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的人生是幸福的

航  鹰

天津文学老前辈杨润身活到97岁，太令人羡慕了！

杨老是一个标志。他老人家的谢幕，标志着天津文坛“四世同堂”时期的结束。我们曾经拥有“解放区文学作家”“（20世纪）50年代作家”“‘新时期文学’作家”及“新世纪作家”四辈人。杨老是从平山西柏坡跟着毛主席进城的，他是生活在天津的“解放区文学作家”的标志。一位作家在一座城市活成了标志性人物，一旦这个标志消逝了你才会觉出他所代表的那个激情时代的宝贵价值。

杨老是“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我对“解放区文学”只有景仰而缺乏研究，但我知道我们的老杨当年在“解放区作家群”中绝对是排头兵。别的作品姑且不提，单说他是《白毛女》作者之一，就足以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了。不料，到了“文革”时江青竟说他的《探亲记》是“大毒草”，他胸前被挂上写着“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没完没了地公开批斗……到了改革开放盛世，他又成了天津“老作家焕发创作青春”的标志，写出长篇小说《风雨柿子岭》等多部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佳作。光阴如梭，从延安、西柏坡走来的老革命作家陆续谢世，最后的杨老熬成了硕果仅存的标志。

本来我与杨老没有来往，我比他老人家小20岁，差着辈儿呢！只因我父母都是“进城干部”，我对“进城干部”一向尊为前辈。1982年我由天津人艺调到作协后，但凡见了“进城的”前辈作家都是毕恭毕敬的。有人给我们扣上了一顶“小集团”帽子，于是我和杨老成了忘年交。其实，我们只是“忘年”而极少交集，仅限于开会时碰上聊聊天儿，年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如今掐算起来大半辈子竟未见上几面！

我是写喜剧出身，平日也总爱找乐子，在我看来杨老身上总是带有那么一点喜剧因素。比如他的病，病本来是一种痛苦，但杨老跟祥林嫂似的逢人就爱说他的病，苦笑着像是在讲些好玩的事。他打年轻时就有很多病，糖尿病、冠心病、肾病、血压不稳……胃不好、睡不好、腰也不好……十样美食九样不能吃，几乎年年都得住上一阵子医院。他说话总是柔声慢语有气无力，眉眼儿愁苦却又笑纹儿抖动。他的皮肤很白，但非润白而是惨白，说是病容吧，脸膛动不动又会泛红，跟烹熟了的大虾似的。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弱不禁风地活着！

于是，我们都敢拿他的病开玩笑：“幸亏您有病，这还硕果仅存奔百啦，要是没病还不活上二百岁呀？”

他苦着脸叹道：“啥硕果啊？老药罐子！”

我便接着逗他：“您这是破罐儿熬好罐儿呀，熬得多少年轻的好罐儿都摔碎啦，您这不还好好儿的嘛！”

俗语“破罐儿”指的是锔了锔子的砂锅，人们端它时小心翼翼轻拿轻放反而能够使用长久；新砂锅一不小心反而会碰碎了。久而久之，“老杨病危”的消息也成了“狼来了”，来上两三次大家也就不相信了。直到日前作协书记李彬来电话说杨老去世了，我还问这回是真的了？李彬说是真的了，我说怎么不等一百岁呢？李彬说准是杨老不想等了，四舍五入也接近一百岁啦！听听，老喜丧的气氛不是吗？

说起我与杨老的喜剧式对话，还要感谢另一位谢世的革命老前辈、市文化局老局长王雪波。我在天津人艺工作时曾临时借调去文化局帮忙，后来我当了编剧。雪波很赏识我，给我讲过他们刚进城时的一桩笑谈：杨润身初到天津去买闹表，看到柜台里有手表，问店家：“我买了大表能不能饶个小的？”这个笑话流传很广，听说还叫人给编进相声段子了。雪波老局长还讲过许多他们刚进城时杨润身的故事，什么杨润身头一次坐火车、杨润身头一次见到摩登女郎……后来我逮住个机会问杨老有无那些事，他面露赤赧又高深莫测：“他们在编排我土包子进城呢！”

我追问：“他们也是平山来的土包子，怎么只说您呢？”

他愤愤不平却又颇为得意：“欺负我老实呗！”

如今杨老追着雪波讨公道去了，他们那群老战友终于团聚了。

近年来党员干部都在学习“不忘初心”，对于杨老来说却不存在“不忘”的问题，因为他的心始终留在了当初。推算下来他随军进城时才26岁，在天津定居近七十年了，早就该是城里人了，可是他身上似乎和刚进城那会儿没有一丁点改变。先说他的口音，那一口难懂的平山话真是折磨你的耳朵。我自幼住在天津人艺，老院长、著名导演赵路也是和他一起进城的老干部，人家早就言必称斯坦尼拉夫斯基了，不仅自己学普通话，还提出一项严格规定：为了帮助演员练好台词，全院人员只要进了剧院大门一律不许说天津话。我是舞台美术学员，但喜欢跟演员们一起听骆玉笙（小彩舞）来讲授的台词课，因此我不仅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吐词咬字还特别清楚，让我这种计较发音的人听杨老说话那才叫受罪。河北省平山县虽然不远，但其独特方言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四声”的区别，再加上舌根发硬，咱想听懂那种方言还真费劲。然而，当我读到杨老在《天津日报》发的小说时，这才发现了他写北方农村题材的语言优势。他的那种乡土气息是骨子里的，不是某些年轻作家刻意模仿“原生态”所能够比拟的。

早年我去过杨老的家里一次，似乎是接他去哪里开会，顺便认认门儿，因是短时略坐，只记得屋里陈设很旧。后来我老伴儿代表我去看望他，回来感慨万分：“要是把所有的家具都卖了也不值二三百块钱，没想到两位离休干部家里简朴到这个程度！桌椅柜子大概都是当年供给制改薪金制时机关里办公家具作价给他们的，床铺还是当年那种几条木板搭的，如今可着天津卫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局级干部了！”

杨老是党龄70年以上的离休干部，虽然不是官员，但他的工资待遇比局级干部还高，他老伴儿闫大姐也是离休干部，离休金也不低，他们的简朴完全是出于本色。杨老的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儿子媳妇都是下岗职工，孙女患有严重的癫痫，子孙两代都无收入，闫大姐去世前也患病多年。杨老本人是百病缠身的“老药罐子”，却始终充当大家庭的顶梁柱。

婚姻生活中女人决定着男人的生活方式，杨老那些当年一块儿进城的老战友们大都娶了城里女人为妻，杨老一直守着个同乡“糟糠”。闫大姐又是个十分强势的女人，说一口更为难懂的平山土话。她曾是文化局的一位女处长，我们都和她很熟。她曾笑着说她自己“只会说老家话，做老家饭，穿老家衣”。“穿老家衣”我想闫大姐不是指的回老家去做衣裳，而是说穿衣的式样乃至穿法。有这么一位“原生态妻子”，我把杨老家形容为“都市里的村庄”。

这让我想起杨老的另一桩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某年腊月底，市政府邀请天津文化科教卫生界知名人士去迎宾馆开春节座谈会。那个时期的市领导同志连续几年都邀请大家去“献言献策”，会后吃火锅，每人一个小火锅，很精致。作协派车接了我再去接杨老，只见杨老早早地站在他家楼外路边等候了。他穿了一身厚厚的蓝色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子，足蹬棉鞋，一看这身“出远门御寒”的行头就知道是闫大姐的杰作了！我猜杨老即使不像老农民那样空身儿穿棉袄棉裤，里面也只有内衣内裤，急忙下车劝告他：“您快回家换衣服，里面一身单衣，外面披件大衣就成！别忘了换双皮鞋！宾馆的暖气很热，有首长来，烧得就更热！开半天会还要围着火锅吃涮羊肉，您穿这么厚可不行。没见人家‘汽车干部’都是里面只穿一身单衣，外面套大衣，下了汽车就进宾馆脱大衣，穿多了出汗！”

“没事儿！上车！别迟到！”杨老全然不听劝，一躬身钻进汽车。

那天的座谈会特别长，文化人本来就话多，人人争先恐后，口若悬河，好话坏话什么都抡，再说后面还有火锅呢，不到开饭时间那就滔滔不绝呗！我只穿了一身单衣还浑身溻透了，瞅一眼坐在对面的杨老，他的白头发上直冒热气儿，白脸儿早已蒸成了红炒虾，真不知道一会儿他怎么熬过那顿火锅儿的炙烤！

说杨老漫长的一生始终活在“初心”原点，一点也不夸张，对他来说天津只是客居之地，西柏坡才是精神家园。文学界人士习惯于说“下农村”“深入生活”，而他心目中去农村不是“下”，而是“归根”，他本来就在“生活”中，而不是短期的“深入”。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回老家采访写作的时间比在城里住的时间要长得多。在平山他不是游子暂归而是永居，他也不是客人而是当地干部的一分子，兼任平山县委常委，“挂职”了二十多年。如果中国作家协会评选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他也够得上“下农村”时间最长的标志性人物了。

杨老离休以后干脆在平山买了一套小小的住房，每年只为了看病诸事才回趟天津。有一次他来电话说他回来检查身体了，我便劝道：“这回在市里多住住吧，老家的条件儿怎么说也赶不上天津。毕竟年纪大了，离大医院近一些才好。”

他却表示即刻回去，不无炫耀地说：“如今老家的条件儿可好啦！什么都不缺，乡亲们对我都好！粮食瓜菜都吃新鲜的！喘气儿都比市里舒坦！习惯啦，还是回老家好！”

一个26岁就进了城，当了70多年“天津人”，仍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都市里的村庄”，我不再劝了。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是西柏坡山林里的鸟儿，就是太行山下故渊中的鱼。他的初心永远留在那片革命圣地了，他忠于自己的信仰，恪守自己朴素的价值观，拥有自己的灵魂归宿，享年近百岁，《白毛女》歌声仍在传唱，他的人生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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