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冒牌抗战英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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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日，成都《华西都市报》以《成都抗战老兵刘景轼百岁寿辰》为题刊发了这么一篇报道——

　　10月2日，成都抗战老兵刘景轼老人迎来了100岁生日。

　　现场装扮得红红火火，舞台显示屏里，播放着老人的生平故事，各方朋友送来字画等贺礼……百岁寿辰现场热闹非凡。

　　当天，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著名剧作家、“巴蜀鬼才”魏明伦等知名人士，四川省抗战研究院工作人员，刘景轼老人原工作单位成都市城管委、爱心企业，以及老人的亲人朋友，共计500余人到场祝贺。

　　他们为老人送上了书法作品、书籍、鲜花等生日礼物。

　　樊建川向刘景轼鞠躬祝寿

　　在今天的媒体上，“抗战老兵”要算是“国军”老兵的专属名词了，“共军”老兵是不可能有这样热烈、隆重的待遇的。

　　查了一下，还真是。

　　“1939年，年仅21岁的刘景轼任战时四川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四川省航空委员会参谋室参谋、陆军335师参谋长。”

　　虽然蒋介石早已逃离大陆，但遗留下来的旧军政人员可谓多矣，这位刘景轼究竟何德何能，值得如此之多的富商大贾、名流俊彦如过江之鲫，蜂拥前来拜寿?

　　《华西都市报》也给出了解释——

　　“1939年11月4日，日机空袭成都，发生了激烈空战”，“刘景轼指挥中国军队打下的这两架日本飞机中，有一架就是号称日本“轰炸机之王”的奥田大佐驾驶的轰炸机。”

　　这个言之凿凿的解释反而令我心生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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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景轼的一系列头衔中，直接和空战有关的就是“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这个机构的职能，无非就是观察一下空情，发发空袭警报吧?怎么就“指挥中国军队”空战起来呢?

　　刘景轼并非空勤出身，不懂飞行怎么指挥呢?

　　反复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才发现奥田大佐被击落和刘景轼的“指挥”还真没什么关系。

　　奥田的座机是被国军空军二十九中队的副中队长邓从凯，驾驶苏制伊-15比斯战斗机，从右后侧方击落的。

　　这种苏制战斗机机动性能良好，装备有高空作战所需的供氧系统，这使邓从凯可以居高临下冲散日军防卫阵型，最终击落奥田。

　　邓从凯在此战中牺牲，他的战机就坠毁在奥田座机附近。

　　刘景轼和这场空战的关系，就是在战斗结束后奉命到现场查看奥田座机的残骸，并且掩埋了他的尸体——这倒是“监视队”的分内之事。

　　查看残骸，掩埋尸体，打扫战场，当然也算是一种功劳，但如果因此就吹嘘说奥田是自己“指挥中国军队”击落的，则无疑是一种蓄意欺骗，而把牺牲战友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就更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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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景轼是著名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发现”并捧红的。

　　没有樊建川的力捧，绝不可能有刘景轼今天的荣耀。

　　查了一下樊先生的微博，发现他对刘景轼的追捧可谓不遗余力——

　　如此等等……

　　不过，仔细比较一下樊先生在不同年月发的微博，发现尽管他和刘景轼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但似乎对刘景轼并不了解。

　　首先军衔就搞不清楚，一会“上校”，一会“中校”;

　　其次对刘景轼任职的机构搞不清楚，一会是笼而统之的“防空部队指挥官”，一会又是“防空大队中校副大队长”，最终也没有准确地说出“监视队”这个名称。

　　也许真正的原因并非不知道，而是故意含糊其辞吧?

　　因为一旦说出“监视队”这三个字，聪明的网友马上就会产生疑问“监视队怎么直接作战?”

　　如此一来，刘景轼“在成都上空击落两架日军轰炸机，致倭寇‘轰炸机之花’奥田大佐毙命”的神话也就很难讲得天衣无缝了。

　　樊建川先生以搞博物馆出名，在海内外颇有清誉，但如果以这种蓄意误导的方式搞博物馆，想必建川博物馆一定大有可观，以后有机会一定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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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景轼的百岁人生，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

　　根据樊建川的叙述，1953年至1973年，刘景轼因“历史反革命罪”坐牢20年，1975年获得特赦。

　　关于这段历史，无论是樊建川还是刘景轼，都三缄其口，似有难言之隐。

　　根据相关资料，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反革命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名词，专指解放以前镇压革命或者破坏革命事业的人。如组织、领导或参加特务间谍组织的特务间谍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土匪等等。

　　目前所有公开的资料，都说刘景轼在抗战胜利后即退役从事教育，但从他1953年即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来看，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绝非像他本人或樊建川先生表白的那样清白无辜。

　　那么，刘景轼有没有可能是冤枉的呢?考察这个问题有三个指标：

　　第一，1975年，人民政府对刘景轼进行了特赦。从法律上说，“赦免”正是以被赦免对象有罪为前提的，只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罢了。刘景轼并没有以“无罪”为由拒绝特赦，表明他当年是认罪的;

　　第二，八十年代是一个大平反的年代，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中，对许多新中国前三十年定的案子，采取了非常不严肃的“一风吹”的方式予以平反，但刘景轼居然没有乘上这阵“东风”，可见即便用不严肃的眼光来看，他的案子仍然是无法平反的铁案;

　　第三，近年来刘景轼渐趋活跃，在各种活动中以“英雄”相招摇，虽然他对媒体说自己“有功无罪”，但从来没有听说他向司法部门提出过要求平反的申诉。

　　刘景轼的“历史反革命罪”是否冤屈，大家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希望刘景轼、樊建川能够对公共舆论讲清楚刘当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的具体、真实原因，也期待有关档案能够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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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极力为刘景轼洗白，并将他包装成“击落两架日军轰炸机的英雄”的樊建川。

　　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在抗日烽火中参加了八路军，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平津战役，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负伤。他为了打败日本强盗，为了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出生入死，可以说是响当当的老革命!

　　樊建川本人，1976年参军，1979年9月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也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要对一个明显有反@共前科的冒牌货情有独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欺世盗名，将他包装成抗日英雄?

　　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上、精神上的认贼作父?

　　樊建川难道不知道，他这样一套虚假的历史叙述如果真的被普遍接受并替代了真实历史的话，他的父亲不就成了犯罪集团的一分子，自己不也就有了犯罪前科了吗?

　　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这可能真的是一种“起义”，或者说是向新主流递交的一份投名状。

　　老革命樊忠义是从阎锡山的国民党军起步，历尽周折参加了八路军，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儿子很可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