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有感最近“精英们”的一触即跳 

邋遢道人
 

记得有一句老话，说“要叫谁灭亡，先让他疯狂”，贫道感觉最近我们的精英们一触即跳的劲头就有些疯狂。

本来，精英们占据着话语权。精英们想说什么，都可以在主流媒体上说，精英们随便一句话，各媒体都会争先恐后地报道。因此他们不存在什么被人“误会”或者有话说不出来有看法没人听见的情况。所谓批评意见，基本都是互联网上一些人的看法。反对意见再多，大多数人，包括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和干部也还是不上论坛的，还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因此，精英们本不需要这么歇斯底里。可是精英们最近的很多话让人觉得他们有一触即跳的感觉。

去年先是历以宁面对指责说：“经济学家要顶住压力，坚持真理”。听起来好像自己在五七干校，而正规媒体在组织对他进行围攻，很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不过是一个香港教授对他们把一个经济罪犯吹捧成国家栋梁提出批评，其他的意见无非在互联网上有表现。然后这些精英们如临大敌的在北京西山专门开一个会讨论讨论如何应付。

今年吴敬琏先生更是显得有了委屈，在政协会上说：“如果当政协委员就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似乎政协委员这个职务就是过去的谏官，而骂他的人是不明事理的皇上，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大臣，然严一副海瑞的样子。其实且不说没有一个官员在任何场合下指责过他，而且任何正规媒体上都没有批评他不关注民生的文章。骂他的无非是些老百姓，无非在私下或者论坛上出现。一触即跳吧还透着几分狡诈。

昨天看到一个网友又贴了刘吉的文章。说刘吉在《南方周末》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不同意刘吉观点的，占绝大多数。可笑的是中国人真的在报纸杂志电台广播上看大什么“舆论大哗”的景象吗？对刘吉的批评无非是在互联网上，或者“读者给本报写信”上，“本报”把这些信刊登了吗？记者就这样稍微一挑逗，刘吉就“高声说：‘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和他们当面辩论。’……楼下的长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他中气十足的声音压过了大街上传来的噪音……”一触即跳的劲头表现的淋漓尽致。

刘吉打算与人辩论。他的论点论据已经出来了。论点当然很清楚 ，是“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论据这次也说出来了：“什么叫两极分化？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知道，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提出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无产阶级劳动，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导致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一个越来越往天上走，一个越来越往地下走，此谓之‘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的生活也比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的中国人生活好多了，哪来‘两极分化’？……这是定性的判断，然后我们定量地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从6.4亿降至2.2亿，人口贫困率从64%降低到16%。按照中国数据，1978年有2.5亿人不得温饱，而2003年贫困人口3000万！”

你看，人家刘吉既有理论，又有事实，还有数据。信而有征，言之凿凿，怪不得愿意与别人辩论。

其实，刘吉之所以能够这么“中气十足的声音压过了大街上传来的噪音，性情之率真，精力之充沛，全然不像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无非还是基于一点，就是自己的同伙们控制着话语权，自己说出来能够满世界的人都听得见，而别人的话等于是叽叽咕咕，只能在小范围有人听。因为按照刘吉的理论，世界上基本没有出现过“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就只有马克思的定义吗？只有工人阶级绝对贫困（也就是实际收入一年比一年低）才适用吗？如果真的按照刘吉的标准，世界上基本没有过两极分化。

首先，两极分化并不是马克思下什么定义就什么定义。两极分化从字面意义就不是指“绝对贫困”问题。两极分化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有明确的经济指标。因此，刘吉试图用一个“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知道”来做理论依据，根本不足以与人辩论。

其次，即使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在稍微长一点的时期来计算也没出现过绝对贫困。马克思所处的时期也是西方工业化的早期。这个时期同样是大部分工人是从农村来的。首先，他们与今天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一样存在着在工厂的工资收入大于务农收入。其次，西方在这个时期除了经济危机经济萧条阶段，总的来讲工人收入是在提高的。十九世纪末的工人与十九世纪中叶工人生活水平相比，一定是前者比后者明显高。到了二十世纪后，西方对于最低工资和劳动时间都进行了法律限制，大部分蓝领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成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劳动者群体来讲，西方工人阶级也是“有的得到的多些，有的得到的少些，由此出现的差距是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只要经济在增长，拥有资本的人和无产者都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如果发生部分人出现“绝对贫困”，也就是平均收入是在下降，则一定是处于经济衰退时期。如果认真起来，世界上只有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出现过连续二十年作有的绝对贫困。这个时期这个地区的GDP出现过连续下降，多数国家甚至达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水平。但到新世纪开始，非洲经济也在增长。

由于世界经济总体在增长，绝大多数国家经济以10年为期计算都在增长，因此绝对贫困化只在非洲，上世纪末的前苏联和东欧短期出现过。绝对贫困这个概念与其说与分配制度有关，还不如说与经济增长能力有关。

因此，如果把绝对贫困作为衡量两极分化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没有意义的指标。是个粉饰太平，让统治者高兴，让贫困者无奈的指标。也就是说，刘吉说的事实，是一个无用的事实。

刘吉把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作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的“数据”。这更拿不上桌面。刘吉显然知道世界银行和一般经济学判定社会分配不公的指标不是贫困人口比例，而是吉尼系数，但由于他有话语权，知道自己反正不会在正规媒体上被批评，因此就可以指鹿为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贫困线是个绝对指标，国家和联合国对部分人贫困状态的描述。贫困人口的减少，一方面要靠分配制度的调整，更重要的要靠经济的增长。只有这个意义上，才存在“蛋糕”逻辑。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吉尼系数不到0.2，但贫困人口比例很高。这显然与贫富差距无关，而与国家经济水平有关。如果以贫困人口数量做指标，西方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什么两极分化问题了。但是，由于美国最近十几年吉尼系数从0.39增长到0.45，大量中产阶级退为贫民，因此很多经济学家描述美国经济时用了“出现两极分化现象”。而美国没有一个符合联合国指标的贫困人口。同时，无论联合国还是中国的贫困线指标都在向上浮动。也就是说，即使你的贫困人口数量没有减少，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可以观察到提高的情况。

把一个描绘一端生活水平情况的绝对数字作为描述两端之间关系的指标，刘吉就靠这点说不囫囵的理论就要与人上台辩论？

说实话，贫道对这些所谓精英在学术上从来没有什么佩服的地方。就算这几个人最热闹的时候，也没什么建树。出过国的无非会鹦鹉学舌，一点创意也没有过。没出过国的大不了能够依据在某些机构里做事说的上话，帮的上腔而已。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这些人也其实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从78年开始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和建议，到1985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1987年的财税联动改革，或者什么沿海发展战略，哪一件事情的调查研究和政策建议与历以宁、吴敬琏、和刘吉有关？他们在这个时期提出过什么和中央在这个时期依靠过他们没有？都没有！而正是八十年代基本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体制，以后无非萧规曹随而已。

而本来在九十年代应该把改革重点放在创新和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更公平的分配体制的时候，就是这几个人喊叫着把改革重点放在处理国有资产上，提出什么冰棍理论。就这点本事，也叫经济学家？

贫道觉得可笑的是，这些人今天总算熬成婆了——媳妇没做好过，就凭着年龄熬出个婆来，还感觉这么好。倚老卖老，一触即跳，动辄跺脚，装疯卖傻，样子真是不好看。

看了对刘吉的采访，感觉确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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