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二十四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民主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生出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辉文章出来不久,文老即对凤凰台记者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劈头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已是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此时的他,一个箭步从妖精似的“49公岁”回归了传统的老年价值和老年规范。文老的拥趸们,也都突然记起“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二十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晖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入了伙。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城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危机化解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于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人民。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不妨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也不敢打包票。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一头飞雪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动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后比在“文革”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电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诀别,后果会十分严重。女性知识分子问题要小很多,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们本来就不是挑大梁的,没了单位生活她们还有家庭生活,指挥锅碗瓢盆,协调油盐酱醋,为女儿海选佳婿,为装修筹集资金,工作量比国家总理小不了多少。菠菜从四毛三涨到五毛四,猪肉从三块二降到两块八,都足以牵动她们的喜怒哀乐,维持她们的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男性知识分子离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没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自己插不上手;到马路边的棋盘上跟退休工人互动吧,又与自己身份不符;至于养鱼养花摄影书法,平时没养成那闲情逸致,临阵磨枪的效果不会太好。总之,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通过退休从“外”到“内”,经历了从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倒是为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些适合他们的渠道和空间,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文老回归社会,估计最多也就是到原单位人事处办个离退休手续,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单位人离开单位时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属于文老,因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市场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变城堡为森林,让家猫当野猫。而文老的经历,无论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还是解放后的劳改农场,都相当于社会的房檐地洞,本来就是野猫出没的地方。文老坐牢时都能背个药箱“上窜下跳”,置身“社会主义商品社会”,那就更所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了。体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儿,而文老的身板儿在同龄人中岂止万里挑一!另外像文老这种总爱出格跑调的文人气质,我不知道国家单位是否比劳改农场稍宽容些,但肯定远不如市场社会宽容。文老那些会惹得单位班子紧急碰头的奇谈怪论,书报市场的娱记们听了只会喜出望外,连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大危机导致传统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开放和变易。改革开放同样以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改变着社会的老年观。公平地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老的“为老不尊”并非毫无正面价值。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理应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许多六七十岁的初期老年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有些油箱都还满满的,刀法剑道也刚入佳境,这时不分青红皂白让他门都去含饴弄孙或闭目养神,这无疑对社会是损失,对个人是损害。其中的痛苦在整个社会的苦难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数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静静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间讨论会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风雨无阻,而且发言属他们调门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当然是拳拳忧国之心,但通过舞刀弄剑参与社会、表现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恋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对过时的老年规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无论是众里“赫赫”,还是花间“嘻嘻”,都不无矫枉过正的功用。
　　在这个被孙立平先生命名为“社会断裂”的剧变时期,社会的老年观跟青年观、妇女观、男人观一样,处在一种纷然错杂的城乡结合部状态,老人该什么样,不该什么样,实在是形形色色,没什么统一的尺度。大约十年前读报,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没多深,一百多人岸边围观,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开外的老汉下水捞人——此事我曾写入戏剧《切·格瓦拉》。还有回读报,某医院病房住着位八十多岁老头,跟邻床的家属吵架,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一举把人家结果了,送隔壁抢救都来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见一骑车老汉为了赶绿灯,叫着“×你妈×你妈×你妈”,像警车一样呼啸而过。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则消息:有位九十九岁的文老同龄人参与集团诈骗,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因为岁数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从家里接来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几经调整,调到与法官仅一两米之隔;电视上见老人家一副骨架贴层皮,距八宝山连半米都不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云南军区政委呢。转型时期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拆迁周转之中,构成当代老年观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变量正挤在候车室里等着各奔东西。恐怕还要过相当的时候才会尘埃落定——当然落定后也会是一种相对多元的局面。
　　老年人的权利与义务常常处在“一头沉”的失衡状态,至于沉哪头则因人因地而异。同样是不合传统老年规范,青壮年不下河他下河,儿女挣钱比他多他反倒贴钱给儿女,这是义务一头沉。而像文老的惊人之语、雷人之状,显然是沉在了权利那头。人都有长辈,人也多会老去,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伸张权利多会乐观其成,就算有些过分,也多能睁只眼闭只眼。中国的敬老传统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城市地区的老年权利在总体上处于扩张的态势——社会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爷爷奶奶的夕阳红。就说性权利吧,有位七十多岁老太太与小她四十岁的男青年结成恩爱夫妻;为了笔补造化、夺回青春,老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做了整容手术,然后双双到电视上热拥激吻,载歌载舞,惹得荧屏内外一片掌声笑语。“人家自己乐意,又没碍着别人”已越来越成为公众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文老留给公众的坏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老”不正经,这谁也无法说精确,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虽然他“美女”、“名媛”、“十八岁姑娘”不绝于口,可毕竟一百岁了,也只是说说而已,动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会是一百个放心——她们搂个百岁老头跟抱个一岁baby或抱只名贵猫其实是差不多的。
　　
　　神人
　　
　　文老的诸多身份中,“神人”最能汇总他的各种身份,也最富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变世从来就是神人的高产田,更何况是要变成一个市场社会呢。中国旧时代每到易代之际,各种怪力乱神连同假皇叔假太子便纷纷登场,显示出民间社会巨大的“山寨”潜能。近代亦一乱世,各种款式和版型的神头鬼脸真是琳琅满目。新中国由乱而治,严厉的社会控制之下,神人几无立锥之地,不多的一点残余和苗头都被那块“坏分子”的青石板死死镇住。记得1960年代我们胡同里一个老太太,听说从前就有过“仙姑”的经历,她将偷偷缝制好的龙袍穿在里面,买张票混进故宫,趁人不备脱了外罩爬上丹墀去垂帘听政,结局就不用说了。不过神人属野草飞虫,生命力旺盛,一场雨过后便会不择地而出。到心禁松弛、制度破损的“文革”后期,就经常能听到或见到一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人物,嘴里无奇不有,脚下路子四通八达,从军区司令的千金到电影院看门的,他好像都能调动,俨然一方的及时雨宋公明。他们大多还做着买卖,当时叫“投机倒把”,合作方应该是一大二公边缘处的社办企业。到了改革开放,社会由紧收而怒放,那场面让人想起《水浒》开篇的近尾处: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应时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灯法师。法师虽然根性上未必适合佛门,但毕竟是削了发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净过——我是指内心。他的《少林云水诗集》有些篇什记其毛时代行脚四方的经历,其中一首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挑着担子走到峨眉半山腰处,歇口气转过身,发现明月满怀,一思与境谐,表里澄澈。怎奈后来一变天,商业文化的两位力士电视荧屏和晚报副刊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装成了红尘里的积极分子,可怜修行了多半辈子,末了竟干起弄虚作假的勾当,足见心由境造,还是唯物主义厉害。接下来就是“气功大师”的出山了。这些“大师”或“宗师”起初大多来自“天下不乱蜀先乱”的四川以及过去难民流人前往的“关东”。1984、1985年气功由养生健体向“特异功能”急转直下,与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包围城市几乎同步。记得1983年我练习马礼堂先生的六字诀,一日在中山公园西侧听他跟粉丝们讲:“最近都在说‘发外气’,哪儿有什么‘外气’?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师,问她‘你有外气么’?她说‘我没有你有么?’我们都没有外气!”时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请马老来演讲气功,他的说法就变了:“海军有个副司令让我给他发‘外气’,我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我吗,派我小徒弟儿过去给他发发就行了!”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场社会天风浩荡,吹得亿万张欲望小红帆飘飘欲仙,跃跃欲试——谁也不想当扁舟了,快艇也没多大意思,都想改当风筝扶摇直上。一时间,巫婆神汉风靡大江南北,谁不想练得绝技到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附近去“意念搬运”、“隔墙取物”呢?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了各色神迹、各种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庙会。那些年气功惹出的案子本来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随着“自发功”东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再后来,到了1990年代中期,气功已不满足于举办庙会而是要充当庙堂了。事到临头,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坛。跑得快的,跑到美国接着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没听说他们有谁用意念把自己“搬运”到大墙外头的,无论是穿墙还是翻墙。市场经济白沟阶段上这拨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这样淡出了中国社会大舞台。他们的社会基础也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宝殿或天主堂;想发财的去了证券交易所;要健体而没钱的去了街心花园溜早,有钱的则去了健身俱乐部做舍宾、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老不及张宏宝、李洪志他们“神”;他没有活了九百岁的师傅,也没有让罗锅当场笔挺的法力。文老没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学养、才艺和地位,也犯不着走那步险棋——因为他是历过险的。他加入的是市场社会的先遣队而不是敢死队。文老这位“神乎人”其实不过市场社会流行文化众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场社会尤其是它的白沟阶段,产品的成败在于能否成为品牌,品牌的诀窍在于无所不用其极。从芙蓉姐姐到粪便艺术,从各种张狂之行到种种奇怪之论,市场社会的大小红人们像狗一样围着他们的上帝或顾客——其实也包括他们自己——上窜下跳。在那又岂止“跳墙”的跳跃中,市场体制及文化的活力与邪恶都被发挥到极致。“极致”当然不是谁想达到就都能达到的,在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条件确实出众。别的不说,只他那一百岁的年龄与十七岁的花心一组合,就快能申报“非遗”和吉尼斯纪录了——我甚至怀疑同仁堂有没有想过买断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药酒。其实,年高而犹“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个,但只有文老广而告之。这样的广告谁见了都会一愣,然后驻足围观。要知道,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围观就是商机。

 　　我常想,以文老漫长的人生、曲折的经历、加上满腹的诗词歌赋,他本不该跻身秋夜街灯下蚊子蛾子的飞行集会——半明半暗处才应是他安顿心灵的地方。但事实是,他真就成了以闪光灯、聚光灯为生的喜光动物。其中的个人的主要原因当在他复杂而混沌的意义世界深处,不是笔者站在远处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这么一主儿,爱出风头”一句话所能道尽的。文老不完全是他个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打造并兜售他这块名牌,发行或购买他这支股票的,还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藏了他墨宝、受了他夸赞、得了他题签、写了他传记、发了他专访、做了他节目的,哪个不希望他牛气冲天、直冲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关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业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过鲤鱼背,背上“大师”、“国宝”、“活屈原”的华山最高峰。这回风乍起,文老从文化股市的高点一路狂泻,救市救得最不遗余力也最不讲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这些人就好像是比着放对方的卫星,前引空林子讴歌恩师,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则夸称赞这位“干妈”的诗超过了诗圣杜甫。像这样尊老爱幼的跨代互助组、合作社,不盛产“神人”盛产什么?不过话说回来,狮子大开口本是市场社会的标准口型,莎翁师徒也没有超标到哪儿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钱没有都敢大包大揽,何况他们几位确有实力,或则聪颖过人,或则才情可观呢?这些神人或候补神人都不愧是读书人,眼里进、嘴里出净是道家佛门的好词佳句,要是能截留几句给自己化贪祛妄,没事少举着与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满世界游行,把自己弄得跟火车站附近介绍旅馆的那些嘴脸一模一样,他们又何尝不是时代长卷中可爱而有趣的点景人物呢?
　　站在中国社会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类仙姑神汉,也会让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比较强调机会平等、鼓励社会流动的国度。从底层向上层、从边缘向中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无数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马扎,艰难打拼,百折不回,终于让自己或自己孩子坐进了太师椅,让“大家闺秀”、真假贵族站到了一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贫与富、穷与达的频繁对调,看着固然闹心,但毕竟流水不腐,使社会充满了必要的紧张和进取精神。进取的路线图各式各样:有从钢琴班到书法班到英语班到奥数班到高考强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着蛇皮袋在马路边被工商税务追得尘土飞扬的;有搭便车——移民移入了钱柜、嫁人嫁给了元宝的;有破窗而入、翻墙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有凭着假证件居然蒙混过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社会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万人出人头地与不甘人后的强大冲动,这两种冲动合并成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运动。旁门左道、篝火狐鸣之辈,他们的跑姿跑相或许比“范跑跑”还不如,但他们的原始冲动却无可厚非——想翻身还有错吗?有些人,自己刚汗流浃背挤进门里,便转身堵门口检查仪容仪表,盘问出身门第,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更何况转型时期社会失范,近代大危机以来的价值理性一片狼藉,等着市场社会的工具理性前来接管。笔者曾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对新旧价值观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过勾画: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在市场社会里,“邪”几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创新”的一半。社会竞争场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说在二十年前还是自选动作,现如今已成规定动作了。在这种大形势下,来自资源极度贫乏的社会下层人士,他们的个人成功史要没点邪的歪的几乎不成信史。笔者这些年与“北漂一族”有过不少接触。这些“社会—文化游民”为出人头地的冲动所煎熬、因一夜蹿红的先例而兴奋、被不得其路的现状逼成热锅上蚂蚁,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中最富生气同时也最多戾气的群体。相对于他们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谋发展时表现出的不择手段、灵活机动,计划体制内养尊处优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显呆滞了。好的社会管理要能扬长避短,不因过废用,能将功补过。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传说牢里关着的诈骗犯盗窃犯经过选拔,特别优秀的都已被情报部门派到国外建功立业,这虽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种对智慧的期待。
　　
　　 黄纪苏,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切·格瓦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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