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李北方

但凡一个人的离世能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回应，那么触发这种反应的就不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与这个人相联系的一种现象。钱学森先生即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网络上（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真正的民间）涌现对钱先生的人品学问、音容笑貌的追思中，有几人真切地感受过他的人格，有几人能理解他毕生研究的力学理论？那么大家在追忆在感动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与三十年来主流表述所不同的对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的另一种阐发。

很多人说起钱学森，首先想到的是他于1950年代中冲破重重阻力、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当然，这种举动在今天看来是稀缺的，是逆潮流的，因其少见所以珍贵。三十年多年来，我们见惯了的是，知识分子先是一窝蜂地往国外跑，寻求“更好的发展”；随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越来越壮大，国内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好，那些跑出去了的又调过头来一窝蜂地往回跑。跑来跑去，无非是为了摸钱，而曾几何时摸钱已经被等同于“发展”了。

对钱学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个选择，一般的理解是因为他爱国。没错，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支持钱先生辗转归来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钱先生的爱国举动也使他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即他成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带头人，成为“中国航天之父”（他本人反对这种说法）。虽然回国前他在学术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继续留在美国，他是无从获得那么大的施展舞台的，终老不过是众多科学家中的一个而已。道理很简单，美国政府不会将让一个中国人去负责一项涉及国运兴衰的浩大工程。

有一句话流传广泛，即“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活生生的人，有国籍，有民族认同。生在一个大国是科学家之幸，而生逢一个清明且朝气蓬勃的政治更是大幸。“两弹一星”对这个国家的现实意义自不必重复，更重要的是，它让一个被欺压了许久的民族挺直了腰板，于是钱学森的贡献就远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而有了更深远的意义。试想，学成归来的钱学森若是赶上贪腐的国民党政府，怎会有如此大展拳脚的机会？若是不幸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导弹的科学家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军火公司谋个饭碗，参与杀人机器的制造，夜来独处，说不定满腔的罪恶感升腾，哪来的这份顶天立地做人的荣光？

钱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从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拒绝各种头衔、荣誉，捐献稿费、奖金的故事，知道他一直住在一百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人们多因此而赞扬钱先生淡泊名利，但这种从个人品格着眼的观点不足以解释他一贯的行为举止，也不足以解释为何他还顶着另一个今天看来已经不那么光亮的光环：人民科学家。我们要理解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就必须知道另外一种关于知识的哲学思想。

“当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被发现后，一切学问都成了政治学。”这是一位朋友写在书中的话，我经常引用。我们对培根的一句名言都耳熟能详，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这句话至少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知识就是权力。这二者的关系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权力，最重要问题的是为谁所用。若干年来，我们都习惯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接受了专利保护的概念，认同了掌握了知识就可以换取利益当个人上人的事实。与此同时，另一种对知识的哲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是一种对作为权力的知识的完全不同的认知：这种权力不能被一部分人所垄断，它应该服从更大的政治，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钱学森就是持这种哲学观念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也许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于是，他不去考虑自己的理论能注册多少项专利，转让的话能卖多少钱，他想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怎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认为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为什么他会在晚年说，他很自豪成为了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和劳动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连在了一起；为什么他对一生的总结是：我只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和领导下，做了一点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事。这不是愚昧，这是一种如今已难以被理解的深刻。

钱学森先生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如今，当北京成到处散落着中科院的大楼，当知识分子长袖善舞跟资本与权贵钩肩搭背，当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跟普通人越来越没有关系，我们对98岁高龄仙逝的钱先生的追念，其实是对一段燃情岁月的怀旧，以及对这个时代腐朽气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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