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人”到“我们”

索飒

    “当我死去的时候，
　　也希望像祖先一样，
　　被葬在一个泥坛子里，
　　紧贴着它黑暗、清凉的腹壁。”
　　
　　厄瓜多尔，这个以“赤道”（Ecuador即“赤道”）命名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国家，我与它的第一次感情交往，大概来自这支忧伤的民歌。苍凉、低沉的，像那里的山民爬坡步伐一样平缓的旋律，不仅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血流中。这回真的到了厄瓜多尔，它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安第斯山国家，其首都基多被赤道穿过，海拔二千八百米。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越了当年哥伦布花了一个月才渡过的大西洋，在一个位于委内瑞拉眼前、却古怪地属于荷兰的小岛Bonaire补充给养、更换机组之后，依次向西飞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这一连串安第斯山国家。我早早换到窗口，渴望地俯视今生也许无缘用脚踏上的这片宽阔山体，艰难地辨认着在云层下闪烁的农田、农舍和蜿蜒山路。

　　安第斯山是世界上最长的绵延不断的山脉，长达九千公里，宽处近五百公里，大部分山峰在海拔三千米以上。山脉如一条纽带联结着一批南美国家，像天然屏障耸立在太平洋沿岸。发源于雄浑山脉的道道河流养育着东西两个方向的人民。安第斯山注定要成为拉丁美洲尊严的象征。诞生于山海云端的印第安人排箫曲《雄鹰飞过》传遍全世界，甚至被配上了英语歌词。十九世纪独立战争时期，阿根廷起义将领圣马丁率领的“安第斯山军”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隘，解放了智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加强区域兄弟合作，安第斯山区的南美国家建立了“安第斯山共同体”。而早在十八世纪，一个高傲的欧洲教士却病态地谴责美洲的“无序”，质问为什么美洲的山脉不像欧洲的山脉整齐地由东向西排列、却怪诞地呈南北走向？

　　在进入厄瓜多尔上空的航线上，我看到了难忘的景观：穿出厚厚云海、在阳光下银光闪闪的巍峨火山，好像天堂里的日本富士；不止一座，其中之一是海拔接近六千米的Cotopaxi火山。有人说，如果考虑到地球是椭圆的，位于赤道的厄国雪山从地心的实际高度可能高过中国的珠穆朗玛。在惊叹中，又有一座如雾海明珠般的高山湖泊被缓缓甩在机翼之后……

　　厄瓜多尔坐落在火山、地震带上，历史上记载过许多次真正的“山崩地裂，沧海桑田”。2000年，Chimborazo省El Altar雪山的崩塌曾使一块一百五十万立方米的巨石垂直坠下九百米，落入黄湖，造成湖水肆虐泛滥。抵达首都基多后，当地朋友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向我描述：要是天气晴朗，你在城里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那年火山喷发，壮观的景象就像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

　　这样的地理应该养育相应的民族，六七年前我曾凭感觉描写过：

　　“安第斯山区一带的山系仍处在地理概念上的造山运动过程之中，仅中美洲就有二十四座活火山，是世界上火山最集中的地区。巍峨庄严的火山如一个神秘的隐喻，屡屡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墨西哥有一位画家擅长火山题材，他甚至乘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火山群，这样的写生大概是很独特的。在这块仍在生长的大陆上，三十多个国家也如同一座座活火山，当地火腾空时，灼热的熔岩像是从迸裂的血管里溅涌而出的血流；当岩石巨人沉默时，地心的潜流不安地蠕动，酝酿着新的喷发。很难给这样的大陆换血，也很难预料它生动的行为轨迹。”

　　事实在一次次印证我的直觉。

　　我们下榻的旅馆正对着基多市著名的El Ejido公园，又赶上星期日；像以往一样，年轻的艺术家们在沿街的一面摆满了他们的美术作品，它们表现着独特的拉美风格：粗犷的线条，夸张的透视，夺目的色彩，变形的体态。对时间紧迫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即时民间艺术馆。在如此宁静中，谁能相信，就在几天前，自发的示威人群曾从四面八方涌向基多，硬是让总统提前两年下了台；而且就在我们的所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会议在海滨城市瓜亚基尔召开的当天，基多又爆发了要求解散议会、实行彻底政治改革的民众游行。曾被政府斥为“痞子”、继而以“痞子”自我命名的民众抗议运动的中坚竟是妇女、青年和印第安人。我们翘首仰望贴着“痞子之家”的高楼玻璃窗，却已买不到刚出版即脱销的《四月的痞子运动》一书。很有意思的是，在飞机上，我正看完一份国内出的参考文章，介绍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的“工商文明”如何面临“暴政”和“暴民”两大敌人。拉丁美洲正在发生的历史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解释吗？

　　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前，这位今天被赶下台的总统、当年的上校，曾经因拒绝向抗议的民众开枪而被捕入狱，后来又是靠着以印第安人为主的民众支持、于两年前击败本国百万富翁“香蕉大王”赢得大选执政。“他为什么又被赶下台了呢？”我们急切地询问。“因为他背叛了我们！”

　　谁是“我们”？

　　在厄瓜多尔的几天里，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我们”的主体就是往日影子般的、被体制视为草芥的印第安人。

　　幸亏1992年我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五百周年之际的墨西哥城有过振聋发聩般的见闻。我亲眼看见了徒步来自全国各地的墨西哥印第安农民一张张沉默的面孔。他们手里举着象征印第安养育之神的玉米秸，低着头，神情严肃，在沙球等印第安打击乐器的伴奏下跳着祭祀性的舞蹈。在那鲜明而又单调的节奏里，人们听到的似乎是顽强存活的语言，是默诵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亲耳听到了路边市民们自发的呼声——“正义”、“正义”，声浪在激动的情绪中颤抖。所以，后来当1994年1月1日——“新自由主义”式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墨西哥爆发恰帕斯游击队运动时，我没有感到诧异。在写成于1997年的《丰饶的苦难》里，我写进了“五百周年”时的抗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然而，我并没有充分估计到，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起点。

　　苏东解体、布什当选、9·11、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新世纪里的“地球像一个被磨圆的骰子，/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引用秘鲁诗人巴列霍当年的诗句）。此时，拉丁美洲却传来了异样的声音，一个接一个的“新自由主义”总统被轰赶下台，一个接一个的左翼政府当选执政。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政党、工会、学运等传统领头角色被真正的“老百姓”取代，而“乌合之众”的主力竟是昔日只配在道边卖艺乞讨的红脸直发印第安人。我们被告知，这一幕历史的起点就在十几年前十月十二日（“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日）那个神秘的日子里。那天，印第安人改写了世界历史，庆典在整个拉丁美洲变成了抗议，历史书上的“发现”新大陆字眼被暧昧的文明“相遇”、文绉绉的文明“碰撞”或直截了当的“入侵”取代。

　　从此，拉丁美洲的抗议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像干柴，使这堆烈火越燃越旺。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历史主角。在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印第安人口众多的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中出了女外长（与代表上层统治阶级的美国黑人政客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议会独当一面，他们在电视台与独霸舆论的知识精英尖锐“对话”。印第安人悄然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律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关于印第安人命题的话语中，第一人称的“我们”正在逐渐取代善意的代言人口中的“他们”，以及权势口中被侮辱蔑视的“他们”。连世界银行也在积极举办印第安人才培训班，他们终于意识到，要解决拉丁美洲日益令人头疼的“执政能力”问题，必须让占人口多数的“边缘人”来领导国家。
　　

　　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义。是公然的“不义”、是天理不容的“不义”使不义的最大受害者勇敢地站了起来。所以不应该绝望：早晚有一天，这个世界造就的“异化”、荒谬到极端的“异化”，会颠覆这个貌似坚不可摧的世界。
　　
　　幽灵
　　
　　一个幽灵在美洲徘徊。这个幽灵曾是这片大陆的主人，他们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1992年“五百周年”之际，阿根廷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曾说：“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他们终于活到了今天吧！”

　　当十五世纪末西方人到达美洲之际，那里不是茹毛饮血的食人生番居住的荒野，而是一片异样文化的大陆。当年西班牙人的“发现物”中有像当时的巴黎、伦敦、北京一样大的、拥有十万人口的墨西哥古城特诺奇蒂特兰和秘鲁古城库斯科。

　　保加利亚籍法国作家托多罗夫在其被广泛引用的《征服美洲与“他人”问题》中写道：“如果说我们哪一次准确地使用了种族屠杀这个词汇，那么就是在这个例子上。我认为，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那都是一次创纪录的行为：90％以上的、绝对数字达到七千万的人口遭到灭绝。二十世纪的任何一场大屠杀都无法与此‘大灾难’相比。”

　　古巴岛是最早被“发现”的土地之一，今天的岛上只有来自欧洲的白人、来自非洲的黑奴以及黑白混血人的后裔。岛上原有的三十万印第安居民哪里去了？他们已经断子绝孙！

　　所有用文字、用美术作品把美洲大陆描写成光怪陆离的蛮荒之地的西方知识人，都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这场种族屠杀。

　　没有战争法庭，没有历史昭雪，没有道歉赔偿。只有几个善良的灵魂，几声孤立的呐喊，直到五百年后艰难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后代自己站起来，从幽灵变成主角，为自己、为历史伸张正义。所以杜塞尔说得很对，如果“五百周年”要庆祝什么，那就庆祝印第安人活下来了吧。他们忍辱负重，放弃了其祖先采用的集体自杀，所以他们活下来了。他们是丑陋的有色人种，没有那么多人愿意与他们混血，所以他们集体留下来了。

　　那么今天在拉丁美洲究竟有多少印第安人？有近四千万（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人口）讲四百多种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生活在拉丁美洲各个角落。在阿根廷、乌拉圭这样的移民国家里，他们是极少数；在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混血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他们是少数；而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这几个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分别占到了20％、40％甚至50％以上！

　　以秘鲁为例，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该国印第安人口占41％，约九百万人；据国际大赦等世界组织统计，这一比例超过了50％。同时这一人口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该国官方资料，秘鲁的贫困和赤贫阶层集中在农村，集中在印第安人居住的边远村落。大约79％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9.8％的印第安人仍然是文盲。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最宝贵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属于他们的“领土”。印第安人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耕作方式、与大自然和谐的文化观念都有赖于属于部落的土地。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进，土地的价值越来越昂贵。秘鲁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颁布的新土地法规定国家有权将部分原属部落的土地以拍卖或特许的方式转让给私人开发商，因为“印第安人”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在哥伦比亚，直至1991年才通过宪法第一次正式承认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

　　近年来，情况进一步恶化，全球化经济的狂潮正向印第安人居住的原始森林、亚马逊流域泛滥。这些以利润为上帝的经济动物，像当年掠夺黄金、白银的老殖民者一样，无视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无视地球上残存宝地的环境保护，无视蕴含不可再生文化资源的印第安生活方式的毁灭。

　　旧账未清，新债又起，种族毁灭的历史仍在继续。近几十年来，秘鲁印第安居民与西方矿产石油公司不断发生冲突，智利水电站的修建威胁着淹没印第安人的墓地，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石油开采（中国公司亦在其中）与印第安部落的冲突一触即发……

　　正是陷于灭顶之灾的危机造成了他们的崛起。

　　世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印第安人已经组织起来，而且正在走向成熟。1997年秘鲁全国各地区印第安部落的几百个代表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秘鲁人权及印第安人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秘鲁印第安人常设委员会”，并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团结了全国的印第安人组织，直到2000年成功举行了规模庞大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厄瓜多尔，以“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为主体的“帕恰库蒂克运动”（Pachakutik是印加帝国创立者的名字）是该国反对派政治力量的领头人。在玻利维亚，阿依马拉族印第安人组织“帕恰库蒂印第安运动”及代表克丘亚族印第安人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也都是该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后者为全国第二大政治派别。

　　在其政治组织的带领下，印第安人民的斗争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厄瓜多尔，甚至导致了宪法的重大修改。1998年修改后的宪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内容。基本法中规定：“厄瓜多尔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团结的、独立的、民主的、多文化及多种族的法制社会实体”，“国家尊重并鼓励厄瓜多尔人各种语言的发展。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对于各印第安民族，克丘亚语、舒阿尔语及其它古老的语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具有官方效应。”在国家主要义务的条款里，也出现了“国家应加强多样化基础上的民族团结”、保护自然、文化资源、根除贫困、反对腐败等重要政治、社会、文化内容。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议运动成为世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重要一环，后者也是前者的重要参考和强大依托。在连续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等国际集会中，印第安人组织是重要的会议成员和发言人，而2004年第一届“美洲社会论坛”就选择在印第安人口占20％的安第斯山国家厄瓜多尔举行。
　　
　　他人
　　
　　在古巴爱国志士何塞·马蒂的名篇《我们的美洲》里，有这样一句话：“Con una frase de Sieyés no se desestanca la sangre cuajada de la raza india.”我对这句话现有的中文译文一直耿耿于怀：

　　“西哀士的一句至理名言也难于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焕发热情。”（西哀士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我认为较贴切的译法应该是：

　　“仅凭西哀士的一句至理名言，印第安人凝固了的血液不会恢复流动。”

　　且不说译者修养对遣词造句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在包括这位译者在内的许多人心目中，印第安人的“冷漠”形象大概已经是既定印象。但我想，印第安人绝非天性冷漠。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丽的彩陶、多彩的服饰、欢快的曲调流传下来？当他们在暴政下不得不选择集体自杀，当殖民主义者肢解了自杀者的尸体，以无法进天堂相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地生存以来——他们就成了沉默的人群。

　　于是，失去了话语权的印第安人成了各种代言人话语中的“他们”，而“代言人”也就永远有一个如何面对“他人”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拉丁美洲话题，这是与文化不平等同时存在的世界性话题。

　　早在六年前仅出了一期的《人文地理》试刊“发刊词”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
　　
　　随着关于印第安人文化讨论的深入，代言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所谓“人类学”、“社会学”内部早已出现了批判的声音，谴责那种把印第安人问题当作“原始文化”或仅仅是“民族文化遗产”来研究、而无视他们紧迫的生存现状和现实斗争的冷漠倾向。

　　令人欣慰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和现实进程中，始终有一大批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代言人。十五世纪的墨西哥恰帕斯州主教拉斯卡萨斯、二十世纪的墨西哥恰帕斯州民族解放军副总司令马克斯，仅仅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印第安人运动在这片大陆获得发展，不能不说与拉丁美洲文化中的“同情心”有关。

　　几年前，我无意之中读到一份墨西哥某技术学院的不定期刊物《空间》。薄薄的几页纸使我非常感动，至今不能忘怀。为了说明正在阐述的这个如何对待“他人”的命题，我又翻箱倒柜把它找了出来。

  　1998年4月，该校的一批青年学生和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到游击队活动的恰帕斯地区进行了四天访问，这本朴素的刊物记录了参加者的心得体会。出版者“前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很简单，这群墨西哥年轻人希望他们的声音被传达出去。印第安人有一句口号：让‘我们’缺席的墨西哥再也不要出现。我们离这句话不远。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诺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恰帕斯，为了墨西哥。”

　　一个叫玛丽娜的姑娘在她的感想结尾写道：“我在恰帕斯获得了一件珍宝，那就是一个决心。面对这么多人必须忍受的非人道生活，我决心再也不闭上眼睛。我不会继续等待政府或‘超人’来改善这些满面泪水的人们的生活境遇。我个人当然无法全面或部分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我肯定要做一些事，我绝不会再当沉默的同谋。

　　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找到他们自己的‘恰帕斯’，并由此做出他们的决定。”

　　在不止一个人的“体会”中，不约而同地出现“同谋”、“内疚”的字眼。

　　再举一本纯学术书为例，作者为纯学者——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厄瓜多尔分院的人类学研究人员。这本书的题目是《生存的权利：多样化、民族特性与变革（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的法律人种学）》，出版于2004年。题目听起来很学究化，但实为一本很有正义感、人情味和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人类学中的法学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期，1980年代初，法律多元化的观点受到重视。作为印第安人及其盟友斗争的结果，1998年修改的厄瓜多尔宪法将文化多样性的文字写入了基本法。利用这一法律余地，该国一些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有良心的学术活动。他们与财力雄厚的环境保护组织、全国性印第安组织、印第安部落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进行了跨学科、多文化、多语种的调查研究。研究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与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直接用当地民族语言采访当事人。最重要的在于他们高尚的出发点是为了澄清：“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如何在法律多元化的背景下行之有效地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他们的法律与国家正规法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协调关系？厄瓜多尔法律多元化的前景如何？它对建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权利体系有何积极贡献？”（见该书第17页）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法学的角度证明“边缘”文化的存在价值。

　　学者们明确表明他们的“学术研究”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几十年来日益取得共识的人权问题首先要求恢复人的生存权利，这意味着所有人有权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当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理解了这个原则、并从政治和法律上付诸实践，我们才能够谈论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否则，我们必须指出，现行国家是排他的国家，是无异于前殖民地时期的、听命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国家。”(见该书第12页)

　　研究者在前言中尖锐地指出：“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是可憎的，它规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责。不懂什么法律？当然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从原住民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说：先生们，你们不懂得我们的法律，因而同样不能免于罪责。”（见该书第13页）

　　学术在为弱者伸张正义的道路上接近了文化和政治的颠覆。

　　研究者对印第安人社会中诸如领土资源、财产争端、仇杀、酗酒、奸情、首领谋取私利等许多案例进行了有意思的调查，并跟踪观察部落居民如何在传统法和部族权威的指导下，根据和谐、团结、调解的原则，有效地解决争端，实行自我管理。研究者指出，印第安部落法律原则的背后是天人和谐的宇宙观，它重视的是共同的利益、集体的幸福，这是一种与优先私人利益的现行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非常不同的文化存在。

　　结论是：既然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不同的法制社会，那么，现行法律文化就应该是多元化的。这是一个迟到了五百年的认可。
　　
　　我们
　　
　　近十几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在有关印第安人的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着“我们”这一第一人称表达。印第安人再也不是单纯的给研究者们提供情况的“报告人”，他们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

　　危地马拉基切族妇女里戈维塔·门楚是他们当中一位象征性的人物。门楚当过种植园童工、女佣。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农民运动领导人，门楚勇敢地继续父兄的斗争，并成功地利用了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1982年，在一位法国女作家的帮助下，门楚写出了自传，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十一种文字再版，引起国际社会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普遍关注。自此，门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奔走呼号，足迹遍及二十八个国家，并在19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之际，参与组织了许多国际性重大抗议活动。这一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埃沃·莫拉莱斯小时候是玻利维亚克丘亚族的一个穷孩子，是七个兄弟姐妹中存活下来的三个孩子之一，其余的都夭折于一两岁，这是印第安农民家庭儿童的一般存活率。埃沃·莫拉莱斯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捡游客扔掉的桔子皮嚼着吃，是整整一个星期在饥寒交迫中轰赶五十只羊驼的经历。而今天他从羊驼的后面走到了人群的前面，勇敢地领导着玻利维亚全国性第二大政治力量——“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他成了让右翼害怕的雄辩的国会议员，受到全世界的邀请，访问过几十个国家。

　　哈维尔·拉霍是秘鲁克丘亚族学者，他不仅参与组织了“秘鲁人权及印第安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秘鲁印第安人常设委员会”，创办了《印第安人民》及《帕恰库蒂》等杂志，还发表大量理论性、政论性文章，阐述印第安世界观的独特价值，回击西方理论精英对各种边缘文化公开和隐蔽的挑衅、诬蔑。2004年底，他发表了重要的长篇论文《从印第安文化的角度看西方暴力》。这篇足见功力的文章从古希腊哲学讲到现代殖民主义，代表穷人世界、弱势群体有力地“解构”了当前这场针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荒谬的“反恐”战争。他认为，西方社会是在排他主义的、通过暴力推行的神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化也许是最讲暴力的文化，殖民主义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种族灭绝，如此暴力只能从文化根源上来解释。西方文化把绝对真理、惟一存在的抽象原则混同于大自然与生命运动本身，无法理解他人生存和大自然存在的哲学根源。哥伦布的真正动力是在全世界推行基督教，黄金只是神对战胜者的奖赏。而印第安文化中的辩证概念与这种排他主义文化迥然不同。

　　2005年伊始，拉霍的论文集《受损的主权》出版，由该国圣马科斯国立高等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作序。拉霍在前言中明确提出要“重新用第一人称表述印第安文化，恢复我们的政治地位”。他认为自西方人抵达美洲以来，在两万年间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化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异化，因此现在的主权是“受损的主权”，争取独立、重建安第斯文明秩序的斗争仍在继续。

　　随着“我们”的显现，印第安语言的重要性也突出起来。用印第安语直接撰写的新文本陆续出现，如在1992 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基督教哲学国际代表大会上出现了用克丘亚语提交的论文《安第斯山美洲的文化现状及其前途》。关于印第安语言，带有印第安人血统的、秘鲁“安第斯思想学会”学者马里奥·梅希亚·瓦曼这样说道：“我们建议，让土著语言成为给美洲哲学加封地区和大陆本色的语言。具体在我们这一地区，指的是克丘亚语。因为，其它语言——比如说古希腊语、德语、英语或法语——所表达的概念只能反映那些民族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宇宙观和需要。我们希望这一要求成为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要求，让他们用发自内心的、自己的方式表达经济、文化和精神上的愿望，以便使他们的生存有内容、有意义，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附状态。”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的斗争像一面镜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呼唤着正视、理解和思考。西班牙当代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说过，“一种不承认边缘文化丰富性的文化注定要遭到诅咒”，一个自私的、无视他人生存境遇的民族必定会受到惩罚。记得许多年前，一位女士谈起俄罗斯“艳女”在深圳的歌舞厅生意很好，但已不够时髦，希望引进一批头插羽毛身着古代服饰的印第安人跳舞以增加刺激。今天，我们对“印第安人”的了解和理解增进了多少呢？我们如何对待自己文化中的“印第安人”呢？

　　作为拉丁美洲研究领域的一员，我一直认为：“我绝不会去做什么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拉丁美洲不是供人们‘研究’的，只有用心血浇灌这片土地的人才有权利成为这种专家；如果我们还懂得尊重，至多可以做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今天，这片土地的主人正在发言，而我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就有了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天涯》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