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是在激化社会贫富矛盾

在座都是老朋友，茅老引起当前社会这场风波，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深层次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一场大争论，深层还是大的理论问题，思想博弈，建国以来走这样两条路，几种大的思想最终的表现。
    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社会产生贫富分化，肯定这种现实还是否定这种现实，都表现在我们这些人的发言当中。有人是肯定，支持、赞扬这种现实，这种分化，有人是完全批评反对这样一种分析的现实，我们学者如何表态的问题？在这里面，在座的学者肯定是不一样的，学者是人民大众的代表，他肯定代表着这个社会各个群体，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观点，尽管我和茅老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从1988年认识，到现在快20年，这些年来我们属于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到茅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说的话也不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认为这种说法就不应该说。为什么偏要为富人说话，又为富人也为穷人说话，不完整，也种表达方式有问题，引起分歧。我感觉我们的学者责任重大，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学者如果不能正确代表各种发展形象的话，肯定会遭到社会各个层面攻击，甚至还有暴力的行动。今天坐在这儿，学者之间的谩骂都是轻了，一次我们国家发生暴力，历史上经常发生，当一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最佳不要打的时候，就是动手打仗，我希望我们社会不要到那个地步，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非常危险，既然非常危险了，我们学者的责任调和这种危险，综合各种社会矛盾，茅老先生恰恰是激化这种矛盾，非常不明智的，在座的学者，这样的争论的场合，可以让大家公开争论，这说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毛病，有偏激的毛病。包括黎鸣先生典型的偏激，非要走极端，非要与别人不同是英雄，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有儒家的传统，中庸的传统。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认识到说话的责任，我们是影响社会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分析当前中国的问题，就会给中国带来非常多的分裂和内乱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社会矛盾，我们应该不应该这种分化的现实，非常严重，我们是应该承认的。中国民间的愤怒，大众的愤怒，我们应该完全理解的，而不是持一种否定的或者偏见的看法，对待这种愤怒，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年反对平均主义极端，一个极左的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认为同样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应该矫正这种极端，而不是纵容极右的改革，马克思主义给带来极左，给中国的穷人带来益处，中国的穷人还是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破坏非常多的富人，尽管非常多过去的富人痛恨马克思主义，但是广大的穷人还是欢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有大中的思想，中国社会发展历来也不是一个分化非常厉害的国家，中国的财富分配过去存在不大公，但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财富分配不会出现特别厉害的情况。
    今天受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已经走向非常厉害的状况，加上中国是封建特权等级社会，使得中国的改革，经济的成果不平等、不公平的分化达到更极端的程度，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现实，我们都是搞经济研究的，讲数字可以一套一套来讲，国民GDP有多少被政府被资本拿走了，有多少被劳动拿走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我们要劳动达到的GDP达到百分之二十几就不错了，百分之四十被财富拿走，百分之四十多被资本拿走，这么大劳动群体拿这么少的GDP合理吗，还有什么道理站在为资本说话，为政府说话，完全没有必要茅老搞经济研究，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清楚，我不明白茅老为什么没有从理性出发分析判断这个问题，工薪阶层拿走国民收入占GDP多大的比例，我们一年的工资总额统计局数字才占GDP的11%，工人农民加起来不到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平民大众能不有意见，能不愤怒吗，茅老说的话能不遭到谩骂吗？把这个问题旗帜鲜明把问题讲出来，承认中国当前分化，发展极端不平均的状态，目标不是攻击哪些人，为哪些人说话，我们承认我们的企业家都是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巨大贡献，我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民营的朋友很多，富人朋友很多，我也感觉到，中国有些富人的确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表现得并不如人意，对社会责任，社会贡献，社会进步贡献方面贡献不大，原因由于体制造成，政治体制存在某些问题，导致中国新兴富人阶层产生扭曲和畸变，各种原因都需要寻找。包括我们在座的学者，在发言在说话的时候，都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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