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鲁迅”？　　

改开的列车离“天津”不远了，“完善”“先富”“崛起”之类业已失去魅力，于是，妖魔化过去就成了买办帮闲掩盖现实矛盾的一个基本策略。霸权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忆苦思甜”文章，歪曲和丑化毛泽东时代，等于是给疯狂掠夺和卖国所造成的残酷现实作间接论证，他们乐此不疲。

上海《报刊文摘》几乎期期都有两类文章：一类是右翼头面人物“主流经济学家”和中央党校李君如、周天勇们的高论，一类就是“忆苦思甜”。

 《还原真实鲁迅——<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即为热炒之一。

《鲁迅回忆录》手稿的出版，各报报道均以“还原”“解密”为主旋律哄炒，充斥如下字句：“被误读半个世纪母子合力还原真实《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解密出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解密出版”，“新版还原删减内容不迎合意识形态”，“本书的面世，使得196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被洗掉‘颜料’，长期以来的诠释和包装中解放出来，还一个真实的鲁迅，有爱有恨的鲁迅。”。　　

并无新意，不过是“重写文学史”“重新认识鲁迅”的老调重弹。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关于毛泽东谈右派的莫须有话题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于是生出借许广平再做文章的主意。

一，“还原”云云未免大言欺人。　　

各式媒体的轰炸标题，给人产生一个“不争论”的结论：过去的鲁迅是“意识形态”打造出来的，现在要“还原”，就是颠覆原来“不真实”的鲁迅。然而，“解密手稿”的鲁迅，与59年版本的鲁迅，差别到底有多大？是不同质的差别，还是细微量的差异？这是是否适用“还原”前提。

还在1979年，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就出版过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注《鲁迅回忆录正误》。据称，“在书中，朱正针对《鲁迅回忆录》中涉及大大小小25个问题进行了详实而扎实的考证，指出许著错误”。朱氏称“《鲁迅回忆录》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写的”，该书“表面是为矫正其‘记忆’上的误差，但主要是匡正她对鲁迅的‘美化’和‘神化’。”其倾向性与周海婴们的当无大异。就这25处差异，能够得出结论，说59年的版本歪曲了鲁迅吗？

主流媒体所谓的 “在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首发式上,鲁迅的家人说,鲁迅和他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遗产,必须从长期以来极左意识形态的诠释和包装中解放出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的说法，帽子大人头小，事实支撑不了结论，未免大言欺人。

二， “遵命”写作何罪之有？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发布会上回忆说，这本《鲁迅回忆录》手稿写于1959年8月，“是一部国庆‘献礼’作，是一件“遵命”的苦差事。据周海婴透露，那时的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的，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有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手稿本能够在50年后完整面世，意味着被极左思潮遮蔽和诠释近60年的鲁迅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将得到还原和“解放”。（《扬子晚报》3.31）　　

说起来，“遵命文学”还是鲁迅先生的发明，先生毫不讳言：“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如今，先生“之子”尊奉的又是谁的将令？

重大题材，慎之又慎，反复修改，有关方面把关，这毫不足怪，在周海婴的嘴里，就成了“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奉命写作。

难道，有过纯而又纯的真实回忆吗？

还在刘再复占尽风光时代，先锋人物就有过“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高论。人们常说，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忆录”总难免或多或少打上时代的和回忆者个人的印记，古今中外实在概莫能外。

写过轰动一时的《江青密传》和《女皇梦》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女士事后曾经坦言：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实的写江青，能出版吗？我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被捕后的情况，主要是依据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揭发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学作品嘛，没有合理的虚构是不行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写出惊世之作。” 　　

 “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的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算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 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也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对江青的任何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我也把它当作了演义-------------” 　　

“为了使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我也知道我现在这样写是政治的需要，同时我对那几个人物很反感，我是带着对他们的仇恨和我对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写的。” 　　

何况，专吃此饭漏洞百出的叶永烈辈。

30年打造出一个流行霸权话语：“专制”年代“突出政治”都是“假大空”，“拨乱反正”以后“民主自由”才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真面目”。

时下的圣人是胡适——胡适大量的媚日哈美反共言论，你们有过勇气直面吗？

胡风文集，反共的文章收进去了吗？

张光年自编的文集，当年许多“极左”“大批判”文字，敢面对么？

新时期文学标杆作家，控诉专制最力的受迫害的“右派”作家张贤亮，到底是“右派”还是“刑事罪犯”，有勇气“还原”吗？

《毛泽东文集》编选中的弃取，难道不是“集体创作，上级拍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百万富翁”言犹在耳，编“选集”时是“永不翻案”，还是与“时俱进”？

“庐山会议”“恢复历史真面目”，高层许多当事人的讲话讳莫如深，连网络都不许“还原”？

……

问题是“遵命”中是突出还是背离了本质真实。

要说“还原”，揭出“四条汉子”“颠倒历史的一支案件”才真是“还原”。

虽然，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毕竟不是福斯塔夫。

鲁迅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圣人，胡适过去和现在都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代表。

鲁迅颠覆不了，只能歪曲。胡适，暂时“为贤者讳”，那是策略。

张爱玲热，是“还原”文学史，但赤裸裸反共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却一直讳莫如深。如今，气候不同了，先锋精英已开始为之正名，把张氏鼓吹为反共的先知先觉了，这是“还原”的与时俱进。

再过一些年，“胡风文集”删去反共文章，他们就会感到遗憾，需要进一步“还原”了。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 天生地与“实事求是”，与“讲真话”格格不入。　　

当欺骗再难继续下去时，也只好咒骂过去以粉饰现在。

三，鲁迅是人民的，不是可继承的著作权。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是鲁迅先生写给海婴的“遗嘱”。鲁迅遗嘱脍炙人口，标准的鲁迅式，其奇崛峭拔易为人见，至今仍是个说不尽的话题，然其深厚博大，历史和哲学品格的注目还不多。

先生的遗嘱与毛泽东主席关于“一生办了两件大事”的遗嘱性的谈话，都是我们百读不尽的文献。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遗嘱，是给党的，也包含自己亲属。除了党的、人民的事业之外，毛泽东从来没有个人的“事业”， 战斗一生，从无个人恩怨，顺逆成败，一切交付历史，从不计个人及亲属的得失。“天知道”，警拔、严峻、明澈、深厚、深沉，身后30年的历史演进，一切未出哲人预料，但丝毫不见私人性的担忧。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先生一生战斗，未有穷期，并无个人私怨，能爱能很，大爱大恨，横眉冷对，又舐犊情深，对孩子期望清醒明哲——“还原”“解放”“极左思潮遮蔽和诠释近60年的鲁迅”， “以21世纪新的思维和研究方法，重新诠释、解读鲁迅作品和鲁迅的文化精神”等等，恰好证明了先生“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担心和警示，卓识远见，并非多余。

 “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个中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内涵啊，岂是“之子”一个似是而非的谣言能够颠覆得了的！

公共人物属于社会，伟人是阶级和民族的代表。立德立言立功，伟人的定位，自有他一生的言论和事业在，不是其亲人可以随便撼动的。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是素未谋面的列宁，而不是龙格、拉法格或者考茨基；列宁斯大林事业的继承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克鲁普斯卡娅或者赫鲁晓夫。帝国主义者为颠覆社会主义，都曾苦心积虑地利用斯大林的女儿做过工作，但他们的苦心积虑，除了暂时糊弄一下小市民式的头脑，又有多大何用？

利用伟人做文章愚弄人民，亦古今统治阶级的惯技。不过，伟人最终还是歪曲不了的。毛泽东妖魔化30年，结果又如何？有剥削有压迫，有解放斗争，就会有毛泽东热。官僚买办要卖国掠夺“先富”，自然会有另一面旗帜，看看南街和深圳就会明白。伟人歪曲不了，也垄断不了。水深火热的尼泊尔和印度人民在毛派共产党人领导下闹革命的困难时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面对西方媒体，居然声称他们是“盗用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毫无关系”——势利愚蠢一至于此，也算不负猫论熏陶了！

（20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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