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帽上的红五星
八角帽上的红五星
贺捷生
回到母亲的故乡张家界慈利县,热心的家乡领导和朋友们想我所想,在修葺一新的烈士陵园举办了一个庄重而又简朴的祭奠仪式,祭奠革命先烈们,包括我在80多年前牺牲的两个亲舅舅蹇先为和蹇先超。实话说,我此行最大的动力和愿望,正是虔诚地站在两个舅舅的墓碑前,向他们深深地鞠三个躬,再亲手给他们敬献一个花环。
那年春节期间因肺部出现阴影,大年初二我就住进了医院。49天后出院,医生反复叮嘱要好好静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的故乡慈利来人了,说他们重修了烈士陵园,里面有我的两个舅舅蹇先为和蹇先超烈士的墓碑,希望我回去看一看。听见这话,我坐不住了。我对母亲的故乡人说,我去!
慈利县烈士陵园坐落在零阳镇南部的一座山冈上,由白帆一样两根修长的水泥柱组成的烈士纪念碑,像一支耀眼的箭射向苍穹。纪念碑左面的山坡上,310座仰天而卧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层层叠叠地从山脚铺上山腰。远远看上去,一排排按统一规格的长廊和墓碑修筑的墓园,就像一排排书架,陈列着一部部浩气长存、肃穆而又厚重的典籍。莽莽苍苍的树木,从左右和上方三面簇拥着墓园,突出“青山有幸埋忠骨”这样一个深邃的主题。
同我父亲的故乡桑植一样,我母亲的故乡慈利,也是一片峥嵘的大地。我父亲贺龙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从事革命斗争长达8年,他带领长征的红二军团,就是以桑植和慈利为主的湘西子弟组成的。《慈利县志》记载,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慈利有6万人参加革命,5000多人参加红军,上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460名,其中在湘鄂西、湘鄂川黔斗争和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1091名。让我骄傲的是,在这1091名烈士中,就包括我的大舅蹇先为、小舅蹇先超。
面对烈士纪念碑的祭奠仪式举行完毕,慈利县委书记指着半山腰竖着的两幅分别写着“缅怀先烈爱国魂”“幸福不忘英雄史”的巨大标语牌,对我说:“将军大姐,您两个舅舅的墓碑就立在标语‘国魂’二字下面最高一层碑林里。从我们脚下攀到他们的墓碑前,有100多个台阶。您要上去吗?”
我说当然,我就是奔着两个舅舅来的,哪有来了不上去的道理?那天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陡峭的水泥台阶被晒得滚烫滚烫。我爬了十几个台阶,汗水就像雨滴那样落下来。虽然我是被人们架着走、推着走的,两腿也止不住发软、发颤。记得我坐下来休息了3次,才终于攀到我两个舅舅静静斜卧着的两块黑色大理石墓碑前。
大舅蹇先为是慈利县较早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1926年春,只有15岁的他被外公送去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受比他年长11岁的同乡张一鸣影响,踊跃加入青年团,第二年转为共产党员。后来,在他的鼓动下,我母亲蹇先任也来到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并由大舅介绍入团入党。1927年5月21日晚,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担任交通员的大舅身份也暴露了,党组织通知他带领我母亲回乡暂避。
那时,我外公的生意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回到慈利的大舅理所当然做了家里的账房先生。实际上,大舅是利用家在城关镇的特殊条件,联络失散的党员,积极进行组织活动;同时以帮助外公经商为名,从他们的钱柜里筹措经费,上交给党组织。1927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津市特支书记李立新夫妇来慈利恢复党组织活动,大舅从柜台提走一百块大洋,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交给这对夫妇。发现上百块大洋不知去向,外公严厉追问大舅钱的去处。大舅不回避,不躲闪,坦然对外公说,父亲,你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盘剥压榨吗?儿子从长沙回来,做的事就是和那些人过不去。
外公算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听完大舅的话,还是吓了一跳。他默默地望着大舅,知道儿子参加了正在被国民党镇压的那个政党,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先为啊,你做的事既然于国有益,那就大胆去做吧,爹不拦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做这种事是要掉脑袋的,应该处处小心,步步小心。大舅点点头说,父亲放心,儿子会保护自己的。但我既然认定了这条路,就会走到底。
1928年春节前后,大舅和我母亲不辞而别,毅然投入到石门南乡年关暴动的行列中。驻防常德的国民党军逮捕杀害了17名共产党员,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石门惨案”,大舅和我母亲不得不分开逃离县城。大舅后来到了桑鹤边界,参加了我父亲贺龙创建的红四军;我母亲则隐藏在相对平静的杉木桥镇舅舅家,继续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
1929年8月25日,红四军占领慈利江垭,27日进驻杉木桥。在欢迎的人群中,大舅与我母亲意外相逢,姐弟俩喜出望外,久久拥抱在一起。从那以后,我母亲加入红军队伍,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成了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红军指战员们包括我父亲贺龙在内,亲切地称她“蹇先生”。
不过,从此来到我父亲贺龙身边的母亲,绝没有想到,自己在当年红军打下慈利县城后,便成了贺龙的夫人。6年后的1935年11月,啜饮着战争的血雨腥风,我出生了。
1931年春夏之交,已是湘鄂边红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大舅,调任鹤峰特委巡视员。次年6月,国民党军对苏区发动凶狠的第四次“围剿”,鹤峰县城落入敌人手里。大舅和中共鹤峰县委书记伍伯显在带领县委、县苏维埃机关转移途中,与一营敌军遭遇,队伍被冲散。他隐蔽在一个叫曹家沟的村子里,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杀害于鹤峰赤树坪枇杷树台,时年21岁。新中国成立后,大舅的遗骸被找到,迁葬于鹤峰县烈士陵园。
写到这里,我不禁悲从心来:大舅蹇先为毕竟还有掩埋尸骨的一个坟茔供亲人和后辈前来吊唁;而我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小舅蹇先超,却连一个土丘、一块墓碑都没有。
小舅蹇先超与幺姨蹇先佛是一块参加红军的。那是1934年12月26日,父亲贺龙和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主力部队与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胜利会师两个月后,第二次攻克慈利县城。父亲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我外公蹇承宴。
父亲问起家中境况,外公忍不住笑道:“女婿啊,先任、先为姐弟二人都跟你当了红军,丢下老四、老五两个,在家也待不住了。”意思是,我幺姨蹇先佛、小舅蹇先超也想参加红军。我父亲和几个红军将领忙不迭地点头,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阿姨这时还跟我外公套起了近乎。她说陈老倌,你这话当真?可不能反悔啊!当时红军急需扩大队伍,我幺姨和小舅都是读过书的人,我幺姨还上过长沙衡粹女子艺术学校,能写会画,是红军紧缺的宣传鼓动人才,几个红军将领当然都欢迎我幺姨和小舅当红军。至于陈琮英阿姨和我外公套近乎,是想到我幺姨与素有红军才子之称的萧克将军天造地设,想给他们牵线搭桥。
嫁给父亲5年,跟着他从血里火里走来的母亲,听着外公又要把幺姨和小舅往红军队伍里送,忍不住躲出去哭了一场。因为我的大舅蹇先为此时已经牺牲两年了,连尸骨都不知道埋在哪里。母亲不晓得外公是否得到了大儿子的死讯,但听见他又要把幺姨和小舅送去当红军,她既为外公感到骄傲,又感到一种心痛。
小舅蹇先超只有15岁,还是一个孩子。经过短期医护常识培训,他到红二军团医院当了一名护士。长征出发前,他被调到卢冬生任师长的红二军团第四师野战医疗队任战地救护员。部队出湘西,穿云贵高原,一路喋血前行,他单薄的身影无数次在弹火纷飞中匍匐和穿梭,越来越成熟。
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红二、红六军团队伍里,有不少人与慈利蹇家有关。这支队伍的总指挥贺龙,是蹇家的二女婿;这支队伍的副总指挥萧克,是蹇家的幺女婿。跟随着这支队伍跋山涉水前进的,不仅有蹇家同胞三兄妹蹇先任、蹇先佛、蹇先超,还有蹇家刚出生和未面世的外孙女和外孙子。当时我作为蹇家的外孙女,生下来才18天,就被父母放在背篓里,背着去长征;而我的表弟萧堡生,此时仅仅作为一个小小的胚胎,孕育在我幺姨蹇先佛的肚子里。
长征有多么艰难困苦,我没有必要再形容了。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外公的蹇家,加上我父亲的贺家,两家参加长征的亲人,合起来达十几口,但即使都在同一支队伍里,也难得见一面,更谈不上受到特殊保护和照顾了。母亲三姐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只能在遇到熟人时,相互捎个口信,或者写一张便条辗转带给对方。
1936年4月,红二军团以我小舅所在的红四师为先锋,要翻越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了。虽然部队及时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但从长江以南的湘西走来的部队,谁也没有翻越西南大雪山的经历。想不到担负在雪中开路的红四师,在雪山上遇到了始料未及的严寒,行进中不少官兵因为疲倦、劳累和饥寒交迫,一坐下来就被冻僵了。
我母亲背着我于4月30日翻过中甸雪山。5月初,红二军团到达得荣县县城,红四师师长卢冬生专程找到我母亲,对她说:“先任同志,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弟弟。我身为师长没有尽到职责,在过雪山时全师减员一百余人……我愿接受军团首长的处分。”
听说红四师过雪山时减员严重,母亲心里一沉,不由颤声问卢冬生:“卢师长,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我弟弟也牺牲了?”卢冬生哽咽道:“是的,先超同志虽然年纪小,但他身为战地救护员,在雪山上跑前跑后救护战友,最后因体力不支,冻死在雪山顶上。”
听到这个结果,母亲久久无语,泪水夺眶而出。许多年后她对我说,我外公把幺姨和小舅交给红军,当然希望她这个当姐姐的能怎么把他们带出去,再怎么带回来。而她作为这支军队总指挥的妻子,也有能力保护年幼的弟弟妹妹。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果在艰难时刻护着自己的亲人,怎么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官兵团结起来,带领他们去冲锋陷阵?因此,对于小舅的死,母亲虽然感到痛心、内疚,但她知道红军不分亲疏,必须冷静接受这一事实。她最大的遗憾是,小舅太小了,而且牺牲在雪山顶上,尸骨无存,连一抔土、一块碑石都没有!
也是许多年后,我以父母亲背着我长征的亲身经历,为解放军出版社写了以《远去的马蹄声》为题的大型绘本文字,特意请著名画家沈尧伊先生为我小舅画了一个坟墓:在苍凉的雪山上,小舅被埋在一个突兀的雪堆里,雪堆上压着一顶红军八角帽。我父亲牵着马,我母亲用背篓背着我,在猎猎风雪中,低着头,恋恋不舍地向小舅告别。画面表达了我对小舅蹇先超的深切怀念,希望80年前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小舅,有一个温暖的雪堆安息。雪堆上那顶有着红五星的八角帽,也算是他的墓碑吧。
在大舅蹇先为和小舅蹇先超牺牲80多年后,得知故乡慈利在新修烈士陵园的时候,为他们双双立了碑,让两兄弟的英灵穿过80年风雨沧桑,重新相聚,毗邻而居,我是多么激动和欣慰!
站在黑色大理石墓碑前,仰望“缅怀先烈爱国魂”那块巨幅标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这支军队诞生90多年了,新中国诞生也70多年了,当我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高歌猛进时,谁都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初心,忘记那些为了今天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在家乡湘西的山林间,一队红军战士迎面走来。在那支年轻的队伍里,我似乎看到了两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孔。我急切地想要走上前看清楚,可转眼间他们就走远了,只有那一顶顶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在我心中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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