利于”，直到人民知道受骗了却已后悔莫及。

改革试点工作实现制度化和长期化，能够帮助人民通过一条科学道路，尝试制作各种“自己渴望的新菜”，通过参与、监督“试验新菜”过程，确保推广成熟的“做菜方法”。人民还可通过试点选拔领导人，规定领导人只做“自己想吃的菜”， 确保领导人用成熟的方法“做菜”，还试验选拔哪些领导人“做菜最好”。

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卢梭，撰写的《社会契约论》提出的进步思想，推动资本主义民主摆脱了“君主神权”束缚，却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败金钱政治。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民主制定“社会契约”，逐渐将越来越多权力转移到成熟的民众手中，直接“点自己喜欢的菜、做菜方式和厨师”，提供无比广阔的社会制度创新的前景。

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工作，应先从广大群众“直接点菜”入手，然后逐渐扩大到“点厨子”，建立试点选拔“厨子”的科学制度，试验考察“厨师”的“实际做菜能力”，由社会各界组成的专家审查委员会，初步审查、鉴定候选人的资格能力，再由社会公众投票选举待选的“厨师”，这样才能确保选举出可靠的“厨师”，避免“无能的厨师乱吹牛和许愿”，靠蒙骗群众当选后再谋求私利，仅仅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会做菜、乱做菜”危害社会利益，避免重蹈俄罗斯政治改革失败的覆辙。

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的全面、实惠的民主，优越于西方金钱政治的不实惠民主，能够确保社会公众不断改善自身利益，不仅仅能“点自己现在想吃的菜”，还能“尝试各种新的做菜方式”，选拔“确实可靠的、能干的厨师”，“监督厨师”踏踏实实而不偷工减料，采用成熟方法高效率地为自己“做菜”，源源不断地“吃到越来越多的美味好菜”，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范围非常宽广，可涉及到宏观、微观经济等一切领域。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应通过试点制度化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应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注重解决关系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如试点探索社会基础建设的最佳力度，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困难，如何尽快有效解决社会失业的难题，如何帮助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难，如何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和西部开放，推进安居工程解决居民住宅困难，等等。与此同时，其它各方面的改革试点也应深入展开，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行业管理，财政、金融、外贸、商业领域，等等。各项改革都应从多方面进行试点，如国企改革应试点经营责任制创新，强化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等产权改革，改善市场、税收、融资的外部环境，等等。试点工作应广泛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包括各行业、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特别是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群体，这样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切实关心人民利益的实惠民主。

改革试点应采取科学客观的态度，摆脱思维定式试验各种不同思路，如解决紧迫社会失业难题，帮助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难方面，应从宏、微观多种角度进行试验，既要试验“市场”也要试验“计划”，特别是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摆脱迷信市场思维定式的束缚，探索市场与计划调节的最佳结合。近年来，人们深为市场改革的种种痛苦所困扰，与其坚持流行思路苦苦找不到出路，不妨再尝试一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很有可能种种困难能够迎刃而解，因为，这是实践证明的中国改革成功经验，曾成功克服了失业与通胀并存的困难，促进了国有企业实现长期高效益增长，而没有带来“三个不利于”的副作用。难道我们能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就不能也大胆解放一下思想，客观评价借鉴本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我国坚持试验市场与计划的最佳结合，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重要意义，意味着人民将能够直接“点宏观大菜”，包括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困扰，丰富消费与“铁饭碗”并存，充分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国防，优先发展社会需要的特定产业，特定消费积累率和经济比例关系，等等。计划经济虽然有种种弊病，但仍然成功提供过不少“宏观大菜”，如“国防建设”和“铁饭碗”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没有放弃以前的实惠大菜同时，又增添了商品供应丰富的大菜。现在我们也不必迷信市场经济，就放弃以前的“实惠宏观大菜”，还非要忍受社会失业等痛苦，那样市场岂不成了“空头馅饼”，搞不好爆发金融危机还会人财两空。西方指责政府计划是“不民主”，今后不妨通过试点“社会契约制”，让老百姓参与直接点“宏观大菜”，比西方“点厨子”民主岂不更实惠。

试点工作应周密地设计不同试点方案，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难题为重点，重视借鉴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的方法经验，特别应虚心征求经济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因为他们对经济难题的症结有亲身体验，而且通过实践积累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经验。改革方案的设计也需要参考各种经济理论，应参考借鉴多种理论而不仅仅一种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都各有长短处，由于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任何深奥的理论也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因此，理论虽然能对设计改革思路提供启发，但是，直接获得成功改革方案的机会不大，因此，不应偏重经济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课本经济学对教育学生可能是不错的，但不适于向实施改革的政府提供建议，特别是美国教科书过于依赖于某种学派”。因此，我们应力戒偏重“洋理论”，而轻视本国创造的“土经验”，实践中往往是后者更成功，当然，也应努力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我们设计经济改革的试点方案过程中，应有分析地借鉴而不模仿西方模式。俄罗斯盲目模仿西方的失败教训充分说明，简单地模仿西方模式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组织和制度，同生物系统的复杂的构造和形态一样，起源于各自不同客观环境和自身基础，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渐进地演化而成的，简单的模仿或移植必然破坏自我生存基础。我们在借鉴西方的制度模式过程中，应采取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切忌急于求富的浮躁心态，充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仅应该研究西方制度的静态现状，更应该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动态过程，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众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制度要素的相互配合和排斥问题，经过长期试点反复观察其正负效应，进行周密细致的分解、筛选和淘汰，去除不符合国情的西方制度要素。这种科学严谨态度不仅有利于避免风险，还能更好地借鉴西方制度模式的合理成份，取芜存箐创造出更为优越的崭新社会制度。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制度中任何有益成分，这方面不应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但是，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革试点，由实践验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不仅有局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还必须有利于社会整体长期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许多人出于急于求富的心态，迫切希望引进中西方根本差异的制度，如推行私有化和多党民主制等等。这些作法看似“胆大”实为“冒失”，很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的局面。这些中西方截然相反的基础制度，实际上是制度借鉴中应尽量回避的，否则会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自我基础，就像生物会产生致命的“异体排斥反应”。

   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改革面临着很多复杂新情况，经济学课本又无法提供现成答案，因此要求进行试验，不是一个试验而是很多试验，需要同时进行很多的试验，找出“究竟什么是可行的”。改革试点应该设计不同思路的多种方案，应借鉴各种不同经济理论流派和实践经验，甚至包括相互矛盾或对立的理论和经验，因为任何经济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仍然有其相应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解决经济难题往往需要多种办法互相补充。倘若仅仅根据某种‘规范的经济学理论’，设计和试点单一思路的改革方案，而实践中又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就可能耽误找到解决经济难题的有效办法，迫使我们为解决紧迫困难而‘病急乱投医’，大大增加经济改革的潜在风险。更何况，西方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往坏里说是“误导”害人的。

应根据设计的各种改革方案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地区或企业进行试点。倘若某种改革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应该考虑进一步扩大试点的范围。敞若某种改革方案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我们暂时不宜贸然扩大试点范围，而应该深入地分析效果不理想的原因，适当地调整设计方案和进行试点的思路。改革试点还应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有控制的局部试验方法，有意识控制不同政策变量和环境参数，弄清那些政策措施或外部环境因素，对改善经济效益产生了多大实际影响，不仅对于今后实际制订改革政策，而且对经济学进步也有重大意义，能为理论创新突破提供科学依据。

改革试点有可能出现似是而非的困惑情形，许多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试点方案，都能够在试点实践中找到支持或否定的证据，这种矛盾情况恰恰有利于深入认识复杂的经济现实。我们应深入分析改革试点出现的矛盾证据，各种不同的方案究竟在何种地点、时间和客观条件下，引起了何种正面的或负面的实践效果。我们不应抱有任何教条主义偏见，仅仅收集支持某种理论方案的证据，而排斥或忽视有利于其它方案的证据，仿佛像“盲人摸象”一样争论不休。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客观而且严谨求实的态度，深入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长短和适用范围，特别是导致各种方案有效和失效的具体原因，这样才能在正确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和力度来推进改革，才能综合运用多种改革方案相互取长补短，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面临的各种复杂难题。

人们的思维往往存在着片面性，如“市场与计划”，“开放与保护”，“承包制”与“股份制”等等，在现实中都存在着正反面效应，容易被看做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机制，实际上，这些手段机制都各有特殊功能与长短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时期和条件，我们应抛弃机械的片面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地将它们人为对立起来，完全可以因地制宜辩证地对症下药，探索各种政策手段的最佳结合，促使它们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挥威力，这样很可能创造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甚至远远优越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

还有人不愿意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只要是改革开放就会利大于弊，这仿佛是不愿意区分药的适用范围，认为药能治病就必定利大于弊，其实，药超出了适用范围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害人的毒药。有人只谈市场、开放不谈计划、保护，就仿佛只懂得用 “阳性补药”，不懂得用“阴性凉药”，一旦“阴阳失去平衡”，补药也会变成毒药。治病必须辩症下药不能乱来，需要有许多味药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功效促进阴阳平衡，病人才能治好病恢复健康。

设计改革试点方案应采取多样性原则，有利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局限性，充分开拓制度创新的巨大潜力。当然，试点应重点放在有较多经验积累，有适当理论支持的几种主要思路，适当兼顾试点机会较小的思路，有时偶然发现也能产生重大突破。在推广成功方案上也应保持多样性，即使某些方案从整体上看不适用，仍然保持进行少量的长期试点，可以长期观察对比方案的利弊得失，有利于完善主体方案和推动理论研究。某些方案虽然缺乏整体上的适用性，但仍然有局部的或特定时期的适用性，少量保留并推广有利于增加多样性，满足不同地区和社会团体的特殊需要，而且当整体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甚至可能成为整体上的必要制度选择，因此，适当保持制度创新试点和推广的多样性，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制度偏好，有利于增强整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不受西方垄断资本狭隘私利的束缚，提供更大的制度多样性的兼容性，“一国两制”正是这种优越性的成功体现。从长远来看，我们采取科学严谨态度进行多样性试点，将充分开拓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高度和谐，更全面兼顾各种社会团体的利益需要，必定能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崭新社会制度。

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进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使改革试点工作长期化和制度化，以科学严谨态度进行大胆创新，有效地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难题，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痛苦代价，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重大风险，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源源不断化为造福人类的美好现实。

< 建立改革开放的“科学试验室” >

无论是识破美国隐蔽经济战的陷阱，避免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还是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我国创造的改革试点方法都有重大意义。同俄罗斯盲目模仿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衡量改革的是“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而不是书本或西方国家的规范经济模式。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先试点，是否推广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为提高人民生活带来实惠，是否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这种作法看似“既不全面又不系统”，但是，实践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逐渐地越来越全面、系统地为我们揭示出，真正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改革规律性，而且这些规律性往往是经济学家头脑中，书本上以及外国都没有的真正创新，我国农村承包制的成功就是一个突出例证。

我国改革采取的“先试点、再推广”的作法，可以说是对人类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伟大创举，为人类有意识进行制度创新和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了“科学实验室”，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代价具有着重大意义。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重要优越性，就是能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调整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短期任务，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长期任务，但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必然潜伏着风险，我们必须探索出一种科学的方法，既能充分尝试各种改革的思路和机会，越来越多地释放社会主义的潜力，同时又能避免制度变迁的潜在风险，灵敏地识破西方蓄意设置的改革陷阱，防止国民经济运行发生秩序混乱，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震荡代价。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建立改革开放的“科学试验室”，实现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伟业的大事，其意义远远超过某项具体改革成就。

某些西方学者出于反对社会变革的目的，对于任何社会试验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声称社会过于复杂不适合作试验，“革命”以社会为试验场不道德代价大，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这种试验有的是由众多私人分散地进行的，有的则是由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进行的，尽管有些试验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试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包括野蛮的殖民掠夺甚至世界战争等等。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亲身体会过殖民掠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不会忘记群狼争夺造成的社会痛苦。正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灾难，却堵塞为了争取社会利益的试验机会，才迫使人民选择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人民无法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痛苦，进行革命和反抗斗争乃是正义事业，是为了阻止不道德掠夺必须付出的代价。

旧中国曾经沦为西方列强掠夺财富试验场，某个列强国家的私人资本进行的分散试验，不论采取何种手段获得了牟取暴利的成功，立刻就会招来众多列强国家的资本竞相效仿，这种分散试验仅仅降低了资本掠夺的风险，却大大增加了中国承受的社会痛苦。近代世上，尽管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付出过巨大代价，但是，人们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因为，他们甘愿为挽救民族危亡承担巨大牺牲，他们希望建立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能采取和平而不是暴力手段，在整个社会利益相互和谐的基础上，为争取社会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私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进行制度创新。

的确，社会主义为此开拓了无比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缺乏经验，没有认识到社会制度创新的复杂性，也曾犯过错误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例如，在解放初期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后，有些领导人和群众盲目乐观头脑发热，脱离生产力发展需要搞生产关系升级，结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犯了错误。更为令人遗憾的是，领导人关于经济建设不同作法的意见分歧，甚至导致了党内不正常的尖锐斗争，后来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损失。尽管解放后经历的这些错误挫折，丝毫无法抹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无法抹杀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巨变，但是，当年许多盲目乐观的人们回想往事，仍然对付出不必要的巨大代价后悔不已。倘若当年人们的头脑更为复杂冷静一些，也采取先谨慎试点再逐渐推广的办法，历史悲剧或许能够很容易地加以避免，人们或许很容易纠正自己的认识缺陷，党内领导人也许能较顺利达成意见统一。

由此可见，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阶级对立，为从社会利益发出进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福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开创了广阔前景，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现象如此错综复杂，人们往往难以准确认识和运用其规律，因此，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仍然潜伏着巨大风险。有人说社会过于复杂因而不适于作试验，不如说正因为社会复杂才必须试验，而且有控制的局部试验获得充分成功，并且检验其稳定性和适用范围之前，不适于随意推广某种新的政策和制度，否则拿整个社会作试验风险太大。这就像一项新的生产技术、产品或药物，即使从理论上说具有很大潜在优越性，仍然必须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其效果，然后在试验车间先进行小批量的生产，经过充分考验之后才能投入社会市场，否则很可能因为不成熟或缺乏经验，仓促地大规模生产投入社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失误甚至巨大危害。

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恰恰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人们容易采取谨慎摸索的态度，往往能克服困难取得很大成绩，而恰恰取得成绩经济形势较好时，人们稍有麻痹大意盲目乐观，简单惯性思维忽视现实的复杂性，反而容易犯错误甚至造成巨大损失。解放初，我国经济基础遭到了长期战争破坏，还有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困难，还面临着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但是，在陈云同志谨慎稳妥的领导之下，经济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早在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主张重大决策要先试点摸索经验，看准了后再逐步地向全国推广。即使是改造旧中国的海关等机构，组织城市同业公会加入工商联，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也反复强调，“在变革中，应该采取稳重审慎的步骤”，“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需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民经济管理办法需要采取新措施，陈云同志又再三强调，“这些措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谨慎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取得辉煌成就后，有的领导人过于乐观急于求成，将谨慎稳妥的办法批评为“右倾保守”，结果在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之下，盲目推行“大跃进”造成了巨大损失。１９６２年，陈云同志为调整时期纠正以前错误，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他坚持采取深入调查和谨慎摸索的办法，他认为制订调整措施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看准了以后再推广”，“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调整时期的工作部署上，陈云同志强调，“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要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４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我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与俄罗斯激进改革惨败形成鲜明对比，同陈云同志再三强调要谨慎稳妥有很大关系。陈云同志赞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他曾在１９８１年９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改革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他也提醒大家必须采取谨慎稳妥的态度，要“摸着石头过河”。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不能急于求成，改革固然要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同志说，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也势在必行，但是也应该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一定要循序渐进地稳妥进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支持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同时提出了改革应稳步前进的思想和方法，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妥求实。１９８５年９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

有人认为陈云同志的谨慎态度是“保守”，甚至认为是不赞成或反对改革开放，误以为是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实际上，人们稍微回顾就会知道“谨慎稳妥，乃是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解放初稳定物价治理严重失业，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五计划时期，陈云同志始终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提醒人们务戒简单片面和急于求成，采取谨慎稳妥和全面兼顾的工作方法，难道说陈云同志这样做也是反对计划经济？或不赞成自己领导下制订的政策措施？事实证明，陈云同志一贯采取的谨慎稳妥态度，恰恰是为了更好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仅丝毫没有耽误反而出色完成了任务，确保这些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陈云同志曾在旧上海从事经济工作，堪称是我党懂得市场经济的领导人之一，恰恰就在５６年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他比较党内其它领导人都更早地指出，应保留市场调节和个体经济的成份，调整时期工作还曾实施过“包产到户”，显然，陈云同志的超前思维堪称是改革的先驱。改革初期，党内对改革的认识和信心尚不充足，许多改革措施没有陈云同意很难推行。陈云同志一方面赞成支持改革方针，一方面再次反复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经过试点探索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他的谨慎态度绝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而是坚持了“一五时期”和“调整时期”，由实践证明非常成功的一贯工作方法。现在人们回顾一下，陈云同志始终坚持谨慎稳妥工作方法，不仅为新中国前３０年取得辉煌建设成就，还为保证中国走上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避免了俄罗斯急于全面模仿西方模式，盲目推行激进市场改革遭到巨大灾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历史贡献，其功劳恰似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巨大贡献。

党内许多干部出于革命时期养成的传统，工作有魄力但粗心不善于作细致思考，总是喜欢大刀阔斧地改造生产关系，怀疑陈云同志的谨慎态度是否必要，担心会影响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革年代又担心谨慎会影响解放思想，嫌“先试点再逐步推广”速度太慢，妨碍一步迈入规范的市场经济模式，主张大胆改革直接拿整个社会作试验，甚至主张向相反方向搞生产关系变革。战争中难免有牺牲勇气和魄力是重要的，但搞经济建设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更重要的是符合复杂的客观经济规律，而经济规律如此复杂远远超过理论，必须进行细致观察和谨慎稳妥的探索，稍有粗心大意或主观主义脱离实际，就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许多干部认为大胆地闯才能干出成绩，工作方法粗心还是细心差别不大，但事实证明，两者的实践效果仿佛天壤之别，细微之处恰恰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今天西方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无法兼治，但是，新中国刚成立遍地战争创伤困难重重，还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却创造了奇迹，“恢复时期”国民经济顺利高速增长，不仅同时战胜了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还支援抗美援朝打败了头号世界强国。“一五时期”，陈云同志全面兼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不仅工业化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干部、工人还年年长工资提高生活水平。尽管“一五时期”打下了良好工业基础，领导人和群众稍有盲目乐观粗心大意，竟然在大好形势中犯了“大跃进”错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经济损失。当年陈云同志领导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热情关怀、大胆使用资方管理人才，创造了平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奇迹，成功地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后来许多干部群众认为“左”就是社会主义，惯性思维粗心大意不作深入的思考，甚至将党内矛盾也转化为了敌我矛盾。以前有人思想简单地热爱社会主义，认为惟一危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现在却大彻大悟认为旧体制是万恶之源，不分“姓资姓社”盲目崇拜西方市场经济，殊不知，这种粗心大意的简单、片面思维，无论搞“左”或“右”都会造成灾难。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尽管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成就卓著，但是，他却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自己是党内懂经济的领导人自居，一贯强调要谨慎稳妥“摸着石头过河”，随时了解情况变化不能单凭经验办事，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多听不同意见从正反面考虑问题。正是因为陈云同志深知经济规律复杂，远远不是某一时期的经验所能概括，也不是领导人权威和群众热情所能左右，才强调改革必须经过谨慎试点摸索经验，广大干部必须提高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认识规律总结经验要“全面、反复、比较”，要力戒思想方法简单、片面的危害。陈云同志还反复告诫经济领导干部，人们常常胜利时容易疏忽、骄傲犯错误，在取得较大工作成绩的情况下，要看到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多，“不能疏忽，要时刻小心，谨慎从事”。陈云同志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也可以再跌筋斗。

也许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经验丰富，不仅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所知”，还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哈佛年轻经济学家萨克斯曾指高气昂，运用复杂数学模型指导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在遭到惨败后垂头丧气不知所措。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享有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声誉，却从不以为会玩数学模型就是知识丰富，早就指出教科书或许适合于课堂教学，却远远不足以指导复杂的改革实践，改革应该从试验多种不同方案入手，以实践效果而不是规范理论为衡量标准。斯蒂格利茨作为资深经济学家，同经验丰富的陈云同志看法相似，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斯蒂格利茨先生指出，西方学者曾嘲笑社会主义是搞乌托邦试验，但是，如今他们公文包中装着西方正统教科书，飞到前社会主义国家大搞“休克疗法”，仿佛是进行相反方向的乌托邦试验，而且拿整个社会作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俄罗斯灾难正是盲从西方教科书的结果。

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曾贬低中国渐进改革，“不全面、不系统、不符合市场规范”，但是，斯蒂格利茨先生却大为赞扬中国模式，“中国人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讲就对这种思想方法具有免疫能力，但他们似乎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教训，已经‘将它从他们的制度中除掉了’。当他们开始为市场经济选择一条道路时，他们选择了渐进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并且是非理想化的实用主义道路。他们有着这样的至理名言，‘了解所做的事情中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尽管专家向他们保证再向前跳一大步就可以越过深坑，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跳下山崖。相反，俄罗斯人在用正统课本模型武装的先知的引导下，选择了一个更加乌托邦式的改革道路。他们这回可真正理解了‘并不是你所不知道的会伤害你，而往往是你所知道的会给你带来伤害’这句老话的意思了，但代价却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