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一生追求光明与真理，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一生爱好文学，致力于小说与散文的创作，这又使他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与散文家。他的文学道路与革命道路几乎是交合在一起的。惟其如此，他与毛泽东也就有了两度的文学情缘。

　　1929至1936年期间，小学毕业后的杨朔在哈尔滨一家英商洋行打工，一边自学国文和英语。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后，他目睹侵略者在中国土 地上横行霸道，不愿当亡国奴、“悲秋客”，故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南下。他说过：“当前首要的是唤起全国人民同心抗日。我决心用笔来战斗。”(杨玉玮《自有 诗心如火烈——忆杨朔同志》)并以诗明志：“黄鹤楼头雁夜征，紫羊湖畔月孤明。谁知边塞悲秋客，赋到江南竟绝情。”他在上海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进步书 籍。七七事变后离沪至武汉，辗转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并创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广州的《救亡日报》上连载。这期间，杨朔提议，并得到爱国 诗人臧云远与知名小说家孙陵的积极支持，在武汉创办一个综合性抗战文艺刊物《自由中国》。为此，他专程从武汉奔赴延安，拟请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此前，杨朔 求助时在陕北公学任校长的成仿吾同志安排此事，因为关系到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大事，故而得到成仿吾的大力支持。适逢陕北公学请毛泽东讲演，成校长就借此机 会，在讲演结束之后，在校长室将杨朔介绍给毛泽东。

　　后来，杨朔这样回忆说：“按照原来的约定，我跟着走进去，由成仿吾校长把我介绍给他。”(《毛泽东特写》)。杨朔向毛泽东报告在国统区开展抗日 救亡工作的情况，还报告准备在武汉创办《自由中国》，并请为该刊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于1938年2月1日写下了“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 斗争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 毛泽东”的题词。其实，那时杨朔还不是共产党员(1945年入党)，只是一位志在抗战、拯救祖国的热血文艺青年，是成仿吾对杨朔的绝对信任，杨朔才顺利得 到毛泽东的题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延安解放区抗战领袖对成仿吾的绝对信任，毛泽东才可能让其引见杨朔。为《自由中国》创刊题词，表现了毛泽东对国统区抗 战的文艺工作的真心的支持。

　　题词由杨朔从延安带回武汉。经过杨朔、臧云远、孙陵等人的积极筹划，1938年4月1日终于出版了《自由中国》的创刊号。因从刊名上看，充满了 鲜明的政治色彩，如果把毛泽东的题词放上去，这在当年的武汉很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以至影响刊物的生存。故而创刊号采用了郭沫若的题词：“要建设自由的中 国，须得每一个中国人牺牲却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了自由。”毛泽东的题词手迹，则推延 到第二期扉页上发表。后来《自由中国》移至桂林，由孙陵主编，并改名为《文学杂志》。改刊之后又再次发表过毛泽东这个题词，不过为客观环境之故，故意没用 手迹，还隐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的题词手迹记录着杨朔与毛泽东之间第一度的文学情缘。为着纪念与领袖的交往，杨朔向办刊同仁提出独自珍藏。时隔不久，他急赴香港，在战乱 时期不便携带，遂请桂林生活书店的廖邦昌同志代为保管。经过多少年的南征北战，杨朔再也没有机会拿回手迹。据《桂林抗战文化史》的作者魏华龄先生记载：题 词手迹一直由廖邦昌妥善保存。在全国征集毛泽东著作手稿之时，他于1977年将这幅手迹寄给了党中央的征集部门，也是了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杨朔之最 终珍藏的心愿。

　　《自由中国》的第二期上，刊发了郭沫若、老舍、潘梓年、夏衍等谈《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潘梓年的《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周扬的《略谈爱 国主义》，邢桐华的《东京狱中漫忆》，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歌曲)，湘潮的《长征的故事》(连载)等20余篇。仅从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来看，表现抗战政 治文化的色彩十分强烈。值得注意的，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杨朔更具政治色彩的《毛泽东特写》。他根据亲见毛泽东和延安解放区的采访，写成了这篇特写。主要内 容是纪实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为该校毕业生而做的讲演。作者不仅在800多人的讲演现场，而且自始至终听完这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正领袖讲演的全过程。毛泽东主 要讲了“能否克服当前的困难”与“全国的团结能不能更进一步”两个问题。杨朔把领袖讲演的过程、会场热烈的气氛、个人深切的感受，描述得真切而且生动。年 青散文家以灵动的笔墨和擅长的细节描写，把领袖风范及其音容笑貌描述得栩栩如生。

　　《毛泽东特写》，是最早真实描写毛泽东的报告文学，也是中国抗战时期很早描写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一篇作品，无疑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文献。这篇 特写在第二期《自由中国》上配合毛泽东给该刊的题词一并发表。今天看来不仅记录着杨朔与毛泽东的文学情缘，而且永远为抗战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留下一道历史 的履痕，其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学本体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杨朔个人来说，这段情缘使他树立了自己“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的理想，为他最终选择奔赴延安解放 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杨朔与毛泽东的第二度文学情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关心文艺工作。批评性的“批示”比较多，如关于《武训传》《红楼梦》、“胡风材料”、文艺的“两个批示”等等，都是批 评性的；通过“政令”的途径，演绎成一次又一次的文艺批判运动。但他对少数作家或尊重、或辩难、或点赞，则完全不是批评，是“引导性”的正面支持。如点名 请赵树理参加农业问题的座谈会，是尊重。《望星空》遭到批判时为郭小川正名，称其“中国的马雅(马雅科夫斯基)”，应给“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 由”，是辩难。“点赞”，则是指对杨朔的《樱花雨》。这个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叙述的：“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 发表了杨朔的《樱花雨》，每天读报的毛泽东在看完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随即在标题旁边批云：‘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毛泽东要求江青“阅 后退毛”，表明他对这篇散文格外的欣赏，且要保存以备继续思考这篇作品的妙处。江青遵嘱退还，后来毛泽东也确实把这份手批的报纸予以珍藏。惟其如此，35 年之后关于杨朔《樱花雨》的“批语”才得以编进了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分册；于是，它作为一个宝贵的历史文献正式面世，被永久地保存了下 来。

　　1961年3月，由巴金任团长、冰心、刘白羽任副团长、杨朔任秘书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会后，杨 朔等作家有机会到日本民间访问，后多人写了游记，杨朔则写了《樱花雨》。其内容从一个因小见大的视角，描写日本人民抵制、反对当时日本与美国的统治者结成 “美日联盟”即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而举行的罢工斗争。这篇散文题材内容的特殊性，是毛泽东很感兴趣予以“点赞”的 原因之一。然而，被“点赞”的最主要的原因：它是一篇精致的美文，比之《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巴金)、《樱花赞》(冰心)、《樱花漫记》(刘白羽)等， 都更要精致。而这一主要原因，特别值得我们去进行细究性的解读。

　　《樱花雨》在艺术表现上的精致，是创造了诗性与典雅的风格。因为，从1959年开始，杨朔执著于诗化散文的艺术诉求——“好的散文是一首诗” (《海市》小跋)，进行了自己的艺术探索；而在这篇散文中很典型地也很出彩地进行了诗性的呈现。通过因小见大的点的放大，去管窥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通过 君子罢工前后由懦弱到勇敢的判若两人的描写，生动地传达出日本社会底层人民心灵里反美、反政府的正义呼声；通过樱花雨的诗意象征，把政治抒情变得曲迂而清 新。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轻骑化”，离“五四”之后“美文”诉求越来越远的时候，杨朔的《樱花雨》《海 市》《荔枝蜜》等等作品别致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对散文简单化服务于政治的空洞说教、粗疏浮躁的通病进行逆袭，从而为散文创作园地吹进来一股求异、创新的 空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连毛泽东也敏感地发现了杨朔在《樱花雨》中的“诗化”诉求，因为受到深深的感动以至进行“点赞”。细究个中原因，是毛泽东、杨朔 两位诗人在诗学与散文诗学上的一次“对话”与“碰撞”。

　　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 《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为诗人与论说文的大家， 他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故用“比兴”(象征比附)；而散文多是“直说”的，未必一定使用“比兴”。可是当读到杨朔这篇散文时，他的“点赞”恰恰表现了他对 自己的散文理念产生了质疑，对杨朔在《樱花雨》中成功地把在日本作恶多端的美军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反美的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用 “君子”这个人物在罢工前的胆怯与罢工后的振奋，隐喻、象征日本人民的幡然觉醒等“比兴”的运用与诗性的呈现，避免“直说”的“味同嚼蜡”，毛泽东则表示 了极大的认同。以上分析，是笔者第一次破译个中奥秘，坚信是合乎事理逻辑的——从学理性上看，这是毛泽东“点赞”杨朔的深度驱动机制之所在。

　　毛泽东“点赞”与批评性的“批示”不同，无须通过“政令”途径下达执行。但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为其左右的党政工作人员所密 切关注，当然他们会严守“机密”甚至做到“绝密”。但好事传千里，“点赞”杨朔是好事，自然会不胫而走，尤其在文艺领导机构的上下部门也会心照不宣，在悄 无声息中演绎为一道非正式的“政令”而流布执行。相信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外文委领导的杨朔本人也会心知肚明，对自己的“诗化”实践更增加了自信。自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话语包括“批评性”与正面“引导性”的意见，建立了绝对的权威性。因此，他对杨朔的“点赞”产生 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刻影响。

　　直接影响之一，是官方以政治色彩正式炒作杨朔。据浩然在《我是农民的子孙》(2008年3月4日《中国文化报》)一文中回忆，就在“点赞”之后 的10月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最快的速度补配文艺编辑，并从北京文联把他调进担任此职；他到岗后即联系“我崇敬的真正作家”杨朔，组稿并编发的 第一篇文学作品便是《雪浪花》(当年10月份出版的第20期)，使杨朔平添了“被政治化”的色彩。直接影响之二，是杨朔被评论界热捧激赏，掀起“杨朔 热”，俨然尊为60年代散文的第一名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等大报名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权威学术 刊物《文学评论》也发表了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的长篇论文。老一辈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等也撰文对其散文击节赞赏。最重要的间接影响，是毛泽东对杨 朔的“点赞”，演绎为当时一次诗化散文的思潮。散文作家把杨朔散文作为典范而趋之若鹜，包括比他年长的名家如曹靖华、吴伯箫，比他年轻的名家如刘白羽、秦 牧、碧野、郭风、陈残云、菡子、魏钢焰、袁鹰等等，加上更多的年轻作者，纷纷以文为诗，诉求散文艺术表现的诗性。惟其如此，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成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散文作家的共识与共同寻求的美学目标。于是，形成了60年代初期散文持续繁荣的局面。正如散文评论家佘树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一书中所说：杨朔与他同时的散文家，“……选择了一条‘诗化’的道路，来谋求自身的审美建构。回顾50年代末及60年代的中国散文界，寻求‘诗意’已构成 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

　　综上，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赞”，是一件极其偶然却颇具文学史意义的事件；日理万机的领袖在无意中当了“推手”，杨朔也在无意中被定为一尊。但事 件本身又充满必然性因素，困扰的散文必然会在沉寂中寻求逆袭、改革的出路，作为导火索的这一事件激活了当时散文创作的一度复兴和繁荣。以史识的眼光即历史 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引发的“诗化”散文思潮，在当时还是一件充满着正能量的文学事件。然而，毛泽东对杨朔由“比兴”主要手法创造诗风格的肯定，强化了杨朔 的自信，导致其在实践中出现了模式化倾向，以至影响了“诗化”思潮——“革命”加“诗意”的价值取向。今天看来，这一方面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其正负两 面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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