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和成长

——百岁老人朱世英忆峥嵘岁月

全根先

2020年冬，我因工作关系，有幸接触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并对运动亲历者朱世英老人进行了三次口述史采访。“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1939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重要讲话，指出：“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领导人，如姚依林、宋平、黄敬、刘仁等。我读研究生时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毓璜先生胞弟刘毓珩（后改名陈其五），也是当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后赴延安参加革命。

我去采访朱世英老人时，她已经是103岁高龄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情况，去采访她以前，我特意拟了一个访谈提纲，请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同志之子李炎先生转达其家人，以便老人有个准备。李昌同志当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曾担任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后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在对朱世英老人的采访中，我深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感动。当年朱老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曾经涌现出许多有志青年，如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刘志兰（左权夫人）、刘沙（吕正操夫人）、杨慧洁、郝诒纯、阮若珊、于子凡、邵清华、高惠如等，都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经受锻炼，后来成为党的领导干部或科学家。其中，李润娥在山西抗战前线以身殉职，年仅24岁。我觉得，像这样一个特殊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的革命经历和人生历程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朱世英（1918—），出生于河北省成安县南姚堡村一个五十多口人的地主家庭，她是家中长女。她的父亲朱其祥，小时候一边上私塾，一边参加劳动，后来上过乡村师范、考取保定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书，当过督学，又去天津做律师，还当选为直隶省议会议员（议会在天津）。因父亲到外地任职，朱世英五岁便随父母离开家乡，辗转于天津、北京、易县，河北宁晋、高阳、平谷、邢台和河南济源、辉县等地，给人当秘书或承审员。后来，她父亲还到甘肃工作，组建了泾川县第一所中学，即现在泾川中学前身。她父亲为人耿介，“不为五斗米折腰”。1942年，在平凉县，当局要求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参加国民党，否则就得离职。她父亲是民政科长，不肯入国民党，毅然离职，而去柳湖师范学院教书。她的母亲名古清秀，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年仅四十五岁因病去世。

朱世英在天津上小学时，就对革命有了朦胧的意识。她家住的街对面，原来住着一个大户人家，当时已变成监狱，有革命党人被关在里面，还被刽子手拉出去杀害，但她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她后来参加革命，与一位姐姐杨淑英（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狄越）有关，两家是世交。杨淑英比她大三岁，经常给她讲一些故事，是她革命的启蒙人。1928年，北伐军攻占天津，她随家人到北京，进入绒线胡同小学。1931年，她上六年级时，班主任王耀庭是搞平民教育实验的，富有爱国思想，给同学们讲“九·一八”事变，每天上课前还他带大家集体宣誓，长大后一定要雪耻，收复东三省，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朱世英考入北师大女附中。这是她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杨淑英在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上学，校长是孙荪荃（革命家谭平山夫人），主张抗日救国。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党的活动有相当大的帮助。朱世英说，她还经常看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些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刮民党”等。这样，她逐渐明白了许多抗日救国道理。

1933年，日本人占领了冀东，热河失守，威胁到北平。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却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久又签订《何梅协定》，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国军队在长城浴血抗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使广大爱国学生热血沸腾，他们以各种方式加以支援。1935年，女附中进步学生发起反对“总理纪念周”活动。朱世英回忆说，反对“总理纪念周”可能是我党领导的，具体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她也不清楚，只知道浦安修、刘志兰等人在组织，事先跟她说起此事的是浦安修。举行纪念活动时，唱完（国民党）党歌，让大家念《总理遗嘱》，不少同学就起来抗议，要教务长下台，顿时礼堂乱成一片，后来就取消了每周一早晨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关心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开始在学校传播开来。

1935年暑假，由于日军侵略，北平已很不安全，朱世英随母亲回到家乡成安县，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为支援前线抗战，在于子凡倡议下，朱世英和郝贻纯等同学在全班串连，启发民族自尊心，号召抵抗日本侵略。一天黎明前，她与于子凡、郝贻纯布置了教室，于子凡找来了消好毒的瓷片，每个人都宣誓，在誓词上签名，按血手印。这次活动，全班同学都参加了，即便是国民党员的子女也都参加了，大家热情很高。几个女同学每天早上起来，还拿铁锹挖战壕。从此，她对政治更感兴趣了。后来，她受刘志兰、于子凡、浦安修、杨慧洁、郝贻纯等同学影响，更多的是受已在北师大上学的杨淑英影响，虽然没有参加党组织，但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朱世英回忆说：

“一二·九”游行对我来说是突然的，未能参加当日的抗日游行示威。我正在学校，那天早上突然听到街上的口号声，到了我们校门前，当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和同学同时往校门口冲，但校门已被关死，而且在门内站着四个拿棍子的黑衣警察。因为是没有组织的，我们也没有勇气往外冲，于是又回到校园，学校已乱成一片。接着，我发现有人往学校后边的围墙跑，因为前边是一个楼挡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们到后墙边时，正看到校方拦着同学，把墙上竖着的梯子拉倒，证明有的同学已从梯子出去了，也听到二龙路那边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我们一天被关在校内，给校方交涉要出去。事后才知道，清华、燕京的同学们游行从西直门进来,到各校接应同学出来，校门边有高一班三个同学出去了，即刘沙等三人。她们和学校进步组织没有联系，是另一个系统的。墙后只有于子凡、郝贻纯出去了，可见她们当时和组织有了联系，事先知道游行的事，为了怕当局破坏，因而保密，没有向我们说明。（见朱世英：《自述一生：回忆九十六年人生经历》，第42页，未刊稿。）

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进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朱世英参加了该组织，并任分队长（各个学校都有分队长），后来又参加了进步抗日妇女救国会、读书会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围坐在地板上，讲的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事情，互相传阅进步书籍和苏联小说，还教唱苏联歌曲。不久，北平十七中同学郭清在狱中被当局迫害致死，学联决定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东城区东河沿）召开追悼会。于子凡、郝贻纯、朱世英等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控诉国民党迫害抗日同学。追悼会结束后，有人提议抬棺游行，以示抗议，结果遭到当局镇压，警察到处追打学生，有三十多位同学被捕。为营救被捕同学，她们与校方展开斗争，罢课。当时，刘志兰是学生会主席，朱世英与杨慧洁、浦安修、郝贻纯、于子凡等都参加了。她还经常去北师大，参加杨淑英等进步同学聚会。

因为抬棺游行事件，几十名同学被捕，朱世英等都受到学校处罚。由于是毕业班，她们班有六位同学包括朱世英在内，被告知不能报考本校，实际上是不挂名开除。后来，经与校方斗争，同意她们报考，但没有一个人被最终录取。1936年暑假，朱世英同杨慧洁一起，住在刘志兰家。刘志兰由于组织学生运动，未考上大学，朱世英则报考东方女中。东方女中是女师大进步老师举办的一所学校。在东方女中，她与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四分区政委刘导生（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夫人刘雅蓝姐妹是同学，还担任了该校“民先”分队长和北平市学联交通员。在学校，她很快发展了七八位“民先”队员，教唱救亡歌曲，出救亡墙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37年5月，她还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纪念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宣传活动，到中法大学礼堂听黄松龄演讲，纪念五卅惨案。

193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朱世英和杨淑英等正在西郊大觉寺露营，他们一边学习游击战，一边到农村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听到了炮声，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变发生后，他们结束露营，回到城里，听候组织指示。八月初，形势愈加严峻，组织上要求平津同学撤退。朱世英与几位同学先转移到西直门外，目睹日军坦克从村边开过，日军在郊区巡逻。不久，他们登上去天津的火车，车站上都是日军。由于日军占领津浦、平汉铁路，火车不通，他们设法买船票，决定去山东，先到龙口，几经曲折，来到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把这些平津学生安排到城外一个中学住，每天给大家供应餐饮，但不让他们留在当地宣传抗日。于是，同学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南下武汉、南京，一部分赴西安、太原。朱世英与杨淑英、张仁槐（杨淑英丈夫）等来到太原，很快在太原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

到太原以后，平津学生中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张仁槐是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朱世英与一部分同学被安排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亡，教当地学生唱抗日歌曲。有时候，他们还打着小旗去太原火车站迎接到这里的八路军。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八路军将领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抵达太原，与阎锡山等国民党代表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并接见各方人士，通知杨淑英、朱世英等前往海子边公园（文瀛公园）迎接。周恩来在欢迎会上致词，杨淑英唱了《松花江上》，激励人们的抗日热情，轰动一时。这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太原，太原建立了伤病员医院。朱世英的同学浦安修也到了太原，在医院工作。在太原工作两个多月，因母亲病重，朱世英回到家乡。

1937年秋，日军已占领石家庄，正在南下邢台。朱世英一家决定逃难到她父亲工作的河南辉县。在邯郸火车站，有许多南下逃难的人，他们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一路艰辛。到辉县时，朱世英还全身都出了荨麻疹。邢台很快失守，她父亲也无力承担一家三十多人的日常生活。于是，一家人又逃难到许昌，投奔她父亲的朋友王慎九，王慎九是当地税务局长。几天以后，她父亲与耿采章（原辉县县长）一起到西安找工作。由于日军继续南下，眼看郑州有失守危险，朱世英二爷决定分两路，他带一些人回家乡，朱世英和家中年轻人约十来口人赴西安，并于1938年1月到达。这时，为了生计，朱世英父亲又不得不离开家人，赴甘肃泾川工作，而她母亲已是癌症晚期，住进了西安第一中心医院。大约有半年时间，朱世英每天到医院照顾母亲，同时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直到她母亲去世。

在此期间，朱世英还与已到延安的杨淑英和西安“民先”总队、西北战地服务团取得了联系。她非常想回到组织，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由于母亲病危，父亲一再嘱托她照顾好母亲和弟弟，故未能成行。母亲去世后，朱世英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8月，中央指示西北战地服务团结束回到延安，她见到了浦安修、于子凡等同学。杨淑英在中央党校学习，已改名狄越。在这里，她与周巍峙等五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小叔朱其俊也到了延安，可惜后来在晋东南根据地牺牲。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朱世英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还为与会代表演出，并有幸见到了毛主席。这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演出时，丁玲安排朱世英演唱秦腔剧目《忠烈图》，她不会唱秦腔；丁玲又让她唱京剧《白山黑水》中的政委。由于编剧对政委这个角色不太了解，台词有些不当，结果程子华政委听了，就对杨淑英说：“你那妹妹演的政委乱弹琴”，这下极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在延安，朱世英感到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各方面进步很快。毛主席在抗大院内给大家讲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讲战争形势，陈云讲干部政策，邓颖超讲日军占领区妇女受迫害情况，彭真介绍敌后抗日根据战斗情况，并动员战地服务团到敌后去，大家席地而坐听报告，收获很大。她还感到，这里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在街上经常可以遇见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见面行个军礼。他们没有任何架子，一些中央领导还经常带他们去饭馆吃饭，拉家常。在宝塔山，音乐家冼星海还亲自教她们演唱他新创作的歌曲《在太行山上》（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并教他们如何指挥。

1938年11月，一个星期天，日军飞机突然来轰炸，中央决定八路军120师开赴冀中，其任务是去开辟平原根据地。西北战地服务团随部队撤退，奔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经过数十天行军，他们来到山西岚县120师部，正赶上敌机轰炸。在岚县休整数日，他们又随120师出发，到达太原以北，在同蒲路附近一个村子准备穿过敌人封锁线。天气十分寒冷，缺衣少食，他们克服困难，从阳曲县大盂镇到达盂县杨兴镇，一夜穿过四个县，行军一百几十里。最后，他们来到河北平山县一个村庄，当时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古月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边区后，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支援八路军抗战。朱世英随团员一起以文艺演出为主，走遍了根据地各军分区，给战士演戏，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还演话剧、扭秧歌，或采用诗歌、报道、通讯等形式，得到八路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晋察冀根据地，朱世英在敌后开展工作，历尽艰辛。1939年11月，她刚生下一个女婴，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她在生下孩子后就发高烧，一直昏迷不醒，只好忍痛将孩子送给了一位农村大嫂。等他们打游击回来，再去找时，得知孩子已经夭折。在冬季日寇扫荡中，由于她刚生产不久，体力不支，不得不随大部队四处转移，可以说九死一生。朱世英回忆说：

能够在四十三天的反扫荡中生还，主要由于我还年轻，肌体还有支持的潜力，也由于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绝不能叫日本鬼子打死和活捉。爬也好，被埋在雪中也好，数次脱离集体也好，极度饥渴也好，无论多么危险与困难条件下，我没有感到苦，没有流过泪，不气馁，不该在敌人面前就这样死去，要活下去与敌人抗争，这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见朱世英：《自述一生：回忆九十六年人生经历》，第86页，未刊稿。）

1939年，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镇）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40年，由于边区环境日益恶化，华北联大精简机构，取消了预科队，学员大都分配工作，朱世英被分配到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党校（对外称“宣训班”，校址在平山县），担任文化教员，实际上是做文娱工作。1941年秋，晋察冀八路军进行反扫荡后，她被分配到平山县做基层工作，一度任行唐县妇联宣传部长。1942年秋，她调至平山县委宣传部。1943年9月至12月，敌人以四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毁灭性的空前“大扫荡”，边区工作与生活异常艰难。1945年春，朱世英调至中央局城工部工作，部长为刘仁同志。

抗战胜利后，朱世英随中央城工部来到天津，这时其丈夫周铭高是河东区委副书记。1946年春节后，组织上安排她回晋察冀根据地，来到城工部所在的河北阜平县。1947年11月，刘少奇同志主持在平山县召开土地改革会议，朱世英与参加土改工作同志一起听取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告，并参加土改。1948年春，朱世英调至获鹿县（今石家庄鹿泉区）委，任宣传部长，周铭高任书记。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接管北京，朱世英调至华北局党校，1949年2月随部队进北京。这时，华北局党校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中央决定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朱世英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筹建，并担任该校法律系第一届系主任。1973年，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朱世英调至北京师范学院（即首都师范大学），任系总支书记，1983年离休。

（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2021年4月1日，该报发表时对文章经过编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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