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丧家犬”和今日的“慕洋犬”同中有异
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以如椽巨笔为某一类人画下了一幅精准的肖像:“即使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也还是见到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幅画像,如同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不仅照见了历史上的“丧家犬”,也清晰地映照出今日那些被网民称为“慕洋犬”者的精神底色。纵观两者,其精神血脉同出一源,然生存境遇已大不相同,这同中之异,更值得我们深思。
其“同”,在于一脉相承的精神奴役与价值颠倒。无论是当年的“丧家犬”还是今日的“慕洋犬”,其核心特征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迷失与精神上的卑躬屈膝。他们自动地将自身置于依附与从属的地位,奉行一套“强权即真理”的处世哲学。在鲁迅笔下,他们面对“阔人”时不自觉地摇尾示好,那份“驯良”是刻入骨髓的;而转身面向“穷人”时,则立刻龇出獠牙,通过“狂吠”来划清界限,并从中获取一丝虚妄的优越感。今日的某些人,其行事逻辑与此如出一辙:他们对西方的一切顶礼膜拜,奉为圭臬,逢美必赞,逢中必反;而对生养自己的土地与文化,则极尽嘲讽、诋毁之能事。这种行为的本质,并非源于理性的批判精神,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阉割与皈依,企图通过否定自我来换取想象中的“强者”认同。
然而,二者更深刻的对比在于其“异”。这差异首先体现在物质境遇上。鲁迅所描绘的“丧家犬”,是“饿得精瘦”的,他们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或许真的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无所依归,其状可鄙,其情亦或可悯。他们的狂吠,夹杂着在生存线挣扎的窘迫与对一口“狗粮”的真实渴望。反观今日的“慕洋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正如网友们指出的,是“吃不到狗粮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已然站起来、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的中国,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和平、安全与物质丰裕。他们是在这片土地上“混吃混喝”,大多养得“肥肥胖胖”,却反过来辱骂养育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这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行径,其人格之卑下,较之先辈,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其“异”还在于历史方位与行为后果的不同。当年的“丧家犬”活跃于民族危亡之秋,他们的言行客观上为殖民主义和封建残余张目,但其影响范围终究有限。而今日之“慕洋犬”,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与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他们的言论通过互联网被无限放大,其行为在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认知战的“传声筒”与“扩音器”。他们歪曲历史、唱衰中国、瓦解认同,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凝聚力造成的潜在危害,远非昔日可比。
总而言之,从“丧家犬”到“慕洋犬”,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神痼疾在不同时代的变种。他们共享着同一种精神上的软骨病,但今日之“慕洋犬”享受着祖国的馈赠却背叛祖国,身负时代的荣光却诋毁时代,其行径更为悖谬,其影响更为恶劣。认清其“同”,有助于我们洞察这一现象的本质;辨析其“异”,则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在当下正本清源、坚定文化自信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唯有剪除精神上的辫子,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堂堂正正地站立在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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