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和当代审美

——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创作谈

赵  琪

新中国成立之初，总共有近千名国民党战犯在押，其中的高级战犯主要集中于由公安部直接管辖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党中央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高度重视，深谋远虑，突破历史的局限，作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造战犯的英明决策。经过多年努力，新中国的战犯改造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人类文明史的典范。从1959年开始，中央政府以特赦的形式，陆续分批释放思想改造完成较好的国民党战犯。成功改造和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成就。应该说，战犯改造工作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和新中国这样的政权，才会有如此的胸怀、如此的胆略和如此的抱负。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还是对于人类战争史，它都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件，是一个人类战争文明的新高度。几十年过去了，有关教育改造和特赦战犯的故事已经随着历史的长河渐渐远去，但是由这个历史事件所构成的非凡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当代价值。

电视剧《特赦1959》表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对于电视剧创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从技术角度讲，也是一个比较难写的题材。当然，这一题材也具有独特的魅力——当年到底是如何完成对这一特殊政治群体的教育和改造，应该是很多观众都感兴趣的话题。作为战犯身份的戏剧人物如何解脱困境、重获新生，以及人物命运如何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等，都形成了一定的观赏期待。

尊重历史，挖掘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对编剧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它要求编剧不但要具有良好的历史修养，更要有正确的历史价值观。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绝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历史风云、表现峥嵘岁月，更重要的是表达革命历史事件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当代社会产生激励和鼓舞，设定并且达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创作目标。我们对《特赦1959》的剧本创作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准确地捕捉题材的内涵，全面地总结它的历史价值；必须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思想高度，客观真实地展现历史风貌和历史画卷，用典型化的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必须形成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信念，防止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有关人物和事件，既要把战犯放在当时环境中进行观察、解剖和表现，也要尊重具体的历史条件，理解他们的命运和遭遇。

对于编剧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升华。对于创作来说，这个认识水平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水平。阅读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在教育改造战犯的整个历史事件中，当年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我军官兵，无不具有高度的自信，他们相信战犯一定可以改造好，相信自己不但能够在战场上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在功德林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同样也可以战胜他们，并且还相信自己手握真理、手握打碎旧世界的一切必要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即便是在普通基层官兵的内心里，也坚信没有改造不好的人，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不能改变的旧世界——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吗？我反复思考，这种高度的自信、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它当然首先来自信仰，来自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由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经历，同时也来自作为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政治理想——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些政治理想又形成了一种有关奋斗与献身的文化，这种文化里包含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包含了宽怀大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高度契合。

找到了这样一个历史高度和思想高度，就找到了打开这一题材的正确方式。比如剧情开端，新中国从战争的废墟上开始了自己的建设和发展。从宏观意义上说，数以千计的国民党战犯也是这个废墟的一部分。出于这种理解，剧本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表现战犯们刚刚进入功德林时的状态。这是他们在这部剧中的初始状态，也是他们人生的最低谷。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被俘和被关押，既是他们个人的人生悲剧，也呈现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彻底失败。回顾往事，他们一派混沌，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而且失败得如此迅速。面对现实，他们心惊肉跳，纷纷揣测被集中到功德林的原因，甚至认为审判即将到来，而审判的结果，将会是作为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最后被消灭，这让他们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剧本描述了杜聿明进入功德林的一个细节：身残体败，精神萎靡，被战士们放在柳条筐里称量体重的杜聿明，已经是行尸走肉——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它意味着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新中国开始了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开始对这片战争废墟的重新建设。这将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使命，它的过程将会非常漫长，将会遭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功德林官兵始终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信念来激励自己，把这项工作当成是战争的延续——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争已经全面结束，但是思想战线的战争还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改造战犯就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战争，他们把战犯改造工作当成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当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有关“自信”的讨论，在剧中时常都在发生。比如王英光担任所长不久，就提出管教人员不必佩带武器，理由就是“我们是战犯管理所，是一个组织战犯学习改造的场所。学习改造，不需要通过枪口来实行，我们必须有这个自信。”政委贺春年曾经不无疑惑地询问王英光：“我们为什么要对战犯这么好？”王英光的简单解释就是：“因为我们自信”，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愿意，就没有改造不好的战犯。因为我们还认为，把战犯改造好了之后，能够在各方面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在自信的基础上形成的战犯政策就是“既不是肉体消灭，也不是简单释放。而是在给予他们基本尊严的前提下，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让他们脱胎换骨，让他们彻底改变世界观，让他们能够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相应而来的战犯工作，也不是“如何关押、如何审判、如何处置战犯，而是如何通过学习改造，让战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重新回到人民的阵营，成为新社会、新时代的一分子，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让他们融入时代，将来也能够为人民服务，也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尊重戏剧规律，追求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品位

历史主题与戏剧形式的协调平衡，是通常在进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时都会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如何将题材进行充分的戏剧化、如何赋予革命历史事件以文艺的生命力，一直以来都是编剧面对的难题。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需要生动地表现革命历史、旗帜鲜明地张扬意识形态主题，但是这个使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艺术基础之上。艺术质量越高，达成的使命就越完美。一个没有艺术质量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但没有任何生命力，甚至还可能会对革命历史主题造成伤害或者造成消极影响，最终远离创作者的初衷。我曾经参与过多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在这方面我的体会是，首先，尊重历史并非是做历史的搬运工，而是要根据戏剧化和其它方面的要求，对历史资料进行筛选，审时度势，精心布局，有的放矢。既要高度尊重历史，又要用戏剧手法来编织剧情与故事，不能在细节表达方面过于谨慎和拘泥。其次，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构成、剧情节奏和故事冲突，都必须符合戏剧化的要求。要以文艺方式而不是以口号方式来表达意识形态主题，戏剧冲突必须达到足够的强度，故事必须饱满，人物必须鲜活，感情要真挚动人。既要注意形成剧情的纵深，也要兼顾平面意义上信息的丰富性。对人性的挖掘要有一定的深度，表现技巧要符合当下电视剧的表达习惯。既要防止苍白、僵硬、说教，防止高大上、简单化和脸谱化，同时也必须防止过分滥情。

男一号王英光的形象设计，就包含了这些复杂的考量。作为功德林的所长，特殊的使命对这个人物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正如剧中人物所说的：

【“在战犯们面前，你是胜利者的化身，是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化身，又是管教秩序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还是审判官、裁判官和教官，甚至还是护士和保姆。你带来了胜利者所秉持的价值观，也代表了新的执政集团的政治高度、人性高度，还有文明道德水平和人道主义水平。”】

——这是对人物的功能设定、形象设定和气质设定。但是作为戏剧人物，他还必须具有生动的个体属性。剧本从“战争创伤”方面着手，给他设计了身体的和感情的两条命运线，他在其中挣扎、煎熬、发生错误、受到批评、取得进步。伟大使命和个人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戏剧境界。为了让王英光的形象更丰富和更立体，剧本还有意设计了王英光柔软的一面。比如他在见到陈瑞章夫人后同梁冬芳和胡大树的交流、对话，就很生动地表现出了这方面的气质。

《特赦1959》题材特殊，戏剧调度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在题材的戏剧化方面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在这方面，剧本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一是在戏剧冲突的设计和构筑方面，选取重要时期和重要阶段，重点展开，重点表现。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就是剧本选取的一个表现重点。起初，战犯们一面倒地认为，中国军队必败于美军、必败于朝鲜，在中国军队失败之后，美军将进入东北，蒋介石集团将会在美军的接应下重返大陆，并且和美军一道打败共产党。然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却完全出乎战犯们的预料，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竟然在朝鲜战场取得了节节胜利，这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彻底断绝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幻想。他们终于明白，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已经是铁打的江山，不可能被任何力量所摧毁。在事实面前，他们只能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他们终于认识到，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军队，具备了战无不胜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伟大，甚至可以超越武器装备的落后，超越双方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思想认识发展到这一步，他们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随之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期待志愿军的胜利，并且力图为这个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剧本对故事重新进行了梳理、组织和编织，并且大胆地虚构了故事发生的客观空间，从而形成了步步紧逼、环环相扣的戏剧故事，使整个事件的进程更加清晰、更有条理、更富激情，一步一步地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二是在人物和人物关系设置方面灵活处理，虚实相间。由于题材的需要，《特赦1959》的故事视角必须从我方管理人员角度出发，以主要笔墨重点表现我方官兵对战犯的教育改造过程，在此前提下表现战犯的思想、生活、情感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人物关系线条。从技术角度说，这一人物关系的建立相对会比较困难，必须更多地调动戏剧元素和创作技巧，营造并形成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沟通交流。为了剧情调度的方便，剧本虚构了少数具有典型意义的战犯人物，让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交织在一起，共同推进剧情的发展。

三是注意尊重被改造对象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历史形象和历史定位，不在人格上进行贬低，也不在形象上进行丑化和脸谱化。不但真实地表现他们在学习改造过程中的基本状态，同时也注意精心编织和选择相关的细节，做到鲜活准确，有血有肉。一方面将剧中人物的情感故事作为人物命运的副线来处理，同时也注意不过多地表现爱情元素，防止严肃的历史主题在有限的篇幅中失之于肤浅、被男欢女爱所干扰。

四是在结构上虽然采用时间顺序叙事，但为丰富故事、防止单调、表现人物与历史时空的交错，灵活地运用了回忆、闪回、意识流等技术手法。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这部电视剧的主体故事，剧本需要以很大的戏份比例来反映思想改造过程中的思考、辩解、感悟、说理等较为抽象的内容，因此这部电视剧的台词量非常大，很容易偏于理性、枯燥无趣，影响观赏效果。从剧本创作一开始，我们就对台词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首先要有哲理、有思考，辩论要有高度、有深度，要强烈、能够击中要害、击中心灵。要在台词展开中设定心理打击层次，一层层进入，一步步攻陷，最终造成对方心理防线的失守。其次是必须符合人物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符合人物的气质，主要人物的台词必须形成个人风格。另外就是必须简洁精练、简明扼要，尽量控制长篇大论。还要注意情节化，让台词融于情节之中，成为剧情的有机部分。从电视剧的播出效果来看，整部电视剧的台词基本达到了当初的设计目标，其中王英光和黄维、和叶立三等人的辩论段落，不但产生强烈的戏剧对抗效果，也给演员提供了具象的心理活动和感情活动的表演空间，同时也表现出了人物的特质，有力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男一号的形象也因此显出了耀眼的光彩。这些台词为观众所津津乐道，在网络上被广泛张贴。

尊重市场，心里始终装着观众

在《特赦1959》的创作过程中，“必须高度尊重市场”一直都是我们对作品创作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之一。主创人员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从最大的程度上，努力地对接当前观众的观赏期待和审美习惯，在人物设计、剧情编织、结构、节奏、表演、音乐、后期制作等方方面面，心里始终装着观众，尽量使作品形成喜闻乐见的艺术特质。电视剧播出后，获得了不俗的观众评价和收视数据。观众反应之热烈，甚至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待。这说明在同市场的对接方面，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在有关政策的引导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数量巨大。客观地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对主创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很容易忽略市场，闭门造车，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拒人于千里之外，高高在上，最终令作品脱离观众，寡淡无味。许多作品都存在观赏性较差、说教生硬、制作粗糙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走向了“神剧”方向，使得这些作品与当代气质和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产生了一种疏远和隔离，未能很好地实现和完成题材的创作初衷。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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