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清华六年”

江锡铨

在闻一多48年的生命历程中，约有40％的时间生活在北京(北平)，前后达19年，相当于他在另外两个居住时间较长的地区，故乡湖北浠水(10年)和云南昆明(10年)之和。这19年中从1932年至1937年的“清华六年”，则是成就闻一多学者身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

清华六年，作为“新月派”诗人和英美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闻一多的北京(北平)19年，与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

1912年冬至1922年夏，他在清华学校学习十年，之后放洋赴美留学。1925年归国后，曾与徐志摩、朱湘等友人一起热心倡导新诗格律化运动，在南京、武汉、青岛等多地高校任教。1932年8月，闻一多接受了母校国立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阔别十年的清华，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自此直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前后6年闻一多一直在清华园内笔耕与舌耕，生活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

心情愉悦进清华

闻一多的“北平六年”其实也就是他的“清华六年”，而这六年又正值清华大学的一段“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逐渐改办为普通大学，1928年正式更名“国立清华大学”。

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清华大学经历了多轮校长风波。直至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校长。梅贻琦就任后，专心办学，清华大学渐入稳健、快速发展的轨道，由一所新办大学，很快成为国内外知名学府。他的那段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出自他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出身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回到清华学校任教，与闻一多有师生之谊。他到任8个月后即向闻一多发出中国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闻未就)之聘，可见他对闻一多的知遇之情。

而闻一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清华大学，无疑是会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心情愉悦的。

“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

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由于有大笔的庚款支持，财力雄厚，办学经费一直十分充裕。

在清华改办大学之初的1925年，其生均经费为北京大学的4倍。梅贻琦撑校后，利用充裕的办学经费，增建校园建筑，规定每年图书仪器的购置经费，应不少于清华总预算的20％，还大幅提高教授的待遇。闻一多的月薪为340元，1936年度提高到380元——这是相当高的待遇，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

1934年10月，闻一多举家迁入清华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新南院72号。据闻黎明、侯菊坤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介绍，这是“新南院三套最大的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14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一应俱全”。他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他“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

闻一多“北平六年”孜孜矻矻的“乐业”，与这样丰厚的收入，这样高起点、高水平的“安居”，显然是分不开的。

学术研究如鱼得水

与闻一多“北平六年”学术成就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闻一多到来前后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的变化。

1928—1930年间，在杨振声担任系主任时期，曾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作为办系的宗旨。这一时期，在系方倡导下，学生中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1932年秋，朱自清自伦敦大学访学归来，正式领导系务；闻一多、王力等人也于此时来到清华，中国文学与语言方面教师更加充实齐备。

1932年底，中文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于1933年度起施行。这个方案虽然保留了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和外文课程，但已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设了《国学要籍》一类课程，还将全部课程大致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1936年度起又正式分二组)，以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

这一办学宗旨的变化，对于五六年来一直倾心于中国文学史的“述作”，期望“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的闻一多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

由此观之，闻一多的“北平六年”或曰“清华六年”，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闻一多到校后，立即“进入角色”，第一学期就开出“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先秦汉魏六朝诗”和“大一国文”三门课程，以后每学期都有相关专业课程开出，并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

他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涉及古代神话、《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他的传世的学术成果，大多与此时的教学内容直接相关。

“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闻一多“清华六年”遭逢的种种天时、地利、人和——清华大学“黄金时期”自由、民主、开放、尊师(特别是教授)重教的校风；中国文学系办学宗旨调整后推重古典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的学术氛围；丰富的文化典籍资源；优渥的生活待遇；相对宽松的教学研究工作环境:彼时的清华大学实施的是严格意义的精英教育，教师多特别是高职级、高水平的教师多而学生少。

有资料显示，清华大学教师人数最多的1936年度，有教师210余人，其中教授90人，绝大多数曾留学美国。而本年度在校学生为1200余人，师生比为1:5.6——与如今高校动辄一比数十的师生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使得闻一多能够潜心于学术工作，且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欣然与自信。

他的学生，近代文学史家季镇淮说过，“人们曾说有两个真正懂得文学而又有兴趣准备写文学史的人，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是闻一多先生。鲁迅先生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只开了头，没写成；闻先生写文学史，也开了头，没有写成:都是非常可惜的，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损失。”这里所说的“闻先生写文学史，也开了头”，大约就是他“清华六年”学术工作的主要成就吧。

清华六年，作为“新月派”诗人和英美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接纳。如同他多年的同事，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所说，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1937年7月19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告别也是永别古都南下，行时仓促，家中细软包括妻子的陪嫁首饰全扔在清华园，仅带了两部书:《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

他是以治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学者的身份，走完他的“清华六年”的行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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