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了，一想起父亲就泪流满面

——回忆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李革新

作者李革新

今天，2025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父亲去世第35周年。每到此时便想起了父亲，往往是背着家人自己偷偷掉泪。

那是1990年元月22日，也是农历腊月二十六，上午我正在文化厅大会议室参加全厅干部大会。约11时许，有人在会议室门口告知：“外边有人找革新”。我出来看，原来是本村妹妹的丈夫王连香，对我说：“大哥，你赶快回家吧，孩子他姥爷快不行了。”

这也太突然了，前天才收到父亲的来信，他知道我要带着母亲和全家回家过年，说他赶年集买了几斤牛肉、几斤羊肉、几斤红枣，就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吃了。这天，我也正准备托人去买到保定的火车票。妹夫带来这个消息，令我一时不知所措。其实，妹夫到来的那天早晨，父亲就已经过世了，只是妹夫怕我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敢给我说实话。

当天下午，带上刚刚凑够，准备买冰箱的两千块钱，把上班的两个儿子叫回来，嘱咐他们看好家，由厅机关白万柱师傅开车，拉上我和母亲、爱人和、妹夫，连夜往安新县老家赶。我在路上还说，“回去后马上把父亲拉到保定抢救!”万万没想到我们到家那会父亲已经过世十多个时了。也不记得是否让白师傅吃了点东西没有，就急忙给两个儿子写了个纸条：“向军、晓兵，爷爷病危速归”，让白师傅捎回。

妹妹李新颖说，昨天晚上父亲还在她家和两个外孙看电视，11点时候回的家。今天早晨妹妹过来，说再看看父亲过年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还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可是怎么也叫不开门，她扒着窗户看，父亲好像还在“安祥地睡着”。觉得不好，等把我叔叔和就近的几位乡亲叫来，打开窗户进屋一看，父亲早已没有了体温。村医说父亲是患脑溢血或者心梗。

乡亲们安慰我说，看早晨那情况，老人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身上盖的被子没有动，棉袄、棉裤也在身上搭的好好的，说明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只有修了大好的人才有这样的福分”!我心里明白，这是安慰我的话，可我又怎么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啊?

父亲李献珉(讳)，一个普通农民，少年时读过3年小学，毕业后到保定“士宝斋”鞋铺做学徒。“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入侵后回家务农，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在村里管财物。一次正在开会时鬼子进村，两个鬼子追赶父亲，他蹿过一个土墙头，顺手抓住一只老母鸡，扔过墙去，趁鬼子们只顾去抓鸡的机会，才得以脱身。

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父亲在村里有些“先生”的气质，在家里说话和与乡亲们聊天，多次听他大段背诵古文经典，如周敦颐爱莲说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还经常用“忠君爱国”的思想，如“忠臣孝子人人敬，奸臣贼子留骂名”等成语，教育我和弟弟妹妹;记得他还对我说过《四郎探母》不是出好戏，杨四郎实际上是叛国投敌，宋辽战争中也没有暗里帮助宋军。2023年2月8日，我在《红色文化网》、《昆仑策网》发表的《与民族英雄岳飞的几次灵魂对话》一文，谈到小时候一次跟着父亲干活，他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随口说了一句：“要当岳飞!”父亲又惊又喜说，“好小子!”还带着几分“自豪”给乡亲们“显摆”说“这小子心胸可大呢，说他长大了要当岳飞!”从那时起，小小的心灵里就“铸就”了一颗“岳飞情结”并矢志不渝，特别是1964年入党后，为自己的“岳飞梦”奋斗了一生。

父亲，大孝之人，在村里也很有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我从军期间去世的。家属说，1973年奶奶去世时，父亲扶柩送葬，只是默默垂泪，并没有大哭;他说那没用，老人生前自己充分尽了孝道，心里无愧。至今老伴还有时提起奶奶去世前“便秘”，父亲就用手指头一点一点地往外抠。每听到这些事，我就特别感动。1982年春节，萌动了为父亲立碑的念头，草拟了几段话想做《碑文》：

父亲李献珉(讳)，1921年生人，孝母手通便，孝父口吮脓;

在外不拾遗，在家爱子孙;提笔写好字，犂锄擅耕耘;

一生多勤俭，吃亏能让人;待人也宽厚，德誉满乡邻;

六十九岁整，五日即新春，驾鹤归天去，痛煞众子孙;

今日著此文，示范后来人：

无论是为官，还是做平民，积善又修德，世代正派人。

(1998年春节)

父亲虽然只读了几年小学，却能写一手中规中矩“颜筋柳骨”的毛笔字，是附近村庄小有名气的文化人。1981年11月底，我刚从部队转业回老家，看到街上王福田哥小商店的“门脸”，用水泥雕塑、涂有红漆的“童叟无欺”四个字，就出自父亲的手笔。多少年来，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大都请父亲去做“账房先生”;每年春节，乡亲们都请他写春联。八九岁时，我也跟着着父亲学习给乡亲们写春联。小时候练习的一点书法基础，也是师从于父亲。但是几十年间，从部队到地方，虽然也有时用毛笔“划拉”几下，主要地还是忙于“革命工作”，没有“书法意识”。有时探家，时间短暂也没有想过保留父亲的一些“书法作品”。只是退休后，自己钟情于书法和社会书画活动，参加了河北毛体书法研究会的筹建工作之后，才突然想起来没有留下父亲的“书法”，是一个重大失误。几次回老家翻箱倒柜，从多年的旧门楣上去找，到底没有找到。后来想到我家在生产队分粮食的口袋上有“慎德堂李”四个字，脑子里还保留着几个字的影像，知道这曾经是父亲的“斋号”，于是在前边加了“布衣”二字，托好友谢福生刻了一枚“布衣慎德堂李”的闲章，现在常用：

又找出在一本书里夹着的1990年春节前父亲去世头几天，盼着我们回家过年的一封信，特别是当年老人家写的一笔漂亮的信封，作为保留父亲唯一的一副“书法作品”，永久珍藏着。

1998年春节前，在家写对联的时候，回想幼年时跟随父亲学写春联的情景，忍不住潸然泪下，挥笔写下如下诗句：

其一

年年岁岁楹联红，说颜道柳意融融，

今逢除夕堂前冷，痛忆把肘教字翁。

其二

纸展墨匀饱蘸锋，点横撇捺聆批评;

八年腕力见长未?几问香龛训无声。

我小时候，虽然家里生活拮据，但父亲不爱财，可以说是路不拾遗，还经常用“仗义疏财”的成语和故事，教育我和弟弟妹妹，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白洋淀的水面很大，我们村西也是一片汪洋。一次我跟着他和王东爷爷(本村妹妹的丈夫王连香的爷爷)，驾驶一只“小五仓”穿行多条两边芦苇的水道，赴保北徐水县赶“大因集”(“大”读音“逮”)去卖西瓜，让我跟着给他们去看船。西瓜卖完后，父亲买了点地瓜，卖方找钱时也没数;回到船上后，发现人家多找给了他3块钱，他又回到集上，那个卖山药的正好也要走，他一把抓住对方胳膊，说：“相好的，你找给我的钱不对!”把人家吓了一跳，等父亲把3块钱退给他，对方才明白，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这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终生不忘。

父亲把“名节”看的特别重。七十年代初，生产队要让我弟弟李新国当会计，父亲觉得这是个“危险”工作，坚决不同意，还给队长“红了脸”，说：“我这俩小子，一个当兵，这个我放心;在家的这个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会计!”后来到底是因为“工作需要”没能“顶住”，弟弟在生产队当了多年会计。

我参军后，特别是提干和转业到石家庄工作后，他总是嘱咐我：如果是坐车回家，进村以前必须在村口下车，不许坐着车给乡亲们打招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我从1958年参加工作，到1962年参军，再到1981年年底转业到石家庄，离开家乡60多年，每次回家，一进村就是满口的“李庄话”，乡亲们都说小闯(我的乳名叫“梦闯”)“没架子”，“多怎都不‘撇京腔’”，显得很亲热。

从父亲身上真真切切看到什么叫“父爱如山”。1965年我提干后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每次探家到期归队时，都是父亲和我本村的表哥(王大树)，轮换着用自行车驮着，把我送到保定火车站。后来保定闹武斗，就改道徐水，六七十里地，直到我上了车，火车开出老远，我扒着车窗，到快看不见影了，父亲和表哥还在站台上巴望着擦眼泪。

1971年，家属因所在单位供销社地点被“划片”成了派性“对立面”，带着八个月的女儿李向红，“被”参加县里的学习班。父亲听说学习班伙食不好，叫我母亲烙了十张大饼，从安新县李庄老家，骑自行车90多里，赶到清苑县县城南大冉学习班。因为不让进门，隔着铁栏杆送过去烙饼，说了一会话，翁媳洒泪分别。妻在给我的信上说，看着老人推着车子走的背影，她哭了好半天。1981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工作，每次带着妻和孩子们回老家过年，到回来的那天早晨，他都要在千里堤上跟着我们走出老远，经过再三劝阻老人家回去，他才肯站在那里，一直到看不见我们的影子。

转业后，我的工资还是六十块，妻四十多块，到1988年，还没买个电视。他和母亲商量后，把积攒下来的500元钱给我送来，买了台“环宇”电视机，在我这住了四天，每天晚上孩子们陪着爷爷奶奶看新买的电视，其乐融融。本来可以多住些日子的，可是突然一天接到家里来信说我姥爷去世，老两口只好急着回家，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这里看电视。

父亲腊月二十六去世，大年三十出殡下葬。可以想见，这个日子对我和全家来说，是多么残酷!年初一早上，我把乡亲们帮助办事，吃剩下的各种菜搅合在一起、剁烂，給母亲包了几个“饺子”。

1月28日，正是大年初二，早晨起来，漫天大雪下了半尺多厚，我和弟弟、家人和本族晚辈，踏着大雪去给父亲“圆坟”，树上满是银白色的“树挂”(即雾凇)，旷野白茫茫一片，离开时心如刀割，一步一回头，泪水哭成一首拙诗：

新春大节葬父翁，茫茫大雪撒苍穹，

老天为我披重孝，千枝万杈泪冰凌!

(原稿：1998年春节，修改：2025年1月25日农历腊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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