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师的内心世界

——陈鼓应先生印象记

全根先

在谈到必然与偶然时，哲学家似乎更偏爱必然，有人甚至认为人生只有必然，没有偶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处在某些境况之中，并且依照着一定的特性活动的，决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来活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会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有必然性的。”就连中国古代的皇帝——宋太宗赵光（匡）义都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会有逢时不偶然”。

然而，我的人生体验中，偶然性还是存在的，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总有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将你带进意想不到的人生境界。

当然，哲学家可能会说，这里还是必然性在起作用。如果这样，那可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长期思考和研究的命运了。

我与陈鼓应先生的相识和交往，就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事情。

2016年10月，我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梁涛教授，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哲学史家余敦康教授的学生寇方墀老师，我们打算对余先生进行口述史采访。几天后，寇老师说，陈鼓应先生你们是否愿意见一下？我听说以后，当然是喜出望外！11月7日，我与几位同事，约上寇老师，一起到位于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的陈先生家里拜访，从此开始了我与陈先生的交往，成了“忘年交”。

我对陈先生的仰慕和认识，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是先秦思想史，陈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都是我的案头读物。陈先生的注译深入浅出，时有思想火花迸发，

使我获益良多。

不过，我对陈先生的深入了解，却是与他认识以后。就在我们去他家拜访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陈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我们除了讨论准备口述史访谈的事情，还交流国内外时事和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这样的电话交流，让我感到很亲切，没有年龄或身份上的隔阂。正因为如此，2017年元旦临近时，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召集一些老朋友聚一下，就想到是否把陈先生邀请来？一天晚上，我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跟他说起这个事，没想到，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问我是否可以带上他的一位助手和学生。这当然没有问题。

1日2日中午，我和内人提前来到预订的魏公村眉州东坡酒楼，等候邀请的客人。没想到，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学生是第一拨到的客人，我们又有较多的时间交谈。席间，陈先生非常健谈，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通过多次的个别交往和口述史采访，我对陈先生的了解逐渐深入，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变得日渐丰满。

陈先生的家乡是福建长汀。长汀旧称汀州，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南麓，自古为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被誉为“福建省西大门”。长汀还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有客家人首府之称。那里还有一条江，即汀江，流域森林茂密、河水清澈，环境优美。听陈先生说，孙中山的祖先从明代起，有四代住在他们那个乡下，是长汀河田乡人，孙中山也是客家人。陈先生还跟我说起家乡的名人，如杨成武将军，我还看到过他俩的合影。

陈先生的名字鼓应，也有故事。他的母亲在厦门鼓浪屿怀的他，“鼓”就源自鼓浪屿，“应”则是家中字辈。陈先生出生于漳州，漳州是他父亲做生意的地方，后来随家人回到长汀。陈先生出生于1935年，那时候国共两党在福建交战，国民党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长汀是苏区的经济中心。陈家属于小地主，是红军斗争的对象，他的父亲又参加了国民党，所以直到红军撤离，开始长征，他们才回到长汀老家。他有记忆，也是从长汀开始。

陈先生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续弦。他大妈过世以后，父亲娶的他母亲。他的同父异兄弟姐妹有四个（有一个领养的），他母亲生的他和他妹妹。小的时候，尽管家庭是小地主，比起普通人家来家境要好些，但是，一到荒年，吃饭也是个问题。他说，那时候，他母亲脸孔总会很忧虑。因为整个村子都姓陈，有的远亲或近亲到他家来，他母亲会给他们做饭吃，而他们自己，早上只能吃番薯，中午吃芋头，晚上才有干饭吃。

小时候的乡下生活，对陈先生来说，回忆起来特别美好。在乡下，经常有一些节日活动，特别热闹。春节自不必说，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有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天气暖和的时候，小孩子会到河里捉鱼。鬼节时候，他们都会到陈家祠堂，村民们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家乡的美好回忆，使陈先生走到哪里，都有一种乡愁情结。无论是在台湾还是美国，他一直想，这一生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意念一直非常强烈。

另外，小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到他的家乡轰炸，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家尽管是在乡下，已经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日本飞机还是来轰炸。日本飞机从台湾起飞，到福建各地轰炸。陈先生说，第一次警报响，接着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响了以后，他妈妈就是一副慌张的脸孔，就“哗”地把他拉出去，逃到一个叫南寨坝的地方，那是河边的一片柿子林，到那里躲起来。等到警报解除，日本飞机走了，他们回去，看到房子在烧，很多尸体，有的还挂在电线杆上，一片战乱景象。这样的记忆，使陈先生有着强烈、深厚的民族意识。他说，1972年到美国，他看到在放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日本侵略者杀了30万人，用卡车一车车地拉尸体，感到特别震撼！

陈先生是1949年随家人来到台湾的，从汕头来到高雄。到台湾，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到这里担任木材公司经理，当时是台湾比较大的一家木材公司，与政治无关。这次到台湾来，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正有《庄子》所说“望洋兴叹”的感觉。当时，陈先生已经到上初中的年龄。初来窄到，语言不通。开始是在集集中学，他的同班同学都是台湾人，只有他一人是外省人，但是，很快他就与他们成了朋友。

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陈先生在初中、高中甚至刚上大学时，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从小喜欢打篮球，占用了很多学习时间。有一次上体育课，他正在投篮，一个同学过来，对他说：“喂、喂、喂，陈鼓应，你是不是双手？”他说：“是”。这位同学就跑过去告诉体育老师，说：“老师，老师，陈鼓应是双手。”老师就过来，让他带球上篮。一看他的动作，老师就选他进入校队。其实，那位同学问他是不是“双手”，意思是不是“选手”。初中、高中阶段，陈先生都是校篮球队的。他的高中是在台北二中。1954年，陈先生考入台湾师大，上的是史地系，虽然不是校篮球队的，但是，一直喜欢打篮球，没有好好上过一堂课，每学期都要补考。陈先生说，那时候真荒唐，只觉得念历史好像翻日历一样，没有多大兴趣。这样，本应该上大学三年级的他，以高中文凭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以后转入哲学系，从此一生与哲学结下了不懈之缘。

陈先生说，在台湾师大史地系时，他有一个感受，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看到好多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看他起高楼，又看他楼塌了。因此，他觉得政治人物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历史上的皇帝也是一样，历代皇帝，背过都忘记了，只有几个大思想家、文化人物，给人印象深刻。所以，他对政治人物从来不羡慕、不崇拜。蒋经国当台湾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找他去谈了两个钟头。陈先生没有见过蒋介石。但是，他的印象是，蒋介石真的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军阀。他比军阀还威风，经常故作神秘，你认为他从这个地方出来，他一下子从那个地方出来，穿一身军装，还戴着白手套。他有一个朋友叫周弘，父亲周一伟，当时是台湾海关署署长。有一次，周弘对他说：“我看到蒋介石的照片，他很威风！”陈先生说：“这个神经病”！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余英时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他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多年前就读过。一次，余先生听说蒋经国要接见他，他正在花莲，刚好台风来了，道路不通，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最后是警察用摩托车带他赶到台北。

陈先生进入台大哲学系学习，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从此跌荡起伏，从此波澜壮阔。在台大哲学系，一开始他读的是西方哲学，传统哲学都是形上学，读不进去，读完以后好，感觉跟自己的生命没有沟通，都是一些外在的知识，那东西融不到自己的生命里去。然而，一转到尼采，就读进去了，而且全身的细胞似乎都跃动起来。

对陈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方东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方东美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哲学系，后来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回国后到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以后到台湾大学。方先生不苟言笑，书读得很多，学生们都非常崇敬他，同时对他又有点威惧。用陈先生的话说，就是学生经常被他的学问压住，有的被压垮了，在他面前不敢说话。陈先生是经常去找他的学生之一，有时他跟高年级同学一起去。到方先生家，方先生经常开始不太搭话，可是说着说着，他的话闸子就开了，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方先生给学生的感觉是有一股学术的尊严，陈先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方先生指导的。

不过，对陈先生影响更大的老师，却是殷海光先生。陈先生说，当时台大有很多老师来自北大，殷先生来自西南联大。台大有点像过去的北大，且继承了北大的校风——自由。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下课以后，他们可以天南地北地谈，特别是夜晚，在校园内徘徊、谈天，很有一点像《庄子》中描写的“鹏程万里”的那种景象，心中有一股冲劲。殷先生经常跟他们讲学术的尊严与独立。聊天的时候，殷先生讲到北洋军阀对知识分子——师爷都是要尊重几分，他觉得蒋□石连军阀都不如。殷先生还讲，西南联大时候，在一个大讲堂里面，打着煤油灯，闻一多抽着烟斗，开始讲《九歌》。陈先生说，后来他读《嵇康集》，尤其欣赏嵇康的性格与风度——嵇康将行刑，还弹奏《广陵散》！

殷海光先生是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台大校园里，殷先生宣传自由主义，台湾当局非常注意他的言行。殷先生是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主笔，有几篇文章影响很大，如他讲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的盖然率等，台湾当局非常忌恨。后来，殷先生被台大解聘，不能讲课了，陈先生也被当作“殷党”，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也被撤掉，同时被解聘的还有殷先生的其他几位学生。陈先生说，殷先生被解聘，主要是因为他批评时政。后来李敖任主编的《文星》、所谓《文星》事件，其实是有些人特意想把殷先生拖进去，他本人没有写什么文章。当时，李敖的文章给殷先生看，殷先生改过；陈先生的文章《失落的自我》等，殷先生也改过，但是，殷先生没有鼓励他们批评现实，他不做这样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李敖也是陈先生的同学。陈先生还讲过一个小故事：大学时，李敖因经济拮据，想从银行贷点钱，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结果陈先生刚买的房子，他的房本李敖借去了，才解决了问题。所以，李敖在一本书中提到，陈鼓应这个人还比较讲义气。不过，他俩在学术观点上是不一致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本来，1963年陈先生从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后，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不料，1966年暑假，台湾当局开始清算“殷党”，陈先生在文化大学的教职被撤，这对于成家不久、孩子尚幼的陈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陈先生只好东奔西走地兼点课，聊以度日。第二年夏天，台大哲学系准备聘请陈先生为讲师，院方已经同意，然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进了校方“安全室”列入的“黑名单”，最后遭到拒绝。

正当陈先生处境艰难时，老朋友金耀基介绍他去见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老先生。王云五先生邀请陈先生参加他组织的古籍整理计划，并预支给他一笔当时来说不菲的稿费。这样，他不仅解决了一家的生计问题，而且从此与道家文化，与《老子》《庄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在研究生时候读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就是他那些年整理、撰写而成。这是我以前所不知的。

虽然陈先生做的是古籍整理工作，但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就是在这些古籍的整理中也能看得出来。陈先生说，有一次，老朋友王晓波读了他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对他说：“鼓应，你怎么把老子写成党外人士！”还有一次，有一位资深教授见到他，对他说：“你是不是借为《庄子》做注释，以表达你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不满？”可见，陈先生虽身为学者，却始终关注现实，嫉恶如仇。

1970年8月，美国政府单方面于驻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9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声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列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了一场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11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留学生率先组织“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表示“反对美日私相受授”，“外抗强权，内争主权”。运动很快传到香港、台湾。1972年12月4日，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陈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保钓运动。没想到，陈先生的言论被台湾当局视为踩了“红线”。1973年2月17日，元宵节晚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人前来传讯陈先生，一下子来了十多个治安人员，以“叛乱嫌疑”罪名，进入陈先生家中搜查。陈先生被被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带走，拘留了一天，同时被抓的还有十多名师生。数年之后，陈先生才明白，这是当局预先策划好的一幕捉放闹剧，意在对他施加压力。

暑假过后，台湾当局又勒令台大不得续聘陈鼓应，哲学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陈先生因公开支持“保钓”运动，被禁止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他任教，不得请他作学术演讲，将他下放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话说回来，这个中心由于收藏了大量大陆出版书刊，正好使陈先生有机会阅读大陆学者的文史哲著作，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方面。那些书籍，还经过伪装，书名或作者用的是台湾警察不会引起怀疑的名字。

从1973年到1979年，陈先生经常是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出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做人权工作。1976年，他在《夏潮》杂志用不同的笔名，写过三十多篇时论性文章。他与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这本代表台湾知识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于1979年1月23日被时任台北市市长的李登辉下令停刊。

1978年冬，陈先生参加“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起草了《告中国国民党宣言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2月21日，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不过，他仍是党外民主运动中的重要一员，他与台中的黄顺兴、高雄的余登发被视为党外“统派”人物。余登发于1979年春节前被捕，陈先生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也受到严密监视，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数年以后，在一个晚会上，陈先生遇到《中国时报》创办人、年逾八旬的余纪忠先生。余先生握着他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前几天，陈先生还对我说，当时著名数学家、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先生回到大陆，在大陆有个讲话录音，他的家中就有。台湾当局认为陈省身先生的讲话是替中共做宣传，如果这个录音带被搜出来，按照当时台湾法律，可能要判7年。

作为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陈先生曾数次被蒋经国召见。陈先生说，有一次，在松江路救国团的楼上，他与蒋经国见面。见面时，他对蒋经国说：好话你听了很多，我想不用我讲，我讲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讲真话。他说：元老重臣的这个政治应该改革。当时贪污腐败为很多人所诟病，老百姓最痛恨警察，知识分子最讨厌特务。像我住在景美，看到警察对街上卖菜的，走过去一脚，就把人家的两个箩筐菜篮子踢掉。还有特务，胡乱抓人，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他讲完以后，蒋经国大约讲了有20分钟。他说，蒋经国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就是觉得败退到台湾，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教育上的失败，没有搞好教育。通过与蒋经国的几次接触，可能对方也知道了他的底细。所以，陈先生觉得，后来蒋批准他出国、有几次没有被抓，或许跟他有点关系。

由于批判社会现实、参加民主运动，陈先生的学术生涯可能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虽然多有曲折坎坷，却始终达观前行。这一切，可能与他在台大学习经历有关。陈先生说，回忆起来，台大的生活像杜鹃花怒放一样，充满了青春气息。大学时候研究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说实话，不懂，然而洛克政治上的基本观念，对他有一些影响。后来，我读尼采，尼采对西方一千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的批评精神，跟他的那种生命感，对他的思想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一生的经历多有波折，但是，尼采的那种“酒神”精神，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推动着他往前走。这使他在任何困难面前，从来没有消极过，没有颓废过。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台湾政治形势异常严峻，知识分子会突然沦为“政治囚犯”，甚至连没什么知名度的人，也会因发言不慎而被人告发入狱。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被称为“哑巴的一代”。与此同时，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台大校园内外传播开来。当时，在陈先生他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版图似乎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陈先生在接触到尼采以后，在尼采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基督教原典《圣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尼采的一句话瞬间点醒了他——“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于是，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了他一股内在强大的生命驱动力，使他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

不久，他进入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深入的思考。这种深层的反思，又必然会触及到西方文化的根源——《圣经》。通过对《圣经》的研究，陈先生发现，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面是“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就是面对自己的母亲，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罗素还指出，“博爱”与“宽容”，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中国的老子和印度的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喻，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原则。

从尼采转到庄子，这是陈先生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具体又是怎么发展的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陈先生参加了王云五先生的古籍整理计划，开始注《老子》《庄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现实的触动，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春秋战国以来直至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借着《老子》《庄子》，陈先生将对现实的关怀与自己的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数千来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自己民族所曾经遭受的苦难和灾难，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陈先生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人生哲理。

比较起来，《老子》与《庄子》，他更喜欢《庄子》。如果说，《老子》是救世之书，要在论治道，兼谈治身；那么，《庄子》则是以治身为本，重视生命的内涵，强调要保持内在精神状态的自得与自适。实际上，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精神”一词就首创于《庄子》。还有，《庄子》一书中，讲“真”的地方多达45次，“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突出了人性的真与美。《庄子》讲“情”的地方更多，“人情”“天情”“道情”，“人情”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庄子》讲“情”，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绵延不绝、波澜壮阔的抒情传统。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诸侯纷争、战事频仍、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环境中，他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则寄予了无限同情。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的悲剧命运，就成为知识分子思考和忧虑的核心问题。面对不幸的现实，庄子追求“逍遥游”的境界。然而，他表面看起来是悠然自适，内心却充满处世的忧虑感。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对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命运的无比同情，表明他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切关怀。他要在权力的笼罩下保持人格的独立，保持无欲则刚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避免沦为君主、霸权者一个工具。庄子将人置于广漠的宇宙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从现实中升华，以艺术的心灵、审美的目光来观照事物。陈先生以为，庄子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议分子，是中国古代最具有自由性和民主性的哲学家。

或许，正是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与人生的达观态度，更让陈先生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1984年，陈先生回到大陆，受聘于北大哲学系。他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搜集五四时期人物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其中，研究国际政治的赵宝煦教授是主要介绍人，当时的校长是丁石孙先生。当时，大陆学界对尼采多有曲解，于是，陈先生在北大讲尼采，带来一股清风。北大图书馆的人告诉他，自从他开了尼采的课以后，书架上尘封了三十多年的有关书籍一下子被借光了。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完成了《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和《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两篇论文。后来，他又将以这两篇论文为主，出版了《尼采新论》一书。那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学界无不热切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并广泛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潮，陈先生的著作在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有一件事，让陈先生终身难忘。1985年5月20日，他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接见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他见到了邓小平。陈先生仍然保持着他平时的直言风格，讲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学者待遇问题。听了他的话，邓小平很认真地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后来，他又见到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1997年，台湾大学终于为陈鼓应平反，陈先生再次回到母校任教。退休后，他在台大哲学系及中国文化大学兼课；2003年起，他在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主讲《道家思想研究》科目；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这些年来，陈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成果异常丰硕，《陈鼓应著作集》20种正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多年来致力于道家文化研究，他提出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其影响日益广泛。

然而，生活中的陈先生有时也不免有为难情绪。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至今已出版三十余期，作者多是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如第三十期的作者中，除陈先生自己外，有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王中江、安乐哲等，但是，在出版经费问题上，他经常会遇到困难，因为出版社方面要求给予出版资助。数万元人民币，难倒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有时候，我听陈先生谈起这事，内心不无伤感。

陈先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每次我们采访结束，他都会提出，要请我们吃饭。当然，作为晚辈，我们是不会让老先生去结账的，不过，他有时会跑到服务台那边去。跟陈先生一起吃饭，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有趣的事，就是点菜时，他喜欢跑到一些客人的餐桌前去观望一下，看人家点了什么菜，他参考一下。还有，他对于餐具也比较讲究，特别是每次就餐，喜欢要一点醋。这个醋，最好不要用底浅的碟子来装，要深一点的，可能是怕溅到身上。陈先生对饮食很有节制，他觉得吃得差不多了，即使有好吃的菜上桌，他也不会再吃。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身材保持得很好，身体状况也比一般同龄人要好。开饭前或者是饭后，他还会走动走动，上下楼动作非常轻盈。平时在北大校园，他经常骑自行车，去吃早点，经常是骑自行车。这应该算是北大校园的一道风景吧。

陈先生与他的夫人非常恩爱。记得我们第一次采访，访谈开始前，他对我们说，请等两分钟。当时，我也不知他要做什么。他进了卧室。原来，他是给在美国的老伴打个电话，告诉他采访要开始了。还有一次，他老伴来北京了。我们在采访当中，谈到一张照片中的人物，有一人陈先生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他就叫正在对面屋中练瑜伽的老伴出来：“珊珊，珊珊，你来一下！”他老伴就出来，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现在想来，陈夫人其实很不容易，与陈先生风雨同舟，跟着遭受了很多磨难。

陈先生和夫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女儿我见过，在美国学的医学，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丈夫好像是开啤酒厂的。那年，他女儿一家来北京，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这些年来，虽然陈先生主要研究道家文化，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道家文化领域，而是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探索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他说，“9·11事件”以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们应当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中国的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以及庄子的艺术人生与“齐物”精神。

中国人的核心观念是“德”与“孝”，“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孝”则是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这是华夏文明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老子自天道论“德”和孔子自人道论“德”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百年而存蓄于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中国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孔子与老子都主张“孝慈”，儒家讲“百善孝为先”，老子讲“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进而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虽然《管子·牧民》与《大学》里的逻辑推进有所不同，但是，其大方向还是修身、齐家。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与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有相同之处。

陈先生说，我们要多读《庄子》，它能让人精神上自得自乐。《齐物论》中讲：“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最后，有八个字——“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万物千差万别，人各有不同，各有特殊性，但是，主体之间不要相互排斥，要相互会通，在整体中相互宽容、和睦相处。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精神的自得自适，另一方面，也要更宽大，像爬山一样，你爬得越高，看到的事物越来越小，这样会让你更轻快一些。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能从老庄之后找到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的驱动力。

2019年6月16日北京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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