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数学（输血）商榷：法庭上手持《毛选》宣誓不如手持亚当.斯密的《两论》宣誓

[ 云淡水暖 ] 于2010-01-07 21:43:34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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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的“热评排行榜”上面看到一个标题，《建议在中国法庭上作证都手持《毛泽东选集》宣誓》，觉得有些新意，点进去一看，原来是【数学（输血）】网友的大作。【数学（输血）】提出来的命题，当然值得讨论一下，因为关于法院、法庭形式的问题，早就有过谈论。比如，媒体说北大的法学精英贺卫方教授“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草民对这段报道不解的是，“法袍”难道不是“制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难道就不能体现在法庭的各种元素的形态上面？既然《宪法》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有“专政色彩的制服”不正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吗？北大的法学精英为什么要反对宪法精神呢？不尊重宪法者，能够谈得上尊重法律么？

【数学（输血）】提出“我的这个建议是考虑的学美国。美国的法庭上，经常看到证人手持圣经宣誓，说自己决不说假话。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也拿圣经宣誓。…中国也应当拿着个什么东西宣誓才好。什么东西呢？《宪法》？那我就要问美国为什么不拿着宪法宣誓。原因在于，美国宪法也是可以修改的，也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拿着一个内容变动的东西宣誓不太合适。美国人也有权对宪法的内容提出批评，最终推动国会修改宪法，也就是说，宪法的内容他有权利不满意，因此拿着一个他不满意的东西，且可以变动的东西，进行宣誓，这个誓词也不会太真诚。…而《毛泽东选集》就和圣经一样，内容已经不会再改了，因此，它倒是一个可以用来宣誓的好东西。”

但是，草民想与【数学（输血）】商榷一下，主要是觉得【数学（输血）】缺乏“与时俱进”的思维和观察，都什么时代了，简直无法与“主流”话语对接。当然，不与“主流”话语对接也许正是【数学（输血）】的本意吧，但商榷还要商榷一下的，主要是站在可行性的角度看问题。

第一，从“而《毛泽东选集》就和圣经一样，内容已经不会再改了，因此，它倒是一个可以用来宣誓的好东西。”而言，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也符合这一条，亚当.斯密220年前的1790年就去世了，《国富论》成书于1776年，而《道德情操论》更是早在1759就成书了，早就“不可更改”了。

第二，亚当.斯密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精英、社会贤达、时代高层们的心目中，处于“之父”、“守护神”的神坛之上，就凭牌坊两边“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的两块大匾，亚当.斯密就应当成为当仁不让的“圣贤”。

第三，这个时代的话语平台上，但凡能够发得出“主流”声音的，莫不以言必称亚当.斯密为荣，这已然成为一块招牌了，其虔诚的态度，连外国人也自叹弗如，讲亚当.斯密还是中国的声音大，讲得更加理直气壮，究其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光顾发财，只看《国富论》，却不看《道德情操论》，以至于贪婪无度，弄出了一波波的金融风暴，得劝洋富豪们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第四，现在讲究与国际“接轨”，法袍、法槌算是“接轨”的事物，【数学（输血）】眼尖，盯住了精神象征的“接轨”。这的确有些难度，据专家考证，中国人的宗教传统很弱，而且很实用主义，逮着个神像就拜，拜完送子观音紧接着拜张天师，然后再去拜孔夫子，《圣经》不行。【数学（输血）】提出来的《毛选》呢，肯定不为贤达、精英们所容忍，那能够为中外贤达、时代贤达们所共识的，就当属亚当.斯密了。

综上所述，【数学（输血）】所提在法庭上要拿着一本书宣誓的主意不错，但从年代悠久、从不可更改、从神圣地位、从“主流”心理、从中外接轨诸角度考察，目前似乎以拿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宣誓比较适宜，一是符合市场经济社会人人发财的意境，二是给上法庭的人注入一些“道德的血液”。从可操作性来看，恐怕比较遂了“主流”的心愿。
 

建议在中国法庭上作证都手持《毛泽东选集》宣誓 
[ 数学 ]  发表时间： 20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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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中国法庭上作证都手持《毛泽东选集》宣誓

我的这个建议是考虑的学美国。美国的法庭上，经常看到证人手持圣经宣誓，说自己决不说假话。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也拿圣经宣誓。

因此，中国也应当拿着个什么东西宣誓才好。什么东西呢？《宪法》？那我就要问美国为什么不拿着宪法宣誓。原因在于，美国宪法也是可以修改的，也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拿着一个内容变动的东西宣誓不太合适。美国人也有权对宪法的内容提出批评，最终推动国会修改宪法，也就是说，宪法的内容他有权利不满意，因此拿着一个他不满意的东西，且可以变动的东西，进行宣誓，这个誓词也不会太真诚。

而《毛泽东选集》就和圣经一样，内容已经不会再改了，因此，它倒是一个可以用来宣誓的好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社会是需要宣誓或者发誓的。例如，看古一些的小说，其中就有人为了保证他说的是真话，就会说：“如果我撒了谎，天打五雷轰！”而且他的宣誓是真的，他真的害怕如果撒谎了会有雷劈他，这当然是迷信。

而我小的时候，我的同伴有的时候对我撒谎，有的时候对我说真话。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发誓：“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是真的。”那个时候我就相信了，因为，毛主席这个词在我看来很严重，一般人不敢拿它开玩笑，所以要信。同样，那个时候我对别人说“我向毛主席保证”的时候，也是不敢撒谎的。

一些海外的人士一说毛泽东时代经常就好象形容得那个时候不得了，什么人被奴役什么的，成天害怕什么的。但是我的记忆不符就在于，你要想奴役人，就必须让人处于服从命令状态，比如命令一个人从早上七点钟干到晚上十二点钟。但是，当时我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普通战士和普通工人，我认为，当时如果有人要给我下命令，我是存在着有效的反抗的。这种有效的反抗，就是毛主席语录。

那么现在什么办？比如现在有一个警察或者什么人要打我，我用法律反抗？那么我说“打人是犯法的”，对方有可能说“法律算个屁，老子就打你！”那你还真没有办法，因为真打起官司来是一系列复杂的手续，成本高到让人受不了。

而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领导要打我，我用毛主席语录反抗，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人骂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怎么办？会说“毛主席语录算个屁？”，他不敢说，真说不出口。因为当时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最高指示”，你拿最高指示来对付当官的，他真的不敢乱说，他必须有相当的回应才行。

就算当官的把我诬陷为反革命，我还可以回一嘴说“对反革命要实行给出路政策，严禁逼供信”，这又一条当时敲锣打鼓迎接来的最高指示，因此领导上就必须给我出路且严禁逼供信。

当时的当官的也可以用毛主席语录来压人，比如，有效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因此他要指挥我，还有的就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我也不敢回应以“毛主席语录算个屁”，那是不敢的。但是我可以装病，然后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我还可以说“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以说理的方式，教育的方式解决。”“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造反有理”。结果领导翻翻白眼珠又不敢说什么了。

我以为，文革期间领导干部之所以难管理，也是因为有小岗村及我这样的人太多了，而毛主席语录中有利于我们的太多了，有利于领导干部的太少了，这才导致二十三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且年年吃供应的情况。

在当时其实一个对付上面的很强烈的制约，也是当时的时代的一个独特的风景，就是用毛主席语录来制约。对于当时的每一个群众，甚至反革命，那毛主席语录一亮出，都跟尚方宝剑出蛸一样的管用。所以这造成了当年的纪律性极为散漫，领导难管理。

而改革开放纠正了当年的错误，但是，有一点，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东西一拿出来，让人们心中一凛，哦，这可不能乱讲，也没有一个发誓的办法了。“向毛主席保证”不灵了，向其它人保证也不灵。向孔子保证？更不灵。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在欺骗那么多，也是因为缺少这个能够让人发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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