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老及五种人

黄纪苏

李辉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后来表示了一种担忧，怕自己一番良苦用心仅仅触发了一场媒体的狂欢，情绪的烟花把天空渲染得惊红骇绿，转眼化作一地纸屑尘埃，清洁车过后，世界依然故我。这其实是过虑，民众的情绪是一种原始而实在的社会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这次网络上无数不假辞色的片言只语所汇聚成的民意，对日益腐恶的士林风气表达了愤懑，对越发没样的文化精英提出了警告，意义不可谓小。而且，它再一次见证了中国民众这些年通过网络这个新天地表达自我、参与社会、改造中国的洪波巨澜。当然，李辉希望公众的关注不局限于具体的人、事而应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这我非常赞同。

我想做的，是尝试着剖析一下文怀沙先生其“人”的几种社会身份和文化人格，从中窥见世道人心的演变之迹。笔者同文老不曾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所依据的无非是有关的文献资料及我本人的阅世经验。对于直接接触，我历来看重，以为那是求真者的福分。不过勾肩搭背搭出的狼狈关系、攻守同盟，对求真反而更不利。

仁人

仁人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常备的身份、必修的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当然是指满分的情况，一般人除非作弊，也就是及格而已。就思想史而言，“仁人”的源头大约在儒、墨、侠之间，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得专家说了算。就仁人的发生学而言，一个社会所以出仁人，一定是因为社会危机严重到了需要一部分人做额外的牺牲。中国历史上月白风清的时候虽然很多，但月黑风高的时候也不少。当月黑风高人挤船漏、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沉了的时候，《正气歌》中的人物便纷纷投水以换取大家的继续漂流。文怀老出生在“忧患频连”的近代大危机中，社会对仁人有着巨大的需求，在那样一个唱英雄、出英雄的时代，除非世代无赖之家，仁人的种子应该说人人有份，文老的心里也早就埋下一粒，等着发芽。据说，[1]文革期间江青曾派人到文老服刑的地方招他入伙，他以一首藏锋七绝凛然谢绝：

沙翁敬谢李龟年

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如果是那十年中的随便哪一年写的，而且确实交给了江青派来的说客，那么都确有资格入选《现代烈士诗抄》的附录部分。但即便当时不但“藏锋”而且还藏肚，为日后补写追认，那依然改变不了“仁人”的种子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的事实，否则何必要拔苗助长呢？文老毕竟出身于一个需要仁人的时代，毕竟混迹于一个以仁人自视的群体。仁人时代到1980年代初接近黄昏，但毕竟夕阳无限好，仁人的形象被伤痕文学织入金红的晚霞。文老就是在那霞光中结交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从维熙，[2]并向他讲解了墙上的那首藏锋诗。

文老虽有做贤人君子的浓厚兴趣，但这方面的先天及后天条件似乎都不太理想。一定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一定的性格特质来支撑——忘了什么人说过，演什么人你多少得是什么人，这才演得好。而文老心性中似乎缺少一种朴拙刚正的狷介气质。[3]“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必将愁苦而终穷”的屈原，与哪儿红他在哪儿、哪儿紫他奔哪儿的文老，中间隔了千山万水。 [4]文老实属热闹场中的趣人，这类人的生活围绕各种雅集派对香喷喷地展开，他们跟男宾称兄道弟，同女客言心言性，读书不可谓不多，但都读成珠光唇膏了。再说文老的道德修炼，也不在仁人的方向，他面对公众时那种富贵自炫、[5]风流自是——告诉女记者要漂亮才肯接见、称小他半世纪的美女为“干妈”——轻轻薄恢诡则有，不忍人之心则无。这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另一位当红明星即不识多少字的“小沈阳”。我看小沈阳接受采访时说：你有吃有喝别人没有，你能匀人家一口最好，不能匀也别老吧唧嘴。文老则是走哪儿吧唧到哪儿，吧唧得特别清脆。

不宜做仁人却硬要做仁人，那就只好按三鹿奶粉的配方做了。关于文老当年入狱的原因，看了李辉与文氏师徒的几轮交手，相信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了八九分。毛时代对个人自由特别是两性关系压抑过度，这是个事实，对文先生的处理或有失当之处。面对李辉的质询，谙熟水墨虚实之道的文老把事情说得烟云满纸：“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也算“笔不到意到”了。本来世人念其老迈、怜其狼狈，于一笑一叹间放他过去，才是标准的中国恕道。怎奈这些年乌烟瘴气的各路精英坑蒙拐骗，把中国折腾得跟白沟似的，大家怨久恨深，借机宣泄一下也属正常。其实，坐牢的事，如果文老三十年来一直谨守“混乱年代”的中性口径，又何至于有今天呢？可文老没有，他不满足于零，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变废为宝，把负数变成正数，而且是好几位的正数。在后毛时代，坐共产党牢的经历实在太有意思了，[6]是“废”是“宝”，全在一句话。这个道理牢里出来的普通“佛爷”（盗窃犯）和“杆儿犯”（流氓犯）未必不懂，只是懂了也没处用。但对于经历了茶淀、天坛河[7]的才子词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如今生活在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中，“注意力经济”的主体是媒体，“媒体”用阿宝、帕瓦罗蒂的嗓门加工人物、包装是非，有着惊人的杠杆放大作用——踩就踩死，捧就捧死。面对这样神奇的铁杠杆，“仁人”含量低的不是膝关节一松就是眼前一亮，赶紧把入狱的原因从偷东西玩女人改成反集权争自由。我不敢说文老一定是这么回事，但如果文老真是这么回事也不足为奇。这其中有性情的弱点，更有时代的特点。社会剧变如改朝换代，总为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前抢的东西不用还了，从前甩的老婆不算甩了。文革之后，“被文革耽误了”一度成为流行语。真实情况虽然大体如此，但也的确不尽如此。有个朋友在人前总控诉文革耽误了他上大学，但在人后他也觉得像这样欺负文革有点过分，有回跟我坦白：上小学时数学就已跟不上，勉强上了初中，幸亏爆发了文革，否则根本毕不了业。我住的院子为科学院宿舍，是“老九”成堆的地方，文革中有户人家除了“革烈”，几乎把“红五类”（还有“革干”、“革军”、“工人”、“贫农”）都当遍了。文革之后的某一天，我听那家阿姨凉衣服时又在浩叹：唉，谁让咱们是臭老九呢！当年的“伤痕文学”既为文学，想必是“高”于生活的。后来的“伤痕口述史学”，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辉聊的往事，谁又知道哪段不是“多”于生活呢？钱钟书先生当日讥讽的“创造性回忆”，应不是泛泛而论。

对个人经历搞点美容，这事放在范跑跑跑得气壮山河、就仿佛奥运金腿凯旋归来的今天，其正面意义也许还要大于负面意义呢。我一直认为，从畜到人、从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伪”君子逐渐从人为走向自然、从虚假走向真实的漫长过渡。能一蹴而就成为英雄的毕竟是少数，通过装英雄而学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不足为奇。[8]但话说回来，伪君子虽然高于真小人，但毕竟矮于真君子，一个健康社会的奖惩机制不应对姚明和踩高跷的一视同仁。因此而搞些突击抽查也很必要，否则太让顾准、张志新这些真英雄吃亏了。说到这里应该说说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国初与毛交恶、尤其是当面顶撞毛的“英雄事迹”曾在1980后期广为传颂，文化界新闻界一时将他爱不释手。却不料老先生临了淡淡地来了句“当时我哪儿敢？”我一直在想，他当时说这话究竟是说给谁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还是从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样的先贤呢？后来我还注意到，梁先生说自己古文不行，有时断不了句。这样坦荡诚笃的君子胸怀，足以成为我辈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灯一盏了。[9]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或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于原因，我忘了原话，无非“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吧。他大概看不惯历来的文人心眼活、笔头灵、说漂亮话太容易了。此事想必与家风有关——基因也说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忧愤国事，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遗书中有“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並将唤起新也”。据说巨川先生平日好读兵书与贤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见不多，印象是满目风骨，质胜于文。父子二人看来都属于较纯粹的仁人。不过像这种单一的人格构成并不普遍，传统读书人多为仁人与文人两套甚至多套人格及价值的组合。至于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时地因人事而异了。文老曾“以后人身份”祭拜过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说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显然有过一段满载风光风月的生命。但当风云变色、大厦将倾之际，他亦能慷慨许国，从容就义，“文质彬彬”（用孔子原意）地加入了《正气歌》中那支高贵的行列。

至于“仁人”与“文人”在文老那儿的配比，我看三七开只多不少。无论从天性、禀赋、修养哪方面说，他都更适合做个“锦绣才子”。 他的女弟子“空林子”在贺寿长诗中赞他“雄奇”、“百炼灵均骨”，着实可笑——也许摆弄旧体诗还没纯熟到不被旧诗俗套摆弄的地步吧。但其中有几句说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自小浑无赖，迩来尤不羁。

登堂声赫赫，踞座色嬉嬉。

漫惹佳人顾，休言儒者仪。

往来如酒醉，谈笑忘身疲。[10]

前面说过文老是热闹场中人，此处略加补充：这类人一般打小就没正型，能跳窗户就不走门；跳窗户时间长了，就会跳出“非阡非陌”的别才；这别才遇上笔墨，便生出才子；才子赶上口齿伶俐却又心性亢躁，就会去精英俱乐部做“妙人”，也就是弄臣或宠物。“妙人”最善于在语言文字后面玩“躲猫猫”，玩得比真猫咪都可爱，别说“佳人”看得要眉花眼笑了，就是汉子们争官争烦了，抢钱抢累了，也会凑过来开心。文老这类文人不是人生的荒山中为时代摩崖造像的斧凿，而是浮世的绸缎上忙进忙出的绣花针——以为自己在针砭时弊也说不定呢。

传统文人必修的诗词书画，文老样样拿得起来——他那辈文人拿不起来的还真不多。面对写字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的新一代文艺领导人，他不是“大师”又是什么？不过作为文人，除了1950年代的屈原今译，他在文艺上就再没做过多少实实在在有份量的工作了。这样说，他的门生也许会引禅宗的什么语录指我不“通脱”，因为辩证地看，空就是色，无也是有，没做跟做了是没区别的。平心说，以文老的禀赋做个文人绰绰有余；他的文史素养与曲折经历所合成出的见识，也的确在不少文人之上。他完全可能实现一个优秀文人的人生，但问题是他没实现。文老大概东游西混惯了，走着到时候比坐着的时候多，聊着的时候比写着的时候多，再加上可能早已看破红尘：既然人生如寄，转眼皆空，何不秉烛夜游，向花红柳绿去及时行乐，还搭理南窗下的冷板凳干嘛？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是题词、揭幕、演讲的文老，是神侃、忽悠、信口开河的文老，是左挽高官、右拥美女、迎头闪光灯、顶头聚光灯的文老。在这个程度上，文老可以算作“非典型性文人”——或如有论者所说的“文化江湖”中人了。文老对自己的身后名似乎很有把握，但他的确不曾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人生的麻将桌上，谁也不可能把把皆糊。文老挥霍了现在，透支了未来，我打赌他已经见过自己的最后一场焰火。当然了，他还有机会到其他什么文人笔下的传奇故事中延年益寿：在世纪之交的滚滚红尘中，飘过一支杖、两片嘴、几缕悠长的白须——故事可以这么开篇，也不妨这么收尾。

文老和女人的关系值得说说。对于文人来说，女色虽不算必修课，但骚人墨客踊跃选修，坚持自修，盛况反倒超过了悬腕、泼墨、爬格子之类。这其中确有社会分工上的原因：文人长期战斗和工作的人类情感领域，正是理性化或社会化程度不高[11]的女性早出晚归的生活世界。他们之间因此而发展出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就再正常也不过了。文老早年有首歌据说传唱一时，近年演讲时还用它论证过“爱就是奉献”：

窗外海连天，窗内春如海，

人儿带醉态，你醉了吗？

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你那翩翩的风采。

深情比酒甜，你为什么不理解？

美意比酒浓，你为什么不理睬？

我是真爱你！随便你爱与不爱。

以谈情说爱为吃饭的工具，这和让酒鬼当品酒师一样，是普天下最好的工作。文人干这工作干久了，就会形成他们的风流人格以及社会对文人的浪漫定义[12]——文人的身份中因此也多少有了个“情人”的影子。中国的大众对文人的风流浪漫一向容忍——或许就希望他们那样也说不定，否则正史中本来规规矩矩的人物怎么上了戏曲舞台、入了通俗小说一个个都绯闻不断呢？上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我们今天教科书中那些显赫的名字如梁启超、杨度、陈独秀、胡适等等，都还在花街柳巷演绎古老的名士风流。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传统“士林”迅速分化并转型为现代知识或文化部门的五行八作，旧的“士人”也脱了马褂换上西装、中山装，成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到40年代，就不大听说谁还在青楼吟诗作赋了。风流韵事依然如火如荼，但已换了男女平等的舞台和自由恋爱的天幕，昔日士大夫对倡优的狎玩态度[13]淡出了现代读书人的标准像。而这狎玩态度，似乎在文老的眼角眉梢有较多残留，例如他创的什么“西（施）学”、认的什么“干妈”，揭幕的什么“历代名媛馆”，都特别像百年前花界与士林联欢会上的节目。而戏剧女演员出国演出送他双旅游纪念品的袜子，被他挥舞着考问同事“知道什么意思吗？请——践——踏——我！”则连薛蟠薛大爷都不如了。文老所出身的旧时代、所浸淫的旧文学，为他的这种行为倾向提供了部分说明。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禁欲时代，不幸让文怀老撞上了，本该“春色如海”的壮年时光结果都蹉跎在了牢里。好在文老身份中的江湖成分[14]保他渡尽劫波，在古稀之年迎来中国性关系的姹紫嫣红好年代。

风月场上，文老要天赋有天赋，要功夫有功夫，横刀立马跟老将黄忠似的，晚辈后生看了固然红眼，但也很开眼，网上鄢子和文章只看到了一面：

文场中人，大多是压抑闷骚的残疾人，文老有资本的张扬洒脱，是很招惹人的。特别是文老气质、才情、风度、口才还很容易让女性动心，这是要让气质造型有残疾的闷骚文人燃烧几千吨妒火的。[15]

认真地说，文老的甜蜜事业，除了文人间的争风吃醋——比谁最先钻进旗袍超短裙——并非没有别的积极意义。它的确弘扬了财富、权力、地位之外的另类人生意义即男女情爱。[16]中国古代描写阔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文艺作品，不少也弘扬了这层意义；其中要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表达得最为肆意，“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向烟花路上走”，算得上才子情郎的《共产党宣言》或《08宪章》了。不愿从女儿队中出列、不想去攀登经济仕途的宝玉，则演绎了这种另类价值被主流价值摧毁的凄婉寓言。文老把一幅不知是原创的还是拿来的对联“一生唯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作自己的画像，刨去“苍生”那部分，应当说相当传神。看他“不衫不履”、只入港不入党的一辈子，还真是把裙子当教堂了。当年因男女之事服刑坐牢，险些成为情爱烈士，具体情由虽不清楚，但想必西门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邓贵大的可能性。文老周围的人士或机构实在要开发他打造他，则“活宝玉”要比“活屈原”靠谱，因为他身上的怡红公子成分与三闾大夫成分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好。

从关汉卿到贾宝玉到文怀沙，无数风流才子宣示并践行的怡红快绿精神，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自有其正当的位置。承平时期的价值体系应尽可能多元才是。[17]如果满世界除了贾政就是贾雨村，[18]如果一个人起床就是博弈做梦还是搏击，如果活这辈子就为争第一、养下一代只为保第二，人在世上走一遭，真是走不走两可。况且赛场上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人怎么也练不成红煞掌，扫荡腿就更不行了，结果永远是被动挨打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能不溜出比武场，投红军一样地投奔艺术、山水、男欢女爱么？因此，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世人都会感谢诗人，感谢他们对穷乡僻壤的美学开发，让野渡、秋潭、鸡声、茅店一路升值到可以跟总统套房分庭抗礼的地步。世人也会感谢音乐家奇妙的歌声，本来臊眉搭眼的人生失意或失手一旦插上歌声的翅膀立即高升，升得比人生得意或得手还令人羡慕。世人还会感谢情爱小说家乃至卖黄碟的，让他们在别人的缱眷中沉醉，浑然忘却单位书记及其狗腿子长什么样。但大家都不怎么感谢文老，可能是因为老人家懒于著述，没帮大家开心，光顾自己开心了吧。

宝玉的幻灭在于他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到头来却发现除了“从不说混帐话”的黛玉，女人基本也都是泥做的骨肉。大观园中的女人尚且如此，大马路上的女人就更不在话下了。空林子诗中提到的那伙顾盼文老的“佳人”，其中不敢说半个情投意合的黛玉也没有，但估计不少都属花蚊子。[19]花蚊子吻的是“一张顽石皮”，吸的是皮下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时代里，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文艺市场中，[20]在这样一个危若累卵的年龄段上，做一个情种根本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文老行走江湖，阅尽人世，对这点心里哪能没数？所以他才会逢场作戏，胡勒什么“西学”；所以他才玩世不恭，二流子似地讲什么“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但不能稍逊风骚”。嬉皮笑脸的背后，可以窥见到炎凉的世态、没多少情趣的交易。

学人

作为学人，文老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他亦文亦学的屈骚今译属于正派的劳动，值得尊重。舒芜先生前一向回忆文章[21]中对文译表现出的不屑，似乎未脱文人相轻的习气。而所述当日臧克家一则恶评即让文老下岗待业，如所言不虚，则正说明当年读书人生存的艰难，视作历史教训可矣。[22]文老最早的学术工作，当属抗战之后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我未能找到此书，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生1986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史》专辟一节[23]做了评述，以下是其中的一段：

……1947年冬，重庆文广书店印行了一本名为《鲁迅旧诗新诠》的书，“新诠”了由《自题小像》到《亥年残秋偶做》的四十一首旧诗。如果作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这本书是可以成为鲁迅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买空卖空”，无意苦心钻研，致使这本所谓“新诠”，纯属“旧套”，只不过是旧诗话中一些陈词滥调的任意搬弄。

我没读过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断为判断。通过概念、分析、归纳一套达到对事物准确而深入的理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法门。袁先生应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旧诗话的“羚羊挂角”“烘云托月”之类，应不是他所能满意的。我想袁文批评文作了无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种现代美学对于旧式品鉴在思辨上的优越感。的确，用一副画面来说明一种诗境，这就像用“红”来解释“赤”，在认识上近乎原地踏步。不过传统诗话好像本来也没把“格物致知”当份内的工作，它更是广义“诗教”的附属部分。更何况，在“妙处难与君说”的诗歌领域，掰开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虽然应该，但未必易行——用铁线描摹氤氲水气，也会反失其真。而旧诗话的作者诉诸直觉，通过比兴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传染给读者，或不失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确多了学术思辨的气质，但探讨“境界”也还是离不开“昨夜西风”“蓦然回首”那些传统手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钱钟书、缪钺、叶嘉莹诸先生论诗已颇具社科眼光同时又不乏传统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对鲁迅旧诗的诠释，大概应属于旧式赏鉴吧——也就是贾宝玉题咏大观园时贾政手下智囊团的热议。除了这些，文老好像就再没做过别的学术了。不是说文老没有做学者的潜能，但是他没认真开发。那种潜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开发，跟在戈壁滩上钻石油差不多，不是谁都愿意去的。花飞燕舞的文艺对“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确是更称心更顺手的选择，当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例如他就遗憾不能直接“得亲”古代名媛的“芳泽”[24]——通常文人能“间接”亲近昭君、海伦就都很满足了。

文老弟子李之柔为他开列的学术成就，不少属于五个星的“开山”级别——什么“西子学”开山、“宝鸡学”开山、“东方美声学”发轫。“开山”的事就不去说它了，要说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摊开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凭着文史素养好加上脑瓜子活嘴皮子灵，一路欢声笑语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长的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与他同时的钱钟书、陈梦家、钟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学人，却能带着文人的敏锐、细腻和想象力进入逻辑、因果、类比、假设、推导的学术世界，出来时大包小包，把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样的脚印。与他们相比，文老飘飘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联合国代表报告的文氏学术成就，[25]除了“西子学”“宝鸡学”这类尚无学人的学界之外，还有“哲学”一项，内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这样的哲学事业，连“山寨哲学”都未必愿意跟它称兄道弟，更别说一二三级学科的广大哲学工作者了。本来，因体制化、官僚化而日趋僵化的正统学术被来自民间的业余学术顶撞顶撞，从此视野宽些、暮气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就无怪乎钱理群、葛剑雄等学界名流出来澄清门户，说这位文先生我们从来不认识了。不但学界不欢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旧相识也看不惯他出境：本来这位跟咱几个坐着一边高，站着一边齐，甚至还略矮点儿，怎么东混西混，混得连文坛都搁不下他了呢？这样的话估计李辉从“文化老人”们那里听到不少吧。

盘点文老的“学人”身份，还需要说一说“国学”。据说文老反对“国学”的说法，足见他的见识的确高于不少人。中国混得好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夏变夷、天下主义，只有混得国将不国时才会缩“国”里偷安。“国剧”“国术”“国学”就属于这样的抗震棚或难民营。那些奄奄待毙的地方戏，也都按着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26]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儿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却不很爱钱，有官运却清高的狠，艳福不错要多加小心——总之都是些模棱两可的“反正”话。我付款时问他这些算是哪路学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豪迈地说：“国——学！”

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24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27]“百家大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民主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升起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辉文章出来不久，文老即对凤凰台记者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劈头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已是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此时的他，一个箭步从妖精似的“49公岁”回归了传统的老年价值和老年规范。文老的拥趸们，也都突然记起“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20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晖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落了草。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28]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营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化解危机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裕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就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民众。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也许能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呢。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29]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30]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敢打包票呢？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31]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动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式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后比在文革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直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32]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诀别，后果会十分严重。女性知识分子问题要小很多，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们本来就不是挑大梁的，没了单位生活她们还有家庭生活，指挥锅碗瓢盆，协调油盐酱醋，为女儿海选佳婿，为装修筹集资金，工作量比国家总理小不了多少。菠菜从四毛三涨到五毛四，猪肉从三块二降到两块八，都足以牵动她们的喜怒哀乐，维持她们的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男性知识分子离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没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别人插不上手；到马路边的棋盘上跟退休工人互动吧，又与自己身份不符；至于养鱼养花摄影书法，平时没养成那闲情逸致，临阵磨抢的效果不会太好。总之，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通过退休从“外”到“内”，经历了从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倒是为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些适合他们的渠道和空间，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文老回归社会，估计最多也就是到原单位人事处办个离退休手续，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单位人离开单位时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属于文老，因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市场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变城堡为森林，让家猫当野猫。而文老的经历，无论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还是解放后的劳改农场，都相当于社会的房檐地洞，本来就是野猫出没的地方。文老坐牢时都能背个药箱“上窜下跳”，置身“社会主义商品社会”，那就更所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了。前引从维熙文章记初识文老，缘于后者托人带话给他，说自己有一批日本的优质纸张，愿意奉送给他这样的好汉拿去印书。这里面所透露出的非文非学气息，在改革初期的书呆子那里是绝对闻不到的——今天不稀奇了，党校教授兼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体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儿，而文老的身板儿在同龄人中岂止万里挑一！另外像文老这种总爱出格跑调的文人气质，我不知道国家单位是否比劳改农场稍宽容些，但肯定远不如市场社会宽容。文老那些会惹得单位班子紧急碰头的奇谈怪论，书报市场的娱记们听了只会喜出望外，连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大危机导致传统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开放和变易。改革开放同样以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改变着社会的老年观。公平地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老的“为老不尊”并非毫无正面价值。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理应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许多六七十岁的初期老年人，特别脑力劳动者，有些油箱都还满满的，刀法剑道也刚入佳境，这时不分青红皂白让他门都去含饴弄孙或闭目养神，这无疑对社会是损失，对个人是损害。其中的痛苦在整个社会的苦难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数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静静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间讨论会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风雨无阻，而且发言属他们调门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当然是拳拳忧国之心，但通过舞刀弄剑参与社会、表现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恋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对过时的老年规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无论是众里的“赫赫”，还是花间的“嘻嘻”，都不无矫枉过正的功用。

在这个被孙立平先生命名为“社会断裂”的剧变时期，社会的老年观跟青年观、妇女观、男人观一样，处在一种纷然错杂的城乡结合部状态，老人该什么样，不该什么样，实在是形形色色，没什么统一的尺度。大约十年前读报，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没多深，一百多人岸边围观，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开外的老汉下水捞人——此事我曾写入戏剧《切·格瓦拉》。还有回读报，某医院病房住着位八十多岁老头，跟邻床的家属吵架，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一举把人家结果了，送隔壁抢救都来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见一骑车老汉为了赶绿灯，叫着“X你妈X你妈X你妈”，像警车一样呼啸而过。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则消息：有位99岁的文老同龄人参与集团诈骗，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因为岁数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从家里接来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几经调整，调到与法官仅一两米之隔；电视上见老人家一副骨架贴层皮，距八宝山连半米都不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云南军区政委呢。转型时期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拆迁周转之中，构成当代老年观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变量正挤在候车室里等着各奔东西。恐怕还要过相当的时候才会尘埃落定——当然落定后也会是一种相对多元的局面。

老年人的权利与义务常常处在“一头沉”的失衡状态，至于沉哪头则因人因地而异。[33]同样是不合传统[34]老年规范，青壮年不下河他下河，儿女挣钱比他多他反倒贴钱给儿女，这是义务一头沉。而像文老的惊人之语、雷人之状，显然是沉在了权利那头。人都有长辈，人也多会老去，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伸张权利多会乐观其成，就算有些过分，也多能睁只眼闭只眼。中国的敬老传统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城市地区的老年权利在总体上处于扩张的态势——社会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爷爷奶奶的夕阳红。就说性权利吧，有位七十多岁老太太与小她四十岁的男青年结成恩爱夫妻；为了笔补造化、夺回青春，老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做了整容手术，然后双双到电视上热拥激吻，载歌载舞，惹得银屏内外一片掌声笑语。“人家自己乐意，又没碍着别人”已越来越成为公众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杨、翁的老少配由于年龄上的天堑合并了社会经济上的鸿沟，本来极具性资源分配不均的象征意义，对讨不上老婆的底层年轻光棍无疑是个不小的刺激，但网上也只是议论一番，而且其中祝福杨老的言论也为数不少。文老留给公众的坏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老”不正经，这谁也无法说精确，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虽然他“美女”“名媛”“十八岁姑娘”不绝于口，可毕竟一百岁了，也只是说说而已，动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会是一百个放心——她们搂个百岁老头跟抱个一岁baby或抱只名贵小公猫其实是差不多的。不妨设想一下，某家老爷子瘫在床上多年，忽然一日红光满面，笑吟吟要找位小姐聊聊，全家人能不又惊又喜，然后被老太太催着撵着四出寻觅么？[35]

神人

文老的诸多身份中，“神人”最能汇总他的各种身份，也最富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变世从来就是神人的高产田，更何况是要变成一个市场社会呢。中国旧时代每到易代之际，各种怪力乱神连同假皇叔假太子便纷纷登场，显示出民间社会巨大的“山寨”潜能。近代亦一乱世，各种款式和版型的神头鬼脸真是琳琅满目。新中国由乱而治，严厉的社会控制之下，神人几无立锥之地，不多的一点残余和苗头都被那块“坏分子”的青石板死死镇住。记得1960年代我们胡同里一个老太太，听说从前就有过“仙姑”的经历，她将偷偷缝制好的龙袍穿在里面，买张票混进故宫，趁人不备脱了外罩爬上丹墀去垂帘听政，结局就不用说了。不过神人属野草飞虫，生命力旺盛，一场雨过后便会不择地而出。到心禁松弛、制度破损的文革后期，就经常能听到或见到一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人物，嘴里无奇不有，脚下路子四通八达，从军区司令的千金到电影院看门的，他好像都能调动，俨然一方的及时雨宋公明。他们大多还做着买卖，当时叫“投机倒把”，合作方应该是一大二公边缘处的社办企业。到了改革开放，社会由紧收而怒放，那场面让人想起《水浒》开篇的近尾处：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应时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灯法师。法师虽然根性上未必适合佛门，[36]但毕竟是削了发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净过——我是指内心。他的《少林云水诗集》有些篇什记其毛时代行脚四方的经历，其中一首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挑着担子走到峨眉半山腰处，歇口气转过身，发现明月满怀，思与境谐，表里澄澈。怎奈后来一变天，商业文化的两位力士电视银屏和晚报副刊只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装成了红尘里的积极分子，[37]可怜修行了多半辈子，末了竟干起弄虚作假的勾当，[38]足见心由境造，还是唯物主义厉害。接下来就是“气功大师”的出山了。这些“大师”或“宗师”起初大多来自“天下不乱蜀先乱”的四川以及过去难民流人前往的“关东”。1984、85年气功由养生健体向“特异功能”急转直下，与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包围城市几乎同步。记得1983年我练习马礼堂先生的六字诀，一日在中山公园西侧听他跟粉丝们讲：“最近都在说‘发外气’，哪儿有什么‘外气’？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师，问她‘你有外气么’？她说‘我没有你有么？’我们都没有外气！”时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请马老来演讲气功，他的说法就变了：“海军有个副司令让我给他发外气，我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我么，派我小徒弟儿过去给他发发就行了！”[39]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场社会天风浩荡，吹得亿万张欲望小红帆飘飘欲仙，跃跃欲试——谁也不想当扁舟了，快艇也没多大意思，都想改当风筝扶摇直上。一时间，巫婆神汉风靡大江南北，谁不想练得绝技到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附近去“意念搬运”、“隔墙取物”呢？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了各色神迹、各种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庙会。那些年气功惹出的案子本来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随着“自发功”东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40]再后来，到了1990年代中期，气功已不满足于举办庙会而是要充当庙堂了。在党票彻底沦落为只能买进不能卖出的特种股票的情况况下，在宗教管理局治下的耶、释、道诸教明明一头撞盛世怀里却没认出盛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只好把“以德治国”的信仰改建工程暂时承包给张宏宝、李洪志那些无照摊贩了。张、李等人，三分靠自己胆大敢开方、七分靠人民病急乱投医，纯粹是被时代的搅屎棍搅成谁也没料到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如何能领导从气功到宗教的历史跃进呢？果然他们还没跳到白莲教的高度就犯了事。事到临头，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坛。跑得快的，跑到美国接着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没听说他们有谁用意念把自己“搬运”到大墙外头的，无论是穿墙还是翻墙。市场经济白沟阶段上这拨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这样淡出了中国社会大舞台。他们的社会基础也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宝殿或天主堂；想发财的去了证券交易所；要健体而没钱的去了街心花园溜早，有钱的则去了健身俱乐部做舍宾、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老不及张宏堡、李洪志他们“神”；他没有活了九百岁的师傅，也没有让罗锅当场笔挺的法力。文老没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学养、才艺和地位，也犯不着走那步险棋——因为他是历过险的。他加入的是市场社会的先遣队而不是敢死队。文老这位“神乎人”其实不过市场社会流行文化众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场社会尤其是它的打砸抢阶段，产品的成败在于能否成为品牌，品牌的诀窍在于无所不用其极。从芙蓉姐姐到粪便艺术，从各种张狂之行到种种奇怪之论，市场社会的大小红人们像狗一样围着他们的上帝或顾客——其实也包括他们自己——上窜下跳。在那又岂止“跳墙”的跳跃中，市场体制及文化的活力与邪恶都被发挥到极致。“极致”当然不是谁想达到就都能达到的，在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条件确实出众。别的不说，只他那一百岁的年龄与十七岁的花心一组合，就快能申报“非遗”和吉尼斯纪录了——我甚至怀疑同仁堂有没有想过买断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药酒。其实，年高而犹“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个，[41]但只有文老广而告之。这样的广告谁见了都会一楞，然后驻足围观。要知道，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围观就是商机。

我尝想，以文老漫长的人生、曲折的经历、加上满腹的诗词歌赋，他本不该跻身秋夜街灯下蚊子蛾子的飞行集会——半明半暗处才应是他安顿心灵的地方。但事实是，他真就成了以闪光灯、聚光灯为生的喜光动物。其中的个人原因主要当在他复杂而混沌的意义世界深处，不是笔者站在远处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这么一主儿，爱出风头”一句话所能道尽的。文老不完全是他个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打造并兜售他这快名牌，发行或购买他这支股票的，还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藏了他墨宝、受了他夸赞、得了他题签、写了他传记、发了他专访、做了他节目的，哪个不希望他牛气冲天，直冲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关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业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过鲤鱼背，背上“大师”、“国宝”“活屈原”的华山最高峰。这回风乍起，文老从文化股市的高点一路狂泻，救市救得最不遗余力也最不讲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42]这些人就好像是比着赛着放对方的卫星，前引空林子讴歌恩师，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则夸称赞这位“干妈”的诗超过了诗圣杜甫。像这样尊老爱幼的跨代互助组、合作社，不盛产“神人”盛产什么？不过话说回来，狮子大开口本是市场社会的标准口型，莎翁师徒也没有超标到哪儿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钱没有都敢大包大揽，何况他们几位确有实力，或则聪颖过人，或则才情可观呢？这些神人或候补神人都不愧是读书人，眼里进、嘴里出的净是道家佛门的好词佳句，要是能截留几句给自己化贪祛妄，别老举着与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满世界展览，[43]把自己弄得跟火车站附近介绍旅馆的那些嘴脸一模一样，他们又何尝不是时代长卷中可爱而有趣的点景人物呢？

站在中国社会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类仙姑神汉，也会让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比较强调机会平等、鼓励社会流动的国度。从底层向上层、从边缘向中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无数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马扎，艰难打拼，百折不回，终于让自己或自己孩子坐进了太师椅，让“大家闺秀”、真假贵族站到了一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贫与富、穷与达的频繁对调，看着固然闹心，但毕竟流水不腐，法轮常转，使社会充满了必要的紧张和进取精神。进取的路线图各式各样：有从钢琴班到书法班到英语班到奥数班到高考强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着蛇皮袋在马路边被工商税务追得尘土飞扬的；有搭便车——移民移入了钱柜、嫁人嫁给了元宝的；有破窗而入、翻墙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有凭着假证件居然蒙混过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社会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万人出人头地与不甘人后的强大冲动，这两种冲动合并成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运动。旁门左道、篝火狐鸣之辈，他们的跑姿跑相或许比范跑跑还不如，但他们的原始冲动却无可厚非——想翻身还有错么？有些人，自己刚汗流浃背挤进门里，便转身堵门口检查仪容仪表，盘问出身门第，就真地没什么意思了。

更何况转型时期社会失范，近代大危机以来的价值理性一片狼藉，等着市场社会的工具理性前来接管。笔者曾在戏剧《我们走在大陆上》中对新旧价值观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过勾画：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在市场社会里，“邪”几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创新”的一半。社会竞争场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说在二十年前还是自选动作，现如今已成规定动作了。[44]在这种大形势下，来自资源极度贫乏的社会下层人士，他们的个人成功史要没点邪的歪的几乎不成信史。笔者这些年与“北漂一族”[45]有过不少接触。这些“社会—文化游民”为出人头地的冲动所煎熬，因一夜蹿红的先例而兴奋，被不得其路的现状逼成热锅上蚂蚁，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中最富生气同时也最多戾气的群体。相对于他们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谋发展时表现出的不择手段、灵活机动，计划体制内养尊处优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显呆滞了。好的社会管理要能扬长避短，不因过废用，能将功补过。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传说牢里关着的诈骗犯盗窃犯经过选拔，特别优秀的都已被情报部门派到国外建功立业，这虽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种对智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