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阿娇泣血化作弱势姐妹屈辱与尊严的“代表”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一个偏僻山区的贫困小县；“5·10事件”，一件普通的命案；邓玉娇，一个“服务消费”场所的贫贱女子和“故意杀人嫌疑犯”——居然引发一场网络地震，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神经，这一事件的意义，怎么说也远远超出其自身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马加爵事件、杨佳事件、瓮安事件、习水“嫖宿幼女”事件……与各地频发的矿难事件一样层出不穷——“建设和谐社会”，离开对这些事件的正确认识和处置，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善者，至多也不过是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其劣者，只能是积累矛盾火上浇油。　　

问题的本质在于：邓玉娇事件早已符号化，双方当事人已经化为民众心目中不同社会力量的代表：弱势阶层与强势阶层冲突的“代表”。——不是“三个”，而是“两个”。　　

邓贵大：邓大人，贵而且大，作为“公众人物”，已经不讲级别，他扮演的是“贪官一般”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化为符号和代表，提起他人们就像起诸如：财势，淫暴、权钱勾结、钱权黑勾结、公款消费、灯红酒绿、一掷千金、骄奢淫逸、蹂躏女性、横行霸道、保驾护航、无法无天、等等。　　

邓玉娇：受侮辱与损害的弱势女子的代表。提起她，人们就会想起千千万万三陪女，生存所迫操持休闲服务生涯，受尽欺凌备尝辛酸，豪无尊严可言。在强势阶层面前，他们只是“消费”对象：只要老子有钱，你就得提供“特殊服务”。她们只能默默流泪，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如今，邓玉娇拍案而起，向横暴摧残者举起了自卫与复仇的刀，阿娇身上更寄托了弱势大众守护尊严的愿望。——作为符号人物，这是邓玉娇较之以往同类代表所多出的东西。　　

巴东猿啼，杜鹃泣血，阿娇的悲剧决不是个人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它是当代中国时时刻刻发生的悲剧之一，所以，才能震撼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　　

“5·10事件”出现后，巴东政府的处理方式令人诧异。　　

公务员进入“梦幻消费”场所，暴力要求“特殊服务”，受害人被迫进行正当防卫，只要不是弱智，是非原不难判断：一个治下的弱女子，又没有持刀跑到招商办行凶，她面对的是几个“父母官”是“上帝”且又是壮汉，无论如何都与“故意杀人”挂不上构！这样一个正当防卫案件，真凶逍遥法外从未见侦查，却将自卫女子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警方执法真是无法无天！　　

不过，这一切又在人们意料之中，司空见惯，早已见惯不怪——它也具有很高的普世性，已经符号化。　　

网络反映的强烈，群众的激愤，势所必然——也很典型。　　

网络炒作，民粹主义——右翼也许会骂。　　

生活自身长期酿造出来的苦酒，不是谁人能够炒作出来的。先生们垄断着霸权话语，妖魔化毛泽东30年无所不用其极，你们不是一直在“炒作”吗，结果又如何？ 　　

中华网有个帖子说到点子上了：“官员落得一个皆曰可杀的地步是谁的悲哀？”　　

人民网强国论坛转贴时的一个跟帖：“一个让多数人站了起来、少数人趴了下去的伟人，他的事业开天辟地，却又后继无人。一个让少数人站了起来、多数人重新趴了下去的,这项事业的后继者，摩肩接踵。”　　

网络传闻常与事实出入会误导公众。　　

网络新闻也许与事实有所出入，但与霸权媒体的可信度不可同日而语，“5。10事件”巴东政府和警方的发布前后自相矛盾，有多少可信度？然而，问题症结不在这里——万州群体事件、池州群体事件、瓮安群体事件，一个误传就能轻易激怒公众，万州事件欺负路人的还是一个冒牌的公务员，一个假官犯了众怒造成了包围政府火烧公车的“群体事件” ——我们的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不是更为可怕吗？真正“执政为民”，面对这类事件反应应如醍醐灌顶才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奉劝诸公读读《红楼梦》中的这副对联。　　

有关当局如何应对“5·10事件”，举国拭目以待。　　

记得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听说苏修将反对者送进精神病院，还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想不到如今也会出现在中国的巴东和不少地方。　　

北大精英教授不有言乎：上访者99％有精神病。是的，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不失为治理上访的一个“民主化”的好办法。《雷雨》中的繁漪，也是被矿老板丈夫周朴园当作“精神病”的，周朴园们从“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成了“先进生产力”，其赫赫炎势远非当年可比，自然，繁漪式的“先进文化”也要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了。好好的人，都会被逼成“强迫症”；没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更易逼疯。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精神病吗？“五四”90周年了，“狂人”和繁漪也该重焕光彩了。“狂人”和繁漪们还都属于白领和绅士阶层，邓玉娇们只能与《日出》中的“小东西”相仿佛，市场经济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是三陪二奶或“鸡”，邓玉娇不安于命运安排，于是就变成悲剧。　　

庸医误人，伪医杀人。小医医身，大医医国——邓玉娇式的“精神病”乃是社会病，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疗救。“减员增效”“下岗分流”MBD之类，是致病之源，不是疗方——要是，也是邓贵大们的“雄风”春药！　　

1930年代有过著名的“七君子案”，抗日有罪关进监狱，舆论一边倒，连国母宋庆龄都赶赴苏州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弄得官方十分尴尬——倒与今日颇为相似。　　

还是《红楼梦》中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用来奉送给巴东当局。一切利用权力歪曲事实的作法只会“越描越黑”，枉法妄行都只会适得其反。遭到损失的是共产党的威信，是政府与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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