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成员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经历过三次重大集结。每一次重大集结，都处于新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是科技实力的一次检阅，是在科技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飞跃，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新生共和国的起步、巩固、成长，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稳定、发展，对于科技力量的孕育、储备、释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每一次集结，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巨大心血和超人智慧。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观世界风云，察现实国情，在顶层设计上殚精竭虑，在具体措施的落实上靠前指挥、督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推动作用，为开创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集结于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然而，新生的共和国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百废待兴，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经济恢复的压力巨大，这对刚刚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刚刚就任新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多年统治造成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严重局势，毅然决然地挑起了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重担。身处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周恩来，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有更为直观的认识。1950年9月，他指出：在经济建设方面需要更多更深的技术，而我国的科学文化又这样落后，因此，训练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国家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1953年9月，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很低，过去中国人民靠很高的政治觉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今天搞建设了，光是靠很高的政治觉悟就不够了，还必须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发展生产。

人才是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家是国家的栋梁，周恩来对此早有认识。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就与科学界的知名学者有广泛联系和交往。他曾邀请科学家代表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并为著名林学家梁希祝寿，向他表示：“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1952年10月24日，他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研机构仅40多个，研究人员仅600多人。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他清醒地指出，我国“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农业、林业、工业、医疗卫生、国防工业等诸多方面都“感到人才不够”。在主持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后来对欧洲国家访问的现实感受中，周恩来对改变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的要求更加紧迫，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予以推动和保障。

加强舆论引导，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为科学家的勇敢集结营造良好氛围。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周恩来所负责的内政外交工作千头万绪。他在日理万机中没有丝毫疏忽对科技工作的重视，每逢科技界的重要活动，他都亲自到场，与科学家交流，发表指导性意见。1949年7月13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上，他围绕“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三个方面提出要求，并强调“科学家是社会财富”。在很多重要场合，周恩来都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科学家作了客观评价。他说：“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人类的。”“有良心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建设中国的志愿，不少人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探索道路，寻求真理。”充分肯定“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

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为科学家的成功集结搭建合适平台。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集中最优秀的科学人才，用最大的力量来组建和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科研队伍的火车头。周恩来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政务院设科学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科学院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要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总方针。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组建初期的中国科学院辖14个研究所、1个天文台、1个工业实验馆。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推动下，包括地质、机械、冶金等系统在内的政府相关部门都相继建立了各种专业的研究机构；各省市区及许多国有大型厂矿也建立起研究试验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到1954年底，中国科学院建立了66个研究机构，集中研究人员达5100多人；国务院相关部门有研究机构105个，研究人员10307人；各省市区有研究机构239个，研究人员4191人，初步在全国建立起科学研究体系。

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时，受到了工人们的热情欢迎

未雨绸缪，想方设法排除阻力，积极争取在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为科学家的广泛集结开辟畅通渠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开始关注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1949年夏，由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在美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1948年，他赴欧洲从事地质考察和学术研究活动并出席在英国举行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议，后留居国外。1949年9月、10月间，他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盼望早日回国效力。为确保他安全回国，周恩来及时给我国驻外机构发去电报，指示“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1950年5月，李四光终于回到北京。李四光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到北京饭店看望他。随后，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李四光愉快地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9月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1954年4月到6月，周恩来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号召在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事业。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有钱学森、华罗庚、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等著名科学家。

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集结，无数科学家以饱满的爱国之情，以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听从新中国的召唤，从旧社会走来，从海外归来，站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之上，艰苦奋斗，向一穷二白宣战，为实现科教兴国之梦迈出了稳健而充满希望的第一步。

集结于“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

1956年1月，“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规模空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从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对我国知识分子工作的状况、任务及要求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全面的部署。

与此同时，他审时度势，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形势作出准确研判的基础上，从“科学是关系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一重要理念出发，向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包括科学家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旨在“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强调，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高潮，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步伐都明显加快，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必须急起直追”。广大的知识分子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而他们的作用亟待得到充分发挥。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正当其时，并且有着可靠的基础和深远的影响。

“向现代科学进军”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关联度很大的复杂的系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实施。

2月22日，周恩来审阅并批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小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但重点应放在美国。”中共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写了批示。

为扎实推进“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提出首先必须抓紧制定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他认为“有了长远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调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要求他“马上抓科学技术规划”。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直接组织下，经过来自23个单位787名科学家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56年12月编成我国《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共确定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又挑选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个重点项目，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障。

周恩来为规划的成功制定，投入了大量精力，付出了极大心血。他受中共中央委托，全面领导规划制定工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方针和要求，指出：“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方针和要求。3月12日，他听取规划工作汇报。14日，同意成立规划委员会。4月，国务院召开制定12年科学规划会议。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10个规划小组多次向周恩来汇报进展情况以及所遇到的问题。他立足国家当时需要，放眼未来发展，及时妥善地处理科学规划的方针、原则问题。

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鼓励他们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12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7月24日，周恩来又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议编制规划的有关问题，部署下一步的工作。11月15日，就陈毅等《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我意可以原则批准，以便按照他们提出的程序进行讨论和审议，最后再提中央批准。”

在周恩来的统筹部署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许多高新技术如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无线电电子科学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在传统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取得喜人的成就。一系列新兴工业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建立起来。

对于这一时期我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薄一波在《关于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过这样的评价：“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制定的这个长远规划是宏伟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它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总理的直接部署、关怀、主持和聂荣臻同志的具体组织下，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累累。”

这是一次蓄势待发的集结，广大科学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信心倍增，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群策群力绘制科技发展蓝图，脚踏实地推进关键工程和重要项目，“向现代科学进军”呈现良好开端。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代表

集结于“两弹一星”研制的试爆声中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帝国主义国家倚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推行核讹诈政策，动辄便以原子弹做威胁，人类和平时刻处在核战争的威胁中。随着我国科技力量状况的逐步改善、关键技术的成功突破，加之国民经济开始走出困境，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打破核威慑、核垄断，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安全，加快“两弹一星”的研制步伐已成为可能并势在必行。

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央专委会，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从此，周恩来直接领导发展我国的高、精、尖科学技术事业，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中央专委会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机构，中央授予它强有力的领导权威，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原子能事业。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委员会是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委员会的决定由各方面坚决保证贯彻执行。”中央专委会成立后，以力争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为目标，组织各方力量最大力度地推进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的进程。

组织和指挥这样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工程，对新中国来说，既没有任何经验，又在许多方面缺乏现成的条件，这就必须实现全国的大协作。遵照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的指示，周恩来就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后，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排除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全国大协作体系，统一指挥调度20多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研究、制造原子弹的科技攻关工程，实现了多学科、多门类、众多隐姓埋名科学家的联合会战。

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推动和保障“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先后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专委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讨论解决了几百个问题。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专门机构的组建、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的配备，以及全面的思想政治建设；从规划计划的酝酿和审定、重大关键项目的攻关和协调到每次大型试验的部署、检查和指导，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所提出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成为指导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科研队伍建设的基本方针。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这场科技攻关重大战役，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作为这段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见证人，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在《深切怀念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周恩来》一文中，满怀敬仰之情写道：“‘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周总理在我国科学事业上建立的不朽功勋的光辉篇章。那些成功的经验，都闪耀着他智慧的火花。他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这是一次扬眉吐气的集结，无数科学家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了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安宁，置身恶劣环境，卧薪尝胆，甘做隐姓埋名人，誓干惊天动地事，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走进新时期，人民没有忘记那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家。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23位科学家获得殊荣，他们用一生所谱写的感天动地的“两弹一星”精神也得到了传颂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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