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令智昏奸佞媚美，报国为民赤子铮言

             吕永岩

对于转基因，人们翘首以盼“两会”能有体现民意的声音。事实上，“两会”代表质疑转基因的声音历来就有，只是媒体很少报道，即使有星星点点的报道，也是一边倒向非民意的方面。近日看到有关媒体公开的两个报道：一个是全国政协委员、叶剑英的女儿把转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还有一个也是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提出“应当加快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此前网络上还刊出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建议“严管”转基因的提案。从公开报道的情形看，媒体对警惕转基因的声音只是寥寥数语，对力挺转基因的声音，则有些浓墨重彩。由此不禁想到那句令人伤感的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如今我们的主流媒体可谓“报台不顾灭种险，两会歪唱转基因”。　　

所谓“歪唱”，首先看看3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主要篇幅是报道农科院那个黄大昉所谓“今年继续为转基因作物未来的发展呼吁”。黄大昉提出了几个观点：　　一个是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在减退”。据说“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在6个城市做调查，60％的受众表示愿意接受转基因稻米”；二是全球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转基因作物育种在经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之后，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三是2010年，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口数量达5400万吨，国内大豆加工业几乎被国外公司左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加快转基因作物和种业发展，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将逐级放大，甚至有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四是对于公众关心的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黄大昉表示，转基因作物在世界范围内产业化15年来，迄今并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　　

鉴于以上四点，黄大昉呼吁“应当加快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与黄大昉不同的声音。可惜这个不同的声音人们在内地主流媒体上是见不到的，只在凤凰网上见到寥寥数语。我们不妨将这寥寥数语原文照搬：“在中国，革命元勋子弟，或者说红二代，是一群有着鲜明烙印的人。如今，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两会舞台。叶剑英的女儿凌孜把转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建议国家停止一切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项目”。　　

毫无疑问，革命元勋子弟、红二代中的佼佼者、全国政协委员、叶剑英的女儿凌孜把转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一定是有理由的。她提出了哪些理由呢？媒体没有说。没说也没关系，我们看看同样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同志关于转基因的提案，或者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李崇富这个提案的题目是《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及其食品应加强研究、严格管理、稳妥推广的建议》。其要点有：　　

一、转基因食品在安全上存在不确定性。“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没有人类已知使人迅速致病的毒素，但其机理不明的长期和潜在的健康风险，却十分可怕。十年前，全世界就有828位科学家（美国181人、英国115人）曾联名发表公开信，说根据来自美、英政府的内部消息，就表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呼吁各国政府立即暂停向环境释放一切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撤销和禁止对生命形式和生命过程授予专利、就转基因生物及其食品的安全性进行公众大讨论。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有研究报告指出：“一些动物试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主要脏腑及肠胃系统的改变。” 近一二年来，面对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的隐患逐渐暴露，向来压制、封锁不同意见的美国当局被迫反思和承认种植转基因作物产生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等问题与失败，有的公司也被迫推行换汤不换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　　

二、转基因“是事关我国经济主权和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如果我国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就势必落入美国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公司布设的转基因专利及其种子、除草剂、农药等垄断陷阱。该公司获取并和美国农业部共同持有的被称为“生命开关”的“胚胎自杀”技术，就包藏着垄断世界农业和粮食的企图。我国１３亿人的吃饭问题，岂能受制于人！”　　　

三、转基因“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美国总统老布什1992年提出“实质上相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原则，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生物技术协调的官员马兰斯基也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依据科学基础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蛮横地向他国推销转基因专利和产品，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暴利。其实美国是在推行双重标准：美国在主粮（小麦）上只垄断基因专利而不搞产业化；却引诱我国搞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美国人基本不吃转基因食品。据其官方2009年统计，美国产玉米，转基因的占85%，天然的占15%。其中45.9%作饲料，24.7%用于生物燃料，18.9%出口，10.5%用作食品加工的辅料。美国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也是如此。美国人食用油是大量进口的橄榄油，基本不吃转基因的。包括美、欧、日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居民，都拒食或基本不吃转基因食品。”　　

四、我国“在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上禁售转基因食品；连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等一些机关单位食堂，也不吃转基因食品。我国也实行这种双重标准，是一种自我矮化和公开歧视，有损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五、我国已经有了“食油市场因被进口转基因大豆和外资垄断而挤垮东北天然大豆生产及其油企的教训，”“并且有关主管部门及个别科研人员急于使我国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并已有转基因水稻、玉米、蔬菜等一些品种在国内非法种植、上市”。　　

为此，李崇富委员提出：　　

1、我国把基因科技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研专项是完全正确的，应抓紧抓好，力争在这个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国在基因科技研究和实验中，应具有预防“生物战”的警惕性和“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　　

2、我国有关主管部门，应暂停发放转基因生物品种的安全许可和商业经营许可，立即组织进行一次对全国各地非法引进、销售转基因种子，非法种植和销售转基因的水稻、玉米、蔬菜等作物及其食品的严格普查。只有全面、深入和真实地摸清其情况，才能够作出进一步加强研究、严格管理、稳妥推广的正确决策和落实的举措。　　

3、我国在转基因作物种植及其食品上，特别是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上，没有理由认可和实行“实质上相同”原则；更不可急功近利，仅凭一些农学家研究的初步成果和少数当事人的意见，就断定具备了产业化条件，以急于使其产业化。在这个涉及全国13亿人生命健康的特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宁可稳妥、保守一点；而不能以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作试验品，冒险冲到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前头，成为主粮（水稻）转基因的第一国。对此，需要作长期的实验室研究和封闭性种植实验；不能仅靠对鼠类的简短试验，更要靠对高等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少数人（至少两三代）长期自愿试食、跟踪观察和对比研究，以获取可靠根据，才能逐步稳妥推广。　　　　

4、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机体和生态系统，是一种最为复杂和高级的自然演进过程。人类在包括基因工程在内的现有科技水平上，对生物规律的认识和掌控，尤其是对用外源基因（如用“Ｂt”杀虫蛋白基因）插入水稻基因的方式，人为地干扰生命遗传过程，而生产、并让人长期大量食用这种转基因食品的种种长远的、正反两面的后果，还知之不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自然王国。因此，这理应作为一个重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按照“百家争鸣”方针，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自由的学术讨论，以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而不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　　

两种声音，观点截然相反。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两种声音究竟哪个更靠谱一些，哪个是不靠谱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国内凡是迫不及待要搞转基因“产业化”的，无不都是与转基因产业化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譬如农科院的这个黄大昉。而凡是反对转基因匆忙“产业化”的，都是与转基因毫无利益联系的，譬如李崇富和凌孜。与转基因产业化有利益关系又力挺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向全国人民承诺，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不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　　

二是黄大昉的所谓“恐慌减退”和“60%接受”。人们不知道这是哪些人搞的所谓调查。但人们知道的也就是李崇富委员说的，世博会、亚运会，还有农业部机关幼儿园，此外还有财政部机关服务中心，这些都是公开有证明的不食用转基因油。主管部门的孩子们都不食用，这叫“恐慌减退”？60%这个数字是不是这些主张转基因尽快产业化的人伪造的？有人敢相信这个数字吗？并且“恐慌减退”明显地有主流媒体歪嘴宣传和国内绝大多数人对转基因不知情的因素。就在不久前，有媒体调查，购买金龙鱼转基因油的27人中，有25人“不知道是转基因”。.这个“不知情”的数字比例难道不是相当惊人吗？黄大昉的那个60%难道不是公开的欺骗吗？　　

三是黄大昉的那个转基因“势头强劲”是谁推动的“强劲”？难道不是美国孟山都等生物公司推动的“强劲”吗？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孟山都借助美国政府的支持，试图用这种“强劲”来控制全世界的粮食，也就是李崇富委员所说的，他们要利用转基因专利、种子以及与转基因相关的化肥和农药，来占领全世界。　　

最可笑的是第四点，黄大昉把美国用转基因大豆挤跨中国生态、安全的非转基因大豆的无耻现实，不是看成是我们有关部门的渎职，反而当成了要搞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理由。黄大昉是农科院的，难道不知道美国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玉米，主要是用来出口和用作燃料和饲料的吗？难道不知道美国并没有将他们的主粮小麦转基因吗？难道不知道早在2004年，孟山都就已获得中国农业部发放的抗农达基因改造大豆、两种转基因玉米及两种转基因棉花的永久性进口安全证书?一个涉及到十三亿多中国人的安全问题居然可以不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转基因商品说安全就安全了。还是永久性的！这难道不是你们这些力挺美国转基因的人干的吗?当今世界，转基因有四种模式，这就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拒绝转基因进入的“安全模式”和介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中庸模式”以及美国的“危险模式”，再就是黄大昉主张的要超过美国，尽快把中国主粮搞产业化的“超危险模式”。黄大昉搬出了一个“机遇期”，还搬出了一个“控制农业命脉”。我们不禁要问，俄罗斯拒绝转基因侵入，他们错过机遇期了吗？俄罗斯农业的命脉被美国控制了吗？如果黄大昉的理由成立，那俄罗斯不是比中国更危险吗？人们咋就没看到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危险呢？转基因对中国的控制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开门放进恶魔导致的吗?　　

黄大昉还有一条理由是“转基因作物在世界范围内产业化15年来，迄今并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黄大昉是农科院的，美国隐瞒转基因种种危害，前些时已经纸包不住火，美国媒体已经公开报道了转基因的种种危害。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美国种植转基因的农田出现了“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这些已经迫使美国不得不认账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失败。黄大昉没见过这些报道吗？如果美国的报道他没见到，那中国的《人民日报》他也没见到吗？如果这些都没见到，他还有资格在转基因问题上提建议吗？美国已经认账的东西，中国为啥还要继续搞，甚至还要超越美国去搞主粮的转基因产业化？并且近日美国媒体又爆出了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发现了超显微病原体。这些作为农科院的黄大昉也应该知道吧？如果这个他也不知道，信息如此闭塞的他，对转基因发言能靠谱吗？如果他知道超显微病原体的报道，那总得先研究研究，把这个超显微病原体搞清楚再说吧？如此重大的生态问题，不搞清楚，就闭着眼睛叫嚣转基因“产业化”，这难道不是对人的生命和对生态安全太不负责任，太利令智昏了吗？　　

无论叶剑英的女儿凌孜，还是李崇富委员，还有全中国人民大众，人们与黄大昉等的分歧其实就在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这个问题上。人们并不反对对转基因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将转基因区分为“四种模式”，把俄罗斯的模式定义为“安全模式”，俄罗斯也没有排斥对转基因的研究，相反他们在加紧研究。他们排斥的是转基因作物的进入，更坚决抵制“产业化”。　　

究竟是谁迫切希望中国搞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呢？首先是美国孟山都等生物公司，他们恨不能把全世界都搞成转基因产业化。那样一来，全世界就都有了他们的专利，都要用他们的种子，还有转基因衍生出来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再有希望转基因产业化的就是那些与孟山都、洛克菲勒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利益相关人。一旦产业化，他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收益，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人为财死。但是在转基因产业化问题上，“人为财死”很可能死的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祸灭种族。这大概`就是叶剑英女儿所提的“亡国灭种”之危吧？如此这般，正所谓：利令智昏奸佞媚美，报国为民赤子铮言。　　

我们感谢凌孜和李崇富等委员，我们也鄙视黄大昉那种与美国孟山都等一个鼻孔出气的人。　　

要想得人心，严防转基因！　　

要想失人心，主粮转基因！　　

这就是人民的呼声，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附;

在中国，革命元勋子弟，或者说红二代，是一群有着鲜明烙印的人。如今，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两会舞台。叶剑英的女儿凌孜把转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建议国家停止一切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项目。

http://finance.ifeng.com/news/pic/detail_2011_03/11/5096035_0.shtml

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及其食品应加强研究、严格管理、稳妥推广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崇富

　 　

自从由美国当局推动，而使转基因作物种植及其食品开始商业化以来，在世界上历来存在争议，意见尖锐对立。对此，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一，这作为科学问题在食品安全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没有人类已知使人迅速致病的毒素，但其机理不明的长期和潜在的健康风险，却十分可怕。十年前，全世界就有828位科学家（美国181人、英国115人）曾联名发表公开信，说根据来自美、英政府的内部消息，就表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呼吁各国政府立即暂停向环境释放一切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撤销和禁止对生命形式和生命过程授予专利、就转基因生物及其食品的安全性进行公众大讨论。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有研究报告指出：“一些动物试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主要脏腑及肠胃系统的改变。” 近一二年来，面对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的隐患逐渐暴露，向来压制、封锁不同意见的美国当局被迫反思和承认种植转基因作物产生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等问题与失败，有的公司也被迫推行换汤不换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　　

第二，这是事关我国经济主权和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如果我国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就势必落入美国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公司布设的转基因专利及其种子、除草剂、农药等垄断陷阱。该公司获取并和美国农业部共同持有的被称为“生命开关”的“胚胎自杀”技术，就包藏着垄断世界农业和粮食的企图。我国１３亿人的吃饭问题，岂能受制于人！　　

第三，这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美国总统老布什1992年提出“实质上相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原则，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生物技术协调的官员马兰斯基也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依据科学基础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蛮横地向他国推销转基因专利和产品，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暴利。其实美国是在推行双重标准：美国在主粮（小麦）上只垄断基因专利而不搞产业化；却引诱我国搞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美国人基本不吃转基因食品。据其官方2009年统计，美国产玉米，转基因的占85%，天然的占15%。其中45.9%作饲料，24.7%用于生物燃料，18.9%出口，10.5%用作食品加工的辅料。美国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也是如此。美国人食用油是大量进口的橄榄油，基本不吃转基因的。包括美、欧、日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居民，都拒食或基本不吃转基因食品。　　

惟其如此，我国才在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上禁售转基因食品；连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等一些机关单位食堂，也不吃转基因食品。我国也实行这种双重标准，是一种自我矮化和公开歧视，有损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鉴于转基因农作物及其食品的潜在风险，鉴于我国食油市场因被进口转基因大豆和外资垄断而挤垮东北天然大豆生产及其油企的教训，鉴于有关主管部门及个别科研人员急于使我国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并已有转基因水稻、玉米、蔬菜等一些品种在国内非法种植、上市的报道，特提出以下建议：　　

1、我国把基因科技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研专项是完全正确的，应抓紧抓好，力争在这个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国在基因科技研究和实验中，应具有预防“生物战”的警惕性和“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　　

2、我国有关主管部门，应暂停发放转基因生物品种的安全许可和商业经营许可，立即组织进行一次对全国各地非法引进、销售转基因种子，非法种植和销售转基因的水稻、玉米、蔬菜等作物及其食品的严格普查。只有全面、深入和真实地摸清其情况，才能够作出进一步加强研究、严格管理、稳妥推广的正确决策和落实的举措。　　

3、我国在转基因作物种植及其食品上，特别是主粮（水稻）转基因和产业化上，没有理由认可和实行“实质上相同”原则；更不可急功近利，仅凭一些农学家研究的初步成果和少数当事人的意见，就断定具备了产业化条件，以急于使其产业化。在这个涉及全国13亿人生命健康的特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宁可稳妥、保守一点；而不能以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作试验品，冒险冲到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前头，成为主粮（水稻）转基因的第一国。对此，需要作长期的实验室研究和封闭性种植实验；不能仅靠对鼠类的简短试验，更要靠对高等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少数人（至少两三代）长期自愿试食、跟踪观察和对比研究，以获取可靠根据，才能逐步稳妥推广。　　

4、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机体和生态系统，是一种最为复杂和高级的自然演进过程。人类在包括基因工程在内的现有科技水平上，对生物规律的认识和掌控，尤其是对用外源基因（如用“Ｂt”杀虫蛋白基因）插入水稻基因的方式，人为地干扰生命遗传过程，而生产、并让人长期大量食用这种转基因食品的种种长远的、正反两面的后果，还知之不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必然王国。因此，这理应作为一个重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按照“百家争鸣”方针，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自由的学术讨论，以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而不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

李崇富，男，汉族，湖北省鄂州市人，194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评审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评审组成员。1978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工作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清华大学，1997年7月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兼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主讲人。

　 　

转基因食品安全再起激辩　　

　2011年03月09日　09:13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杜悦英　　

　　转基因食品到底是现代农业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还是生态安全的杀手？中国到底该不该发展转基因作物？最近两年来，类似争议从未消歇。　　

曾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力挺发展转基因育种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今年继续为转基因作物未来的发展呼吁。　　

　　去年“两会”时，本报记者几次遇到他。每一次，他身边都围着不少记者。“听说过转基因这个名词，但不听您讲，还真不知道转基因是怎么回事。”和大多数公众一样，真正了解转基因食品的记者并不多。　　

　　令黄大昉高兴的是，今年与他交流转基因问题的记者明显对相关问题熟悉了很多。　　

　　与此同时，公众对此的了解程度也在加深，恐慌在减退。“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在6个城市做调查，60％的受众表示愿意接受转基因稻米。”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今年，他的关注点是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他认为这方面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　　

　　据他介绍，全球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上年增长了10％，达到了1．48亿公顷。目前全世界3／4的大豆、1／2的棉花、1／4的玉米和1／5的油菜种植的都是转基因品种。　　

　　他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育种在经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之后，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目前，全球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投放市场。但是，绝大部分核心技术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控制。　　

　　黄大昉提醒，今年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独资或合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其抢占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的战略意图愈加明显。转基因玉米进口数量日益上升，2010年，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口数量达5400万吨，国内大豆加工业几乎被国外公司左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加快转基因作物和种业发展，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将逐级放大，甚至有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应当加快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对于公众关心的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黄大昉表示，转基因作物在世界范围内产业化15年来，迄今并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依法审批生产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当然，也要对转基因技术继续深入研究，加强监管，预测、防范和控制可能的潜在风险。　　

　　对于玉米、水稻等转基因品种，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尝试进入产业化。但他也表示，一个品种是否该进入产业化阶段还要综合考虑技术之外的多重因素。　　

　　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人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持保留态度。　　

　　绿色和平食品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该组织和清华大学媒介实验室联合做的一项调查中，超过六成的消费者表示不会选择转基因大米。　　

　　“转基因技术作为实验室研究没有问题，但目前世界上大规模种植的棉花、玉米和大豆等转基因品种并非人类主粮，其对环境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长期预期效应持续观测。”方立锋表示，从世界范围看，增加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主要来自巴西的大豆。世界范围内对转基因作物的长期生物安全评估仍然不够，“应随时观测预期效应”。　　

　　绿色和平认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慎之又慎，特别是水稻，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主粮，其最终商业化的审批应当谨慎。建议相关部门健全政策、法规，加强对消费者参与权、选择权的保障；在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决策过程中，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