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根本没有大师！

吴鹏飞

近来出了一部影片叫《不问西东》，我看过后，感觉它不是不问西东，它是很问西东，或者干脆就是崇西贬东。这个东字，有东方的含义，有东方阵营意思形态的含义，有泽东先生时代的含义。

影片的主题，是宣扬从北洋时期、民国时期发端、成型并传承的知识分子的真善美，到建国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扭曲、坚守的四个貌似感人的故事。关于这部在思想上、艺术上都等而下之的影片，我会写专文再加评论。

今天的文章，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大知识分子主导、推动和创造的，从李斯、诸葛亮、张良、魏征、刘伯温这些知识分子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最多是作为大英雄的幕僚而存在的。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懦弱、优柔与寡断。给别人出主意尚可，临到自己的事情，反而没了主张。就比如我自己，搞策划还可以，给别人策划常常创意奇妙计如泉涌，但轮到自己的事情，往往无计可施。

历史上，我从来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有贯穿始终的善。相反，倒是看到了集体的背叛异族，看到对权贵的卑微侍奉，看到更多的奴颜媚骨。郭沫若的诗赞江青，和李白的诗赞杨贵妃，是一样的肉麻。

是的，有于谦、文天祥、方孝孺、鲁迅、闻一多这样的硬骨头，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有两个，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是谋取功名利禄；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忠于国家和忠于帝王或领袖几乎是同义语。在中国这样一个漫长封建专制历程的国家，知识分子，唯独没有确立追求真理、热爱人民、献身理想的道统。

所以，都别装。许多谈主义慷概激昂的人，实际上比谁都男盗女娼。我可以打赌，没有电影所表现的那样，存在一个从北洋和民国时期发端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善的传统，你只要看文革期间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互相批判的丑态，就可以知道，没有这样的传统。尽管那个政治氛围扭曲人的灵魂，确实不好。

但普通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善。尤其是日本投降后，日本遗孤得到中国人民的抚育和善待，令人确信，倒是普通人（与知识分子相对的人群）五千年来表现了伟大的善的传统，知识分子更多是一种伪善。

人民是善，人民是善本身。知识分子不是，他们更多依附于他们劳动的购买阶层，也就是权贵而存在。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会成为民族脊梁，人民之魂。当英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都傻眼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要么就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要么是民族文化的怀疑者，要么是悲观失望者，要么是传统文化的殉道者，要么是象牙塔里的自我欣赏着，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保有一种民族与文化的自信，决心与人民站在一起，浴火重生，实现民族的伟大独立和复兴。

因此我认为，巧夸民国和知识分子的这部影片，是一种个人和小众的见识，值得批驳。特别是，它通过对美国帮助抗战，传教士帮助儿童，西方大学精神等优美诗化表现，传达了对西方文化的病态的崇拜，如果对比看看它对文革和改革两个时期的漫画式揭露，就更加明了了电影的倾向。这就是赞美西方与民国，拷问文革与改革。

最近，流传一种说法，先是借一个百岁糊涂老人之口，然后是几个别有用心的知名公知，在微信和网络，抛出一个观点，说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和思想自由最好的时期，在民国，尤其是民国出了世界级成果，还有大师云集。言下之意，今天的中国不行，没有大师。

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大师，我承认。因为大师首先是思想的大师，思想大一统的教育体制，确实很难催生大师。这需要我们反思，需要我们改进，需要我们自省。但是，民国真有大师吗？民国真有这么美妙的学术与思想自由吗？民国真的像这些公知说的那样，是光辉灿烂的时期吗？

不是的。他们为什么拿民国说事呢？因为他们这个论点暗含这一个非常阴险的推论，那就是中国革命是多余的，共产党不必振兴中华，因为今天中华复兴的局面，在他们看来远远不如军阀割据、列强欺辱、哀鸿遍野的民国。甚至只需要知识分子的善，就可以一切KO了。这些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心智。

为了兜售西方政治价值，他们不顾一切抹黑今天的中国。这些人的鼓噪，已经令很多共产党人都晕头转向，误为在理，并为之推波助澜。国家对这样的舆论现象，绝对不能放任自流，绝对不能害怕有人指责言论不够自由，而任其大放厥词，重演苏联舆论失控的悲剧。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年被人分治、变相殖民、尚未统一、民族多元、分裂势力猖狂（在外国刻意扶持下）、信仰未立、贫富不均等问题很多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威权组织镇住各方，半独裁半民主才能发展，绝对不能搞西方政治模式，东西方大政治家都知道，那将是一场灾难。

你们发现没有，在中国只有那些特权阶层，那些巨贪，那些以为可以乘乱得利的公知，才会不遗余力鼓吹西方民主。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将非法获得的财富合法化。所以他们一个个装扮成爱国者忽悠人民，好像掌握了绝对真理，世间一切事务的评判全在于他们的判断。

他们罔顾事实，就是要按照他们的设想改变中国，如不如意，就胡说八道，气急败坏。有一些糊涂的爱国者跟着起哄，连称有理，其中多数是文人墨士，并未主政当家单独任事，不当家不知道管理难。他们过于理想化、简单化，焉知国家庞大、革故鼎新绝非易事。

你看他们这一群人，个个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今天的中国一无是处。判断这些公知是激愤的爱国者还是汉奸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打开他所有文章仔细看，汉奸的特征是，不愿意说中国一句好话，但骂起国家、民族、共产党时不遗余力，激情万丈。

他们还有一个特征，将西方说成一朵花，什么都好，你也同样见不到一句坏话。各位看官，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吗？你们真相信除了照搬西方没有别的生天吗？你们真的没看到中国已经展现了超高速前进的令西方畏惧的能力吗？

现行体制最适合中国，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中国需要进步，社会需要变革，国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应该在既有基础上、依照中国国情和参照已经探索积累的正反经验，吸收外国（包括西方）国家治理的优点和自我创新相结合，完成制度的成熟和定型。

怎么可能毁掉已有巨大成果，完全推倒重来，照搬西方？如果不抱偏见，是人都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就是中国在政治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法治观念全面与世界靠拢、学习、对接的30年，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国家体制不好，而是不够完善。

把操作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体制层面的问题。夸大问题、缺点、过失，损毁国家和人民的自信，是公知的主要伎俩。我们不能上当。如果中国没有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发生重大变革，怎么可能出现今天这样令世界称奇的巨变？

这些诋毁国家的公知，黑白颠倒、吃里扒外，这些家伙一旦得势，人民和国家就要面临巨大的灾难。他们是一群疯子、小丑，连普通人的人格都没有。他们充满仇恨和非理性，为了诋毁今天的中国，他们甚至证明民国远远优于现在。

君不见，从晚清到民国，100多年的时间，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在内政治腐败，天灾人祸绵延不绝；在外列强欺凌，丧权受辱。这样暗无天日的时代，在有些人眼里竟然比今天的盛世还棒。人已经混账到这样说话，你还能和他们争辩什么？

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12—1948年的37年间，平均每年有451个县受到灾害的侵扰。灾害的种类繁多，既有气象灾害，也有地质灾害，还有蝗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及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等灾害。民国时期灾荒救济过程中漠视民命、赈灾不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1939年华北地区遭受洪水灾害，仅天津市灾民人数就达到几十万人，市内房屋倒塌者超过10万间，被淹面积占市区的80%。更为可拍的是各种传染病流行。街道浊流中到处漂浮着尸体，发出刺鼻的恶臭，其状惨不忍睹。旧中国政府的无能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1923年，吴佩孚逮捕并杀害因言获罪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和大律师施洋。邵飘萍创办京报，发表许多文章，文笔锋利，揭露和批评军阀的罪行，遭到张作霖等军阀的忌恨，逮捕邵飘萍后，残酷折磨后处以死刑。李大钊宣扬马列主义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于1927年4月28日被残酷绞死。

蒋介石统治时期中，实行一党专政，设置军统、中统双重特务机构，扼杀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捕杀爱国民主人士，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迫害救国会领袖、杀害杜重远、杨虎城、闻一多、李公朴等多起迫害不同政见人士的惨案。

在那样一个因无政府、政权割据的时代，在秦谤楚可以，在楚谤楚可是要杀头的。那时代批评时政随时可能消失，要么苟且偷安，要么因捍卫启蒙、伸张正义而投身文化高压电网、以身殉道。鲁迅一生全部用各种化名发表文章，就是那时代所谓言论自由的最好注脚。

在那样一个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相互缠绕的时代。当时群星灿烂的所谓大师，实际上是民族现代化的启蒙老师。他们虽然学贯中西，但无一人不是西方思想的搬运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系统理论创新。这样说没有一丝贬低他们的意思，只是客观表述他们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论建树远不及马列，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等杜威的门徒也没有出其师之右者。顾炎武、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林语堂、辜鸿铭、钱钟书、茅盾、巴金、季羡林等被称为大师的人们，知识上学富五车，但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都没有超过外国师傅，都没有真正的大建树。

如果说他们在一些文史的专门领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这就算大师，那么，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大师，也是比比皆是的。但大师的定义不是某领域专家，而主要是在自己工作的领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拓荒性的、深刻影响后世和整个人类的重大思想或实践建树。

上述的他们确实开了风气之先，确实开始睁眼看世界，“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但因为整个民族现代化的严重滞后，这些大师们也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

他们尽管是先知先觉者，但他们也难以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总体上说，他们受到所处国家整体文化落后的影响，他们比其他当时现代化程度较高和起步较早国家的思想家们，要幼稚很多。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即便我们的大师们，回过头来看也多是一些思想的侏儒。比如鲁迅就提出过，汉字不死，中华不兴。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师呢？比如马克思，他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深远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转。比如爱因斯坦和牛顿，他们为人类认识物理和天体运动，提供了崭新的、完整的理论框架。比如弗洛伊德，他第一次深入到人类精神深处解释心理问题。

所谓的大师，就是能够创新系统理论，能够全面指导实践，能够折服君臣万民，能够深刻影响国家、民族、人类的大家。这样的人，在公知们开列的长长名单中，一个都没有。如果要让我来说，我认为只有一个半可以称为大师，一个是毛泽东，半个是孙中山。

正是这一个半大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学生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这套理论推翻了大清帝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

问题在于，孙中山早逝，没有将这个中国化的民主思想化为成功实践。他说同志仍需努力，可是身后没有这样的实践大家，结果民国政治在他身后，是一个现代政治的大笑柄。但后期的毛泽东，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是理论与实践的大师，他完整进行了中国化创新并取得成功。

这就是中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家的根本原因。人们说是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共产党，还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幸运地遇到了一位空前绝后的方法论与实战派大师。就像刘备找到了诸葛亮，不是历史选择了三足鼎立，而是孔明造成了三分天下。

毛泽东倡导并在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全面本土化。他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群众路线”、“三个世界的划分”、“继续革命理论”等系列思想。

这些崭新思想和聪明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思想上、观念上、理论上、制度上、组织上、军事上、政权上的完整、系列、系统创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系统创新；只有他才堪称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师。

日本近代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出了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师。这就是福泽谕吉。他的《劝学篇》轰动全日本，创造了当时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和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逐渐被日本皇室和民众所信奉。福泽谕吉是以一人思想之力，改造了当时的日本。

我想最后再重复一遍，民国没有出过这样的大师。综上，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晚清以来，启蒙运动虽然老师众多，但回头来看，并无真正的大师；民国以来，因为政权割据，无政府状态造成奇特景观：刺刀丛中的学术和思想自由，一些晚清以来留学西方的学者，因为文化杂交形成了当时文化的山峰与硕果，是事实。

但是，民国绝对没有公知刻意渲染的比改革开放的今天还好的所谓学术与思想的自由，更没有一批世界级的学术成果（研究中国文化的除外，因为中国文化的世界级研究成果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第一），也不是什么大师辈出，只能说是一个各种思想的大熔炉，这其中有一些杰出人物，但是没有大师。直到孙中山和毛泽东出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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