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真容：经济学“大师”痛恨新《劳动合同法》

云淡水暖

与《物权法》通过时候的欢呼不一样，主流、上层们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资本家们有的使暗招先行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前的2007年底“规避”了一番，比如什么万人全体“重新签订合同”（华为），比如沃尔玛干脆大规模裁员，比如“上海两家企业欲辞退2000余人被制止”。有的资本家干脆站出来说出“心里话”，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6年“胡润中国财富榜”的“女首富”、全国政协代表张茵对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抱怨“当前中国未建立完善的劳保福利制度，新法实施为之过早，而且法规过于保护劳工，甚至规定将来企业不可以炒人，这对企业的发展是种障碍，‘新法偏于劳工，我们没有意见，但过于保护劳工的话，企业就很难运作了。’”

资本家们的动作、声音似乎映射出一个道理，无论新《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生效实施中有何不完善之处，资本家们感到有点“痛”了，有点“威胁”了。草民以为，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劳动市场结构和话语结构来说，新《劳动合同法》在资本家们的资本强势、花样百出的“规避”动作目前，劳动者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新《劳动合同法》的落实还有待艰苦的努力。资本家们之所以觉得“委屈”，感到“过于保护劳工”，是因为资本要素多年来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架构中被好像被契入了一根小小的“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者“招之既来、挥之既去”的潇洒倜傥，被一根小小的标杆给限制了一下。

但有一个群体的声音最近却大了起来，他们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态度，似乎比资本家们还要着急、还要激烈，可以说已经到了“痛恨”的程度。这就是一些顶着“大师”头衔的经济学家们。

比如，在一篇题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纵论改革开放30年反思与探索”（《郑州晚报》）的报道中，录下了张维迎“大师”的愤怒：

【新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的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具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团体，但实际有可能最后的结果，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这些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这就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要真正的研究一个政策，它的效果会是什么】

比如，张五常“大师”在“直率”和愤怒之外，还有不知疲惫的吆喝，连发三篇宏论《新劳动法的启示》、《再谈新劳动法》、《灾难的先兆——三论新劳动法》，张五常“大师”倚老卖老，言语就更显得加耸人听闻了：

【我们随处见到的(中国)工厂，皆在国际上竞争激烈，自身难保，但奇迹出现，养活了很多很多的劳苦大众。这些工厂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租值，新劳动法说要推出，他们闻声丧胆，纷纷把员工炒鱿或关门大吉了。…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国经改三十周年，这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是拦腰一棍把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线打折！…如果什么单凭想象的劳动法可以改善低下阶层的生活，天下何来穷人哉？蠢到死！…新劳动法是要取消的。但通过了，由国家主席推出，取消恐怕不容易。】

二位张“大师”可谓竭尽危言耸听的能事，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就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具有致命性的伤害”、就什么“纷纷把员工炒鱿或关门大吉了”、就什么“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就什么“是拦腰一棍把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线打折！”，老一些的张“大师”，更是狂放，预言新《劳动合同法》是“灾难的先兆”，大胆放言“新劳动法是要取消的”。

其实看来看去无非就是一个核心，社会进步是资本家们“推动”的，没有资本家，穷人“活不下去”，资本家因为新《劳动合同法》会拍屁股走人，劳苦大众、乃至于中国经济都将受到“致命的伤害”，陷入“灾难”。经济学“大师”的表达令人感叹，他们对新《劳动合同法》痛恨如斯，连资本家们都应该折服了。

可笑的是，二张“大师”的出发点竟然是所谓新《劳动合同法》会导致劳苦大众陷入生存困境的“悲悯”情怀。但是，二位张“大师”显然在富豪大贾、贤达名流们中间混迹太久了，太不了解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现状，他们一方面强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一方面无视中国底层劳苦大众太缺乏短期、长期的契约保护的现状。在新《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前，劳动者（包括白领劳动者）受到的实质保护微乎其微，生杀予夺基本全是资方说了算。不客气地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新《劳动合同法》能否在资本要素的强势面前站稳，还是个问题，起码，张五常“大师”已经给出了一个“妙招”——“ 纷纷把员工炒鱿或关门大吉”。

当然，二张“大师”的理念中还是坚持一个坚定不移的观点，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大海”，中国的经济之船，要靠数亿双手，在微薄的收入下托举起来，叫做所谓“比较优势”，新《劳动合同法》的出现，将导致“比较优势”的不存，将是一场“灾难”。说白了，就是劳动要素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任由压榨，失去年龄优势后可以毫无顾忌地踢走，这样，资本家不用承担劳动者解决后顾之忧的成本。

二张“大师”还反衬了一个道理，张五常“大师”所讴歌的“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在他们眼里，就是必须建立在劳动者毫无地位、毫无经济话语权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现实是，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4%，而欧美却占到50%~60%，然中国的资本要素们并非二张“大师”们描述的那么“可怜”，前一段有报道说，中国的富豪数量，全世界排第二，还有报道说，中国社会金融财富的70%，掌握在占入口总数千分之二、三的极少数人手里，如果没有诸多的保护、鼓励，少数人能够如此迅速地“先富”起来么，这似乎也算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速度吧。

新《劳动合同法》只是体现了一下缺位已久的对底层劳动阶层的关注，经济学“大师”们就激动地咆哮起来，实在是有违邓小平强调的“先富带后富”的改革开放初衷。当然，人们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大师”们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资本家养活了一切（当然包括“大师”们），离了资本家中国就会陷入“灾难”。

如果是普通人持此观点也就罢了，但被誉为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大师”们强烈地作如是观，草民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那个字——“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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