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

王小强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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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几何时，墨西哥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开放的市场，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乐园。90年代初，国际清算银行评估「墨西哥的对外赤字与宏观、微观经济基础，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健康的。」1 墨西哥被普遍视为「第三世界新兴市场中的样板」。「很多观察家误认为，墨西哥不久就可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2

　　在美国获得的利率与在墨西哥获得利率存在着差别。因此，在1994年有可能在纽约以5～6％的利率借钱，而投资于墨西哥获得的利率则达到了12～14％。在1990～1993年间，流入墨西哥的投资达到了910亿美元，是所有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是证券投资，而且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于墨西哥的股票市场，启动了股票价格的飞涨。在三年时间中，以美元计算的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了436％。3

　　1993年，海外投资者购买了墨西哥50％的股票和25％的政府债券。「投入证券和货币市场的投机性投资已占当年外资流入总额的一半以上。」美国投资墨西哥45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两百亿。墨西哥股票价格暴涨63％。4 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美国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所向披靡，墨西哥农牧业横遭摧残。5 接着，恰帕斯洲农民起义，题目不是饿饭，是要求「分享繁荣」，不患寡而患不均。接着，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遇刺身亡。接着，美国提高利率，促使部分外资回流。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墨西哥政府贬值比索，外资加剧抽逃。「索罗斯等投机者又趁火打劫，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卖比索」。墨西哥政府耗尽几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拦不住外资抛空、股市崩盘、货币贬值，「龙舌酒效应」蔓延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6

　　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娼盛（追涨），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攻击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意味着任何不稳定因素 — 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 — 都可能事后在一国的货币上反映出来。」7 金融危机防不胜防。

表～6：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1975～1997年

危机类别	发生国	危机次数	平均直接损失占GDP比重（％）	平均间接损失占GDP比重（％）
货币危机	工业化国家	42	3.1	5.6
	新兴市场国家	116	4.8	7.6
货币崩溃	工业化国家	13	5.0	8.0
	新兴市场国家	42	7.9	10.7
银行危机	工业化国家	12	10.2	15.2
	新兴市场国家	42	12.1	14.0
货币与银行危机	工业化国家	6	15.6	17.6
	新兴市场国家	16	13.6	18.8

　　原表注：危机平均直接损失是指危机发生后直到GDP 增长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段时间内，GDP 实际水平与无危机时预测的GDP 水平之差；危机平均间接损失是指危机平均直接损失加上其它可能的产出损失。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第5、11期（叶初升：《国际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第283页）。

　　表～6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75～1997年，世界各国发生金融危机289 起，平均每年13 起。工业化国家73 起，新兴市场国家216 起。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最近发生了货币危机，这些危机很明显与迅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关。」8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大型危机连年不断。9 1989～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解体，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0～2001年美国股市崩盘，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是最后一块没有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

　　就全球金融不稳这一具体问题来讲，罗伯特·鲁宾1998年提出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之后，引发了一场短暂而严肃的创造性思考浪潮。但随着1999～2000年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实现快速而强劲的复苏，这股国际金融制度改革浪潮逐渐偃旗息鼓了。10

5.1　金融危机在劫难逃？

　　1994年，弗里德曼引述凯恩斯：

　　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蔽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11

　　1993年伊始，中国保持引进外资世界第二，持续14年时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经济体制上，还有哪块儿没有和国际惯例接轨？国际国内，心知肚明。金融市场买卖货币，人民币的国内价格 — 利率，国际价格 — 汇率，至今尚未市场调节。期货市场先开后关，衍生工具未及发育。与日益庞大的物质生产和进出口总量相比，货币经济的发展潜力极大。

　　于是，推进银行混业经营，国际期货走出国门，12 对外开放金融业务，合资、外资企业国内上市，开放基金邀请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合伙，外资证券合资进入股市，13 外资银行织网布点，14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创新股价指数、指数期货，A股、B股并轨水到渠成，外汇期货、利率期货、期权交易、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顺理成章，成为国际国内业界内外翘首以待的殷切期盼。金融自由化改革开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场繁荣娼盛的大幕已经揭开！

　　大洋网报道，央行日前公布的《2006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透露，将采取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额度和发展期货市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等方式，逐步扩大境外参与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

　　央行的报告指出，将逐步扩大境外参与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

　　央行表示，将逐步增加QFII 额度；增加外资可参与交易的市场品种，放宽境外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格限制；建立期货市场QFII 额度；发展黄金期货期权衍生品，吸收外资银行参与交易黄金市场，并逐步放开黄金进出口限制；为境外参与者利用境内市场筹集资金提供更大便利，允许募集资金购汇汇出。

　　央行也表示，将允许国内企业利用境外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扩大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发放范围；增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数量与额度；允许境外期货机构通过与境内期货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开展境内期货业务；允许境外期货公司在香港等地设立经营机构，开展境外期货业务；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规模、品种等限制。

　　央行说，支持中国公司以「A＋H」的方式在境内外同时发行上市，也支持H股境内发行A股以及红筹股在境内上市；推动其它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标价债券及其它证券产品；推动境内基金、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研究基金公司到境外募集资金投资于境内市场。1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货币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金融风暴的危险与日俱增。「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富贵病』，贫穷的地方只发生短缺和饥荒，从不发生金融危机。」16 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荣和泡沫破裂现象都发生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道德风险都处于较好水平的国家。」17 金融风暴卷钱，必需资产金融化。早在「1992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为326，日本为392；同期（1991年）中国台湾为250，韩国为436.4，中国大陆竟也高达232。」18 有了这点子基础，2006年，上海交易所认股证成交2439亿美元，世界第一。19 2006年头11个月，大陆有限几个商品期货品种，交易额超过19万亿人民币。20 2007年4月，沪深股市市值超过香港。21

　　要盒儿钱的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每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祖国分裂。西方政治学有说法，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达到人均多少多少美元的富裕程度，反而进入社会动乱多发期。22 越是持续高速发展，GDP越来越多，贫富分化、腐败蔓延越来越严重，自然招惹外资「大进大出」来回搅和。一般来说，外资抛空足以动摇金融市场，山雨欲来了。23

　　值得对比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亚洲国家，都是两亿人口。一个低速发达国家，一个高速发展中国家。前者的经济实力比后者强大多多，十年时间四次萧条，虽然当面说「不」底气不足了，照旧能够借着说「是」狐假虎威。两相比较，印度尼西亚惨不忍睹了。金融风暴青萍之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蛮横干预，改革这个，开放那个，三弄两弄，全面经济危机。热带雨林，地广人稀，忽然让市场调节得没米下锅了。本来严重的两极分化，燃烧成扑不灭的干柴烈火。社会动乱龙腾虎跃，政权颠覆人仰马翻。创造经济奇迹的苏哈托，32年政绩一笔勾销。子女搞腐败，能不能躲过判刑法办，程序尚未走完，祖国分裂了。24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马哈蒂尔当机立断外汇管制，下场比邻居好不到哪儿去。马来西亚的华人，遭一趟印度尼西亚干过多次的洗劫强奸，恐怕在劫难逃。

　　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让金融大鳄馋涎欲滴的「饼」越做越大。经过30年利益驱动的改革开放，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越来越清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公共利益越来越模糊。天天报道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心急火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25 整天吵吵大赦特赦化公为私的「原罪」，银行坏账自然积重难返。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银行坏账1.8万亿元。戴相龙如释重负：「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2001年9月，两年时间不到，四家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1.8万亿，占全部贷款的26.62％，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26 再过不到两年，「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2003年6月末，境内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11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合计2.54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19.6％。」27 这是官方统计。民间老外估计，「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占整个国有银行总贷款的40％。」28 2006年，四家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海内外成功上市，剥离的剥离，拨备的拨备，不良贷款比率压至9.3％。29 谁知安永会计师楼不认账，硬说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2002年4800亿美元，2005年9110亿美元，比外汇储备还多。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3580亿美元，「差不多是官方公布数字的三倍。」30 据此，2000年，索罗斯斩钉截铁：「要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已经崩溃了。」31 要是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崩溃的话，谁敢担保不会顺着金融危机 → 经济危机 → 社会动乱 → 政权颠覆 → 祖国分裂的轨迹，一路蹰蹓下去？

　　1997年中国之所以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实行严格而全面的资本管制，国际游资没有自由进出中国的渠道，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躲过那一劫！就目前我国的经济现状来看，我国当期存在的问题、缺陷并不比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少，甚至会更多。32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满世界搜刮好几遍了。南美已经是第三趟了，俄罗斯未能幸免，连美帝最亲密的战友 — 英国，和西欧北约一道，让泰国中央银行合伙索罗斯大洗了一把。环顾左邻右舍，祖国大陆硕果仅存。人民币低估坚挺，GDP年增长8～10％，银行坏账20～40％。旧账未了，新账又生。万事俱备，只欠资本项目可兑换一个东风了。为此，亚洲金融风暴如火如荼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合香港召开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发表《临时委员会关于修改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说明》，正式「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一个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管理。」33 勿庸置疑，投机赌博新经济一定施展浑身解术，用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廉价产品制造的贸易顺差说事，形成比强迫日本更强迫的内外压力，奋力猛推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

　　果然，2003年，吃了大亏的日本率先发难，「提请其它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强行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强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样。」34 从此，七大工业国领袖、美国总统（包括前总统福特、老布什），政府高官（包括退休高官基辛格），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等巨大机构，异口同声，众口一词，要求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经济学家，多维媒体，国际组织，国会议员，齐心协力，内外夹攻，大会小会，座谈采访，口诛笔伐，墙倒众人推……

　　真正实在的压力，透过经济规律无情体现。随着GDP增长、出口增加、贸易顺差猛增，大陆的外汇储备，2004年猛增两千亿美元；35 2005年超过日本，世界第一；2006年破一万亿美元，人类金融史无前例。36 人民币硬挺着不升值，升值压力持续增加，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人民币升值少许，客观验证必然升值的趋势，吸引更多热钱接踵而至，鼓励进出口企业「结汇不过夜」，刺激老百姓用美元换人民币，进一步强化升值压力。37 麦金农心明眼亮：「促使私人美元资产转为人民币资产的压力已经存在，以后还会加重。」38 2001年，大陆居民储蓄7.4万亿人民币，居民外汇存款876亿美元。2005年，居民储蓄14.1万亿人民币，居民外汇存款726亿美元。39 四年时间，人民币储蓄翻一番，外汇存款减150亿美元（再次证明金融危机不是索罗斯制造的）。然而，像股票牛市一样，人民币持续升值，或快或慢，早晚超过谁也说不清楚的「阈值」，「追涨」追成所谓「汇率超调」，市场预期转而担心人民币贬值，投机热钱撤出 — 抛售人民币「杀跌」，贬值预期势必反方向自我实现。40 关于建立浮动目标区的荒谬构想，被包括欧洲汇率机制在内的惨痛教训彻底摧毁。41 逻辑上，人民币汇率只有放开了市场调节，才能恰如其分。2007年，加入WTO开放金融的庄严承诺生效，对冲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多，很难指望投机热钱自动离去。42 一边刻意强调人民币跟一篮子货币挂钩，一边刻意解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多少多少，不解决问题。43 一边不断扩大开放外资热钱进场下注，拉高股市，一边不断告诫散户百姓警惕股市过热，不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鲍尔森强烈要求人民币短期升值、中期自由兑换，44绝非虚言恫吓，饱含一定能实现的逻辑力量。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消费品生产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大多数出口，是发达国家转移出来，通过在中国的外资或合资企业出口回去的产品。另一方面，除了大飞机，高科技产品一律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生产要素市场调节全球配置，产品贸易不按市场原则办事，中国的贸易顺差命中注定。45这样不对称的生产～贸易格局不改变，招商引资，引来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资本只让大进不让大出，等于欢迎作多「追涨」、不许抛空「杀跌」。这时候下注人民币升值，只赢不输，成了中国政府制度保证的无风险投资。所以，只要人民币开始升值，必然鼓励更多外资、内资购买人民币资产，包括「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46 A股、H股和房地产高烧不退，47 香港居民在香港用港币换人民币，48 持续升值正在持续自我实现。直到最终放开资本项目，具备了「杀跌」机制，「追涨」的势头才有贬值风险的反方向约束。49 原材料、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受制于人，是因；内外资本大进大出，横冲直撞，是果。在这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问题不过是深谐个中玄机的高盛前总裁，提出的这个「中期」，会来得有多快？ — 2008年奥运会。

　　2005年，祖国大陆两万亿美元GDP，股市「全流通」才四千亿美金。50 一个国有股减持，撑得直翻白眼。不用着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索罗斯的金字招牌往上海滩一竖，再有老虎基金、美洲豹基金等等抢滩登陆，必然众多商业银行颠前跑后张罗贷款，必然众多基金散户发扬光大《子夜》里的全套功夫，不择手段打探消息，奋不顾身舍命跟进。参照美国当年十万亿美元GDP支撑20万亿股市的比例，大陆35万亿人民币存款余额，51 足够燃烧一场空前绝后的火爆。2006年，祖国A股飞升184％的速度证明，52 大中华完全可以像小日本当年，经历一段买股就赚钱、买楼就升值的疯狂。有了「追涨」必有「杀跌」。到了普遍担心牛市不会无止境猛冲的时候，豺狼虎豹基金就要抛空卷钱了。有意思的是，和本·拉登用美国飞机撞美国大楼一样，索罗斯打英镑，是从英国银行借来英镑猛抛，打泰铢是从泰国银行借来泰铢猛抛。不同之处是本·拉登撞了大楼不认账，索罗斯绅士风度多多，每次都要欠账还钱，或者用股市上赢的多得没处放的泰铢，或者从市场上买些大大贬值的英镑。

　　墨西哥的例子说明，用最可怕的话来描写，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当流动资金充斥着全球金融体系，到处寻找最高回报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发现国内弥漫着能够引发急速的繁荣的外国「游资」— 或者当外国资金决定离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的时候，突然出现信用短缺。53

5.2　防范金融风险？

　　从1993年房地产一火爆就降温开始，大陆当局持续打击非法集资，54断然停止国际期货，压缩整顿国内期货，压缩整顿投资信托，合并城市信用社，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清查国有银行「账外账」，银行、证券、信托、保险脱钩，分业立法监管，严禁银行资金入市炒股，……。关闭中农信、海发行，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枪毙沈太福、邓斌，法办朱小华、王雪冰、刘金宝，55 中国政府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大潮，展开艰苦卓绝的奋勇搏斗，抑制各种金融投机丧心病狂，阻挡各类金融市场内外勾结。

　　与国际接轨情真意切，哪里来的如许执拗，坚持不懈逆潮流而动？货币经济新来乍到，理论前途看不清楚。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应当不是什么先见之明，更可能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基因的现代表现 — 重物质产业发展，抑投机赌博之商。56 不管怎么说，持续反潮流的客观效果正面。新世纪之初，世界经济一派萧条；唯独大陆内热中烧，「世界工厂」一枝独秀。

　　亚洲金融风暴横扫亚洲，大陆当局提出「防范金融风险」。严格地说，金融就是风险，如何防范？货币经济的投资回报，投入～产出与成本没关系，与风险相匹配。风险越高，赔率越高。赢得越多，是因为承担的风险越大。所以，经济学家鼓吹金融深化，说有多少多少好处，原理上，是在强调有多大多大风险。这是下注押宝的天经地义。只有戒赌，才能防范赌博输钱。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恢复外汇管制，关闭赌场不玩了，是一种防范。57 广东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 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关闭八百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刀阔斧砍出一条防火道，阻止支付危机顺着香港、广东向大陆腹地燎原，是一种防范。58 香港政府见义勇为，挺身入市。不是看跌抛空吗，你抛多少，我接多少。替作多的解套，令抛空的血本无归，也算是一种防范。59 问题是「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财富效应」主导景气循环，投机热钱哄得股市繁荣，才有需求刺激供给，经济才能发展。这时候，谁对资本实行这管制那征税，外商投资不来，内商离家出走。譬如，香港当局庄家下场，把叫板的赌客打得鼻青脸肿，夺路而逃的逃，铩羽而归的归，金融中心成功防范了金融风险，赌场人去楼空，赌博生意清淡得几年喘不上气来。60 多亏日后祖国帮忙，又是Cepa又是「自由行」，香港股市回暖，庄家股票从容脱手，否则，特区政府岂不成了最后套牢的冤大头？

　　所有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金融自由化，谈不上「防范金融风险」。没听说过有美国经济学家，表扬美国的银行制度健全，监管得力。相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弗里德曼开始，从来对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嗤之以鼻，以揭露、批判、调侃、讥讽监管当局的无能为能事。80年代，美国金融自由化先行，「垃圾债券」尘土飞扬，年利息为常规债券1.5～2 倍，一眨眼功夫，发出两千多亿美元。1990年灰飞烟灭，110 家银行倒闭。61 一场闹剧还没谢幕，更大规模的住宅储贷粉墨登场。存款叫入股，回报称分红。62 胡作非为的最后，1100 家银行和储贷机构破产，给纳税人留下一笔五千亿美元、35年还清的孽债。63 管不住的企业金融个案，更是摩肩接踵，目不暇接。所罗门兄弟、64 长期资本管理、安然～安达信、65 美林、德勤、毕马威……，一个赛一个的庞然大物，乌烟瘴气里，透出金权勾结的层层黑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立案调查的虚假账目，1991年40 起，1998年75 起，2000年107 起，45％涉及美国最大500 家企业。66 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一点不比中纪委清闲。虽然也是自杀的自杀，判刑的判刑，比起大多数升官发财的玩主，到底凤毛麟角。巨大利益趋使人们前赴后继。「野火烧不尽」的道理，放之四海皆准。「垃圾证券之王」— 迈克·米尔肯，一头被法院判刑坐牢，一头被业界和经济学家推崇为敢吃螃蟹的开拓者，「华尔街的英雄」，67「伟大的金融创新者」，「本世纪伟大的银行家之一」。68 像大陆把房地产泡沫破裂归罪朱镕基宏观调控一样，「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储贷协会（S&L）的崩溃可以归因于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为反通货膨胀）突然提高利率」。69「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输掉了整整45亿美元，几乎将华尔街整个拖入深渊」。15个月以后，1999年12月，发起人约翰·麦利威瑟又筹到1.5亿美元，「重新扬帆远航了。」70

　　曾几何时，长期资本管理11 位合伙人中，有戴维·马林斯，当过主管国内金融事务的财长助理、美联储副主席，「一度曾被认为是艾伦·格林斯潘的接班人。」71 有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默顿，「一位在金融界举足轻重、被许多业内学者视为天才的权威级学者；一位为华尔街培养了包括艾里克·罗森菲尔德在内的好几代交易员的泰斗级人物。」72 有马尔隆·斯科尔斯教授，因为股票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名扬天下。73 两教授为公司制定科学运作程序，1997年10月双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8月闯大祸。74 临近嘴啃泥之前，二位诺贝尔奖得主光彩照人，信誓旦旦：

　　这个小团体……试图将最好的金融理论与最好的金融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合理的投资机会，我们的模型能够很轻松地找出那些定价过高或者过低的交易品种。然后，我们就会对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如一些市场因素，进行对冲，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75

　　面对这些金融界官方监管、民间运作、学术研究的顶级人物和顶级「财技」，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加强监管，实在不知所云。76 再说祖国大陆东方专制多么腐败，论个案，迄今为止，还真举不出一例超过美国民主加廉政的大案要案哩。

　　利用复杂的定价模型来选择设计衍生工具的交易，实际上是用高杠杆比率对价格的波动下注。……更多的价格变化倾向于集中在对数正态分布所预测的极端附近。原因在于一个选美比赛的累积效应可以导致极端价格波动大量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驱动今天的交易程序的数学模型倾向于不正确地为资产定价。……当大家分享并传递对市场的某一看法时，累积的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每个人都想卖出。在这种情况下，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仅是一个幻觉而已。77􀀡

　　固然，加强监管，是实践中惟一可以安慰人心的事情。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完善赌场秩序，有助赌博生意。倘若标榜监管可以抑制投机，自欺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欺人是言不由衷、别有用心。更何况，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金融创新」本来就是「绕过监管」的同义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才是真实写照。鼓励金融创新、提倡加强监管，属于同时推销矛和盾的当代翻版。78

　　我们所观察到的许多创新的出现，恰恰就是为了绕过管制性限制的障碍。管制者总是被抛在后面，而且也正是这样。79

　　由于许多衍生工具诞生的目的就是规避管制，有关信息规则改进的速度自然无法与衍生工具的更新速度同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朝倾覆、安然沦亡等事件表明，衍生工具对资产质量的影响不仅外部非专家投资者难以明白，甚至专家型内部人也无法充分了解。80

　　所以，不是普通百姓，是格林斯潘，用哲学对话方式自问自答，完善监管，加强防范，从逻辑出发点上就自相矛盾，站不住脚。因为归根结蒂，所谓「道德风险」的含义是，监管越完善，风险防范越周全，越发鼓励人们更加勇于冒险。

　　监管当局是否有专门知识和资源提供有意义的监督，并对分散在全球市场上表现活跃的巨型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风险活动，进行精确的评估。如果答案是否（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这样），我们应该让市场参与者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监督这些活动？这样做会不会使市场参与者本身减少遵守市场纪律的动机呢？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投资最分散的机构，如果接受监管机构的协调管理的一纸声明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与全国安全网有关的有效支持吗？它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来源 — 道德风险吗？81

　　促使过去的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道德风险。也就是说，在确定风险程度的有关方面，从所冒的风险中得到好处但又不承担风险的全部费用出现时刺激措施被扭曲的现象。冒利率风险和货币风险、过度举债经营、脆弱的金融系统和银行间融资，全都由于有一个安全网而受到鼓励。人们期望国家货币当局或国际金融机构会来解救衰弱的金融系统和不健全的投资。这种期望显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过分地冒风险。82

　　美国之特殊，只是尚未发生货币形态的金融危机。不是因为索罗斯爱国，不忍下手，是因为美元市场规模庞大。从日本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朴实厚重的制造业生产体系，成为挺过长期萧条的脊梁。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惨遭荼毒的南韩倔强复苏，打赢了索罗斯的香港萎靡不振。物质生产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产业纵深，发挥了实打实的基础作用。如今中国13亿人口，GDP世界第四，人民币在周边局部作硬通货状，83 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就算索罗斯现在来生事，不致于像泰铢一样不堪一击。倘若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金融博奕中，学着日本屡战屡败，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所以，防范货币形态的金融风险，归根结底两条路。眼下是「小货币」之路，与其遭人洗劫一场再外汇管制，不如现在就学马哈蒂尔，念「挺字经」，宁愿承受经济制裁，84 人民币无论如何不可兑换，对赌博的国际惯例说「不」。85 即便制裁的结果还是股市、楼市鬼哭狼嚎，毕竟肉烂在锅里，不致于「开放」得中国政府失去控制。留得青山在，将来走欧元一样的「大货币」之路，竭尽全力壮大支撑人民币的经济规模。不是不断有人计算，祖国持续高速发展下去，再过多少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86 倘若真能熬到那个时候，些许豺狼虎豹基金，就拱不翻咱们了。

　　世界银行农业专家原来以为中国不会养牛，改革开放以后，大陆肉牛大发展。小牛分散到农户饲养，两三年后长大了骨架，养成「架子牛」，收购回来统一圈养，集中各类精饲料，胡吃海塞，「催肥」3～4个月，膘肥体胖之后，送屠宰场掠脂斡肉。对牛而言，尽量拖延出栏时间，是本能的消极防御。真正绝路逢生的可能，是充分利用拖延的有限时间，拿催肥的精饲料狼吞虎咽，在最短的时间里突飞猛进，壮大成齐天大圣亦奈何不得的牛魔王。

5.3　西部大开发

　　如何能够持续成长壮大？—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大陆经济增长，上亿民工就业，在严重失衡的比例上，直接依赖东南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依赖外商投资。1991年，邓英淘提出强烈质疑，这条路不可能成为民族振兴的快捷方式。87 不错，日本战后奇迹般发展，循出口导向模式走出来。接着，「四小龙」紧随其后。接着，「五小虎」尾随而来。88 接着，大陆东部沿海跻身其间。89 亚洲金融风暴过去，龙虎们顺着惯性，往这条道上冲得更猛了。2000年，整个亚洲GDP的增长，五分之二靠出口美国IT设备。90 一条窄路上肩摩毂击，蜂屯蚁聚十几亿人口，再什么「雁型结构」地排队，焉能不塞车？

　　2005年，大陆GDP 22257亿美元，进出口14221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4％。91 比例之高是出口导向日本（20.66％）和全球化美国（21.28％）的三倍多。92 2001～2004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大陆出口总额的50.1％、52.2％、55.5％和57.8％。93 跨国公司从日用消费品到机械、电子、冶金、能源、化工，尽情整合祖国产业。原料、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诸多领域，蜕变成资本调度、研究开发和产业组织核心在外（外商）的外向依赖型经济。2006年，进口铁矿三亿多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总量的46.6％。」94 2005年，出口69亿双鞋、5.4亿台电扇、1.5亿台DVD。9513亿人口的共产党大国，对外依赖到如此不可持续的程度，难以为继。2003年以来，石油、原材料价格暴涨，不仅欧美、而且发展中国家纷纷制裁中国出口产品。96「两头在外」，两头受气。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弦更张到西部资源开发上来。资源开发型重工业和城市化建设大发展，足以持续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减少进出口依赖；足以把四处游荡的部分民工组织起来，到广袤西部成家立业，安居乐业，缓解贫富分化。大跨度的水资源调配、全方位的国土整治、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全面调整人口和生产力布局，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广阔纵深的新空间，堪称「再造一个中国」的千秋大业。97「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千古不易。

　　「两头在外」不可持续的核心问题，是不能自主发展 — 受制于人。启动内需的核心问题，是两极分化 — 工农大众没有足够收入购买严重过剩的物质产品。一头是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不增加收入的农民、被拖欠血汗工资的民工、煤矿爆炸的冤魂，多数「弱势群体」被「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压得喘不过气；一头有少数贪官奸商，醉生梦死腐败蔓延。此时此刻，顺应时代潮流，屈从国际压力，加快金融自由化，与投机赌博接轨，只能加快两极分化，加剧内需不足、生产过剩，丧失宏观调控的自主能力，招致金融风暴的巨大灾难。历史已经并且继续证明，无论列强发达得多么让人欣羡，资本主义等于帝国主义，所以不能救中国。98必须下决心抑制「金融深化」，减缓两级分化，为西部长周期、大规模资源开发保持稳定的价格环境，把改革成「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再改革成劳动生产和收入消费的主力！这不仅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属于「没有选择的选择」，99 同时具有让多数人共同富裕的政治意义。

5.4　东部大串联？

　　理论上，迅速壮大的另一个成长方向是，东部大串联。

　　二战结束以后，有美苏争霸挤压，从德法煤钢联营开始，欧洲坚持从事艰难曲折的大串联。世纪之交，从欧洲联系汇率机制的废墟上，振翅扑腾出欧元，与美元分庭抗礼。欧元12个成员国，人口3.04亿，2000年GDP略逊美国，超过日本，使用统一货币的第二大经济体。加上申请加入欧盟的东欧、中欧国家，欧盟总人口可望逼近五亿，GDP可望越过美国。100 还有14个非洲国家使用汇率与欧元挂钩的非洲法郎，巴尔干诸国几乎以马克为流通货币，另有30～40个国家参照欧元制订本国汇率。「欧元之父」蒙代尔心满意足：

　　欧元已经迫使我们改变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看法。每个国家都让自己的货币浮动并且自己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货币联合的世界，它将被美元区、欧元区和日元区所支配。在最近的将来，世界将更少地依赖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将得到不同的分配。这种变化将在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方面产生全新的更有意义的想法。欧元无疑是改革的催化剂。101

　　欧元各国贫富不均，102 语言不通，103 文化各异。车不同轨，书不同文，度量衡不统一，硬把最要害的货币强扭在一起，发行「没有政府的货币」，104 一只世间没有的凤凰。一方面令人对欧元的前途捏把汗，一方面说明货币联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单一欧洲货币计划尤其在德国引起了许多极大的担心：『硬马克』将由于软欧元而被牺牲在欧洲统一的祭坛上。」105 可是，二战后崛起的日元、马克，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鸟兽散，双双撂倒在「新经济」的祭坛。创巨痛深的教训证明，美元霸权主导的金融改革开放，是「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国化」。106 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交待得清楚：「我国最好的出路不是憎恨全球化，而是要努力形成全球化，以使它为美国服务」。107 置身于这个「为美国服务」的「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国化」，单打独斗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但求自保而不可得，别无选择，不得不连手一搏。

　　按理，「大中华」应当比欧盟更有希望。不说相当于世界七强两倍的总人口，不说五千年文化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深根厚基，108 只说2004年，中国1.9万亿美元GDP，俨俨然，第四大经济实体。如果加上现有主权范围内的香港、澳门、台湾，GDP总额2.5万亿美元。109 全球贸易中，大陆出口占5.8％，进口占5.5％，分别为世界第四和第三；如果加上台湾、香港、新加坡的进出口（剔除转口部分），进出口额均为世界第二。110 2006年2月，大陆外汇储备8537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1257亿）、台湾（2570亿）、新加坡（1202亿），外汇储备1.36万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全球外汇储备（4.17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111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大陆经济的地区作用凸显。1991～2005年，大陆与东盟的贸易额，从89亿美元激升到1300亿，15年增加15 倍。112 1999～2004年，亚洲区内贸易年均增长15％（亚美和亚欧之间贸易年均增长6％）。2004年，亚洲区内贸易占亚洲贸易总额的55％，远高于对北美贸易的18％和对欧贸易的15％。113 大陆从这些周边国家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1980～2001年，从6.2％激升至40.9％。「整体上，目前小型东亚经济体对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中国越来越成为小型东亚经济体的增长引擎。中国迅速融入东亚生产体系，使小型东亚经济体减少了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直接出口的依赖。在东亚对美国、欧洲的直接出口中，中国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114 如果考虑到香港、台湾在东南亚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和贸易，考虑到新加坡的华人经济，考虑到2500万海外华人在东南亚4500亿美元的经济实力，115 千方百计遏制中国，早就是全球一体化的自觉行动了。换言之，有了经济合作基础上货币联盟的巨大利益，中日、中韩、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与英法、德法之间从百年战争打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宿怨相比，并不一定更加不可协调。116 所以，车同轨、书同文的华夏子孙经济实力越发展壮大，列强深入插手的分裂势力和分裂倾向越发展壮大。新世纪以来，「大中华」地区经济越来越热，政治越来越冷；经济越合，政治越分。不是说全球一体化吗？违反经济走向的政经分裂，成为东亚板块的既定格局。

　　出于充分的理由，一些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小国总是高度重视货币的稳定性。当国内价格水平和经济的大部分都严重遭受外来影响时，大幅度的汇率波动更加令人担忧。117

　　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各国汇率抵抗不住，不得不放任浮动。除了马来西亚重新外汇管制，其它国家和地区虽然多对短期资本流动施加种种技术性限制措施，体制上既没有办法完善监管，也没有办法防范风险。「在那些贸易额占GDP比率越高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损害将越大。」118而「小国通过自己的行动是无法应付更重要的货币之间所产生的不稳定的」。119 金融风暴过后，分散小国经济复苏，国际金融秩序没有任何改善，监督管理制度没有任何进步，「许多东亚国家不愿意自由浮动。它们渴望能重新得到某种程度的汇率稳定。」各国政策无可选择，重新回归钉住美元的传统。120 而「对于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钉住汇率制和汇率带制度都将是脆弱的和易引发危机的。」121「东亚货币体系仍然不稳定，容易出现问题。」122 事实上，复苏的亚洲继续处于「亚洲第二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威胁。123「只要国际资本供应的结构性问题存在，如活跃的资本流动以及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汇率波动，东亚国家仍会像以前一样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脆弱不堪。」124 一旦「面对显著的利率差别和不确定的汇率，『游资』流就会再次发生，像1997～1998年时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那样，再度发生过度借款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和货币崩溃的循环。」125

　　汇率的不稳定是当今世界繁荣的一个主要威胁。汇率的不稳定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实际债务、税收负担、利率和工资率嬗变。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稳定它们的货币之前，它们将不能够彻底恢复信心。126

􀀡􀀡亚洲各国严重依赖外商投资和出口，「大多数经济体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在危机后明显加剧。」127 如何稳定货币、稳定汇率，成为压倒一切的课题。「在当今世界，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一个持久的消除汇率不稳定的方法就是减少货币种类。……货币一体化通过取消各国货币实现了欧洲内部货币稳定。」128 饱尝金融危机的苦难，货币联盟成为时代潮流。129 可惜，欧洲的时代潮流不等于亚洲的时代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鼓励欧洲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建立欧洲支付同盟。欧洲支付同盟最终成为欧洲迈向货币联盟的第一步。与此相反，在20 世纪90年代，美国却对亚洲成立区域性货币基金持强烈怀疑态度。」130

　　亚洲金融风暴，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紧急倡议成立600～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任何基金的成立，都会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出现紧急状态时所能发挥的主导作用。」131 副国务卿塔尔博特顾全大局：「美国无法信服『亚洲货币基金』能让本地区国家在金融危机时可支付需要的经援；我们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的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了亚太地区的疆界。」接着，日本在七国财长会议再提「亚洲货币基金」。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和正在全力以赴欧元的德国。德意志财长言之凿凿：「如果亚洲地区建立这样的基金，无疑会破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132

　　什么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元独霸，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比「亚洲货币基金」走得更远的欧元，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欧元首先降低美元对欧洲的影响。欧元一经面市，按货币转换度量的欧盟国家出口占GDP的比例，从35％一下子降成13.6％。133 2005年，欧洲债券市场4.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4.2万亿美元）。134

　　从长期来看，坚挺的欧元可能给欧洲人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政治实力􀀡—􀀡如果他们的内在利益在利用这种实力上实现协调，就会一直如此􀀡—􀀡不论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援助俄罗斯和中欧各国上，还是与中东石油生产国谈判中。135

　　为了这番壮丽前景，欧盟各国曾经团结奋斗货币联盟，在上下2.25％的空间，对第三国货币（美元）实行联合浮动。136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天下太平。「1990年7月，八个欧盟成员国完全取消了资本管制。」137 替大规模投机性冲击，打开最后一道闸门。138 东、西德统一，两家马克一比一兑换，为市场调节提供可乘之机。流言蜚语风起云涌，各国汇率连续遭受拳打脚踢。动荡到1992年9月，芬兰马克大幅度贬值，狼狈出局，自由浮动。接着，9月16日，英格兰银行投入269亿美元救市，利率激升到15％。一个星期时间里，意大利耗尽四百亿马克外汇储备（另外德国援助240亿马克）。欧共体十几家财长彻夜开会，无力回天，英镑、里拉大幅度贬值，仓皇逃出汇率机制，英国财务大臣引咎辞职。139 接着，市场调节「宜将剩勇追穷寇」。「为了支撑法郎汇价，法兰西银行一天内动用510亿法郎进行强力干预。」较量到年底，市场调节越战越勇，瑞典克朗大幅度贬值，放任浮动。1993年1月，爱尔兰镑被迫贬值20％。2月，丹麦克郎惨遭群殴。5月，虽然有各国连手帮忙，西班牙比萨和葡萄牙埃斯库大幅度贬值，退出汇率机制。7月，市场调节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总攻法郎。22～29日七天时间，法兰西银行外汇储备从1030亿法郎支出成负28亿。140「法国只是依靠非常决然的干预才逃过这场劫难。」141「1992～1993年欧洲外汇危机期间，法兰西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携手投入了三千亿美元用来保护欧洲货币体系」。142 苦苦挣扎到7月底，各国政府集体缴械投降，把汇率浮动空间扩大到「毫无意义」的15％。143 劫后余生的德国经济部长，哀叹欧洲统一货币被画上了「休止符」。144 不曾想，新、旧世纪交接，连汇率联系机制都保不住，四散而逃、惊魂未定的欧元，还是变成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145

　　欧洲走向融合，包括使用共同货币的主要推动力其实是政治性的，而非是经济性的。146

　　欧洲统一货币的一项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货币同盟的建立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政治过程。147

　　新世纪初，美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按美元结算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5％。美元的「国际化率」为三，这叫「美元霸权」不说了。欧洲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7％，按欧元结算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8％。欧元的「国际化率」为1.7。148 亚洲的GDP占全球的35％。2002年，东亚十个经济体50％的贸易在区内进行，对美国的进出口只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23.1％和14.4％。149 大部分却用美元结算。150 出口最多的日本，90年代中期，出口的40％、进口的20％按日元结算。151日本出口45％去亚洲，一半按日元结算，48％以美元成交。日本从亚洲进口，25％按日元结算，75％按美元付账。152 难怪石原慎太郎愤愤不平：就算是法西斯恶贯满盈，希特勒才是罪魁祸首，偏偏轮上搭便车的日本挨原子弹，而且不止一颗？153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东亚各国外汇储备猛增。1999年，东亚十个经济体外汇储备近九千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一半；2003年1.7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58％。「这期间东亚地区外汇储备增量占全球外汇储备增量的70％。」154「国际储备积累的一个重大缺点在于其较高的财政成本，这是因为国家将高收益的国内资产变换成了低收益的外国资产。」显而易见，「从简单的成本效益计算的角度看，东亚各经济体需要建立某种储备库机制」。155 一旦储备使用相对集中，不仅分散国家局部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加，而且在「国际金融秩序」发言的嗓门大大增加。156 为此，10＋1、＋3 的会议一趟又一趟，汇率体制和货币合作成为龙虎们热烈切磋的中心议题。157 2005年，东亚各国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协议勉强凑到315亿美元，相当于各国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1.5％。明摆着的事实是，「目前亚洲还不存在一个为抵制投机活动而提供无限资金支持的集体承诺。」158谁能够说得清楚，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分散双边货币回购协议，到规模足够阻吓投机冲击的货币联盟，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跛鳖千里，「国际金融体系似乎比十年之前离找到一个长期解决方案更远了。」159

　　东亚仍然没有达到像欧盟各国那样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它也没有亲近到具有必要的政治凝聚力在成员国之间强制推行必要的财政约束条件，如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模式中那样，以便引进一种类似于欧元那样的区域性独立货币。160

　　东盟（ASEAN）仍在继续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关税同盟了；政治联盟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亚洲各国政府仍然在主权问题上不做丝毫让步，而且也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在亚洲，缺乏一个类似巴黎～波恩轴心的北京～东京轴心来推动这一进程。亚洲还缺乏一系列的协议以达成可靠的货币承诺。Xie和Yam（1999）提出，如果日本放弃与美国的安保协议，而建立一个亚洲安全体系，那么上述局面才有可能改变。但很明显，这在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161

5.5　逆水行舟

　　在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利用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机会开始了公开的进攻。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元体系」给美国提供了「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筹措资金，因为与其它国家不同，它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导致储备的损失，而能不受限制地用美元结清。解决办法将是返回金本位制度，他的语言引人入胜。戴高乐说，是「在一种不给任何一个国家特别待遇的无可争议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162

　　13亿人口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再说「和平发展」，客观上，是对世界现有经济（市场）和资源（能源、原材料）配置格局的严峻挑战。遏制中国的国际秩序们，处心积虑西部不开发，东部快分裂。西部不开发，重化工产业无从新生，缺乏广阔天地安营扎寨。东部资源日益枯竭，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东部快分裂，东南亚几千万海外华人，接长不短在家门口惨遭暴力洗劫。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南海、东海，神圣不可侵犯的领海、领空，地图上画的全是虚线。台湾分裂势力挟洋自重。经济上想方设法抗拒大陆无法抗拒的魅力，往东南亚「南进」上千亿美元投资；163 政治上、军事上投靠美国、日本，一门心思把宝岛当成敌对国家独立出去。即便回归祖国十年的香港，港币等于美元。164 香港经济捉襟见肘，祖国大陆频施援手，QDII「走出去」投资，165 QFII回大陆圈钱，166 官方民间齐声喊，呼悠境外人民币业务，从人民币存款（理由是人民币回流）开始滚雪球，167 人民币掉期申引利率、168 人民币期货、169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自由行」、170 H股A股套戥机制、171「深港资金流动自由化」、172……一个「畅想」启发另一个「畅想」，一个「规划」激励又一个「规划」！173

　　到底什么是「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说白了，就是法外施恩，规避、绕开管制，体外循环的合法黑市 — 大陆违法、香港合法。香港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大鳄龙盘虎踞。人民币与港币越来越可兑换，令人不能不担心，替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挤开一道后门。174 香港市场调节出来的人民币价格，不仅足够成为人民币理应继续升值（或贬值）的证据，而且在边际意义上，直接主导「里通外国」的资本调度。175 香港、大陆「一国两制」，贸易、加工「前店后厂」，房地产、股市、金融、服务千丝万缕，金融中心「融合」腹地。立足如此密切往来，直观上很难想象，金融风暴黑云压城，马哈蒂尔断然实行外汇管制，西方各国严厉指责，新加坡见财起意，趁机大办「林吉特」离岸交易中心？176

　　设立人民币期货可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并在出事时彻底破坏香港在国家的形象与地位，以及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当香港成功建立一个具足够交易量的人民币期货市场，在市场普遍相信人民币大幅偏低的情况下，人民币远汇或期货的炒卖，将实时把人民币的现汇价迅速拉上至市场认为不再偏低的水平，如此大幅的升值将对中国及香港经济造成实时及严重的破坏。

　　一旦中国经济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出现金融风暴，香港的经济不会受到严重损害吗？香港人在面对国家时能抬得起头吗？……因此，无论从短期破坏及长期风险角度，在应否设立人民币期货的问题上，港交所高层是不应只着眼于港交所的利益，也没有权利选择连我们香港人也可能不喜欢的路向。177

　　格林斯潘严肃指出：「为应对货币政策的限制，金融业务转移到离岸金融中心。这种做法是严重的问题。」178 为什么严重？70年代，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有伦敦离岸经营不受美联储控制的「欧洲美元」火上浇油。179 80年代，日元不得不放弃外汇管制，有新加坡、香港离岸经营不受日本央行控制的「亚洲日元」雪上加霜。

　　记得1971年吧？那时候，三千亿美元储蓄在远离美国海岸的国际银行体系之中，……造成了一笔自治式的货币供给，而这些钱的创造，大半是在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控制之外。……直到1987年，以欧元交易的银行可以贷出存款的100％，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一样。没有现金储备的要求，……有将近20年时间，这三千亿美元一直飞舞在银行与银行之间，一再反复被贷出去。欧洲的福特公司发行公司债时，就藉用这些无国界的美元。福特汽车、IBM、通用汽车、奔驰汽车、飞利浦、联合利华（Unilever）、埃克森石油、英国荷兰壳牌石油，以及其它国际企业需要现金时，几乎都这样做。各国政府也一直向这些基金借钱。荷兰和法国都发行以欧元为面额的债。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连前苏联都一样。世界银行在欧元市场借钱，诸如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向世界银行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大家相信，原来的三千亿美元现在已经价值1.5 兆美元，甚至两兆美元。180

　　更深一层的战略问题是，「毫无疑问，日元会与人民币争夺主导亚洲货币事务的主导权。」181 2002年，石原慎太郎撰〈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倡导建立「大东亚共円圈」。182日本依托强大的出口贸易、海外投资和政府援助，在东南亚苦心经营日元区域性国际化，反复提倡日元主导亚洲货币联盟。183 东亚各国政府，着实领教金融风暴的厉害。实施「治疗性」外汇管制的马哈蒂尔，一再疾呼建立亚洲货币体系。184 换言之，东部大串联，不能重复欧洲从贸易起步的老路。倘若没有货币机制的保护伞，自由贸易搞得再红火，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制造加工，进口出口，繁荣娼盛，不过是在替豺狼虎豹基金洗劫积攒财富。「亚洲第二次金融危机」随叫随到，惊弓之鸟杯弓蛇影。遇不上如意郎君，只好傍大款。日元盟主不理想，总比「13 不靠」活得踏实。185 逻辑上，货币联盟是亚洲各国唯一的解决方案。倘若港币（与美元挂钩）拖累人民币自外于这个历史进程，中国在最要害的货币主权方面，经济外交固步自封，先不说阿根廷傍美元的惨痛教训，新台币一定会就事说事，大叫大嚷着分道扬镳。关于这个前景，李登辉从逻辑理解到问题症结，到战略取向，表达得一清二楚：

　　现在，钱不再是抽象的计价单位。在今天，钱本身就像物品一样，成了交易的对象。如果为了稳定汇率，由中央银行介入市场，只会助长外汇的投机操作，不论抛售多少美元，恐怕还是杯水车薪，无法稳定汇率。

　　自由经济是以金融资本的自由移动为基础，但是资金分短期和长期，如果所有资金的移动都不受管制而自由放任，则短期资金将频繁地杀进杀出，影响金融的安定。当前亚洲各国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汇率，以获取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长期投资。

　　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汇率的稳定。亚洲国家大多还是开发中国家，因此都需要实质的投资，如果汇率不稳定，则易沦为投机客获取暴利的市场，不利于长期投资的进行。因此，稳定汇率是吸引长期投资的必要因素。……港元与美元连动，是中国的隐忧。

　　日本与台湾不妨合力促成亚洲货币。……未来或许可以由日本和台湾来协助东盟各国，并共同思考亚洲货币单位成立的可能性。虽然这个理想要耗费许多的时间和心力才能促成，但大家应该先凝聚共识，找出稳定汇率之道。如果汇率能够稳定，亚洲各国才能顺利进行国内经济的调整。186

　　货币联盟意义上的东部大串联，符合经济规律，政治上尚属乌托邦式空想。因为「外部势力（美国）并不支持这项行动。」10＋1、＋3 的核心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在很多经济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而只有这两个国家才有能力领导亚洲各国实现货币和金融一体化。」187 欧洲货币联盟，说一千道一万，取决于德国、法国两家世仇捐弃前嫌。假如忽然有一天，饱经金融危机蹂躏的日本与饱受金融危机威胁的中国，终于握手言欢，东北亚、东南亚诸位龙虎弹冠相庆，「亚洲人之亚洲」得以画饼充饥？— 还有问题。

　　日本的人均收入几乎和美国持平，技术水平也很接近。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的资本流动性。但是日本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不强 — 高储蓄率导致了相对于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两个经济体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它们在通货膨胀率方面获得了一致性。通货膨胀在美国和日本事实上通过各种手段已经被消除。然而，在经常项目盈余下，日本在海外拥有庞大的资产。它在海外净资产接近一万亿美元。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在1.2万亿美元左右，因此这两者可以相互抵消。

　　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非常具有互补性。它们适合成立一个货币联盟。这也许是难以置信的，但是这两大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互补的。美国的军事地位很强大，能够提供保护伞。日本仅凭自身力量不能在亚洲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如果美国和日本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话，亚洲的货币问题将得到解决。如果这两国国家使用共同货币的话，你们会看到一个GDP达到14万亿美元的货币区，它大概占到世界GDP的45％。……如果两国组建这种货币联盟的话，就没有必要继续追随欧元的脚步了，因为欧洲的货币合作充满了政治含义，它们是为了实现单一货币而放弃国别货币。188

5.6　制高点：货币与军工

　　1999年，大陆热卖畅销书《制高点》，新自由主义大气磅礡，一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画卷：各国政府从汽车、橡胶、钢铁、煤炭、铁路、通讯等等一个又一个产业张皇退出。「有人可能认为警察和监狱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事实上，警察机关已在从容不迫地私有化」。189

　　2006年，世界流行《世界是平的》，全景展现地球村每一个角落平等竞争的清新图象：印度的英语小姐，为跨国公司的跨国客户排忧解难！「目前大约有24.5万位印度员工专门负责接听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服电话，或是打电话推销信用卡、行动电话，或是催缴账单。……美国人拨了1～800～help的号码，以为接电话的人就在几条街外，而不是几个海洋之外。」190􀀡

　　凡畅销书，当然不能泄漏国家机密 — 军工是否减少了政府干预。191靠「稀缺」「理性」吃饭的经济学家，一定闭口不谈《非理性繁荣》的赌博新经济，货币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生死攸关的命门。

表～7：亨廷顿引用的传统「制高点」—「西方的权力」

1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2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3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4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5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6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7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8 控制着海上航线
9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10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11 控制着宇航技术	12 控制着航天工业
13 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	14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资料来源：Jeffery R. Barnett：“Exclusion 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5～76页）。

　　美国是惟一能够管制国际银行运作的国家，无论这些银行是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这主要是因为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商人和银行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偏好，愿意以美元而不是以其它货币进行交易。美元比日圆、德国马克、甚至瑞士法郎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尽管以上三种货币以实际购买力计算比美元稳定得多。甚至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或欧共体的埃居这样的货币混合体或「一篮子」货币相比，美元也更受到青睐。没有一种货币像美元一样如此便利或如此普遍地被接受。如前面指出的，对美元的偏好，经历了波动的外汇市场的两种极端情形，即在美元客观上太疲软或美元客观上太强劲（即在国民经济内以相对购买力来计算）的年代，对美元的偏好仍没有得到改变。192

　　凭什么世界人民爱美元？因为美国科技进步、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国家安全。支撑美元的，不单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背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工产业。2001年，五角大楼把新一代战机的生产订单交给洛克希德。20年时间，美、英军方订货3002 架，另外销售盟军三千架。按三千万美元一架「裸机」算下来，两千亿美元的买卖，不仅是人类军火史、恐怕也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大的一笔制造业生意。193 除了波音参加过竞标，还有谁有资格公平竞争？— 不可战胜的战机，194是美元不可战胜的保镖。「随着超级大国地位而来的则是投资者眼中的安全港以及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195 这个「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构造出新经济的「国际大循环」：

　　劳动密集型低科技消费品生产转移亚洲，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消费品，改善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美国集中的高科技军工化制造业产品不卖亚洲（特别是中国），形成亚洲的贸易顺差和美元收入；亚洲各国用高额回报招商引资，挣点血汗工资，换回不断贬值（或因本币升值）的廉价美国政府债券，196 资助扶持美国政府用财政赤字扶持美国军工，帮忙壮大美国在军事、货币、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方面称霸世界的能力；亚洲各国越是分崩离析，越是招商引资，越是贸易顺差，越是不敢怒不敢言，连新增美元收入少买点美国债券，都得小心美国眼色。

　　离开一只隐蔽的拳头，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永远起不了作用 — 如果没有制造F～15 战斗机的麦道公司，麦当劳也红火不了。而使硅谷技术拥有安全世界环境的那只隐藏着的拳头，叫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197

　　我们只用很少的纸币（美元）去交换亚洲地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 — 美国太平洋舰队。198

　　不幸的残酷事实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真正的高科技，从来都是军事工业。包括今天科技进步的标识 — 计算器、互联网、大哥大、大屏幕等等，都是从军工发展出来的。发展高科技，本应是发展军工的同义语。军工是所有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什么是军工？武器装备制造，必须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材料、燃料、电子、通讯、化工、医药等诸多产业集成。因为这个浅显道理，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准备打仗的计划经济，国务院八个机械工业部，除了一机部和八机部（农业机械），六个部的大事，国防科工委说了算。

　　改革开放以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学界媒体透过「财技」万花筒望出去，阳光沐浴的泡沫五彩缤纷，中关村一帮玩「.com」的个体户，成了时髦追捧的「高科技」。因为在中关村，每个月造就60个新的百万富翁。经济学家信誓旦旦，必须培育两千万个百万富翁，奠基新经济的社会中坚，祖国才能现代化。199 一时间，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得拜托这种批量孵化「知本家」的鸡窝了。不争气的是，匆忙间气吹起来的富翁，嘴尖皮厚腹中空。要么占便宜没够，一猛子往监狱里冲，拦都拦不住；要么吃亏难受，分赃不均，龌龊内哄。真有些聪明伶俐、进退有矩的，不久的将来，也挡不住豺狼虎豹基金一手指头。中国文化讲究悖入悖出，投机取巧的赌徒，再怎么高明下注，很难侥幸变身民族英雄。胡雪岩左右逢源，到底当不成左宗堂。索罗斯满世界赢那么多钱，回家乡撒那么多钱办基金会、办大学、办扶贫、办救济，在一个人人向钱看的小小匈牙利，至今没有混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头面人物。200 中华民族希图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从「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走出来，在经济发展层面，归根结底，要靠花钱买不来的军工产业强大起来，要靠能够支撑军工的机械制造、电子、通讯、材料、燃料、化工等基础产业全面振兴。所以，东部大串联能够走多远，走多快，取决于西部大开发的前进步伐。李世民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201 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此之谓也。一夜暴富的「知本家」孵化得越多，社会风气越败坏，越忙着替先富起来盖豪宅（房地产），真正的高科技（军工）越发展不起来，中华民族从「制高点」上蹰蹓下来的距离越远。

　　注释和出处：

　　1 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99页。

　　2 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77页。

　　3 苏珊·斯特兰特：《疯狂的金钱》第124～125页。

　　4「1988～1989年间，墨西哥股票价格指数从大约250 点上升到1994年的2500 点，其中的资本利得收益是巨大的」（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129页）。

　　5「美国政府给他们的农场主两百亿美元的补贴 — 每年如此」（David Boyle：《金钱的运作》第33页）。「反讽的是，在美国这些农夫所得到的政府补贴反而更多：1995年，每座农场平均约获三万美元补贴」（Stalker：《国际迁徙与移民》第51页）。美国「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棉农并不是低成本的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最高，每生产一亩棉花要用六百美元。……美国的补贴可以保证美国农民一磅棉花挣70 美分，而无需考虑世界价格（2003年1月为55 美分/磅）。……简言之，美国的补贴意味着：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生产者将棉花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将低成本的生产者逼得无法从业，然后他们就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实行了20年自由市场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签署有十年了，50％的墨西哥人仍是每天靠大约四美元过活。20 世纪70年代我在墨西哥时，约60％的人口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今天的比例降到了35％，并仍在下降」（普雷斯托维茨：《流氓国家》第65～66、86页）。墨西哥「实际的最低工资从1981年到1998年下跌了超过80％」（杭士基：《流氓国家》第183页）

　　6「墨西哥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第一场危机』，是其全面接受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有关金融开放条款的直接结果。这已是国际金融界的共识」（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二章）。「『新兴金融市场』（在金融风暴几个星期前还被奉为『典范』）的突然崩溃还伴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引发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1995年GDP 下降7％，通货膨胀率上升近50％，就业人口的25％面临失业，工资购买力丧失55％，250 多万人进入『超贫』门槛。而过度发展的银行体系（在1992～1993年金融繁荣时期，银行曾在自由化的市场上签了许多风险很大的合同，还效法『美国人的作法』向家庭和公司提供投资信贷）成为传导危机的中转站，加剧了经济萧条造成的影响」（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284页）。「受到沉重打击的是小银行、中小型商业企业，大约八千家企业被关闭。穷人受到的冲击更严重。官方的数字表明实际工资减少了25～30％」（苏珊·斯特兰特：《疯狂的金钱》第126页）。

　　7「各国的教训显示，可能导致不稳定状况发生的因素为数众多，而且还随着每一轮的危机在增加：如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证明了高失业率的作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显示了外国货币计值的公共债务的重要性；1997年外国货币计值的私人债务在亚洲扮演了关键角色。有鉴于此，既然没有哪个国家在所有的方面都无懈可击，那么稳定汇率制度是有风险的。所以，有人得出结论说这种制度应当被抛弃。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汇率稳定对一个开放经济体的重要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个不错的战略是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来支撑稳定汇率制度」（Charles Wyplosz：〈区域汇率安排：欧洲给东亚的启示〉，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43页）。

　　8 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3页。

　　9「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过去十年间，外币主权债务违约率高达19％，是1824年以来近180年间外币主权债务违约率第四个高峰期，……2002年第三季度，标准～普尔公司确认的存在债务违约行为主体发行人有28个，违约总金额1326亿美元，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额。在这一时期，单起主权债务违约的规模屡次打破历史纪录，2001年1月阿根廷停止偿付1550亿美元外币债务和22亿美元本币债务，是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主权债务违约」（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439～440页）。

　　10「人们关注的焦点很明显已经从重组国际金融框架移开，但是最初引发人们关注的那些问题却仍然存在。尽管东亚经济体已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加强银行监管、使汇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等）使其免受未来资本账户冲击影响，但大多数经济体在严重的资本账户冲击面前仍非常脆弱」（Yunjong Wang、Wing Thye WOO：〈及时的信息交换机制、有效的监测体系和改进的东亚金融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471～472页）。「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内曾就监管国际游资达成了一些共识，甚至也出台了一些合作管制措施，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国际社会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监管国际投机资本的有效机制」（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75页）。

　　11 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第182页。「在历史上，由于货币贬值导致社会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亨利·考夫曼：《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与市场》第185页）。

　　12 到2006年3月，格林期货、浙江永安、广发期货、中国国际期货、金瑞期货和南华期货，先后获批准赴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国际期货在港分支获准成立〉，香港《信报》2007年1月6日，第1页）。「中央刚刚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将于4月15日起正式实行。……在新条例的附则中，清楚列明期货合约的定义，是包括金融期货，包括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有关指数产品。换言之，这法规可视为中国推出股票指数期货的前奏，甚至如果步伐快的话，可见将来还会有各式各样的金融期货期权出台。……中国现在已有四百家证券与期货经营机构」（〈中国新例为金融期货铺路〉，香港《信报》2007年3月19日，第20页）。

　　13「截至2006年8月底，中国已经基本设立了七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23 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其中，九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权已经达到40％。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有四家特别会员，并各有30 家和19 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直接从事B 股交易」（〈尚福林：资本市场改革成效显著〉，香港《信报》2006年9月25日，第26页）。

　　14「2005年共新批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18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8.81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香港《信报》2007年1月16日，第26页）。「汇丰在内地现有35个网点，其中包括14 间分行和21 间支行；渣打于1858年在上海开设首家分行，近150年在华经营从未间断。现在全国拥有12 家分行、八家支行和三家代表处。其中的七家分行可提供包括人民币业务在内的全面银行服务；花旗目前共拥有12个网点，其中上海拥有六家，占了其中一半；而截止2006年末，东亚在内地已经设立了31个网点，其中包含了12 家分行、14 家支行和五家代表处」（〈四外资银行首批通关〉，香港《信报》2007年3月12日，第14页）。

　　15「中国目前已批准52 家海外机构QFII 资格，已有49 家QFII 机构总计获批99.95亿美元投资额度，……中国目前已经累计批准18 家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购汇业务资格，其中已经给予17 家银行购汇额度合计14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批准了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试点资格，并且给予该基金境外证券投资额度五亿美元」（〈央行：逐步放开黄金进出口〉，香港《信报》2007年3月26日，第14页）。「细心人可以发现，今年以来，关于资本项目开放和放宽个人金融对外投资的政策信号不断释放」（〈资本项目开放加速，个人将可对外投资〉，香港《信报》2007年4月17日，第37页）。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名誉所长「赵海宽建议，政府尽快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促使人民币向世界货币的方向再前进一步，以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专家促加快人民币成世界货币〉，香港《信报》2007年3月22日，第20页）。

　　16 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221页。

　　17 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119页。

　　18 张幼文、干杏娣：《金融深化的国际过程》第5页。

　　19〈高盛拟发A 股窝轮，受制QFII 额度〉，香港《信报》2007年1月4日，第1页。2007年3月，香港交易所上市交易A 股相关窝轮，并将「推出恒生中国H 股金融业指数期货」。内地股市「还计划推出各类新产品，包括备兑权证，即香港的衍生权证（窝轮）。多家本港窝轮发行商已预言，如果中国发展衍生权证市场，很快将超过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衍生权证交易市场」（〈港交所：中国相关衍生产品陆续有来〉，香港《信报》2007年3月13日，第2页）。

　　20 比2005年同期增长58％（〈人行研究准许基金境外集资〉，香港《信报》2007年3月17日，第6页）。

　　21 2007年4月9日，「本周一沪深交易所的总市值达13.76 多亿元，首次超过了港交所主板及创业板的总市值13.69 多亿元」（〈内地股市崛起，香港如何自处〉，香港《信报》2007年4月12日，第2页）。

　　22 这方面的经典之作，首推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

　　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年8月《国际资本市场》报告指出，外资拥有印度尼西亚30％的交易所股票，但由于大多数本地投资者所持股票不投入交易，外国投资者的交易量占雅加达交易所交易量的70％以上。……就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案例而言，墨西哥证券资本流动从1993年的流入230亿美元跌到1995年净流出140亿美元，逆转数额高达37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GDP 的13％」（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209、218页）。

　　24 推荐参阅梁晓：《世界是平的吗？》中关于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展开过程的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是美国财政部的一片无花果叶子。美国财政部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有着压倒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受到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不允许印度尼西亚发展，而是摧毁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制度。这种由于外界干涉所导致的政治体系崩溃给印度尼西亚人民造成的灾难是不能被预料到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可能解体，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跳出来说『你必须这样做』」（弗斯托·阿尔扎提和休伯特·格鲁贝尔讨论时如是说；罗伯特·所罗门：〈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208～209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治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时，从来都是新古典的老一套，「一个流行的政策组合总是包括：货币贬值；通过削减支出或增税来减少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从紧；关闭经营不善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行金融自由化，包括取消对外国银行进入的限制；以及实行贸易自由化。」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的干预行动甚至更进一步扩大了危机的传染效应。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瑞·塞什的话说：『……不是扑灭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在剧院里放火。』投资者的信心没有被基金组织的传统政策所恢复，反而更加低落。当他们去参观这里的时候，局外人能够意识到经济正在衰败，并出现了社会动荡」（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144～145页）。为此，美国经济学家巴利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究竟是危机的治疗手段呢，还是危机的原因」（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罗伯特·L.巴利：〈拉丁美洲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75页）。

　　25 刘晓波：〈私有产权入宪和启动民间投资〉，香港《信报》2002年3月13日，第28页。26 徐涵：〈当前金融业处于安全运行状态，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是潜在风险〉，《经济日报》2001年11月2日，第2页。

　　27 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518页。

　　28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第297页。「据估计，银行不良贷款占GDP 的比重为6～40％」（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15页）。相比之下，2000年9月，世界20 家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是3.2％。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8.5％，工商银行4.57％，建设银行3.79％，农业银行仅1.44％。世界前20 家银行平均为11.5％（莫伟光：〈中国入世银行业的挑战与出路〉，香港《信报》2001年12月19日，第36页）。

　　29〈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9.3％〉，香港《信报》2006年10月25日，第36页。到2006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7万亿元，不良率7.5％」（〈243 名银行业高管去年被免职〉，香港《信报》2007年1月23日，第16页）。

　　30〈安永：内地不良资产超过外储〉，香港《信报》2006年5月4日，第1页。与此同时，「根据外汇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6年年底，外债余额同比增长约14％，其中短期外债增长约16％，短期外债占全部外债余额的比例达到57％左右，创下历史新高，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外汇局放宽个人对外金融投资〉，香港《信报》2007年3月26日，第14页）。中国外债余额3229.88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1836.28亿美元（〈外债逾三千亿美元增15％〉，香港《信报》2007年4月20日，第8页）。

　　31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第234页。

　　32「从总体上说，当今在国际上伺机寻找投机机会的国际游资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数量上更多，供给能力也会更强。根据金融创新的发展来看，在今后，国际游资的攻击手段会更高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金融学教授、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格兰·哈勃德（R. GlennHubbard）撰文指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将本国的失业增加归罪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缺乏说服力，对中国施加货币升值的压力会使国际『热钱』流入中国，进而增加资产价格中的泡沫成份。中国的银行已经有严重的不良资产，如果不先行解决银行业的问题，突然的货币升值可能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和银行业危机」（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75～76、178页）。

　　33 徐明棋：〈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7期。《纽约时报》欢欣鼓舞：「在亚洲金融危机阴云的笼罩下，美国和其它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全球贸易协议，开放世界金融市场。该协议使这些国家减少了几百个进入障碍，允许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及投资公司进入本国市场」（“Accord is reached to lower barriers in globalfinance”，New York Times，1997年12月13日）。199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化国家早已完成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第八条款的内容，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将把各国的资本项目作为其主要的监察对象。……鉴于工业化国家已经完成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从此已明显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37页）。「以货币主义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主要西方经济大国占据主流地位与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其影响并行不悖，为席卷南北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而在主要西方经济大国的主导下，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标志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思想，又给金融自由化浪潮、尤其是『边缘』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运动提供了国际社会公共权力支持。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每年研究预算数以亿美元计，发行各类正式出版物、论文、非正式工作报告等近千种，发行量动辄上十万份，加之主办各类经济论坛、国际研讨会，将自己的指导思想有效地推广到了全世界。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年度报告，来自113个国家的3400 名读者参加了关于世界银行出版物及其传播成就的调查，有四分之三强的政府组织和超过一半的商社报告说在研究中使用世界银行的这些成果，一半以上的来自政府机构的应答者和近四分之三的决策者称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使用了世界银行的出版物。时至今日，资本管制已经被普遍视为暂时的过渡措施，或者是经济、政治虚弱的标志」。到2001年6月，149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132～134页）。

　　34 在2003年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说：「不仅日本的通货紧缩是因为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而且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源于此」（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18页）。「日本政府是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re-inflation），文章要求『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 Shiokawa）在经济合作组织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它六国提交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本是在无理取闹，因为多年来我国对日本贸易基本上是逆差」（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175～176、186页）。

　　35「据人行统计，2004年12月31日，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6099亿美元，比2003年底多出了2067亿美元。一年中从四千亿到六千亿，大基数上神奇地增加了一半，国际上少有。……据测算，两千亿新增外汇储备中，出于投机目的进入国内的外汇大约在1200亿左右」（邢海洋：〈6099亿美元储备〉，《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第83页）。

　　36「仅2006年一年，中国外汇储备即增加2493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截至该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0663亿美元」（〈放宽境外机构准入标准〉，香港《信报》2007年3月20日，第55页）。

　　37 2005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曾牵头与数家商业银行签订了60亿美元的远期合同。当时的现汇价格是8.08，一年远期价格为7.85，从一年前算起，以央行的远期合同体现的预期升值为2.93％，与目前的现汇价格几乎一样」（许思涛：〈「保～伯效益」难改大势〉，《财经》2006年12月11日，第66页）。「由于中国『默许』人民币缓慢升值，导致投机炒作活动屡禁不息」（〈人民币续强势，中国苦无对策〉，香港《信报》2007年2月7日，第2页）。「在目前中国资本项目全面管制的情况下，国际游资通过资本项目的流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进入信道是通过经常项目下的货物进出口、服务贸易、个人汇款等方式进入」（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60页）。「外管局透露，2006年破获了网络炒汇、非法买卖核销单、韩币地下流通、境外兑换店大量异常资金流入等一大批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1914 起」〈外管局启动全国热钱普查〉，香港《信报》2007年4月3日，第15页）。

　　38 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29页。

　　39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如果按照同样比例增长，2005年，居民外汇储蓄应当1674亿美元才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陆百姓把同比例增加的949亿美元外汇储蓄换成人民币存款了。

　　40「1994年12月，墨西哥居民所抛售的国内股票、证券和其它的比索资产总价值高达47亿美元，占墨西哥当月流失的67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91页）。

　　41「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提议建立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目标区。其初衷令人赞赏，但方法却不能令人佩服。因为正式的汇率目标区恰恰提供了其名称中所暗示的东西：投机者射击的靶子」（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第304页）。换言之，「制定目标区，那将会鼓励市场不断冲击目标区的上下限，迫使官方穷于应付介入或重新设立目标区。私人部门拥有巨大的能力对设定的目标施加压力」（亨利·考夫曼：《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与市场》第365页）。萨缪尔森也说，即便是「滑行钉住将刺激各种各样的赌博。大型套利基金的很多灵感都来自政府。这完全是一个零和博奕，但是在这个扑克游戏中，总是政府会输掉很多的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间隔里，套利基金能够很好地确保他们知道汇率下一步变动的方向，因此它们的风险一般来说是很小的」（保罗·萨缪尔森：〈世界经济的状况〉，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34页）。「在1997～1998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之后，角点假说，有时也被称为消失的中间制度假说（The Hypothesis of Vanishing Intermediate Regime），成为了主流思想。原因在于所有采取中间制度的国家都遭遇了危机 — 1994年的墨西哥、1998年8月的俄罗斯、1999年1月的巴西。在这些例子里，这些国家没有实施货币局制，甚至没有实施简单的美元钉住，它们都是某种程度的爬行钉住和某种程度的波动带。」所谓「角点假说」（CornersHypothesis），说的是「任何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 Regimes）— 可调整钉住、目标区、爬行钉住、一篮子钉住 — 都不能良好地运作。因此，各个国家都必须走极端，或者实行彻底的固定汇率制，或者实施自由浮动」（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78～179页）。不要说中国，甚至「对于欧洲共同市场的一系列货币安排：欧盟支付同盟、『蛇形』机制和如今的EMS（欧洲货币体系），也是同样的。这些货币安排没有一个可以在汇率危机和汇率动荡中幸免于难，而且许多都已分崩离析」（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第234页）。「角点假设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当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中面临压力时，当它承担着很多债务并且暴露在国际投资者面前时，当某种因素导致这个国家内部的信心丧失时（例如刺杀或者美国利率的上升或者放纵的财政政策），这个国家应该实施安全的角点解 — 走向一极或者另一极」（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78～179页）。「在过去十年里，各国汇率制度出现『两极化』倾向，要么是硬钉住的固定汇率，要么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软钉住的汇率制度正在消失。不仅对于那些活跃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体，而且对于所有国家，这都是真实的。展望未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当然是在那些新兴市场国家。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那些开放资本项目的经济体中，软钉住容易引发危机，在长期并不可行」（Fischer 如是说。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2页）。「Fischer（2001）的报告指出，1991～1999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中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比重由63％（98个国家）降至34％（63个国家）。实行硬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比重由16％（25个国家）上升到24％（45个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国家的比重由23％（36个国家）上升到42％（77个国家）。……两极假说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曼（1953）称：『简而言之，临时固定汇率的偶尔变化在我看来是两个最坏的世界：它既不能提供一个在没有贸易限制的世界里、真正固定和稳定的汇率所能产生的稳定预期……也没有一个浮动汇率所具备的连续敏感性。』但是，纯粹的两极假说要来得更晚些。比如汇率目标区这样的中间汇率制度，在20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前并不普遍。最早明确提出两极假说的人是Eichengreen （1994）。提出这一假说的背景并不是关于新兴市场，而是欧洲汇率机制（ERM）」（Jeffrey A. Frankel：〈新兴经济体汇率体制经验〉，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18～219、230页）。

　　42 2007年3月底，外汇储备已经1.202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36％」（〈外汇储备突破1.2万亿美元〉，香港《信报》2007年4月13日，第6页）。「一季度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已经接近2006年全年外汇储备增加额的55％」（〈三大原因导致外储大增〉，香港《信报》2007年4月17日，第37页）。

　　43 汇率政策钉住一个货币篮子，应付美国指责人民币死钉美元的政治压力。对稳定国内价格来说，不透明是明显缺陷。对防范投机性冲击来说，市场可以根本不理睬货币篮子的复杂权重，直接钉住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穷追猛打。新加坡根据一篮子货币调整汇率，三百万人口一座城市，国民经济由少数国有或政府控制的巨型企业主导，操作起来相对便利。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为什么东亚诸多国家不学习新加坡，而是重新回归明显没有安全保障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值得认真思索。「第一，货币篮子并不能防范危机。浮动汇率体制的支持者，如Fisher（2001）这样的提倡浮动汇率体制的人强调，像货币篮子这样的软钉住易受到危机影响，因而在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第二，不透明也可能是这种体制的一个重大缺陷。计算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最优权重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采取干预行动在技术上也是很复杂的。同时，这也很难让市场相信货币当局确实是在实施篮子汇率体制。就连建议实施篮子汇率区间制的Williamson（2000）也承认，这种体制可能会缺乏透明度。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政策决定的评估将变得非常困难。第三，篮子汇率区间制可能会妨碍某些类型的政策合作；最为严重的是，这类体制缺乏明确公开的、指导汇率管理的各种经济参数。第四，固定汇率支持者认为，实行篮子汇率区间制会导致名义锚的缺失，这也是他们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一个依据」（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东亚汇率体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21页）。「如果运用我们关于名义锚（nominal anchor）的理论的话，你没有理由享受不到钉住美元的种种好处 — 可见度和可信度（visibility and credibility）— 从货币篮钉住或者甚至具有波动带的货币篮钉住的制度上。麻烦在于如果你实施诸如智利那样的政策的话，即在10年内的大部分时间实施带有波动带的货币篮钉住（爬行钉住），现在你宣布使用货币锚，但是公众从一开始就不会信任你。他们从你宣布后就不会信任你的原因在于他们分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从汇率来看，你很难区分这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带有波动带的货币篮爬行钉住汇率制。在钉住美元制下，你能够在报纸上看出来汇率今天是否上涨了，或者它与昨天是否相同，你能够马上证实这一点。但是你需要一年甚至更多的数据才能证实这个国家在实施带有波动带的货币篮爬行钉住汇率制方面是否言行一致；你不能立即得到可证实性。当你暴露在无所不知的国际投资者面前时，这就是我能作出的最好的建议了，中间汇率制不会有用」（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81页）。「因此，如果任何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改变其政策转而选择长周期和短周期地钉住一个货币篮子，其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必然会增大。因此，该国国内价格的名义锚将变得缺乏保障，国内的金融风险会增加，这样有可能会导致其国内利率产生更高的风险溢价」（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Ronald I. McKinnon：〈东亚汇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00页）。

　　44 2006年12月，美国财政部长以总统特使身份，率领与中国博奕的主要部门领导（包括美联储主席、商务部长、劳工部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能源部长、环境保护署署长、美国贸易代表）到北京，要求中国政府「短期应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中期人民币自由兑换做好准备」（〈中美今首轮战略经济对话〉，〈美财长吁增弹性，人民币破7.82〉，香港《信报》2006年12月14日，第10页；15日，第4页）。2007年初，鲍尔森在国会作证更进一步：「短期内提高人民币的弹性固然有必要，但这还不够。我的目标是在使中国转向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机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财长承诺向中国汇率施压〉，香港《信报》2007年2月2日，第12页）。

　　45 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制定出口管理条例，2500多项技术和产品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近年来，对中国的限制不断增加（李昕、黄山〈美对华科技出口管制调紧〉，《财经》2006年3月6日，第100～102页）。2005年，中国商业部廖副部长抱怨：「美国拒绝向中国出口核电子技术设备和卫星等高科技产品，至少丧失了25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美丧失250亿美元对华出口〉，香港《信报》2005年11月15日，第6页）。再举个例子，一旦台湾当局通过美国军火采购计划，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马上变成顺差（2005年，美台贸易逆差不过75亿美元）。由此可见中美、中欧贸易顺差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真想缓解中美、中欧贸易顺差有多么容易。冷战结束16年了，对13亿人口的大市场，取消冷战时期的「巴统」限制，贸易平衡原本不难实现。

　　46「早在2005年，渣打银行分析师王志浩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在2005年中国约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真实部分也就350亿美元。而余下670亿美元，王志浩称之为『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也就是炒人民币升值的热钱。这个部分占了整个贸易顺差的60％的份额。……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外贸出口总值达820.97亿美元，同比增长51.7％」（〈「假外资」回流推高贸易顺差〉，香港《信报》2007年3月15日，第14页）。

　　47 譬如2006年，「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金额高达90亿美元，其中境外资金比例高达60％」（〈楼市泡沫威胁全球经济〉，香港《亚洲周刊》2007年4月22日，第5页）。

　　48「很多投资者不惜每天购买两万元，以累积一些人民币放在银行户口收取不到一厘的利息作为长线投资！」（林建新：〈人民币债券「万事起头难」〉，香港《信报》2007年4月3日，第27页）。

　　49 2007年初，渣打银行报告，「最终能使外汇储备停止增长的是资金外流，预计今年流出外汇的金额不会太多，年底前外汇储备将达1.4万亿美元」（〈渣打料中国外储续增长〉，香港《信报》2007年1月18日，第4页）。

　　50 2005年大陆GDP 182321亿人民币，股票市值32430亿，比2001年GDP 95933亿时股票市值43522亿还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 402307796.htm）。

　　51 2007年3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35.42万亿元」（〈外汇储备突破1.2万亿美元〉，香港《信报》2007年4月13日，第6页）。「2006年末居民存款余额为16.42万亿」（〈央行金融调控将加码〉，香港《信报》2007年1月22日，第24页）。

　　52 沪深A股「市值规模从2005年的31017亿元增长到2006年年末的87992亿元，增幅为183.69％」。2007年1月9日，突破十万亿元（〈A 股市值突破十万亿元〉，香港《信报》2007年1月11日，第10页）。「截至本月17日短短10个交易天中，中国股票、基金新开户数目已高达130万户，即平均每天开户13万！」（陈焱：〈鞋童·股市〉，香港《信报》2007年1月23日，第28页）。「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第一季度的A 股新开户数五百多万，相比之下，内地去年新增308万个A 股账户，2005年全年新增开户数才85万个。同去年日均新增一万多户的数目相比，第一季度每天增加的新户数平均保持8～10万的水平」（〈内地股民首季入市数千亿〉，香港《信报》2007年4月24日，第7页）。

　　53 格雷德如是说（苏珊·斯特兰特：《疯狂的金钱》第128页）。

　　54「2006年1 至11月，全国公安机关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653 起，涉案金额263亿元；立集资诈骗案件841 起，涉案金额18亿元」（〈国务院18 部委连手围剿非法集资〉，香港《信报》2007年2月6日，第24页）。

　　55 2005年8月，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刘金宝「在香港更是家喻户晓 — 在港人使用的港币上至今仍有『刘金宝』手书签名」（〈刘金宝贪财好色腐败内幕〉，香港《信报》2006年9月25日，第26页）。

　　56 推荐参阅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岸在哪里？》

　　57「萨克斯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汇率稳定，这些国家应该贬值。克鲁格曼的观点是这些国家应该放弃金融融合，实施资本管制。……很显然马来西亚没有崩溃，它恢复得相当好。另外一种看法是，资本管制在游戏中来得太迟了，它们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在实施管制政策前复苏已经开始了。我们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我们能够排除这种看法，即一旦某个国家实施管制的话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因为这是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诅咒。就我所知，现在人们争着把钱放回马来西亚」（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85页）。与马来西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以及土耳其在2000年采取了超灵活的汇率制度，但并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好处」（Jeffrey A.Frankel：〈新兴经济体汇率体制经验〉，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33页）。2006年，按人均GDP 计，马来西亚是亚洲唯一一个超过1997年水平的经济体（当然有石油、原材料涨价因素）。

　　58 详见Peter Nolan、王小强：〈砍树救林：广东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

　　59 刘冰、梁晓：〈股市大拼搏之后〉，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第236～240页。

　　60 2001年，香港股市集资总额577亿港币，比2000年的4674亿大跌88％；首次公开招股额大跌80％；股市成交额大跌37％（〈港股今年集资577亿大跌88％〉，《香港文汇报》2001年12月21日，第B1页）。2002年，除斯里兰卡外，亚洲股市分别增长10～45％。唯独香港为负值（〈亚股大放异彩，港股独憔悴〉，香港《信报》2002年4月9日，第1页）。

　　61 倒闭银行资产约六百亿美元。另外，各类投资基金的资产中，285亿美元的垃圾债券有拒兑的危险（张玉柯等：《黑色风暴》第1～18页）。

　　62「紧缩严重打击储贷银行，储贷银行属于共有制，他们的顾客把钱存到储贷银行里，得到的是『股份』，而不是『存款』，分配的是股利，不是利息，因此储贷银行不受利率管制的规范。他们趁机大肆宣传自己的股票收益比较高，以抢走银行的资金，再卖出抵押贷款，得到资金承作的新案子，扩大利用自己的资源。突然间，他们的投资组合价值急速滑落，最积极扩展业务的储贷银行纷纷倒闭。……因为储贷银行赚不到自己承诺的股利，『股东』失望之余，从多家加州储贷银行纷纷提走现金，……理论上，储贷银行不可能发生挤兑，因为大家把钱存在储贷银行时，同意由储贷银行决定，这些钱最高可以延后一年偿还。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决定，从储贷银行倒闭起算的一年内，不保证赎回倒闭储贷银行的股份。但是，在实务上，把钱存在储贷银行的人期望想用钱时，随时可以提领出来，他们承认这种账户不能像银行账户一样，随时可以动用，却没有想到自己不是存款户，不能随时把储贷银行的『股份』赎回，结果储贷银行还是发生挤兑」（马丁·迈耶：《格林斯潘的舞台》第171～172页）。

　　63「即使只计算政府的直接支出 — 为挽救倒闭的储贷机构，政府用其受保的存款为失败的储蓄机构提供资金 —『财政救援』的暂时成本也将可能超过1400亿美元。依靠征税来支付如此巨大的费用显然缺少政治上的可行性，而靠政府借款进行偿付，人们还必须考虑利息支出。在此基础上，这笔费用到2010年至少将达三千亿美元，到2020年将超过五千亿美元」（马丁·迈耶：《美国金融大灾难》第361、2页）。「其数额等于美国私人部门在固定资产方面整整三年的投资」（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81页）。「美国在20 世纪80年代经历了高利率和放松金融市场监管，最终以1989年美国储贷协会的崩溃收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第175页）。

　　64 详见马丁·迈耶：《华尔街黑幕》。

　　65「安然」在美国已成动词，含义是「让某人上当受骗」（尚斌：〈美国：电视台拿安然开涮〉，《国际金融报》2002年2月22日，第5页）。2006年，美国开审安然案。「安然高峰期时是全球最大能源交易公司兼美国第七大企业，市值超过680亿美元。该公司在2001年12月申请破产，一夜之间令数千计的人失业，并令至少十亿美元的退休金消失无踪。控告安然的投资者声言，该公司在会计上出现不当行为，导致公司损失至少250亿美元。」安然两名前行政总裁Kenneth Lay 和Jeffrey Skilling 被判串谋诈骗、证券诈骗、内幕交易、向会计师作虚假陈述等25 项罪名成立（〈安然高层罪成，余生狱中度过〉，香港《信报》2006年5月29日，第8页）。

　　66 丁刚：〈美证交委堆满假账报告〉，《环球日报》2001年8月31日，第19页。

　　67「许多读者都熟悉在80年代金融市场中最著名的离经叛道的创新者，迈克·米尔肯。他是华尔街的英雄，他的事业是在被社会很多人认为是悲剧性的股灾中发生的」（迈克尔·阿波罗费亚：《华尔街》第162～165页）。

　　68「开始使用这些方法的迈克·米尔肯虽然最后被投入了监狱（尽管时间不长），但是依然被认为是这十年间伟大的金融创新者之一。在受人尊重的美国金融分析家和作者马丁·迈耶看来，『（他是）本世纪伟大的银行家之一』」（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第45页）。「米尔肯变成了巨富，据说单是1987年就赚了5.5亿美元」（David Boyle：《金钱的运作》第129页）。

　　69「和里根政府时期放松管制的共同作用」（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第175页）。

　　70 另外，美联储组织的银团救援，包括「保证向合伙人支付平均50万美元的红利，作为他们继续留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工作一年的报酬」（罗格·洛温斯坦：《赌金者》第285、274页）。

　　7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以处理金融危机专家的身份，开始其政府官员生涯的。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角色转换，长期资本基金若干年以后的危机处理负责人，可能仍然是戴维·马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完蛋以后，戴维·马林斯「成为了几家通过网络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新公司的顾问」（罗格·洛温斯坦：《赌金者》第49～50、275页）。

　　72 艾里克·罗森菲尔德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另一位核心发起人。「罗伯特·默顿教授的父亲罗伯特·K.默顿，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专事研究科学家行为、非常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就在他的儿子出生以后不久，罗伯特·K.默顿先生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自我实现预言。他认为，银行储户因为害怕倒闭而纷纷挤兑，就是『自我实现预言』现象最好的证明。而他的儿子、后来大名鼎鼎的罗伯特·默顿教授，恰好成为了他父亲这一预言的一个极好的证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完蛋以后，「罗伯特·默顿则在哈佛大学继续他的执教生涯；就在救助行动开始一年之后，凭着他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历经艰辛得来的第一手经验，罗伯特·默顿受J. P. 摩根银行之邀，担任了该行的风险管理顾问」（罗格·洛温斯坦：《赌金者》第40～41、275页）。

　　73「斯科尔斯（M. Scholes）是关于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提出者之一，在华尔街因名气大几乎尽人皆知」（劳伦斯·梅耶：《联储岁月》第141页）。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完蛋以后，「他和以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任东京办事处主管的黄启福两人一起，受聘为得克萨斯大企业家巴斯管理基金」（罗格·洛温斯坦：《赌金者》第275页）。

　　74 1997年「10月份，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罗伯特·默顿和马尔隆·斯科尔斯荣获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在哈佛大学讲课的罗伯特·默顿受到了学生们长达三分钟的鼓掌欢呼。……《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作者更是认为，罗伯特·默顿和马尔隆·斯科尔斯荣获诺贝尔奖足以证明，《华尔街日报》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信念是正确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结论非常清晰：市场是有效的。』」不到一年时间，诺贝尔奖被当众搧了一记清脆的耳光！「罗伯特·默顿更担心的是，长期资本基金的倒闭，将对现代金融学理论以及他个人千辛万苦在这一领域中获得的学术地位，造成极其沉重的打击。尽管他非常勉强地默认，自己所发明的模型确实遭到了失败；但他仍然坚持，现在更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设计出一种更加精确、更加复杂的模型。」事实上，「如果说华尔街可以从长期资本基金危机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就是。下一次，如果再有一个罗伯特·默顿提出一个可以管理风险和预测概率的模型的话，如果再出现一台拥有足够内存、可以完整地将过去的数据储存起来的计算机的话，投资者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迅速跑向与之相反的一边」（罗格·洛温斯坦：《赌金者》第140～141、268、285页）。

　　75 尽管如此，斯科尔斯还是决定，不把他获得的50万美元诺贝尔奖投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尽管如此，直到1998年8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垮台前几天，「金融界所有的人，都依然对长期资本基金这块金字招牌，感到无比的艳羡，无比的尊敬。只要一谈起长期资本基金，『天才』、『不可思异』之类溢美之词，就会喷涌而出。就普通大众而言，人们对长期资本基金并不十分了解，但在圈内，长期资本基金的名头就大得惊人，如雷贯耳」（罗格·洛温斯坦：《赌金者》第97、141、144、175页）。

　　76 譬如，加强监管的第一个要求是信息披露，即所谓提高「透明度」。《纽约时报》客观报道：「美国人最先要求账目透明化，起源于发现泰国银行隐瞒了真实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会警告国际投资者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一些亚洲国家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争论说金融危机是由货币投机商引起的，而这些货币投机商有许多来自美国。他们越多办法知道真相，越增强投机的勇气，对货币价值进行新一轮的进攻」（“Rubin to press central banks to disclosefinancial date”，New York Times，1997年9月19日，第D5页）。

　　同样道理，不同故事。

　　「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说话极其谨慎。他的哪怕是毫不相关的意见，都能通过金融市场引起波动。有一次，他在肯尼迪中心遇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

　　『你好吗，艾伦？』

　　『我不能告诉你。』格林斯潘开玩笑说」（拉斐·巴特拉：《格林斯潘语录》扉页）。

　　美联储的言论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东西，字斟句酌地考虑要披露什么信息，要掩盖什么信息，但就是不会提供完全的明示。这使它有机会发表许多言论来支撑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同时这些言论还要足够地含糊不清」（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第242～243页）。

　　77「尽管特定资产的潜在风险也许不发生变化，但是衍生工具头寸结构的复杂性限制了企业有效地管理，监督其风险的能力。广为人知的衍生市场失败案例（如美国奥兰治郡和霸林银行破产事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难以理解在其名下从事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市场监管也面临类似的难题。……这些高杠杆机构例如长期资本管理（LICM），运作高度秘密，即使其私人合伙人都不要求其披露交易策略」（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87～89、158页）。

　　78「一般说来，金融监管当局在理解市场参与者为规避风险和为客户而进行的金融创新的意义方面，滞后于市场好几步。金融监管费用很高，有时还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过分挑剔的金融监管也许会导致对风险的定价过高，从而会对企业的正常发展不利。或者监管者会提供给消费者他们既不希望也不能用的信息」（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16页）。

　　79 墨顿·米勒：《墨顿·米勒论金融衍生工具》第76页。

　　80 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186～187页。「近年来的危机已经证明，目前的金融管制系统无力阻止金融系统中的强烈震荡，其后果则是由可以理解的心怀不满的纳税人提供资金的安全网来承担。我们同样有理由怀疑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否解决由『高科技』金融业务所带来的新问题 — 巨大的、有时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未经检验的表外风险投资，其表现形式则是互换、期权、期货以及许多变种。对政府经济决策人来说，近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他们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信贷灾难和更广泛的危机随时可能发作。利率上限的解除，金融市场分隔的打破，信贷市场的全球化，金融机构借贷和投资权力的扩张等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我猜想，这样的现实一定会让人十分失望，特别是学术界，他们大多支持上述金融改革，希望在更开放、更有弹性的信贷市场中，信贷状况的温和改变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应，从而改善货币控制的水平」（亨利·考夫曼：《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与市场》第229、292页）。

　　81 格林斯潘如是问（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166～167页）。

　　82「公共的责任和私人的责任之间的分界线常常变得模糊不清了。」格林斯潘如是答（古越：《白宫首席经济智囊格林斯潘》第183页）。

　　83「人民币在蒙古非常受欢迎，被称为『二美元』，……在边境贸易中人民币被看作硬通货被周边国家的居民所接受，据统计：在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中，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近90％的交易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另据统计，近年来，越南境内的人民币约35亿元，泰国境内的人民币约44亿元，蒙古国境内的人民币约5～6亿元，俄罗斯境内的人民币约五千万元，缅甸境内的人民币约三千万元以上」（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57页）。「人民币目前不仅在香港、澳门两特区可以直接使用，而且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全境通用，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在俄罗斯、台湾省都可以作为贸易支付手段。在柬埔寨，政府公开鼓励国民大量使用人民币；在蒙古境内，流通现钞总量的60％为人民币；某些国家官方还正式承认并公开宣布人民币为自由兑换货币，并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地货币比价」（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526页）。

　　84 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猛增，是美国不问青红皂白，立法惩办「操控汇率国家」的两个依据。根据这道法令，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报告，「依法」确认谁是「操控汇率国家」。不难想象，倘若人民币汇率近期「弹性」得不够，很容易被鲍尔森确认成「操控汇率国家」，接着遭受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包括惩罚性关税在内的经济制裁（推荐参阅梁晓：《世界是平的吗？》中关于2007～2008年中美关系可能急转直下的展开分析）。

　　85 2002年10月10日，戴相龙讲话，「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资本项下43个交易项目，中国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经登记或核准）的有12 项，占28％；有限制的16 项，占37％；暂时禁止的有15 项，占35％。」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技术上应当有一个可以控制的逐步开放过程。因此，「要控制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自由兑换，并且尽可能地将本外币之间的自由兑换放在最后的环节」（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67～74页）。

　　86 按照耶金们的说法，「1997年按购买力平价法结算，中国的GDP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第296页）。「另据胡祖六、约翰·安德森（2003）的分析，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据2003年5月间，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推出的《21 世纪世界贸易》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GDP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18％上升到24％，跃居世界第一位。2003年12月美国高盛在其公开发表的《BRICs 梦想：通往2050 之路》中『预言』：以美元计，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四年赶超德国，在2015年赶超日本；到203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最新公布的计算结果，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6％，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51页）。

　　87 推荐参阅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

　　88「在1965～1990年间，东亚四小龙 — 新兴工业化国家 — 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由1.2％猛增到6.4％，其成就甚至相当于日本在1950～1975年间取得的经济绩效。到1990年，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欧佩克成员国）在全球商品出口总额中占13.1％，比美国（11.7％）、德国（12.7％）和日本（8.5％）都要高。……亚洲（不包括日本）在1990年的出口只占全球出口额的11.7％，但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就迅速上升为16.4％」（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32、40页）。

　　89 1980～200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5.4％猛增到20.4％（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09页）。

　　90 1996～2000年，韩国出口占GDP 的比重从30％增加到45％，泰国从39％增加到66％（“Downing again”，Economists，2001年7月7～13日）。2000年6月，台湾、韩国、新加坡的通讯产品和组件，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分别达到43％和22％（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200～201页）。

　　91〈胡锦涛波音公司讲话〉，香港《首席执行官》2006年4月21日（http://ceo.icxo.com/htmlnews/2006/04/21/842316.htm）。

　　92 根据CIA 网站资料计算（http://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大陆出口相当于GDP 的34％，几乎是美国7％的五倍（〈越来越大的中国经济规模和越来越近的硬着陆危险〉，《商务周刊》2006年9月20日，第46页）。

　　93 秦大军、刘喜梅：〈外企五年占据全国出口半壁江山〉，香港《信报》2006年4月24日，第34页。

　　94「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昨天表示，按含铁量计算中国全年生产生铁的51.1％要使用进口铁矿石，……去年中国进口铁矿石326303300 吨」（〈铁矿石一半以上依靠进口〉，香港《信报》2007年2月3日，第21页）。

　　95 2005年，大陆「向国外出口电扇54044万台、DVD 14594万台，出口各类鞋691360万双」（〈中国经济面临产生全面过剩〉，香港《信报》2006年11月26日，第7页）。

　　96 薄熙来说，2006年「全球反倾销案例中，37％涉及中国企业」（〈薄熙来指高关税是贸易霸权主义〉，香港《信报》2007年3月13日，第8页）。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踊跃制裁中国出口（楼夷：〈来自「盟友」的贸易挑战〉，《财经》2006年5月15日，第88～91页）。

　　97 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下决心，充分发挥政府无可推卸的领导组织功能。市场调节不等于放任自流。譬如，贺兰山以东，毛乌素沙漠（过去的鄂尔多斯草原）、浑善达克沙漠（锡林郭勒草原南部）、科尔沁沙地（过去的科尔沁草原），有一定的降雨量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目前分散的生态建设，缺乏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开发。譬如，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工程，是向西部大规模调水。不调水，大西北现有的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维持不住，遑论开发？大规模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绝非私人企业利润动机力所能及（推荐参阅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杨双：《再造中国》；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

　　98 推荐参阅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岸在哪里？》。

　　99 1998年，广东省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王岐山多次表述，大刀阔斧「砍树救林」，属于「没有选择的选择」（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第209～262页）。

　　100 在贸易方面，2001年，欧元12 成员国出口占世界总额的17.7％，高于美国（14.7％）（朱泽清：〈新纪元造就强势欧元〉，香港《经济一周》2002年1月5日，第14～17页）。「在国际银行贷款方面，欧元区占世界市场的20％，而美国占36％，基本上是欧元区的两倍。在债券方面，欧元区要稍微多一点，它的比例为24％，而以美元计值的债券占到45％。……在外汇市场方面，美元几乎占到一半左右，而欧元占四分之一左右。在世界性储备货币方面，美元则更重要，美元储备占到大约70％，而欧元储备仅为11％」（克里斯托弗·约翰森：〈欧洲和全球中的欧元〉，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49页）。另有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9年底其所有成员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的12.5％为欧元，同期美元占66％，日元占5％，英镑占4％，瑞士法郎占1％。」1999年，欧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量的43％，美元占46％（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255、219页）。

　　101「因此我们能够预计在下个十年，欧元区将包括40～50个国家，人口将接近五亿，其GDP之和将超过美国的GDP。……因此，在2010年左右，欧元和美元将并驾齐驱，中央银行将选择一半美元一半欧元的储备结构」（蒙代尔：〈第六次罗宾斯爵士纪念讲座：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8～10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2年年报，「令人惊奇的是，欧元的诞生并没有削弱美元在国际储备持有份额上的优势。表9.1 也显示欧元在1999年和2000年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并不比1999年1月欧元诞生前原有的货币包括马克、法郎和荷兰盾的总和多。尽管欧元在实现货币区域一体化方面非常成功，但美元仍然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霸主地位」（Ronald I. McKinnon：〈东亚汇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90～291页）。

　　102 譬如，「1997年GDP 的实际增长率从意大利的1.5％到爱尔兰的10％，欧盟的平均增长率是2.5％；失业率最低是卢森堡和奥地利的3.7％和4.4％，最高是芬兰的14％和西班牙的20.9％，欧盟的平均失业率是10.7％」（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67页）。

　　103 譬如，欧洲货币体系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国坚决反对「工作语言」的提法，非改称「载体语言」不可。不管叫什么，「英语事实上只是欧元区11 国中爱尔兰使用的语言。因此欧洲中央银行的所有文件都必须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欧洲内部举行的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复杂谈判，比德国中央银行曾经面临的要复杂得多」（戴维·安德鲁讨论时如是说；克里斯托弗·约翰森：〈欧洲和全球中的欧元〉，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59页）。

　　104「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萨缪尔森就认为欧洲统一货币是『愚蠢』的，对欧洲经济问题是文不对题。另一位大牌的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多次公开强调，『创造（欧元）这种货币主要是一个政治计划而不是经济计划。它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欧洲统一的象征。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单一货币所花的代价将超过它带来的利益。』……《时代》周刊认为，欧盟要进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尚未统一经济政策，就要把货币绑在一起，这如同把11个火车头绑在一列火车上。除非11个火车头都以同一个方向开动，否则，列车就会被撞得四分五裂、脱轨、翻车。……美国著名的投机家索罗斯的话『一语惊人』：欧元在实施之后将很快消失」（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137～138页）。

　　105「德国人的极度担心体现在这句流行语上：『（欧元是）世界语式货币（Esperanto-Geld）』（徒有其名！）」（格哈德·伊宁：《货币政策理论》第1页）。欧洲货币刚刚统一，欧元各国内部财政赤字引发争执。欧元独立发行，各国政府只有通过财政手段调节宏观经济。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 的3％，等于限制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欧洲充其量只有经济联盟 — 谈不上接近于政治联盟。它的文化与政治差别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一旦「某一国家脱离协调机制是因为无法保持经济增长而需要刺激，那将会怎样？……这个出问题的国家的政府会拒绝公众对刺激经济的要求吗？它会不会连政治上的控制能力也丧失掉？在我看来，一旦出现类似的两难困境 — 迟早会发生 —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一定会问，该国还会留在货币联盟内部吗？还是打算重建自己的货币？」（亨利·考夫曼：《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与市场》第363～367页）。

　　欧元的外部环境同样不容乐观。「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与欧元创立之日相比已经下跌了25％。这种不稳定性还会继续下去吗？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考察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以及其核心，德国马克。考虑一下过去25年之内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的不稳定性吧。在1975年，一美元等于3.5马克。五年过后，在1980年，美元的价值降低了将近一半，一美元相当于1.7马克。五年过后，在1985年，美元的价值几乎又上涨了一倍，现在是一美元兑3.4马克。在1992年8月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中，美元又跌至一美元兑1.4马克。今天一美元相当于两马克左右，如果这些巨大的波动发生在美元兑欧元的汇率上，它将使欧元区分崩离析！」（蒙代尔：〈第六次罗宾斯爵士纪念讲座：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8～10页）。如今，「欧元兑美元水平10％的变动将引起国内价格水平大约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克里斯托弗·约翰森：〈欧洲和全球中的欧元〉，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50页）。「如果在未来10 到20年内发生大型的非对称性冲击的话，特别是当这次冲击发生在英国或者别的国家正在加入欧元区的转型时期的话，我就对欧洲货币联盟的生存感到担忧了」（杰弗里·弗兰克尔讨论时如是说（克里斯托弗·约翰森：〈欧洲和全球中的欧元〉，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59页）。

　　106 亨利·考夫曼：《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与市场》第124页。

　　107 纳赛尔·萨博：《投机资本》第181页。

　　108「中华文明模式后来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而且至今依然是这些国家的读写文化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有时被称为『Sinic 文化』（拉丁词『Sinic』意为『中国的』），这种文化也继承了大部分中国传统的农业方法和中国模式的书写体系、哲学、文学、政治及社会机构和艺术」（罗兹·墨菲：《亚洲史》第123页）。

　　109 2004年， 香港GDP 1600亿美元， 台湾GDP 三千亿美元（ 世界银行网站，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ATASTATISTICS/0,,contentMDK:20535285～menuPK:1192694～pagePK:64133150～piPK:64133175～theSitePK:239419,00.html；〈关于台海问题未来的走向和统一路线图〉，《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1/forum_tw050918b.html）。

　　110 根据WTO 网站数据计算（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5_e/its05_overview_e.htm）。

　　111 2005年四季度数据（〈各国/ 地区官方储备排名〉， 香港金融管理局网站，http://www.info.gov.hk/hkma/chi/press/index.htm）；何志成：〈「藏汇于民」与外汇储备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1045/4274742.html）。

　　112「经济学家乐观相信，至2008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将突破两千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拥有18亿人口、GDP 达两万亿美元以上、贸易总额超过两千亿美元的庞大市场」（林友顺：〈中国东协迈向经济共同体〉，香港《亚洲周刊》2006年11月12日，第14页）。1991～2001年，大陆与东盟的贸易额十年时间翻了四番。1990～1999年，东亚区域内贸易从2800亿美元增到7320亿，2001年达1.2万亿美元（〈中国东盟商建自由贸易区〉，香港《信报》2002年5月15日，第9页）。2006年上半年，大陆与东盟的贸易额比2005年同期再增21.7％。「到了2010年自由贸易区成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将达到两千亿美元，跟中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前三名贸易伙伴）的贸易额相若」（〈了解中国东盟关系，防边缘化〉，香港《信报》2006年11月1日，第2页）。

　　113 麦肯锡公司亚太地区数据（〈掌握亚洲趋势，巨变中觅商机〉，香港《信报》2006年7月11日，第27页）。

　　114 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09～110页。「例如在2002年度，中国在与周边23个国家的贸易往来中，整体上逆差299.7亿美元，其中11个国家对中国存在贸易顺差，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力地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例如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55页）。「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没有在这些东亚国家的贸易中占据足够的份额，从而使其成为显而易见的锚。……没有一个亚洲国家钉住日元，即便是松散地钉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害怕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发生巨大波动，针对中国人民币也是如此」（Jeffrey A. Frankel：〈新兴经济体汇率体制经验〉，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42～243页）。

　　115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第269～270页。华人资本占泰国的40％，菲律宾的30％，马来西亚的35％，印度尼西亚的30％（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第104页）。

　　116 2006年10月26日，格林斯潘断言私人投资者及中央银行正在逐步舍弃美元，转持欧元之后，「汇丰外汇策略员布卢姆指出，亚洲目前是美元势力的最后支柱，如果中国人民币摆脱与美元的关系，相信很多亚洲国家会改持人民币，出现美元、欧元及人民币三强鼎立的局面」（〈格老称央行弃美元增持欧元〉，香港《信报》2006年10月27日，第7页）。

　　117 美联储前任主席还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观察到近几年各国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政治资本，把已经很低的关税降到了最低水平，结果本来唾手可得的贸易及效率上的利益又被汇价波动抵销了。在我们讨论发展问题和颂扬新兴经济国家经济自由化成就的时候，并不大讲特讲它们从更稳定的外汇市场上得到多少利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让它们的汇率完全听任盲目的市场力量摆布，因为对市场力量的反应也是同样盲目的。……各有关国家都把维持和加强汇率稳定当作当务之急，并为此已经和正在做出艰难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抉择。关键的问题在于，拥有国际重要货币的主要国家对汇率稳定的要求，是否已强烈到了支持广泛改革的程度」（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第345、355、349页）。

　　118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东亚汇率体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18页。「Bayoumi 和Eichengreen（1997）指出，有证据显示，贸易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维持稳定的名义汇率。Honkapohja 和Pikkarainen（1992）一起发现，小经济体偏好更稳定的汇率，……Leblang（1997、1999），Millesi-Ferretti（1998），Bernbard 和Leblang（1999），和Garrett 等人（2000）都发现，那些寻求实施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会采取资本管制。……同时，本区域的欠发达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仍希望通过资本管制来维持钉住汇率制，并直到金融市场和机构发展到能够承受较大资本流动性和汇率波动为止」（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88～189、196页）。因为「汇率变动不但有巨大的现实作用，而且还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汇率并非被动地调整以理顺国内价格关系，而常常成为推动国内价格水平向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变动的决定性变量」（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第73～74页）。

　　119 美联储前任主席如是说（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第345页）。譬如2006年12月18日，泰国政府担心泰铢被抛空，断然宣布外资流入管制措施，股市应声而下15％。泰国央行行长塔莉莎强烈呼吁美国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采取措施，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泰国资本管制或维持半年〉，〈全球失衡大国有责，泰央行称小国将采取激进措施〉，香港《信报》2006年12月27日，第12页；22日，第20页）。

　　120「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悄悄回到了事实上的中间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已经实行了汇率目标（至少在1998年还通过资本控制加以支持）。甚至实行浮动的明星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也已经开始干预外汇市场了」（Jeffrey A. Frankel：〈新兴经济体汇率体制经验〉，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41、235页）。

　　121 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94页。

　　122 Ronald I. McKinnon：〈东亚汇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98页。

　　123 向潮：〈危机重迫东南亚〉，《新闻周刊》2000年12月16日，第62～63页。2002年，亚洲坏账两万亿美元，日本一家1.3万亿美元。印度尼西亚需要3.5～4％的经济增长，才能吸收每年进入市场的270万求业者（《参考消息》2002年5月18日，第4页）。2003年2月，数家非金融机构相继出事，缅甸发生挤兑风潮，迫使中央银行几次下令限制居民取款数额（〈缅甸爆发银行挤提风潮〉，香港《信报》2003年2月25日，第8页）。2007年5月，「在日本京都主持东盟、中国、日本和南韩财长会议的泰国财长查隆坡说，亚洲目前面对的风险不比十年前少，资金流动的波幅和规模甚至比十年前更大」（〈亚洲各国同意建共同外储〉，香港《信报》2007年5月7日，第8页）。

　　124「东亚各国应共同合作建立他们自己的自助安排，这符合东亚自身利益，而不是坐等西方七国集团（G7）建立新的机制，况且这种新机制的有效性也令人质疑」（Yunjong Wang、WingThye WOO：〈及时的信息交换机制、有效的监测体系和改进的东亚金融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473～474页）。

　　125 Ronald I. McKinnon：〈东亚汇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96页。

　　126 讨论到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剧烈变化时，蒙代尔还说，「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汇率能够比这种变化无常的汇率给经济系统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蒙代尔：〈第六次罗宾斯爵士纪念讲座：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6、187页）。

　　127「Eichengreen（2001）比较了八个亚洲经济体（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在金融危机前后汇率的标准差以及每月平均汇率变化的幅度。他发现，虽然有六个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对美元的汇率在危机前保持着不同寻常的稳定，但大多数经济体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在危机后明显加剧。……八个经济体中有五个是这样的，中国香港、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除外」（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92页）。

　　128 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99页。

　　129「目前，大约有60个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已加入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或使用某一大国的货币。例如，拥有15个成员的非洲金融共同体（CFA）的非洲法郎区；拥有七个成员的东加勒比货币区（Eastern Caribbean Currency Area）；巴哈马、百慕大、巴拿马和波多黎各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在欧洲，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分别使用比利时法郎和瑞士法郎；在中东，西岸和加沙地带使用以色列的货币谢克尔（Shekel）。……拉丁美洲国家中，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已实施美元化，其它一些拉美国家（包括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秘鲁）也不时考虑是否走同一条路。在西非，六个国家已经同意于2003年在本地区创立新的共同货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的11个成员也在讨论是否直接用美元，或是建立一个可能钉住南非货币兰特的独立货币联盟。波斯湾六个产油国（沙特、阿联酋、巴林、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则宣布准备在2010年前建立货币联盟的意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出现了建立货币联盟的建议」（RobertJ. Barro：〈世界货币联盟〉，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41～142页）。

　　130 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00～201页。

　　131 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226页。有必要插进来指出，这个「主导作用」是不真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动用的资源主要来自各成员国上缴的约三千亿美元份额，这是1962年《借款总安排》中规定的，1997年修订的《新借款安排》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资金总额提高了460亿美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的资金占其成员国GDP 比率衡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能力仅相当于1945年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当时确定的各成员国缴纳基金份额的标准来分摊今天的基金份额，基金总额将扩大五倍；如果按照世界贸易的规模衡量，IMF 的资金规模应当是今天的九倍」（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399页）。这还没有考虑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天文数字的迅猛发展和一起大过一起的金融危机哩。

　　132 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225～227页。「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日本政府倡议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筹资一千亿美元组建『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向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由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惟恐其主导国际货币事务的大权旁落而强烈反对，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很快便无疾而终」（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370页）。

　　133 在组成经济货币联盟之前，「像比利时等小国的对外贸易占GDP 的比率甚至超过70％。现在由于统一货币的作用，欧元区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大多数成员国的一多半贸易是欧元区内部贸易，因此也就不会受到欧元对外价值变化的直接影响」（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229页）。

　　134 格林斯潘说，「欧元的产生极大地改变着储备资产。由于欧元计价的资产市场发展起来了，欧元将会成为一种更加有吸引力的世界储备货币。」因此，「欧元吸引力增强会减少人们对美元的需求。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是一种进步」（拉里·卡哈纳：《格林斯潘语录》第119页）。「欧元的诞生改变了国际货币结构的力量对比，减弱了美元的垄断地位。在未来，即使在缺乏改革的情况下，美元也将和欧元在铸币税和控制方面展开竞争」（蒙代尔：〈第六次罗宾斯爵士纪念讲座：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22页）。

　　135 苏珊·斯特兰特：《疯狂的金钱》第91页。

　　136 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允许6％。这是美元脱钩黄金时，Smithsonian 协议讨价还价的产物。「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的两倍多。这是法国对我们提出3％的让步的结果」（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第92页）。

　　137 Eric Girardin：〈东亚的信息交换、监控体系和区域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41页）。

　　138「西欧直到1990年才实现了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1992年汇率机制危机提醒我们，当资本项目开放且坚持区域共同钉住的成本大于收益时，钉住制度难以为继。……如果欧洲区域货币安排因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难以为继，这预示着亚洲货币协调的前景也不乐观」（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Peter J. Montiel：〈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概述〉，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2页）。

　　139「英国中央银行为了支撑英镑，耗费了八百亿美元，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古越：《白宫首席经济智囊格林斯潘》第223页）。

　　140「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德国联邦银行为支持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的货币，而借给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六百多亿马克（当时约合两千亿法郎）」（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41页）。

　　141 苏珊·斯特兰特：《疯狂的金钱》第85页。

　　142 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第230页。

　　143 麦金农如是说（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第251页）。

　　144 雷克斯罗特（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55页）。弗里德曼也说，「在我看来，将这种有管理的钉住汇率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央行体系作为通向真正统一货币的一个台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海市蜃楼。即使能够这样，取消各国中央银行之后的操作仍然不会比有中央银行之前的操作更容易」（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第236～237页）。「资本自由化之后，遭受的第一次攻击几乎是致命的：1992年，两种货币（意大利里拉和英镑）不得不从该体系退出，汇率波动的幅度最终也不得不从正负2.25％扩大到正负15％，这从事实上将该体系带到了尽头。欧洲货币体系形式上仍然存在是因为，该体系的成员身份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加入欧洲货币联盟所规定的趋同标准之一」（Charles Wyplosz：〈区域汇率安排：欧洲给东亚的启示〉，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44页）。

　　145「这一危机表明，早先计划的战略 — 逐渐转向欧洲货币单位，汇率目标区的波幅将通过几个步骤而缩小 — 可能并不是推进的最好办法。Crockett（1994）也指出了这一点。Obstfeld和Rogoff（1995）做了如下总结：『对投机性攻击起源的调查表明，即使是目前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宽幅波动甚至也存在问题，浮动汇率和一些国家共同使用一种货币的制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其它中间形式』；『越过一个深坑的最简单办法是一步跳过去』。这一教训似乎随后被证实：1998～1999年从宽幅波动的汇率转向欧洲货币单位的做法是成功的」（Jeffrey A. Frankel：〈新兴经济体汇率体制经验〉，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230页）。

　　146 罗伯特·所罗门讨论时如是说（克里斯托弗·约翰森：〈欧洲和全球中的欧元〉，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52页）。

　　147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东亚汇率体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30～131页。

　　148 克里斯托弗·约翰森：〈欧洲和全球中的欧元〉，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50页。另有说法，「以欧元标值的世界出口只与欧元区的出口值大体相当，而以美元标值的世界出口约为美国出口的四倍。根据英格兰银行的统计，2000年全球贸易中以欧元标值的部分占到16％左右」（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254页）。

　　149「而在1980年中国尚未全面打开国门进行对外贸易时，东亚区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2％」（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3页）。

　　150 譬如，2002年，韩国进出口的80.6％和86.8％按美元计价，只有12.1％（进口）和5.4％（出口）按日元计价（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5页）。「Ito 等（1998）强调，东亚国家无视其与日本巨大的贸易权重，采取实际上钉住美元的制度，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日元在1995年4月和1997年夏季期间对美元贬值时，亚洲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导致各国丧失了出口竞争力」（Eiji Ogawa、Takatoshi Ito、 Yuri Nagataki Sasaki：〈东亚货币篮子制度的成本、收益和约束条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06页）。这又是一项发展中国家无药可医的「原罪」。「为什么不走到对立的极端，让东亚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钉住日元？问题在于日元不是一种国际货币。正式钉住日元 — 当然在短期上 —将增加进行短周期美元支付的风险。在其它东亚国家，以月或季的长周期基础上钉住日元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价格和利率的名义锚。十多年来，日本未能摆脱持续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因此，别的东亚国家也不愿意钉住日元而引入通货紧缩，更何况它们也不愿意像日本一样利率水平接近于零」（Ronald I. McKinnon：〈东亚汇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00页）。

　　151 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第75页。2002年，日本进出口的68.7％和48％按美元计价，只有24.6％（进口）和38.4％（出口）按日元计价（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5页）。

　　152 王鹏翔：〈日元应成为亚洲共同货币〉，香港《信报》2002年2月20日，第26页。另有说法，「2002年，日本对亚洲出口的53.3％和从亚洲进口的27.8％是用日元计价的。与之相比，日本对亚洲出口的44.7％和从亚洲进口的71％是用美元计价的」（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7页）。所以克里斯托弗·约翰森讨论说，「谈不上日元区，因为我认为大家已经意识到日元在日本以外没有作为世界货币而得到广泛使用。与欧元区和钉住美元的一部分国家组成的区域相比，日元区是不存在的」（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82页）。

　　153「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他们虽然对德国也一视同仁地轰炸；但是并没有对德国投下原子弹。我说正因为是『日本』，所以才挨了原子弹吧？对方只能支吾其辞。但是，原子弹还是落在日本。我认为最好将这个事实谨记在心。我想，日本与美国间的摩擦，基本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第38页）。1995年8月，CBS、《纽约时报》和TBS 联合调查，89％的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是错误的（近藤诚一：《日美舆论战》第141页）。

　　154「这种变化趋势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东亚地区面临越来越大的汇率困境，一方面，东亚地区普遍面临货币升值压力，保持本国货币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给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扭曲；另一方面，在美元资产占有很大比例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累积越来越多，美元贬值压力下储备资产的缩水损失就越来越大，东亚国家不愿意见到美元长期持续贬值，特别是崩溃性贬值」（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页）。另有说法，「2002年5月，全球国际储备为2.223万亿美元，名义价值较1994年初翻了一番。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储备占全球国际储备的三分之二左右，东亚在全球国际储备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94年的30.5％增加到了2002年5月的38％」（Ramkishen Rajan、Reza Siregar：〈「10＋3」国家集中式的储备库〉，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69页）。

　　155「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建立这样一个机制的很自然的出发点即为『清迈倡议』。『清迈倡议』是各国间进行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的一个协议网络，是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防火墙』。从广义上看，『清迈倡议』旨在向货币缺乏流动性的国家提供额外的短期硬通货，以抵御金融风险。『清迈倡议』毫无疑问是加强各国货币合作很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该框架本身及其目前架构方式的有效性却令人质疑。毕竟，它只是一个缺乏协调、分散的货币互换协议」（Ramkishen Rajan、Reza Siregar：〈「10＋3」国家集中式的储备库〉，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81页）。

　　156「正如2002年4月22日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经济产业研究所组织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研讨会上提出的那样，鉴于东亚国家拥有当前全世界中央银行储备的一半以上，一个『亚洲货币安排能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机制的基础，最好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这个地区的国家握有大量外汇储备』」（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377页）。

　　157 1997年12月，「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总算允许亚洲成立一个没有固定数额、提供短期信贷的「亚洲备用信贷设施」。虽然贷款安排必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毕竟可以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管理了。这以后，东盟国家货币一体化、大中华货币联盟、亚洲货币体系等议题，被多方广泛呼吁。譬如，「1999年，菲律宾总统Joseph Estrade 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峰会上提出将此列入会议议程。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建议将创建单一亚洲货币作为『一个长期可能性』，并认为『创建单一货币将能逐步解决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汇率不稳定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 也于是2001年2月在马尼拉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呼吁建立一个类似欧元的单一亚洲货币」（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99页）。

　　158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东亚汇率体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36页。「2003年2月28日『10＋3』成员国提出的亚洲债券共同市场计划，其内容包括由亚洲各国政府及私人企业参与发行『亚洲一揽子货币』（ABC）债券，并由亚洲境内的机构交易、管理、订立利率、担保及认可。」经过一系列大张旗鼓，「尽管如此，相对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6741亿美元的公共债券存量，目前亚洲债券基金10亿美元的资本规模仍嫌不足」（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374～375页）。

　　159 苏珊·斯特兰特：《疯狂的金钱》第148页。

　　160 Ronald I. McKinnon：〈东亚汇率困境和世界美元本位〉，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300～301页。

　　161 Barry Eichengreen：〈亚洲浮动汇率案例〉，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95页。

　　162 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第42～43页。「戴高乐将军所说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privilege），意思是美国人可以用借款而非出口商品和服务来支付防务和其它方面的账单」（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第7页）。

　　163 韩文高：《世纪末金融风暴》第151页。

　　164 香港实行货币局制度，没有中央银行，7.8 港币自动恒等于一美元（饶余庆：《亚洲金融危机与香港》）。

　　165「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31.6％。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733.3亿美元，设立境外中资企业万余家。……有关部门最新一份权威报告显示，国企投资海外大多集中在贸易领域（约占总投资的60％），而生产性企业的70％以合资为主；亏损或持平企业约占三分二，盈利企业仅有三分一」（〈四部委排查万亿境外国资〉，香港《信报》2007年4月11日，第20页）。「内地向本土及外资机构已批出的QDII 投资额度约14亿美元，但由于监管当局只容许QDII 产品投资固定收益的投资工具；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投资者反映冷淡」（〈中行率先推投资境外股票QDII 产品〉，香港《信报》2007年4月19日，第6页）。「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近日不约而同预计，中国未来的海外投资规模将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美元。……德意志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增长率达86％」（〈中国未来投资海外以千亿美元计〉，香港《信报》2007年4月24日，第2页）。

　　166「QFII 已批出95.45亿美元，逼近百亿美元的总额度大关，……目前QFII 的市场表现非常活跃，证券类资产的持仓比例均在90％以上」。有消息说，2007年「追加50～100亿美元的额度」（〈QFII 再加五亿美元〉，香港《信报》2007年1月19日，第38页）。

　　167「自从2004年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以来，截至去年11月底，共有38 家本地银行开办了有关业务，人民币存款余额约228亿元，香港汇往内地的款项则仅得22亿元，内地银行卡在港消费和提取现金合计206亿元」（〈人民币在港发债，金融中心添实力〉，香港《信报》2007年1月17日，第2页）。

　　168 2006年12月14日，香港财资市场公会推出人民币掉期申引利率定价（〈财资市场公会推人民币掉期申引利率定价〉，香港《信报》2006年12月15日，第4页）。

　　169 2006年，芝加哥交易所推出人民币不交收远期外汇（叶秀亮：〈中国不宜支持港推人民币期货〉，香港《信报》2006年12月4日，第12页）。「消息人士透露，由于本港2005年已开展人民币不交收远期外汇合约（NDF）产品，这对于重新订立人民币期货市场的有关规则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有市场人士坦言，本港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志不在透过上述产品赚钱，重点是可作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试点，长远有助于本港建立或争取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期货报告月中公布〉，香港《信报》2007年1月3日，第4页）。

　　170〈港府首倡人民币资金自由行〉，香港《信报》2007年1月16日，第2页。

　　171 其中一种办法是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hina depositary receipt，CDR）。「打通A 股与H股交易的简单原理是，当同一公司的A 股价格高于H 股时，投资者可以买进H 股，并将所买的H 股转托管成A 股（或转托管成中国存托凭证﹐即CDR）卖出；反之，当H 股价格高于A 股时，投资者可以买进A 股，并将其转托管成H 股卖出」（古羽：〈打通「A＋H」畅想〉，《财经》2007年1月22日，第66～67页）。

　　172 2007年初，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市金融业11·5 规划》，规划「将争取未来几年试点设立证券融资公司，在国内先行试点发行企业垃圾债，……同时加深深圳、香港、澳门三地在金融稳定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实行深港资金流动自由化，并推动泛珠三角地区现代化支付系统和外币清算系统的联网」（〈深圳试办证券融资公司〉，香港《信报》2007年3月10日，第6页）。

　　173 90年代初，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到中国旅游一周，就已经敏感地发现：「中国的每个省都想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第334页）。正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174「市场人士表示，本港获准发行人民币债券，将刺激人民币升值」（〈发债添人民币升值压力〉，香港《信报》2007年1月17日，第1页）。「一旦有了一个具足够交易量的人民币期货或远汇市场，投机远汇的动作将透过套利机制，在中国造成极大量的投机流入，这将在现阶段大幅增加货币供应及股市的泡沫，在泡沫爆破时造成比经济衰退更伤国家元气的金融风暴」（叶秀亮：〈中国股市泡沫与人民币期货〉，香港《信报》2007年1月18日，第15页）。

　　17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孙涛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调查研究，「综合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2004年两地资金流动规模应在1.67万亿港元左右；……占2004年内地GDP 的10％以上。……根据香港金管局的统计，2004年底，香港共有五百家左右兑换店，其中三分之一经营人民币兑换、汇款等一条龙业务。这些兑换店能够将国内的巨额人民币（如一千万元）在一天之内汇到香港。……通过实地考察，我们了解到，一家兑换店一天可从事价值达几百万美元的汇兑交易」（孙涛、张晓晶：〈「香港路径」中的跨境资金流动与潜在金融风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第30～36页）。

　　176「林吉特」是马来西亚货币Ringgit。「马哈蒂尔说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固定汇率，从而使得企业们能够制订计划。因此他们对资本流出施加了控制。从那时起，一个企业必须把五年以内的收益累积起来，才能把它们汇出国外。一年以后他宣布，与卖掉投资者的贷款相比，他帮助这些投资者节约了一大笔钱。他们也禁止本币和股票的离岸交易，这过去是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这些离岸交易规避了禁止卢比汇回国内的规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套利基金不能染指本币与股票，并且卖空它们」（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罗伯特·巴利讨论时如是说。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83页）。引文中的「卢比」应当是马来西亚货币Ringgit。

　　177「有鉴于中国经济仍有许多内部隐忧，银行体系尚有大量呆坏账须要进一步清除，以及在市场相信人民币大幅偏低下，容许远期汇市发展将破坏中国汇制改革、造成更多资金流入，和使人民银行不可能有效控制货币供应及汇率升幅。……港交所高层在不了解（或不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考虑及误信自己在这方面较具优势的情况下，宜注意其计划的强行闯入所可能造成的尴尬、中港关系倒退，及其本身的去职风险」（叶秀亮：〈港交所推人民币期货应三思〉，香港《信报》2007年3月26日，第34页）。

　　178 拉里·卡哈纳：《格林斯潘语录》第6页。「在1997年的1115 只对冲基金中，在美国注册者569 只，占对冲基金总数的51％，资产规模占三分之一；其余主要在加勒比海的几个离岸中心注册。规避监管，是对冲基金高收益的原因之一」（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21页）。离岸中心拥有的金融财富，「一项最近的估计为6～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年交易额，或者说相当于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一左右。……逃税的税款在美国目前已高达大约每年3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海外金融中心的合法减税手段流失的。毒枭、黑商及黑手党成员们也利用海外金融中心来洗黑钱。单是塞浦路斯每年就要经手来自俄罗斯黑色经济的大约25亿美元。……全世界每年非法活动的产值 — 即『犯罪生产总值』—目前据信高达约一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的20％。其中约3500亿美元得以通过海外金融中心洗黑钱，然后又重新投资，每天的流量约为10亿美元」（David Boyle：《金钱的运作》第53～54、112页）。

　　179「在伦敦，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开业的银行在美国监管权力之外创造出美元贷款」（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第161页）。「1964年，欧洲货币市场规模就达到两百亿美元，是1960年的十倍，其中欧洲美元占83％；到1973年，欧洲货币市场存款毛额已达3150亿美元。……1988年，欧洲货币市场存款毛额达45610亿美元。……该市场上银行间交易中96％属于一年以内的短期拆放；加之具有统一的利率结构，不受任何国家国内银行法管制，欧洲货币市场这个国际资本流动的产儿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晚期以降国际游资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79年10月（此时已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企图向美国银行海外欧洲美元资产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失败，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的自主性地位」（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93～94页）。

　　180「从1971年以来，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日圆、马克、英镑也都变成无国界的欧洲货币。这个货币市场如此庞大，各公司因而可以从全球各地借入所需要的任何货币。……直到1987年12月，才对欧元市场实施现金储备和资本储备的要求，当时各国央行总裁齐聚瑞士巴赛尔国际清算银行，就全球的现金储备标准达成协议」（乔尔·库尔茨曼：《金钱之死》第100～103页）。

　　181 赵庆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国际化研究》第220页。

　　182 王希亮：《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第343、350页。

　　183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日本与中国、俄罗斯、南韩等八个国家签署了扩大直接投资的双边协定，与墨西哥、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双边协议。与东盟、南韩、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双边协议也在紧锣密鼓之中（〈日韩谋组自由贸易区与欧美鼎足三立〉，香港《信报》2002年3月23日，第8页）。

　　184 马哈蒂尔：〈全球化与共同发展〉，《香港传真》No.2001～31。「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议建立完全属于东亚地区的『东亚货币基金』（EastAsian Monetary Fund），其规模略小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先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371页）。

　　185 亚洲各国努力建立亚洲货币体系，「日本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必然使日元成为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正如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情形那样。日元的主导地位将促使亚洲其它国家采取钉住日元政策，进而在本区域形成实际上的日元区」（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东亚汇率体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36页）。「美元区、欧元区和日元区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5％、17％和12％。……事实上，只要三个货币区中的任意两个同意建立或者发起货币联盟就足够了。……任何两个货币区之间的货币联盟 — 欧洲和日本，或者欧洲和美国，或者美国和日本 — 将使得这个联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货币区，因此会吸引第三个货币区加入」（蒙代尔：〈第六次罗宾斯爵士纪念讲座：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4、16页）。「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发生任何革命性的进展。我们正朝着一个由三大主要货币区组成的世界货币结构迈进。美元区、欧元区、日元区构成了世界GDP 的60％，它们将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主要游戏者。我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将会建立在三大货币区这一现实的基础之上，并且将会有一种稳定机制，或者至少能够缓解美元～欧元汇率、日元～美元汇率和日元～欧元汇率之间的不稳定性。但是这是不够的。对于世界上的小国来说，如果它们想实现稳定的汇率安排，它们就必须钉住美元或者日元或者欧元的这种体系不是特别富有吸引力的。这些货币区总是面临政治压力。……这一直是我的希望，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能够创立一种世界货币，这也许能够建立在美元～欧元～日元之间实施固定汇率的货币联盟这一平台之上。我们今天距离这一梦想也许还很遥远，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罗伯特·所罗门：〈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205页）。

　　186 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李登辉、中嶋岭雄：《亚洲的智略》第72、85、95、118～119页）。刘泰英倒是提出过建立两岸四地（人民币、新台币、港币、新加坡元）货币联盟的「中国元」（《改革内参》2002年第2期，第30～31页）。显然，这需要港币与美元脱钩，在人民币（或者在货币联盟）的保护下自主发行。

　　187 Takatoshi Ito、Yung Chul Park：〈东亚汇率体制〉，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第130～131页。

　　188「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货币联盟可以建立在与目前欧洲货币联盟所基于的相同原则的基础上。需要满足五个条件：（1）在联合区域里实施同一通膨率目标的协议；（2）实施共同的物价指数以衡量通货膨胀的协议（如同欧洲统计局的消费者物价综合指数）；（3）锁定汇率；（4）共同的货币政策 — 比如由日本央行和联邦储备的官员们共同组建货币政策委员会；（5）划分铸币税的程序。因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规模的不对称性，日本央行应该承担起通过非冲销干预来固定汇率的任务（在美国的保证下！）这一系统在欧洲的运行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失误，并且货币投机也消失了」（蒙代尔讨论时如是说；杰弗里·弗兰克尔：〈日本和东亚的经济政策〉，蒙代尔、扎克：《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第188页）。

　　189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第516页。

　　190「像欧美航空公司的旅客追查遗失行李的下落，或是为美国人解决计算机的疑难杂症，服务项目林林总总」（汤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第23～30页）。

　　191 推荐参阅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展开分析，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直接操作军工产业的大规模集中重组。

　　192 苏珊·斯特兰特：《赌场资本主义》第203页。

　　193 任毓骏：〈两千亿美元造新战机〉，《环球时报》2001年10月30日，第2页。

　　194「目前世上（包括俄罗斯）没有能够击落隐形飞机的武器，而美国已拥有不少这类飞机（和B1 和B2 隐形轰炸机）」（林行止：〈穷措大大购军火之谜〉，香港《信报》2007年2月7日，第23页）。

　　195 亨利·考夫曼：《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与市场》第363页。

　　196「根据基金组织2002年《国际金融统计年报》数据计算，到2001年底，不计入中国澳门、文莱、缅甸、柬埔寨的外汇储备，『10＋3』成员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省在内）外汇储备合计11173亿美元，占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4.9％，且其外汇储备通常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库券。由于当前美国短期国库券收益率仅有1.75％，而亚洲国家国内投资回报率通常为10～20％，维持巨额外汇储备实际上等于这13个国家支付高额机会成本向美国发放一万多亿美元的无期低息贷款，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而大量不能支出的收入又造就了这13个国家的通货紧缩趋势」（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377页）。推荐参阅梁晓：《世界是平的吗？》中〈谁来养活美国？〉的展开分析。

　　197 Thomas L. Friedman：“A manifesto for the fast world”，New York Times，1999年3月28日（福斯卡斯、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第51页）。

　　198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Thomas Barnett 如是说（〈美联储 — 世界上最神秘的私人垄断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7～2）。

　　199〈中国需要两千万个百万富翁〉，《新闻周刊》2001年10月29日，第42～45页。

　　200 1994年，索罗斯65 岁生日前夕，匈牙利政府给他颁发一枚褒奖平民的勋章。传记作家报告说，这件事「似乎集他的挫折为一炉」（罗伯·史雷特：《索罗斯旋风》第417页）。

　　201 吴兢：《贞观政要》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